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中国威胁和经济困境,冲绳选出保守派知事。获得自民党和其他保守政党支持的古谢玄太击败现任知事。这对鹰派首相高市早苗来说是一场胜利,她寻求推进冲绳进一步军事化。反对美国在冲绳军事存在的和平运动变得越来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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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北地方法院裁决,徐春莺与中国官员的接触违反《反渗透法》,同时,她从正当银行以外的渠道转款2450万新台币(约合76万美元)违反了《银行法》。
此案引发媒体密切关注,部分是因为徐春莺的“陆配”身份。特别是两岸关系紧张加剧的情况下,该群体受到更大力度的审视。
近些年来,北京不断向台湾附近派出军机和军舰,作为军事演习的一部分。台湾则集中精力加强国防,并加大军购力度。
台湾政府称,徐春莺案涉及为中国大陆获取情报以及干预台湾政治。
检方此前公开徐春莺与中国民政部一名官员的通讯,显示二人讨论在台北市长选举以及此后2024年总统选举中支持哪个政党,以便让“陆配”获得立法委员席位。
台湾民众党曾短暂考虑将徐春莺作为立法委员候选人。但在其忠诚以及与中国的关联受到质疑后,徐春莺退出。
详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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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何去何从:北京会在什么时候认为“不能再等”?
---从台湾世代变化、芯片产业、中美军力和2035窗口谈起
讨论台湾问题时,人们往往喜欢寻找一个年份。
有人说2027,因为那是解放军建军百年节点;有人说2049,因为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还有人认为根本不会打,两岸会无限期维持现状。
我越来越觉得,这三种说法都把问题简单化了。
真正决定台湾问题何时进入终局的,未必是哪一年写在日历上,而是北京什么时候得出一个判断:
继续等待,已经不会让统一变得更容易。
如果这个判断始终没有出现,两岸完全可能继续拖下去。
但如果中国的军事、经济、科技条件已经成熟,而台湾社会又越来越明确地把“永久维持分治”当成最终状态,那么北京的决策逻辑就可能发生根本变化。
从今天能够看到的趋势出发,我认为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2027,而是2035年前后。
一、先说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台湾化”,却不等于越来越支持法理独立
台湾最明显的长期变化,不是哪一个政党支持率高了几个百分点,而是身份认同。
政大选举研究中心几十年的长期调查非常清楚地显示,单一“台湾人认同”长期上升,而单一“中国人认同”已经降到很低;在统独选择上,各种形式的“维持现状”长期占据主体。
这意味着未来台湾年轻人的主流政治心理,很可能既不是传统国民党的“中国统一”,也不是早期独派意义上的“赶快成立台湾共和国”。
更像是:
“我是台湾人。”
“我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
“但是没有必要为了改国号打一场战争。”
“现在这样自己选总统、自己治理自己,最好一直维持下去。”
这是台湾社会最值得北京重视的变化。
因为从台湾人的主观角度看,这叫“维持现状”。
但从北京的长期国家目标看,如果“维持现状”的真实含义逐渐变成:
2026这样,2046这样,2066还是这样,而且永远不讨论统一,
那它最终就不再是一个临时状态,而接近永久分治。
问题就出在这里。
《反分裂国家法》并没有规定“台湾必须在某年以前统一”,但它明确保留了在“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等情况下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空间。2025年《反分裂国家法》实施20周年时,北京仍把“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并强调大陆发展进步和综合国力是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
所以台湾社会越觉得“永久维持现状”是最安全的选择,北京反而越可能在更远的未来产生另一个判断:
如果再等下去,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只会越来越小。
这是两岸今天最大的结构性矛盾。
二、但是,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台湾化,不代表台湾一定越来越支持民进党
这一点经常被混淆。
2024年总统选举的年龄结构很有代表性。柯文哲在年轻人中明显占优,侯友宜在年轻层严重落后,赖清德则保持了相当稳定的基础。
这说明台湾年轻人的变化首先是:
传统蓝绿政党认同变弱,台湾身份认同却变强。
一个30岁的台湾人完全可以同时认为:
“台湾当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一部分。”
“我不想统一。”
“但我也讨厌民进党。”
所以未来真正可能消失的不是“国民党”这个组织,而是传统国民党的某些政治叙事。
如果国民党想长期活下去,它最终很可能必须进一步台湾化,变成一个主张中华民国框架、反对法理台独、重视两岸交流、但同时明确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控制的台湾中间偏右政党。
民众党或者未来其他第三势力同样可能占据这个空间。
换句话说,台湾未来未必越来越“绿”,却很可能越来越形成一个跨党派的共识:
不主动宣布独立,也不愿接受统一。
这才是北京真正要面对的东西。
三、台湾今天经济很好,但最大的长期危险不是衰退,而是“不再不可替代”
有一种说法认为台湾已经经济不行了,这与现实不符。
2025年台湾实际GDP增长超过8%,2026年在AI、半导体和服务器需求推动下,官方最新预测甚至达到11%左右。台湾2025年出口达到约6400亿美元,美国已经以31%的占比超过中国大陆及香港的26.6%,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
所以台湾现在绝不是一个正在经济崩溃的地方。
真正的问题在于另一件事:
台湾目前最重要的战略价值,很大程度建立在它拥有一些大陆和世界短期难以替代的技术与产业。
最典型的当然是先进半导体。
台湾过去几十年很多优势其实已经经历过类似过程。
LCD面板、普通电子制造、部分PCB、LED、太阳能等领域,过去台湾都有很强的领先地位。大陆产业规模扩大以后,并不是台湾突然不会做了,而是大陆也会做,而且很多领域做得更多、更便宜。
台湾于是只能继续往产业链上游跑。
从PC代工跑向晶圆代工,再跑向先进封装、AI服务器、高性能计算。
问题是,这是一场永远不能停下来的比赛。
中国目前已经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约32%,超过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四国之和。
所以长期真正值得问的问题不是:
“中芯国际今年是不是已经追平台积电?”
而是: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制造体系、远大于台湾的研发投入、完整产业链和巨大工程师规模的经济体,如果连续二十年把先进半导体国产化当成战略目标,台湾能否永远保持两三代优势?
我认为很难把答案理所当然地设定成“可以”。
如果到2035年前后,大陆在先进逻辑制程、存储、半导体设备、材料、AI芯片等主要领域都已经能够满足自己的核心需求,那么台湾对大陆最重要的一张经济牌就会明显贬值。
大陆未必需要制裁台湾。
只要自己会做了,台湾原来的稀缺价值自然就下降。
这反而比制裁更加不可逆。
四、台湾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大陆从下面追,美国从上面搬
台湾现在有一个长期容易被忽视的夹击。
大陆不断向高端制造爬升。
与此同时,美国又在主动降低先进半导体过度集中台湾的风险。
2026年美台达成的半导体与投资安排中,台湾半导体及科技企业承诺至少新增2500亿美元美国投资,以加强美国本土先进半导体、能源与AI产业能力。
这当然不会让台湾半导体产业明天消失。
台积电最重要的研发、人才和先进产能目前仍然高度集中台湾。
但长期方向很值得关注:
大陆希望降低“没有台湾芯片就无法正常发展”的风险;
美国也希望降低“台湾出事美国科技产业就瘫痪”的风险。
这意味着台湾过去最重要的“硅盾”,实际上同时受到两边侵蚀。
大陆追赶它。
美国复制它。
台湾仍然可能长期保持富裕、先进和高技术,但存在一种2035至2045年的可能:
台湾从一个全球高度不可替代的科技节点,逐渐变成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富裕,却没有过去那么不可替代的发达经济体。
如果出现这种变化,最大的影响甚至不是台湾人的收入,而是台湾在大国战略计算中的重量。
五、为什么我认为北京最容易做的,反而不是政治工作,而是继续发展经济和扩充军力
两岸和平统一最难解决的,其实一直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政治互信。
北京可以承诺:
统一以后台湾保持现有生活方式;
保护私人财产;
保持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
台湾可以享受大陆巨大市场。
2022年大陆统一白皮书确实仍然强调这些内容。
问题是台湾人真正担心的是:
“今天答应了,三十年以后怎么办?”
这是一种典型的可信承诺问题。
哪怕大陆明天把香港政治制度重新放宽,也未必能让台湾多数人马上接受统一。
因为台湾对统一的拒绝已经不只是制度恐惧,还包含非常深的政治共同体认同。
一个人完全可能认为大陆民主、富裕、自由,却仍然说:
“很好,那我们就做关系很好的两个华人社会,为什么一定要合并?”
所以政治互信可能是北京最难解决的问题。
相反,有两件事的结果非常容易验证:
经济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军事实力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芯片造出来就是造出来。
军舰下水就是下水。
导弹、无人系统、核力量、造船工业和航空工业有没有形成规模,也都是客观能力。
这就产生一个非常现实的战略逻辑:
如果北京认为未来十年自己的综合实力仍然会上升,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在今天承担战争、制裁、资本外逃和战后重建的巨大成本?
继续投入经济、科技、军工和抗制裁能力,本身就具有更高的期权价值。
最理想的军力从来不是打出去的军力,而是让别人重新计算选择的军力。
六、2035为什么比2027更值得注意
2035不是公开的台湾统一期限。
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但是2035本身确实是中国官方军事现代化的重要节点。中国公开规划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美国国防部最新中国军力报告也仍然把2027、2035和2049作为解放军三个主要现代化节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真正值得观察的是2035前后,而不是把2027当成所谓“攻台截止日期”。
到2035年可能同时出现几件事。
第一,中国在第一岛链的常规军事能力与今天相比更加成熟。
第二,中国战略核力量更加完整,美国干涉台海需要考虑的已经不是损失几十架飞机,而是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失控升级的可能。
第三,大陆先进产业对台湾关键技术的依赖进一步下降。
第四,台湾年轻世代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固化,北京对“台湾民意以后自然转向统一”的期待更低。
第五,美国、日本、台湾也在加速军事建设,因此北京同样不能假设时间永远只对自己有利。
所以2035的特殊意义不是:
“到这一年必须打。”
而是:
到这一阶段,北京可能第一次同时具备更成熟的实力,又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继续等待的政治收益在下降。
这两个条件同时出现,才是真正的风险窗口。
七、美国到底会不会为了台湾与中国开战?
这是台湾问题里最容易被情绪化讨论的问题。
支持台湾的一方经常默认美国一定会来。
另一边又经常默认美国绝不会来。
两种判断都缺乏依据。
美国对台湾没有类似美日安保条约那样的自动共同防御义务。美国长期政策本身就是战略模糊。
这意味着美国希望同时达到两个目标:
让北京相信美国可能介入,因此不敢轻易动武;
又不提前把自己锁死,真正发生战争时仍然保留选择。
台湾对美国当然重要。
它位于第一岛链中央,关系日本、菲律宾、西太平洋力量平衡和美国亚洲联盟信誉。
因此把台湾简单说成“美国只关心芯片”同样不准确。
但台湾对中美双方的重要性是不对称的。
对北京而言,台湾同时涉及:
国家统一、民族历史叙事、中共政治使命、沿海安全、西太平洋军事地理和中美战略竞争。
对华盛顿而言,它主要涉及:
地区力量平衡、亚洲联盟信誉、第一岛链、供应链、经济利益和民主价值。
中国可以认为:
“这是我的国家统一问题。”
美国不会认为:
“没有台湾美国就不是完整的国家。”
这个差异非常重要。
如果未来中国第一岛链常规军力越来越强,核二次打击能力越来越可靠,而美国又逐渐把先进芯片产能分散出去,华盛顿最终面对的问题会越来越尖锐:
台湾很重要,但重要到值得美国本土冒核战争风险吗?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美国和整个北约可以提供巨额武器、资金、情报和制裁支持,却始终避免美俄军队直接全面交战。
台湾与乌克兰当然不能机械类比,中国与俄罗斯也不是同一个国家。
但乌克兰战争至少证明了一点:
面对另一个核大国,“支持一个伙伴”与“本国军队亲自参战”是完全不同的决策。
未来中国实力越接近甚至局部超过美国,这个区别只会更加重要。
八、日本也是同样的问题,而且风险比美国更加直接
日本近年来明显把台湾海峡稳定与自身安全联系起来。
日本2025年防卫白皮书继续把中国军事活动称为日本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之一,同时反复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从地图看,日本有充分理由担心台湾被大陆控制以后西南诸岛安全环境恶化。
但另一面同样存在。
如果日本真正参加台海战争,就意味着日本与中国发生热战。
这不是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能够概括的事情。
战争意味着冲绳、九州军事基地可能进入攻击范围,中日经济关系断裂,而且还要面对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武大国和世界级工业国。
所以日本同样面临一个悖论:
为了避免未来安全环境恶化,要不要今天承担一场可能直接破坏自身安全的战争?
我认为日本会长期坚持“台海和平关系日本安全”。
但未来日本政府是否愿意把这句话自动兑换成军事参战,则会越来越取决于当时的中美军事力量和日本社会自己的风险判断。
九、经济压力真正可怕的,不只是金融,而是现代工业的“不可替代时间”
过去谈长臂管辖,人们通常想到美国。
美元、银行、保险、金融结算使美国拥有非常强大的域外制裁能力。
但中国拥有另一种性质不同的力量:
实体制造和供应链。
中国目前占全球制造业约32%,在大量工业中间品、电子零部件、关键材料和加工环节拥有巨大的规模优势。
对于台湾这种高度发达、供应链极其复杂的岛屿经济体,危险之处不是“少买一些中国手机”。
手机可以晚一年换。
真正困难的是工业系统中某一个价值很低,却必须每天供应的零件、材料或中间品突然消失。
现代工业的特点是:
一个几美元的零件可能卡住几万美元的设备。
找到第二家供应商,也不代表第二天就能使用。
可能还需要验证、认证、重新设计生产流程。
所以中国制造业形成的经济影响力不能简单按进口金额计算。
当然,这种工具一旦频繁使用,也会产生强烈反作用,刺激台湾、美日欧不计成本建设替代供应链。
这也是为什么从北京自己的长期利益看,最理想的状态并不是不断制裁,而是:
中国的市场和产业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别人主动认为脱离中国的成本太高。
威慑的最高状态仍然是不用。
十、台湾相对大陆越来越小,也会改变统一后的政治经济计算
九十年代,两岸经济体量差距远没有今天这么大。
今天台湾已经是一个不到大陆5%经济规模的经济体,而且随着大陆继续增长,这个比例未来还可能下降。
这会产生两个方向相反的结果。
一方面,北京越来越没有必要为了台湾的财富破坏台湾经济。
未来大陆如果比台湾大几十倍,那么即使给予台湾非常优厚的财政、税收、市场和社会制度安排,对全国来说也只是很小的成本。
从这个角度看,台湾人担心“统一以后大陆会把台湾的钱拿走”,反而越来越缺乏经济逻辑。
但另一方面,台湾经济占全国越小,也意味着一旦台湾某些政治制度与北京认定的国家安全和中央权威发生冲突,北京为了保护台湾经济而克制自己的动力也会降低。
所以未来统一承诺中:
财产权、企业制度、福利和商业规则可能相对容易保障;
真正最困难的仍然是政治权利。
问题最终还是那几个:
台湾还能不能选出一个北京不喜欢的领导人?
媒体能否主张台湾重新独立?
台湾地方政治与中央国家安全发生冲突时,谁拥有最终裁决权?
这不是钱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政治互信可能永远比经济利益难解决。
十一、所以我为什么把真正的窗口放在2035前后
把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很特殊的交叉。
台湾社会长期来看,统一意愿没有明显上升的理由。
大陆的经济、工业、军力和科技能力却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美国和日本当然也会加强准备,但中国具有本土地理、全球最大制造业体系和军力集中于西太平洋的优势。
于是北京未来真正需要判断的是:
我的实力增长速度,是不是仍然快于台湾及其外部支持体系的增强速度?
如果答案一直是“是”,那么北京越没有理由提前行动。
因为2026能做的事情,2030可能成本更低。
2030能做的事情,2035可能根本不用做就能形成威慑。
但到了某一个阶段,情况可能反转。
台湾身份继续固化。
美日军事体系继续强化。
台湾供应链继续向美国和东南亚转移。
大陆人口和经济增长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于是北京可能开始问:
再等十年,到底会更容易,还是更难?
我认为这个问题真正进入决策层核心议程的时间,很可能就在2030年代。
所以我的基准判断不是:
“2035年中国会攻打台湾。”
而是:
2035前后很可能成为北京重新评估“时间到底还站不站在统一一边”的关键节点。
如果北京仍然认为时间有利,完全可能继续等。
如果北京认为军事实力已经足够,而台湾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正在永久消失,继续等待反而降低统一概率,那么整个台海战略逻辑就会发生改变。
十二、最理想的结果,反而可能是不打
中国真正追求的最优结果显然不是:
花费巨大军费建设几十年,然后把这些军力全部投入一场破坏两岸经济、摧毁台湾基础设施、触发全球制裁甚至中美战争的大战。
如果实力增长最终能够让三个地方同时改变计算:
华盛顿认为直接与中国战争的成本超过台湾的战略价值;
东京认为台海虽然重要,但没有重要到值得日本本土进入中日战争;
台湾社会认为永久拒绝政治谈判已经不是一个没有成本的选择;
那么北京就可能获得远高于今天的谈判地位。
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正含义。
它并不是台湾人突然热爱统一。
甚至可能大多数台湾人在感情上仍然最喜欢维持现状。
只是到了那时,他们面对的现实选择已经从:
“统一还是永远维持现状?”
变成:
“在现有力量格局下,怎样安排两岸关系能够最大程度保留台湾现有生活方式?”
一旦问题发生这种变化,台湾政治就已经进入了完全不同的时代。
结语:台湾问题真正的倒计时,不在日历上
我不认为北京已经存在一个公开或可以证明的“2035统一时间表”。
我也不认为战争是必然。
台湾经济目前仍然非常强,台湾也正在强化防御、降低对大陆贸易依赖并重新组织供应链;美国、日本同样不会坐着等待中国实力增长。2027年台湾国防预算预计首次突破1万亿新台币,本身就说明力量变化一定会产生反作用。
所以任何简单的线性外推都可能失败。
但如果一定要回答“台湾问题什么时候最值得担心”,我不会选择2027,也不会机械地选择2049。
我会看2035前后。
不是因为2035有什么神秘期限。
而是因为到那个阶段,有可能同时出现:
中国军事现代化进入新的成熟阶段;
先进产业对台湾依赖明显下降;
战略核威慑进一步增强;
台湾年轻世代的身份认同更加固化;
美国和日本是否愿意为台湾承担战争风险变得更加现实;
北京也第一次需要认真判断,继续等待究竟是在积累实力,还是在永久失去和平统一的政治基础。
台湾问题最后真正的临界点,很可能不是台湾哪一天宣布独立。
而是北京哪一天得出一个判断:
“继续等下去,已经不会更好了。”
在那以前,时间是战略资源。
在那以后,时间本身就可能变成压力。
所以,与其天天猜“哪一年开战”,不如关注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
未来十年,中国的实力增长,台湾的身份变化,以及美国、日本承担战争风险的意愿,究竟哪一条曲线变化得更快?
这三条曲线最终交叉的位置,才可能是真正决定台湾何去何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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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东部哈勒市(Halle)的一处湖滨游泳场近日推行新规定,要求游客具备一定的德语沟通能力。海德湖游泳场(Heidebad)经理诺贝尔(Mathias Nobel)在接受德新社采访时说,此举是为了泳客自身的安全考虑。
“他们必须能明白我们游泳场的规则。如果我们在入口处发现泳客的德语能力不足,就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诺贝尔表示,新规定在几天前刚刚开始推行,目前“已经有零星个别的顾客被拒绝入内”。
这名经理说,几天前游泳场内发生的一件事,促使他制订了新规。据他说,当时一名幼童进入了危险的深水区域,他亲自前去将该幼童救出。
“尤其是儿童必须了解在水中的安全规范,并且必须在同样了解安全规范的成年人之监护下。此外,救生员在必要时必须能和泳客沟通。如果一组泳客中,连一个具备足够德语水平的人都没有,就会引起游泳场管理方面的忧虑。”
这一新规遭到了一些批评,认为有种族歧视嫌疑。德国《日报》在报道该事件时副标题使用的是“德国东部的种族歧视”。
哈勒市所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是德国右翼民粹政党支持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最新民调显示,德国选择党(AfD)的支持度已经突破了40%。分析人士担心,在今年9月的州议会大选中,该党甚至可能斩获过半议席,从而单独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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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经济越糟,右翼支持率越高?
随着德国东部一场关键州选举的临近,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在民调中处于领先地位。AfD候选人西格蒙德以恢复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为核心竞选主张,并支持收紧移民政策。 9月6日的州选举,其影响可能远远超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甚至可能重塑德国的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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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开心马斯克决定不组自己的新政党,而是全力支持共和党。虽然共和党不是完美的,但是,在现时的政治体制下,任何一个第三党,是无法占领参众两院大多数和白宫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基层组织和干部结构是二百多年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如果你参与过民主党和共和党选区干部每个月开会,你就明白,无论投多少钱,马斯克无法在50个州发展选区干部,在美国选区发展新党员。
包括《纽约时报》、路透社和《福布斯》在内的多家主流媒体于2026年7月下旬报道称,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授权其“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America PAC)投入1亿至1.2亿美元,用于在至少八个州开展针对2026年中期选举的共和党选民动员工作。
• 这笔资金主要用于参议院和众议院关键选战中的选民动员活动(如上门拜票和广告宣传),而非直接向个别候选人提供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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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主张台独的政党喜乐岛联盟近日在其官网发布一封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公开信,表示愿意在特定条件下调整台独立场,考虑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前提是“台人治台、高度自治”必须获得明确且具约束力的承诺与支持。
喜乐岛联盟政党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议长罗仁贵与民视公司董事长郭倍宏等人在2019年7月创立。该政党主张台湾独立,提出“独立公投,正名入联”目标,且希望透过公民投票的方式,让台湾成为国际社会上的正常化民主国家。
这封公开信由喜乐岛联盟主席萧晓玲署名,以中英文版本同步刊出。
公开信中指出,“中国对台澎主权的主张,主要来自开罗会议与波茨坦公告,盟军当时承诺战后将台湾澎湖归还中国。日本降伏文书中,日方同意履行该内容。这确实构成中国的历史依据”。
但公开信也强调,“最终确立台澎主权的《旧金山和约》并未将主权让渡给中国,两个中国政府也均未签字。其后的《中日(台北)和约》及《美中三公报》,同样未明确让渡台澎主权,美方仅认知中国(北京)对台澎的领土主张。因此,台澎主权至今仍是真空状态——中国从未完整取得”。
公开信要求,在考虑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之前,中共须“修正现行政策,直接向美国摊牌并声讨台澎主权归属”;“停止与中华民国政府及其体制内主要政党的一切对话,转而直接与台湾人民对话”;“由于贵党(中共)过去多次背信弃义,我们要求对台事务不再由贵党主导,而是委由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与吾等台湾人民进行商谈”。
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对此表示,“喜乐岛要利用中共排除台湾的民选政府,由毫无选票的他们成为台湾代表之一,与对方讨论台湾如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蔑视民主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由于被质疑台独立场发生转变,喜乐岛联盟在公开信下方更新强调,公开信“旨在嘲讽中共、细数其过河拆桥之黑历史,并同时暗示要美国负起主要占领国之责任与义务,终结中华民国代管体制”。该党表示,“不欢迎任何不明事理或刻意扭曲喜乐岛联盟立场之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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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同意独裁政党下台后被剥夺选举权吗?孟加拉就发生了这种事情。就孟加拉目前的情况来看,还说不清这样做会造成什么后果,毕竟其前执政党在2008年选举中曾经拿下48%的选票。
更多有关孟加拉2024年七月革命以来的民主转型进展情况,请下载《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二期:
孟加拉人民联盟在2008年孟加拉议会选举中曾获得48%的选票。这场选举被广泛视为是民主危机爆发前最后一次有民意基础的全国性投票,直至危机最终在(2024年)7月群众起义中达到高潮。该党在随后的(2009-2024 年)执政时期及期间备受争议的角色,显著侵蚀了其公众支持度。2025年9月进行的全国性民意调查显示,人民联盟的支持率大约为19%。这一数字较反抗运动后最低点有所回升,但仍远低于其选举高峰时期的水平。
因此,该党被排除在2026年选举进程之外,这并不代表占主导地位的多数派发生更替,而是在制度层面上,缺失了一个历史上有过重要地位、但其选民基础已然萎缩的群体。在被排除之后,人民联盟领导层以“没有船,就不投票”(No boat, no vote)为口号呼吁抵制选举——“船”正是该党的选举象征。这一决定很可能影响了其支持者群体的政治参与方式。如果该党没有发布正式的抵制指令,或者是采取一种更为模糊的立场,那么其支持者可能会有更大比例参加公投。根据这种反事实(counterfactual)假设的投票分布,即使一揽子改革方案最终仍然获胜,“ 赞成 ” 与 “ 反对 ” 之间的差距也可能明显缩小。这样一来,反对者就会说宪法授权的同意基础相对薄弱。这一授权在程序上可能仍然会通过,但不会赢得这么干脆。
与此同时,民族党(Jatiyo Party,JaPa)——人民联盟执政时期的长期政治盟友——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不到1%的选票,且未能赢得任何席位。民族党曾积极反对这次公投。因此,该党未能把反对改革的动员转化为议会代表席位,这可能既反映出选民对人民联盟不满,也表明选民否定民族党所提出的反公投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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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ARD《德国趋势》最新民调里,德国选择党支持率升至创纪录的28%;基民盟/基社盟跌至21%,创2021年末以来最低,两党差距进一步拉大。愿意接受其他政党以某种方式同选择党合作的选民也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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