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郭文貴先生直播爆料 (2022.02.11) 【中共滲透美國，單偉建與PAG陰謀】 🔶單偉建作為王岐山馬仔、康典同夥，在西方持續滲透，對文貴攻擊越狠、假文件越多，未來倒楣越大。 2015-2017年，中共動用Steve Wynn、Elliott Broidy（30億計畫）、孫力軍、孟建柱等勢力，聯合川普身邊人，試圖虛假指控陷害文貴。川普差點簽字，白宮律師緊急封鎖。中共也聯絡歐洲、中東國家，承諾交易換取遣返郭文貴。中共完全不尊重遊戲規則，正在全球嘗試改變現有法律與國際規則。 #單偉建# #王岐山馬仔# #特朗普陷害# #MilesGuo# #ElliottBroidy# #中共滲透# #改變國際規則# #假文件#

外交部發言人毛寧8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聯大第2758號決議鄭重確認了一個中國原則，該決議明確規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從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徹底解決了包括台灣在內全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明確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只有一個，不存在“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 毛寧說，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今後也絕無可能。賴清德當局肆意歪曲聯大第2758號決議，再次暴露其“台獨”分裂本質，其謬論改變不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歷史和法理事實，撼動不了國際社會堅持一個中國的穩固格局。

華邦電 (Winbond) 白髮愛股 以 11.2 億美元（約 354 億台幣）全現金，取得英飛凌重組後的 NOR Flash 與 F-RAM 事業 100% 股權，目標 2027 年下半年交割，須通過主管機關核准。同日另決議發行國內可轉債，上限合計 180 億台幣，用於產能與製程，與這筆買價分開。 依 Omdia，2025 年全球 NOR 市場約 34 億美元。華邦市占 23% 第一，兆易創新與旺宏各約 17%，英飛凌 11% 第四。紙上加總約 34%。英飛凌該 11% 對應的 NOR 年營收粗估約 3.7 億美元；標的還含 F-RAM，不能只用 NOR 市占反推整包營收。 產品與客戶重疊低。華邦既有 NOR 偏 PC、筆電、消費；英飛凌這塊偏歐美車用、工業與基礎建設，認證週期長、轉換成本高。F-RAM 是高耐久、即時寫入、低功耗記憶體，用在汽車、工廠、醫療的資料紀錄，與華邦現有 code storage NOR 不是同一條產品線。 收購後標的維持獨立營運，總部留加州聖荷西，並恢復 Spansion 品牌。華邦取得美國面向的品牌與十多國人才，不把該單位整包併進台灣組織。英飛凌則留下 SRAM、HYPERRAM、nvSRAM 與輻射硬化 SONOS，等於賣掉非核心的 NOR／F-RAM，不是退出記憶體。 對價約當華邦近期資產的 45%、權益的 70%。公司目前 TTM 營收約 46–47 億美元，主要受這波高密度 NOR 漲價支撐，才有條件開出這種規模的現金交易。這筆併購不增加 HBM 或先進 DRAM 產能。 需要分開看的有三件。第一，34% 是 2025 年市占相加，實際併表要到交割之後，期間仍有價格、續約與反壟斷變數，多出來的 11 個百分點會不會整包留下，現在無法驗證。第二，交易買到的是已通過車規／工規的客戶關係與美國品牌位置，不是新增 12 吋投片。第三，180 億可轉債顯示自身產能與製程仍要另籌，擴產與併購是兩條資本支出。 尚未發生、因此還不能當成結論的是：監管是否放行、Spansion 獨立單位交割後如何運作，以及歐美車廠認的是舊料號還是新東家。在那之前，這筆交易改變的是華邦在 code storage 與高可靠度終端的結構，不是它在 DRAM／HBM 供給裡的位置。

规则能改，红牌能撤，比分它改不了！ 这届美加墨世界杯直接创下历史最尴尬纪录——三支东道主集体16强滚粗，场面那叫一个“主场氛围拉满，客场结果也拉满”。 墨西哥2比3惜败英格兰，加拿大0比3被摩洛哥教育，美国1比4被比利时按在地上摩擦。主场哨吹得比空调还猛，特朗普的电话打得比热线还勤……可惜，全是白给。 而真正让这届世界杯直接封神的，是特朗普那通打给因凡蒂诺的“世纪电话”。 美国前锋巴洛贡对波黑那脚踩踝，教科书级红牌，照规矩自动停赛一场。结果特朗普一个电话过去，国际足联秒变“特赦局”：禁赛暂缓执行一年！自1970年红黄牌制度诞生以来，头一回出现“红牌选手隔天照样首发”的奇观。 比利时主教练赛后直接冷笑：“我还以为今天是4月1号呢，原来7月5日才是国际足联的愚人节。” 然后呢？ 巴洛贡光荣首发，颗粒无收，全场梦游。 美国1比4，干净利落回家。 一通电话，一纸特赦，一场世纪大笑话。 特朗普改得了规则，撤得了红牌， 就是改不了那四个进球。 他赢了红牌，输了比赛。 比利时用四个大嘴巴子，替全世界球迷把答案扇得清清楚楚： 老弟，足球它不是特朗普大厦，喊两句“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就能翻盘的。 这届世界杯，史册已记： 东道主集体寄了， 特朗普电话也寄了， 唯一没寄的，是比利时那四个球。

Manus事件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不只是交易被撤销。而是它事实上否定了过去十多年中国科技创业默认的一整套退出逻辑。 过去大家默认的规则是： 中国做研发， 中国搭团队， 中国验证市场， 然后通过离岸架构、全球融资、国际化运营， 最终走向全球资本市场或海外并购退出。 这套模式支撑了无数中国科技公司的崛起。 而现在，Manus事件传递出的新信号却是：你不能在享受中国红利之后，再自由决定未来归属。 甚至有“聪明人”出来点拨：“如果你不想成为中国技术体系的一部分，那你从第一天就应该离开。一开始就去美国/新加坡/欧洲。创业者必须想清楚自己未来属于谁。” 这话听起来很有逻辑。但细想之下，其实非常荒谬。 因为创业从来不是一条预设好的直线。 市场会变。融资环境会变。团队会变。监管会变。战略当然也会变。 Pivot（转型）本就是创业的常态，而不是例外。 如果连根据现实调整方向、重组架构、改变战略路径的基本自由都没有 - 那创业还有什么意义？ 这就像谈恋爱时要求：“你第一天就必须想清楚要不要结婚，否则别谈。” 荒不荒谬？ 当然 - Manus拿了地方资源，后来裁掉团队、另起炉灶， 你可以说：不厚道。不体面。甚至不道德。 但不道德，不等于违法。 难道因为前任支持过你、给过你资源、陪你成长 - 你就永远不能分手，不能开始新关系？ 最可怕的不是交易黄了。而是它释放出的制度信号：你并不真正拥有你创造的东西。 你拥有的，只是“在系统允许范围内的暂时使用权”。 当你的选择不再符合更高层意志时 - 规则可以被重新解释。边界可以被重新划线。过去默认允许的路径，也可以突然被否定。 这对创业环境的伤害远超 Manus & Meta deal本身。 因为它打击的不是一家公司的退出。而是所有在中国的创业者对以下三件事的信心：产权边界是否清晰？规则是否稳定可预期？战略调整是否仍被允许？ 规则越模糊，惩罚越任意，创新就越难真正繁荣。 因为创业者最怕的不是竞争。而是跑到半路，发现终点线被人改了。

从世界历史中学习金融:看完你会比90％的人更懂金融！ 金融从来不是孤立的钱的游戏， 本质就是人性逐利冒险与文明规则约束的千年博弈。 人性要逐利冒险，文明要立规矩防混乱， 正是两者不断拉扯，才长出了今天我们熟悉的金融世界。 其实咱们现在天天纠结的： 该不该买股票？ 利率涨了怎么办？ 本质和几千年前古人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 借粮食怕还不上，就像现在怕房贷断供； 想多赚点利息，就像现在想靠理财增值。 金融的源头，本来就是人性的真实需求，加上文明为了满足需求搭起的规则框架。 今天我们就顺着时间线，把这场跨越千年的博弈理清楚。 01）金融的起源：信用从泥板里诞生，规则从约束贪婪开始 很多人都觉得一定是先有货币，才有金融。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请看以下这张图，这是公元前2800年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明泥板上的借据——核心两个字：信用。 那时候两河流域还没发明像样的货币，但苏美尔人已经把借贷关系刻在泥板上了。比如一块出土泥板清楚写着：「普兹拉姆从太阳神沙马什那里领了三巴舍克勒白银，收货时连本带利还，利率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选泥板？因为黏土在当地遍地都是，烧硬了能保存几千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合同——就算双方翻脸，旁人看泥板也能说清谁欠谁。这就是最早的信用凭证：金融的起点从来不是钱生钱，而是「我信你能还，咱们留个证据」。而且泥板上不仅记账，还写清楚了违约规则：还不上就用小麦抵押，实在还不上就当三年奴隶——从一开始，信用就和规则绑在了一起。 只靠熟人信任和简单约定，应付不了复杂情况，总有人把利息抬得离谱，逼得借债人卖儿卖女，整个社会都会乱套。于是文明出手定规矩，就有了我们熟悉的《汉谟拉比法典》——这其实是人类最早的金融监管法。 公元前1750年的古巴比伦，法典专门给借贷定了红线：借谷物，利率上限是33.3%；借白银，利率上限是20%；谁敢超收，直接没收他借出去的东西。为什么定这么严？当时美索不达米亚人爱喝啤酒，40%的小麦都用来酿酒，如果高利贷把农民逼得种不出小麦，不光没酒喝，整个社会的粮食供应都要出问题。所以规则的意义从来不是扼杀金融，而是保护信用不被贪婪破坏，让借贷能长久做下去。 到了古希腊，金融又长出了新玩法——期权的雏形。哲学家泰勒斯其实是个隐藏的金融高手：有一年他通过天文观测，预判来年橄榄会大丰收，就提前付了定金，锁定了当地所有橄榄榨油机的未来使用权。等真的丰收，农民们都要榨油，只能从泰勒斯手里租机器，他一下子赚得盆满钵满。 这操作放到今天就是标准的期权：用少量定金锁定未来资源，按约定条件交易，本质和我们现在买期货期权没区别，支撑这笔交易的核心还是信用——泰勒斯信农民会履约，农民信泰勒斯会付定金。 说到这里我们再想「利息」的起源，其实特别实在：苏美尔语把利息叫「moss」，埃及语叫「ms」，都和「声誉」挂钩；日语里利息的词源，本意是「子嗣带来的利益」。这不是古人浪漫，而是本质就是：借出去一头牛，明年可能多一头牛犊；借出去一袋小麦，明年能多收半袋。利息本来就是对出借方「信用风险和机会成本的补偿」，你帮了我，我得让你不吃亏——这本身就是最朴素的规则。 所以金融的源头其实很清楚：信用是地基，没有信任，没人愿意把钱或东西借出去；规则是承重墙，没有规矩，贪婪会把整个信用体系拆塌。 02）中世纪金融：禁令下的博弈，逼出更灵活的创新 等到了中世纪的欧洲，这套「信用+规则」的逻辑突然被打乱了——基督教直接出台利息禁令：说「时间是上帝的，收利息就是赚上帝的钱」，给刚发展起来的金融套了个紧箍咒。 但规矩是死的，人要做生意要谋生，金融总能绕着禁令找活路，反而在道德枷锁和现实需求的拉扯里，催生出了更灵活的金融玩法。 我们先看看这个禁令有多严：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就规定，神职人员不能放贷收息；过了500年，到850年直接加码：放贷的人直接逐出教门。可现实呢？国王要打仗，商人要运货，农民要种庄稼，谁都有急用钱的时候。12世纪的意大利，商人运丝绸从威尼斯到布鲁日，光成本就要几千金币，自己拿不出只能借，禁令再严，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生意黄了。 所以第一个妥协的，反而是出台禁令的教会。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上，教会松口了：「要是借债人逾期不还，收点罚金，不算利息」——这其实就是换个说法，本质还是补偿出借人的损失。后来更直接，你放贷赚了钱，买张赎罪券就能免罪，变相承认了利息的存在。甚至教皇克雷芒七世出身的美第奇家族，直接发行教廷公债，每年付10%的利息——毕竟教会要盖教堂、养神职人员，也需要钱。再严的道德禁令，遇到真实的资金需求，也得给现实让路。 那普通人借钱找谁呢？犹太人成了这个领域的主力军。犹太教规矩里有一条：「借给弟兄不能收利息，但借给外邦人可以」。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是少数群体，不能买土地，不能当公务员，只能靠商业谋生，放贷就成了他们的主要活路——不是犹太人天生爱做高利贷，是规则把他们逼到了这个领域。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原型就是中世纪的犹太放贷人，他要一磅肉的极端约定，其实也是无奈：犹太人没有土地做担保，只能靠这种极端方式保障自己的本金。 伊斯兰世界的玩法更聪明：伊斯兰教也禁止收利息，但商人想出了「贸易差价」的办法——我帮你买一批香料，你卖掉再给我钱，我多收的服务费，其实就是变相利息；他们还早早搞出了汇票，商人在开罗买货，不用带沉甸甸的金币，开张汇票到巴格达就能兑钱，比欧洲早了好几百年。没办法，横跨欧亚非的商路需要便捷的支付工具，禁令反而倒逼出了更聪明的创新。 除了这些玩法，中世纪还给金融打下了两个关键的技术基础：一个是斐波那契把阿拉伯数字引入欧洲，写了《计算之书》，替代麻烦的罗马数字，算清复杂生意账；另一个是卢卡·帕乔利发明了复式簿记，一笔生意有借必有贷，赚了多少欠了多少一目了然。这看似是数学和会计的小事，其实是金融的基础设施——只有算清账，商人才能攒下信用，才能聚集更多资本做大事。 所以你看，中世纪的金融没被禁令打死，反而在博弈里攒下了一身新本事：有了变相收息的办法，有了跨区结算的汇票，还有了算清账的工具。这些积累都不是白费的，等大航海时代来了，要给哥伦布的探险凑大钱，这些本事正好派上了用场。 03）大航海时代：资本的地理冒险，改变了整个世界结构 大航海时代探险家们敢闯大洋，从来不是只靠勇气，背后是资本在赌一把——赌新航线能带来比陆地贸易高几十倍的利润，这就是一场资本的地理大冒险：敢花钱、敢担风险，为的是赚别人赚不到的差价。 这场冒险最大的诱饵，就是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胡椒。在16世纪的欧洲，胡椒比黄金还金贵：欧洲吃的胡椒都从印度东南亚运，中间经过伊斯兰商人好几手倒卖，每过一次价格翻一倍，到欧洲内陆，价格已经是产地的十倍，普通农民根本吃不起。所以商人都琢磨：要是能绕开中间商，直接从产地运，利润不就全归自己了？开辟新航线的需求，本质就是资本想赚差价的需求——没有高利润诱惑，谁也不会拿大笔钱赌远洋航行。 那钱从哪来？我们都熟的哥伦布，其实就是一个找投资的「连续创业者」：一开始找葡萄牙国王，人家觉得他算错了航线，不投；又找法国贵族，人家也不感兴趣；最后磨了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好几年，还承诺找到新陆地，西班牙分一半收益，女王才咬牙拿出钱。这不就是现在创业公司融资的样子吗？创始人画饼，投资方看收益评估风险，最后才掏钱；而且哥伦布还特别懂「定制方案」：跟西班牙说能找到亚洲捷径，跟法国说能发现新金银产地，这套看人下菜碟的融资逻辑，放到现在风投圈也不过时。 新航线打通之后，资本带来的连锁反应，直接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最典型的就是「白银引发的价格革命」：1545年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波托西银矿，之后大量白银顺着航线流回欧洲，1595年美洲出口商品里95%都是白银。这么多白银突然涌入，欧洲物价直接涨了四倍——原来一个金币能买一百斤小麦，现在只能买二十五斤。 这一下子就冲击了旧秩序：靠固定地租吃饭的封建主惨了，收的地租还是老价钱，却买不到原来多的东西，慢慢就破产了；商人却赚翻了，用白银进货再高价卖出，差价越赚越大。资本就这么悄悄完成了社会结构洗牌：旧贵族退场，新商人崛起，资本开始主导社会财富分配，这就是大航海给文明带来的最深刻改变。 还有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我们现在说「美元」，其实根子能追溯到这场大航海。美洲白银发现之前，欧洲有个「泰勒银币」，用波西米亚山谷的白银铸造，成色足分量准，成了欧洲通用货币。后来这个银币传到西班牙叫「dolara」，传到英国变成「dollar」，几百年后传到美国就成了「dollar」也就是美元，甚至我们人民币的「元」，日元的「円」，都和这个银币有关系。货币从来不是凭空造出来的，都是跟着资本和贸易走的，大航海把银币带到全世界，也为后来的全球货币体系埋下了种子。 当然，这场冒险从来不是稳赚不赔：投资的船队遇到风暴沉了，钱全打了水漂；囤白银赌涨价，结果白银太多价格跌了，反而亏了本——这和现在的风险投资一模一样，高收益必然带高风险，资本愿意冒这个险，只是因为一旦成功，收益能翻几十倍。 大航海能成，本质就是中世纪金融经验的升级：复式簿记能帮商人算清远洋贸易的成本利润，汇票能不用带金币就完成跨洲结算，甚至中世纪的放贷逻辑都用来给船队融资。这些攒了几百年的基本功，才是资本敢闯大洋的底气。但远洋贸易成本越来越高，一趟下来成本是中世纪陆地贸易的十倍，单靠几个商人凑钱根本扛不住，还得有新的组织形式，把很多人的钱聚起来，还能分摊风险——于是，改变现代金融的两个发明就登场了：股份制公司和证券交易所。 04）现代金融基石：公司和交易所，是资本的双刃剑 荷兰人拿出的两个发明——荷兰东印度公司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被板古敏彦称为「资本的双刃剑」：一边解决了「聚钱+分摊风险」的大问题，让大航海能规模化推进；另一边，也催生出人类第一次全民投机泡沫，告诉我们：再好的制度，也挡不住人性的贪婪。 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就是有限责任。在这之前，欧洲的公司基本都是无限责任：你投100吨开公司，万一船沉了欠了500吨债，你得卖掉房子田地凑钱还债，一次投资就赌上全部身家，谁敢轻易投？所以那时候要么是家族小生意，要么是国王特许的垄断商，做不大。 但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一样：明确规定股东只以出资额为限承担风险，你投100吨，最多亏100吨，不用卖房子还债。就这一条，彻底改变了资本的态度：原来只有大富豪敢投资，现在普通工匠、店主都愿意拿出积蓄——反正亏了也不影响生活，赚了能分远洋贸易的利润。公司成立的时候一下子募集了650万荷兰盾，是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十倍，没有有限责任根本凑不齐这么多钱。 它还有个更绝的设计：不按单次航海结算，做长期事业。原来的贸易公司，一趟航海回来就分钱散伙，下一趟再重新凑钱；荷兰东印度公司直接把21年的航海计划打包成长期项目，股东的钱能一直用在开辟据点、垄断贸易上，就像现在的长期基金，能做需要长期投入的大事——建商馆、控制航道，这些都不是一次航海能搞定的。也正因为事业长期稳定，股票才有了交易价值，这就为交易所诞生埋下了伏笔。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作用，就是给资本找了个公开流动的「菜市场」：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急用钱，想把股票换成现金，不用挨家挨户问，直接去交易所卖就行。这个交易所不止交易股票，还能做期货、期权：有人觉得明年胡椒涨价，就提前约定价格买东印度公司股票；有人怕股票跌，就花点钱锁定下跌风险；甚至连盐渍鲱鱼都能做期货，鱼还没捞，就先把未来的鱼卖掉，和现在农民提前卖粮食锁定价格逻辑一模一样。 但制度的另一面很快就露出来了——郁金香泡沫。17世纪30年代，荷兰人疯狂炒作郁金香球根：普通球根能卖几十吨，稀有品种「总督」球根能卖两万吨，相当于一个工匠十年的工资。为什么会炒成这样？有限责任让普通人也能进场投机，交易所让球根交易和股票一样方便，大家根本不关心郁金香能不能开花，只关心下一个人会不会出更高价买。结果1637年2月，球根价格突然崩盘，很多人早上还以为能靠球根发财，晚上就血本无归。 这就是泡沫的本质：当制度让交易变得太容易，人性的从众和赌性就会被无限放大，最后把资产价值炒成空中楼阁。不过这场泡沫也不是全没意义：它让人们意识到，光有聚钱的制度不够，还得有防炒作的规则——后来荷兰政府开始限制无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就像现在监管裸卖空一样。而且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没受太大影响，因为它有真实的胡椒贸易利润支撑——这也告诉我们，有真实收益支撑的资产，才经得起泡沫的考验。 公司和交易所解决了「资本怎么聚、怎么流动」的问题，但还有两个大风险没人扛得住：国家要打大仗，动辄几百万英镑，国王自己掏不起；商船出海，万一沉了被抢了，船主一辈子家底就没了。单个机构和个人扛不住这么大的风险，就需要能把风险拆碎分摊的新工具——于是，国债和保险就诞生了。 05）风险分摊神器：国债和保险，把大风险拆给所有人 国债和保险的核心逻辑其实一句话：不消灭风险，而是把风险拆成小块，卖给很多人——国家把战争风险分给成千上万投资者，船主把海上风险分给成百上千投保人，这就是金融最聪明的「风险分摊术」。 先说说国债：本质就是国家学会了「靠谱借钱」。在这之前，欧洲国王借钱就是一锤子买卖：打赢了可能还点，打输了直接赖账。167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欠了金匠银行家一大笔钱，直接宣布不还，好多银行家直接破产——所以那时候没人敢给国王借钱，谁愿意把钱借给一个说赖账就赖账的人？ 直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征税，也不能随便赖账，国债才真正有了信用。法案写得清楚：没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征税——这就意味着国债的还款来源有了保障，不是国王一句话就能改的。1692年英国出台专门的国债法，把原来国王的私债，变成了国家欠所有人的钱，还发明了「统一公债」：没有偿还期限，每年固定付利息，想变现随时能在交易所卖掉。 这下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原来投资者怕国王赖账不敢买，现在知道有议会担保，还能随时卖，纷纷掏钱买。英国国债从1739年的4400万英镑，涨到1816年的7亿英镑，全靠这套靠谱规则。国家把战争风险变成了「每年拿利息」的投资机会，投资者自然愿意接。而且设计还特别灵活，曾经发行过「彩票型国债」：买100英镑国债，不光每年拿利息，还能抽奖中额外奖金，一下吸引了很多普通民众，街边面包师都愿意拿出积蓄买，国家轻轻松松就凑够了军费——背后逻辑很简单：风险越大，就要给投资者越多甜头，大家才愿意一起扛。 再看保险：本质就是把「小概率大风险」，变成「大概率小支出」。最早的海上保险雏形古希腊就有了：船主借钱买货，约定船安全到港就还本金加利息，要是船沉了就不用还——其实就是用高利息买风险保障，只是没形成正规制度。真正把保险做成生意的，是伦敦的劳埃德咖啡馆。 1687年爱德华·劳埃德开了这家24小时咖啡馆，水手、船主、商人都爱来这歇脚，慢慢就有人在这「赌船」：船主花点钱，找几个有钱人约定，船安全到了，钱归有钱人；船沉了，有钱人赔船主钱——这些签字画押的有钱人，就是最早的承保人，这就是现在劳合社的前身。那时候承保人要承担无限责任，船沉了得卖房子赔钱，但还是有人愿意干，因为大多数船都能安全到港，保费攒下来就是稳赚的。 这就是保险的本质：大多数人没出事，他们的保费就用来补偿少数出事的人，大家一起扛住单个扛不动的风险。后来保险还扩展到了人寿：苏格兰的牧师们看到同事早逝后妻儿没人养，就搞了「苏格兰寡妇基金」，大家每年交一点钱，有人去世就从基金里拿钱给遗属；他们还聪明地用了哈雷生命表，算清楚平均多少牧师会去世，每年该交多少钱——这就是最早的保险精算，让保险从「凭感觉凑钱」变成「靠数据定价」。 不管是国债还是保险，核心都是「信任+规则」：国债靠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保险靠精算数据、契约精神，少了哪一样都玩不转。但随着战争规模变大，贸易范围变广，资本永远会跟着「安全+信用」走，金融中心也就开始慢慢转移——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再从伦敦到纽约，每一次转移都是一场信用的较量。 06）金融中心迁徙：资本永远选择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金融中心的转移从来不是靠军队抢来的，是资本用脚投票选出来的：谁能给资本安全感，谁能守住还钱的规矩，资本就去谁那里。 第一个转折点，是阿姆斯特丹的衰落。17世纪阿姆斯特丹本来是全球金融心脏，东印度公司股票在这交易，霍普商会能帮瑞典、俄罗斯发国债，但拿破仑战争打碎了一切：拿破仑要征重税，还要把荷兰的黄金运去法国充军费——资本最怕什么？怕被强征、怕没保障。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连夜打包资产，有的去伦敦，有的去汉堡；1806年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交易量，只剩原来的十分之一——没了资本信任，再繁华的金融中心也会变成空城。 接着就是伦敦崛起，它赢就赢在靠谱的规矩和安全的环境。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一边打仗，还能让资本安心：第一，英国有统一公债，不管战争打得多凶，每年利息从不拖欠，投资者知道买了不会亏；第二，英镑和黄金稳定兑换，拿着英镑在哪都能换成黄金，比法国法郎靠谱太多；最关键的是，英国议会管住了国王的手，《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赖账，这比任何军事威慑都管用。1803年拿破仑要卖路易斯安纳给美国，美国拿不出1500万美元，最后还是英国的巴林商会帮忙发行债券凑齐了钱——连法国的交易都要靠伦敦资本，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还有谁能抢？ 但伦敦的地位，最终还是被两次世界大战打垮了。一战之后，英国为了筹军费，卖了海外资产还欠了美国一大笔钱，从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二战的时候，伦敦被德国轰炸，交易所好几次停市，资本怕被炸没，纷纷跑到纽约。纽约道琼斯指数在战争期间涨了近一倍，伦敦股票市值跌了一半。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一开，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伦敦彻底失去了金融主动权——不是英国不想争，是战争耗光了它最核心的「安全+信用」，这两个恰恰是资本最看重的东西。 而纽约呢？两次世界大战都没烧到本土，还靠帮各国发债积累了信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又给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自然就接住了金融中心的接力棒。但掌握主动权不是一劳永逸，纽约成为中心后，现代金融很快就陷入了「规则防贪婪，贪婪破规则」的循环，一次次引发动荡。 07）现代金融的循环：规则永远在给贪婪补课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到日本泡沫经济，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本质都是同一场博弈：规则想给资本划红线，贪婪却总在找漏洞，每次博弈过后，要么是体系动荡，要么是规则升级。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现代金融第一次认真建规则：1944年四十四个国家约定，美元跟黄金挂钩，其他货币跟美元挂钩，固定汇率做生意，避免二战前汇率乱涨乱跌，让国际贸易安稳发展。结果才运行20多年，就被美国的贪婪打破了：美国为了打越战，搞「伟大社会」福利，印了太多美元，黄金储备根本不够兑换；其他国家拿着美元要换黄金，美国拿不出来，1971年尼克松直接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下子就崩了。之后汇率自由浮动，通胀起来，石油输出国因为美元贬值，直接把油价涨了三倍，第一次石油危机就来了——这就是第一个回合：规则想绑定美元信用，美国为了自身利益突破规则，留下烂摊子给全世界收拾。 再看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就是典型的「规则跟不上贪婪」。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被迫升值，日本出口不好做，政府就放水降利率，鼓励大家借钱。这下贪婪直接冒头：企业拿着低息贷款不搞实业，全都去炒股炒房；普通人觉得房价只会涨，砸锅卖铁买房；银行也不管风险，有土地担保就放贷。那时候东京的房价能买下整个美国，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2000点，涨到1989年的38915点，所有人都觉得泡沫不会破。但日本政府那时候根本没跟上规则：没限制房地产抵押融资，也没管企业脱实向虚，等想加息降温的时候，泡沫已经太大了。1990年股价房价一起崩，日本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这告诉我们，规则要是滞后于贪婪，哪怕是经济强国，也会栽大跟头。 到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贪婪钻了规则的漏洞」。美国银行把次级贷款打包成次贷债券，还找评级机构给这些高风险债券评AAA级，卖给全世界投资者；银行明明知道这些贷款会坏账，还是拼命放拼命卖，因为卖出去就能赚手续费，风险都是别人的。贪婪到这一步，规则却没跟上：监管机构没查次贷打包的猫腻，也没限制银行的杠杆。最后次贷违约潮一来，雷曼兄弟破产，它的衍生品规模比美国GDP还大，银行倒闭、基金爆雷，全世界都跟着亏——这就是贪婪突破规则的代价，不止自己玩崩，还要拉着全世界买单。 但博弈从来不是只有贪婪赢，规则也会慢慢补课：2008年后，各国推出巴塞尔协议Ⅲ，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美国重启类似《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规定，禁止银行一边做储蓄一边搞高风险投机；中国也出台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这些都是规则在博弈后补上的漏洞。当然这场博弈永远不会停，现在的加密货币、算法稳定币，本质还是有人想绕开规则赚快钱，各国对这些新事物的监管，就是规则在跟上贪婪的新玩法。 08）金融史的永恒真相，听懂就能少踩坑 聊完了千年的博弈，最后我们总结三个不管时代怎么变，都不会变的真相，这些真相藏在泥板里，藏在股票里，也藏在一次次危机的教训里，对我们普通人特别实用。 第一个真相：金融的本质从来不是钱生钱，是信用。最早的泥板借据，苏美尔人愿意借白银，不是因为白银多，是相信刻在泥板上的承诺会兑现；英国统一公债能卖遍欧洲，不是因为军队强，是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不会赖账；我们现在敢把钱存银行买基金，也是相信银行不会卷款跑，基金公司会按规矩运作。信用看不见摸不着，但一旦没了，再复杂的金融体系都会塌——阿姆斯特丹被法军破坏了信用，资本立马跑光；2008年次贷骗了大家，信用破了整个市场就崩了。对我们来说，不管借钱还是投资，先想清楚「这事的信用在哪」，比先想「能赚多少」重要得多。 第二个真相：泡沫和危机是人性的必然，别指望彻底消灭。从郁金香泡沫里赌球根翻倍的荷兰人，到日本泡沫里买套房躺赢的日本人，再到次贷危机里借高利贷买房的美国人，本质都是同一种心态：「别人都在赚，我不赚就是亏」。这不是制度的错，是人性里的从众和贪婪天生就在，只要有赚快钱的诱惑，就会有人忘了资产本身值多少钱。没人能避开所有泡沫，但我们能做到不栽大跟头：别信「只涨不跌」的神话，别用自己输不起的钱去投机——要是记得郁金香不能吃不能用，只是个观赏品，很多人也不会血本无归。 第三个真相：金融不是洪水猛兽，是文明的加速器。我们总说金融干坏事，但别忘了：没有资本支持，哥伦布到不了美洲，荷兰东印度公司开不了新航线；没有国债，英国打不赢拿破仑，也建不起遍布全国的铁路；没有保险，商船不敢闯大洋，我们也用不上便宜的进口香料。金融的本事，就是把分散的小钱聚成大钱，把没人敢担的风险分给大家——它能帮普通人凑钱开工厂，帮国家修铁路，帮科学家搞研发，关键不是要不要金融，是怎么用规则管住它，不让它变成少数人投机的工具，让它服务真实的需求。 说到底，金融史就是一部「人性和规则的平衡史」： 太放任人性，就会泡沫破裂；太死守规则，就会耽误发展。 我们读金融史，不是为了记住一堆年份和事件，是为了下次听到「某某东西能翻倍」的时候，能想起郁金香的教训； 在所有人都抢着投资的时候，能停下来问问「这东西的信用在哪」。 毕竟，金融本来是为了让生活更好， 不是为了让钱焦虑，这才是学习金融史最该有的收获。

Token 经济与加密货币世界的 Tokenomics 有何异同？ 为什么要关注Token？因为它让AI变成了一种可以计量、定价和交易的资源——就像“千瓦时”让电力有了价格，“桶”让石油有了期货市场。有了Token，AI经济就有了可以算账的单位。围绕这个单位，目前也正在形成一套全新的经济逻辑：有价格、有供需、有产业链、有国际竞争、有待解决的制度难题。 这就是Token经济学要讨论的事。Token 经济与加密货币世界的 Tokenomics 有何异同？ 两个Token，两个世界 说起来，这个世界上真正混乱的事情不多，两个东西叫同一个名字却毫不相干，算是其中之一。AI的Token和加密货币的Token，就像两个叫”刘伟”的人，一个在北京开餐馆，一个在上海做期货，见面了也没什么好说的。雷锋与雷锋塔区别！ 但这两个Token，最近都很热闹。热闹到让很多人以为它们是一回事。 Token这个词，到底是不是新营销词 先得承认，Token这个词确实有被滥用的嫌疑。每隔几年，科技圈就会造出一批新词，让人觉得时代变了，其实换汤不换药。“大数据”火的时候，什么都往大数据上靠；”云计算”火的时候，什么都上云；现在轮到Token了。 不过这次有点不一样。Token不只是一个营销标签，它背后有真实的计量逻辑在撑场子。 就像”千瓦时”让电力有了价格，“桶”让石油有了期货市场，AI的Token做的是同一件事：把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智能算力”，变成一个可以算账的单位。有了这个单位，才能定价，才能比价，才能有产业链，才能有国际竞争。 所以Token不只是营销词，它是一把尺子。问题在于，AI这把尺子，和加密货币那把尺子，量的完全是不同的东西。 AI Token：一个从技术后台走到聚光灯下的计量单位 Token这个概念在计算机里其实由来已久。编译器做词法分析，早就把文本拆成一个个Token。网络安全里，身份验证令牌也叫Token。这些都是幕后工作，从没人觉得它有什么经济价值。 转折点在2017年，Google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论文《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提出了Transformer架构。这篇论文之后，所有大语言模型处理信息的方式都统一了：输入进来的文字，先被切成Token序列，模型一个个处理，再输出Token序列。Token变成了AI”思考”的基本粒子。 但这时候Token还没有经济属性，只是工程师内部的技术术语。 2022年11月，ChatGPT横空出世。这是个分水岭。 2023年3月，OpenAI推出GPT-3.5的API，第一次采用按Token计费。输入多少Token，输出多少Token，分别定价。那时候GPT-4的价格是每百万input token收30美元，output token收60美元，按今天的标准看，贵得像天价。 从那一刻起，Token从技术单元变成了经济单元。Anthropic跟上，Google跟上，国内百度、阿里、腾讯全跟上，全行业默契地采用了这套计费方式。Token成了AI服务的通用货币单位。 价格这三年掉得惊人。GPT-4刚发布时，每百万input token要30美元。 从2022年底到现在，GPT-3.5级别的模型使用成本从每百万token约20美元跌到了0.07美元，整整降了280倍。照这个速度，a16z记录的数据显示，LLM推理成本每年约下降10倍，堪称摩尔定律的重生。 便宜了有什么后果？后果是用量爆了。 这里有个经济学里的老故事，叫Jevons Paradox。1865年，英国经济学家Jevons发现，蒸汽机效率越高，煤炭消耗反而越多，因为效率降低了门槛，用的人更多了。AI Token正在重演这个故事。企业AI云支出从2024年的115亿美元涨到了2025年的370亿美元，整整翻了三倍，而这期间token单价跌了超过95%。 Google内部的token处理量在十八个月内增长了130倍。 越便宜，用得越多。越用得多，总账单越大。 这背后还有个推手，叫Agent。以前是人在问AI，AI回答，一问一答，token消耗有限。现在Agent出来了，AI在自动跑任务，自己调用自己，一次任务可以消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token。这不是线性增长，是指数级的爆炸。 2026年3月，黄仁勋在英伟达GTC大会上把”Token”这个词说了超过70次，把数据中心重新定义为”Token生产工厂”，把评价算力的核心指标从FLOPS换成了”每瓦Token数”。同一天，阿里巴巴把通义、千问、MaaS等板块整合，成立了Alibaba TokenHub事业群。Token经济，在2026年正式被主流商业世界承认了。 AI Token的上下游：一条新的产业链 AI Token经济的有意思之处，在于它重塑了整个产业链的逻辑。 上游是能源和芯片。每生产一个Token，都要消耗真实的电力和算力。英伟达的GPU是目前最主要的Token生产设备，黄仁勋把它卖给全世界的数据中心，本质上是在卖”Token生产产能”。能源成本直接影响token成本，这让AI经济和能源经济绑在了一起。 中游是大模型公司。OpenAI、Anthropic、Google、国内的百度、阿里、腾讯，都在这个位置。他们把算力和模型打包，按Token卖给开发者。这一层的竞争极其激烈，价格战打得很惨，但总量在涨，所以大家还活着。 下游是应用层。各种SaaS产品、企业工具、消费者产品，把Token的成本打进自己的定价里，再卖给最终用户。Token成本在企业财务里已经是刚性支出，和房租、人力一起躺在成本表里。 这和传统软件经济的逻辑不一样。以前软件卖出去之后，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用户越多越赚钱。AI服务不是这样，每次用户交互都有真实的Token消耗，规模大了，成本也跟着大。这是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整个行业还在摸索怎么把它算清楚。 加密货币的Token：从一枚Coin开始的故事 要说清楚加密货币的Tokenomics，得从更早的地方讲起。 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对银行体系的信任跌到低谷。这个背景下，一个叫Satoshi Nakamoto的神秘人物发布了Bitcoin的白皮书，2009年Bitcoin网络正式上线。2010年5月22日，程序员Laszlo Hanyecz用一万个BTC换了两个披萨，这是比特币历史上第一笔真实商品交易。这笔交易现在被称为Bitcoin Pizza Day，那一万个BTC今天价值近十亿美元。 Bitcoin是一个Coin，有自己的区块链，规则写在代码里，总量2100万枚，靠挖矿产生，四年减半一次。这是最早的加密货币逻辑：用数学创造稀缺，用共识创造价值。 Coin时代的Token概念很简单：就是一种数字货币，用来存储价值和转账支付。Bitcoin是Coin，Litecoin是Coin，它们都有自己的链，规则各不相同，互不兼容。 然后Ethereum出现了，把整个游戏改了。 Ethereum的核心发明是智能合约。有了智能合约，任何人都可以在Ethereum上发行自己的Token，不需要搭建新的区块链。2015年，开发者Fabian Vogelsteller提出了ERC-20标准，描述了一套技术规范，让所有基于Ethereum发行的Token都能互相兼容，在各种钱包和应用里无缝使用。ERC-20在2017年正式实施。 ERC-20的意义在于，它把发Token的门槛从”搭一条链”降低到了”写一个智能合约”。2017年ICO浪潮中，过了5分钟就能发出一个新Token，中心化交易所上架新Token的时间也从几个月缩短到几天。 这就引发了2017年的ICO大爆炸。 2017年到2018年间，数千个项目进行了Token销售，ICO在2018年前三个月就募集了63亿美元，是2017年全年的118%。项目方写一份白皮书，发出Token，散户拿着ETH来换，钱哗哗地流进来。其中有真正想做事的团队，也有大量的骗局和空气项目。监管机构随后介入，SEC把不少ICO认定为非法证券发行，这场派对才逐渐收场。 但ERC-20打开的大门就再没关上。从那以后，crypto世界的Token不再是简单的数字货币，开始承载更复杂的经济功能。Tokenomics这个词，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 Tokenomics：加密货币世界的经济设计学 Tokenomics这个词，是Token和Economics的合体，研究的是一个加密项目怎么设计自己的Token经济体系。它包括发行总量、分配比例、释放节奏、通胀通缩机制、使用场景、持有激励……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凭什么有人要买我的Token，买了之后为什么不卖？ 这些年发展出了几个有代表性的模型。 Governance Token模型是2020年DeFi夏天流行起来的。Compound和Uniswap在2020年普及了Governance Token，持币者拥有对协议方向的投票权，但没有直接的现金流权益。用白话说，就是持Token可以投票，但不能分钱。这个模型一开始很流行，因为绕开了监管对”证券”的定义，但后来大家发现，一个没有经济权益的治理权，价值有多大，很难说清楚。 veToken模型是Curve Finance搞出来的，后来影响了一大批DeFi协议。ve(3,3)模型是Andre Cronje在2021年1月提出的，融合了Curve的Vote Escrow机制和OlympusDAO的(3,3)博弈论。基本逻辑是：把Token锁仓，换成veToken，锁仓时间越长，获得的veToken越多，投票权和协议收益也越大。这个设计试图解决短期投机者砸盘的问题，鼓励长期持有。Curve用这套veCRV模型吸引了大量流动性，成为DeFi里流动性最深的DEX之一。 Deflationary模型是Bitcoin开创的，很多项目跟进。通过限制总量、定期销毁，制造通缩预期，支撑价格。以太坊在EIP-1559之后，每笔交易都会销毁一部分ETH，使得ETH在高使用量时期变成通缩资产。 这些模型各有各的玩法，但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价值都依赖于市场共识。没有人相信，Token就没有价值。这和AI Token完全不同，AI Token的价值是真实算力消耗在背后撑着的。 两个经济体，两条路 说到这里，可以把这两个世界放在一起看了。 AI Token的产业链是垂直的、中心化的。英伟达造芯片，云厂商建数据中心，大模型公司训练模型，应用公司调API，最终用户买服务。每一层都是真实的成本和真实的价值。Token是计量单位，不是资产，用了就没了，没有任何金融属性。整个产业链最终服务的是实体经济，帮企业提升效率，帮开发者造产品。 加密货币的产业链是网络化的、去中心化的。矿工或验证者维护网络安全，协议层发行和管理Token，持有者通过投票参与治理，投机者在二级市场买卖。Token本身是资产，可以转让，可以交易，有金融属性，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和外部实体经济的关联相对间接。 两套经济体，两条独立的价值链，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态。 当然，有人在尝试把两者融合：用区块链来做去中心化的AI算力网络，把AI服务的计费和分润用Token来结算。Bittensor、Render Network、IO net都在这个方向探索。这是第三条路，但无论走到哪里，它骨子里仍然是加密货币的Tokenomics，只是应用场景叠加在了AI上。 有一件事可以确定：这两个Token，同名不同命。一个在工厂里量产，一个在市场上流通；一个代表消耗，一个代表持有；一个撑着AI产业的运转，一个撑着加密世界的信仰。 名字一样，生意不同。就像那两个都叫刘伟的人，一个卖的是饭，一个卖的是梦。饭是真实的，梦也未必是假的，只是得分清楚你在做哪笔买卖。 #AI# #AIAgent#

居住加拿大的咨询公司合伙人、飞马国际出版社创办人李丰果先生（@LifengguoCanada）信奉保守主义价值，对西方的左右派博弈认知深刻。他近日在一篇书评中指出：“近年来海外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裂变。相当一部分人仍然依照多年的认知惯性，将西方自由民主社会整体视为一座灯塔，并在主流媒体和左派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没有充分认识到‘两个西方’，左与右的撕裂，左派的极端泛滥对西方社会的伤害，已经到了关乎文明社会生死存亡的程度。” 他认为，“ 而在应对西方左派泛滥的大潮中，日本社会天然的保守传统，又使其成为全世界几乎硕果仅存的文明样板之一，也必然成为美国保守主义复兴的最佳盟友。” 他高度评价川普总统和高市早苗首相的联手，认为“让人期待看到当年美国总统里根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联手的再现。”——这是全球无数保守派的期待，甚至确信。 世界大变局中的日本 ——读康尼、曹长青新作《高市早苗》 作者：李丰果 （台湾《锐传媒》编者注：作者李丰果先生现居加拿大，担任咨询公司合伙人，飞马国际出版社创办人，著有长篇小说《病理笔记》。） 二战奠定了我们今天的世界格局。在几十年的发展演进中，有两个最大的变化因素令人深省：一个是中国的崛起，一个是西方世界内部的分裂，即左派的极端化。 中国经济的崛起并未改变其政治倾向，相反，随著经济能力和科技力量的增强，对国内的控制变本加厉，对世界的威胁也与日俱增。用中国政府的话说，“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试图重新划定原有的国际势力框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过去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变种表达。 中国从外部对自由民主世界构成威胁，而欧美传统民主国家内部左派势力的极端化，则从内部对文化、传统、政治和社会体系进行全方位的摧毁。可以说，西方世界的文明危在旦夕，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世界文明格局也同样危在旦夕。 虽然西方左派在传统意识形态的惯性上仍然秉持著民主这面大旗，甚至很多人都认为，左派对价值观的坚持让他们在对待极权中国的问题上立场更为坚定，但实际上，西方左派的意识形态基因和共产极权有一脉相通之处，中国、苏联的共产极权，其思想和实践渊源也本自欧洲。 一个最为意味深长的现象就是，苏联解体之后的俄国，长期无法进入西方世界的怀抱，仍然被视为比共产中国更具威胁的敌对力量。这背后其实透露出俄罗斯在传统保守价值上与西方左派意识形态的冲突，也让很多人看不见俄乌战争背后更为复杂的历史与观念因素。 而中国则几乎获得了歌颂般的欢迎。如果不是因为新的领导人颟顸自大，以中国的迷惑性，加上骨子里天然亲近的西方左派的合作，对西方的渗透和影响会更加不可限度。在经济全球化、各国经济高度联动的情况下，极权和左派政府在利益寻租的空间上更为灵活，整个自由世界势必受到更加严重的侵蚀。长此以往，内外夹击，文明世界危乎殆矣。 幸运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毕竟有著深厚的自由传统和保守主义根基。以川普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力量开始艰难地改变这一格局：在美国社会内部遏阻左派的泛滥，在国际上结束跛脚的经济全球化，重新以关税等手段改变和重塑世界格局。 在这个美国孤军奋战的过程中，日本尤其关键。 在亚洲地缘政治上，日本长期处于战败的阴影之中，隐忍苟且，任由中国以二战受害者的道义制高点肆行其意。二战结束至今已经八十年，日本对中国进行了大量援助，日本人已经成为世界公民的道德典范，日本社会对国家正常化的渴望，就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完全是合理诉求。 尤其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后，其专制面目日益暴露，并不断挑战国际规则，这更令国际社会渴望出现一个亚洲的文明代理人，日本无疑是最合适的候选者。 而在应对西方左派泛滥的大潮中，日本社会天然的保守传统，又使其成为全世界几乎硕果仅存的文明样板之一，也必然成为美国保守主义复兴的最佳盟友。在整个世界试图突破二战以来形成的格局，应对中国崛起与左派泛滥这两大威胁的转变中，日本地位的上升，是其内部呼声和外部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为高市早苗的第一本中文传记，作者曹长青和康尼伉俪，可以说天然就是这本书最合适的作者。他们的经历、学识和思想储备，使这部作品得以在短时间内以高质量面世。 曹长青先生作为中国异议人士，对中国极权体制有深入的了解和批判。近些年来，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左派极端化的批判逐渐成为曹长青先生关注的重心。 由于世界格局日益深化的复杂性，近年来海外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裂变。相当一部分人仍然依照多年的认知惯性，将西方自由民主社会整体视为一座灯塔，并在主流媒体和左派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没有充分认识到“两个西方”，左与右的撕裂，左派的极端泛滥对西方社会的伤害，已经到了关乎文明社会生死存亡的程度。更有甚者，在光怪陆离的信息面前失去了常识和理性，陷入各种荒诞的阴谋论之中。 具有中国成长背景的人，能冲破中共极权宣传，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适价值，已属不易；能进一步冲破西方左派的迷魂大阵，则是更加不容易的一件事。正因为作者有这样一贯清晰独到的思想见解，本书才能准确而全面地把握高市早苗的特质，以及她在所处时代中的特殊意义。 本书把高市早苗当选将会带来的日本变革称之为再一次的“明治维新”，指向的包括日本国家正常化在内的一系列呼声。这些呼声的背景，也正基于前述自由世界所面临的内部左派政治和外部新兴强权的双重威胁。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川普总统与高市早苗的联手，让人期待看到当年美国总统雷根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联手的再现。本书详细介绍和分析了高市早苗所面临的内外部挑战和施政方向，包括对中日关系未来走向的推演，理据扎实令人信服。 高市早苗之所以能担此重任，实非偶然。本书对其所取法的保守主义思想渊源的介绍，堪称一份保守主义思想与实践的资源地图：从美国的建国先贤汉密尔顿、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到亚洲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台湾总统李登辉，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所言所行，都值得读者潜心玩味。 高市早苗的个人奋斗尤其励志。在男性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日本传统社会，女性首相的出现，而且获得压倒性的支持，实属罕见。书中高市早苗的个人成长和奋斗历程，对青年人的个人职业和事业发展亦极具启发。 从我们对台湾社会的观察就可以看到，无论在当下世界，还是人们所期待的中国社会民主化之后，左派思维都具有极大的蛊惑性和破坏力。围绕高市早苗的思想和行动，本书既呈现了世界格局正处于转捩点的重大意义，又向中文社会对什么是保守主义价值观念作了切实而深入的提示。 当下我们都习惯于在手机上碎片化地汲取信息，而这样一本难得一见、发人深省的好书，值得我们持茗安坐，获得一份深度沉浸的精神滋养。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8日

最近航天圈迎来颠覆性试飞消息，SpaceX外形酷似飞碟的碟形货运返回舱Starfall（星落）完成首次轨道试飞，这套飞行器落地成熟后，将实现全球任意地点一小时极速货运，彻底改写国际物流规则，今天完整拆解这次试飞、技术原理与未来商业布局。 这款“飞碟太空舱”基础参数，外观是扁平圆盘造型，也被网友称作太空飞盘，直径3.1米，高度仅0.75米，整体结构极简。空重2100公斤，最大载货1吨，专门用来运输高价值精密物资、生物医药、太空微重力制造成品，体型远小于载人龙飞船，主打低成本、高频次轨道往返运输。 本次首飞完整流程全程公开，发射载体是复用型猎鹰9号火箭，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40号发射工位升空。火箭整流罩内部搭载Starfall原型舱，送入近地轨道后绕地球完整飞行两圈；随后火箭上面级减速，释放碟形返回舱。 这款飞碟没有独立离轨发动机，仅依靠内置压缩氮气调整姿态，耐高温隔热盾正面朝向大气层抵御上千度再入高温，下降至低空后展开多组大型降落伞，最终溅落在加州以西1300公里太平洋指定回收海域，整套发射到回收流程顺利完成，验证了全套再入、精准落点控制技术。 最关心的核心卖点：一小时全球送达，分为两套技术路线，分工明确。 第一条路线：Starship星舰点对点地球运输（远期载人+重型货运方案）。按照SpaceX官方规划，星舰飞出大气层进入亚轨道飞行，依靠超高轨道速度，全球绝大多数跨洲际航线30分钟可达，最远两地全程不超过1小时，速度是民航客机30倍，未来可运输人员、大宗紧急战略物资，也是马斯克长期主推的全球极速交通构想。 第二条路线：本次试飞的Starfall碟形货运舱（短期商用落地方案）。它依托火箭送入近地轨道，借助轨道高速环绕地球，点对点投递紧急小件货物，专门服务医疗急救药品、半导体原材料、科研样本等高附加值小件快递。同时它还有核心附加功能：长期驻留太空充当微型太空工厂，利用真空、微重力环境生产地面无法制造的特种材料、高端芯片原料，生产完成后再返回地球交付产品。 试飞完成当天，SpaceX同步公布商业化定价方案，标志太空快递正式进入市场化阶段。目前优先开放两大业务板块：一是全球极速应急货运，主打跨洲一小时送达；二是太空微重力代工制造，提供轨道驻留+成品返回一站式服务，已经有欧美药企、半导体企业签订长期合作订单。 放眼全球航天赛道，各国都在布局极速太空运输，但SpaceX本次碟形返回舱首飞，是全球首款标准化商用太空货运飞行器，率先完成完整轨道验证。反观国内，我国也在推进可重复使用货运返回舱、亚轨道运输飞行器研发，聚焦太空制造、快速应急投送赛道，多条技术路线同步迭代。 Starfall飞碟太空舱首飞成功，标志“一小时全球太空速递”从概念落地为可验证技术。短期会改变高端医疗、科研、军工物资的全球运输模式；长期配合星舰亚轨道运输体系，有望重构人类跨洲交通与物流格局。虽然现阶段距离大众日常快递还有很远距离，但这次试飞已经打开太空商业化物流全新赛道，人类运输体系正式进入太空极速时代。 #AI# #AIAgent# @nikitabier @XCreators @grok @xai @SpaceX #SpaceX# @elonmusk @Tesla

台岛以东执法巡查的三个“历史首次” 6月1日，中国海警位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 这是对日菲所谓“划界谈判”最直接的回应——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严重侵犯我方利益。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在这两天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菲两国防长面对中方提问时，都显出一副“做贼心虚”的嘴脸： 菲律宾防长刻意绕道后厨躲避中国记者，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未对中方代表的提问做出正面回应。 日菲闪烁其词，中方就用实际行动宣告： 中方会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如何理解海警的这次行动？可以从三个关键词讲起。 「 01」台湾岛以东 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行动。 过去两年的“联合利剑-2024A”和“海峡雷霆-2025A”等行动中，中国海警虽然也曾现身台岛周边海域，但均是与解放军协同配合，是联合演训的一部分。而且彼时行动范围侧重台岛周边，并未聚焦台湾岛以东海域。 但这次，中国海警是独立行动。 台湾岛以东这片海域，也正是日菲此番动作的目标所在。 日菲认为，双方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在此海域存在重叠，划界范围位于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与菲律宾主张的巴丹群岛之间。 两地相隔约400公里，分别坐落于台湾岛东、南两侧。 也就是说，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 很显然，日菲是各有盘算： ｜｜对于日本而言，台湾岛以东是其所谓的西南地区防卫体系的关键节点。日本希望依托西南诸岛构建封锁链条，同时借助菲律宾形成南北呼应，对中国进行战略牵制。 ｜｜而菲律宾则希望借此进一步绑定日本，从日本获取更多安全承诺、军事支持和装备援助，并借机提升其在南海问题上的筹码。 日菲相互勾结，私相授受。所以才出现了在香会上那副做贼心虚、言辞躲闪的嘴脸。 而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就是为了展示我们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 要知道，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况十分复杂。 ｜｜这片海域地形落差极大，海底地势陡峭险峻。 ｜｜区域内还有流速约1米每秒的强劲黑潮洋流，叠加冬季东北季风、夏季频发的台风，极易掀起巨浪。 复杂的水文、气象环境，不仅威胁舰艇航行安全，也会干扰声呐探测与海上执法，对船只性能、环境研判水平和作业能力都是极大考验。 长期关注海警执法的张军社告诉谭主，此次行动足以证明我方已全面摸清当地海洋环境、水文气象与航道情况，配套保障体系成熟完备，具备长期在这片海域开展任务的实力。 「 02」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这次行动，是中国海警首次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直接开展执法巡查，而非演练。 过去，中国海警出现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主要是在演练背景下行动。 而这一次，没有演练，只有执法。这意味着什么？ 日菲抛开中国单方面划界，严重侵犯我国主权权利和海洋权益。 因此，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巡航、警戒，预防、制止、排除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的行为，本身就是依法履职。 ｜｜涉及国家主权权利和海洋权益时，海警要开展巡航、警戒、维护海上界线安全； ｜｜涉及海洋资源和渔业生产时，海警要维护正常生产秩序； ｜｜遇到走私、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活动时，海警要依法查处； ｜｜发生海上事故和突发情况时，海警还承担搜救和应急处置任务。 每一次喊话驱离，每一次登船检查，都是对管辖权的实际行使。 中国海警做的，是从护渔到护航，从执法到救援。 放到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来看，道理也是一样。 台湾岛附近海域，既是重要渔场，也是重要航运通道。大量渔船在这里生产作业，商船从这里往来通行。 如果任由个别国家私自划界，甚至派出所谓执法力量干扰正常航行和生产活动，受到影响的首先就是当地渔民和往来船只。 这次前往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的，是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包含中国海警2304舰（白塔舰）和2502舰（岱山舰）。 其中的白塔舰，就在今年3月刚刚参与过一次海上救援行动。当时一名渔民在海上受伤，白塔舰接警后全速赶赴事发海域，最终送医救治。 再加上，日本还试图往菲律宾运送杀伤性军事装备——包括护卫舰和导弹，持续加剧地区紧张态势，突发及不测事件的风险显著上升。海上意外风险持续增加，致使靠海谋生的民众无法安稳作业。 渔船遇险需要救援，商船航行需要保障，海洋科考需要服务，这些都需要稳定的海上执法力量长期存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稳定的海上执法力量，本身就是一种安全保障。 中国海警正在承担的，就是这样的角色。 「 03」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 专业人士告诉谭主，这次行动，进一步体现了中方对相关海域主权和管辖权的覆盖。 这意味着中方可以对违反中国法律的行为直接执法。 海洋专家杨霄告诉谭主，对台湾周边海域形成多区域联动的常态化执法管控，意味着实际上已经构建起较为完整的环台海洋权益保护和海域治理体系，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战略举措。 中方采取了若干阶段的行动。 早期主要在台湾周边海域阶段性巡航执法。到2024年后，逐步在台湾周边海域推进常态化巡航。 2024年5月，中国海警宣布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位乌丘屿、东引岛附近海域开展综合执法演练。2025年，海警舰艇编队按一个中国原则环台岛执法管控，逐步实现对台岛周边海域的覆盖。 而今天，执法范围覆盖了台湾岛以东海域。 拓展的不只是航迹，更是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 ｜｜2024年，福建金门的渔船事件后，海警位金门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巡航。 ｜｜海警在钓鱼岛领海内的巡航也是高频常态化存在。 如今，随着舰船数量不断增加、航程持续延伸，中国海警已经形成“持续存在与依法管控”的执法模式。 这些“实力盈余”的实现，为此次将执法范围前推至台岛以东海域提供了充分的能力支撑。 中国海警的每一步常态化推进，都是依法、适度地向前推进，以建立新的、更稳固的管控态势。 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持续存在和执法巡查，就是中国对国际海洋法规则最有力的阐释。 我们用行动告诉世界： 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是中国管辖海域，中国的海洋权益不容侵犯，任何企图绕开中国私相授受的行为，都不可能得逞。 在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菲两国防长，一个绕道后厨，一个顾左右而言他。 但海洋不会因为回避而改变位置，主权也不会因为躲闪而发生转移。 台湾岛以东，本就是中国的海域。中国海警，已经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