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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仕强说他父亲当年给他提了一个建议:“不要做律师,不要做医生,不要做法官。” 为什么? 因为这三种职业,最容易在二元对立里沾染因果。 我一开始听不懂。 后来年纪渐长,见的人多了,才慢慢咂摸出这话的分量。 什么叫二元对立? 就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赢即输。 你做律师,就得替一方打赢另一方。 你做医生,就得在救与不救之间做选择。 你做判官,就得判一方赢一方输。 你站在哪一边,哪一边的因果就缠上你。 不是说这三种职业不好。 是说这三种职业,天天在人性最拧巴的地方打滚。 律师打的是官司,磨的是人心。 你替原告赢了,被告恨你。 你替被告赢了,原告恨你。 你替谁赢了,输的那一方都觉得你昧了良心。 我认识一位干了二十年的老律师,后来转行去做了调解。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我赢了太多官司,也见了太多赢了官司输了人生的人。兄弟反目,夫妻成仇,父子对簿公堂。我站在法庭上,觉得自己像个裁判。可裁判吹完哨,两边的仇还在。后来我明白了,我判得了对错,判不了人心。” 医生看的是病,碰的是命。 你救活一个人,家属感激你。 你救不活一个人,家属恨你。 你在急诊室里,天天面对的就是生与死、救与不救、先救谁后救谁。 这种选择做多了,心里那根弦,早晚绷断。 我有个远房亲戚是ICU的护士,她说她们科室的医生,没有一个是松快的。 有的失眠,有的掉头发,有的下了班一句话都不想说。 不是累的,是心里装的生死太多,倒不出来。 法官断的是案,扛的是怨。 你判离了,一方恨你。 你判不离,另一方恨你。 你判赔了,赔的人恨你。 你判不赔,不赔的人恨你。 你坐在那个位置上,就是所有不满意的人的出气筒。 曾仕强父亲说的“沾染因果”,不是什么玄乎的东西。 就是每一次二元对立的判断,都会在你心里留下一道印子。 你判了别人,别人记你一辈子。 别人记你,你就背着。 背的人多了,你就走不动了。 不是这三种职业不能做,是做这三种职业的人,得有一副特别硬的心肠。 硬到能扛住别人的恨,能扛住自己的疑,能扛住夜深人静时那句“我是不是判错了”。 我认识一位老法官,退休后去菜市场买菜,从不跟人砍价。 我问他为什么。 他笑了笑说:“我判了一辈子案,判怕了。现在就想买点菜,不跟任何人争对错。” 你听听,这话多心酸。 他判了一辈子对错,到头来最想要的,是不用再判。 曾仕强父亲给他的建议,不是让所有人都别干这三种职业。 是让他知道,这三种职业背后,是要拿心去扛的。 你没那副心肠,就别站那个位置。 站上去,不是帮人,是害己。 不光是这三种职业。 你仔细想想,我们普通人的日子,也天天在二元对立里打转。 跟老伴争对错,跟儿女争输赢,跟亲戚争高低,跟同事争长短。 你争赢了,输的是关系。你争输了,输的是心情。 怎么算都是亏。 我认识一位阿姨,七十多了,一辈子不跟人争。 别人说东,她点头。别人说西,她也点头。 她闺女说她没原则。 她说:“我要那原则干嘛?我赢了道理,输了亲戚,我图什么?” 你听听,什么叫活明白了。 二元对立的尽头,不是赢,是把自己耗干。 那个说法叫“不争”,不是让你没底线。 是让你别把日子过成法庭,别把身边人都当成对手,别把自己活成一个天天断案的判官。 有些事,没有对错,只有算了。 有些人,没有输赢,只有远了。 曾仕强父亲那句“沾染因果”,说白了就是: 你天天跟人拧着,日子就天天跟你拧着。 你松开手,日子就顺了。 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天天跟人争对错、最后把自己气出一身病的人? 或者有没有那种什么都不争、反而活得特别舒坦的人? 评论区聊聊,看看谁活明白了。#普通人请律师## #法律观辨析## #律师职业精神## #法官转行律师## #律师心理## #法律人经验谈## #独立律师思维## #医学背景律师## #作者加速成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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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安教案金明日牧师的妻子安娜在“709”是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中的发言! “守望公义的同行者:从锡安教案看中国维权律师的坚守与牺牲 ——在“709事件”十一周年纪念日上的发言 安娜·刘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律师、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在“709事件”十一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我怀着感恩,也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这里。 我是北京锡安教会主任牧师金明日的妻子。就在几天前,7月3日晚上,我的丈夫金明日牧师奇迹般地回到了家,与我们一家团聚。 自他被关进看守所那一天起,我们从未停止呼吁与营救。但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天真的来到。我相信,这是上帝借着许多人的努力,包括川普总统公开发声以及他与习近平主席之间的个人关系,使这个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奇迹成为现实。 借此机会,我衷心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也特别感谢川普总统。没有您的介入,就没有今天的团聚。 但是,我今天站在这里,不只是为了分享这个奇迹,更是为了感谢另一群人——那些至今仍默默付出的中国维权律师。 锡安教案发生前,金明日牧师已经预见到自己可能遭遇抓捕,因此提前写好了委托书,存放在张凯律师的事务所。 案发后,张凯律师立即组织律师团队,为每一位被捕牧者安排两位辩护律师。案发第三天,44位律师赶赴广西北海,其中包括凯门律师事务所14位律师,以及来自全国各地30位律师。 44位律师同时出现在北海,给当地办案机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后来,我丈夫告诉我,看守所工作人员甚至带着讽刺对他说: “就你们厉害,能请这么多律师!我们也有律师,别太神气!” 那段时间,会见室几乎天天坐满了我们的律师。很多羁押人员一年见不到一次律师,而我们的律师几乎每十天就来一次会见当事人,每次连续工作几天,不断依法提出意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持续不断的法律压力,也让锡安教案中的牧者最终拿到了圣经。据了解,这在当地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这些律师也因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张凯律师长期代理教会和人权案件。代理锡安教案后,他先被限制出境,又不断遭到司法局约谈和威胁,家人也受到牵连。最终,他不仅失去了律师执照,连自己创办多年的北京凯门律师事务所也被迫注销。 接替他的邓庆高律师,同样遭到巨大政治压力,为了保护团队和家庭,被迫退出案件。 今年4月,李贵生律师接手金牧师案件,继续坚持依法辩护,展现出了勇气、正直和担当! 北京凯门律师事务所曾玥律师,因为坚持办案,家乡的母亲和兄弟长期遭到警方骚扰。 整个锡安教案中,共有6位律师被停业半年,他们是李春富律师,唐仙龙律师,葛现洋律师,杨耀华律师,刘安强律师,赵青山律师。至少2位律师受到行政处罚,北京凯门律师事务所被迫注销,律师们不得不重新寻找执业平台。 此外,锡安教会还聘请了十多位控告律师,他们几乎都是大家熟悉的“709律师”。他们是包龙军律师,王全璋律师,谢燕益律师,懔其磊律师,任照律师,任全牛律师,周世锋律师,文东海律师,卢思位律师,马连顺律师,江天勇律师,王宇律师。 他们拥有丰富经验,本可以拥有稳定而优渥的职业生涯,却因为坚持公义,被吊销执照、被限制执业、被跟踪、被监听、被骚扰。 一位律师曾写道: “我的第五个微信号,在一句话都没说的情况下,又被永久封禁了。” 另一位律师写道: “我们住酒店,警察已经来查了两次,他们真的很‘重视’我们。” 这些文字,没有控诉,却让人看到他们每天所承受的压力。 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对法律程序本身的践踏。 今年5月25日,案件进入检察院后,李贵生律师竟然被拒绝会见金明日牧师,也无法查阅案卷。 为了争取依法会见律师,金牧师在看守所绝食两天半。李贵生律师不断投诉、交涉,终于在一周后恢复会见,同时获批阅卷材料。 然而,此类事件绝非个案。截至今天,锡安教案另外8位牧者中,仍有3位律师无法查阅案卷。 会见当事人、查阅案卷,是法律赋予刑辩律师最基本的权利,却依然能够被随意剥夺。 今天,我手中拿着的是仍然坚持代理锡安教案的律师名单。在我心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英雄。 他们守住了律师的职业尊严,守护了当事人的盼望,也守住了中国法治最后的一道底线。 今天是709十一周年。 十一年前,许多律师为了法治付出了自由和职业;十一年后的今天,仍然有新的律师继续承担同样的代价。 因此,我想向所有中国法律同仁发出呼吁: 请继续与我们站在一起,帮助那些仍然身陷囹圄的人,守护法律赋予每一位公民最基本的权利。 我也盼望有一天: 锡安教会能够自由敬拜上帝; 每一位律师都能够不因代理案件而受到政治迫害; 每一位中国公民都能够生活在一个真正尊重法律、公义与自由的社会。 最后,我想特别向张凯律师说一句话: 张凯律师,谢谢您。 谢谢您为了教会、为了弱势群体、为了那些无法替自己发声的人所付出的一切。谢谢您为金牧所做的一切付出,我们一家铭记在心,会不停歇为您以及家人祷告! 愿上帝亲自纪念您的勇敢、您的坚持,也亲自赐福您和您的家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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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现在就认为,远东地区很难守住。因此大鹅不敢对远东地区进行投资,一方面担忧开发投入后,最终便宜了邻近的东方大国。二是它们的经济状况今非昔比,不敢轻易投入。 2025年12月8日,俄罗斯犹太自治州首府比罗比詹,一家做钢结构材料的中资企业里,工人们正忙着干活。 这家厂子不大,却成了新华社镜头里的一个小细节。 怪事就在这儿:地是俄罗斯的,资源是俄罗斯的,最积极下场干活的却常常是别人。这块62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盘,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2026年1月1日,俄罗斯关于在远东设立国际超前发展区的联邦法律生效了。 通俗地讲,这就是俄版的招商引资产业园。俄滨海媒体网报道,政策借鉴了中国苏州工业园区等经验。 连招商都要先取经,可见自家底子有多薄。俄远东和北极发展部的数据显示,中国是远东主要的投资来源国和贸易伙伴,过去5年双方贸易额翻了一番。 顺着这条线往回翻,更能看出这笔账为什么难算。 2024年的数据显示,远东联邦区人口只有约780万,一年还少了3万多人。 再往前翻,人民网在2014年报道过,当时远东人口622万,比1991年少了近190万,降幅23%。那时远东人均医疗投入只有全俄平均水平的1/25。 人往外走,钱就不爱往里来。新华社曾报道,俄安全会议秘书直言,近20年约200万人离开远东。原因是住房和基础设施不足、收入偏低。 连俄总理都公开认过账,说远东的投资效率客观上低于俄其他地区。投一块钱,回声却小得可怜。 钱袋子紧,是第二层难处。 俄乌冲突已经打了四年多,战场是个吞金兽,军费、补贴、重建,样样都要真金白银。西方制裁一轮接一轮,俄罗斯的财政账本早已不复当年宽裕。 在这种局面下,钱先往哪儿花?自然是先顾眼前的火。远东这个“慢热型选手”,投下去十年八年才见效,排队都排不上号。 俄《独立报》就泼过冷水,认为对远东的投资未必拦得住人口外流,也未必能让当地人的日子明显改善。谁看了这话,不得先犯嘀咕? 第一层心结更微妙。远东隔着一条江,对面就是蒸蒸日上的中国东北。 开发得好,邻居的商品、资金、技术顺势涌进来,担心的人就会嘀咕:“忙活半天,是不是给别人铺了路?” 这种心理,多少带点“自己家的院子,不放心别人进来摆摊”的味道。 可现实有点反差:真正在远东缺人缺钱的时候,愿意坐下来谈项目、谈物流、谈农业合作的,恰恰是这位邻居。 跨境大桥、口岸、能源管道,一件件摆在那儿,都是互利共赢的实打实样本。防备心再重,也变不出工人、变不出资金。 笔者觉得,担心是真的,但账未必该这么算。 中国的做法一贯是平等互利,有活大家干,有钱大家赚。俄方想吸引外资,本来就是看中了这一点。 一块地能不能守住,从来不靠把门关紧,靠的是里面有人住、有活干、有盼头。 人口稳得住,基础设施铺得开,产业链立得起来,邻居再多也是客人。要是屋里空着,锁再大,也挡不住日子一天天变冷清。 远东的难题,说到底是发展的难题,不是地理的难题。 反过来看,中国这些年修路、通桥、建口岸,把边境城市从“末梢”做成了“窗口”,靠的是实打实的投入,没有喊口号。 好邻居的样子,大概就是自己把日子过红火,还愿意把门打开,拉着邻居一起红火。 远东这块璞玉要不要打磨,最终还得俄罗斯自己拿主意。笔者倒觉得,猜忌换不来繁荣,合作才是更划算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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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的朋友说,留置措施通过法定程序剥夺人身自由,是纪委监委办最强硬的办案手段。留置措施轻易不采用,一旦使用基本都是大案要案,所以在留置前,都经过长期深挖细查的准备阶段。   首先,要成立专门的审查调查组,这个组里的人员一般不是固定的办案科室或派驻纪检组,而是由某个纪委常委或科室负责人牵头,抽调办案经验较为丰富,以及懂得财会、法律等相关专业知识人员 。 其次,从外围广泛了解情况。在不惊动调查对象的前提下,把房产资产、银行流水等情况了解清楚,必要时会找了解案情或涉案人员谈话。在这个阶段是初步确定被调查对象是否具备采取留置措施的条件。比如,涉案金额、违纪违法性质等方面是否够得上留置。 最后,找被调查人谈话。这个时期是决定是否采取留置措施最关键的阶段。在采取留置措施前,谈话大多采取走读式谈话,也就是谈完话还能回家,也能正常上班。在这个阶段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谈话效果很好,被调查人积极配合调查,退脏退赔,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涉案金额非常大或问题性质非常恶劣,很有可能不再采取留置措施。第二种情况,被调查对象不配合调查,甚至存在串供或销毁罪证等情况,这种情况下留置决定则会随时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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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人曾经天天防着华人,而新加坡的印度裔恰恰相反,大量引进印度人,然后印度裔精英大量进入新加坡的政府,连新加坡总统和外长都是印度裔,新加坡六七百万人,户籍的印度裔可能只有100多万,但新加坡的非户籍人口有200多万,大部分是印度裔。 新加坡2025年总人口约611万人,其中居民约420万人,非居民约191万人;居民人口中华人约73.9%,印度裔约9.0%。也就是说,网文里“户籍印度裔100多万”“非户籍人口大部分是印度裔”的说法,缺少可靠依据,不能照抄。新加坡确实有大量外籍劳动力和高端人才,但来源很复杂,有建筑、海事、家政、金融、科技、教育等不同群体,不能一股脑都说成印度裔。把数字夸大,文章看着热闹,最后伤的是可信度。 印度裔精英在新加坡高层的存在感确实很强。尚达曼2023年当选新加坡第九任总统,维文长期担任外长,尚穆根也在重要安全和内政岗位上有很高分量。这说明什么?不是“印度裔控制新加坡”,而是新加坡这套制度更看重英语能力、专业背景、国际网络和公共治理经验。谁能进入这套轨道,谁就有上升空间。华人占多数,并不等于天然掌握每一个关键位置;少数族群人数少,也不等于永远只能站在边上。 我认为,中国人看这个问题,最该看的不是“谁压过谁”,而是“谁更会组织自己”。海外华人有长处,吃苦、会做生意、重视教育、家庭稳定,这些都是硬本事。可短板也很明显:很多人只顾把自己家日子过好,不愿参与公共事务,不善于建立职业网络,也不习惯为群体权益发声。印度裔精英在英美、新加坡等地冒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更熟悉英语体系,更懂法律、金融、科技和公共机构的运转规则,也更愿意互相托举。这个差距,不靠抱怨能补上,得靠学习规则、参与规则、善用规则。 2026年看新加坡,更要放到全球大变局里。美国推动产业链重组,印度被西方当成所谓“替代中国”的一枚棋子,南亚英语人才借着科技、金融、咨询、外交等渠道加速流动。新加坡是亚洲资本、物流和信息的枢纽,自然会吸纳这些人。它不是在替某个族群开门,而是在为自己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平台补人。小国没有资源,只能靠人才和制度吃饭,这一点非常现实。 不过,新加坡这条路也有风险。一个社会如果过度依赖外来人才,本地人会担心饭碗、房价和身份认同;如果精英圈层长期和普通人距离太远,基层不满也会积累。新加坡政府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它一边开放,一边用住房、教育、语言和族群政策维持平衡。真正高明的地方,不是让某个族群一家独大,而是不让任何族群把国家绑架走。 对中国而言,新加坡仍是值得重视的东南亚国家。2026年5月,新加坡外长维文访华,中新双方谈到自由贸易、产业链供应链、人工智能、教育科技等合作,这说明两国关系的主线不是族群竞争,而是务实合作。新加坡也明确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这在当前地区局势里很关键。我们看新加坡,不能被网络情绪牵着走,要看它在地区稳定、经贸往来和国际通道中的作用。 华人不是输在人口,也不是输在勤奋,而是有时候输在组织能力、公共表达和制度参与。海外华人如果只会单打独斗,再多人数也未必有话语权;如果能把个人能力变成群体协作,把文化自信变成现代治理能力,那才是真正站稳脚跟。新加坡给我们的提醒很直接:世界不会因为你人数多就自动尊重你,只有当你有能力、有规则意识、有团结精神,别人 才会认真听你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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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默:“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 1、转型正义的概念与理论:在我们生活中,常见到先发生了一件事情,或是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而后我们经过沉思,再给予概念化,提出我们的理论。转型正义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转型正义是一个牵涉广泛的议题。二战以后、七零年代,许多国家民主转型以后,新的政府接替了被推翻的专制政体,不能不面对被推翻的政府侵犯人权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学术界也有非常多的讨论,但是“转型正义”一词与最早的一个转型正义理论,却是到了2000年才被提出来。本文中“转型正义”只涉及一个新兴的民主政府怎么样来面对被推翻的专制政府侵犯人权的罪行、怎么样去处理这问题,不涉及较广泛的范围。 2、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二战后,中国国共内战再起,蒋介石政权退到台湾,以专制手段统治,并实施长达30多年的戒严,直到蒋经国过世前一年才解除。但在这段长时期间,台湾经历了非常多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迁、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成长,使专制政府面对非常大的压力,不得不向新兴力量及民主改革的诉求妥协与让步,转型正义的议题也慢慢地浮现。 到了七零年代,党外运动逐渐成为一个力量。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坜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八零年代民主进步党成立,直到2000年陈水扁代表民进党参选,才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那么,台湾转型正义的经验是什么呢?蒋中正与蒋经国政府所犯下的严重人权侵害,最初在学术界与民间的讨论中,十分倾向于“南非模式”,这一点我有把握这样说,当时我也参加了相关的讨论。我与一些同仁最同情、认同的是“南非模式”──追求真相与和解,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处理,而非报复性地追究责任。这一做法,无疑比早期政府的态度进步一些。 蒋经国过世后,李登辉总统不愿意从事转型正义的工作,他在上任之初就公开表达不希望再回顾过去,而应该往前看,实质上采取的是所谓“遗忘”的立场,类似阿根廷的模式。但是,这种立场当然受到民间团体的反对。因此,他不得不推动一些象征性的措施,例如建立了二二八纪念馆、公园,公开道歉,并透过设立基金会,给予受害人或其家属申请,经过审查后进行补偿。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政府强调的是“补偿”而非“赔偿”,这两者之间的用语差异,在政坛上引起非常大的纠纷。 陈水扁政府初期作了不少承诺,一方面试图引进国际人权法典,另一方面也思考设立国家人权委员会。在我看来,我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陈水扁执政时应该是推动转型正义最为恰当的时机,当时军方已失去政治干预的能力,而国际社会、国内民间团体也都期待改革。然而,事与愿违,在他第二任时期,朝小野大,既受到国民党在立法院的牵制,同时,他与家人、亲信也逐步陷入反贪污的浪潮中,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政党轮替时的雄心壯志,也都付诸东流。2007年一些学界同仁对政府的表现非常不以为然,于是组成了“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希望透过民间的努力,推动真相调查,进而促进政府推动转型正义的工作。 马英九政府基本上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试图在课纲方面“拨乱反正”,推翻李登辉与陈水扁政府在教育方针上的“台独”倾向,但他却引进了国际人权法典,并建立了邀请国际学者专家来台湾审查政府人权报告的先例,不能不说是一大突破。 蔡英文总统八年任期内的政策,可说是一步一步转向“惩罚”,一个程度上学习“东德模式”,其中荦荦大者,一是透过党产会将国民党所设的企业、基金会宣告为“附属机构”,而其拥有的资产称为“不当党产”,收归国库。二是设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促转会),主要工作包括保存与整理政治档案,并开放受害人申请调阅;保存不义遗址,如当年枪决政治犯的刑场;拆除蒋介石铜像。蒋介石铜像遍布公共场所,公园、博物馆、学校纪念馆、军营,但这些年来国防部仍然据以力争,坚持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如何处理台北中正纪念堂也仍然争议不断、悬而不决。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了,如果以“东德模式”来讲,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促转会成立之初,一名副主任委员在内部会议中主张,应以政治手段干预、阻止某位国民党县市长候选人当选。这个消息传出后引起轩然大波。 促转会结束了任务后,转型正义的工作已经移交行政院,由不同的行政部门分别承办,整体来看,台湾转型正义的工作应该已经接近尾声。 3、想象中的中国转型正义:我们试探来想象中国民主转型与转型正义的问题。去年十月我在本刊《中华联邦: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选项》访谈文中指出,中国的民主转型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能发生。我的初步判断: 1)是经济衰败,人民生活极度艰难时,中国的菁英、掌权者、民间社会与海外意见领袖,才可能认真思考民主转型的问题; 2)是战争失败的情境下,比如说台湾问题引起美国与中国的战争,若中国以战败结束,就有民主转型的可能。 而转型正义,一个程度是伴随民主转型来的,这点想必大家现在已经十分了解了。我建议在讨论、谈判“联邦宪法”时也将转型正义的几个大原则做出决定。参考了南非、东德与阿根廷的经验,我先提出以下两个原则: 1)时间界定必需明确。中国的转型正义应该有清楚的追溯时期范围,不能无限制地回溯所有的历史事件。我建议以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的三十多年为期限。虽然毛泽东时代存在大规模的人权侵害,但许多当事人已逝,资料也较难取得。更关键的是,邓小平执政后已启动了一波平反的工程,在胡耀邦主持下,针对毛泽东时期遭受迫害的人民,进行名誉恢复与职务复原,虽然这工程并不完善,但也算是做过了。因此,我们应该将重心放在198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 2)聚焦重大事件。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企图处理所有的不公平、不正义的历史。阿根廷的经验提醒我们,应优先专注于关键的重大事件,而非日常发生的经验,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 我们应该从哪几个重大的事件做起? 1)八九民运的受害者; 2)江泽民执政期间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 3)八零年代以来,在城市化过程中广泛发生的土地侵占与迫迁事件。不论在城市或乡村,到现在还对很多人的生活造成影响; 4)近年来透过新科技的全面监控,包括人脸辨识、生成式人工智慧等科技,对人民隐私与自由的侵害; 5)西藏同化政策; 6)新疆的再教育营(集中营)问题; 7)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 8)中国政府在海外设立监控网络,例如建立海外警察局以监控海外中国公民与移民。 我想假如能在这些方面开始展开工作,已经是跨出一小步了。 ------- 在转型由掌权者启动、主导的情况,放弃起诉和审判反人权犯罪是否有合理性、是否有悖正义的原则?从迄今的情况看,中国未来最可能的民主转型模式是什么?基于不同的模式,应选择什么转型正义政策?为什么责任的追究需要限于少数犯有严重反人权罪行的人,而不宜扩大到在专制政权中工作的所有人员? 详见笔谈《转型模式与转型正义:中国必将面对的一个问题》: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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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民党10月26日宣布,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于10月22日逝世,享年90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发表首相谈话,对福田康夫的逝世表示哀悼。 10月26日,新华社迅速播发《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去世》的消息。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了有关福田康夫逝世的提问。 郭嘉昆表示:“我们对福田康夫前首相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向他的家属致以诚挚慰问。”他指出:“福田康夫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郭嘉昆回顾了福田康夫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的经历,指出他秉持正确历史观,在担任首相期间签署了中日之间第四份政治文件,卸任后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长期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为促进亚洲地区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郭嘉昆还引用了福田康夫生前关于中日关系的一段重要表态。 福田康夫曾指出,中日四个政治文件规定了两国关系应当遵循的原则,必须时刻牢记,不能走回头路。 郭嘉昆对此评价说:“这一表态掷地有声,体现了日本老一辈政治家的信义和担当。日本当政者应当深思自省。” 这一表态不仅是对福田康夫个人历史贡献的肯定,也再次强调了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对于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重要意义。 福田康夫是日本战后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之一,也是长期重视中日关系、积极倡导两国友好合作的日本政治家。他出身政治世家,其父福田赳夫曾于1976年至1978年担任日本首相。父子两代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推动中日关系发展方面都留下了重要足迹。 福田康夫与中国的深厚联系,不仅体现在其长期致力于推动中日友好关系,更体现在福田家族父子两代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延续数十年的政治交往。 谈及福田康夫与中国的关系,不能不提到他的父亲福田赳夫。 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当时担任日本首相的正是福田赳夫。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出席了条约签字仪式,并会见了代表日本政府签署条约的外务大臣园田直。 这一条约是继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发表《中日联合声明》之后,中日关系发展史上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条约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两国发展和平友好关系的基本原则,为此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出席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日本,成为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 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福田赳夫曾以“铁桥”比喻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建立的两国关系基础,表达了希望中日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愿望。 这一历史性比喻后来也成为福田康夫经常引用的话语。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父亲关于中日友好的理念,强调两国应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友好关系,不断巩固双方合作的政治基础。 从福田赳夫推动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到福田康夫担任首相期间进一步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福田父子两代的政治经历,与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从福田赳夫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交往,到福田康夫与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围绕中日关系展开的对话与合作,福田父子两代在不同历史时期参与并见证了中日关系的重要发展进程。 1978年,福田赳夫担任日本首相期间,中日两国正式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与福田赳夫举行会谈,推动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三十年后的2008年,福田康夫担任日本首相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双方签署《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为新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确立了新的政治框架。 从邓小平到胡锦涛,再到福田康夫卸任后与中国领导人的持续交往,福田父子两代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政治联系,构成了战后中日关系史上一条值得关注的历史脉络。 福田康夫1936年出生于东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与许多出身政治世家的日本政治人物不同,他年轻时并未立即进入政界,而是在毕业后进入丸善石油公司工作,积累了较长时间的企业工作经验。 1976年,随着父亲福田赳夫出任首相,福田康夫进入政界,担任父亲的秘书,并曾出任首相秘书官。 1990年,福田康夫继承父亲的政治基础,以自民党候选人身份首次当选众议院议员,从此正式开始国会议员生涯。此后,他连续七次当选众议员,逐渐成为自民党内的重要政治人物。 2000年10月至2004年5月,福田康夫先后在森喜朗内阁和小泉纯一郎内阁担任内阁官房长官,累计任职1289天,创下当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纪录。这一纪录后来被菅义伟打破。 内阁官房长官是日本政府中极为重要的职务,负责协调各省厅政策、处理政府危机事务,并承担首相官邸与执政党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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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下,这期 JL Collins × Steven Bartlett《The Diary of a CEO》 的完整播客采访。 很有哲理的财富观,推荐每个人看完结合自己的条件再规划下属于自己的路径: 1️⃣为什么要避免债务。 2️⃣支出低于收入成为习惯有多必要。 3️⃣投资剩余的钱,是未来的底气。 4️⃣学会先获得购买权,再消费。 他在36分钟的时候也谈到了对比特币的态度! 正片2小时15分钟,链接放在最后, 也可以选择看看我下面有 GPT 的整理版和我的注解,不想听我啰嗦的可以直接去看正片。 JL Collins 就是《The Simple Path to Wealth》的作者, 先说我认为这期采访真正的核心:钱最重要的功能,不是让你买更多东西,而是让你越来越不需要向任何人低头。 也就是说,财富的终点不是消费能力,而是选择权。 这也是整期两个多小时反复回到的主线。 下面是 AI 按采访顺序的梳理: 00:00–03:27|为什么写《The Simple Path to Wealth》 JL 最初根本没准备写一本畅销书,而是在博客上给女儿 Jessica 留下一套关于钱的知识。 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把钱的问题处理好,人生会容易非常多。不是因为钱本身能带来幸福,而是有资源的人拥有更多选择,没有资源的人很多时候连选择的资格都没有。 因此他写作的目标从来不是教女儿如何暴富,而是教她:如何避免因为钱而失去人生的自主权。 03:27–05:10|绝大多数人对钱最大的误解 普通人的第一反应是: 有钱了可以买什么? 房子、车、旅行、奢侈品…… JL 认为这是文化灌输给我们的默认思维。 钱当然可以消费,但还有第二个用途: 钱可以替你工作。 你工作→赚到钱→把其中一部分变成资产→资产继续产生钱。 于是慢慢发生一个巨大变化: 一开始,是你用时间换钱; 后来,是钱替你换时间。 所以他建议把“我能用这笔钱买什么”改成: “这笔钱将来能替我赚多少钱、买回多少自由?” 05:10–06:15|什么叫财务自由 只要你必须每天出售自己的时间、劳动和注意力才能活着,你就仍然依赖某一个愿意付钱给你的人或组织。 老板、客户、公司、平台…… 所以财务自由不是“我有很多钱”。 而是: 工作开始变成可选项。 你可以工作,但不是“不工作就活不下去”。 这个区别非常大。 06:15–13:11|为什么很多成功人士都有创伤 Steven 谈到自己的经历:年轻时冒险、辍学创业、拼命证明自己,很大程度来自内心的不安全感和创伤。 JL 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很多极度成功的人背后都有某种“我要证明自己”的东西。 创伤、不被认可、自卑、家庭问题…… 它可能成为非常强的驱动力。 但反过来,他也认识一些人,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只想过舒服、自由、平静的人生。这些人反而往往成长环境更加稳定。 这引出了一个问题: 巨大的野心究竟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没有被治愈的伤口? 采访没有给确定答案,但 Steven 明确提到,他认识的一些超级富豪并不快乐。 其中一个重要寓言:和尚与大臣 JL 的书开头有个故事。 两个童年好友,一个后来成为国王身边的大臣,一个成为清贫和尚。 大臣看和尚每天粗茶淡饭,就说: 你如果学会讨好国王,就不用吃这种苦了。 和尚回答: 你如果学会满足于粗茶淡饭,也就不用讨好国王了。 JL 说自己一直更接近和尚。 这其实是他全部财富哲学最简洁的表达: 降低欲望,也是一种提高自由度的方法。 当一个人的“必须拥有”越来越少,他需要讨好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13:11–14:22|钱与幸福的关系 JL 并不认同“钱能让你幸福”。 他的观点更细: 钱不一定增加幸福,但缺钱可以制造大量痛苦。 催债信、房租、账单、医疗费用、失业风险…… 这些东西会长期占据人的心理空间。 所以财富最先改善的,往往并不是快乐,而是: 减少焦虑。 而且金钱有放大效应。 一个本来就不快乐的人, 变成富豪以后仍然可能不快乐; 一个本身就很满足的人, 有钱以后会获得更多选择。 Steven 也谈到自己以前觉得 Range Rover、 豪宅会带来巨大幸福, 后来真正拥有以后, 发现心理冲击远没有想象中大。 JL 因此强调: 享受财富, 但不要要求财富负责治愈你。 14:22–15:59|什么才是真正的 F.U. Money 一般人把 FU Money 理解为: 钱多到永远不用工作。 JL 说那其实叫 Financial Independence。 他定义的 FU Money 反而是: 走向财务自由途中已经积累起来的那部分钱。 哪怕你只有足够活六个月的钱, 它都已经开始改变你的行为。 老板羞辱你,你可以离职; 行业不好,你可以休息半年; 想去欧洲旅行,你可以辞职; 想换城市,你不用害怕三个月没收入。 所以财富不是到了终点才有用。 每增加一笔储蓄,你的自由其实已经增加了一点。 15:59–25:32|采访最有争议的观点:年轻人未必应该买房 JL 不是反房地产。 他自己一生也买过很多房。 但他说: 房子应该首先看作一种生活消费,而不是自动等于一项好投资。 买房最大的问题不只是首付和房贷。 还有装修、家具、维修、房产税、保险、屋顶、花园、设备等等。 所以“我的月供和房租差不多”这个比较经常是错误的。 房租 2500 美元,你大致知道成本; 房贷 2500 美元,可能突然再来一个 2 万美元屋顶。 而且人买房时经常出现一个行为偏差: 银行说你最多可以贷 100 万,你就真的去买一个接近自己极限承受能力的房子。 于是房子开始绑架现金流。 买房真正被忽略的是机会成本和流动性 JL 和 Steven 都特别重视这一点。 20 多岁、30 多岁的时候,人的最大财富可能不是现有资产,而是: 未来几十年的机会。 工作突然要求你去纽约; 创业机会在旧金山; 你想去葡萄牙; 换行业; 认识了另一半; 都需要移动。 租房的人可以很容易离开。 房主却要卖房、承担交易成本,或者突然变成一个根本不想当的房东。 所以 JL 的结论不是: “永远不要买房。” 而是: 年轻且正在快速发展事业时, 不要低估流动性的价值。 等你已经非常有钱, 而且某套房确实提升生活质量,再去买。 那时候你是在强势位置购买, 而不是被房贷绑架。 25:32|整本书浓缩成三句话 JL 的财富路径非常简单: 避免债务。 支出低于收入。 投资剩余的钱。 基本上整场采访后面的一个多小时, 都在解释这三件事。 26:49–36:03|债务为什么如此危险 个人消费债务在他眼里几乎是财务自由的反面。 尤其:信用卡债务、消费贷、豪车贷款。 因为你不仅在为过去的消费付款, 还把未来的现金流提前抵押掉了。 他把债务形容成游泳运动员腰上绑着铅块。 不是绝对游不到终点,但难度大得多。 他的还债方法也很明确: 把所有债务列出来; 其他债务付最低还款; 集中现金优先消灭利率最高的债务; 然后第二高、第三高…… 这是数学上效率最高的一种方法。 “必须拥有”的暴政 JL 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概念: Tyranny of the Must-Haves。 “我必须住这个区。” “孩子必须读这所学校。” “必须有两辆好车。” “必须每年出国。” “必须住大房子。” 每增加一个“必须”,自由就少一点。 他自己年轻时直接存收入的 50%。 但他说自己从没觉得这是“牺牲”。 他的心理账户是: 我不是少花掉了 50%。 我把那 50% 花在了购买自由上。 这一点我觉得是整期非常高级的一个重新定义。 消费其实经常是在购买自尊 Steven 讲了自己年轻时候一个非常真实的经历。 发薪以后立刻买大电视、PlayStation, 因为这些东西能让自己短暂感觉: “我成功了。” 过几天发现没钱,又把东西卖掉。 下一次发工资继续循环。 JL 提醒: 很多炫耀性消费,本质并不是需要那个东西, 而是希望别人通过那个东西认可自己。 他举 Ferrari 的例子: 你开 Ferrari 时以为别人想: “这个人真厉害。” 实际上别人很可能想的是: “如果我开这辆 Ferrari,我一定很帅。” 人家压根没那么关心你。 36:03–38:43|他为什么不投资 Bitcoin 这里应该也是你比较关心的一段。 JL 明确表示: 他不反对 Bitcoin 存在,但自己不投资。 原因不是他说 Bitcoin 一定归零, 而是他认为 Bitcoin 对他来说属于 speculation, 而不是 investment。 他的投资标准是: 背后最好有一个持续产生经济价值的“发动机”。 企业销售产品、产生利润、现金流增长。 而 Bitcoin 在他的框架里没有这套现金流, 所以他无法估值。 Steven 反驳: 如果 Bitcoin 过去十五年的成功如此巨大, 本身是不是已经证明市场存在真实需求? JL 承认: 完全可能。 Cathie Wood 等人的长期判断也完全可能最终是对的。 但他说他无法判断未来十年,所以选择不参与。 因此他的立场其实没有标题那么绝对。 不是: “Bitcoin 是骗局。” 而是: “Bitcoin 超出了我的投资框架,所以我把它归类成投机。” 38:43–46:37|应该还房贷还是投资 答案取决于房贷利率。 因为提前还贷相当于获得一个确定性收益: 如果你的房贷利率是 7%,提前还款大致相当于获得一笔确定性的 7% 成本节省。 房贷利率极低时,投资机会成本更重要; 房贷利率非常高时,提前还款吸引力更高。 他随后解释了利率、房贷本金、利息以及为什么前期月供中利息占比较大。 他也说,不要试图精准预测“什么时候利率最低然后买房”。 因为利率同样很难预测。 最终还是回到: 现在是否买得起,这个房子是否真正改善你的生活。 46:37–55:13|AI 时代,现在买股票安全吗? JL 给出的答案很经典: 短期永远不安全,长期反而非常安全。 股票最大的特征不是“危险”,而是: 波动。 如果三年后要买房的钱、明年孩子读书的钱放进股市,很危险。 因为明年完全可能跌 30%、40%。 但如果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钱, 股票是人类历史上极强大的长期财富生产工具之一。 核心条件只有一个: 大跌的时候不能因为恐惧卖掉。 否则再好的资产都救不了你。 所以真正最大的投资风险,有时候不是资产: 而是投资者自己。 男人为什么投资经常不如女人 这里他们谈到一个有意思的行为: tinkering——手痒。 觉得: 这个配置再优化一下; 换个 ETF; 追一下热点; 择个时; 卖了再买回来…… JL 发现很多男性尤其喜欢这样做。 Steven 引用了一些男女投资行为的数据,核心结论是: 男性更倾向承担风险、频繁交易和择时; 女性往往交易更少、更长期持有。 所以即使男性经常“感觉自己更懂投资”,最终反而可能因为过度操作拖累回报。 JL 开玩笑说: 看来自己有非常强的“女性一面”。 他的核心仍然是: 少做事。 55:13–1:02:38|复利真正发生时是什么样 采访展示了一张长期复利曲线。 早期非常无聊。 本金不断增加,资产增长并没有明显脱离投入的钱。 然后几十年后突然: 曲线翘起来。 JL 说他见过很多已经财务独立的人,反而问他: “我真的财务自由了吗?” 不是他们不会算数学。 而是复利增长到后期会快得令人产生不真实感。 他随后解释 4% guideline: 如果一年生活费 10 万美元, 大约需要: 10 万 × 25 = 250 万美元投资资产。 250 万 × 4%=10 万。 所以可以粗略用: 年度支出 × 25 作为财务独立目标值。 但他刻意不用“4% Rule”,而更喜欢叫 guideline,因为现实情况会变化。The Singju Post 复利最终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状态: “所有东西都免费了” 意思不是东西真的不要钱。 而是: 当投资资产每年产生的钱已经高于你的全部消费时, 新消费不再需要靠劳动补回来。 年轻时你舍不得买的东西,后来反而可以轻松买。 这也解释了他的财富哲学: 不是永远节俭。 而是: 先获得购买权,再消费。 而不是提前几十年透支未来购买权。 1:02:38–1:12:54|“我年轻时不享受,老了有钱有什么意义?” Steven 提出年轻人非常自然的反驳: 20 岁不去旅行、不喝酒、不玩、不买东西,一直省钱,等到 70 岁一身钱,有什么意义? JL 的回答不是让人苦行。 他首先反对: “享受人生=花很多钱。” 更有意思的是,他说 75 岁以后其实钱非常有用。 因为年纪越大,舒适、安全、医疗、便利的价值越高。 但他年轻的时候也并不是为了“75岁的自己”投资。 他 25 岁攒了约 5000 美元,就敢辞职去欧洲背包旅行。 所以: 储蓄不是只帮助未来的你, 它马上就在帮助今天的你。 5000 美元可能还不能退休, 但已经足够让一个年轻人敢辞掉不喜欢的工作。 他为什么主张储蓄率 50% 第一份正式工作年薪约 1 万美元,他直接存 5000。 他认为 50% 是一个非常强的 benchmark。 在市场正常的情况下, 坚持高储蓄率 + 投资, 大概十几年就可能走向财务独立。 当然这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必须 50%。 他的意思是: 不要先问: “50% 怎么可能?” 应该先问: 财务自由对我到底值多少钱? 有人选择星巴克、好房子、名车; 有人选择早点自由。 没有道德上的对错,是优先级不同。 1:07:08|给孩子最大的投资礼物其实是时间 他特别建议,如果孩子已经有合法劳动收入, 可以尽早利用 Roth IRA 等美国税优账户投资。 原因不是那几千美元有多重要。 而是孩子拥有: 50 年、60 年甚至更长的复利时间。 他说财富积累最强大的变量之一就是: Time。 越早开始,后来需要付出的本金越少。 1:12:54–1:20:04|税优账户到底有什么意义 他详细讲了美国的: 401(k)、403(b)、IRA、Roth IRA。 传统退休账户的本质通常不是“不交税”, 而是:延迟交税。 现在收入高时把钱放进去; 投资增长; 退休以后收入降低,税率可能下降; 再把钱取出来。 同时雇主的 401(k) match 基本属于: 应该优先拿的“免费钱”。 他也提醒: tax deferred ≠ tax free。 JL 自己反而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 退休后因为写书、事业成功,税率甚至比以前高, 因此传统税延策略对他没有达到典型效果。 1:20:04–1:27:39|他到底买什么资产 答案极其无聊: 低成本、广泛分散的指数基金。 他的代表选择就是 Vanguard: VTSAX——美国 Total Stock Market Index Fund。 大约覆盖数千家美国上市公司。 为什么? 因为他完全不知道未来哪个公司会赢。 但指数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机制: 赢家越来越大,自然在指数中的权重越来越高; 输家不断萎缩,最终被淘汰; 新的赢家自动进来。 JL 给它起了一个词: self-cleansing——自我清洁。 Sears 曾经像今天 Amazon+Walmart 一样强大。 后来 Sears 消失了。 但指数投资者不需要提前预测 Sears 会死, 也不需要提前猜 Amazon 会赢。 市场替你完成替换。The Singju Post 为什么他不直接买 Nasdaq 100? Steven 提出: AI、机器人、自动驾驶都属于科技, 过去十年 Nasdaq 又表现极好, 那为什么不直接重仓科技? JL 承认: 这个逻辑完全合理。 甚至过去十年确实会赚得更多。 问题只有一个: 你仍然是在预测未来。 今天科技领先, 不代表未来四十年始终由科技这个分类领先。 所以 JL 说: 我买整个市场。 科技继续赢——我已经持有科技巨头; 科技输了——新的赢家同样会自动进入我的组合。 所以他放弃一部分极致收益潜力,换来: 不需要预测未来。 1:27:39|全片最好的投资比喻:啤酒与泡沫 JL 现场倒了一杯啤酒。 杯子里两部分: Beer = 企业真正创造的经济价值。 收入、利润、现金流、业务。 Foam = 市场情绪。 恐惧、贪婪、AI 故事、想象力、炒作、估值。 股价=Beer + Foam。 问题在于现实股票不像透明酒杯,我们很难知道到底多少是啤酒,多少是泡沫。 他拿 Tesla 举例: Tesla 当前估值中包含大量对机器人、自动驾驶等未来业务的预期。 如果未来这些业务真的实现: 泡沫会慢慢变成啤酒。 如果没有实现: 泡沫就可能消失。 巴菲特为什么那么厉害 用 JL 的啤酒逻辑: Benjamin Graham 早期寻找的是: 价值 1 美元的“啤酒”,市场只卖 0.7 美元。 巴菲特后来逐渐升级成: 与其极低价买垃圾,不如合理价格买极好的企业。 优秀企业: 品牌强; 竞争壁垒高; 盈利能力强; 管理优秀。 最难的地方不是分析。 而是: 拥有足够的耐心什么都不做。 所以他们谈到 Munger / Buffett 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原则: 不要妨碍复利自己工作。 1:33:40–1:36:06|市场暴跌怎么办 答案: 不要卖。 2020 年疫情就是案例。 市场暴跌,恐慌蔓延。 但企业和经济最终恢复。 如果你因为新闻而清仓,可能在最低点附近离开; 随后又因为上涨产生 FOMO,在高位重新买回。 所以 JL 的方法很简单: 长期资金继续持有; 如果仍在积累期,甚至可以继续买。 真正危险的是: 把正常波动理解成世界末日。 短线交易和投资完全是两种东西 用“Beer/Foam”理论: 买企业未来几十年的盈利能力,是 investment。 试图预测明天、下周、下个月市场情绪产生的 Foam,是 trading/speculation。 后者在 JL 看来非常接近赌博。 他们也吐槽各种“教你稳定交易赚钱”的课程: 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可以持续提款的秘密策略, 为什么最赚钱的业务会变成卖课? 这不是说所有金融教育都是骗局,而是在提醒: 对“快速、稳定、高收益的交易秘诀”高度警惕。 1:39:26|需不需要财务顾问 JL 对财务顾问整体比较怀疑。 他的一个有意思的判断是: 当你已经懂得足够多,能够识别一个优秀财务顾问的时候,你可能也已经懂得足够多,可以自己投资。 尤其要注意利益冲突。 比如顾问按照 AUM 收 1% 管理费。 你有 100 万美元交给他; 突然想拿 50 万提前还房贷。 如果他说“还”,自己的管理费收入立刻减少一半。 不代表他一定会骗你。 但: 激励结构已经产生冲突。 所以永远要知道: “给我建议的人,是怎么赚钱的?” 1:42:13|JL Collins 自己到底怎么配置 他当时透露大致: 80% VTSAX 美国全市场股票 15% Total Bond Market 债券 5% Money Market / 现金类资产 另外有两处自住房性质的小房地产, 但在净资产中比例很低。 他已经 75 岁,这个股票比例其实非常激进。 他自己也明确说: 不一定适合其他同龄人。 债券的作用主要不是赚钱,而是降低波动。 他把“风险”重新定义: 股票短期风险大,因为波动; 但长期能对抗通胀。 债券短期稳定; 但长期可能输给通胀。 因此: 安全与否必须带上时间维度。 1:45:23|Steven 现场问 ChatGPT:普通人如何财务自由 ChatGPT 给出的答案大意和 JL 几乎一样: 控制支出; 购买低成本广泛指数; 长期持有; 让复利工作。 JL 开玩笑: ChatGPT 应该是把他的书拿去训练了。 随后 Steven 又问: 怎样提高收入? JL 的答案: 提高技能。 ChatGPT 的答案也类似: 学习市场需求高的技能。 1:46:26–1:49:33|AI 时代应该学什么 Steven 讲自己年轻时候学 Social Media。 创业虽然失败,但因此站在了一个新行业浪潮最前面。 后来企业疯狂需要懂社交媒体的人, 于是那个失败经历反而变成极高价值的人力资本。 JL 由此讲: Failure 是成长的一部分。 甚至创业世界里, 有些投资人更喜欢经历过失败的创始人。 Steven 给未来孩子的建议很有意思: 如果不知道学什么, 去一个处于技术浪潮最前沿的 startup 工作。 哪怕它最后倒闭。 因为你会离创始人很近; 离问题很近; 离失败很近; 离新产业真正发生的地方也很近。 这可能比一个安稳的大公司职位学得更多。 1:49:33以后|收入低不等于不能财务自由 JL 举了两个极端例子。 一个朋友一辈子收入可能没超过 4 万美元, 却最终财务独立。 另一个金融行业朋友: 90 年代奖金就有 80 万美元; 年收入大约百万美元; 结果仍然接近月光。 为什么? 豪宅、车、孩子学校、社交圈…… JL 甚至认为: 高收入有时候反而是财务自由的障碍。 因为高收入会自动把你推入另一个消费比较体系。 普通人比较车。 富人比较房子。 更富的人比较游艇。 游戏没有终点。 收入越来越高, Lifestyle Creep 也越来越大。 所以: 决定财务独立的不是绝对收入, 而是收入与欲望之间的差值。 随后谈到了一个经常被忽略的财富杀手:离婚 Steven 讲了一个, 身价可能数亿美元的朋友正在经历长期离婚诉讼。 律师费、资产估值争议、 强迫出售长期持有的股票、税务损失、精神压力…… JL 的结论是: 选人生伴侣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财务决定。 当然 Steven 也补充非常重要的另一面: 如果另一方为了家庭和孩子牺牲职业, 财富本身可能也是夫妻双方共同创造的。 所以他们并不是简单讨论“如何避免分钱”。 真正谈的是: 婚姻是你人生最大的经济合伙关系之一。 Prenup:其实每个人都有婚前协议 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即使你“不签 Prenup”, 你也并不是没有 Prenup。 你只是选择: 使用政府默认替你制定的 Prenup。 所以问题不是: “要不要规定离婚后怎么处理?” 而是: 你们两个人提前共同决定; 还是几十年以后让法律制度替你决定。 他们认为对于资产复杂的人, 提前认真讨论反而更加成熟。 JL 结婚 44 年最大的经验 Steven 问他: 怎么选对伴侣? JL 本来一直说自己运气很好, 因为结婚前根本没认真谈过钱。 后来有一次当着妻子的面讲这个故事, 妻子直接纠正他: 两个人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JL 就已经跟她讨论储蓄率,甚至说: “你应该存下收入的 50%。” JL 才意识到: 原来财务观早就被自己自然表达出来了。 两个人长期婚姻稳定的一部分原因,就是: 在金钱价值观上高度一致。 1:59:53|75 岁以后,他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这是整期采访后面突然非常深的一段。 JL 首先说: 他不太喜欢“如果当时……”这种思维。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另一条路是不是真的更好。 创业失败可能导致后来成功; 一次看似错误的选择可能塑造后面的你。 所以从人生路径角度: 他没有特别大的遗憾。 但有两个关于父亲的私人遗憾。 第一个遗憾:童年拒绝父亲的礼物 小时候父亲非常喜欢动手做东西。 有一次给他买了一个电动锯作为礼物。 JL 完全不喜欢,表现得非常失望。 他看到父亲脸上的受伤。 七十年过去,他仍然记得。 他说: 自己当时只是孩子, 也不应该过度责怪那个年纪的自己。 但这件事教会了他: 有时候礼物的价值不在礼物,而在送礼人的心。 第二个,也是他人生最大的遗憾: 父亲去世前的最后一次谈话 JL 24 岁时,父亲因为肺气肿住院。 去世前一天,父亲坐在病床边告诉他: 自己今晚可能要死了。 年轻的 JL 本能回答: 不会的,你会好的,别这样想。 结果父亲那天晚上真的去世了。 五十年以后,JL 才完全理解那个场景: 父亲根本不是需要一句: “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 他是一个已经知道自己即将死亡的人, 想和自己的儿子谈谈死亡。 JL 最大的遗憾是: 自己当时没有成熟到意识到这个邀请。 不是选错答案。 而是: 根本不知道那里存在一道选择题。 说到这里他明显非常动情。 最后谈到死亡 JL 说自己大概率认为: 死亡之后什么都没有。 但他同时对死亡非常好奇。 他并不急着死, 身体和精神状态允许的话仍然很喜欢活着。 只是到了 75 岁,他会好奇: 如果自己错了呢? 如果真的存在另一边呢? 最后的问题:人生到底什么最重要? JL 给出了一个很反鸡汤的答案: 从宇宙尺度上看,什么都不重要。 人类在宇宙时间尺度里只是极短的一瞬。 一个人的生命更短。 所以他不相信宇宙赋予每个人某种宏大使命。 但是,他认为这反而是一件解放人的事情。 因为:既然没有必须完成的宇宙任务, 那就:好好生活;善待别人;尽可能享受这趟旅程; 利用你拥有的自主权,把唯一这一生过好。 他说的不是: “人生没有意义,所以什么都不用做。” 恰恰相反: 正因为没有第二次, 所以更应该把这一次过好。 所以我很喜欢他这段发言。 最后 Steven 播放了一首关于“God on the Train”的诗,主题也与 JL 的观点呼应: 不要为了某个遥远的天堂忽略眼前这一生,善良、不伤害别人、认真活着,本身可能已经足够。 我看完整期以后,认为最值得记住的是下面这一套递进关系:钱 → 资产 → 现金流 → 选择权 → 不被迫 → 自由。 很多人财富增长以后,走的是另一条路:钱 → 消费升级 → 固定成本升级 → 欲望升级 → 必须赚更多钱 → 更不自由。 两个人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净资产,最后得到的东西却完全相反。 这才是 JL Collins 这期采访真正想讲的东西。 而他那句“把收入的 50% 花在自由上”的思维尤其值得琢磨——储蓄不是没有消费,而是在消费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未来不必向任何人低头的权利。 视频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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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各家交易所都在争论的欧洲MiCA牌照到底是什么?本来行情就差,神仙打架百姓遭殃,一个MiCA牌照又掀起交易所们的业务和口舌之争,那展开讲讲这个MiCA的前世今生吧。首先MiCA的诞生其实还要归功于Facebook,在2019年Facebook轰轰烈烈的推出了Libra引发了全球震动,尤其激发了欧盟多个国家的强烈反对,欧洲央行担心会削弱欧元地位,并且引发大规模金融稳定和洗钱问题,但也有部分金融非常开放的国家则对加密货币抱有支持的态度,而当时欧盟对加密货币没有统一的监管框架,各国进入了拉扯状态,甚至纷纷要自己立法,原本统一的欧盟在加密货币这件事情上开始“四分五裂”,导致欧盟不得不正式将加密货币的监管提上日程,并于第2年正式发布了全球第一个针对加密货币监管的MiCA提案,所以MiCA的全称也就是Markets in Crypto Assets Regulation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条例。 尽管“始作俑者”的Facebook最后终结了Libra,但MiCA却没有停下脚步,在随后3年进入了漫长的谈判过程,因为各个国家的利益不同,法国希望严格监管,德国强调银行必须要参与,马耳他主张开放创新,最终经过欧盟的多次协商统一了规则,在2023年正式通过了MiCA法案,而它最大的意义,就是你只要得到了欧盟27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批准,就可以获得整个欧盟的合法运营权。 从MiCA法案在2024年正式适用后,欧盟给了2年的缓冲期,已经在经营的公司不用立刻停止业务,可以一边继续营业,一边申请MiCA牌照,而这个过渡期截止到了今年的7月1号,如果还没有拿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批准,就不能再继续向欧洲用户提供服务,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6月底开始各个交易所进入了牌照的口水战,因为明天就到了7月1号。 故事讲到这里,其实你好像隐约发现有个不太对的地方,27个国家,你只要拿到1个,就自动全欧畅行,一些老牌强国是很难,但欧盟不是有很多鼻屎大小的弹丸之国吗,这里面运作的空间应该很大吧。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目前已经有超过20家交易所拿到了MiCA牌照,这里面发牌国家最多的分别是马耳他、卢森堡、塞浦路斯、爱尔兰、荷兰。 比如OKX和Gate拿的都是马耳他,Coinbase是卢森堡,Kraken是爱尔兰,Bybit是奥地利,以及还有一大堆我都没听过名字的奇奇怪怪交易所。 这么一看你是不是感觉好像拿到MiCA牌照也没那么难,反正只要搞定一个国家就可以了,而且还都是那些看起来很好搞定的小国家。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宇宙第一大所币安这次却遭遇了滑铁卢?难道币安在27个国家全部被拒绝了吗? 虽然MiCA本身并没有规定一家企业只能递交一份申请,也就是说你甚至可以一次性把27个国家全部申请了,然后哪个批准用哪个,但实际操作上没有交易所这样做,反而都是All In一个国家,因为一方面申请成本非常高,并不只是填个表而已,需要大量的法律审计和合规资源,并且还要应对不同国家的监管差异。其次如果同时申请多个国家,欧盟会对最终其真正的监管属地产生质疑,也大概率反而不会发放牌照。 所以根据公开报道,币安当时和多个国家都有接触,但最终也没有采取双保险策略,而是选择了希腊,而希腊在此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发出过一张MiCA牌照。 那么问题又来了,这非常反直觉不合理呀,为什么币安不去选择那些已经发放了大量牌照,经验成熟,交易所扎堆,看起来门槛很低的国家,而是选择了一个从没有发过牌照的希腊? 所以印证了那句话,选择在很多时候,真的比努力更重要。 刚才说到MiCA牌照的发放国其实也相当于是监管属地,意味着长期运营中心甚至总部所在地,所以据报道当时币安迎难而上选择希腊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牌照好批(事实证明确实不好批),而是想把希腊当作自己在某州的运营总部。 一方面希腊的成本非常低,在2009年整个国家破产后,工资和住房水平远低于西欧核心国家,相反卢森堡、马耳他这些虽然是小国,但消费也是真的高,关键是因为地方太小了,连员工都塞不进去几个,相反希腊现在可是能直接买房落户的,最低25万欧元就可以一家三代人拿绿卡,所以币安不是只想在欧洲拿个牌照,而是想把人也搬过去。 希腊作为一个破产国家正急的团团转,这时候一家全球最大交易搬过去贡献就业和税收,听起来非常完美的双向奔赴。 可惜因为希腊本身没有发放过MiCA经验,对于加密货币这样复杂的行业也更没有什么监管经验,导致实际的审批难度指数级上升,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刚才说到,MiCA法案是23年通过的,而在同一年,美国的监管重拳也恰好砸下来,司法部对币安做出了史诗级43亿美金的罚款。 虽然随后币安和美国政府和解,并重建全球合规框架,但毕竟出了这档子事,本来就毫无经验的希腊,并且因为破产债务产生曾被包括德国在内不少国家表态要把希腊踢出欧盟,手里拿着币安的申请,汗流浃背了。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公开报道,并不是希腊拒绝了币安的申请,而是币安撤回了希腊的申请,因为赶不上7月1号的截止时间,所以不论是被拒绝,还是过期,最终的结果都是无法在欧盟运营,那就宁可主动撤回,至少不会被贴着一个被拒的标签。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币安当时押注了希腊,是没有拿到MiCA牌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时如果也选择了卢森堡之类的国家,通过的概率会更大。 那这次币安没有拿到希腊的MiCA牌照,是否意味着就彻底丧失了欧洲呢? MiCA牌照并不是终身制, 根据法律依然可以继续在其他国家重新申请,所以币安接下来大概率还会继续申请其他几个国家的牌照,只是因为这次的风波会被更多眼睛盯上,所以难度也变得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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