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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机场查出国“吓死人” ，一航班半数人禁止登机 离北京出入境新规正式实施只剩下不到一个月，一名网友突然爆料：8月18日他从上海浦东机场飞往西雅图，办理登机时被要求填写一份内容惊人的出境登记表。更夸张的是，旅客被要求交出手机，检查聊天软件和社交媒体。结果同一航班竟然有一半旅客被拦下。如果情况属实，浦东机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9月15日之后出入境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密切关注的焦点！ 1、出境航班被拦下一半人！浦东机场动手了？ 随着中共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距离9月15日正式实施越来越近，关于“出境越来越难”的各种消息，也开始在网络上密集出现。 最新，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写道，8月18日从上海浦东机场搭乘航班前往西雅图，经历了一场让他“吓死人”的出境审查。帖子写道，17：24起飞，换登机牌时，机场工作人员要我填写出境信息表，完全没有隐私，写信息的时候，同航班好多人都僵住了，卡在表格这。目测同机的人有一半禁止登机，起飞时座位空了一半，一片哀嚎声。我前面有个人在被问话中，查看他手机、社交媒体、聊天软件，没发现任何问题也被扣了，不让飞。警察说了，这个手机APP都是新装日期，是备用机，你常用手机呢？那个人支支吾吾彻底慌了，被带走了。到我的时候，首先问我是如实填写的吗？我回答是，然后把我手机和其他20个人的手机，要求解锁，一批拿去小黑屋过人工和机器！帖子迅速引发关注。 这个帖子之所以迅速引发关注，真正刺激公众神经的，并不只是“到底有多少人没能登机”，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出境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对个人手机、社交账号和私人信息的全面审查？ 按照着这名网友晒出的一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境登记表》，表格要求填写的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出境目的、行程信息等；更加敏感的是，还涉及家庭成员情况。包括配偶姓名、身份证、工作职务，子女姓名、出生日期、学校、国籍，甚至父母、岳父母、公婆、兄弟姐妹等信息。在境外关系一栏，还要求填写境外身份、境外亲友等情况。 更加引发争议的是所谓“网络与社交媒体”栏目，据称涉及海外社交媒体账号、互联网行为、常用浏览器、服务器、境外网站等信息，甚至还有个人资产情况。 如果这份表格确实是在机场大规模使用，那么问题就非常值得追问：一个普通人出境，为什么需要把自己、配偶、子女、父母、亲属、海外关系、网络行为乃至个人资产，全部交代清楚？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查护照”了，它真正触及的，是个人隐私和出境自由的边界。 海外时评人士罗翔认为，正常的出境安全检查当然可以理解，但如果要求旅客填写大量个人信息，逐一检查手机，甚至查看社交媒体和聊天软件，那么就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清晰的操作程序以及有效监督。否则，所谓“安全检查”一旦失去边界，就很容易从必要的安全措施变成对个人隐私的过度干预。尤其让普通人感到无助的是：一个人明明已经买好了机票，办理了登机手续，到了最后一刻却突然被拦下。你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违反了什么规定。更不知道，到底是谁决定不让你走，又有没有申诉和救济的渠道。 就在这个帖子出现之前，另一名网友也自称在深圳出境时遭遇审查。他表示，自己过去10年出入境一直没有发生问题，这一次却突然被带进一个很小的房间。工作人员要求他把背包和手机放在桌上，不能手拿，也不能讲话，两名工作人员站在门口盯着他十几分钟。他询问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对方只回答两个字：审查。十几分钟后，他被告知可以出境。这名网友感慨，自己40年前入籍时就已经放弃中国国籍，因此认为对方没有理由扣住自己，但这次经历仍然让他感到害怕，并表示以后“不回国了”。 如果这些个案属实，那么它们至少说明一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担心的，已经不是“怎么出去”，而是“还能不能出去”。而这个焦虑，又恰好发生在9月15日新的《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即将实施之 评论人士“中美对标”认为，这次官方的出境入境管理规定，与旧规相比，最重要的变化，不是怎样让你更方便地出国，而是怎样不让你走。真正让人焦虑的不是纸面上多了十九条，而是过去被散落在不同法律里的边控权，终于被连接成了一张网。正如一位网友评论，这两个月，先是限制资金外流，然后限制技术外流，追海外收入税，现在肉身也限制了。出不去的基本都出不去了，无论是钱还是人，只能闷在国内，耳畔响起一声响彻天空的喝斥“缴枪不杀”。 （资源来自《文学城》）

一篇不错的解读：《META出租H100与购买先进算力并不矛盾》 Meta 做 NeoCloud 与继续租 Crusoe 1.6GW，并不矛盾 昨天盘前，Meta 被报道正在考虑把多余 AI 算力对外商业化，甚至做成类似 NeoCloud 的业务。市场第一反应非常剧烈：Meta 盘前上涨接近 6%，但 AI算力和 neocloud 相关股票则受到负面 Narrative 影响, 市场担心的是：如果 Meta 也开始把 GPU 算力对外卖，是否会直接导致算力过剩？ 这个反应可以理解，但我们认为市场把问题想简单了。 首先，Meta 这件事本质上不是“AI 算力需求见顶”，也不是“Meta 不需要继续买算力”。相反，Meta 同时还在继续锁定非常大规模的新算力。根据 Bloomberg/Reuters 报道，Meta 最近与 Crusoe 签署了新的 AI computing capacity 协议，将从 Crusoe 位于 Texas Childress 和 Missouri Warrenton 的两个数据中心获得合计约 1.6GW 的容量。 同时，Meta还在向其他Neocloud购买算力。我们在去年3Q25 META Preview中就提到过META正在向NeoCloud寻求购买3GW算力。 所以表面上看，这里确实有一个矛盾：如果 Meta 自己已经有多余算力，为什么还要继续向 Crusoe 租 1.6GW？ 我们的理解是，这不是矛盾，而是算力代际切换。 过去两年，Meta 已经采购和部署了大量 H100/H200。这些 GPU 不是没价值，恰恰相反，它们对 inference、fine-tuning、企业模型服务、图像/视频生成、传统 ML workload 仍然非常有价值。但对于下一代 frontier model training，尤其是 3T+ 参数规模的 MoE、长上下文、多模态和 RL-heavy post-training，H100/H200 的训练经济性会明显下降。 关键不是 H100 不能训练，而是单位有效 token 成本变差。 当模型进入 3T+ 规模后，瓶颈不再只是单卡 FLOPS，而是 HBM 容量/带宽、GPU 间通信、scale-up 网络、checkpoint/restart、expert routing、sequence parallel、pipeline bubble、以及大规模 collective communication。H100 集群当然还能跑，但训练 wall-clock 更长，通信开销更高，集群利用率更难维持，最终表现为同样训练一个 frontier model，成本和时间都不如 GB200/GB300，未来更不如 Vera Rubin。 因此，Meta 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很典型的资产配置问题： 最先进的 GB200/GB300/Rubin，要优先留给下一代模型训练；上一代 H100/H200，则应该尽量转成 inference 或外部商业化收入。 这也是为什么“做 NeoCloud”和“继续租 Crusoe 1.6GW”可以同时成立。 Meta 继续向 Crusoe 锁定 1.6GW，本质上是在为更长期、更先进、更大规模的 AI infrastructure 做准备。这种资源对于 Meta 来说，更多是未来 GB200/GB300/Rubin 时代的战略性产能，而不是简单补 H100 的缺口。 另一方面，Meta 既然已经买了大量 H100/H200，就不可能让这些资产在 frontier training 代际切换后闲置。Meta 内部当然有广告、推荐、内容排序等大量推理 workload，但这和 OpenAI/Anthropic 那种直接面向外部客户卖 token 的 LLM inference 业务并不完全一样。Meta 如果没有足够多可以直接 monetization 的外部 token demand，把 H100/H200 做成 cloud capacity 或 hosted model API 对外销售，是非常合理的资本回收方式。 这其实和 xAI / SpaceX 的思路有相似之处。xAI 今年公开宣布与 Anthropic 达成 compute partnership，向 Anthropic 提供 Colossus 1 算力；xAI 官方称 Colossus 1 包含超过 22 万张 NVIDIA GPU，包括 H100、H200 和 GB200，并可支持 training、fine-tuning、inference 和 HPC workload。(xAI) 这说明即使是 frontier AI 公司，也可能把一部分已有 GPU fleet 对外出租，同时把最新、最稀缺、训练效率最高的下一代集群保留给自己的 frontier model。 所以今天市场担心“Meta 进入 NeoCloud 会打垮所有 NeoCloud”，我们觉得有些过度。 更准确的判断应该是： AI 算力市场正在从单一的 GPU shortage，进入多代 GPU 分层定价和分层使用阶段。 第一层是最新训练算力：GB300、Rubin，以及后续更大 scale-up domain 的系统，主要服务 frontier model training。这部分供给仍然稀缺，客户仍然会向 Crusoe、CoreWeave、Nebius、Oracle、Microsoft 等各类供应商锁产能。 第二层是上一代高端算力：H100/H200/部分 GB200，更适合 inference、fine-tuning、enterprise AI、hosted model、agent workload 和中小模型训练。这部分不是没有需求，而是从“最稀缺的训练资源”变成“可以规模化商业化的推理资源”。 第三层是更通用的 GPU cloud 和 long-tail enterprise workload，对价格更敏感，但需求弹性也更大。 在这个框架下，Meta 的行为其实很合理：它不是停止建设 AI infrastructure，而是在把不同代际的 GPU 放到最适合的经济用途上。 因此，我们不认为这是 AI infrastructure 的大问题。真正重要的判断是：下一代 frontier model training 对 GB200/GB300/Rubin 的需求仍然非常强；同时，H100/H200 这类上一代 GPU 也不会被废弃，而会进入 inference monetization 和外部算力销售阶段。 这对整个 AI supply chain 的含义反而是： GPU fleet 开始变成多代际资产，而不是一次性训练工具。旧 GPU 不归零，新 GPU 继续稀缺。Meta 做 NeoCloud，不是需求崩了，而是算力资产终于开始金融化和商业化。

你们相信吗？北朝鲜的经济和生活水平，曾经一度超过南朝鲜。 今天再看首尔和平壤，这件事听起来几乎不可思议。但如果把时间拨回到朝鲜战争结束后的1950、60年代，情况真的完全不同。 二战结束、日本殖民统治终结时，朝鲜半岛被一分为二。而当时日本殖民时期留下的大量重工业、水电、矿业和化工产业，其实集中在北方。南方则更多是农业人口和轻工业。 朝鲜战争把整个半岛几乎打成废墟。 战争结束后，北朝鲜获得苏联、中国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量援助，在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下迅速重建工业。 而那时候的南韩呢？贫穷、腐败、政局动荡，严重依赖美国援助。 1950年代到60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北朝鲜的人均经济水平确实高于南韩。关于韩国究竟是哪一年正式反超朝鲜，不同历史数据有差异；一种常见估算是1974年前后。KDI引用的一组数据中，1973年朝鲜人均GDP约$480，韩国只有$416；到了1974年，韩国升至$575，反超朝鲜的$518。 总之，70年代后，历史开始拐弯。 1961年朴正熙掌权之后，韩国开始了一场非常激进的工业化实验。 修高速公路、港口、电厂；大量投资教育；扶植Samsung、Hyundai、LG这样的企业； 政府控制信贷，把资本导向钢铁、造船、汽车、电子等战略产业；但与此同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开放市场，Go compete. 不是关起门来证明自己的计划完成了多少，而是把产品卖到美国、日本、欧洲，接受全球市场最残酷的检验。 韩国选择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从纺织、假发、鞋子，到钢铁、造船、汽车，再到半导体和消费电子。 出口成为国家机器最重要的发动机之一。世界银行和IMF对韩国发展史的总结，都把出口导向、工业化、人力资本和国际市场竞争视为它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这里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韩国的成功，其实并不是简单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 韩国政府当年的手也非常重。有五年计划，有产业政策，有国家控制的金融资源，有对财阀的大力扶持。 Samsung、Hyundai这些后来横扫全球的企业，早期都在相当程度上受益于国家政策与信贷支持。 但它和北方之间出现了一个根本的差别：南韩的政府可以决定扶植谁，但最终市场决定谁能活下来。 企业要赚钱，产品要有人买，出口要赢过日本、美国、欧洲企业，技术必须迭代。 人才可以创业，资本可以寻找回报，信息可以不断进入。 失败会产生代价，成功也能获得巨大的回报。 于是竞争形成创新，创新形成生产力，生产力又不断创造新的财富。 而另一边，北朝鲜逐渐走向更加封闭的主体思想经济体系，资源配置越来越依赖行政命令，同时大量资源被投入军事建设。随着社会主义阵营援助减少、苏联最终解体，这套体系的问题越来越难以掩盖。 几十年之后，同一种语言和文化、相似的历史起点，走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看到美国越来越激烈的 Capitalism vs. Socialism 争论，我常常觉得：我们真正应该讨论的，根本不应该只是这两个标签。 Gallup最新的分析很有意思：81%的美国人对 free enterprise 有正面看法；但说到 capitalism，只有54%正面；对 socialism 则是39%。 为什么会这样呢？说年轻被洗脑，其实过于简单化。 因为今天很多美国人口中的“socialism”，其实想表达的是全民医保、更好的教育、社会安全网和对财富过度集中的制衡；而很多人讨厌的“capitalism”，其实是垄断、crony capitalism、权钱勾结，以及资本可以无限影响政治。和真正意义上的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有很显著的区别。 如何界定现代国家的社会制度，已经成为政治和社会学者深入讨论和研究的话题。比如，中国到底是 - 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里要展开就几天几夜说不完。 但是本质上，对老百姓而言，真正关心的问题是： 谁来配置资源？谁为错误承担代价？一个普通人有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创新者有没有足够的激励去冒险？ 企业是否必须面对真实的竞争？权力有没有制衡？资本有没有制衡？信息能不能自由流动？ 一个健康的社会当然需要社会保障，而一个文明社会也不应该让弱者因为一次疾病、失业或者出生在贫困家庭，就永远失去机会。 市场需要底线，资本需要约束。 反过来，一个社会如果慢慢消灭竞争、私有产权、个人选择、创新回报和对权力的制衡，那么最初也许仍然可以依靠存量工业、国家动员甚至外部援助获得相当漂亮的增长。但是长期而言 - 这样的体系，能不能持续几十年？ 南北韩可能是近代史上最残酷、也最清晰的一场社会实验之一。同一个民族和文化，就是一条三八线。 70多年的时间，最后却成为了两个世界。当然相似的故事还有东德与西德。 所以，判断一种制度，不要只听政府承诺如何分配财富，还要问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到底这个制度能不能不断创造新的财富，同时让普通人拥有创造自己人生的自由？ 画饼谁都会，最后还是要看实际行动和效果。

为什么哈耶克反对“社会正义”这个概念❓这种观念存在哪些问题❓为什么说关心社会正义仍然是必要的❓ 香港中文大学政务与政策科学院副教授周保松发文《市场秩序与社会正义：对哈耶克理论的一个反驳》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解答。 以下是部分精彩选段： 哈耶克认为，“正义”这个概念根本不适用于“市场”，市场交易的过程本身并无所谓正义或不正义，故此将市场导致的结果视为不正义，是犯了“范畴错误”。他甚至很不客气地声称，“社会正义”根本是个“空洞和没有意义”的概念，是人们建构出来的“幻象”和“迷信”，背后反映了一种“知性上的不诚实”。 哈耶克对“社会正义”的批评，用词之强烈以及态度之鄙夷，确实令人惊讶。他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的“前言”中，解释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见到许多人对“社会正义”有一种宗教狂热式的追求，因此必须尽全力去否定这个概念，让人们看到它的虚假和荒谬，以免它成为“摧毁自由文明所有价值的工具”。 为什么哈耶克会有这种担忧？因为当代对资本主义最猛烈的批评，往往来自各种社会正义理论。这些理论认为，放任市场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不正 义，而正义是社会的最高价值，我们因此有理由要求政府约束和改革市场，建立更加公平的政经制度。 哈耶克担心，一旦这种论述获得广泛支持，政府就很容易将它想要的分配模式强行加诸社会，藉此限制个人自由，结果 “这个过程就会逐步走向极权主义体系。”哈耶克深信，要解除这种威胁，就不能满足于单单驳斥某一套特定的正义理论，而必须从根本处揭示“社会正义”概念上的错误和危险。这个策略如果成功，便可以一劳永逸地消解所有的社会正义论述。 哈耶克的立场，主要基于对两个问题的回应。其一，在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秩序中，“社会正义”的概念是否有任何意义？其二，假设我们接受某种分配模式为正义的，例如以人的“需要”或“功绩”来决定资源分配，那么这些模式有可能和市场秩序相容吗？哈耶克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皆为否定。我们来看看他的分析。 当我们谈论“正义”时，通常所指为何？正义是个道德概念，用来描述和评价某种事态，同时指引和约束人的行为。一个广为人接受的说法是，正义就是给予一个人其所应得（due）。哈耶克指出，使用“正义”的场景有以下特点。一，只有人的行为才有正义或不正义可言。先天残障或者自然灾害，虽然给人带来不幸，却与正义无关，因为它并非由人造成，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二，正义的主体，可以是个人、组织或者政府。他们的共同点，是能够有意识、有目的地作出行动，影响他人的自由、财产和福祉，因此须就自己的行为负起应有的责任。三，正义的应用对象，可以是个人行为、公共政策、法律条文，以至社会制度。四，要判断某个特定环境下，什么是个人所应得，以及人该如何行动才符合正义，我们需要一组关于正义的规则。这组规则要获得充分证明成立，就既要满足某些形式条件（例如普遍性），也要体现某些道德价值（例如给予所有人公平对待）。 那么什么是“社会正义”呢？最直接的理解，就是将正义的概念应用到整个社会，并基于某些我们认为合理的分配原则，给予每个成员应得的回报。既然市场是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决定人们的机会和所得，那么它自然应该受到正义原则规范，也应该在制度安排上尽力满足正义的要求。 哈耶克指出，在这种论述中，市场其实被想象成具有独立意志和行动能力的主体，可以基于特定的分配模式将社会组织起来，并按其所设定的标准，将资源和产品分发到指定的个人和团体手上。就此而言，市场和政府的角色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是运用权力去实现一个已经事先知道的正义目标，因此是“意志经过深思熟虑后所作的行动”(deliberate acts of will)，而这是一种将市场“人格化”(personification) 的表现。 哈耶克观察到，一旦人们对市场有这样的想象和期待，就很容易指责市场秩序极为不义，因为无数像张先生那样的家庭，正在承受这个制度带来的苦果。既然如此，要求用另一种看来更公平或更人道的分配模式，似乎便顺理成章，并很容易得到群众支持。哈耶克却指出，这种想法完全错误，因为它彻底误解了市场：“在一个容许每个人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标的体制中，‘社会正义’的概念必然是空洞和无意义的，因为没有任何人的意志可以决定市场中不同人的相对收入，又或阻止它们部分地受到机遇（accident）的影响。” 简单来说，市场不是一个独立行事的组织，而是由无数自由的个体组成，每个人的目标、兴趣、技能、知识都不一样，所做的选择因此也不一样。市场中既没有组织可以指导和控制人们如何做决定，也没有人能够预测千变万化的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至于每个人可在市场得到多少回报，完全视乎当时劳动力的供应和需求。张先生之所以失业，部分是由于缺乏市场技能，部分是由于运气不佳。即使我们很同情张先生的处境，也找不到任何要为此负责的人，因为这是市场秩序中无数参与者基于各自的选择并互为影响所导致。 哈耶克因此总结，那些指责市场不正义的人，其实问错了问题。诚然，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不平等，可是这样的结果却没有所谓的“义或不义”（neither just nor unjust）可言，因为要作出这种判断，需要一组大家都接受的分配正义原则，同时须明确知道是谁在过程中违反了原则，我们才能确定责任谁属。问题是，市场根本无法满足这些条件。首先，市场本身并没有任何特定的分配正义原则，例如按需分配或按贡献分配，而是建立一套交易规则，容许人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作出决定，包括生产什么和消费什么，以及从事什么职业等。只要交易过程没有人违反市场规则（例如不可欺骗和掠夺、尊重财产权等），那么最后得出的结果无论是什么，都应被视为道德上可接受（morally acceptable），虽然这个结果无关“应得”和“正义”。其次，每个人的处境都是由无数人在交易过程中的决定所致，可是这些决定不是出于任何不良的意图，因此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 哈耶克因此声称，既然上述两个条件在市场中都不存在，而市场的运作逻辑从一开始就不是以给予一个人所应得的为目标，那么以“社会不正义”来形容及批评市场，就是概念混乱和没有意义之举。哈耶克视“社会正义”为“海市蜃楼”(mirage)，原因正在于此。哈耶克的观点如果成立，像张先生这样的人，似乎就没有道德投诉的基础。这也就意味着，既然没有人需要为市场的后果负责，失败者便只能接受自己的不幸是“命运”（fate）所致，而不能要求国家以正义之名去干预市场。当然，国家或他人仍然可以出于同情而向赤贫者施以援手，可是这却不是他们的道德义务，因为这无关正义。以下我将指出，哈耶克的论证并不合理，而张先生事实上有合理的投诉理由。 ------ 有关《市场秩序与社会正义：对哈耶克理论的一个反驳》：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