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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疆能稳定,有一个原因是左宗棠限制了晋商在新疆的商业活动,扶持了湖南商人在新疆做茶叶 食盐 生意,湖南商人做生意主要以实物贸易为主,放贷是少数,晋商在边疆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放贷 很多网友只知道蒙古当时独立出去是沙俄干涉和雅尔塔会议,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多人不知道,山西晋商在蒙古大量放贷。 4分息5分息是常态,借100利息40-50,利滚利,以草原上大部分部落都是欠债生活的,以牛羊为抵押物,牛羊成熟了大部分被汉族商人弄回中原高价出售,蒙古人子子孙孙 千秋万贷,搞的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蒙古人对汉人恨之入骨。 那时候,蒙古人以一斗黍子向汉人换一斗盐。这两种斗,完全是不一样,汉人量黍子的斗折合四十斤,而量盐给蒙古人的斗却只有二十八斤。蒙古人从内地购买面粉、大米、通用原料、煤炭和装饰用品等,例如腰扣、装饰佩刀、彩色玻璃项链、冬季用的棉花,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鞋子。而为了获得这些,蒙古人通常要付出货物实价的三、四倍价钱,那比美国的斩杀线更残酷。 还不起贷,牛羊牧场全部被收,当时说的外蒙古人想要摆脱债务,要么独立,要么推翻现有政权,正好碰上了苏联干预,雅尔塔会议,加上老蒋搞公投,用脚想,都知道外蒙肯定选择独立 1911年武昌起义后,外蒙古人烧毁大量欠条,乌兰巴托博物馆现在还保存的账本,见证了那段不平等的经济关系。现在中国推行一带一路政策困在外蒙难重重,很大原因就是当年晋商对蒙古人留下的心里阴影 国内有个电视剧《大盛魁》,拍的就是当时晋商入蒙的情景,里面有些环节很委婉,暴力催收那些都没拍进去,过不了审 法国教士古伯察(Regis Evariste Huc,1813—1860)与秦噶哔(Joseph Gabet,1808—1853)有本书是《鞑靼西藏旅行记》,记录了当时外国人路过蒙古看到晋商对蒙古经济剥削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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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希望能安排一个“厅长”级别的职位时,毛主席直接回电湖南省委:“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 这封回电现在还完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字里行间硬邦邦的半点情面不留,不少人第一次看到这段史料的时候都忍不住嘀咕,主席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毕竟杨开智不是什么攀关系的远亲,那是杨开慧烈士的亲哥哥,是当年拼着掉脑袋的风险,救过毛岸英三兄弟性命的大恩人啊。 1930年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何键杀害之后,是杨开智和妻子李崇德冒着被特务满门抄斩的风险,连夜从板仓老家赶到长沙,先是花钱疏通关系把跟母亲一起坐牢、被折磨得瘦脱了形的毛岸英救出来,再接上藏在老乡家的毛岸青、毛岸龙,三个孩子一起带回杨家老宅藏了大半年。后来眼看着国民党搜捕越来越严,夫妻俩又变卖家产凑够路费,扮成走亲戚的普通农民,一路躲着盘查辗转一千多公里,把三个孩子平安送到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手里,这才给毛家保住了革命的根。就这份过命的恩情,搁普通人眼里,别说要个厅长职位,就算提再高的要求好像都不算过分。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杨开智得知毛主席已经在北京张罗建国的大事,心里又激动又高兴,思来想去就写了封信寄到北京,先是说了说这些年杨家的情况,又提了句自己早年毕业于北京农业专门学校,这些年一直没丢下农业相关的本事,希望能到北京工作,最好能安排个厅长级别的职务,也能多为新国家出点力。 信寄出去没等到来北京的通知,他先等来了湖南省委转达的那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其实主席不是不念旧情,就在给省委回电的同一天,他还给杨开智本人写了封亲笔信,语气比公事公办的电报软和不少,但原则问题半分没松:希望你在湘听候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不要使政府为难。 杨开智收到信之后也想通了,没再提任何要求,老老实实接受了省委的安排,一开始在省农业厅做专门负责技术指导的技正,后来又被派去牵头发展湖南的茶叶产业。他本来就是正经学农出身,干这个正好对口,一辈子扎在田间地头,牵头搞了好几个茶叶品种的改良,帮着当地茶农把茶叶销路打开到了全国甚至海外,工作了几十年从来没跟外人提过自己是毛主席的亲戚,也没借着身份搞过半点特殊。 其实主席从来不是对亲戚凉薄,后来杨开智家里遇到生活困难,他知道了都是自掏稿费寄过去补贴,从来不动用公家一分钱,但只要涉及到公权私用的事,他半分口子都不开。他常说,共产党的江山是千千万万烈士拿命换的,不是哪一家的私产,如果我先给自己的亲戚开后门安排高位,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妹妹和无数先烈,又怎么跟全国老百姓交代? 说真的,搁咱们普通人的视角,面对对自己有过命恩情、还帮着保全了三个孩子的亲大舅哥,能做到这么拎得清公私、半分不徇私真的太难了,换做是你处在当时主席的位置,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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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二年秋天,广州。陈公博的家事已经料理完,去美国留学的护照已经领到,还等美国领事签字和船期。这时候张太雷来了。他是党中央从上海派来的,带着党的书记陈独秀的亲笔信,要陈公博立刻离开广州去上海,因为上海到处传说,陈公博帮了陈炯明。陈炯明是广东的军政首脑,几个月前刚把孙中山赶出了广州;而上海的党这时已经站到了孙中山一边。陈公博问,凭什么证据。张太雷说,上海许多国民党员都这样说,香港的报纸也登过。陈公博说: "我没有做过陈炯明的官,没有拿过陈炯明的钱,并且也没有见过陈炯明。" 多数人知道陈公博,是因为他后来的事。他从美国读书回来,成了汪精卫的亲信;一九三八年汪精卫要离开重庆,单独出面同日本讲和,他劝汪这样做必定身败名裂,劝不住,一九四〇年还是去南京进了汪精卫的政府。汪精卫死后他做了代主席,抗战胜利后以叛国罪被判死刑,随后被枪决。很少有人记得,张太雷来的一年前,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十三个代表之一。他后来写,他离开共产党,起因就在那次大会。 一九二一年六月,广州的共产党小组收到上海来信。信上说,共产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请广州派两个人去,随信寄来二百元路费。共产国际是莫斯科管各国共产党的机关:各国的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按它的章程,支部对它绝对服从;钱也从它那里来。这一次开会,各地代表的路费都是它出的,每人一百元,散会再领五十元,那时在湖南教书的毛泽东,月薪八元。 在广州当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兼着一个校长,正在争一笔修校舍的款子,也不满外国人突然发通知包办会议,没有去;派了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刚结婚,带着新娘坐邮船到了上海。 七月二十三日,大会在法租界李汉俊家里开幕。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科尔斯基,都在座,路费是他们出的。北京来的张国焘去过俄国,被推做主席。会上表决一个议案:共产党员不许参加政治,连校长也不许当。陈公博反对,说共产党本来就是要去斗争的,为什么连校长都不能干。张国焘坚持表决,多数赞成,通过了。第二天晚上,张国焘提出把昨晚的决议取消。陈公博问,大会通过的议案怎么可以取消。张国焘说,是俄国代表的意见。陈公博气极了,说昨天我反对,大会否决了我;今天只因为一个俄国人反对,又要取消: "这样不必再开大会,只由俄人发命令算了。" 决议还是取消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法租界的警察搜了会场,剩下的会改到嘉兴南湖一条船上开,两个外国人怕被盯梢没有去,陈公博也没有去。大会决议还规定:党中央每月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散会,每人再领五十元。 回到广州,陈公博和谭平山、谭植棠都在学校教书,每月把薪水的赢余拿出来当党费。办《广东群报》没钱,他的衣物典尽当光,妻子的金钏也进了当铺,换排字工人的伙食。他后来写,广州的共产党没有用过苏联一个钱,这样辛辛苦苦撑了一年。 上海不是这样。八月,陈独秀回上海做书记。马林要张国焘拟一份工作计划和预算,给党的工作人员定月薪。陈独秀冲着张国焘发火:这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当无报酬地为党服务。张国焘反问他:我们自己没有钱,今天筹到了,明天怎么办? 十月四日,法租界巡捕把陈独秀抓走了。马林替他请外国律师、找铺保,前后花了几万元。陈独秀在监房里对同时被抓的同志说,统治者这样无情地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出狱以后,他按马林的要求定期写工作报告,按月领款。第二年六月他给共产国际算了一笔九个月的账:党的经费,共产国际给了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己募捐一千元。那个不肯要钱的人,坐了一回牢,想明白了:没有俄国的钱就没有这个党,要当这个党的领袖,就得听莫斯科的。 陈独秀出狱后的那个冬天,马林到广州,国民党的张继陪着他,约陈公博在长堤的西濠酒店谈话。张继提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并,听得出两个人已经商量好了。陈公博很诧异:一大的宣言不是还把孙先生骂得一文不值吗,怎么变得这样快?他问,合并以后共产党解散不解散。不解散。那么党员就有了两个上级,两个上级的命令不一样,服从国民党就是背叛共产党,服从共产党就是背叛国民党,叫党员怎么做人?张继说,两个党都是革命党,发的命令自然不会不同。辩了两个钟头。马林话不多,说他要先去桂林见孙中山。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晚,孙中山登上军舰避难;十六日凌晨,陈炯明的部队炮击总统府。孙中山八月到了上海,要打回广东,缺钱缺枪。马林在上海见了他,他答应支持苏俄的军队留在蒙古、苏俄保有中东铁路(俄国在中国东北修的那条铁路),请苏俄出钱帮他打陈炯明。苏俄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肯合作的人。共产国际此前已经指示:共产党员全体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孙中山,反陈炯明。 可是陈炯明两年来一直是广州共产党的庇护人。孙中山在广东连年打仗,为军费横征暴敛,陈炯明不肯再跟他北伐,要保境安民。他让陈独秀在广州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讲习所,出钱给陈独秀办《广东群报》,支持了那年一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陈公博说他没拿过陈炯明的钱,办报的这笔钱,拿的人是陈独秀。陈独秀在六月以前还在劝陈炯明加入共产党。 八月底,马林在杭州西湖召集中共中央开会。五个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马林问:中国党服从不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陈独秀后来写下了这一句: "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 命令传到广州:联孙反陈。广州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不肯像陈独秀那样,共产国际说什么就做什么,继续拥护陈炯明保境安民。谭植棠被开除,陈公博受到严重警告。他反对俄国人操纵这个党,照样在报上写文章支持陈炯明。接着,张太雷带着陈独秀的信到了广州,要他去上海。 陈公博对张太雷说,他是个穷教授,不能花着留学的钱呆在上海等。张太雷劝他:要留学,何必去美国,何不去莫斯科。陈公博说,他联陈不联陈,陈独秀应该知道;去美国,也是陈独秀在广州时就赞成过的。 他一口拒绝了,只托张太雷带一封一千多字的信给陈独秀。他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声明: "我声明自今以后独立行动,绝不受党的羁束了,我也从此脱离共产党了。" 十一月,他从香港搭船走了。 ——陈公博《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我与共产党》,包惠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均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77、386—390、416—430页;《"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75—578页 ——石源华《陈公博全传》,稻乡出版社,1999年,绪言及第371、428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第159、164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19、304、318—319、340—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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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第二位降到第八位,不再过问中央工作。十一月底他对家里人说过,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带你们去延安或者回老家种地。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学生几次勒令他到学校去作检查,毛泽东批示说,还是不宜去,让周恩来去向学生做工作。毛泽东后来对美国作家斯诺说过,一九六五年一月,他就决定打倒刘少奇。 一月十三日夜里,毛泽东派车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两个人单独谈了一次。刘少奇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三个职务,带着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者回老家种地,好让文化大革命早点收场。毛泽东不接话,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过了一阵,劝他认真读几本书,点了两本书名,一本是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本是狄德罗的《机械人》。送到门口,毛泽东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少奇回到家,对等在屋里的家人说,主席很客气,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全家悬着的心落了下来。这是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 这之前的两个星期,造反派已经两次闯进他家。头一次是一月三日晚上,二三十个人把他和妻子王光美叫到院子里,要他们背毛主席语录、回答问题,围了四十多分钟。一月六日,有人打电话来,说他的一个女儿在路上让汽车轧断了腿,要家长到医院签字截肢。刘少奇和王光美赶到医院,等在那里的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王光美当场被扣走,周恩来派秘书去要人,才放回来。一月十二日晚上又来了一百五十多人,要两个人站在台阶上低头弯腰背语录,让王光美站到一张独腿桌子上。刘少奇背不出,围着的人哄笑。他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讲的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哪一篇我都可以解答。 见面之后第四天,造反派来拆他办公室里的两部电话。他站起来拦,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谁也不能撤。第二天那些人又来,不再说话,把线扯断了。他和政治局之间,从此没有了联系。 四月一日,各报登出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成员写的长文,说他把一部讲清朝末年的电影《清宫秘史》捧成爱国主义,末尾连问他八个为什么,然后说,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他把报纸一摔,对孩子们说,这是栽赃,爸爸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爸爸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爸爸一九四五年在七大上提出来的,爸爸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四月十四日,他交出一份书面答复,把八个为什么逐条答了,工作人员抄成大字报贴在中南海院里,很快就被撕掉。 四月九日中午吃饭,女儿说,听说清华大学要开三十万人的大会斗妈妈。头一年夏天中央往清华大学派过工作组,王光美是成员。刘少奇推开饭碗,说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要挨斗他去。说完他缓下来,对孩子们交代后事:死后把骨灰撒进大海,像恩格斯一样。王光美哭了,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刘少奇说,骨灰总会给你们的,你们是我的儿女,这一点无论什么人都做得到;他不会自杀,除非被枪毙或者斗死。 第二天,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大学。造反派逼她穿上旗袍、高跟鞋,脖子上挂一串乒乓球串成的项链。陪斗的有三百个老干部,其中有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一年以前,把彭真清洗出去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 七月十八日清早,孩子们到中南海的职工食堂吃饭,看见饭桌边吊着一张大字报,说今晚要开会揪斗刘少奇。中午,刘少奇从衣袋里掏出两份文件给孩子们看,一份是毛泽东肯定他检查的批语,一份是毛泽东批示向全国推广王光美在河北一个村搞运动的经验,叫桃园经验。他说,你们都看了,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这是他第一次让孩子看中央文件。 晚上,三百多人把他和王光美分别拉到两个食堂。两个多小时,不许他说一句话,自始至终低头弯腰站着。他掏出手绢想擦汗,手绢被一巴掌打落在地。开会的同时,家被抄了。会后两个人被分开关在前后两个院子,四个人把他按倒在床上,抽走腰带。屋里的电压从二百二十伏改成二十四伏,绳子、刀子、剪子收走,安眠药由两个人送来,当面吃下去。北京还有人要在怀仁堂开一千多人的大会斗他。毛泽东这时在武汉,得到报告,先问是不是要开那个大会,接着说这样的会不要开: “不要面对面搞,否则别人要搞怎么办?同时,拉他上台,要他低头,他不低,你就用手压他,这样不好。你要他承认反党,他死也不会承认。” 北京没有照他说的办。 十九日早晨,刘少奇到食堂打饭,看见两个孩子在穿堂洗手巾,趁哨兵不注意走过去,小声问,你妈妈在哪里。孩子说,关在后院。哨兵走过来,他转身走了。从这天起,他每天站在后窗前望着后院,中间隔一道墙,什么也看不见,他一站就是半天。 八月五日,天安门广场开百万人大会,中南海里同时开批斗会。中央文革派来督阵的人嫌火力不猛,宣布休会,把两个人押出去,重新动员一遍再押进来。接下来是拳打脚踢,有人揪住他稀疏的白发按他低头,鞋被踢到一边,他穿着袜子站在那里挨斗,一张大字报中间掏个洞套在脖子上。摄影机对着这个场面响个不停,说是要拿到全国去放。三个孩子被命令到场,每个人身后站着几个战士。会开到一半,门口哇的一声,六岁的小女儿小小吓得号哭,往大门后面爬,儿子挣开战士跑过去抱起她。会场上喊打倒十几个老干部的口号,要他跟着喊,他不喊,说,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会散前,两个人被押到会场一角,按着向墙上的漫画鞠躬。王光美突然挣脱,一把抓住刘少奇的手,刘少奇也拉住她不放,几个人掰开他们,她又扑过去抓住他的衣角。这是夫妻两个最后一次碰到对方。 他被押回办公室,按铃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说,他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他;要审判,也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五四年,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这部宪法草案的,就是他。秘书当夜写了汇报,没有人回答他。两天后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免去党内党外一切职务,信里写了一句,我已失去自由。 九月十三日上午十点,三个大孩子接到通知,立刻收拾行李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他们想拖到中午开饭,能再见父亲一面,一会儿找衣服,一会儿找书,磨蹭了半天。看守人看出了用意,把东西扔上卡车,直接开走。下午,小小由保姆带着搬出中南海;王光美夏天就把两张照片交给了保姆,交代无论如何把孩子带大。当天,王光美被捕,带上了手铐。 刘少奇不知道这些。他照旧扶着走廊的窗台,拖着八月被打伤的腿,一步一步蹭到后院的墙根,想听里面的动静,什么也听不到。一天夜里,院子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他连墙根也去不了了。过了几天,他托警卫员给孩子们带话,让他们和爸爸妈妈划清界限。 吃饭也一天天成了问题。给他做了十八年饭的厨师六月里已经被捕,罪名是给两个想出门串连的孩子钱和粮票。十二月,内部供应站停止给他送食品,工作人员在报告里写,过去每餐三菜一汤,现在一菜一汤,不是炒白菜熬萝卜,就是炒萝卜熬白菜,酸奶、水果、饼干取消,酒喝完库存不再买,茶叶不给,手表坏了不修,能保证吃饱、饿不死就行。安眠药减了一半,白天睡觉夜里工作的习惯被强令颠倒过来,他整夜睡不着。到第二年春天另一个厨师也被调走,卫士到食堂买饭,食堂说中国赫鲁晓夫不能吃好饭,只卖次菜和窝头。他嘴里剩七颗牙,嚼不动,每月生活费五十元。 从卧室到饭厅三十米,他要走五十分钟,前后跟着的战士谁也不敢扶。手抖得筷子送不到嘴里,饭菜弄得满脸满身。医生来了先开批判会,一边听诊一边骂,用听诊器敲,用注射器乱捅。他吃了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也停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一日,他交出一份书面交代,说明自己入党的经过和一九二五年长沙、一九二九年沈阳两次被捕的情况。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份亲笔。三月以后,他走路小步拖行,站不稳,把裤子当上衣穿,假牙上下装反,小便失禁,尿了床不换衬裤。四月二日的病历上写,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四月十二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写着,他两个月没有理发,自己也不提;医生检查,神志不清,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判断他不像是装的。报告接着写,为防止他行凶或自杀,要进一步加强监护。五月十九日的报告说,他用梳子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两条腿穿进一个裤腿,装疯卖傻,尽出丑态。六月三十日晚上七点半,警卫的记录写他躺在床上大发脾气: “你们的治疗是假的,我的病反而严重了。”“你们注意点,最近几天我就死了。” 七月九日,他的支气管炎转成肺炎,生命垂危。这时才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医生,七次会诊,拉来器械就地抢救。医生提出把病人撤出监护环境住院,没有批准;请求摘掉卧室里挂满的标语口号,也没有批准。七月九日和八月六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交代: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刘少奇的子女后来写下了中办负责人的话: “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九大是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一次大会,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是刘少奇筹备的,政治报告也是他作的;九大开会以前,先要把他的问题定下来。警卫的口号跟着改成保护活证据,向九大献礼。到一九七〇年,专案组提出要判王光美的刑,毛泽东批示,暂时不宜判,对罪犯要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以便保存活证据。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北京五个红卫兵领袖,谈的是派工人宣传队进大学。谈话快结束时,他忽然说起刘少奇,还有同样被关押的原副总理薄一波: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肺炎还没有控制住,会诊的专家就陆续撤回原单位。八月到十月,肺炎反复发作五次。九月专家再次会诊,报告说病人年老,天气渐冷,今年冬天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周恩来批示加强会诊。十月五日,他哭了两次。十月九日起喂进去的东西不往下咽,十一日开始从鼻孔插管灌食,一直灌到死。病痛和窒息上来的时候,他十指乱抓乱撕,抓住什么就不放,护士拿两个硬塑料瓶让他攥在手里。护理记录写,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最后的几个月,他的两条腿被绷带绑在床上。 十月十三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开会。八届中央委员还活着的八十七个人,一半以上已经被定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不准到会。到会的四十个人不够半数,临时从候补委员里补了十个人才过半。另外请来七十四个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和各省革委会的人,比中央委员还多。会议前半段批几位元帅和老干部,后半段讨论专案组写的审查报告。报告给他定了三条历史罪名,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充当内奸。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小组会上不肯表态,主管专案审查的康生坐到她那个组,当面训她,简报里说她的政治觉悟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表决那天,陈少敏没有举手。十月三十一日,全会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专案组原来的处理意见里还有一句,提交专政机关依法惩办,就是交给公安法院治罪;毛泽东不同意,定稿时删掉了。公报登报,报纸从此直接点他的名字。 从立案到开除,没有人找刘少奇谈过一句话,没有给他看过一页材料,没有让他在决议上签字,决议也没有通知过他本人。十一月二十四日是他七十岁生日。子女后来查到,就在这天早上,他被安排听了全会的决议。全会十月三十一日闭幕,到这天整整二十四天,单单挑在这一天。他浑身发抖,大汗淋漓,大口呕吐,血压升到二百六十,体温四十度,一声不吭。从这天起他一句话不再说,治病的话、生活的话都不说。周恩来从北京医院调来两个护士,也没有用。有一天他忽然叫了一声小贾,那是从前给他当卫士的人。看守把小贾找来,问他有什么事,他朝小贾微微一笑,闭上眼睛。过几天他又叫来另一个卫士小于,也是一笑,闭眼。 一九六九年的病情报告,一月写他问话无反应,全身肌肉萎缩,不能自己咀嚼吞咽,翻身、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七月写他可能随时死亡。 十月,中苏边境吃紧,林彪发出紧急战备的指示,北京的老干部和审查对象一批批疏散到外地:朱德送广东,邓小平、陈云送江西,陶铸送安徽,刘少奇定在河南开封。十六日晚上,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走到他房门口瞧了一眼,叫人通知他。护士用棉签蘸着墨水,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字,拿到他眼前,纸上写的是,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他扭头不看。护士把纸换到另一边,他又把脸扭过去。给他当过卫士长的李太和凑到他耳边,把字念了一遍,他闭着眼。 十七日晚上,护理人员匆匆给他穿了一件上衣,裤子、鞋袜都没有穿,一条粉红缎面的被子裹上,抬上救护车,送到西郊机场。七点二十三分,飞机起飞,机上有两个专案组的人、一个医生、两个护士和李太和。九点半,飞机落在开封。他被抬进开封市革命委员会一号楼的小天井院,这里原来是一家银行,四面是三层楼,院墙高大,一道铁门,屋里有地下室。看护他的医生护士,是开封的驻军从军医院抽调来的。门口两道警戒线,床前昼夜双哨。电话联系用代号十七号,监护人员不准叫他的名字,只叫暗犯。第二天,押送他来的专案组副组长开会动员,一面组织看守和医护人员读他的罪证材料,激发阶级仇恨,一面讲保存活证据的意义。医疗上的指示,是来开封以前在北京商量好的:控制住现有的病情不再发展就行,不组织会诊,开封有什么药用什么药,不到外地买。北京来的医生住了一晚就回去了。 十月二十四日,他体温升到三十九度三,呕吐。屋里还没有通暖气,室温不到十七度。开封的医生在病历上写,如果恶化就送一五五医院会诊抢救。后来没有送,就地打针、输液、吸氧、冷敷,三天后烧退。就在二十四日这一天,河南省的负责人给中央打电话报告,刘少奇到开封后病情没有异常变化。三十一日,他又烧到三十九度四,腹胀,监护人员讨论后认为病情严重,原因不明,决定按肺炎治。十一月六日,北京来的护士、专案组人员和李太和全部奉命回京,北京带来的药一样也不留。走之前,专案组的人特意去火葬场看了一眼,说,千万不要死在我们手里;又向当地人员交代,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他们回北京后的报告说,两次发烧已经恢复正常,开封驻军的医护人员已能熟练掌握。当地的医生提出疑问,肺炎怎么会昏迷,要求透视、拍片、会诊,没有得到同意。 十一月十日他又发烧。十二日凌晨一点,他开始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吸氧没有变化,体温三十九度七,两个瞳孔对光没有反应。值班护士仍按原来的处方用药,到六点三十八分才通知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六点四十二分人到齐。六点四十五分,心脏停跳。遗体抬到地下室,拍了照。 李太和回北京后要向中办负责人汇报,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先休息一天。过了几天,深夜两点电话把他叫醒,说人昨天已经死了,你必须再去一趟。十三日凌晨李太和赶到开封,刘少奇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一条白床单,白发蓬乱着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李太和给他剪了头发,刮了胡子,穿上衣服和鞋。 十四日零点,遗体送到开封火葬场。监护人员对火葬场说,要烧一具烈性传染病的尸体,只准留两个工人看炉点火。遗体面部用白布包起来,护送的人都穿白大褂,带着消毒工具,二十多个军人把这个不大的火葬场围住。运尸体的吉普车车厢短,两条小腿和脚露在车外。火葬申请单由专案组的人填:死者姓名刘卫黄,男,七十一岁,湖南人,职业无业,死因病死;申请人刘原,与死者关系父子,住址八一七二部队。刘卫黄是他少年时用过的名字,外人不知道;申请人一栏签的是他儿子刘源的名字,写成了刘原,儿子那时在山西农村看管劳动,不知道自己签过字。骨灰装进一个普通木盒,存进火葬场的骨灰存放厅,编号一百二十三,寄存证由驻军保管。火化完,专案组宣布纪律,谁泄露出去,用党籍和脑袋担保;然后摆了酒,说任务圆满完成。 一九七二年,刘少奇的子女听说可以探望关押的老干部了,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见父母。八月十六日,专案组来人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可以见见妈妈。孩子们追问,爸爸呢,我们还要见爸爸。来人不答,走了。第二天他们又来,传达批示的头一句: “父亲已死。” 口头通知说,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早晨六点,因肺炎死于开封;骨灰由组织保存,不能给;不许对外人讲,有人问,就说不知道。孩子们一连问,为什么死在开封,为什么是肺炎,是谁抢救的,妈妈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叫我们去。来人说,我们只能说这些。第二天,他们在监狱里见到王光美,五年没见,她满头灰白,腰直不起来,看了他们半天,说了一句,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中午,刘少奇对孩子们说过,骨灰总会给你们的,这一点无论什么人都做得到。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62、69、82、104、109—112、119—126、146—161、164页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第188—221页;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第118—119页;均收入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初版,此据2019年全版第327—328、332—334页(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谈话、1972年批示,以及高皋《文革十年史》所记“绑在床上”,均转引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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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六月七日天刚亮,郑州北边的黄河大堤上,国军新编第八师的参谋熊先煜走进一座没人看守的关帝庙,对着关公磕了三个响头。他跪在地上默默祷告:我们打不过他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大约一个钟头以后,他在庙西约三百米的地方选定了扒口的位置。那个地方叫花园口。 两天以后,黄河从这里改道,水往东南漫过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下这道命令的是蒋介石,为的是挡住日军。挡住了吗? 那年五月,徐州丢了。日军顺着陇海铁路往西打,六月六日占了开封。再往西就是郑州,陇海、平汉两条铁路在这里交叉,日军过了郑州,就能沿平汉铁路一路南下武汉。日本急着拿下武汉,好早日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当时统帅部和政府机关都在武汉。国军刚在开封以东围攻日军一个师团没有得手,前线十万人奉命仓促撤下来,又累又乱。第一战区参谋长晏勋甫后来回忆当时的判断:假使敌人继续向西冒犯,我已无可使用的有力部队进行阻击了。 蒋介石这时要的是时间:让徐州撤下来的大军脱身,在武汉布防,政府往西迁。六月一日,国军决定豫东大军向豫西山地转进,同时决定扒开黄河。这几天给蒋介石递扒堤主意的不止一个人。六月三日,洛阳的一个师管区司令发来电报,说要掘开黄河,用水淹没日军主力,“明知牺牲惨重”,为了救国,也只好忍痛去做。 据晏勋甫回忆,最后的决定是在电话里做的。他和司令长官程潜商定扒堤,正好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打电话来问以后怎么办。晏勋甫把计划告诉他,请他马上报告委员长。不到一个钟头,林蔚回电话:“委员长和我们研究了,委员长同意。”蒋介石派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督工。下游的百姓不预先通知,怕消息走漏,让日军知道。 头一处口子开在东边的赵口,挖了两天,水只流出一丈多远,两边的土就塌下来,把口子堵死了。六月五日中午,蒋介石打电话给商震,严厉督促实行。第二天傍晚,任务落到守这段河防的新编第八师。师长问熊先煜挖哪儿,他说花园口为宜。师长把这件事交给他主持。熊先煜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受命之下,颇感兴奋。 他看中庙西那段堤,是因为放出来的水可以顺着贾鲁河的河道往东南流,经过中牟、尉氏、扶沟、西华,进淮河;口子要是再往西一点,郑州和铁路沿线都要被淹。他在日记里写:利用贾鲁河道,以防漫延,当可减少人民之损害。 他把地图铺在地上,问黄河水利委员会管这段堤的张段长行不行。张段长两眼发直,连声说: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熊先煜提高了嗓门: “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 张段长看了地图,同意了。随行的工兵营长咚的一声跪下,大家跟着跪下,四个人跪成一排,对着黄河放声大哭。 两千多官兵在堤的南北两面同时动工,附近村子的百姓也被叫来帮着掘土。武汉的最高当局不时打电话来问挖到哪儿了。集团军的参谋处长到工地宣布:当夜十二点以前放水,总司令奖法币两千元。师长派一个团在四周警戒,对村里人说日本人快打过来了,把十里以内的人赶开。师长对副师长交代了一句:这必然使泛滥区的老百姓受到莫大的损失,为此,要避免说是挖堤。 六月九日上午八点,放水。起初水流得很慢,到午后一点多,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熊先煜当天在日记里写:此举本为阻止敌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牺牲,以求最后胜利。几句之后又写:无数小民之房屋财产,已荡然无存,救济之方,为我政府及全国同胞是赖也。 水顺着贾鲁河往下走。那正是麦收前,地里的人舍不得走。一个尉氏县的灾民后来回忆: “开始大家还想着水不会流多长时间,等挡住了黄河口,就有法生活了。全村几乎没有一人想到要出外逃荒。” 花园口附近的靳满仓那时还是个孩子,他记得:被围在高处的人没的吃,一阵子下来,饿死的老多,水浅的地方,麦子还露个头,逃到大堤上的人,就挎着个篮子,蹚着水到地里去薅麦穗。 六月十一日,蒋介石给程潜发了一封密电,头一条要对百姓说堤是日本飞机炸的,第二条要拿这片洪水当前线的屏障: “(一)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二)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 对外怎么说,放水当天程潜就向蒋介石报告过:此间已拟定对外宣传。上面让新八师用炸药炸倒决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几间房子、几棵大树,再发电报说大批日本飞机来轰炸,把大堤炸垮了。中央社随即发出消息:日本飞机违反国际公法,炸垮黄河堤岸。军事委员会给师长记了一功。外国记者要来看,就再演一场军民抢堵。记者边走边问,堤约有二十米厚,弹坑不过一米左右深,怎么炸得垮。有的去问被叫来演抢堵的人,这些人只好装作听不懂。八月,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报告说,到七月底口子已被冲到三百七十六米宽,报告里写的还是花园口被炸决口。对自己的百姓,这个说法一直用到抗战胜利。 挡住日军了吗?挡住了,但只挡住了郑州这一路,也只挡了四个多月。放水第二天,熊先煜在日记里记,据报已经打进中牟县城的日军往回逃了。日军本想过郑州、沿平汉铁路直下武汉,这条路被水断了,只好绕到长江两岸往上打:六月打下安庆,七月打下九江,十月底打下武汉。武汉因此晚丢了四个多月,蒋介石换到的就是这四个多月。 这道口子在之后的九年里一直没有堵。泛滥的黄河成了国军和日军之间的一道防线。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工程师徐福龄回忆,国民党中央政府提出“河防即是国防,治河即是卫国”的口号,把泛区西边新修的防泛大堤当作前线阵地,要求大家严加防守。新堤修得仓促,许多地方是沙子堆的,屡次决口;修堤的人工和材料,都向当地百姓摊派。 尉氏有个叫刘焕的农民,水来以后,一家七口逃荒到西华,住在庙里,刘焕和弟弟打短工,王瑞英和弟媳带孩子要饭。妻子王瑞英在庙里生下的女儿饿死了,大女儿送给别人家当童养媳,没几天刘焕的母亲也死了。母亲死后四五天,保长上门派工,叫刘焕去打黄河堤,说这回以工代赈,给钱给粮。刘焕对王瑞英说: “俺去,俺这身子骨能撑一天就干一天,能挣一斤粮食给你和德安(他们的儿子)吃两顿面糊糊也是好的,这树皮草根再吃下去,俺一家又得死人。” 第二天有人捎信来,刘焕走了三十里路,到了道陵岗的工地,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王瑞英赶过去,人已经死了几个钟头。别人拿来一捆高粱秆,把他的尸体卷起来,埋了。 死了多少人,没有一个准数。战后的调查说,战争期间这片洪水在河南、安徽、江苏造成八十多万人死亡,近四百万人流离失所。尉氏、扶沟两县,平民每四个人里死了一个多。一九四三年,泛区刚熬过一场大旱,五月麦子快熟的时候,新堤又决了口。 一九四五年以后,真相瞒不住了,国民政府改了说法,把泛区百姓的遭遇说成中国人民为抗日救国所做的牺牲。七十年代出版的《蒋介石秘录》这样写这场洪水: “诚然,洪水淹没了田地,民众生活难免受到影响;不过,当时黄河水量不多,水流速度每小时只不过3公里,浸水地区最高水位不到一米,农民都还可以步行往来。” 五十年后,熊先煜回顾这件事,仍然认为是这场牺牲改变了战局,也说:对于被洪水吞没的数十万同胞的灵魂,我的心永远也得不到安宁。 一九四七年三月,花园口的口子堵上了。这一年,王瑞英领着德安回到尉氏。九年前一家七口出门,回来的是两口。 ——熊先煜日记(1938年6月6日至10日)、刘仲元等1938年6月3日电、程潜1938年6月9日电、蒋介石1938年6月11日电、王郁骏1938年8月6日电、魏汝霖1939年3月报告,均收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五),第421—433页 ——晏勋甫《记豫东战役及黄河决堤》、朱振民《爆破黄河铁桥及花园口决堤执行记》,《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173—175、182—184页 ——熊先煜口述、罗学蓬整理《炸黄河铁桥扒花园口大堤真相》,《文史精华典藏版》第5册,河北人民出版社,第60—63、65页 ——穆盛博《洪水与饥荒: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亓民帅、林炫羽译,九州出版社,2021年,第34—35、37、39—40、44—45、73—74、89、155、173—175、237页(灾民口述转引自梅桑榆《花园口掘堤前后》、王小秋等) ——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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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厅原来这么乱!网友在 #湖南# #长沙# #探店# #砂舞# 的实地调查报告: 最近风声紧,稳妥为主,SPA不敢碰,索性晚上抽空刷趟舞厅解闷。 直奔美琪,不愧是老牌顶流,永远是人挤人、氛围拉满的状态。对比别家冷清场子,美琪的人气真的断层领先,唯一硬伤还是老问题:烟味巨重、空气浑浊,待半小时嗓子就发干涩发紧,环境这块属实拖大后腿。场内人多眼杂、可选范围极广,各类型妹子全覆盖,嫩妹、甜妹、温柔小嫂子应有尽有,挑度直接拉满。进场逛了两圈,先观望一波节奏,避开扎堆的熟面孔和扎堆大哥局。 第一轮随手搭了个温柔小嫂子,长相清秀、性格随和,全程配合度很高,节奏贴合,不高冷不敷衍,常规稳稳体验,无功无过。第二轮重点蹲嫩妹,盯了舞池一个气质小白嫩,看着二十出头、干净青涩,被大哥占了好几首歌。耐心等到空档,果断上前搭手,性格腼腆乖巧。刚开始比较拘谨、放不开,循序渐进带节奏,第二首开始慢慢放松,第三首完全放开,温柔又配合,青涩感拉满,手感和体验直接拉满,年轻妹子的质感真的无可替代。后续又随缘换了两个,一个灵动俏皮,一个主动会接节奏,各有特色。美琪最大优势就是容错高、好沟通、容易策,只要耐心蹲、慢慢挑,基本不会踩冷脸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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