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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毛泽东为何要跟苏联算领土账? 毛主席:“苏联占得地方太多了,我们曾提过让苏联把外蒙古还回来,苏联说不行,甚至在一百多年前,他们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主席同日本社会党人士谈话,话题绕到苏联,他忽然把一笔旧账摊开:苏联占的地方太多,外蒙古曾要求归还,苏联不肯;贝加尔湖以东,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那些地方,一百多年前也被划走,中国还没有认真同他们算。那几句话不长,却像一枚钉子,钉在中苏关系最疼的地方。 外蒙古这事,不能只从新中国成立说起。 清代以来,外蒙古就在中国治权体系里,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也继承这份主权。麻烦在于,民国初年的中国太乱,南北军阀互相提防,中央的命令传到边疆,早已没了铁的分量。一九二一年,苏俄红军以追剿白俄残部为名进入外蒙古,七月六日占领库伦,也就是后来的乌兰巴托。兵一进草原,便像钉进湿木头,拔不出来了。 国内不是没人急。曹锟、吴佩孚以北京政府名义发声明,拒绝承认所谓独立。 张作霖也通电大骂苏联,扬言发兵外蒙。内蒙古王公、民间团体、各派人士纷纷抗议。 可真要打,大家都摸自己的口袋。张作霖怕关内趁机压东北,曹锟、吴佩孚又怕南北对手钻空子。喊声很大,马队没出远门。边疆最怕这种虚晃一枪,风一吹,别人就把界桩埋深了。 一九二四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不承认,英美等国也长期不承认。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北伐后取得名义统一,苏联要求南京承认外蒙古独立,被蒋介石拒绝。他还要求外蒙古放弃独立,回到中国。到一九二八年前后,外蒙古内部出现反独立、求回归的运动,一些人士盼南京出兵。可蒋介石忙着内战,无力北顾,中苏只在东部边境有过小规模冲突,事又冷了下去。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苏联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苏联尊重伪满洲国的所谓完整,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所谓完整。重庆方面声明这套安排对中国无效。可声明不是军队,也不是谈判桌上的砝码。一九四五年二月,雅尔塔会议上,美英为了拉苏联尽快对日作战,把“外蒙古现状维持”写进安排。所谓现状,在斯大林眼里,就是独立。 中国没坐稳那张桌子,却被写进了别人手里的账本。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国民政府同苏联签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古用公民投票决定前途,条件是苏联尊重东北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援助中国共产党。 十月,外蒙古举行公投,官方结果说百分之九十八赞成独立。可那场投票在苏联强大影响下进行,程序一直有争议。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蒋介石后来在一九五三年国民党七大上说,这是忍痛牺牲,也承认当年设想幼稚,应当引咎自责。 毛主席没有把这笔账轻轻放下。 一九四九年二月,米高扬来华访问,毛主席在会谈中提出,外蒙古应当并入中国版图。米高扬当场顶回来,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独立,有自己的军队、文化和经济道路,不会放弃独立。米高扬回国时,毛主席还托他转告斯大林,中共仍主张外蒙古回到中国版图。 斯大林回电很滑,称外蒙古领导人想把中国所有蒙古族地区都合并进去,苏联反对;至于外蒙古是否回归,应由外蒙古自己决定。听着讲理,钥匙还攥在莫斯科手里。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外蒙古问题又摆上桌。 斯大林早有准备,一边让乔巴山拒绝中国要求,一边让苏联外交部门拿出一九四五年条约和公投。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东北还有旅顺、大连、中国长春铁路等旧权益要处理。硬碰硬,代价太大;全咽下去,又不甘心。 毛主席只能在冷账里挑能拿回的东西。 一九五零年二月十四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作废,苏联同意归还东北相关权益,新中国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地位。 同年七月三日,毛主席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中蒙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一步走得不痛快,却是当时的现实。 事没有散。 汪东兴后来回忆,毛主席晚年仍对雅尔塔安排很不满,说斯大林要瓜分世界,把中国外蒙古划出去。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 一九五四年赫鲁晓夫访华,周恩来总理奉毛主席意思再提外蒙古问题。赫鲁晓夫仍不松口,说要看蒙古同志态度,又说蒙古快要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并入中国会失去各国承认。 话还是那套,把门推给屋里人,门闩却握在苏联手上。 一九六二年,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划定边界,现实落到纸面。 台方面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宣布废除一九四五年中苏条约,继续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地图上仍留着那片草原。 地图能留住颜色,留不住已经转向的世局。 毛主席一九六四年重提苏联旧账,不只是发火,更是在提醒世人:国家虚弱时,别人替它写下的字,等它站起来再看,墨迹早干,风还在北方草原上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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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视频号直播讲了一点偏见,然后就被掐了。 如果年轻人的人生追求是上岸,我个人偏见,大概率他的人生会是场悲剧。 朱镕基当年导致东北大范围下岗的举动对错,目前很多人争议,我姑且不去评判,我也没资格评判,但争议双方有个基本共识,那时候那种低效的国企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所争议的无非是能不能有更体面的方式去做出转变,有没有可能牺牲小一些。 那么今天土地财政维持不下去了,地方债务维持不下去了,庞大的公务员铁饭碗,庞大的转移支付,能维持多久呢。 我之前说过一个比喻,拉车的越来越多跑路了,推车的越来越多躺平了,然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还想上车,认为只要上了车就好了。 连卢克文这样的都看出来老龄化趋势和体制内社保养老未来不可持续,那么当这个体系终于不可持续的时候,会牺牲谁? 很多人觉得体制不会牺牲自己人,但问题来了,你真以为他们拿你当自己人。工人阶级还是领导阶级呢,宪法里写的,你真信么。 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全民公务员,一切生产和服务全靠AI供养,家里不妨给梁圣摆个牌位,每天拜一拜,也许会有那么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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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着没事把蒙古军事战术研究了一遍,发现在底层技术上蒙古其实没有任何原创,但却把一大堆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军事技术、组织制度和作战思想组合到了一起,最终创造出了一套此前从未如此成熟过的战争体系。 蒙古军队的战术说到底很简单,利用比敌人更强的机动能力不断转移,通过佯攻、佯退、侧击、迂回以及远程骑射,迫使敌军不停改变部署;或者干脆拖着对方跑,消耗其体力、士气和组织度。等到敌人阵型被拉长、队伍出现脱节或者某个方向露出缺口,再迅速集中兵力,在局部形成压倒性优势,一击致命。 是不是很简单?老早兵书上就写了要这么做对不对?但又有几个将军能做到?但蒙古做到了,而且是大范围的做到,实际上蒙古是通过一场军事革命,把老兵书上早就写明的,通常只有极少军神级将领才能做到的事,降维成一套可复制的,资质稍差的将领也能达成的标准操作手册。 更为重要的是,蒙古帝国的组织方式高度“秦制化”,这不是一支拥有强大军队的国家,这是一支装扮成国家的军队。这就是早期的军国主义帝国。 1、首先得要“快”。而基于“骑射”的草原轻骑兵,可以说是冷兵器时代机动性最高的兵种。 骑射技术,是蒙古人的天赋所在,也是他们这套战争体系的基石。想调动别人,首先你自己必须比别人快。否则主动权就在别人手里?你不可能去调动一个比你还快的军队,你不可能去随时随地包抄机动性比你还强的军队。有了机动性优势,就可以掌握主动,大大增加战场容错,增加了成功率,增加了创造战机的频率,减少了对主帅个人战术素养的依赖。 2、光快没用,还得保持一定的冲击力,否则有几队轻骑兵能复现亚历山伙伴骑兵一个缺口就冲散波斯阵型的案例?尤其时代已经进步到1200世纪,重骑兵重步兵不说满地都是,但起码也是任何一个强国的标配,轻骑兵冲阵早就快绝迹了。而炼铁技术,制铠技术的进步,刚好在成吉思汗之前的100年,在东北亚锻造出了金国重骑兵——铁浮屠。稍微做点减配,蒙古轻骑兵就能在保持机动性的同时,大大增强了防护能力与冲击力。 这就是蒙古骑兵与更早游牧骑兵的不同之处,他们并不是一群完全不披甲、骑着小马远远射箭的“纯轻骑兵”,而是通过装备的搭配,组织的分配,在整体上找到了一种非常好的轻重平衡。 蒙古人发明了这些?当然不是,这是东亚骑兵技术上千年沉淀下来的结果。是草原骑兵系统利用东亚制铁技术进步的结果。 3、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草原一直所真正缺乏的——顶级的组织力,战场纪律——以及社会动员速度,早期军国主义国家雏形。 这点至关重要,比如对方阵型出现缺口,你组织人冲击,至少得有一伙人悍不畏死跟你冲才行。比如你大规模佯动调动对方,怎么能保证佯动部队不会动着动着就失去信心自己跑了撤离战场了?实际战例中是有蒙古军佯败后撤上百里来拉长敌军阵线的例子。你看看淝水之战就是让出个河岸,只不过是暂时后撤,连佯败都不是,就全军大溃了,你再来比较下看看蒙古军这纪律是到了哪个层次。 这绝非易事。与编户齐民的中原地区不同,在历史上,草原游牧民的纪律是很差的。班固咋评价匈奴的?“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 成吉思汗做了啥?打散传统部落结构。把不同氏族、不同部落的人重新编入十人队、百人队、千人队、万人队。一个士兵首先属于自己的十户、百户、千户,而不再首先属于某个传统氏族首领。这套十进制组织当然不是成吉思汗凭空发明的。欧亚草原过去早已有类似制度,但成吉思汗把它推进到了极端,这不再是一套军队的组织制度,这是整个蒙古草原的社会结构制度,包括中原汉族的什么连坐,保甲之类的都给整合进去了。 这套是蒙古人的发明吗?也不是,就金的猛安谋克制度,其实就已经把社会军事制度化了。问题只在金汉化的太快,最后又把这套制度给丢了。 而且直接将军队植根到社会中,带来的不仅仅战场的纪律与组织能力,甚至整个社会的组织力,动员力都直接上了一个台面——类似于秦,为战争而建的国家,早期军国主义国家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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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从中国抢走的588万平方公里土地为何最终沦为世界最大荒原? 海参崴的街头永远刮着凛冽的海风,60多万常住人口里,很少能看到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公交站旁卖腌黄瓜的老人裹着厚重的大衣,眼神浑浊地望着远处废弃的码头。 这座被沙俄命名为“统治东方”的城市,如今连维持基本的城市运转都显得吃力。 放眼整个远东,69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生活着786万人,大片黑土长满齐腰深的荒草,无数村庄只剩下断壁残垣。 谁能想到,这片如今世界上最辽阔的荒原,曾经是中国东北和西北边疆最富饶的家园。 1858年5月的瑷珲城,黑龙江江面停满了沙俄的炮舰。穆拉维约夫带着几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走进将军府,将一份用俄文写就的条约扔在奕山面前,威胁说:如果不签字,俄军将立刻炮轰瑷珲城,杀光城内所有居民。 当晚,江面上的炮声彻夜不停,胆小如鼠的奕山连向北京请示的勇气都没有,第二天就在条约上签了字。 这一纸《瑷珲条约》,让中国白白丢掉了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比整个法国的面积还要大。 仅仅两年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消息传到圣彼得堡,沙俄公使伊格纳季耶夫立刻跳出来充当“调停人”。 他对恭亲王奕䜣说,只要中国愿意割让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沙俄就可以说服英法联军退兵,走投无路的清政府只能答应,又失去了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包括海参崴这个天然良港。 从此,中国东北彻底失去了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吉林和黑龙江变成了内陆省份。 在西北方向,沙俄的手段同样卑劣。 1864年,沙俄军队越过边界,强行拆除清朝的界碑,逼迫清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割走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草原。 这里原本是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世代游牧的家园,条约签订后,数万原住民被迫背井离乡,向南逃入中国境内。 1881年,沙俄又借伊犁危机,再次割走了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短短二十三年,沙俄用威胁和讹诈的手段,从中国抢走了整整588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三个新疆的面积。 从占领这片土地的第一天起,沙俄就从未把它当成真正的国土,在沙俄统治者眼里,这里只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资源仓库和流放犯人的场所。 早期来到这里的移民,几乎都是被判处流放的罪犯和哥萨克士兵,他们疯狂猎杀当地的紫貂和狐狸,用毛皮换取巨额利润。 短短几十年,黑龙江流域的紫貂就几乎绝迹,沙俄的经济支柱随之崩塌。 苏联成立后,不仅没有改变这种掠夺式的开发模式,反而变本加厉。 斯大林建立了古拉格劳改营体系,将数百万政治犯和刑事犯发配到远东,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这些囚犯被迫修建铁路、开采煤矿、砍伐木材。 贝阿铁路的修建过程中,至少有10万名囚犯冻死、累死在工地上。 苏联还用行政命令强行建立集体农庄,从欧洲地区抽调农民来到远东,但这些农民大多是被迫迁移,根本没有在这里扎根的意愿。 1991年苏联解体,中央财政的补贴彻底中断,远东的经济瞬间崩溃。 工厂和矿山纷纷倒闭,工人失去了工作,恶性通胀让卢布变成了废纸,很多家庭连取暖的煤都买不起,只能拆掉自家的房子烧木头取暖。 从1991年到2010年,远东的人口减少了180万,平均每天有50个人离开这里,曾经热闹的城镇变成了无人区,学校、医院、商店全部关门,只剩下野草在疯狂生长。 如今的俄罗斯远东,已经陷入了一个无法破解的死亡循环。 最致命的问题是人口危机,远东的生育率只有1.2,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男性的平均寿命只有58岁,很多人因为酗酒和疾病早早去世。 年轻人大学毕业后,都会毫不犹豫地搬到莫斯科或者圣彼得堡,没有人愿意留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 为了吸引人口,普京在2016年推出了“远东一公顷”计划,承诺给每个愿意来定居的人免费分配一公顷土地。 但这个政策的效果微乎其微。截至2025年,只有不到3万人申请了土地,真正留下来开发的更是寥寥无几。 因为这里没有像样的医院,没有好的学校,没有便利的交通,甚至连稳定的水电供应都无法保证。 远东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自然资源,96亿吨石油、14万亿立方米天然气、150亿吨煤炭,还有数不尽的黄金、钻石和木材。 但永久冻土带让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比俄罗斯欧洲部分高出三倍以上,开采出来的资源运不出去,只能低价卖给中国。 过度依赖资源出口导致经济结构极度单一,一旦国际能源价格下跌,远东的经济就会陷入瘫痪。 一江之隔的中国东北,却是另一番景象。 同样的黑土地,同样的气候条件,中国东北用不到远东三分之一的耕地面积,生产了全国四分之一的粮食。城镇密集,工厂林立,公路和铁路四通八达。 而俄罗斯人始终把远东当成一个外来的战利品,只想从这里索取,不想为这里付出。 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穆拉维约夫因为掠夺中国领土有功,被封为伯爵,他的头像被印在了俄罗斯5000卢布的纸币上。 但这片曾经让沙俄引以为傲的土地,如今却成了俄罗斯最沉重的负担——每年,俄罗斯政府都要投入巨额资金补贴远东,却依然无法阻止它的衰败。 所以领土的价值从来都不在于面积的大小,而在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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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动答题到主动出题——中国如何用“法理牌”掀翻日菲的桌子 大家发现没有,中国在国际博弈中,正在完成一场从“被动答题”到“主动出题”的华丽转身。 过去这些年,咱们看惯了这样一种场面:日本在台海问题上蹦跶,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闹腾,咱们每次都是被动接招、疲于应对。对方出什么牌,咱们就想办法拆什么招。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开始主动出题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现在轮到它们被动应战了。 一、日本拿台湾说事?咱们谈谈琉球 先看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公然发表“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挑衅言论,还拒不撤回。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从根本上损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日本现职领导人竟然公开发出试图武力介入台湾问题的错误信号,讲了不该讲的话,越了不应碰的红线。 好,既然你敢拿台湾问题“搞事”,那咱们就谈谈“琉球问题”。 去年10月9日的联合国会议上,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一席话,让日本国内集体破防。为什么破防?因为他们最怕有人揭开这段被刻意掩盖的历史。 《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日本领土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四座大岛和周边小岛,压根没提琉球。1951年《旧金山和约》第三条确立了美国对琉球群岛的施政权,但没明确主权归属。1971年美日私自签订《冲绳返还协定》,把施政权“归还”给日本,可主权归属至今悬而未决。联合国至今都没承认日本对琉球拥有主权。 张维为教授说得好,琉球从来都不是日本的固有领土。1972年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擅自移交行政管辖权,中国政府当即提出严正抗议。若明确琉球不属于日本,将从根本上动摇日本在东海抛出“中间线”等所谓主权声索的法理基础。 当然,光在嘴上说不行,还得在行动上做。福建师范大学首创的“琉球学”入选中国社科院“绝学”扶持计划;大连旅顺博物馆展出“明谕琉球国王敕”;北京近30位学者召开“战后80周年琉球冲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座谈会。这就是把学术主动转化为战略主动。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 “你敢伸手到我家内政,我就把你脚下的地板给你掀开” 。 二、菲律宾炒作南海仲裁?咱们谈谈巴丹群岛 再看菲律宾。今年7月12日,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满十年。菲律宾方面借着这个十周年节点,拉着美、日、澳等14国发表联合声明,妄称裁决“具有法律拘束力”。中国外交部明确回应:所谓“裁决”非法无效,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既然菲律宾执迷不悟,那巴丹群岛的归属问题,咱们也该好好说道说道了。 今年5月,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他们划的什么界?北部从日占八重山群岛的与那国岛和石垣岛算起,南部从菲占巴丹群岛算起,西部到中国台湾兰屿。八重山群岛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主权归属至今存争议;巴丹群岛更不用说——日菲这是拿别人的地盘当筹码私下分赃! 6月30日,暨南大学菲律宾研究中心主办了一场“日菲‘划界’背景下巴丹岛主权问题”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十名涉海问题专家学者,从地理、文化、历史、法律四个角度,一致认定巴丹群岛主权属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以全版篇幅刊文,建议北京正式声索巴丹群岛主权。 地理上,巴丹群岛距中国台湾兰屿仅99公里,距台湾本岛142公里。在地质构造上,巴丹群岛与台湾岛本就相连,同处一个连续地质带,水下大陆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是台湾岛的自然地理延伸。 文化上,岛上1万多伊瓦坦人与台湾兰屿达悟族语言相通、习俗相近、住同款“地下屋”。暨南大学新闻稿明确指出,巴丹群岛在历史上是“台湾南岛文化圈”的一部分,岛上族群在文化上更接近台湾少数民族,而非菲律宾人。今年6月,兰屿达悟族人还驾驶大型拼板舟“黄金友谊号”跨越巴士海峡到巴丹群岛“寻亲”。3000年血脉相连的证据摆在这里。 历史上,巴丹群岛古称“浮甲山”。明清时期,巴丹群岛被纳入台湾府管辖,属中国传统渔民的作业区。1895年,新西兰《北奥塔哥时报》和美国《纽约时报》先后转载俄国圣彼得堡电讯,显示清政府当时已计划将巴丹群岛与巴布延群岛一并割让给日本。只有对该地区拥有合法主权者,才能将其纳入割让范围——这段历史恰恰反映出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拥有巴丹群岛主权的承认。 法律上,1898年美西《巴黎条约》第三条明确规定,菲律宾领土北界为北纬20度线。巴丹群岛核心岛屿巴丹岛位于北纬20度25分至21度之间,完全不在该条约划定的菲律宾领土范围内。1900年《美西割让菲律宾偏远岛屿条约》将部分北纬20度以北岛屿强行塞给菲律宾,本质上就是“非法侵占”。1946年《马尼拉条约》将菲律宾独立后的领土限定在北纬20度以南,巴丹群岛亦不在此范围。 二战后,1943年《开罗宣言》明确指出:“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巴丹群岛作为台湾附属岛屿,理应随台湾一并归还。1945年《波茨坦公告》第八条重申《开罗宣言》必将实施。1951年《旧金山和约》未提及巴丹群岛,中国至今未承认该和约。依据“附属岛屿随主岛”原则,巴丹群岛作为中国固有领土具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 菲律宾1946年趁战后秩序重建之机,单方面宣布设立巴丹群岛省,完全是趁乱非法占据。未经协商、未经中国同意,单方面改变国界、侵占他国领土——从根子上就是非法的。 菲律宾方面急得跳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中国学者的主张“异想天开”,强调“菲律宾对巴丹群岛的主权早已确立,不容争辩”。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直骂“荒謬可笑”“毫无根据”。军方发言人把学术研讨污蔑为“切香肠战术”。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也跳出来“谴责”。 他们为什么这么急?因为法理上根本站不住脚。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日菲想隔空分家产?对不起,中国要开始算总账了。 三、从被动到主动:中国国际博弈的策略升级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你就能发现一个清晰的脉络: 过去我们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日本在台海问题上挑衅,我们抗议;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闹腾,我们交涉。每次都是被动接招,永远在别人的节奏里跳舞。 现在我们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你日本拿台湾说事,我就跟你谈琉球归属;你菲律宾炒作南海仲裁,我就跟你论巴丹群岛主权。你出招我接招?不,我直接重新定义战场、重新设定议题。 这就是从“被动答题”到“主动出题”的转变。我不在你设定的题目里跟你纠缠,我直接把你拉到我的考场上,让你答我的题。 四、这盘棋才刚刚开始 琉球归属问题,巴丹群岛归属问题,这两笔历史旧账,我们不是今天才知道它们的存在。但为什么偏偏是现在拿出来说? 因为时机到了。 中国的综合国力到了,国际话语权到了,法理研究的储备到了,舆论战的底气也到了。我们不再满足于在别人设定的框架里打转,我们要用自己的话语体系、自己的法理依据、自己的历史叙事,重新定义这场博弈的规则。 琉球议题交织着历史、法律和民意三重维度。巴丹群岛问题同样如此。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都是被刻意掩盖的国际法理漏洞。以前我们顾不上、没能力、没时机去碰,现在—— 该算的账,一笔都不能少。 日本若不能正确对待自身历史问题,又凭什么在台湾问题上“舞枪弄剑”?菲律宾若连自己领土的法理边界都说不清楚,又凭什么在南海问题上指手画脚? 棋局才刚开始。琉球不是日本的,巴丹群岛不是菲律宾的,这两笔旧账,咱们慢慢算。从被动答题到主动出题,中国的国际博弈,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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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甄选的心机男CEO孙东旭被开掉了,但东方甄选这些天来已被建立的叙事还是难以逆转。 俞敏洪的决定做得太晚,上策是第一时间吊打那个奉旨挑事的小编,中策是让孙东旭和董宇辉假惺惺的出来握手言和,下策才是用免职CEO的代价去安抚波涛汹涌的群情。 很明显的,东方甄选原本很想立起一个饭圈的靶子,集火到这个人人喊打的安全目标上,某种程度上这比打压董宇辉更加恶劣,相当于AOE到了所有产生共情的观众身上。 如果打工人都不帮打工人,还有什么信仰值得崇拜呢?「你,背叛了工人阶级,操你妈。」 话说回来,干出业绩的打工人和慧眼识珠的老板之间存在相互成就的关系,这本身没毛病,有毛病的是贪天之功的心态,想要赢家通吃。 大哥,这是做生意,不是打德扑,想要复制许多个董宇辉,商业上是合理的,但它又和容不下一个董宇辉是矛盾的,你不能用打破鸡蛋的手段来实现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指南找北,注定别扭。 在决定弃帅保车之前,俞敏洪和稀泥的表态除了继续维持他作为虚君共和的象征之外没有任何意义,而东方甄选的操盘团队也一定还没真正想明白为什么董宇辉能够获得如此压倒性的舆论支持。 答案其实很简单,先撩者贱。 先撩者贱是一个古老且有效的判断原则,它适用于大多数立场先行的事件,谁挑拨,谁负责。 所以唆使小编去给董宇辉拆台的CEO没了,尤其是各路切片都在CEO老早就忍不住开始对董宇辉「动手动脚」,过河拆桥的卑劣表现,直接冒犯到了最基础的朴素正义感。 先撩者贱,如果是打工人站出来说公司有今日荣光都要居功于自己,恐怕支持者也难免会少很多,董宇辉的直播我没看几场,切片倒是满地都是,他的智情双商都很高,分寸感也好,本来走在一条成全老板绝境重生的大路上,然后就被老板们掀了桌子。 这不就是那个表情包显示的,一个人好端端的骑着自行车,然后自个拿根棍子插进前轮,人仰车翻之后捂着伤腿咒骂世道不公⋯⋯ 只能说,新东方这家公司虽然从业务上转型到了直播带货行业,但它的行事作风和管理思维还停留在教学培训行业,至始至终都在把主播当成以前的名师来对待,既不明白、也不尊重互联网时代「皮套即是流量入口」的逻辑,以致于闹出管理者下场抢功的笑话。 笑死,文案到底是不是董宇辉自己写的,迂腐程度堪称2023年的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这名场面可不会那么快的就被忘掉。 觉得董宇辉的个人品牌光芒过盛,加大了公司的风险,这种担忧当然是情有可原的,但你的合理做法难道不是去用更复杂和更交叉的资本架构去把董宇辉和东方甄选彻底绑在一起共享回报么,美ONE和李佳琦是怎么做的又没有保密,照抄都不会么? 笑死x2,天天搁这当着万恶的资本,殊不知连资本都嫌你丢人,最基础的操作都不会。 据说孙东旭过去都是欣赏和提拔董宇辉的那个人,新东方的传统艺能也包括相互贫嘴过招,他大概不会是一个坏人,但就像罗永浩发明的那个词所形容的,爹头爹脑,世上有太多人克制不了这份好为人爹的诱惑。 我有次走访一家制衣工厂,听到老板的神勇事迹,几个员工晚上在厂外宵夜,和混混发生口角,被人多的对方围殴,正好老板开车下班经过,当即停车带着司机加入战局,操起折叠桌就往对方脑袋上砸去,后来受伤员工的诊费和事件赔偿也都是这个老板一手包办的。 按理来说,这家工厂的员工流失率,应该很低吧?然而并没有。因为老板平日里抠门不说,还对员工有种财产式的严苛管理态度,甚至可以说,他为员工出头,未必不是因为觉得自己的财产遭到侵犯,所以尽管员工们感动于老板的仗义,却也冷暖自知的用脚投票,该跑的时候一刻也不犹豫。 我的意思是,人的复杂性是很难预知的,但是一码归一码,昔日的赏识和今时的嫉恨,可以不相冲突,而动辄产生「没有平台你什么都不是」的心理,更是上位者的大忌。 真要「没有平台你什么都不是」,那是不是也可以说,没有抖音你东方甄选也什么都不是?但俞敏洪孙东旭也不会去把抖音当爹,因为他们会认为,东方甄选也给平台创造了价值,双方是平等合作的关系,没有谁亏欠谁的道理。 是啊,怎么这个道理到了自个身上,就不灵了呢? 事到如今,董宇辉还会不会出走,恐怕还是要靠俞敏洪老师去刷脸了,程门立雪的道德应该终究是有用的,但是就算继续待下去,东方甄选的管理模式也迟早要大改,至少要对齐公司愿意支持业务骨干的决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什么小丑都能在直播间搞阴阳。 倒是有篇文章的标题很能代表一种解决方案——当然可能有点不那么女权——如果俞敏洪是女的就好了,直接嫁给董宇辉,一切质疑都会烟消云散。 唉,和不了亲,合伙人总是可以的吧。都到这份上了,还要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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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至今搞不通:为何如此强大的中国,几千年都不要西伯利亚? 其实这事得从根子上捋。中国历代王朝算账的方式跟俄罗斯完全不一样。俄罗斯从莫斯科公国那会儿起,就靠皮毛贸易撑着国库,往东扩一寸就多一寸貂皮,那是硬通货。 中国这边呢,中原王朝盯的是耕地和人口,种不出粮食的地方,占了就是赔钱买卖。西伯利亚那地方,冬天撒尿都得带根棍子敲,庄稼种下去连穗都抽不出来,驻军得靠内地运粮,运一石粮食路上得吃掉八石,这种账户部尚书看一眼就得把折子摔回去。 但真正让中国几千年不动那片冻土的,是另一笔更深的账。汉朝时候匈奴往北跑,霍去病追到狼居胥山就停了,不是追不动,是追过去没意义,草原上连个固定靶子都没有。 唐朝设安北都护府,最远摸到贝加尔湖边上,结果发现管着几千个牧民比管几万户农民费劲十倍,收上来的税还不够驿站马料钱。明朝更直接,朱棣五征漠北,打完就撤,连九边之外的土都不稀罕要。这套逻辑一脉相承,直到清朝才被一个人打破了。 这人就是康熙。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谈判桌上,清朝代表索额图带了三千兵,俄国代表戈洛文带了不到两千,但索额图身后是刚平完三藩的百战之师,戈洛文身后是西伯利亚那点哥萨克流寇。 按理说清朝能硬吃,但康熙给索额图的底线是必须拿回雅克萨,其他可以谈。最后签下来,外兴安岭以南归中国,以北归俄国,贝加尔湖以东那块模糊地带先搁着。康熙不是不想要更多,是他算过账,往北每推进一千里,补给线就多拉长两千里,准噶尔那边还盯着呢,两线开战是大忌。 所以清朝的北疆就停在外兴安岭,西伯利亚那几百万平方公里冻土,康熙明确说了,那是“苦寒无用之地”,让俄国人拿去折腾吧。 这话传到莫斯科,彼得大帝的廷臣们私下笑翻了天。他们觉得中国人傻了,不要的土地他们全要。接下来两百年,俄国人修铁路、建堡垒、流放犯人,硬是把西伯利亚啃成了自家后院。 到十九世纪,俄国人回头一看,清朝已经烂透了,顺手割走外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海参崴改名符拉迪沃斯托克,意思是“统治东方”。 这时候清朝才回过味来,但已经晚了,连李鸿章去签《中俄密约》的时候都在日记里写,早知道西伯利亚底下有那么多东西,当年尼布楚就该多划几条线。 真正让俄罗斯人彻底破防的,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事。 苏联在西伯利亚发现大油田,秋明油田一投产,石油美元哗哗往莫斯科流,勃列日涅夫那会儿苏联国力巅峰,靠的就是西伯利亚的油气。 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一算账,西伯利亚和远东那块地方,人口从苏联解体时的八百多万掉到现在的六百多万,每年净流出,基础设施全是苏联时期的老本,冬天供暖管道爆了都没钱修。反过来看中国这边,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城市哈巴罗夫斯克,超市里一半商品从中国进口,蔬菜水果靠中国边民种,连修路都得雇中国工程队。 俄罗斯学者开会的时候老提一个词,叫“人口失衡”,远东六百万人对着中国东北一亿多人,夜里睡不着觉。 最让俄罗斯人想不通的事发生在二零一四年之后。西方制裁一上,俄罗斯油气卖不到欧洲,扭头往东看,中国成了最大买家。 谈判桌上,俄罗斯想把西伯利亚力量管道的价格抬高点,中国这边翻来覆去就一句话,你这气要是不往东卖,往西运的成本你算算。 最后签下来的价格,俄罗斯能源部长私下跟普京汇报的时候脸色铁青。 更扎心的是,中国这边顺手把远东港口、林业、农业的合作全绑一块谈,俄罗斯想单拎出油气涨价,发现其他领域全离不开中国投资。 这时候俄罗斯人回过头去翻尼布楚条约的旧档案,才有人写文章说,当年康熙不要西伯利亚,不是傻,是那会儿那地方确实不值钱,可谁能想到地底下全是宝。 这话在俄罗斯论坛上被顶到最高赞的评论是:中国人等了三百年,等我们替他们把冻土下面的东西摸清楚了,他们用贸易合同全拿走了。 所以俄罗斯至今搞不通的事,其实中国这边早就想通了。 土地这东西,占着不开发是负担,能通过买卖拿到资源,比派兵驻守划算一百倍。西伯利亚还是俄罗斯的,但西伯利亚的油和气往哪流,得看中国这边的管道阀门往哪边拧。 康熙当年算的那笔账,放到今天换了个算法,结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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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俄17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地大物博的终极凡尔赛。但是当你仔细去研究一番的话,你就会非常震惊。 夜里打开一张卫星灯光图,俄罗斯的样子挺有意思。 西边的欧洲部分灯火成片,像撒了一把碎钻。往东走,灯光越来越稀,到了大片地区干脆黑成一块幕布。 同一个国家,同一张地图,怎么亮的亮、黑的黑?答案就藏在脚下的泥土里。 先说一组最扎眼的对比。俄罗斯远东联邦区面积约69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四成多,可常住人口只有八百万上下。 而中国的哈尔滨一座城,常住人口就超过了一千万。一座省会城市,几乎能和一个联邦区的人口掰手腕,这事说出去,谁听了都得愣一下。 人都去哪儿了?大多挤在了西边。俄罗斯全国约1.4亿人,莫斯科一座城就住了一千多万。 东边那片大地方,人稀得像过年时的空荡写字楼。同样是“国土”,有人住的和没人住的,完全是两码事。 人不愿意去,不是嫌风景差,而是脚下的地不给面子。俄罗斯一半以上的国土属于冻土区,有的地段冻层深得吓人。 冻土这东西,冬天硬得像铁板,夏天一化就成烂泥。盖房子要打桩,修路要防塌,样样都得多花钱。 地不好,种地也难。俄罗斯能种粮食的好地,主要挤在西南部那一条带上。往北一走,不是沼泽就是苔原,庄稼想长熟,得先问问老天爷答不答应。 地下有石油、天然气、矿产,这是真的,也是俄罗斯的底气。 可矿藏埋在冻土深处、荒原深处,开采要钱,运输要钱,留住工人更要钱。宝贝是宝贝,就是取宝的路费贵得吓人。 再看气候这一关。西伯利亚的奥伊米亚康,常被称为“北半球寒极”,冬天动辄零下五六十度。人在那儿过日子,光是取暖就是一笔大开销,别说搞大工程了。 这样的环境,也解释了为什么俄罗斯的发展重心长期偏在西边。城市、工厂、铁路、农田,都愿意往温和一点的地方凑。这不是偏心,而是被现实一点点“挤”出来的格局。 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的账:地方越大,要管的路就越长。铁路、公路、电网、管道,一公里一公里地铺,一年四季地养护。 人口少,摊到每个人头上的基础设施成本就高。地盘越大,账本越厚,这话放在俄罗斯身上,一点不夸张。 有人会说,那是俄罗斯没本事。倒也不全对,因为同样的难题,中国也碰过。 青藏铁路要穿过五百多公里的多年冻土区,当年被称为世界级难题。中国的工程师没有绕路,也没有认输,而是想出了热棒、片石路基等办法,让路基在冻土上站稳了。 再往东北看,黑龙江那片曾经叫“北大荒”的地方,如今已经成了“北大仓”,粮食产量多年稳居全国前列。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味道就出来了。地是死的,办法是活的,能不能把难地变成宝地,拼的不是面积,而是组织能力和干劲。 回头再看那句“地大物博的终极凡尔赛”,笔者觉得,前半句是真的,后半句得打个问号。 土地大,是地图上的数字。土地好用,才是饭桌上的实惠。一块地能不能养活人、托起产业、让孩子安心上学,这才是真本事。 俄罗斯的难处,说到底是老天爷出的一道难题,不能全怪谁。可它也给世人提了个醒:国土面积是起跑线,不是终点线。 反观中国,耕地不算多,山地不算少,早年也穷过、荒过、难过。可一代代人偏偏不信邪,在戈壁修渠,在冻土架桥,在荒原种粮。 这套“把不可能干成可能”的劲头,比任何一块大地图都值钱。 所以,大不大不要紧,会不会过日子才要紧。一个国家的家底,最终不是写在面积表上,而是写在一座座亮起来的灯火里。 那张卫星灯光图要是能再亮一点,想必谁看了都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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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前一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夜里十点左右,张学良从宴会上赶回西安的公馆,把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叫进客厅。东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都坐在屋里。他当着众人下令:明天凌晨去临潼华清池,把住在那里的蒋介石扣起来。 “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铭九正要退出去,张学良回过头盯着他,又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他用手比了一个鸡蛋大的圈。 张学良这时的官衔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剿的是陕北的红军。他敢在这一夜押上身家性命,是因为他剿了一年的陕北中共告诉他,斯大林会扶他。 他这样指望斯大林,因为他手里只剩一支军队,脚下已经没有一寸自己的地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东北军没有抵抗,退进关内,东北老家丢给了日本;一九三三年又丢了热河;一九三五年,南京照日本人的要求,把留在河北的东北军也调走。从此东北军每月二百万元的军饷,只能向南京要。照他的想法,吃人家的饭,也得听人家的话。 南京要东北军去打红军。部下私下抱怨:“副司令真傻!”“人死了,枪丢了,国民党政府也不给补……都打光了怎么办!”有人把这些话说给张学良听,他有时说:“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会有办法的!” 到了西北,先来的是败仗。一九三五年秋天,东北军在陕北的劳山、直罗镇被红军接连吃掉两个师,两个师长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补充枪弹,给两位阵亡师长各发十万元特别抚恤。蒋介石的答复是:“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东北军上下都明白,蒋介石派他们剿共,是要他们和红军两败俱伤。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打光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要另找靠山,新疆的盛世才就是个样子。他几次私下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斯大林:靠苏联撑腰坐稳新疆的盛世才,是他的老部下,苏联扶得了盛世才,也该扶他。斯大林这时最怕日本从东边打苏联,要的是蒋介石领着中国去打日本,不会为张学良拆蒋介石的台;可他也不把话说死,只让人捎话,叫张学良去和中国共产党联系。他就去了。 这时的中共也走投无路。红军长征到陕北,剩下几万人,四面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马家军,陕北地瘠人穷,养不活这支队伍。围剿他们的主帅自己找上门来,毛泽东求之不得。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到了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他自己带着密码,借军长王以哲的电台,在洋蜡烛底下译电,往陕北发报。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给再去洛川的李克农下了谈判训令,头一条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十八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谈定一个口头谅解,里面有一句:“红军过路应予通行”。 这时红军主力已经从陕北渡过黄河,到山西去弄粮食和兵。红军在山西打土豪,也向县城要钱,彭雪枫打电话给浮山县县长,“要他交出5万元款子,否则就派兵攻打县城”。阎锡山向南京告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匪主力过河既已明了……则我军应速向北推进,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此机万不可失。”张学良回电推说陕甘边区“股匪极为活跃”,要“先行肃清”。蒋介石再三催,他不动。 三月五日凌晨,张学良自己开着飞机到洛川,见了李克农。中共让李克农备好一套话,预备张学良替蒋介石说话时驳他,几乎没用上。张学良只催着要尽快见中共的领导人,还请中共替他介绍代表去苏联。 四月九日晚上,周恩来被张学良派去的人接进延安城,两人在城里的天主堂从九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张学良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周恩来会后给中央的报告里,记下了他那一夜问的事: “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 周恩来请他到时候放红军渡回黄河西岸,再接济红军弹药。张学良都答应了。两边谈定了停战、通商、互派代表,“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跟周恩来同去的戴镜元记得,张学良“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周恩来报告中央:“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张学良也有自己的算盘:他想让红军留在黄河东边和中央军拼,自己好扩大地盘。 二十二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头一句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又说:“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刘鼎临走,周恩来交代他:“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己掌握”。张学良在洛川见到刘鼎,握着他的手说:“好呀,你再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又对他说,延安那一夜,“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最后说: “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几天后,张学良亲自开飞机带刘鼎回西安,让刘鼎坐到驾驶座上,绕道黄河上空。刘鼎住进张公馆的东楼,对外是张学良的随从军官。他在东楼地下室装了一个小电台,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的来往电报,从此都从这间地下室进出。 五月初,红军在山西站不住了,带着钱粮,押着近万山西壮丁,分批渡回黄河西岸。西岸是东北军的防区,红军西渡没有受到东北军阻碍。五月十二日夜里,周恩来又和张学良谈了一次,张学良答应给红军七九子弹十万发;六月一日,其中六万发送到了延安。 这年夏天,中共长征以来和莫斯科断掉的电讯,借张学良剿总的电台接上了。李克农后来说:“张学良部队还给我们送电台、送药品过来。”线一接通,中共就向莫斯科要钱,理由是东北军的军饷“全部靠南京拨款”,一旦起事就会断,问能否“每月给我们300万元的援助”。 六月底,刘鼎给中央发电报,电报里的“日”是张学良的代号: “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 七月二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把这件事报告莫斯科。电报说东北军“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又说“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对张学良入党,写的是:“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八月九日,毛泽东等人给张学良的信里已经叫他“同志”,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 八月十五日,莫斯科回电。电报说,叫他们特别不安的,是“你们关于甚至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说法”,“只有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才能加入党的队伍”;同张学良的接触必须保持,“利用这种接触在张学良的军队中开展我们的工作”,“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 这封回电,毛泽东瞒住了张学良。他一面向莫斯科表示服从,一面告诉张学良,入党的申请批准了,往来的密信里照旧叫他同志;还说苏联已经在新疆备好了大批军火,等红军去取,请他配合打通道路。张学良信了,以为是斯大林接纳了他。早在七月里,他已经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西北大计划:打通苏联,割据西北,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里要打的是中央军和宁夏青海的马家军,华北的日军不在里面。计划成了,他就有了西北这块地盘,背后靠着苏联。中共也指望它救命:八月二十五日给莫斯科的电报说,红军财政粮食已经十分困难,联不成东北军反蒋,南京又不肯停止剿共,就只好放弃陕北。 钱也一直从他这里出。八月,中共派到西安的潘汉年报告:“我们借钱,立刻应许,已交五万元(存刘处)”。十月,叶剑英到了西安,说红军经费困难已极,冬衣更难,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借三十万元。张学良一口答应,只说西安一下只能办到五万元,其余二十五万元到上海去想办法;棉衣给一万套,从西安送往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入冬以后,中共给莫斯科的电报叫苦:“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这时中共向张学良借的钱已经有六十万元;十一月下旬,又从他那里借了十万元。 十一月底,德国和日本签了反共协定,矛头对着苏联。斯大林更要蒋介石领着中国抗日,严令中共放弃反蒋,拥护蒋介石。毛泽东不理会这道命令,反倒派周恩来去和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请到西安来,扣下。张学良几次打电报请,又亲自到洛阳去请蒋介石来西安,给将士们训话。 蒋介石这边,红军已经被压在陕北一角,他要趁这时一举剿灭。十二月四日,他住进临潼华清池,召见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给了两条路: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上前线剿共;不然,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陕甘交给中央军。杨虎城是陕西本地人,十七路军三万来人,全靠陕西这块老地盘,调去安徽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身边多年埋着中共党员,妻子谢葆真也是党员。七日,张学良当面求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介石说,剿共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动手。张学良发电报到陕北,要中共的叶剑英回西安一起策划。毛泽东回电说叶剑英已经上路,其实没有让他动身。 十一日夜里,张学良对将领们说,蒋拍着桌子骂他:“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一位军长问:“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说: “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孙铭九出门的时候,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旁边对他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十二日凌晨,卫队营的卡车冲到华清池门口,门卫开枪拦,被打倒,枪声和喊声混成一团。孙铭九一路趴着往前爬,摸进蒋介石住的五间厅,人已经不在了。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朦胧的曙色里,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乱摆在桌上。一个卫士跑来报告:“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蒋介石的亲信蒋孝先从西安往这边赶,在公路上被截住,枪毙了。 天色快要全亮的时候,卫队营满山搜。一个叫陈思孝的班长在前面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他们先前看见一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走动,搜过去,洞里蜷着一个人。士兵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蒋介石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光着两只脚,上身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一条白色睡裤,浑身是土,冻得发抖。他抬头看了孙铭九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上午,蒋介石被押进西安城的新城大楼,一言不发,送来的大衣不穿,牛奶不喝,只问孙铭九:“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大约半个钟头后,张学良穿着一件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带着得意,对他微微欠身: “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 蒋介石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孙铭九退出门,就听见两个人在屋里吵了起来,声音很高。 同一天将近中午,陕北保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中共的领导人围着读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张国焘也在场。有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朱德抢先说:“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指的是蒋介石和他的随员。毛泽东一直在那里狂笑,接着说: “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张、杨,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国焘记得,当天发给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说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他给张学良起草复电,尊他为全国抗日领袖,夸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说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朱德要毛泽东明明白白叫张学良杀蒋,毛泽东笑着说,他已经着力暗示了,“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他对张国焘解释过,电文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 十三日晚上,莫斯科的电报到了,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不会给任何支援,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能领导抗日的只有蒋介石,中共要促成和平解决。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说斯大林当时对他讲,张学良分量不够。窑洞里,毛泽东踱来踱去,急躁地说: “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周恩来坐着张学良派去的飞机到了西安。张学良见面就问:莫斯科有没有电报?对西安的事是什么态度?周恩来告诉他,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当场发了火,觉得自己被共产党卖了:从前他们一直说苏联会帮忙,现在他骑在虎背上,他们临阵抽腿。周恩来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中共一定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 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来西安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带去斯大林的许诺:把蒋介石的长子、扣在苏联多年的蒋经国放回来。蒋介石的态度一下子变了,答应停止剿共,事变照斯大林的意思收了场。毛泽东想借张学良的手除掉蒋介石,没有做成;被围在陕北、眼看要被剿灭的红军,倒因此活了下来。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着蒋介石夫妇和宋子文飞离西安。孙铭九后来记得,他临走前说过,三天以内就回来。飞机上,蒋介石对他说: “你闯下了这样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 张学良说:“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 很多年以后,他说起这一趟:“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急电到了保安。张国焘记得,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断断续续地说,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 “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 他接连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对蒋介石的亲信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和张、杨断绝明显的来往,还要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 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的飞机落在南京,林森以下文武百官都在机场,军乐、爆竹,人山人海。下午两点左右,张学良和宋子文坐的第二架飞机落在城外一个军用机场,没有欢迎的人,只有宪兵和特务。宋子文和军统的戴笠把他拉上汽车,送进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两天前的晚上,戴笠已经把话交代给手下:“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他让特务队长刘乙光挑十几个机灵可靠、仪表好的人,都穿蓝色中山服,佩二号左轮,去看守张学良。 也是这一天,保安的中共中央听说蒋介石已经由张学良送回南京,立即把中央机关往延安搬。张国焘记得,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大家心胸都大为开朗。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法会审,张学良在庭上说,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他没有把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反倒替中共开脱。判决是有期徒刑十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民政府特赦了他,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他被扣以后,军需账上查明,前后接济红军的钱有七十六万元。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宣传指示。第一条说,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第二条说,本党“对于张、杨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第三条说: “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 西安城里,张学良没有回来。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杨虎城把身边的中共党员南汉宸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 “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南汉宸把这些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回去告诉杨先生:“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东北军里,主和的将领要服从南京,少壮军官要接着和中央军打。周恩来没有告诉他们,中共已经向蒋介石保证不再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红军改换番号,反倒照毛泽东的盘算,鼓动孙铭九这班少壮军官去打: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打起来,红军好坐收渔利。二月二日早上,孙铭九他们开会,决定杀主和派的头领王以哲。奉命带兵去的连长于肇中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一排兵坐卡车到王家的胡同口,排成队唱着歌从门口过,走到一半突然散开,缴了门口警卫的枪,冲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传令的营长商同昌随后赶到,看见院子里绑着一个女人,是王以哲的太太。他叫人松绑,让她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收殓起来。她哭着说: “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东北军的将领们一致要求惩办孙铭九。孙铭九跑去向周恩来跪下磕头,求他帮忙,周恩来派人把他送进红军的地盘暂避。东北军随后被拆散东调,从此不复存在。 红军保住了自己的队伍和地盘,换了个番号,每月从国民政府领二三十万元的军饷。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写道,八年剿匪之功,本来预计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就能完成,几乎全毁于一旦。 张学良这一管束就是十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关在重庆松林坡,军统的张严佛来报告他: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天拂晓从白市驿机场起飞,直飞南京。他信以为真,很高兴。当晚给他饯行,军统的毛人凤端起酒杯对他说,委员长来电,情况有些变化,不去南京了。张学良瞪着眼问,不去南京,去哪里? “委座指示,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 张学良一掌拍在桌上。赵一荻忙拉住他,递给他一条湿毛巾。他呆坐了一会儿,闷声问什么时候走。看守他的仍是那个特务队长刘乙光,站起来开口:“报告副座……”他打断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的,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 第二天早上,赵一荻挽着他的胳膊上了飞机。他被关进新竹五峰乡的深山,在那里写过一首诗: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杨虎城后来被撤了职,打发出国考察,到了莫斯科,向斯大林要军火要钱,说回国要再发动一次兵变。斯大林转手把这些话通报了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底,杨虎城被宋子文的电报诱回国,随即被扣,从此再没有出来。他的妻子谢葆真一九四七年死在囚室里。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夜里,特务把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带到重庆松林坡,说请他们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杨拯中走在前面,怀里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一进门,埋伏在屋里的特务拿匕首扎了进去,血喷在骨灰盒上。杨虎城往前赶了几步,刀已经刺进他的胸口。第二天凌晨,他在狱中出生的小女儿杨拯贵也被杀了。命令是蒋介石亲自下的。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台北给张学良办九十岁寿宴,他刚刚恢复人身自由。墙上挂着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发来的贺电: “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 这是五十四年来,他头一次当众答谢关心他的人。他站起来说: “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即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但是罪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自己感觉真是万分的惭愧。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这样来给我做寿,我怎么能做寿,我有什么寿!” 他说过:“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晚年说到西安事变,他把事全揽到自己身上:“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杨虎城只是同意。 后来他住到夏威夷。中共多次托人请他回大陆看看,他都推掉了。他对张家的后人交代,西安就不要再去了。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张学良死在檀香山。从西安事变到九十岁恢复自由,他有五十四年是被人看着过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1998年版,第330—335、342、347—348页;孙铭九《临潼扣蒋》,收入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7—223页,另孙铭九、商同昌回忆见第481、494、506—507页,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见第67—69页,戴镜元回忆见第52—53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8、59、61、63、76、82—83、85、105—107、121—122、171、196、249、256—257页(李克农、周恩来、刘鼎、张闻天、潘汉年电报和报告,毛泽东等致张学良信,均转引自此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26、242、24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7—28、82页;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4—375页(蒋介石、张学良往来电报转引自此书);百年潮杂志社编《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转变: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李克农谈话);侯金卓《红军东征中党的“扩红、筹款、赤化”工作研究》,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2页 ——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524、562、611、687—689、708—710、720—723、930—932、947、1063—1068、1194、1202、1206页;台湾档案管理局《幽禁岁月:张学良在台湾的后半生》,2016年;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小萝卜头的故事》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收入《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杨奎松《1920—1940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第44—45页;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注释索引卷,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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