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冊並分享邀請連結,可獲得影片播放與邀請獎勵。

檢索結果 河南,你会看见别样的风景:看一望无际的“金色地毯”,万亩良田待归仓。
河南,你会看见别样的风景:看一望无际的“金色地毯”,万亩良田待归仓。 貼吧
一個關鍵字就是一個貼吧,路徑全站唯一。
建立貼吧
用戶
未找到
包含 河南,你会看见别样的风景:看一望无际的“金色地毯”,万亩良田待归仓。 的搜尋結果
河南一男子离异后5岁儿子判给老婆,从此再无交集!没想到,50年后男子因病去世,公证处却联系上了这个四十多年从未谋面的儿子,他在遗嘱里,把唯一的房产留给了他 儿子接到电话时正在给孙子换尿布,手机夹在肩膀上,碘伏棉签蹭到婴儿的胖腿。“您说啥?我爸……哪个爸?”他愣了半秒才反应过来,那个只存在于母亲怨怼里的男人,居然留下了遗嘱。 公证处的人在电话里念地址,他握着手机的手突然抖起来。那是老城区的一栋二层小楼,小时候母亲带他路过三次,每次都死死攥着他的胳膊,低声骂“就是那个没良心的住的地方”。如今墙皮剥落的院墙上,还能模糊看见他五岁时用粉笔歪歪扭扭画的小人。 妻子凑过来听,眼里满是诧异:“你不是说他早跟你断绝关系了?当年离婚时,他连抚养费都没给够,你妈跟他吵到派出所,他说‘这儿子我不要了’。”儿子没说话,指尖划过手机屏幕上的遗嘱照片,签名处的字迹苍劲,和他藏在旧相册里那张唯一的父子合影背面的签名,一模一样。 去公证处那天,他特意穿了件熨烫平整的衬衫。档案袋里的离婚协议泛黄发脆,“男方自愿放弃抚养权,不承担任何抚养义务”那行字,被红笔圈了又圈。公证员递过来一沓病历,晚期肺癌的诊断书日期,刚好是他儿子结婚那年,“老人独居十年,住院时都是社区志愿者照顾,临终前三天才让护工代笔写的遗嘱”。 走进那栋小楼时,积灰的窗台上摆着个掉漆的铁皮青蛙,一拧发条就会蹦跳。他小时候最想要这个玩具,母亲总说“你爸早把你忘了”。衣柜最底层压着件洗得发白的小校服,胸口绣着他的乳名,针脚歪歪扭扭,像是男人笨拙的手艺。 妻子在床头柜发现个铁盒子,里面全是剪报,每篇关于“单亲爸爸如何带娃”的文章都折着角,最新的一张日期是他儿子生二胎那天。“他是不是一直偷偷关注你?”妻子声音发颤,他却盯着墙上的日历,停在他三十岁生日那天,用红笔画了个圈,旁边写着“小宝该成家了”。 社区主任闻讯赶来,手里拎着个保温桶:“张大爷(男子)去年冬天总来打听你,说在超市看见个像你的人,追出去两条街没追上。他说当年年轻气盛,跟你妈吵翻了就说了狠话,后来想找你,你妈早带着你搬去外地了。” 儿子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阳光透过蒙尘的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突然想起十岁那年发烧,迷迷糊糊听见母亲在厨房打电话,声音又急又气:“他还知道有这个儿子?当年走得那么干脆。”电话那头说了什么,母亲挂了电话就抹眼泪。 公证处的人催着办过户手续,他却蹲在墙角发起呆。铁皮青蛙被孙子抓在手里,拧上发条后“呱呱”地跳,惊起满室尘埃。他想起母亲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你爸,其实没那么坏。”原来有些亏欠,藏了五十年,直到生死相隔,才肯露出笨拙的尾巴。 走出院门时,他回头望了一眼。墙皮上那个粉笔小人还在,只是被岁月磨得淡了,像极了那个从未说过“爱你”的父亲,用一生的沉默,写了封迟到半个世纪的信。
顯示更多
0
23
57
3
轉發到社區
1949年,解放军42军军长万毅前往餐厅时,发现不少桌子已坐满。刚巧,他发现毛主席身边还有个位置,也没有太多思考,就直接坐在主席身边。 万毅在那张椅子上只坐了不到半分钟,就腾地站了起来。他动作太急,椅子腿划过水泥地,发出刺耳的一声响。 “主席,我坐错了位置。”他声音有点干。 毛主席刚端起碗,闻声看过来,筷子悬在半空。“哪里坐错了?”他问,“吃饭的椅子,谁先来谁坐嘛。” 旁边一位首长笑着打圆场:“老万,快坐下。主席都说没错,那就是没错。” 万毅没坐。他站着说:“按规定,我该去三号厅。”那是军级干部用餐的地方。刚才他满脑子想着河南驻地补给的事,走岔了路,糊里糊涂进了这个只有兵团级以上和中央领导才能进的一号小厅。 桌上安静了。一位负责内卫的领导放下筷子,视线在万毅脸上停了停,又看向门口的值勤哨兵。哨兵站得笔直,目视前方,显然刚才也没敢拦这位带兵的军长。 毛主席把碗搁下,手按在桌沿。“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他看向万毅,“你既然坐下了,就说明这里该有你一碗饭。炊事员,给万军长添双碗筷。” 炊事员小跑着过来,把一套干净的碗筷摆在万毅面前那小块空桌面上。万毅还站着。 “坐。”毛主席说。 万毅坐下了,但只坐了半个椅子。他腰板挺得像根枪杆,双手搁在膝盖上。 饭是接着吃的。桌上没人再提座位的事,大家聊起东北的剿匪情况。万毅很少插话,只在自己被问到时才回答几句。他吃得很快,几口就把碗里的米饭扒完了。 等他放下碗,毛主席那边也正好吃完。工作人员过来收拾桌子,其他人陆续起身。万毅正要跟着离开,毛主席叫住了他:“万毅同志,你留一下。” 其他人很自然地走开了,小厅里很快只剩下他们两个和门口的值勤哨兵。毛主席从旁边拿起自己的搪瓷缸,喝了口水,然后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坐近点。”他说。 万毅把椅子挪近了些。 “知道我为什么留你吗?”毛主席问。 万毅摇头。 “你刚才进来时,哨兵没拦你,”毛主席说,“不是你面子大,是他看见你肩上的担子重,不忍心拦。一个军长,脑子里装着一万多人吃饭打仗的事,走错个门,不算错。” 万毅低下头:“是我纪律观念不强。” “纪律要讲,”毛主席把缸子放下,“但今天不讲这个。今天我想听你说说,你们42军,现在最缺什么。” 万毅抬起头。他没想到会问这个。 “缺橡胶鞋。”他脱口而出,“河南那边雨季快来了,很多战士还穿着布鞋。一沾水,几天就烂。” “还有呢?” “缺西药。特别是消炎片。伤员伤口容易化脓。” “还有吗?” 万毅顿了顿:“缺地图。精细的西南地图。” 毛主席看着他:“你们军下一步可能往西南去,这你知道?” “猜到了。” “光猜到不行。”毛主席站起来,在桌边慢慢踱了两步,“你得准备。橡胶鞋我想办法给你调一批。西药我让后勤部优先配。地图——”他停下脚步,“地图你自己想办法。派侦察兵出去,找当地人画,找旧政府留下的资料,实在不行,就自己走一遍山路。仗不能靠别人给你准备得妥妥当当才打。” 万毅也站了起来:“是!” “坐下。”毛主席又坐回椅子,语气缓和了些,“你刚才说缺这三样,都是实在话。但还有一样你没说。” 万毅等着。 “缺思想准备。”毛主席说,“从北打到南,很多战士以为过了江就快回家了。你要告诉他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打完一仗就刀枪入库。西南打完了,还有西藏,还有建设,还有一辈子要干的事。这个思想工作,比你搞到十万双橡胶鞋还难,也还要紧。” 万毅重重点头:“我明白了。” “真明白了就好。”毛主席看看他,“去吧。碗筷我们会收。” 万毅敬了个礼,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听见身后又传来声音: “下次吃饭,记得看门牌。” 万毅回头,看见毛主席正端起缸子喝水,眼里有点笑意。 “是!”万毅也笑了。 他走出小厅,走廊里已经空荡荡。刚才的紧张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沉甸甸的东西。他没回住处,径直去了作战室。值班参谋见他来了,立刻站起来。 “通知各师,”万毅一边说一边走到地图前,“明天起,连以上干部开始学习西南民族政策。另外,让侦察连准备一下,半个月内,我要他们交出十条进山路线。” 参谋记录着,忍不住问:“军长,有任务了?” 万毅没直接回答。他手指划过地图上的山脉,最后停在云南那片密密麻麻的等高线上。 “先准备,”他说,“毛主席说了,仗不能等别人替我们准备。
顯示更多
《当规则变成两把尺子:最先被压弯的,永远是弱者》 有些新闻,热搜上看不到,评论区也没有多少人讨论,却比那些喧嚣的热点更值得我们停下来想一想。 因为它们真正刺痛人的地方,不在于数字有多大,而在于一个普通民众面对规则、权力和生活时,那种无法言说的无力感。 第一条新闻,是河南一位村民在自家菜地清理杂草后焚烧,被要求缴纳500元。官方后来通报称,当地执法大队并未作出罚款决定,具体情况正在调查。 这件事里,有两个细节尤其刺眼。 一是当事人贺女士五年前被确诊为恶性肿瘤,生活本就比很多人更加艰难;二是她的丈夫曾提出用500斤稻谷抵缴这笔钱,也要求查看行政处罚决定书,却没有得到相应文件,甚至听到“无所谓,要什么手续我们给你出什么手续”这样的说法。 后来官方通报说并未作出罚款决定。 但人们真正想问的是:如果没有媒体报道,如果没有舆论关注,这件事又会是什么结局? 第二条新闻,更让人五味杂陈。 36岁的李维志,曾从事人造石英石橱柜台面安装工作,后来被查出尘肺病三期。尘肺病是一种严重的职业病,治疗和生活负担都可能长期压在患者身上。为了养家,他即使患病仍不得不继续工作。 由于工伤赔偿问题迟迟无法解决,他不断投诉。结果,用人单位被处罚21万元,而作为投诉者、也是职业病患者的李维志,却被处罚5万元。 理由同样可以找到相应的规定: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接受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当一个人已经成为职业病患者,当他的劳动关系和工伤赔偿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我们究竟应该先看到什么?是一个“违法接受危险作业”的个人,还是一个已经受到伤害、正在为生存挣扎的劳动者? 如果规则只负责寻找可以处罚的人,却不能及时找到应该承担责任、提供救济的人,那么规则越严密,弱者感受到的压力反而可能越大。 真正让人寒心的,是这种风险分配的不对称:承担风险的人往往最弱,而能够决定风险如何分配的人,却未必承担同等代价。 制度本来应该是保护人的边界,而不是把所有风险最终都转嫁给最没有议价能力的人。 更值得思考的是,当不同群体面对同一套规则时,为什么有人有律师、有资源、有时间、有渠道反复申诉,有人却连一份处罚决定书都不知道应该向谁索取? 这不是简单的“谁更努力”的问题,而是资源、权利与救济渠道是否真正平等的问题。 所谓“双轨”,最可怕的并不只是表面上存在两套标准,而是同样一件事情,落在不同身份、不同资源、不同社会位置的人身上,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有资源的人遇到问题,可以寻找专业人士,可以持续申诉,可以等待程序给出答案;没有资源的人遇到问题,可能连维权本身都成为一种负担。 于是就出现一种令人难受的循环:越贫困的人越需要规则保护,可他恰恰越缺乏利用规则保护自己的能力;越需要救济的人越经不起折腾,而漫长的程序、反复的投诉和额外的成本,又会把他推向更深的困境。 这恰恰才是今天贫富差距最值得警惕的一面了。 贫富差距从来不只是银行卡里的数字不同,也不只是房子、汽车和收入的差别。真正决定一个人生活质量的,还有他遭遇风险之后有没有退路,有没有公平的申诉渠道,有没有真正有效的法律救济。 一个人有钱的时候,很多问题只是麻烦;一个人没钱的时候,同样的问题可能就是灾难。 李维志接受采访时说:“我没缴罚款,我也无力再缴这笔罚款。” 一个已经被疾病拖入困境的人,面对的本应是治疗、赔偿和救济,却还要承担新的经济压力。哪怕最终处罚被撤销,留给当事人的时间、精力、尊严和生活损失,又有多少能够真正追回?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看到类似新闻会愤怒。 大家并不是天然反感规则,而是希望规则能够一视同仁;不是拒绝承担责任,而是希望责任也能够真正对等;不是反对执法,而是希望执法首先建立在程序、公平和事实之上。 真正的法治真正可贵的地方,从来不是让人害怕规则,而是让人相信:无论贫富、强弱,只要进入同一套制度,都能够获得基本的尊严和公平。 如果一个社会让有能力的人不断购买更好的保护,让没有能力的人只能独自承担风险,那么贫富差距就不再只是经济问题,而会逐渐变成权利和机会的问题。 我读得了圣贤书,却管不了窗外事。共情是我,围观是我,悲愤也是我,无能为力同样是我。 但至少我们还可以把那些容易被遗忘的人记住。 想到长期关注尘肺病群体的袁立,她曾说过:“一个看见不公就想发声,不吐不快的人,是最值得深交的,那不是莽撞,幼稚,那是正直,侠义。” 也许真正需要被追问的,从来不是某一个人够不够幸运,而是当一个民众遭遇疾病、贫困和权利受损时,制度能不能让他看到一条公平、透明、可走得通的路。 一个社会真正的文明,不应该体现在强者拥有多少选择,而应该体现在弱者跌倒之后,还有没有尊严地站起来的机会。 🔥那么,当同一套规则,在不同人的身上产生截然不同的生存成本时,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究竟只是某一次执法失当,还是那条让贫富差距不断转化为权利差距的制度性轨道?
顯示更多
0
17
25
6
轉發到社區
一九六〇年秋天,上海一户人家的大女儿被抓走了。一年多以后,家里才开始收到她从看守所寄出来的信。每封信都要家里送白被单进去。母亲和妹妹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关在号子里的人,要那么多白被单做什么。 大女儿叫林昭,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一九五七年五月北大鸣放。十九日黄昏,大饭厅东门外的墙上贴出一张红纸大字报,是同学张元勋和沈泽宜合写的诗《是时候了》。诗里问:“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谈?”末尾是:“歌唱真理的兄弟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另一些同学反对,说五四的火炬是对敌人的,对人民内部不该再举起来,还说这诗的情调简直像白毛女伸冤。林昭也写了诗支持它。 大字报上的笔仗打了三天。五月二十二日夜里,宿舍楼外的马路上围满了人,讲话的人站在饭厅的餐桌上,批张元勋的一个接一个,有人说大字报里的话是反革命煽动。林昭也登上一张餐桌: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黑暗里有人吼了一声:“你是谁?” “我是林昭!……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社论,说有右派分子借机向党进攻。她在日记里写: “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她被划成右派,开除团籍,劳动察看。母亲后来告诉张元勋,女儿划成右派,是因为那句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还有和他来往多。她自杀过一次,救过来以后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学校说她态度恶劣,处分加重成劳动教养三年,留在学校苗圃劳动。一九五九年她回上海养病。大饥荒正在蔓延,几个同样戴着右派帽子的年轻人编了一本刊物,叫《星火》,她在上面发了长诗。那个把党叫作母亲的学生,丢掉了共产主义信仰,皈依了基督教。她后来写道: “正因为我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所以才更要反党!” 《星火》的人很快一个个被抓。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她以反革命罪被捕。公安人员到家里搜查,父亲在一旁看着,当场变了脸色,说起胡话来,没过多久就自杀了。林昭后来在给母亲的信里写,正在我被捕整整一个月以后,爹爹毅然殉难。 一九六二年三月,她保外就医回到家里。家里人问她要那么多白被单做什么,她支支吾吾。母亲看见她手腕上的伤痕,一把拉起她的袖子,整条手臂上都是细小的切口疤痕。送进去的被单,她都撕成了布条,割开血管,蘸着血在上面写字。母亲放声大哭: “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 在家这几个月,她和朋友起草了一个“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的纲领,又托人把她的文章带到国外发表。十一月,她又被收监。 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她绝食,喊口号,整夜敲牢门。看守给她上手铐,她后来一样一样记了下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她绝食的时候不解,胃病发作疼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不解,来月经的时候也不解,两副里头暂时取下一副都没有过。她提出抗议,得到的回答是: “手铐该怎样戴或该戴几副又不曾有过规定!” 一九六四年,她在一件衬衣的背上用血写了四个字:天日何在。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法院判她有期徒刑二十年。第二天她用血写了一份声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 判刑以后她关进提篮桥监狱。母亲去探监,公安局希望母亲说动她坦白认错,他们也好借此收场。母亲说得口干舌焦,她一句也听不进去,说他们是不会放过她的,她一定会死在他们手里。母亲急了: “你死后谁也不会追认你为烈士的,你死在沟壑中,无声无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给我们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她回答,那也只能对你们不起了,我为真理不惜任何代价。 张元勋也被打成右派,劳改了好几年。一九六六年,他请假赶到上海探监。林昭出来的时候,头上顶着一方白布,布上是血写的一个冤字。她取下白布,分开头发给他看:头发已经白了一半,发根上一块一块是被揪掉头发的秃皮,大的像枣,小的像蚕豆。她说,监狱知道他要来,怕她给打伤了见不得人,这几天才停了她的斗争会,让她养伤。她的衣服和裤子用针线缝死在一起,大小便时撕开,完了再缝,线是妹妹每个月送进来的。她说,他们想强奸她,她只能把衣服缝起来。她一边说一边咳嗽,把带血的唾沫吐在卫生纸上。她问张元勋知不知道什么叫背铐。一直在旁边的管教干部再也装不下去了: “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 林昭顶了回去:“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在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她提起九年前餐桌上那次发言:“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还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 接见一结束,张元勋被领进二门里的一间办公室。一位处长对他说: “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他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以后,监狱不让母亲见她了。发给她的接见卡上印着罪犯两个字,她坚不认罪,接过卡就把那两个字涂掉。她在信里写,他们妄想让她处在孤零无助的地位上,好促使她屈服。从十月起,她差不多每天用血给母亲写一封信。她写,痰里带血,想买一斤葡萄糖调养也没人理;这信很难指望他们寄去,但至少可以留作他日的见证。她写,已经足足一个半月没让她用水洗脸洗衣裳了。她写,天一天天冷了,被子还没缝上,因为被单让他们拿走了不还。十一月她写,现在我的血好像稀薄了,凝血率很差。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她在这个月的家信末尾写: “我要吃呀,妈妈!给我炖一锅牛肉,煨一锅羊肉,煮一只咸猪头……烧一副蹄子,烤一只鸡或鸭子,没钱你借债去。” 她手里本来是二十年的刑期。提篮桥监狱给她另写了一份材料,题目是《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间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列了她一长串血书的篇目,说单独关押、专人管教、家属规劝都用过了,“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给她下了死刑判决书,落款是四月十九日。判决书头上印着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判决书说她在狱中大量书写反革命日记、诗歌和文章,“尤其不可容忍的是,林犯竟敢明目张胆地多次将我刊登在报纸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用污血涂抹”;在审讯中,林犯拒不认罪,态度极为恶劣。为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谁批准杀她,判决书上没有写。 四月二十九日,她被带出监号。同号的丁芸在日记里记下了她最后的样子:她向难友们一再招手,笑着说,诸位小姐妹,再见了。走出总监门,她想唱《国际歌》,狱卒用棉花团塞住她的嘴,她还在喊,妈妈,你在哪里。狱吏拿早就备好的布条,把她的头裹了起来。当天下午她被枪决,三十六岁。 五月一日下午两点左右,楼下有人喊母亲的名字,妹妹彭令范下楼开门。进来一个穿警服的男人,问:“你是林昭的家属吗?”听到回答是,他说:“你们得交5分钱的子弹费。”彭令范什么也没说,上楼从抽屉里找出五分钱,下楼交给他。跟着下楼的母亲问了一句为什么,人就昏了过去。 过了几天,监狱通知家属去取遗物。彭令范陪着神志恍惚的母亲领回一个包裹:一卷拆碎检查过的棉袄,几条血迹斑驳的被单,不少写着模糊血书的白布条。她们翻来覆去地找,她在狱中写在纸上的东西,一片纸、一个字也没有。大约半个月后,有人悄悄告诉彭令范,虹口一根电线杆上贴着她姐姐的判决书。她等到天黑,带着手电筒去,找了很久才找到,把判决书背了下来。母亲许宪民为了林昭的缘故,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九七三年死了。 一九七九年,北京大学把林昭的右派问题改正了。彭令范开始申请复查,几年里写了几百封信。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林昭无罪。判决书说,她被错划右派以后,精神上受了刺激,一九五九年八月起患有精神病,接着写道: “林昭被错判服刑后,精神病复发,又曾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表示不服,1968年将林昭在病发期间的行为,又以反革命罪处以极刑,显属错杀,应予纠正。” 彭令范接连给上海高院新上任的院长写信。一九八一年一月,《人民日报》登出长篇通讯,写到五分钱子弹费,说唯有在林彪、江青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她是医生。二月,她对复查的人说,姐姐去精神病院鉴定过几次,鉴定完还是关回监狱,从没住过精神病院。年底,上海高院又发了一份判决书,说林昭写血书、喊口号根本不构成犯罪,上一份判决拿精神病当理由,也一并纠正。 一九八二年春末,彭令范被叫到上海市公安局。进来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没报姓名。他说,她姐姐的案子从头到尾有两种意见,有些干部为这个案子丢了工作,坐了牢。接着他说: “你姊姊的死刑判决,是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最后决定。” 屋里死一样地静。临走,他拿出几本笔记交给她,是林昭在狱中的日记和写作摘要,问她这是不是她姐姐的笔迹。彭令范说,是的,这正是她的笔迹。 ——《林昭文集》,谭蝉雪、倪竞雄编,2013年印本,第6、133、140、170、230—234、305—349页 ——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下卷,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590—592页(探监细节、彭令范回忆和丁芸日记均转引自此书) ——张元勋《“篮桥”监狱会林昭》;《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知情者回忆》(《是时候了》贴出经过、1957年5月22日餐桌发言、“受骗”一语、母亲所说划右原因、处长谈话)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8页(《是时候了》诗句);《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文史精华》典藏版第5册,河北人民出版社,第189页(反对者的说法)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一九六七年度沪中刑(一)字第16号,1968年4月19日(录文) ——彭令范《我的姐姐林昭》(1998年,林昭写诗支持《是时候了》);《林昭案卷的来龙去脉》,《南方周末》2013年11月14日
顯示更多
0
14
217
54
轉發到社區
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第二位降到第八位,不再过问中央工作。十一月底他对家里人说过,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带你们去延安或者回老家种地。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学生几次勒令他到学校去作检查,毛泽东批示说,还是不宜去,让周恩来去向学生做工作。毛泽东后来对美国作家斯诺说过,一九六五年一月,他就决定打倒刘少奇。 一月十三日夜里,毛泽东派车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两个人单独谈了一次。刘少奇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三个职务,带着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者回老家种地,好让文化大革命早点收场。毛泽东不接话,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过了一阵,劝他认真读几本书,点了两本书名,一本是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本是狄德罗的《机械人》。送到门口,毛泽东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少奇回到家,对等在屋里的家人说,主席很客气,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全家悬着的心落了下来。这是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 这之前的两个星期,造反派已经两次闯进他家。头一次是一月三日晚上,二三十个人把他和妻子王光美叫到院子里,要他们背毛主席语录、回答问题,围了四十多分钟。一月六日,有人打电话来,说他的一个女儿在路上让汽车轧断了腿,要家长到医院签字截肢。刘少奇和王光美赶到医院,等在那里的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王光美当场被扣走,周恩来派秘书去要人,才放回来。一月十二日晚上又来了一百五十多人,要两个人站在台阶上低头弯腰背语录,让王光美站到一张独腿桌子上。刘少奇背不出,围着的人哄笑。他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讲的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哪一篇我都可以解答。 见面之后第四天,造反派来拆他办公室里的两部电话。他站起来拦,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谁也不能撤。第二天那些人又来,不再说话,把线扯断了。他和政治局之间,从此没有了联系。 四月一日,各报登出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成员写的长文,说他把一部讲清朝末年的电影《清宫秘史》捧成爱国主义,末尾连问他八个为什么,然后说,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他把报纸一摔,对孩子们说,这是栽赃,爸爸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爸爸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爸爸一九四五年在七大上提出来的,爸爸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四月十四日,他交出一份书面答复,把八个为什么逐条答了,工作人员抄成大字报贴在中南海院里,很快就被撕掉。 四月九日中午吃饭,女儿说,听说清华大学要开三十万人的大会斗妈妈。头一年夏天中央往清华大学派过工作组,王光美是成员。刘少奇推开饭碗,说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要挨斗他去。说完他缓下来,对孩子们交代后事:死后把骨灰撒进大海,像恩格斯一样。王光美哭了,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刘少奇说,骨灰总会给你们的,你们是我的儿女,这一点无论什么人都做得到;他不会自杀,除非被枪毙或者斗死。 第二天,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大学。造反派逼她穿上旗袍、高跟鞋,脖子上挂一串乒乓球串成的项链。陪斗的有三百个老干部,其中有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一年以前,把彭真清洗出去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 七月十八日清早,孩子们到中南海的职工食堂吃饭,看见饭桌边吊着一张大字报,说今晚要开会揪斗刘少奇。中午,刘少奇从衣袋里掏出两份文件给孩子们看,一份是毛泽东肯定他检查的批语,一份是毛泽东批示向全国推广王光美在河北一个村搞运动的经验,叫桃园经验。他说,你们都看了,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这是他第一次让孩子看中央文件。 晚上,三百多人把他和王光美分别拉到两个食堂。两个多小时,不许他说一句话,自始至终低头弯腰站着。他掏出手绢想擦汗,手绢被一巴掌打落在地。开会的同时,家被抄了。会后两个人被分开关在前后两个院子,四个人把他按倒在床上,抽走腰带。屋里的电压从二百二十伏改成二十四伏,绳子、刀子、剪子收走,安眠药由两个人送来,当面吃下去。北京还有人要在怀仁堂开一千多人的大会斗他。毛泽东这时在武汉,得到报告,先问是不是要开那个大会,接着说这样的会不要开: “不要面对面搞,否则别人要搞怎么办?同时,拉他上台,要他低头,他不低,你就用手压他,这样不好。你要他承认反党,他死也不会承认。” 北京没有照他说的办。 十九日早晨,刘少奇到食堂打饭,看见两个孩子在穿堂洗手巾,趁哨兵不注意走过去,小声问,你妈妈在哪里。孩子说,关在后院。哨兵走过来,他转身走了。从这天起,他每天站在后窗前望着后院,中间隔一道墙,什么也看不见,他一站就是半天。 八月五日,天安门广场开百万人大会,中南海里同时开批斗会。中央文革派来督阵的人嫌火力不猛,宣布休会,把两个人押出去,重新动员一遍再押进来。接下来是拳打脚踢,有人揪住他稀疏的白发按他低头,鞋被踢到一边,他穿着袜子站在那里挨斗,一张大字报中间掏个洞套在脖子上。摄影机对着这个场面响个不停,说是要拿到全国去放。三个孩子被命令到场,每个人身后站着几个战士。会开到一半,门口哇的一声,六岁的小女儿小小吓得号哭,往大门后面爬,儿子挣开战士跑过去抱起她。会场上喊打倒十几个老干部的口号,要他跟着喊,他不喊,说,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会散前,两个人被押到会场一角,按着向墙上的漫画鞠躬。王光美突然挣脱,一把抓住刘少奇的手,刘少奇也拉住她不放,几个人掰开他们,她又扑过去抓住他的衣角。这是夫妻两个最后一次碰到对方。 他被押回办公室,按铃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说,他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他;要审判,也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五四年,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这部宪法草案的,就是他。秘书当夜写了汇报,没有人回答他。两天后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免去党内党外一切职务,信里写了一句,我已失去自由。 九月十三日上午十点,三个大孩子接到通知,立刻收拾行李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他们想拖到中午开饭,能再见父亲一面,一会儿找衣服,一会儿找书,磨蹭了半天。看守人看出了用意,把东西扔上卡车,直接开走。下午,小小由保姆带着搬出中南海;王光美夏天就把两张照片交给了保姆,交代无论如何把孩子带大。当天,王光美被捕,带上了手铐。 刘少奇不知道这些。他照旧扶着走廊的窗台,拖着八月被打伤的腿,一步一步蹭到后院的墙根,想听里面的动静,什么也听不到。一天夜里,院子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他连墙根也去不了了。过了几天,他托警卫员给孩子们带话,让他们和爸爸妈妈划清界限。 吃饭也一天天成了问题。给他做了十八年饭的厨师六月里已经被捕,罪名是给两个想出门串连的孩子钱和粮票。十二月,内部供应站停止给他送食品,工作人员在报告里写,过去每餐三菜一汤,现在一菜一汤,不是炒白菜熬萝卜,就是炒萝卜熬白菜,酸奶、水果、饼干取消,酒喝完库存不再买,茶叶不给,手表坏了不修,能保证吃饱、饿不死就行。安眠药减了一半,白天睡觉夜里工作的习惯被强令颠倒过来,他整夜睡不着。到第二年春天另一个厨师也被调走,卫士到食堂买饭,食堂说中国赫鲁晓夫不能吃好饭,只卖次菜和窝头。他嘴里剩七颗牙,嚼不动,每月生活费五十元。 从卧室到饭厅三十米,他要走五十分钟,前后跟着的战士谁也不敢扶。手抖得筷子送不到嘴里,饭菜弄得满脸满身。医生来了先开批判会,一边听诊一边骂,用听诊器敲,用注射器乱捅。他吃了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也停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一日,他交出一份书面交代,说明自己入党的经过和一九二五年长沙、一九二九年沈阳两次被捕的情况。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份亲笔。三月以后,他走路小步拖行,站不稳,把裤子当上衣穿,假牙上下装反,小便失禁,尿了床不换衬裤。四月二日的病历上写,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四月十二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写着,他两个月没有理发,自己也不提;医生检查,神志不清,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判断他不像是装的。报告接着写,为防止他行凶或自杀,要进一步加强监护。五月十九日的报告说,他用梳子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两条腿穿进一个裤腿,装疯卖傻,尽出丑态。六月三十日晚上七点半,警卫的记录写他躺在床上大发脾气: “你们的治疗是假的,我的病反而严重了。”“你们注意点,最近几天我就死了。” 七月九日,他的支气管炎转成肺炎,生命垂危。这时才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医生,七次会诊,拉来器械就地抢救。医生提出把病人撤出监护环境住院,没有批准;请求摘掉卧室里挂满的标语口号,也没有批准。七月九日和八月六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交代: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刘少奇的子女后来写下了中办负责人的话: “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九大是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一次大会,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是刘少奇筹备的,政治报告也是他作的;九大开会以前,先要把他的问题定下来。警卫的口号跟着改成保护活证据,向九大献礼。到一九七〇年,专案组提出要判王光美的刑,毛泽东批示,暂时不宜判,对罪犯要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以便保存活证据。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北京五个红卫兵领袖,谈的是派工人宣传队进大学。谈话快结束时,他忽然说起刘少奇,还有同样被关押的原副总理薄一波: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肺炎还没有控制住,会诊的专家就陆续撤回原单位。八月到十月,肺炎反复发作五次。九月专家再次会诊,报告说病人年老,天气渐冷,今年冬天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周恩来批示加强会诊。十月五日,他哭了两次。十月九日起喂进去的东西不往下咽,十一日开始从鼻孔插管灌食,一直灌到死。病痛和窒息上来的时候,他十指乱抓乱撕,抓住什么就不放,护士拿两个硬塑料瓶让他攥在手里。护理记录写,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最后的几个月,他的两条腿被绷带绑在床上。 十月十三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开会。八届中央委员还活着的八十七个人,一半以上已经被定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不准到会。到会的四十个人不够半数,临时从候补委员里补了十个人才过半。另外请来七十四个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和各省革委会的人,比中央委员还多。会议前半段批几位元帅和老干部,后半段讨论专案组写的审查报告。报告给他定了三条历史罪名,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充当内奸。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小组会上不肯表态,主管专案审查的康生坐到她那个组,当面训她,简报里说她的政治觉悟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表决那天,陈少敏没有举手。十月三十一日,全会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专案组原来的处理意见里还有一句,提交专政机关依法惩办,就是交给公安法院治罪;毛泽东不同意,定稿时删掉了。公报登报,报纸从此直接点他的名字。 从立案到开除,没有人找刘少奇谈过一句话,没有给他看过一页材料,没有让他在决议上签字,决议也没有通知过他本人。十一月二十四日是他七十岁生日。子女后来查到,就在这天早上,他被安排听了全会的决议。全会十月三十一日闭幕,到这天整整二十四天,单单挑在这一天。他浑身发抖,大汗淋漓,大口呕吐,血压升到二百六十,体温四十度,一声不吭。从这天起他一句话不再说,治病的话、生活的话都不说。周恩来从北京医院调来两个护士,也没有用。有一天他忽然叫了一声小贾,那是从前给他当卫士的人。看守把小贾找来,问他有什么事,他朝小贾微微一笑,闭上眼睛。过几天他又叫来另一个卫士小于,也是一笑,闭眼。 一九六九年的病情报告,一月写他问话无反应,全身肌肉萎缩,不能自己咀嚼吞咽,翻身、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七月写他可能随时死亡。 十月,中苏边境吃紧,林彪发出紧急战备的指示,北京的老干部和审查对象一批批疏散到外地:朱德送广东,邓小平、陈云送江西,陶铸送安徽,刘少奇定在河南开封。十六日晚上,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走到他房门口瞧了一眼,叫人通知他。护士用棉签蘸着墨水,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字,拿到他眼前,纸上写的是,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他扭头不看。护士把纸换到另一边,他又把脸扭过去。给他当过卫士长的李太和凑到他耳边,把字念了一遍,他闭着眼。 十七日晚上,护理人员匆匆给他穿了一件上衣,裤子、鞋袜都没有穿,一条粉红缎面的被子裹上,抬上救护车,送到西郊机场。七点二十三分,飞机起飞,机上有两个专案组的人、一个医生、两个护士和李太和。九点半,飞机落在开封。他被抬进开封市革命委员会一号楼的小天井院,这里原来是一家银行,四面是三层楼,院墙高大,一道铁门,屋里有地下室。看护他的医生护士,是开封的驻军从军医院抽调来的。门口两道警戒线,床前昼夜双哨。电话联系用代号十七号,监护人员不准叫他的名字,只叫暗犯。第二天,押送他来的专案组副组长开会动员,一面组织看守和医护人员读他的罪证材料,激发阶级仇恨,一面讲保存活证据的意义。医疗上的指示,是来开封以前在北京商量好的:控制住现有的病情不再发展就行,不组织会诊,开封有什么药用什么药,不到外地买。北京来的医生住了一晚就回去了。 十月二十四日,他体温升到三十九度三,呕吐。屋里还没有通暖气,室温不到十七度。开封的医生在病历上写,如果恶化就送一五五医院会诊抢救。后来没有送,就地打针、输液、吸氧、冷敷,三天后烧退。就在二十四日这一天,河南省的负责人给中央打电话报告,刘少奇到开封后病情没有异常变化。三十一日,他又烧到三十九度四,腹胀,监护人员讨论后认为病情严重,原因不明,决定按肺炎治。十一月六日,北京来的护士、专案组人员和李太和全部奉命回京,北京带来的药一样也不留。走之前,专案组的人特意去火葬场看了一眼,说,千万不要死在我们手里;又向当地人员交代,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他们回北京后的报告说,两次发烧已经恢复正常,开封驻军的医护人员已能熟练掌握。当地的医生提出疑问,肺炎怎么会昏迷,要求透视、拍片、会诊,没有得到同意。 十一月十日他又发烧。十二日凌晨一点,他开始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吸氧没有变化,体温三十九度七,两个瞳孔对光没有反应。值班护士仍按原来的处方用药,到六点三十八分才通知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六点四十二分人到齐。六点四十五分,心脏停跳。遗体抬到地下室,拍了照。 李太和回北京后要向中办负责人汇报,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先休息一天。过了几天,深夜两点电话把他叫醒,说人昨天已经死了,你必须再去一趟。十三日凌晨李太和赶到开封,刘少奇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一条白床单,白发蓬乱着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李太和给他剪了头发,刮了胡子,穿上衣服和鞋。 十四日零点,遗体送到开封火葬场。监护人员对火葬场说,要烧一具烈性传染病的尸体,只准留两个工人看炉点火。遗体面部用白布包起来,护送的人都穿白大褂,带着消毒工具,二十多个军人把这个不大的火葬场围住。运尸体的吉普车车厢短,两条小腿和脚露在车外。火葬申请单由专案组的人填:死者姓名刘卫黄,男,七十一岁,湖南人,职业无业,死因病死;申请人刘原,与死者关系父子,住址八一七二部队。刘卫黄是他少年时用过的名字,外人不知道;申请人一栏签的是他儿子刘源的名字,写成了刘原,儿子那时在山西农村看管劳动,不知道自己签过字。骨灰装进一个普通木盒,存进火葬场的骨灰存放厅,编号一百二十三,寄存证由驻军保管。火化完,专案组宣布纪律,谁泄露出去,用党籍和脑袋担保;然后摆了酒,说任务圆满完成。 一九七二年,刘少奇的子女听说可以探望关押的老干部了,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见父母。八月十六日,专案组来人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可以见见妈妈。孩子们追问,爸爸呢,我们还要见爸爸。来人不答,走了。第二天他们又来,传达批示的头一句: “父亲已死。” 口头通知说,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早晨六点,因肺炎死于开封;骨灰由组织保存,不能给;不许对外人讲,有人问,就说不知道。孩子们一连问,为什么死在开封,为什么是肺炎,是谁抢救的,妈妈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叫我们去。来人说,我们只能说这些。第二天,他们在监狱里见到王光美,五年没见,她满头灰白,腰直不起来,看了他们半天,说了一句,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中午,刘少奇对孩子们说过,骨灰总会给你们的,这一点无论什么人都做得到。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62、69、82、104、109—112、119—126、146—161、164页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第188—221页;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第118—119页;均收入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初版,此据2019年全版第327—328、332—334页(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谈话、1972年批示,以及高皋《文革十年史》所记“绑在床上”,均转引自此书)
顯示更多
0
15
170
23
轉發到社區
王宁:2007年的十一我和好朋友坐火车第一次去上海,记得在火车上闲聊时有人翘起嘴角眼里泛着光对我们说:"上海遍地都是黄金,就看你会不会捡了!"这让我们对这座城充满了憧憬。 我们两个人充满好奇的在上海街头晃来晃去,看到什么都觉得很新鲜。傍晚,在一个偏僻的小路上我看到一个老太太在路旁摆摊,卖演唱会歌迷喜欢在头上带的发光牛角。我立即对这个小东西产生了兴趣,同行的朋友当时很不理解我怎么会对这种小东西感兴趣,但是我坚定地告诉他这就是商机,因为我在河南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很有趣也很吸引人,马上到圣诞节了我们可以把它带回河南,一定会大卖。 随后我们就开始在国内寻找能生产制造这种产品的工厂,并联系了我在河南地区多个城市的同学,准备在圣诞季同步开展销售,就这样我们用大学生摆地摊的方式开始了我们与零售业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幸运的是圣诞节那段时间的销售像我们预期的一样非常火爆,我们销售了将近一万个发光牛角。这让我对商品零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之前我们做纪录片需要很长的制作周期,但采购过来的小商品不仅不需要研发,而且一转手可以赚到和我们自己研发产品一样的利润。随后的一段时间,我带团队又去杭州、义乌等地考察,又销售了一些其他有意思的小商品。从此我们像着了魔一样喜欢上了那种——你去发现新产品,然后拿过来就能被人喜欢,又很快购买的那种快感。
顯示更多
0
29
53
3
轉發到社區
当河南蒜苔泛滥时~ 那你将会有吃不完的蒜苔 河南人的噩梦:顿顿蒜薹,求小偷来清空菜地😂😂😂
0
36
136
11
轉發到社區
#大美中国##河南信阳# 信阳,就是这么一个奇妙的“文化多面体”。它虽然行政划分在河南,但如果你去问一个信阳人,他们多半会调侃自己是“精神湖北人”或者“非典型河南人”。
顯示更多
为什么不要和河南人做朋友 说了你们也不信 今天我就给你们说说 第一,河南人太死心眼 说什么就是什么 不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第二,河南人太重情义 不管是亲朋好友 还是陌生人 只要有困难 都会伸手援助 第三,河南人太好客 不管到哪家做客 必须让你吃饱喝好 甚至喝醉 吃什么喝什么 全听你的 还会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所以 不管南方人 还是北方人 都喜欢和河南人交朋友 不上瘾才怪呢?
顯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