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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一名男子在惠州包养了3名情妇。 朋友都叫他老陈,五十二岁,在香港做五金建材生意,手上有点积蓄,但日子过得不算风光。老婆早年跟他一起打拼,后来嫌他常年在外跑生意,两个人离了婚,女儿判给前妻,现在在英国读大学,每次视频都是匆匆几句就挂。老陈觉得自己这辈子亏欠了家人,也亏欠了自己,于是想在惠州找点“活着的滋味”。 他在大亚湾买了两套小公寓,一套自住,一套空着。第一任叫阿敏,在楼下超市做收银,话不多,但会给他留一份热饭;第二任叫小晴,在美容院上班,会帮他按摩肩颈,听他讲生意上的烦心事;第三任叫婷婷,比他小二十多岁,在KTV做服务员,嘴甜,会撒娇,让他觉得自己还没老。他给她们每人租了房,每月按时打钱,轮流过去吃饭、看电视、睡觉。他以为这就是幸福,有人等他,有人关心他,有人把他当回事。 去年冬天,老陈在浴室滑了一跤,尾椎骨裂,躺在地上半天起不来。他先打给阿敏,阿敏说超市要盘点走不开;再打给小晴,小晴说今天约了客人做护理;最后打给婷婷,电话一直没人接。他咬着牙爬过去够手机,打了120,救护车上来的时候,他一个人,身上只裹了一条浴巾。 住院那半个月,三个女人都来过,但都是坐一会儿就走,带着礼物,说着漂亮话,可眼神里没有着急。老陈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他老婆在老家医院给他生女儿,他在走廊里守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老婆虚弱地拉着他的手说“没事了”。那时候他穷,可心里是踏实的。 出院后,他把三套房子都挂了出去,钱一分没少给三个女人结清,然后回了香港。他现在每个周末去女儿的学校视频,虽然还是匆匆几句,但他开始认真听女儿讲学校的事,讲她交的男朋友,讲她想学的专业。他不再去惠州了,那几套房子卖掉的钱,他存着,打算等女儿毕业,给她当嫁妆。 人到了某个年纪,会误以为用钱能买到陪伴,用房子能留住人心。可真正能让你在深夜安心睡去的,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而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是真心希望你好的。那些靠利益维系的关系,散得比你想的快;而那些被你忽略的真心,往往才是你最后能抓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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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忌御仙风月录》第三集: 王府血战张无忌携赵敏直闯王府。玄冥二老发现他功力暴涨,联手围攻。战斗中张无忌以纯阳之力硬撼寒毒,逐步占据上风。 关键时刻,玄冥二老之女(或最亲近的女弟子)出面求情,愿以自身为质、交出秘籍并永不再犯。张无忌犹豫时,赵敏在旁提醒“留活口可能后患无穷”。 最终张无忌选择重创而非击杀,并逼对方当众立誓认输,同时公开宣称王府即日起易主。 📷 点击主页链接 #无忌御仙风月录# #无忌# #剧情反转# #AI成人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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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艳岳母】 岳母故意挑逗,隔着裤子揉他硬鸡巴,问难不难受。阿伟直接扣住她后脑猛接吻,撕开睡裙咬奶子。岳母喊敏敏在屋内,他低吼着不管不顾,一插到底操进岳母湿逼! 更多视频主页链接,无需下载立即观看 #我的美艳岳母# #黄果漫剧# #ai成人短剧# #黄果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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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了 9 年的巨额加密案落地!钱志敏案 6.1 万枚 BTC 追缴最新进展 & 历史始末: 英国高等法院 10 月 12 日最新裁定:围绕蓝天格锐案 6.1 万枚 BTC 的跨境追缴,中国受害者的财产主张将适用中国法律,而非英国法律。 这意味着 1.6 万名追索受害者大概率只能拿回原本金及利息,无法享受 BTC 翻近 200 倍的巨额增值红利…… 📜 这起庞氏骗局与 6.1 万 BTC 的来龙去脉: 1️⃣ 在国内狂卷 402 亿人民币: 2014-2017 年间,钱志敏(花名“花花”)在天津创立“蓝天格锐”,靠“三年给你三世富贵”等口号及高达 300% 的年化诱饵,向 12.8 万名受害者非法集资 402 亿。 2️⃣ 低价屯币,携带冷钱包潜逃: 钱志敏将其中 11.4 亿元赃款在火币等平台以均价 2815 元/枚疯狂扫货,囤积了大量比特币。2017 年崩盘前夕,她持假护照、手提装有加密钱包的笔记本电脑潜逃出境。 3️⃣ 在英国奢华避难,买豪宅“露馅”: 逃到伦敦后,她雇佣华裔外卖员做助理洗钱。2018 年,她试图直接用 BTC 购买价值 2350 万英镑的汉普斯特德豪宅,因无法证明资金合法来源被反洗钱部门盯上,英警随后在其设备中查获了 6.1 万枚 BTC(当时创下英国记录)。 4️⃣ 终落法网与增值悬念: 2024 年钱志敏在英落网,随后被判刑。而当年 2815 元买入的 BTC,如今单价已涨至近 56 万元(翻了约 200 倍)。 只能保本,暴涨红利受害者却拿不到。你觉得这样的跨境判决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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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一家二甲医院妇产科,一名95后产妇非要自己老公动手刮毛,结果被女医生当场呵斥:你俩私生活怎么玩我管不着,但在医院就得守这儿的规矩。 产房外的长椅上,产妇小敏攥着老公的手,指甲几乎嵌进他胳膊。“我怕疼,你轻点儿就行,”她声音发颤,“护士下手重,我受不了。”老公左右看看,手里的备皮刀包装还没拆,额头上全是汗:“可医生说这得无菌操作。” “哪那么多讲究,”小敏别过脸,“在家你给我修过脚指甲,不也没事?”正说着,主治医生李姐推门进来,白大褂下摆扫过床沿,看见这场景,眉头瞬间拧成疙瘩。 “把刀放下!”李姐的声音不高,却带着股不容置疑的劲儿。小敏吓了一跳,老公赶紧把刀递过去,手还在抖。“知道备皮是干啥的不?”李姐拆开新的无菌包,镊子夹着棉球在碘伏里蘸了蘸,“这是为了防止生产时感染,毛囊里的细菌看不见,非专业操作弄破点皮,就得吃大亏。” 小敏脸涨得通红:“我就是,就是不好意思让别人碰。”李姐手里的刀在灯下闪着光,动作麻利又稳:“在医生眼里,只有患者没有性别。你老公爱你是好事,但医院的规矩不能破,这不是你们家卧室。” 旁边的护士忍不住笑:“李姐昨天还给个大爷插尿管呢,人家儿子都不好意思,李姐说‘治病救人,哪分男女’。”小敏没吭声,感觉老公的手在被子底下捏了捏她的手心,带着点安抚的意思。 刮完毛,李姐递过块纱布:“按住这儿,五分钟就行。”她收拾器械时,突然放缓了语气:“我知道你们年轻人讲究私密,但产房里的每一步操作,都是多少人用教训换来的规矩。前几年有个产妇,让婆婆在家给她刮毛,结果发炎了,差点影响顺产。” 小敏这才抬头,看见李姐口罩上方的眼睛,眼角有细纹,却亮得很。“我不是凶你,”李姐往她杯里续了点热水,“你老公疼你,该在产后给你炖汤、换尿布上使劲,现在就得听医生的,咱把风险降到最低。” 下午进产房前,小敏老公特意找到李姐,递了袋水果被挡回来。“医生,上午是我们不懂事,”他挠着头笑,“您多费心。”李姐摆摆手:“放心吧,保证母子平安。” 孩子生下来时,七斤八两的大胖小子,小敏累得睁不开眼,听见李姐跟护士说:“给产妇冰敷一下,她老公呢?让他进来学学怎么抱孩子。”老公笨手笨脚地抱着娃,李姐在旁边指导:“头要托住,腰别太使劲。” 出院那天,小敏给李姐送了面锦旗,上面写着“医者仁心,规矩暖心”。李姐摸着锦旗笑:“我这脾气,能得锦旗不容易。”小敏老公接话:“就是您这脾气,让我们心里踏实。” 后来小敏在妈妈群里聊起这事,有人说“医生太较真”,有人说“确实该守规矩”。小敏敲了段话发出去:“以前觉得规矩是束缚,现在才知道,那些冷冰冰的规定背后,都是为了保护咱。就像李姐说的,医院不是家里,该讲科学就得讲科学,别拿自己和孩子冒险。” 群里安静了会儿,有人回了个“赞”,接着是一串“+1”。小敏看着怀里的宝宝,想起李姐戴着口罩的脸,原来真正的关心,有时不是顺着你的意,是在该坚持原则的时候,敢于说句“不行”,这份“不近人情”里,藏着最实在的善意。 产房的灯依旧亮着,李姐又接了个新产妇,还是那副干脆利落的样子,该提醒的提醒,该呵斥的呵斥。有人说她“铁面”,可那些被她“呵斥”过的产妇,出院时总会回头说句“谢谢”。因为她们懂了,医院的规矩再严,也严不过对生命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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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 #每日一推# #良心犯# 第385期:今天(2026年7月1日),新疆南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退休法官、维权代理人黄云敏先生狱中度过其67岁生日。2017年3月因其长期代理农场职工维权案件,参与指导当地退伍军人维权抗争;传播7.5事件视频而被刑拘,后被以"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重判10年 #黄云敏# :1959年7月1日出生,绰号“黄老邪”,祖籍河南省新野县,新疆自治区南疆疏勒县人,民主维权人士黄晓敏之胞兄,退伍军人,新疆南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土木休克垦区退休法官、民事庭庭长,法律工作者及维权代理人,退伍军人维权代表。 1979年12月,黄云敏在青海省西宁市服兵役; 1982年12月,其退伍返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45团务农; 1984年9月,进入该兵团武警第三支队; 1988年7月,黄云敏再次退伍转业,同年进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劳改系统工作; 自1992年起,黄云敏在兵团农三师土木休克垦区法院工作,并担任法官及民事庭庭长; 2007年8月,因经常替弱势群体维权和进行法律咨询,并在工作态度及意识上与上司发生矛盾冲突,随被提早从兵团土木休克市法院退休; 自2008年起至今,开始从事各种维权代理活动; 2009年2月,曾因频繁为弱势群体代理维权案件,指导并参与其中,随遭到当局的报复性打击,被当地警方以涉嫌“持有枪支”刑拘,30天后被免于刑事处罚释放; 2017年3月7日,因长期代理农场职工维权案件,并积极参与和指导当地退伍军人合法维权抗争,再次惹恼当局,遂被新疆建兵团第三师公安处警方行政拘留;3月12日,又被以涉嫌“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刑拘;4月17日,被图木休克市公安局警方以“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正式逮捕,指控其因传播了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市发生大规模骚乱与暴力事件的“7﹒5暴恐视频”,还对维权群体“教唆上访”,宣传“去上访,上访也不犯法”等意识,所以构成犯罪; 2017年9月19日,其案在新疆喀什垦区法院正式开庭受审,2018年8月22日,终被以同罪名重判有期徒刑10年,刑期至2027年3月11日。 目前羁押在新疆自治区南疆喀什地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图木舒克监狱。 #HRIC# #关注在押良心犯# #黄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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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伟人的女儿李讷晚年享有怎样的政治待遇? 李讷退休后,组织上按她的职级办了一份待遇安排。 李讷最后定的正处级,是1986年中办秘书局正式办的手续。那一年她46岁,进中办做的是图书资料整理的普通工作,不带任何领导头衔。 关键就在这儿。她拿的是“正处级办事员”的定位,不是领导岗,也不是挂名职务。有人一听名字就认定她待遇必定特殊,翻到实际材料才发现,级别是按机关入职、工龄、学历和档案一步步核出来的,没有为照顾身份单独开口子。 1986年以前的李讷,日子过得很苦。一个人拉扯孩子,住在西城小胡同的四合院里,靠工资和少量积蓄过日子,每天只买一毛钱的肉,被子一人一条半铺半盖。姐姐李敏常常偷偷塞钱接济她。 更早之前,她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化名“肖力”进《解放军报》工作。1974至1975年先后任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副书记。1976年后,工作停下来了。 1976年10月后,中办曾分配她一处北*京西城区的独家小院,与儿子、保姆同住。后来因身体不好,工作暂时“挂”了起来,生活才逐渐困顿。 履历断了一大截。没有持续任职记录,也没有完整晋升链条,组织关系能接上,职务履历却是断的。所以1986年重新安排工作时,能对到正处级,已经是按制度核算的结果。 有人拿她和姐姐李敏比,觉得一个副军级、一个正处级,差太多了。可两人履历根本不在一条线上。李敏在系统内长期任职,一步一个脚印干上去,职务轨迹完整,1996年经(中央军委)决定享受副军职待遇。李讷则是多年没有稳定单位,很多时间只能算视同工龄。制度给出的结果,不看名字响不响,看履历能落到哪一级。 住房呢?1990年代初,组织上安排她一家搬进北*京万寿路一套四室一厅的单元房,装修保持旧样。客厅书柜里放了两万多本书,大多是母亲留下的,还有她父亲的著作。家具陈旧,她不愿换新。 看病走干部医疗体系,按规定排流程。曾有报道说她因肾衰竭需透析,费用昂贵,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这部分信息存在不同说法,不宜当作定论。 捐款这件事,倒是有据可查。1990年北京亚运会,她和丈夫王景清拿出300块钱捐赠。1991年安徽等地水灾,她又捐了200块,还给受灾群众捐了一些衣服和被子。2007年,她和王景清向南街村捐款10万元,希望用于改善基层干部的生活条件。2023年河北洪灾,83岁的她向河北省慈善总会捐款一万元,拿到了捐赠证书。 腿患水肿,出门靠轮椅,退休多年只靠退休工资生活,这钱是从日常开销里挤出来的。老朋友打抱不平,李讷只说:“我们俩工资不高,但还吃得饱穿得暖。” 说到底,公众为什么总把制度待遇误解成身份特权?大家习惯性地觉得,这个身份不该只是正处。可制度不是靠感觉跑的,得看有没有正式手续、有没有对应依据、有没有超出规则边界。 从现有信息看,她没有被“补官”,也没有被“抬格”。她晚年的标签很朴素:在机关系统里,是个有正式手续的正处级退休干部,不是领导干部。 综合信源:人民网、公开人物纪实报道、河北省慈善总会公开捐赠信息、权威历史自媒体整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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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生共有过十个孩子,他们是: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系杨开慧所生。贺子珍生育过三男三女,但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有五个孩子不是夭折了,就是迫于战争环境的险恶送人了。其中1932年11月在井冈山生的一个男孩,取名叫毛岸红。 毛岸红两岁那年,队伍开拔前一夜,贺子珍把他抱到赣南一户老乡家。孩子已经会喊娘,抓着她的衣襟不松手。她把孩子的手一根手指一根手指掰开,放到床上,转身出门。走到院门口,她只说了一句:“别让他哭。” 她不能带他走。队伍每天要跑几十里,后头有追兵,天上有飞机。孩子一哭,整支队伍都可能暴露。她是母亲,可那时候先得是红军。 收养孩子的那户人家起初答应得爽快。没过多久,民团来搜山,那家人怕被连累,连夜把孩子送到更深的山里。转过几手之后,孩子到底在谁家,没人能说清。 那户人家男人后来被拉去修路,女人带着孩子躲回娘家。娘家村子闹瘟疫,又走了一半人。等贺子珍托的人找到那条线,只剩一个空院子。中间转过手的人,一个死了,一个搬了,线头就断了。 贺子珍随队长征。走到贵州时,她又生下一个女儿。枪声就在山外,她连孩子的脸都没看清,只能裹好交给当地一位大嫂。队伍开拔,她被人扶着上了担架。这个女儿,后来也没有消息。 到了陕北,她生下李敏。这个女儿总算留在了身边。可前面送出去的孩子,她一个都没忘。她托人回江西、福建打听,有人说毛岸红被转去了福建,有人说那户人家早就搬走了,还有人说孩子没养活。说法对不上,也没有凭据。 杨开慧生的三个孩子,后来也没能都保住。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在上海流落过,毛岸龙后来病故。毛岸英和毛岸青被找到后送往苏联。1950年,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毛岸青活了下来。 贺子珍生的六个孩子,只有李敏在身边长大。长女毛金花,1929年寄养在福建,后来失散。毛岸红,1932年留在江西,再无确凿下落。另一个男孩,生在转移途中,没出月就没了。还有一个女孩,送人后再没找到。最小的男孩廖瓦,生在苏联,也夭折了。 江青生的李讷,是十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 这十个孩子,有的牺牲,有的病故,有的失散,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杨开慧所生的三个,至少还留下了名字和结局。贺子珍所生的六个,大多只剩一个模糊的去向。 毛岸红的名字,停在了1932年11月。后来再没人能说清,那个两岁的孩子最后活没活下来,又死在了哪一年。 贺子珍晚年很少提这些事。可只要听见江西口音,她总会多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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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第二位降到第八位,不再过问中央工作。十一月底他对家里人说过,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带你们去延安或者回老家种地。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学生几次勒令他到学校去作检查,毛泽东批示说,还是不宜去,让周恩来去向学生做工作。毛泽东后来对美国作家斯诺说过,一九六五年一月,他就决定打倒刘少奇。 一月十三日夜里,毛泽东派车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两个人单独谈了一次。刘少奇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三个职务,带着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者回老家种地,好让文化大革命早点收场。毛泽东不接话,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过了一阵,劝他认真读几本书,点了两本书名,一本是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本是狄德罗的《机械人》。送到门口,毛泽东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少奇回到家,对等在屋里的家人说,主席很客气,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全家悬着的心落了下来。这是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 这之前的两个星期,造反派已经两次闯进他家。头一次是一月三日晚上,二三十个人把他和妻子王光美叫到院子里,要他们背毛主席语录、回答问题,围了四十多分钟。一月六日,有人打电话来,说他的一个女儿在路上让汽车轧断了腿,要家长到医院签字截肢。刘少奇和王光美赶到医院,等在那里的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王光美当场被扣走,周恩来派秘书去要人,才放回来。一月十二日晚上又来了一百五十多人,要两个人站在台阶上低头弯腰背语录,让王光美站到一张独腿桌子上。刘少奇背不出,围着的人哄笑。他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讲的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哪一篇我都可以解答。 见面之后第四天,造反派来拆他办公室里的两部电话。他站起来拦,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谁也不能撤。第二天那些人又来,不再说话,把线扯断了。他和政治局之间,从此没有了联系。 四月一日,各报登出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成员写的长文,说他把一部讲清朝末年的电影《清宫秘史》捧成爱国主义,末尾连问他八个为什么,然后说,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他把报纸一摔,对孩子们说,这是栽赃,爸爸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爸爸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爸爸一九四五年在七大上提出来的,爸爸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四月十四日,他交出一份书面答复,把八个为什么逐条答了,工作人员抄成大字报贴在中南海院里,很快就被撕掉。 四月九日中午吃饭,女儿说,听说清华大学要开三十万人的大会斗妈妈。头一年夏天中央往清华大学派过工作组,王光美是成员。刘少奇推开饭碗,说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要挨斗他去。说完他缓下来,对孩子们交代后事:死后把骨灰撒进大海,像恩格斯一样。王光美哭了,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刘少奇说,骨灰总会给你们的,你们是我的儿女,这一点无论什么人都做得到;他不会自杀,除非被枪毙或者斗死。 第二天,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大学。造反派逼她穿上旗袍、高跟鞋,脖子上挂一串乒乓球串成的项链。陪斗的有三百个老干部,其中有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一年以前,把彭真清洗出去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 七月十八日清早,孩子们到中南海的职工食堂吃饭,看见饭桌边吊着一张大字报,说今晚要开会揪斗刘少奇。中午,刘少奇从衣袋里掏出两份文件给孩子们看,一份是毛泽东肯定他检查的批语,一份是毛泽东批示向全国推广王光美在河北一个村搞运动的经验,叫桃园经验。他说,你们都看了,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这是他第一次让孩子看中央文件。 晚上,三百多人把他和王光美分别拉到两个食堂。两个多小时,不许他说一句话,自始至终低头弯腰站着。他掏出手绢想擦汗,手绢被一巴掌打落在地。开会的同时,家被抄了。会后两个人被分开关在前后两个院子,四个人把他按倒在床上,抽走腰带。屋里的电压从二百二十伏改成二十四伏,绳子、刀子、剪子收走,安眠药由两个人送来,当面吃下去。北京还有人要在怀仁堂开一千多人的大会斗他。毛泽东这时在武汉,得到报告,先问是不是要开那个大会,接着说这样的会不要开: “不要面对面搞,否则别人要搞怎么办?同时,拉他上台,要他低头,他不低,你就用手压他,这样不好。你要他承认反党,他死也不会承认。” 北京没有照他说的办。 十九日早晨,刘少奇到食堂打饭,看见两个孩子在穿堂洗手巾,趁哨兵不注意走过去,小声问,你妈妈在哪里。孩子说,关在后院。哨兵走过来,他转身走了。从这天起,他每天站在后窗前望着后院,中间隔一道墙,什么也看不见,他一站就是半天。 八月五日,天安门广场开百万人大会,中南海里同时开批斗会。中央文革派来督阵的人嫌火力不猛,宣布休会,把两个人押出去,重新动员一遍再押进来。接下来是拳打脚踢,有人揪住他稀疏的白发按他低头,鞋被踢到一边,他穿着袜子站在那里挨斗,一张大字报中间掏个洞套在脖子上。摄影机对着这个场面响个不停,说是要拿到全国去放。三个孩子被命令到场,每个人身后站着几个战士。会开到一半,门口哇的一声,六岁的小女儿小小吓得号哭,往大门后面爬,儿子挣开战士跑过去抱起她。会场上喊打倒十几个老干部的口号,要他跟着喊,他不喊,说,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会散前,两个人被押到会场一角,按着向墙上的漫画鞠躬。王光美突然挣脱,一把抓住刘少奇的手,刘少奇也拉住她不放,几个人掰开他们,她又扑过去抓住他的衣角。这是夫妻两个最后一次碰到对方。 他被押回办公室,按铃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说,他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他;要审判,也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五四年,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这部宪法草案的,就是他。秘书当夜写了汇报,没有人回答他。两天后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免去党内党外一切职务,信里写了一句,我已失去自由。 九月十三日上午十点,三个大孩子接到通知,立刻收拾行李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他们想拖到中午开饭,能再见父亲一面,一会儿找衣服,一会儿找书,磨蹭了半天。看守人看出了用意,把东西扔上卡车,直接开走。下午,小小由保姆带着搬出中南海;王光美夏天就把两张照片交给了保姆,交代无论如何把孩子带大。当天,王光美被捕,带上了手铐。 刘少奇不知道这些。他照旧扶着走廊的窗台,拖着八月被打伤的腿,一步一步蹭到后院的墙根,想听里面的动静,什么也听不到。一天夜里,院子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他连墙根也去不了了。过了几天,他托警卫员给孩子们带话,让他们和爸爸妈妈划清界限。 吃饭也一天天成了问题。给他做了十八年饭的厨师六月里已经被捕,罪名是给两个想出门串连的孩子钱和粮票。十二月,内部供应站停止给他送食品,工作人员在报告里写,过去每餐三菜一汤,现在一菜一汤,不是炒白菜熬萝卜,就是炒萝卜熬白菜,酸奶、水果、饼干取消,酒喝完库存不再买,茶叶不给,手表坏了不修,能保证吃饱、饿不死就行。安眠药减了一半,白天睡觉夜里工作的习惯被强令颠倒过来,他整夜睡不着。到第二年春天另一个厨师也被调走,卫士到食堂买饭,食堂说中国赫鲁晓夫不能吃好饭,只卖次菜和窝头。他嘴里剩七颗牙,嚼不动,每月生活费五十元。 从卧室到饭厅三十米,他要走五十分钟,前后跟着的战士谁也不敢扶。手抖得筷子送不到嘴里,饭菜弄得满脸满身。医生来了先开批判会,一边听诊一边骂,用听诊器敲,用注射器乱捅。他吃了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也停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一日,他交出一份书面交代,说明自己入党的经过和一九二五年长沙、一九二九年沈阳两次被捕的情况。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份亲笔。三月以后,他走路小步拖行,站不稳,把裤子当上衣穿,假牙上下装反,小便失禁,尿了床不换衬裤。四月二日的病历上写,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四月十二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写着,他两个月没有理发,自己也不提;医生检查,神志不清,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判断他不像是装的。报告接着写,为防止他行凶或自杀,要进一步加强监护。五月十九日的报告说,他用梳子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两条腿穿进一个裤腿,装疯卖傻,尽出丑态。六月三十日晚上七点半,警卫的记录写他躺在床上大发脾气: “你们的治疗是假的,我的病反而严重了。”“你们注意点,最近几天我就死了。” 七月九日,他的支气管炎转成肺炎,生命垂危。这时才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医生,七次会诊,拉来器械就地抢救。医生提出把病人撤出监护环境住院,没有批准;请求摘掉卧室里挂满的标语口号,也没有批准。七月九日和八月六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交代: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刘少奇的子女后来写下了中办负责人的话: “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九大是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一次大会,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是刘少奇筹备的,政治报告也是他作的;九大开会以前,先要把他的问题定下来。警卫的口号跟着改成保护活证据,向九大献礼。到一九七〇年,专案组提出要判王光美的刑,毛泽东批示,暂时不宜判,对罪犯要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以便保存活证据。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北京五个红卫兵领袖,谈的是派工人宣传队进大学。谈话快结束时,他忽然说起刘少奇,还有同样被关押的原副总理薄一波: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肺炎还没有控制住,会诊的专家就陆续撤回原单位。八月到十月,肺炎反复发作五次。九月专家再次会诊,报告说病人年老,天气渐冷,今年冬天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周恩来批示加强会诊。十月五日,他哭了两次。十月九日起喂进去的东西不往下咽,十一日开始从鼻孔插管灌食,一直灌到死。病痛和窒息上来的时候,他十指乱抓乱撕,抓住什么就不放,护士拿两个硬塑料瓶让他攥在手里。护理记录写,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最后的几个月,他的两条腿被绷带绑在床上。 十月十三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开会。八届中央委员还活着的八十七个人,一半以上已经被定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不准到会。到会的四十个人不够半数,临时从候补委员里补了十个人才过半。另外请来七十四个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和各省革委会的人,比中央委员还多。会议前半段批几位元帅和老干部,后半段讨论专案组写的审查报告。报告给他定了三条历史罪名,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充当内奸。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小组会上不肯表态,主管专案审查的康生坐到她那个组,当面训她,简报里说她的政治觉悟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表决那天,陈少敏没有举手。十月三十一日,全会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专案组原来的处理意见里还有一句,提交专政机关依法惩办,就是交给公安法院治罪;毛泽东不同意,定稿时删掉了。公报登报,报纸从此直接点他的名字。 从立案到开除,没有人找刘少奇谈过一句话,没有给他看过一页材料,没有让他在决议上签字,决议也没有通知过他本人。十一月二十四日是他七十岁生日。子女后来查到,就在这天早上,他被安排听了全会的决议。全会十月三十一日闭幕,到这天整整二十四天,单单挑在这一天。他浑身发抖,大汗淋漓,大口呕吐,血压升到二百六十,体温四十度,一声不吭。从这天起他一句话不再说,治病的话、生活的话都不说。周恩来从北京医院调来两个护士,也没有用。有一天他忽然叫了一声小贾,那是从前给他当卫士的人。看守把小贾找来,问他有什么事,他朝小贾微微一笑,闭上眼睛。过几天他又叫来另一个卫士小于,也是一笑,闭眼。 一九六九年的病情报告,一月写他问话无反应,全身肌肉萎缩,不能自己咀嚼吞咽,翻身、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七月写他可能随时死亡。 十月,中苏边境吃紧,林彪发出紧急战备的指示,北京的老干部和审查对象一批批疏散到外地:朱德送广东,邓小平、陈云送江西,陶铸送安徽,刘少奇定在河南开封。十六日晚上,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走到他房门口瞧了一眼,叫人通知他。护士用棉签蘸着墨水,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字,拿到他眼前,纸上写的是,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他扭头不看。护士把纸换到另一边,他又把脸扭过去。给他当过卫士长的李太和凑到他耳边,把字念了一遍,他闭着眼。 十七日晚上,护理人员匆匆给他穿了一件上衣,裤子、鞋袜都没有穿,一条粉红缎面的被子裹上,抬上救护车,送到西郊机场。七点二十三分,飞机起飞,机上有两个专案组的人、一个医生、两个护士和李太和。九点半,飞机落在开封。他被抬进开封市革命委员会一号楼的小天井院,这里原来是一家银行,四面是三层楼,院墙高大,一道铁门,屋里有地下室。看护他的医生护士,是开封的驻军从军医院抽调来的。门口两道警戒线,床前昼夜双哨。电话联系用代号十七号,监护人员不准叫他的名字,只叫暗犯。第二天,押送他来的专案组副组长开会动员,一面组织看守和医护人员读他的罪证材料,激发阶级仇恨,一面讲保存活证据的意义。医疗上的指示,是来开封以前在北京商量好的:控制住现有的病情不再发展就行,不组织会诊,开封有什么药用什么药,不到外地买。北京来的医生住了一晚就回去了。 十月二十四日,他体温升到三十九度三,呕吐。屋里还没有通暖气,室温不到十七度。开封的医生在病历上写,如果恶化就送一五五医院会诊抢救。后来没有送,就地打针、输液、吸氧、冷敷,三天后烧退。就在二十四日这一天,河南省的负责人给中央打电话报告,刘少奇到开封后病情没有异常变化。三十一日,他又烧到三十九度四,腹胀,监护人员讨论后认为病情严重,原因不明,决定按肺炎治。十一月六日,北京来的护士、专案组人员和李太和全部奉命回京,北京带来的药一样也不留。走之前,专案组的人特意去火葬场看了一眼,说,千万不要死在我们手里;又向当地人员交代,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他们回北京后的报告说,两次发烧已经恢复正常,开封驻军的医护人员已能熟练掌握。当地的医生提出疑问,肺炎怎么会昏迷,要求透视、拍片、会诊,没有得到同意。 十一月十日他又发烧。十二日凌晨一点,他开始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吸氧没有变化,体温三十九度七,两个瞳孔对光没有反应。值班护士仍按原来的处方用药,到六点三十八分才通知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六点四十二分人到齐。六点四十五分,心脏停跳。遗体抬到地下室,拍了照。 李太和回北京后要向中办负责人汇报,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先休息一天。过了几天,深夜两点电话把他叫醒,说人昨天已经死了,你必须再去一趟。十三日凌晨李太和赶到开封,刘少奇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一条白床单,白发蓬乱着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李太和给他剪了头发,刮了胡子,穿上衣服和鞋。 十四日零点,遗体送到开封火葬场。监护人员对火葬场说,要烧一具烈性传染病的尸体,只准留两个工人看炉点火。遗体面部用白布包起来,护送的人都穿白大褂,带着消毒工具,二十多个军人把这个不大的火葬场围住。运尸体的吉普车车厢短,两条小腿和脚露在车外。火葬申请单由专案组的人填:死者姓名刘卫黄,男,七十一岁,湖南人,职业无业,死因病死;申请人刘原,与死者关系父子,住址八一七二部队。刘卫黄是他少年时用过的名字,外人不知道;申请人一栏签的是他儿子刘源的名字,写成了刘原,儿子那时在山西农村看管劳动,不知道自己签过字。骨灰装进一个普通木盒,存进火葬场的骨灰存放厅,编号一百二十三,寄存证由驻军保管。火化完,专案组宣布纪律,谁泄露出去,用党籍和脑袋担保;然后摆了酒,说任务圆满完成。 一九七二年,刘少奇的子女听说可以探望关押的老干部了,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见父母。八月十六日,专案组来人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可以见见妈妈。孩子们追问,爸爸呢,我们还要见爸爸。来人不答,走了。第二天他们又来,传达批示的头一句: “父亲已死。” 口头通知说,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早晨六点,因肺炎死于开封;骨灰由组织保存,不能给;不许对外人讲,有人问,就说不知道。孩子们一连问,为什么死在开封,为什么是肺炎,是谁抢救的,妈妈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叫我们去。来人说,我们只能说这些。第二天,他们在监狱里见到王光美,五年没见,她满头灰白,腰直不起来,看了他们半天,说了一句,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中午,刘少奇对孩子们说过,骨灰总会给你们的,这一点无论什么人都做得到。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62、69、82、104、109—112、119—126、146—161、164页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第188—221页;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第118—119页;均收入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初版,此据2019年全版第327—328、332—334页(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谈话、1972年批示,以及高皋《文革十年史》所记“绑在床上”,均转引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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