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网友来稿： 王老师您好： 我是锦江酒店集团一名全国外派的酒店总经理，已工作很多年。 锦江酒店集团隶属于上海市国资委控股的国有独资企业——锦江国际集团，是亚洲规模第一、全球排名第二的连锁酒店集团。旗下拥有希尔顿欢朋、锦江之星、锦江都城、7天、麗枫、希岸、维也纳、白玉兰等品牌。集团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已在沿线81个国家布局超800家酒店，客房总数逾12.6万间，重点布局东南亚市场（如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泰国等）。 作为一名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国企员工，我不得不说出这家集团内部的混乱与不堪。 原来合同制员工实行“月休四天”，2022年起却被强制改为不定时工作制，并要求签订不定时工作制协议。近几年，长三角地区多位一线酒店总经理在岗位上猝死，仅2025年上半年就连续发生3起猝死事件。公司对此长期隐瞒，令人难以想象一家国有酒店集团竟到了如此地步。 更严重的是，一线酒店总经理的社保、公积金全部通过深圳第三方公司以最低标准缴纳，每月仅几百元。 恳请王老师能帮我们这些基层酒店人发发声，感激。 （经与投稿人确认，他愿意以以上身份发声。）

蔡老师您好！我是锦江酒店集团一名全国外派的酒店总经理，已工作很多年。锦江酒店集团隶属于上海市国资委控股的国有独资企业——锦江国际集团，是亚洲规模第一、全球排名第二的连锁酒店集团。旗下拥有希尔顿欢朋、锦江之星、锦江都城、7天、麗枫、希岸、维也纳、白玉兰等品牌。集团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已在沿线81个国家布局超800家酒店，客房总数逾12.6万间，重点布局东南亚市场（如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泰国等）。 作为一名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国企员工，我不得不说出这家集团内部的混乱与不堪。原来合同制员工实行“月休四天”，2022年起却被强制改为不定时工作制，并要求签订不定时工作制协议。近几年，长三角地区多位一线酒店总经理在岗位上猝死，仅2025年上半年就连续发生3起猝死事件。公司对此长期隐瞒，令人难以想象一家国有酒店集团竟到了如此地步。更严重的是，一线酒店总经理的社保、公积金全部通过深圳第三方公司以最低标准缴纳，每月仅几百元。 恳请蔡老师能帮我们这些基层酒店人发发声，感激不尽！ 【讀者來信】

古代小妾除了满足丈夫的生理需求和生孩子以外，还有另一个变态的作用！ 是后来有人无意间听长辈说漏嘴才知道的，说那时候小妾有时候是可以被“送出去”的， 怎么说呢，像是一种交换。 古代的小妾，不止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她们还有一种更残忍的存在方式：可以被“送出去”。 她们被当作商品、奖励、甚至是交情的象征，在男人之间流转，像是“人形礼物”，一笑一泪之间，命运全由别人决定。 南京博物院里珍藏着明清大户人家的契书，里面有一种叫“典妾契”。 通俗讲，就是转让协议。 一个男人想周转银两，就拿小妾去“典”人家。 跟当铺押东西一个道理，只不过押的不是物，而是人。 押期到了，钱还不出，妾就成了别人家的。 明代冯梦龙曾写过，“妾通买卖”，四个字，把一个女人的命写得干脆又冷血。 她们没有名字，只被称作“某氏”或“某女”，甚至连个冠姓名份都没有。 她们入门无法坐正堂，住偏房，穿不上带牡丹图案的衣裳，也不能用彩色头花，仿佛天生就是“低一等”的人种。 唐律中直接规定，妾属“贱流”，可买可卖，不享有“人身自由”与“婚姻自主”。 一句法条，就把一个人的一生定死。 那时候，一户富人家若要显示地位，就得“家中有妾”；一场交易若要体现诚意，也得“附上美人”。 有的将军打了胜仗，奖赏下属时会说“美女若干”；有的官宦结交上司，会把妾“奉上”以示忠心。 妾，在那个时代不是“人”，是“通货”。 有个叫春桃的女子，原是明清年间扬州“瘦马”出身。 那类女子从小被挑选、喂药、练琴、洗皮、缠足，专为权贵“定制”。 她被卖进山西一户王姓大宅，以为从此能安身立命，却没想到一个赌局就改写了她的命。 王家少爷在庄子上输了两百两银，干脆把她当赌资抵了债。 那天夜里，她还穿着新做的薄绸衣裳，被两个婢女架着，脸都没来得及洗净，就被塞进轿子。 那一趟路，她从山西被抬到徽州，走了26天。 轿子晃得她一身青紫，轿门一开，迎面站着的是一个陌生男人。 她要做的，就是从第一天起，重新“取悦”另一个主子。 有人问，这样的事朝廷没人管吗？ 有。 纸上管。 实际呢？ 根本拦不住。 到了宋代，“典妾”已经成了灰色市场。 谁家男主人手头紧，就把妾押出去；有钱人想新鲜，就花钱“借妾”玩几月。 甚至出现了“典期妾”——约定时间，期满归还，像租车一样。 古人还自得其乐地总结说，“娶妻以守礼，纳妾以娱情”，好像妾是一种“合法的罪”。 在市井文人笔下，纳妾甚至被写成“风雅”的象征。 宋人周煇在《清波杂志》里直白记载，苏轼被贬岭南时，把宠妾春娘送给朋友换马，文人传为“佳话”。 他们觉得这是一场“风趣的赠答”，像赏画论琴，可没人想过，那叫春娘的女子，是怎么哭着被塞进马车走的。 再往后，到了清代，“送妾”已经成为权贵之间的潜规则。 军功换妾、官场抵人情、商贾报恩，都用这一手。 陆枫《婉词集》里写：“酌酒赠美以表谢功。” 言外之意就是以小妾为谢礼。 有钱人养妾几十房，但真正命好的，十之一二，没生子女的，晚年多被赶出家门。 那些人最后去向何处？ 大多卖身、为尼，能活下来的寥寥无几。 最荒唐的，还得说文人。 白居易晚年有句诗，“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豪气得像喝多了酒的人，嫌小妾哭声多、年纪大，就换个年轻的。 那“换”字，用得自然，好像换马换酒一般。 诗传千古，却让人背后发凉。 在他们的文化里，“妾”不具灵魂。 没人问她愿不愿意，也没人记下她的名字。 她的一生，从买到送、从笑到哭，全顺着别人的手。 有人说，小妾至少能留子，母凭子贵。 可在宗法制度下，连那点希望都被收走了。 孩子一落地，就归正妻名下，生母被称“庶母”，甚至不得探视。 不少妾被逐出，只因主母嫉妒，不想娘俩成亲。 那些被“送走”的妾，连“娘”的身份都被剥夺。 她们最怕过年，因为过年孩子拜堂，喊的“娘”不是自己。 她坐在另一个院落里听号角声，连哭都得捂着嘴。 历史里的女人，很少有选择。 赵姬被吕不韦“献”给异人，换来权位；董卓拿何进的遗妾换军权；晚清商贾用妾讨好督抚。 她们像棋子，被人手来手去。 可我们今天之所以还在谈这些，不是要渲染悲情，而是提醒： 那种制度的残忍，曾在漫长的岁月里被无数人当作“自然”。 直到1950年《婚姻法》颁布，妾制才彻底废除， 那一年，小妾才从法律意义上重新被当作“人”。

唐山烧烤店事件“汕头版”？见义勇为者反遭判刑，母亲含恨离世！郑春熙实名控诉：天理何在？ 见义勇为，本应受到保护；挺身而出，却反遭牢狱之灾。如果这样的控诉属实，谁还敢在危急时刻站出来？ 近日，一则关于汕头市潮阳区见义勇为者遭判刑的实名控诉引发关注。控诉称，郑春熙因见义勇为、正当防卫，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反而被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已实际服刑。 更令人痛心的是，控诉称，郑春熙的母亲得知儿子被判刑后，悲痛至极，仅半个月便离世。身陷囹圄的儿子无法赶回家中，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成为终生遗憾。 一个家庭因此承受的打击，远不只是失去自由那么简单。母亲含恨离世，儿子狱中痛失至亲，这样的悲剧究竟是谁造成的，必须有一个交代。 一、见义勇为为何反遭判刑？ 据实名控诉内容，郑春熙被指在相关冲突中属于见义勇为、正当防卫的一方，控诉人称其并未打人，却被人陷害，最终被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且刑期已经执行。 控诉还提及另一名当事人郑枫涛，称其同样因见义勇为、正当防卫而遭受不公对待，被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并已实际服刑。 如果上述指控属实，那么案件就不仅涉及个体的自由与名誉，更涉及正当防卫的认定、司法裁判的公正，以及见义勇为者能否得到法律保护等重大问题。 见义勇为者究竟是依法维护他人权益，还是被错误地认定为犯罪？案件证据是否充分，裁判依据是否经得起公众和法律的检验？这些问题都应当得到公开、严肃的回应。 二、如果打人者真有权势背景，法律还能一视同仁吗？ 控诉者将案件中的不公与所谓“官宦子弟”背景联系起来，认为郑春熙等人遭受了不公正对待。 这一指控涉及权力是否干预司法、公权力是否被滥用等严重问题，必须通过案件卷宗、庭审记录、判决书及相关证据查明，不能仅凭身份传闻下结论。但同样不能因为指控涉及敏感问题，就回避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追问。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应因当事人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或权势大小而有所区别。如果有人凭借背景逃避责任，而挺身而出的人反遭刑罚，那么受损的不只是一个家庭，更是公众对公平正义的信任。 三、强烈呼吁公开案件材料，依法调查追责！ 针对这起实名控诉，呼吁有关部门： 公开案件关键事实。 在依法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公布相关判决依据、关键证据及正当防卫认定理由。 依法审查裁判是否公正。 对控诉中涉及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严格审查。 调查是否存在枉法裁判或权力干预。 如果查实存在违法违纪行为，必须依法追责，不能让任何人凌驾于法律之上。 回应当事人及家属的合理诉求。 如果案件确有错误，应依法纠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郑春熙失去的自由，母亲未能等到儿子归来的遗憾，以及另有当事人被判刑的指控，都不应该被一句简单的结论所掩盖。 我们呼吁的不是不经调查便给任何人定罪，而是让证据说话、让法律说话、让责任人承担应有的责任。 如果见义勇为者真的因错误裁判而蒙受牢狱之灾，谁来为他们失去的岁月负责？如果司法裁判出现错误，谁来纠正、谁来问责？如果公众连依法维护他人的勇气都要付出自由与家庭破碎的代价，社会又该如何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 天理何在？法理何存？郑春熙等人的遭遇，亟须一个经得起法律和公众检验的交代！

铁流：在死牢里与殉道者的对话 （1964年春）难友杨应森因“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作为重大涉案人员送进死牢接受教育，俗称“陪场”。 他是右派，我是右派。在这之前，他是解放军中尉，中共党员，我是党报记者，团委书记。成了“阶级敌人”后，同在四川省公安厅 “4 15”筑路支队劳教“改造”。不过他和我都是越“改造”越“反动”的“花岗岩”。六年后他被杀，我被判处重刑。 在“陪场”的二十多个日子里，我和杨应森在那不足十平米的死牢、黑不见天的地狱，相依为命朝暮相处，谈论人生谈论未来，谈论“人类最伟大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也谈论我们曾忠于过的“伟大领袖”…… 他脚戴脚镣，手系背铐，不唉声不叹气，也不怒气横眉，更不咒天骂地，静静地等着那一天的到来。一天，他突然问我：“晓枫，我死了后，你有什么打算？” 席地而坐的我，望着黑黑牢顶，恨不来个轰天大雷炸坍这座万恶的无产阶级专政监狱。我没过多考虑，咬着牙愤愤地说：“活下去，坚决活下去！与他们斗到底！” 他那泰然平静的双目落在我身上许久，问：“怎么活？怎么斗？”“决不自杀！决不低头！杀尽那些整人害人的家伙，大不了像你吃颗子弹。”我望着他那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以及那张因长期饥饿，导致营养不良而苍白的娃娃脸，激愤得有点歇斯底里。 好一阵沉默，他喃喃地自言自语：“冤冤相报何时了，以卵击石不可为。”然后转过头来朝向我，同意又不同意地说：“晓枫，不自杀、不低头，是对的，但不能有吃子弹的打算啊！你年轻，又有写作才华，切不能盲动，做无谓的牺牲。中国政局会发生变化，绝不是铁板一块，纵是铁板也会锈化。到了那一天，把你看到的、听到的写出来，留下一页页历史……” 我一怔，失望沮丧的心有点惊讶：“有那一天吗？” “怎么没有？世上没有不死的人，也没有万岁的皇帝。五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换了多少个朝代和多少个帝王？不过都是你杀我，我杀你杀出来的，都是以暴易暴的灾难，受罪的还是老百姓。我在想，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能不能通过非暴力的和平过渡，走上自由民主，像西方国家一样，几年选一次总统？我看不是没有可能，但得等……”他面带深沉的微笑，话中有话，说到这里戛然而止。 在这之前，我们不少劳教右派也曾私下探索过中国的未来，但碍于告密未敢深究，现在他和我同关在死牢里，还有什么话不能交流？一个亮亮的光点从大脑闪过，我似乎像抓住了什么，轻声问道：“你是说，老毛死后吧？” 他点点头，认可我的企盼，说：“你三十，他七十一了，尽管人们天天喊他万岁，他能活到万岁吗？我叫过，你叫过，那时叫他万岁时候，热血沸腾，浑身激动得发抖，眼里噙着泪花。以为他会给我们带来自由民主、幸福昌盛，谁知全是灾难。不过，历朝历代皇帝都坏，三宫六院，朕即天下，可他比哪个皇帝都坏、都狠、都毒。国民党的人杀，共产党的人也杀，越杀敌人越多。不仅整得你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连他的战友高岗、饶漱石也跑不掉，保驾的彭德怀、张闻天也一样，今后不知还要整谁？” 我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干？” 他从地铺的草席上站起来（死牢没有囚床，除墙角有个便桶外，就是扔在地上的两张草席，他和我一人一张），拖着沉重的脚镣，慢慢地移动着脚步说：“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就是你斗我，我斗你，除了农民斗地主，工人斗资本家外，儿子斗父亲、老婆斗丈夫、学生斗师长……不斗就不叫共产党。毛泽东最坏一招，就是用美丽的词汇，把人性灵魂深处最丑恶的东西释放出来，比如出卖朋友叫分清敌我，落井下石叫划清界限，揭发亲人叫站稳立场，让人放开手足做坏事。” 他说得入情入理，我听得有盐有味，似乎死牢变成了课堂，学生与老师在探索社会发展与国家存亡的道理。他有论有据地分折道：人性的共同特点是趋利避害，总想用轻松的付出去换取最大利益。什么付出最轻松？出卖灵魂最轻松！共产党每一次争斗，每搞一个政治运动，总有人爬上去，总有人被打下来；爬上去的人少，打下的人多。爬上去的人当官、当长、当书记，打下来的人挨斗争、进监狱，沦为社会底层贱民。还有，官位、长位只有那么几个，而争夺的人一大帮。人们为了抢到这个位置，就拚命做坏事，拚命说谎造谣。谁的坏亊做得多，谁的说谎说得大，谁就能抢到最好的位置。有了这个位置，就可以妻荣子贵，作威作福，鸡犬升天，这就是毛泽东热衷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治国之术。一块骨头十条饿狗抢，互相之间你撕我咬，死拼恶斗。中国早已成了一群疯狗争食的国家，没人格、没尊严，寡廉鲜耻，苟延残喘。尽管十多年来国家遭受到如此大灾大难，可没有人敢说真话，都隐忍逃逸保全苟活，就是这块骨头起的作用。今后想过自由幸福日子，就不要去抢骨头，各安本分，保持人格尊严，多做人们喜欢做的善亊。晓枫啊！切忌去抢骨头…… 他特别提醒我说：晓枫，共产党已经变成一个强大的法西斯政党，它有军队，有警察，有监狱，占有国家的一切资源，又极其专横残暴。造反，杀你；反对，关你；不跟着它走，没有饭吃。你我都是吃共党饭长大的人，参加过共产党各个政治运动，深知道共产党的底细。过去说“国民党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共产党却是“宁肯错杀十万，不肯放过一个批评它的孩子”。老百姓杀怕了，吓怕了，哪个敢起来造反？再有，现在不是国民党时代，那个时代是私有制，厂矿、商店、银行都是私人开的，人们可以自由自在找工作。而今整个国家都是共产党的，没有私人的企业，没有个人的空间，大家只有一条路：拥护共产党，跟着毛泽东走！不要说造反，就是农民在田边屋角种瓜瓜豆豆，也要被批判被斗争。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人只能做狗，还得做咬人的狗，你不咬人别人就咬你。我和周居正，还有你，都是不愿意做咬人的狗，结果被人咬得血淋淋…… 他这番真诚的吐露，四十多年来一直在我脑海里缠绕：“在毛泽东的统治下的中国，人只能做狗，还得做咬人的狗。”是的，我也被迫做过狗，也曾咬过人，现在自己不咬人了，却又被别人咬得遍体鳞伤，唉，何时中国人才能真正是人，才能不做狗不咬人呢？ 他的这些观点，在法庭上曾向法官袒露，想说服他们不要做坏事。法官们不但不听，还大骂他坚持反革命立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其实，他说：“杀我的人未必一定要杀我。他们为了要穿衣吃饭，养儿育女，不得已而为之啊！1950年剿匪，我杀过人，你也杀过人。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去杀人？不也是为了挣表现，求上进，争位子。嘿，这个国家把正常的人变成杀人犯，自己为自己造铁屋子哟！“铁屋子？”我重复，不解，迷惑。 “对，铁屋子！就是这间铁屋子！中国人都住在铁屋子里，只不过大小不一样。你和我是住的小铁屋子，老百姓住的大铁屋子。不过，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中国这个大铁屋子，年代久远了就会腐蚀锈化。毛泽东搞阶级斗争，今天整这一批，明天斗那一批。每次政治运动打击面都是百分之五，十次运动就是百分之五十……你算算，这些年搞了多少次政治运动，损害了多少人？他一定死在你前面。毛泽东一死中国政局肯定发生变化……” 那时，我刚进入而立之年，躁动得不得了，曾想拉支队伍与共产党干到底，再不当个刺客，专杀做恶的官员，或者做个江洋大盗，杀人越货，劫富济贫，逞一时之快。经过多次交流，多次探讨，他的观点、想法、夙愿，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开始冷静思考人生，寄希望于中国政局变化，耐心等待毛泽东早日去见马克思。我能放弃暴力反抗的誓愿，正是他们要我“陪场”的目的，真可称之为殊途同归。此时的他，不是即将走向刑场的死囚，而是一个布道的牧师，我是第一个接受洗礼的信徒：让共产党在时间的岁月里腐蚀锈化……正因为如此，我才耐着性子蹲了二十多年的监狱，渡过漫漫的长夜，等待黎明的到来。否则我早会伺机夺枪，饮弹长眠，一死了之…… 在他等候死神的时间里，有一天我突然问：“应森，你恨吗？” 躺在草席上的他，静得来像古井之水说：“恨谁？我谁也不恨！这是中国历史上躲不过的一场劫难！要说恨，就恨这个造成灾难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永远不会实现，它是马克思编造出的一个最大的谎言。我相信受骗的人，终有一天都会觉醒。就像这间铁屋子终究有一天会照进阳光，长出绿草，开出红花一样。” 我奇怪不解：铁屋子怎么会照进阳光、长出绿草、开出红花？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是这样说的： “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说不定哪天出个大力士，把铁屋子打开个洞，腐蚀锈化的时间就会加快。但是共产党残暴专横的本质难改，正如老虎要吃人一样。只要叫共产党，他就必然践踏人权，仇恨民主，蔑视尊严！我一生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参加了共产党。别人骗我，我骗别人，大家就这样骗下去。晓枫，今后决不能再做骗人的事了，在铁屋子有了洞的那天，就不要再做狗，再当工具了！一定做个大写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那天凌晨，他被叫出死牢，负镣戴铐走上刑场，被杀于四川灌县(今属都江堰市）岷江河畔。时间是1964年4月19日上午11时，时年三十三岁…… 此后，我一听见岷江咆哮，好像听见他说的那句话：在铁屋子有了洞那天，大家就不能再做狗，再去当工具了，一定做个人格独立的人！所以“改正”后回到报社不久，我就“下海”自谋职业去了，不再做骗人者的工具…… 图：作家铁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