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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共产党的邪恶,郭先生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郭文贵先生为什么至今仍在监狱里?因为他揭露了共产党不愿让世界知道的真相,触及了共产党最害怕的利益和权力根基。 过去70年,共产党不断利用超限战、渗透、蓝金黄等手段,悄无声息地摧毁国家、打击政客、控制企业家,甚至试图从金融、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层面影响自由世界。 郭先生选择站出来,把这些隐藏在黑暗中的事情公之于众。他揭露中共的超限战,揭露对美国金融体系、民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威胁,让更多人认识到中共对自由世界的影响和危害。 一个真正敢于揭露真相的人,必然会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郭先生至今仍身陷囹圄,更让我们思考:真相为什么如此重要?又为什么有人如此害怕真相? 无论面对多少困难,唯真不破。历史不会因为黑暗暂时占据上风,就停止追寻真相。我们要坚持事实、坚持正义,让世界看见真相! #郭文贵# #爆料革命# #超限战# #中共渗透# #蓝金黄# #新中国联邦# #唯真不破# #正义与真相# #卖美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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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情书—邹幸彤:206页判词,说来说去,就是追求民主有罪。 我不认为任何政党可以将国家主权私相授受,自称代表人民的选择,自称是唯一的领导,然后还宣称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有义务拥护它这个自封的王位。这样的所谓法律,不过是暴政的同义词。 相信专政是错的、民主是对的,这不是信念,又是什么?即使法庭和政府不停念咒,声称我们接受审判的并非信念,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在这份判决之下,相信“结束一党专政”这一理念的人,再无立足之地。在这样的“法律”眼中,我们只要抱有这种思想,就已经违宪、非法,犯下了原罪。即使我们所做的只是一件完全正当的事情,例如悼念六四,也会因为我们思想上的“不正确”而变成犯罪。 但是,法律无法控制任何人的思想。不但控制不了,当法律执意与良知为敌,输的只会是法律,失去公信力的也只会是法律。 做人要有底线,法律同样要有。民主与专政之辨,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底线,因为专政之下没有法治。当法庭完全抽空“结束一党专政”这一诉求之所以产生的事实背景和是非对错,只是一味强调政权的意志和所谓守法的义务,其实就等于说,生活在纳粹德国统治之下,就有义务参与屠杀犹太人一样荒谬。这样的做法,只会使法律失去彰显公平正义的灵魂,沦为任由权力驱使的傀儡。 纳粹和极权统治之下一次又一次的惨剧,正是这种不问是非、只求服从的态度造成的。如今,无论是法庭还是国家,都在重走同一条危险的老路。甚至随着科技进步、国家力量增强,随着国家成为公认的“大国”,今天的危险只会比当年更加严重。 作为国民,我们有责任将国家权力重新关进民主的牢笼,履行我们作为国家主人的义务,对它加以控制和监督。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替过去的伤害讨回公道,也是为了防止更大的灾难再次降临。一味以国家安全之名,喂养一部我们无法控制的国家机器,任由它蚕食人性与良知,悲剧的发生只是迟早的事。 因此,结束一党专政,是我们这一代香港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都无可回避的责任。这件事必须由我们自己完成,也只能由我们自己完成,没有任何外人可以代劳。 这是我真诚的想法和信念,而且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信念——维园三十年的烛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结束一党专政”是人民的底线,是普世的诉求。当法律不自量力地试图挑战它,只会自取其辱。 法庭假装问题不在于传播思想,而在于所谓散播敌意。但是,“结束一党专政”这一信念,从来不需要依靠什么敌我思维,也不需要煽动仇恨来维系。我们只需要摆事实、讲道理,就足以得到所有明事理者的支持。 因为专政本身就是最大、最明显的一种不公义。它无视每个人的平等和自主,将一套毫无道理可讲的统治秩序强加于人,把自由的公民统统贬低为无权选择的奴隶。结束一党专政,不过是要争取人之为人应有的尊严。这个道理,任何不是装睡的人都应该看得明白。 只有道理讲不通的人,才总要依靠仇恨进行动员,而我们根本不需要这样做;只有毫无自信的人,才会看什么都充满敌意,而我们也根本不会这样看待世界。对于我们所相信和坚持的一切,我们有绝对的信心。专政依靠仇恨维持统治,不等于所有人都必须采用它的那一套,也不等于这个世界真的围绕仇恨运转。对平等与正义的信念,对人性与真相的尊重,从来都是比仇恨更加强大、更加持久的力量。 信念是无法计算、无法交易的。为了自己所相信的一切而求情、道歉,是最虚伪的事情,也是对所有抱有同样信念者的侮辱。所以,我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连屠城的刽子手都还没有站出来道歉,什么时候轮到我们道歉?!即使世道颠倒,我们也不应该为政权做错的事情道歉,让自己也成为颠倒是非的一部分。 对于过去的一切,我拒绝使用犯罪的语言和概念,去分析我们所做的事情有多么严重或不严重。如果法庭真的需要什么参考,可以去问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安公署。他们才真正懂得如何用犯罪的眼光看待争取民主和人权的努力。他们还一直毫不避讳地声称,本案性质严重,必须严惩,完全不认为自己是在干预司法独立。无论如何,如果法庭最后真的裁定我们属于“情节严重”,我会把它当作对我们的赞美,因为这说明我们确实做出了一些成绩。 能够找到自己所相信的使命,找到可以并肩作战的伙伴,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因此,对于我与支联会、与香港人共同走过的道路,我一点也不后悔。只是辛苦了我的家人和爱我的人,我唯一需要请求原谅的,也只有他们。 至于将来,无论身在狱中还是狱外,我都会继续为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香港与民主中国而努力。我会继续学习、充实自己,进行各种尝试,直到民主到来的那一天。这是我曾经无数次公开作出的承诺,也是我在烛海之中向死难者许下的庄严誓言。我不打算做一个言而无信的人。 如果这样做会使我成为永远的罪犯,如果法律真的容不下我们的信念,那么我宁愿做一个罪犯,也不愿做一个背叛良知的人。我会和所有不认命的香港人一起,继续走完这条尚未走完的民主之路。 烛光如海, 人心成涛; 粉身拍岸, 不平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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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默:“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 1、转型正义的概念与理论:在我们生活中,常见到先发生了一件事情,或是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而后我们经过沉思,再给予概念化,提出我们的理论。转型正义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转型正义是一个牵涉广泛的议题。二战以后、七零年代,许多国家民主转型以后,新的政府接替了被推翻的专制政体,不能不面对被推翻的政府侵犯人权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学术界也有非常多的讨论,但是“转型正义”一词与最早的一个转型正义理论,却是到了2000年才被提出来。本文中“转型正义”只涉及一个新兴的民主政府怎么样来面对被推翻的专制政府侵犯人权的罪行、怎么样去处理这问题,不涉及较广泛的范围。 2、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二战后,中国国共内战再起,蒋介石政权退到台湾,以专制手段统治,并实施长达30多年的戒严,直到蒋经国过世前一年才解除。但在这段长时期间,台湾经历了非常多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迁、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成长,使专制政府面对非常大的压力,不得不向新兴力量及民主改革的诉求妥协与让步,转型正义的议题也慢慢地浮现。 到了七零年代,党外运动逐渐成为一个力量。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坜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八零年代民主进步党成立,直到2000年陈水扁代表民进党参选,才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那么,台湾转型正义的经验是什么呢?蒋中正与蒋经国政府所犯下的严重人权侵害,最初在学术界与民间的讨论中,十分倾向于“南非模式”,这一点我有把握这样说,当时我也参加了相关的讨论。我与一些同仁最同情、认同的是“南非模式”──追求真相与和解,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处理,而非报复性地追究责任。这一做法,无疑比早期政府的态度进步一些。 蒋经国过世后,李登辉总统不愿意从事转型正义的工作,他在上任之初就公开表达不希望再回顾过去,而应该往前看,实质上采取的是所谓“遗忘”的立场,类似阿根廷的模式。但是,这种立场当然受到民间团体的反对。因此,他不得不推动一些象征性的措施,例如建立了二二八纪念馆、公园,公开道歉,并透过设立基金会,给予受害人或其家属申请,经过审查后进行补偿。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政府强调的是“补偿”而非“赔偿”,这两者之间的用语差异,在政坛上引起非常大的纠纷。 陈水扁政府初期作了不少承诺,一方面试图引进国际人权法典,另一方面也思考设立国家人权委员会。在我看来,我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陈水扁执政时应该是推动转型正义最为恰当的时机,当时军方已失去政治干预的能力,而国际社会、国内民间团体也都期待改革。然而,事与愿违,在他第二任时期,朝小野大,既受到国民党在立法院的牵制,同时,他与家人、亲信也逐步陷入反贪污的浪潮中,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政党轮替时的雄心壯志,也都付诸东流。2007年一些学界同仁对政府的表现非常不以为然,于是组成了“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希望透过民间的努力,推动真相调查,进而促进政府推动转型正义的工作。 马英九政府基本上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试图在课纲方面“拨乱反正”,推翻李登辉与陈水扁政府在教育方针上的“台独”倾向,但他却引进了国际人权法典,并建立了邀请国际学者专家来台湾审查政府人权报告的先例,不能不说是一大突破。 蔡英文总统八年任期内的政策,可说是一步一步转向“惩罚”,一个程度上学习“东德模式”,其中荦荦大者,一是透过党产会将国民党所设的企业、基金会宣告为“附属机构”,而其拥有的资产称为“不当党产”,收归国库。二是设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促转会),主要工作包括保存与整理政治档案,并开放受害人申请调阅;保存不义遗址,如当年枪决政治犯的刑场;拆除蒋介石铜像。蒋介石铜像遍布公共场所,公园、博物馆、学校纪念馆、军营,但这些年来国防部仍然据以力争,坚持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如何处理台北中正纪念堂也仍然争议不断、悬而不决。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了,如果以“东德模式”来讲,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促转会成立之初,一名副主任委员在内部会议中主张,应以政治手段干预、阻止某位国民党县市长候选人当选。这个消息传出后引起轩然大波。 促转会结束了任务后,转型正义的工作已经移交行政院,由不同的行政部门分别承办,整体来看,台湾转型正义的工作应该已经接近尾声。 3、想象中的中国转型正义:我们试探来想象中国民主转型与转型正义的问题。去年十月我在本刊《中华联邦: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选项》访谈文中指出,中国的民主转型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能发生。我的初步判断: 1)是经济衰败,人民生活极度艰难时,中国的菁英、掌权者、民间社会与海外意见领袖,才可能认真思考民主转型的问题; 2)是战争失败的情境下,比如说台湾问题引起美国与中国的战争,若中国以战败结束,就有民主转型的可能。 而转型正义,一个程度是伴随民主转型来的,这点想必大家现在已经十分了解了。我建议在讨论、谈判“联邦宪法”时也将转型正义的几个大原则做出决定。参考了南非、东德与阿根廷的经验,我先提出以下两个原则: 1)时间界定必需明确。中国的转型正义应该有清楚的追溯时期范围,不能无限制地回溯所有的历史事件。我建议以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的三十多年为期限。虽然毛泽东时代存在大规模的人权侵害,但许多当事人已逝,资料也较难取得。更关键的是,邓小平执政后已启动了一波平反的工程,在胡耀邦主持下,针对毛泽东时期遭受迫害的人民,进行名誉恢复与职务复原,虽然这工程并不完善,但也算是做过了。因此,我们应该将重心放在198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 2)聚焦重大事件。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企图处理所有的不公平、不正义的历史。阿根廷的经验提醒我们,应优先专注于关键的重大事件,而非日常发生的经验,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 我们应该从哪几个重大的事件做起? 1)八九民运的受害者; 2)江泽民执政期间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 3)八零年代以来,在城市化过程中广泛发生的土地侵占与迫迁事件。不论在城市或乡村,到现在还对很多人的生活造成影响; 4)近年来透过新科技的全面监控,包括人脸辨识、生成式人工智慧等科技,对人民隐私与自由的侵害; 5)西藏同化政策; 6)新疆的再教育营(集中营)问题; 7)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 8)中国政府在海外设立监控网络,例如建立海外警察局以监控海外中国公民与移民。 我想假如能在这些方面开始展开工作,已经是跨出一小步了。 ------- 在转型由掌权者启动、主导的情况,放弃起诉和审判反人权犯罪是否有合理性、是否有悖正义的原则?从迄今的情况看,中国未来最可能的民主转型模式是什么?基于不同的模式,应选择什么转型正义政策?为什么责任的追究需要限于少数犯有严重反人权罪行的人,而不宜扩大到在专制政权中工作的所有人员? 详见笔谈《转型模式与转型正义:中国必将面对的一个问题》: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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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发帖说,只要中国继续在公共场合重复南京大屠杀,日本就永远不可能和中国和平相处!咱们为什么一遍遍提?不是咱们祥林嫂附体就爱念叨过去的苦,是因为总有人想把这事儿给糊弄过去,想把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说成是一个“有争议的事件”,把几十万条人命说成是一个“需要考证的数字”。 日本在二战侵略历史上长期态度矛盾且毫无底线,一边用空洞话术假意敷衍,一边纵容右翼美化战犯、篡改教科书,把血腥侵略洗白成所谓“进出”,这种毫无诚意的操作,是对中国等受害国人民情感的公然践踏,更是对历史正义的无耻亵渎,本质就是不愿承担罪责的懦夫行径。 德国在战后选择直面历史罪责,通过全民深刻反思、立法严惩否认纳粹罪行行为、在教育中全面还原战争真相,用勃兰特华沙之跪等真诚行动彻底认罪赎罪,这种敢于担当、直面过错的态度值得全世界赞赏,也让德国重新赢得国际社会尊重与谅解,这才是文明国家该有的历史自觉。 日本从国家层面始终缺乏对侵略历史的真诚反省,政客频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教科书不断删减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铁证史实,还试图淡化战争罪责,这种颠倒黑白的历史修正主义,不仅伤害亚洲受害国人民,更让日本永远背负历史骂名,成为东亚和平稳定的顽固障碍。 我们铭记那段被日本侵略的苦难历史,从来不是为了延续民族仇恨,而是要以血泪过往警醒自身奋发自强,守住历史真相不被篡改与抹杀,不让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不让同胞遭受的苦难被轻易遗忘,这是对先烈的告慰,也是对民族未来的责任担当。 日本政府至今不愿正视侵略历史、不愿彻底认罪忏悔,本质是右翼势力把持政坛、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他们害怕承担战争赔偿、害怕失去政治资本,更害怕年轻一代知晓真相后推翻其虚伪叙事,这种自私狭隘的算计,注定让日本永远走不出历史阴影。 德国用几十年如一日的真诚反思,彻底清除纳粹思想土壤,主动向受害国赔偿道歉,在国内修建大量战争纪念馆警示后人,用法律与教育筑牢历史记忆防线,这种彻底的自我革命与责任担当,不仅修复了国际关系,更塑造了德国的文明形象,值得所有国家学习借鉴。 日本一边想和中国发展经贸合作获取利益,一边在历史问题上反复挑衅伤害中国人民感情,这种两面三刀的做法极其虚伪可笑,既想当又想立的心态暴露无遗,也让中日关系始终被历史心结困扰,难以实现真正的互信与友好。 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右翼妄图通过美化侵略、歪曲史实来洗白罪行,完全是痴心妄想,南京大屠杀的累累白骨、731部队的惨无人道、无数同胞的血泪控诉,都是铁一般的证据,任何狡辩与篡改都改变不了侵略的本质。 德国正视历史的核心价值,在于承认罪责、承担责任、警示未来,不回避、不推诿、不美化,用全民共识守住历史底线,这种坦荡胸怀与正义立场,让德国彻底告别战争黑暗,走上和平发展正道,也为世界各国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树立了标杆。 日本对侵略历史的拒不反省,本质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公然挑战,对《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公约的肆意践踏,更是对亚洲和平秩序的严重破坏,这种背道而驰的行为,只会让日本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孤立,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我们强调铭记历史、以史为鉴,核心是警醒自己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就要受欺,唯有国家强大、民族复兴,才能守护和平、抵御侵略,同时坚决抵制任何历史虚无主义,不让日本的篡改行径得逞,守护好全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忆。 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美化战犯的行为,是对战争遇难者的极大不敬,是对受害国人民的二次伤害,更是对人类良知的公然挑衅,这种毫无道德底线的操作,充分暴露其军国主义复辟的野心,必须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谴责。 德国的历史反思告诉世界,只有彻底认罪、真诚忏悔,才能化解仇恨、实现和解,逃避责任、歪曲历史只会加剧矛盾、埋下祸根,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良知,日本却始终视而不见、执迷不悟。 中日关系的最大症结,从来不是经贸分歧或地缘竞争,而是日本在历史认知上的顽固错误,只要日本不彻底反省侵略罪行、不停止美化历史,两国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战略互信,民间情感的隔阂也永远无法消除。 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向年轻一代灌输错误史观,是在毒害下一代、制造历史认知断层,让日本年轻人不知战争罪恶、不懂和平珍贵,这种自欺欺人的教育,只会让日本重蹈历史覆辙,最终付出惨痛代价。 赞赏德国直面历史的勇气,唾弃日本逃避罪责的懦弱,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态度,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口碑与发展前景,一个赢得尊重走向和解,一个饱受诟病陷入孤立,高下立判、善恶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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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再次踏上了前往广东的路途。 被经济和家庭的双重压力逼到绝境,我实在无法继续在原地煎熬,只能选择出发。即使这次广东省政法委使出一切手段来阻挠和伤害我,我也义无反顾。因为我深知,在重重迫害面前,逃避只会被视为软弱,只会招致更残酷的打压。只有直面他们,才可能有一线生机,才有可能为儿子讨回公道。 广东省政法委以及其背后中国某高级权贵的仆从——杨晔(上海),还有那些与之勾结的公职人员,一直在暗中算计我,盼着我彻底倒下。但这次,他们恐怕要失望了。我不仅不会倒下,还会一次次重新站起来!带着满身的伤痛和不屈的意志,我再次踏上维权之路。他们一个又一个的毒计、一次又一次的陷害与阻挠,都已在我面前落空。无论他们如何封锁、施压、造谣、制造困境,我都不会被击垮。因为我是一个母亲,为了被冤枉的儿子,我愿意付出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这次前往广东,我仍将坚持不懈地发声、求助、申诉。我要让更多人看到真相,让正义不再被尘封。无论前方还有多少艰难险阻,我都会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只要儿子牛腾宇的冤案一日不昭雪,我的抗争就一日不会停止。 感谢所有一直默默支持我的朋友和正义人士,正是你们的力量,让我在最黑暗的时刻还能重新站起来。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继续为我们发声,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我站起来了,我又出发了。那些盼着我倒下的人,请继续失望吧。 这次我还带上了牛腾宇未成年的弟弟。原本我不想让孩子跟着奔波维权,可我已被他们逼到无路可走——连孩子的亲人都配合那些无耻之徒,我去广东维权期间,他们竟连几天时间都不肯接受。甚至骂我是傻子,为了能省钱可以扔掉孩子。到底谁是傻子,配合魔鬼假如把我害死,会被卸磨杀驴! 我是不会按照你们的意思做。 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孤立不了我,因为上帝与我同在,千千万万的正义使者与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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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并不总是在法庭之上…… ⚖️🔥 致敬《公民义警》的演员 Fares Mongy。 导演乌维·鲍尔在接受采访时曾透露,这部电影的最后一部分涉及一个非常敏感且激烈的剧情——片中表现了一个穆斯林家庭,其父母在面对儿子的强奸罪行时,竟然坚持认为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向儿子传授价值观。  因为这个情节极其尖锐且具有巨大的争议性,导演透露,他当时询问了“几百名”演员,绝大多数人都因为题材过于敏感、害怕承受群体压力或遭到报复骚扰而拒绝出演。  直到最后,他才找到了愿意顶住这种压力、真正出演这个穆斯林家庭的演员,而 Fares Mongy 便是其中之一(他在片中饰演 Ibrahim)。  作为穆斯林的后代,他的这种清醒和孤勇,在电影创作的幕后故事里得到了最真实的印证。 以下是这位演员在社交媒体上震聋发聩的质问: “在电影《公民义警》中,我不仅仅是在饰演“易卜拉欣”(Ibrahim)这个角色;我更是活在一种撕心裂肺的挣扎中,那种挣扎逼着你去质疑身边的一切。 当法律无法再保护弱者,挺身而出、亲手惩恶,究竟是一种道德的救赎,还是一场犯罪? 这绝不仅仅是又一部普通的电影,它是对我们所生存的体制发起的一场直接宣战。在这里,你们将看到我前所未有的、毫无保留的震撼演出。 你们当中,谁敢去直面这血淋淋的真相?如果换作是你们,身处我的境地,你们是会选择顺从法律,还是会选择用自己的双手,去夺回属于你的正义? 作为一名穆斯林后代,能写出如此清醒、深刻的文章,这份难能可贵和惊人勇气,远超我们的想象。 首先就是绝不护短的“清醒”。 面对群体内部的犯罪分子、强奸犯,或是破坏西方民主制度的害群之马,最容易的选择是回避和盲目庇护。但 Fares 展现了极高的独立思考能力,他选择参演这部影片,直面本族群内部的溃烂。 他深知:真正的尊严不是靠掩盖丑恶,而是靠清理丑恶来赢取的! 揭露这些真相,意味着他将面临难以想象的群体内部压力、网络暴力甚至现实中的人身骚扰。在两股极端力量的夹击下,他没有选择安全的“政治正确”,而是坚定地站在了法治、人性和公义的一边。明知前路有荆棘,依然选择发声,这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他不仅是在演戏,更是在用生命去体验那种“撕心裂杯的挣扎”。他逼着自己和所有观众去思考一个超越文化背景的共同命题:当社会契约被践踏、体制失效时,作为个体的我们,拿什么来捍卫正义? 这不是廉价的口号,而是一个背负着沉重文化背景的创作者,用自己的名誉和安全作赌注,为时代敲响的一声警钟。 致敬这份难能可贵的清醒与孤勇!👏🌟 #CitizenVigilante# #FaresMongy# #电影# #film# #公民义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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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福牧师庭审之后:陕西司法机关要面对的十二次追问 2 ——从锡安之光教案看程序正义、宗教信仰自由与法律的尊严 第六问:宗教奉献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构成诈骗? 这是整个案件最根本的法律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了诈骗罪,但并没有将宗教奉献本身规定为犯罪。 诈骗罪的认定必须审查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欺骗行为,以及相关财产处分与欺骗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等要件。 那么,高全福牧师究竟虚构了什么事实?隐瞒了什么真相?哪些信徒因此陷入错误认识?又有什么证据证明他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 如果这些关键问题无法得到充分证明,凭什么认定诈骗罪成立? 自愿奉献与刑事诈骗之间,有一条不能被任意抹去的法律界限! 我们要问: 这是在依法追究有证据支持的诈骗犯罪,还是在将正常宗教奉献不当刑事化? 第七问:教会没有登记,是否就意味着教会活动构成刑事犯罪?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登记管理,属于宗教事务法律制度调整的范畴。 刑事诈骗犯罪,则必须依据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认定。 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如果检察机关将教会没有登记、牧者未经官方宗教组织认可,作为认定诈骗的重要依据,我们要求说明: 究竟哪一条刑事法律规定,允许将未登记的宗教活动直接认定为诈骗? 即便存在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也不意味着刑事诈骗罪必然成立。 行政违法不能自动等同于刑事犯罪! 不能因为一个宗教团体没有获得行政登记,就预先推定它的信仰活动具有欺骗性质! 第八问:为什么只审查教会收到多少钱,却不全面审查这些钱用在了哪里? 检察机关如果将教会收取的奉献款项列为涉嫌诈骗金额,就必须依法审查资金的性质、归属、使用情况及相关犯罪构成事实。 这些款项是否用于教会场地、日常运营、传道事工、人员支持、慈善救助或其他宗教活动? 是否存在完整的财务账簿、银行流水、支出凭证和相关证人? 是否充分收集了可能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 资金最终用途并不能单独决定诈骗罪是否成立,但它可能是判断资金性质、非法占有目的等问题的重要证据。 只统计收入,不审查资金性质和去向,如何保证事实认定全面客观? 刑事审判必须审查完整的证据链,而不能只选择有利于指控的部分。 第九问:庞羽师母是否因为是高全福牧师的妻子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据我们了解,庞羽师母并非教会负责人,也未参与教会行政管理。 那么,检察机关究竟依据哪些具体事实,认定她涉嫌诈骗? 她实施了什么行为?是否具有共同犯罪故意?是否实际参与了被指控的犯罪活动? 如果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她本人实施了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仅仅因为她是牧师的妻子,就对她追究刑事责任,岂不是以亲属身份代替犯罪证明? 中国刑法没有“丈夫涉嫌犯罪,妻子就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 婚姻关系不是犯罪证据! 夫妻身份不能代替个人刑事责任! 法律不能允许株连,更不能让婚姻成为定罪的理由! 第十问:关键证人能否出庭?辩护律师能否充分质证? 本案涉及大量信徒证言和财务材料。 对于证言存在重大争议、符合出庭法定条件的证人,法院是否允许辩护律师申请其出庭? 辩护律师是否能够充分查阅、核对相关证据材料? 是否能够依法对关键证人证言、资金流水及涉案金额提出质疑? 如果存在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重大证据矛盾,法院是否进行了充分调查? 未经充分审查的指控,不能因为出自检察机关就自动成为事实! 法庭的职责不是为指控寻找理由,而是依法查明事实。 真正的司法公正,必须允许证据接受质疑,允许辩护充分展开! 第十一问:高全福牧师长期被羁押,继续羁押的必要性是否经过依法审查? 高全福牧师已年近七旬。 据家属此前公开反映,他在庭审前已经经历了长期羁押。 我们要求有关机关依法说明: 案件各阶段的羁押期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依法履行延长羁押期限的审批程序?是否审查过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 对于一位年近七旬的被告人,是否依法考虑其身体状况、社会危险性以及继续羁押的必要性? 长期羁押本身不必然违法,但羁押必须始终具有合法依据。 羁押是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不是提前执行的刑罚! 在法院依法作出生效有罪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应被当作已经定罪的罪犯对待。 第十二问:如果证据不足,司法机关是否有勇气依法作出无罪判决? 这是我们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那么,如果检察机关不能证明诈骗罪的全部构成要件,法院能否依法宣告无罪? 如果发现侦查取证存在违法问题,能否依法审查并排除非法证据? 如果发现案件存在错误,相关机关能否依法纠正? 如果公民合法权利受到违法侵害,能否依法启动相应的救济和责任追究程序? 法律的尊严,不仅体现在能够依法惩治犯罪,更体现在敢于依法宣告无罪! 一个公正的法庭,不应以有罪判决证明自己的权威,而应当忠于事实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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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了,我们仍在为旺旺的正义呼喊。 今天,距离广东揭阳流浪母犬旺旺和她的三个孩子遭到残忍虐杀,已经过去整整一个月。 据后续网络披露,共有五名未成年人参与,其中一人负责拍摄;官方通报确认的四名直接涉事者均未满14周岁。流传的视频和媒体报道显示,这不是一时冲动,更不是一句“孩子不懂事”便可以带过的恶作剧,而是一场持续、反复升级的折磨。 三个出生仅十多天、眼睛尚未完全睁开的幼犬被活活打死。旺旺被勒住脖子、反复殴打,随后又被泼洒易燃液体并点燃,眼睛被挖出。她从始至终没有攻击任何人;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她仍挣扎着回到孩子身边,用最后一点力气舔舐它们。 而施暴者却在拍摄、欢呼和取笑。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顽劣,而是主动制造、观看并庆祝痛苦。它挑战的是人类最基本的良知和底线。 最令人愤怒的,不只是这种极端残忍本身,更是残忍发生之后,我们至今没有看到清晰、公开而可信的问责。 当地通报曾称四名直接涉事者被送往专门学校教育,但后续到底采取了什么矫治和监管措施,公众没有得到充分的信息,更有知情人士指出,涉事者根本没有被送去所谓专门学校。中国至今仍缺少一部全国性的、专门保护猫狗等伴侣动物并禁止故意虐待的法律;现有法律分别保护野生动物、畜禽和实验动物,但伴侣动物保护仍存在明显空白。 这不是关于吃不吃动物的争论,也不是要求所有人都必须喜欢猫狗。 这是关于一个社会是否应当划出最基本的法律红线:任何人都不能为了取乐、炫耀或者流量,故意折磨一个有痛觉、会恐惧、也会保护自己孩子的生命,而不承担任何后果。 我们要求的正义非常简单,应该包括:查清事实、强制心理评估与长期矫治、落实监护人责任、禁止施虐者继续接触和领养动物,以及建立能够明确惩罚和阻止虐待行为的法律制度。 因为如果一个孩子可以在欢笑中折磨弱小生命,而成年人和制度只是沉默,那么受到伤害的就不只是动物,也是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 旺旺没有一个真正的家。她只能把三个孩子藏在一个小小的洞穴里,也许一生都没有吃过一顿真正丰盛的饭。 但这片土地也是她和孩子们的家。她们没有伤害任何人,只是想活下去。可就连这样最低限度的生存权,也没有被给予。 这已经不是关于一条狗妈妈和她的孩子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折射出整个社会残酷无情,是非不分的真相。 今天,我们纪念旺旺和她的三个孩子。 我们不会停止说出她的名字,也不会让她们只成为互联网里又一段被遗忘的视频。 我们会把悲伤变成力量,继续发声,推动中国早已迟到的反虐待动物立法,让更多像旺旺一样的生命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平静地活着;也让那些试图伤害弱小生命的人知道: 残忍不是娱乐,虐待不是自由,伤害生命必须有后果。 Justice for Wang Wang and her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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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这套体制是一个由谎言、暴力、欺骗、腐败等各种恶组成的系统,这些恶在其内部相互滋养、彼此掩护,并从结构上、近乎本能地排斥正义、压制真相,绞杀一切美好与善良。所以,和其它类似事件一样,“旺旺事件“也一定会被其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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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腾宇冤案:一场被权钱交易与移花接木扭曲的司法悲剧 2019年,因境外网站“恶俗维基”泄露高层个人信息引发的“1902136”专案,高层本意追责真正责任人,却在广东演变为震惊中外的冤案。年仅19岁的牛腾宇作为网站普通技术运维人员,被构陷为主犯,重判14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3万元。其余23名年轻人也分别获刑1至数年不等。该案充满程序违法、证据漏洞与权钱交易疑云,被舆论称为现代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一、站长成“污点证人”,真主犯被放走,牛腾宇却遭重刑 恶俗维基900多名会员中,公认站长为顾杨阳(网名konpaku、ESUAdmin等)。域名由其购买,服务器费用由其父亲顾德康的支付宝支付,会员证言一致指向顾杨阳实际掌控网站。 2019年6月14日,顾杨阳曾上网逃名单,2020年2月6日被移除。被抓后不久,他即转为“污点证人”,提供包括被质疑PS的谷歌云盘截图等“证据”,判决书中其姓名被隐去为“K”或“//////”。 牛腾宇于2019年8月22日被抓。10月17日顾杨阳获释,10月25日即开始针对牛腾宇实施殴打。茂名警方在看守所殴打牛腾宇的监控录像客观存在,牛腾宇还曾在佛山被关“小黑屋”,家属多次要求调取完整监控均遭拒绝。 核心疑问在于:为何黑社会老大能当污点证人?真正主嫌被放走“举报他人”即获释,顾杨阳获释后为何立即针对牛腾宇实施酷刑?这是否为权钱交易的结果? 二、境外网站如何“危害中国社会”?罪名基础何在? 恶俗维基是境外网站,中国境内需翻墙才能访问,普通民众根本无法接触。判决却认定其“危害中国社会”。仅凭随意找三人声称“因牛腾宇导致抑郁”,且无任何医学证明,即构成寻衅滋事罪,明显牵强。 被告多为本科及以上学历,牛腾宇13岁辍学,却被指“指挥”这些年长且高学历者。网站会员互不相识、不以牟利为目的,根本不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特征。 三、贡献值最少却判最重,量刑严重失衡 判决书显示,牛腾宇仅发表8条评论、上传20张图片,本人贡献值285条(全站贡献748条),是全网站贡献最少的人,却被判14年。依据最高法司法解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才构成情节严重,牛腾宇涉案信息远未达标。与2013年类似案件仅判一年多相比,本案量刑明显畸重。更荒谬的是,竟按“贡献值”反向量刑:贡献越少,刑罚越重。 四、网站运行时间戳:铁证指向真正站长 牛腾宇2019年8月22日被抓后,网站仍正常运行,直至10月顾杨阳被抓当天才关闭。服务器费用持续由顾父支付宝支付,清晰证明实际控制权归属。 五、1104号阴阳文件与思维导图:移花接木的直接证据 茂名专案组初期思维导图将顾杨阳列为主犯,后替换为牛腾宇。向广东省公安厅上报的1104号文件与向公安部上报的文件内容不同,前者主犯为顾杨阳,后者变更为牛腾宇。北京国安人员认定无国家安全危害后撤走,广东本拟放人,后因外部介入,最终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导致全案超期羁押。 六、900人仅抓18人,非会员也被抓凑数 900多名会员中仅抓捕约18人,其中部分并非本站会员,却被抓来凑数。所有人均公认顾杨阳是站长,其身份却被隐去。这是否为“保一人、害一群”的权钱交易结果? 牛腾宇是本案中唯一始终不认罪者,却遭受最残酷对待:吊打致残、烧生殖器、拍裸照等酷刑。 结语 我多次赴广东维权,承受巨大压力仍未倒下。我呼吁:立即调取1104号阴阳文件、全部监控录像,彻查杨晔家族与广东当局可能的交易,还孩子们清白。 真相终将大白,正义或许迟到,但不会永远缺席。希望更多正义人士关注此案,推动重审,让无辜者重获自由,让真正责任人接受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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