【#总书记这样勉励青年##】“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勉励新时代中国青年#

【拾光纪·“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书记这样勉励青年】“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勉励新时代中国青年。

我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 李强和丁薛祥非常优秀，能力强，足够靠谱，绝对放心，是非常优秀的高层干部。二十一届依然是第五代领导核心，他俩在二十一届一定是正国级职位，但一定不是领导核心。 再到二十二届，他俩岁数就太大了，根本不可能担任领导核心职务，坚持不到十年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所以说， 第六代领导核心，既不是李强和丁薛祥，也不是陈吉宁、尹力这一代人，一切1965年以前的人，在年龄到都达不到下一届领导核心的要求。 如果最快二十二届选出第六代领导核心，至少是1965年之后出生，最好是1970年之后出生，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如果二十三届选出第六代领导核心，那么就要轮到1975年之后出生的干部来担任总书记职务，那就必须1970后出生，最好1975年之后出生。 我相信丁薛祥和李强一定在二十一届能够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委，二十二届丁薛祥会继续留任一届政治局常委，但是担任第六届领导核心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再从更年轻3~7岁的干部里选拔了。

中南海密料：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了把威望盖过毛泽东，其领导班子正在计划将100元人民币的毛泽东头像升级为200元人民币的习近平头像。这样做是为了更好的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伟大领袖习近平的形象更加植入民心。此事目前由习近平担任领导组组长，李强为协调员，蔡奇为副组长。

#习近平# 跟 #张高丽# 是个人恩怨，非弄死他不行 张高丽是要当皇帝的，曾经给江几次提出来他要当总书记，后来是说曾当主席他当总书记，后来说曾不行当主席，他当总理，就是在常委会上人家就敢明讲，说为了国家为了党的未来，他觉得他应该当总书记。张高丽就这样不要脸！

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 方励之老师已经成为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代表. 他那时就提出一个主张: 年轻人加入共产党. 他的理由是: 只有加入共产党, 才能去改变它. 可见, 那时候对于是否加入共产党, 在大学生中就是有争议的. 作为方老师的追随者, 我当时是信服这个理论的. 虽然我本人没有因此而开始积极争取入党, 但也曾经在跟其他同学讨论时鼓励他们入党. 必须要说, 当时的中共, 历经胡耀邦, 赵紫阳两任总书记, 其形象还不像今天这样恶劣. 然而, 吾爱吾师, 吾更爱真理. 今天的我, 不会再鼓励任何人入党了. 道理也很简单: 入党, 也改变不了党, 结果还会被党改变. 曾经有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曾经想让这个党更加民本一些, 民主一些, 为此甚至还推动了无记名投票等党内民主改革. 但是, 当胡耀邦宽容对待学生运动的时候, 当赵紫阳反对开枪镇压学生运动的时候, 总书记自己也只有被迫下台. 请问那些以为入党就可以改造这个党的朋友: 你自认为你能爬到胡耀邦, 赵紫阳那样的高位吗? 如果都是总书记了还无法改造这个党, 你凭什么认为你入党就能改造这个党? 而被党改造的例子倒是很常见. 王沪宁八十年代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 现在成了专制政权的化妆师; 李书磊, 内心未必不知道民主和自由的重要, 现在更是成为专门打压民主和自由的中宣部的部长. 中共这部机器具有黑洞一般的吸力,你一旦被卷进去, 想出来都难.这一点,很多体制内的人,应当都感同身受. 如果你现在加入中共, 既不是为了改造这个党, 自己又要承担被这个党改造的风险, 那你的加入, 就只有单纯的一个目的: 为自己谋利益, 而不惜成为利益垄断集团的一部分, 而站到老百姓得到对立面.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既然现在选择了站在老百姓的对立面, 你未来就要准备好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 都还不一定是被老百姓清算, 而是更可能最终因为利益分赃不均, 被你加入的这个党清算.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就不用我列举了. @baodiantimes

舆论普遍留意到，西藏吉隆县一个边境口岸“国门被冲毁”的视频遭到审查。时事评论作家长平认为，更严重的是对人的审查，对逝者和幸存者生命故事的扼杀。 慈善广告中有一个“伦理困境”：同样的媒体版面，用来讲一个人的不幸遭遇，比说一万个人正在等着您的援助，更能激发人们的同情心，募集到更多的捐赠。 人类道德感知的结构决定了，我们对个体生命的共情能力，远远大于一堆数字，哪怕它实际上也很重要。 同样的道理，在新闻相对自由的国家，灾难发生之后，记者不仅仅关注领导的英明决策和救援官兵的辛苦付出，还会探访幸存者和逝者家属，让他们讲出自己的经历和哀伤，讲出逝者生前的故事，这样读者才能感同身受，缅怀逝去的生命，帮助幸存者度过难关。 这正是尼泊尔各家媒体正在做的事情。无论是主流媒体《加德满都邮报》（The Kathmandu Post），还是数字媒体 OnlineKhabar，记者们都纷纷前往医院、学校和村庄，记录了各种普通人的遭遇，其中有正吃着早餐被洪水冲走的孩子，有为了救儿子趟入水中再也没有回来的父亲，有跑遍停尸房寻找哥哥遗体的妹妹…… 据英国《卫报》报道，在尼泊尔，记者争相尽可能靠近灾区，采访幸存者和救援人员。村民逐分逐秒地讲述洪水冲毁家园时所见所感。 讲述个体生命的故事，不只是为了激发读者的同情心。应该说，它首先在于对每个生命的尊重，承认其不可替代性。逝者不是同质的单位，而是意味着一整套关系、记忆、未竟之志业一并消失。 因此，个体故事比冷冰的数字更能提醒人们珍惜生命，总结教训，追究责任。逝者的姓名、年龄、住址、死亡的具体地点和时刻，是灾难事件最基本的档案。除此之外，还应该有更多生命的印痕。 《纽约时报》在 9·11 后的 《悲痛肖像》（Portraits of Grief） 系列为两千多名遇难者各写一则短传，不仅仅罗列履历，编辑嗨要求记者抓住一个能够体现这个人的爱好、性格、习惯或生活细节的瞬间。 没有逝者名单，就没有追究责任的基础。名单模糊，责任也随之模糊。四年前发生的“东航空难”就是一个例子。 反之亦然。如果政府想要淡化生命价值，减少问责可能，甚至“丧事喜办”——借助救援让媒体为自己歌功颂德——那么它就会阻止记者和受灾者接触，让他们只成为冰冷的数字，把镜头留给领导和领导指挥的救援者。 对于这场灾难的报道，新华社没有缺位，每天都要更新好几次。它的报道就是这种审查结果的“经典教材”。以其最新消息为例，全文222个字符中，涉及灾情的只有33个，约为七分之一，全为数字：“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其余部分，都用来描述“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同样是消息体，昨天发表的一则，标题都用了51个字符：“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内容都超过1000个字符。“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次之，内容大约为800个字符。 有人会说，及时的消息报道，只见数字不见人有情可原。可以想见，在新华社正在筹备的未来将会发出的通讯体报道中，会写到人，但首先是领导如何英明决策，指挥官如何坚决执行，其次是救援官兵如何舍身忘死，最后才是藏区的灾民，如何对党感恩戴德。 再说了，即便新华社能够良心大发，念及个体生命，不允许更多记者前往藏区，进行更多元的报道，同样是罪恶的新闻管制和媒体审查。 尼泊尔实行联邦民主制度，媒体生态相对多元。今年5月，无国界记者（RSF）发布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在180个受评的国家与地区中，尼泊尔排名第87位，中国连续第二年排名第178，仅高于厄立特里亚与朝鲜。 详细报道👉

温家宝曾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相关言论在2008年至2012年间达到了高峰。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出席了其总理任期内的最后一场记者会，并以极重的分量，再次就政治改革发出警告。他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温家宝说，“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以下整理了温家宝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时间线与核心表述： 1987年10月，参与中共十三大报告起草。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参与了中共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工作。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设想。在中央办公厅主任任内，先后历经了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三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政坛少有的跨越三代领导的中办掌门人。 2007年2月，提出“民主、法治、自由、人权”是人类共同价值。在发表于新华社的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中，他提出：“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追求的文明成果和共同创造的文明财富。” 2008年9月，接受外媒专访：民主是普遍追求。在接受美国CNN主编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专访时，明确表示“社会主义并不排斥民主自由”，并强调政府权力需要受到人民与法律的监督。记者在现场展示了一张照片，温家宝于1989年天安门事件期间，陪同赵紫阳前往广场看望学生。温家宝回应：“中国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亦需要政治改革，因为我们的发展需要全面的发展，改革亦需要全方位的改革。” 2010年3月，两会记者会：全面阐述“四大改革”。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提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四个维度：保证人民依法享有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建立健全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依法打击腐败，建设廉洁政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距。 2012年3月。总理任内最后一次记者会：警惕“文革”悲剧重演。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记者会上，也是其任内最后一次两会记者会，温家宝就政改发表了最为深刻和沉重的警告：“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我的自述》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6月20日至7月5日）于家中撰写的一份长达两万六千余字的检讨书。在这份材料中，他分十二个小标题详细叙述了自己的政治历史与工作经历，深刻检查了其在历史上及文革初期所犯的“错误”。 邓小平《我的自述》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 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人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於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 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共建立105年, 党员来到了一亿多人, 也包括不少年轻人. 《爆点周刊》提出了一个问题: 这些年轻人加入共产党, 真的是为了信仰吗? 我想, 凡是有正常思维的人, 都知道中国人入党, 当然不是因为信仰. 在中国, 哪还有什么信仰可言?! 但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深入的分析, 分析大批中国人入党这个现象. 毕竟, 理解比了解还重要. 论理解共产党式的极权主义, 还是要看看哈维尔. 哈维尔在致捷克共产党总书记胡萨克的公开信中，提出了一系列对于共产党统治下的捷克社会，以及捷克人的内心世界的精闢分析。其中第一个提出的结论就是：“从所有那些外观上表现出煞有其事的事实，或从我们社会的内部来看，我们的社会远远不是一个巩固的社会。” 在这裡，他提出了一个观察极权主义社会非常重要的环节，那就是所谓“外观上表现出煞有其事”这个特点。这个特点，表现在后极权社会身上特别突出。在这样的社会中，表裡不一成了从国家到个人都习以为常的生存法则，当每个人面对镜头侃侃而谈“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他心中想的可能却是如何给个人捞取好处。当高级领导人大谈警惕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进攻的时候，他背后却积极地安排自己的小孩到国外留学。而那些对别的国家的事情慷慨陈词的人们，对于自己国家内部的不公不义却噤若寒蝉。 哈维尔是在提醒外界，观察这样的社会，千万不能从“外观上”，“表现上”和“煞有其事”上得出结论。因为这样的社会，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社会。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这样的标准检讨一下我们今天生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裡，有多少似是而非的事情？换言之，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似是而非的社会裡？由此，就可以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当然，这样的标准讨论尤其适用于今天的中国。 而中共庞大的党员人数, 以及年轻人纷纷要求入党的现象, 就是典型的“似是而非的社会“的特点. @baodian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