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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本來想掌握主場優勢 沒想到乖學生突然變壞 直接把我雙手反扣當成犯人審判 當下腰挺起來 肉棒直接頂到子宮≧﹏≦ 真沒想到當罪犯也可以是一種享受 壞學生來審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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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当狱警的发小跟我说,有个贪了一千多万的72岁老厅长,在里面每天绕操场跑十圈,能做20个标准引体向上,比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体能都好,我当时第一反应是他瞎扯。 发小笑了笑,说一开始他也不信,直到亲眼看见才服气。这老头以前在位的时候就常年坚持健身,底子本就厚实。进来之后,没了酒局应酬,不用熬夜应付人情往来,三餐规律,也没有烦心事勾着心神,每天作息卡得死死的。 别的犯人闲下来就坐着发呆、胡思乱想,他把空余时间全都拿来锻炼。每天放风时间,雷打不动先跑完十圈操场,再去单杠那里练引体向上。监狱里伙食清淡,没有大鱼大肉,反倒把身体养得结实。不少年轻犯人熬夜、心态差,虚得很,跑两圈就喘,真比不过这个古稀老人。 发小跟我说,老头心态看着特别平静,很少唉声叹气。只是偶尔休息的时候坐在台阶上,看着围墙外的天空一言不发。他有丰厚的人生阅历,也懂得怎么安顿自己的身体,可再好的体能,也换不回自由。上千万的贪款,换来高墙里日复一日的跑步和单杠,再硬朗的身子,也只能困在这一方小院里。 旁人羡慕他身体好,可发小看得明白:强健的体魄救不了他,他能锻炼肌肉,却抹不掉犯下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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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跟当狱警的发小喝酒,听他讲了个挺颠覆常识的现象:现在监狱里很少有犯人是在床上病死的。反倒是那些以前在外面把身体作废了的千万老板,进去关了几年,高血压脂肪肝全好了,脸色比外面的人还红润 发小说他管的监区有个建材老板老周,当年因为偷税漏税和串标判了八年。刚进来时五十二岁,大肚子挺着,高血压三级、糖尿病加上中度脂肪肝,上个楼梯都要扶着栏杆喘半天。这人刚进来时天天闹着要保外就医,觉得自个儿随时都可能睡死过去,结果申请全被驳回了,毕竟这些慢性病还不至于让他生活自理都成问题 眼看保外没希望,老周索性在床上躺平了大半年,出工磨洋工,收工就叹气。后来同监舍一个待了快十年的老犯人看不过去,直接给他浇了一盆冷水:你天天躺这琢磨外面的家产,哪天脑血管爆了,你挣的钱全是别人的,老婆带着资产改嫁,孩子也得改姓,你图啥?还不如起来动弹动弹,少生病少受罪,把积分攒够了早点出去才是正道 这话直接把老周给点醒了。第二天起,他就跟着大家在操场上跑圈。从刚开始跑半圈就蹲下大喘气,到几个月后能轻松跟跑三圈,晚上吃完饭还要自己转悠七八圈。食堂的肥肉他是一口不碰,专门挑粗粮和蒸菜吃。去年体检,他的脂肪肝居然全消了,降压药也减了分量。前阵子他女儿来探监,隔着玻璃都愣了,说他爸看着比以前在外面天天赶酒局时还精神 发小还提到个小青年,二十二岁因为故意伤人判了十五年。刚进来时瘦得像根木柴,整天跟人横眉立眼地惹事。被关了两次禁闭之后,这小子突然想通了,每天自由活动时间就在操场上死磕单杠双杠,硬是练出了一身腱子肉,后来还当上了监区的文体委员。现在他干活最卖力,积分拿得多,已经减了两次刑,说再有几年出去直接去应聘当健身教练,也算有一技之长 听完这些,我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的。这些人在外面的时候,熬夜蹦迪、花天酒地,拿命去换钱,谁劝他们少喝两杯都嫌多管闲事。真到了失去自由、手里的筹码都被收走的时候,反而把身体当成了唯一的指望。空腹喝温水、饭后百步走,这些在外面被口诛笔伐嫌麻烦的养生常识,在里面被他们执行得像铁律一样 发小说他值班时最滑稽的画面,就是看着操场角落里,几个老年犯人凑在一起,神神秘秘地交流怎么控血糖、哪种杂粮饭不容易升糖,那阵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小区的退休大爷交流会 人在外面的时候总觉得退路很多,有资本去挥霍身体。只有到了高墙里面,什么资源都没了,才发现唯一属于自己且能掌控的,也就剩下这副皮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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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4日早上,沈阳监狱,枪决前,"张志新被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地用普通刀子割断了喉管"。辽宁当局这样做,是怕她在公判台上和刑场上当众喊冤。她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的干事,这年四十五岁,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1968年前后的一个星期天,她到一个同事家借江青的讲话资料,同事劝她站到自己这一派来。她说,她考虑的不是这一派那一派,是文化大革命本身,文革有好多问题她不能理解。同事当天就向派里的头头汇报,写成文字,装进了她的档案。不久,省直机关干部下放到盘锦五七干校,她在干校被揪出来,成立了专案组挖她的"黑思想"。专案组整理的"张志新反动言论"里有这样几句:"再过十年人们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以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三面红旗的问题上"。那几个人把记录稿递给她,问这些是不是她的观点。她看了一遍,说:"是我的观点。不过你们记的不完整,我可以再给你们写一份。" 1969年1月5日晚上,她给丈夫曾真写了一封信:"结婚十四年我们生下了一男一女,我没有也无力完成自己的义务,希望你很好地抚养下一代……彻底把我忘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对不起你。"她准备自杀,被发现,罪加一等。9月,她被捕入狱,曾真和两个孩子被遣送农村。女儿林林给她写信:"妈妈,我和弟弟都很想您。我求求您:您承认错误吧!您承认了错误就是我的好妈妈了。"她回信一句:"妈妈一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做个好妈妈。" 办案人员后来说,逮捕她的时候,原打算只要她认罪,判几年就算了。她不认罪。1970年5月,下面报上来的是死刑。省高院一位副处长私下说,她动口不动手,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他被换下,案子还是死刑,立即执行。最后报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那里,他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改判无期徒刑。8月24日公判大会,她被拉去陪斗,嘴里堵了海绵,同两个要处决的犯人一起绑到刑场陪斩。事后问她有什么感想,她说:"我的立场观点未变。如果再出现今天这样的宣判,我是不甘心的,死不瞑目!" 她被关进"小号",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有一天审讯,她承认过"错误",第二天又翻过来。有人说她不要脸。她答:"我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要脸干什么?"监狱里的人后来写材料说,她在床上大小便,用窝头蘸着自己的经血吃。狱警把这些情况上报,称她"装疯卖傻"。 1973年11月16日,监狱开批林批孔大会。报告人讲到林彪推行极右路线,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几个人扑过去,把她押了出去。监狱认定她"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提请加刑,报了死刑。 1975年2月26日,辽宁省委常委开扩大会议,审批"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这时主持辽宁省委的日常工作,他说:"判无期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又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3月6日,监狱有人提出她是否精神失常,报了上去。3月19日批示下来:"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批示执行。" 初春的一天,沈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曾真和两个孩子到县城开会,说是办个"学习班"。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念了两段,然后问林林:"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林林摇摇头。来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林林答不上来。曾真替她答:"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来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曾真说:"我们什么都不要。"他们让林林在写好的东西上签字,按手印。回到家,没有做饭,曾真把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头掰成两半,分给两个孩子。他以为孩子睡着了,翻出妻子的照片,流了泪。林林扑进他怀里大哭,他拍着她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 4月3日,沈阳市中级法院判决:"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不给上诉期,不通知家属。下午六时,办案人员到监狱向她宣读判决书。问她还有什么话说,她说:"需要对这个判决认真看一下,再回答。"不给看。她说:"不给看无法回答,不要再问了。""我的观点不变!"第二天早上,她被押到四大队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割断了喉管。她奋力呼喊。一个女管教员惨叫一声昏倒在地,被拖了出去。她站起来,张了张嘴,没有声音。七点半,犯人们来到四大队,她戴着手铐脚镣,胸前湿了一大片,被人架上了公判大会的台。宣判完,卡车把她运到沈阳大洼刑场。执行记录八个字:"弹中头部一枪击毙。"尸体没有交给家属。辽宁中医院一位读者后来写信给报社,说"把她剖腹挖心,取得内脏"后才火化。 1979年,《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到沈阳采访,看了案卷和割喉管的那间屋子。文革那几年,沈阳枪毙的犯人里,有人临刑大声喊冤,有人喊口号,有的"反革命犯"喊"毛主席万岁",当局认为影响极坏。辽宁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提出枪决前先割断喉管。主持辽宁的毛远新等人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新生事物"。第一个被割喉管的是沈阳一个小学的青年教师,他一直喊冤。到张志新,已经是第三十多例。 1979年3月27日,沈阳市中院的新判决书写道:"张志新纯系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判处无期徒刑,……所谓事实,均系在精神失常情况下所为,不应视为犯罪。……宣告张志新无罪。"3月31日,省委开平反昭雪大会,林林捧的是一个空骨灰盒。 5月,陈禹山到沈阳采访了四天,写了一整夜。稿子送到北京,报社领导觉得太血淋淋,报到中宣部,部长是胡耀邦。胡耀邦批准发表,要求只写她"反对四人帮",不写她获罪的真正原因。几天后,总编杨西光把陈禹山叫到办公室,说耀邦同志自己没有动笔,文章一个字没改,连标点都没动,但交代了一句:"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 ——孙钧、苗家生、陈禹山《一份血写的报告——记党的好女儿张志新》,《光明日报》1979年6月5日第1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为真理而斗争》专辑第1辑重印,第15—18页) ——中共辽宁省委《共产党员》杂志社供稿《要为真理而斗争》,《人民日报》1979年5月25日第1版(同上专辑第1辑重印,第11—14页) ——《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张志新烈士狱中斗争纪实》,《光明日报》1979年8月11日第2版(同上专辑第4辑重印,第6—11页) ——李菁《回忆烈士张志新:我们民族那份带血的记忆》(陈禹山口述),《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1月 ——朱建国《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1998年7月21日访陈禹山),《南方周末》1998年8月7日 ——卫毅《张志新 死神也不能夺去的勇气和美丽》(访张志勤),《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9月 ——张志新女儿林林关于"死囚家属学习班"的回忆(转引)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1975年3月19日批示(转引) ——苏铁山《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乌有之乡(相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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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当下实力,已不允许牺牲东部经济,来对抗美亚太霸权了。 说白了,咱们家最值钱的家当,就在东部。 东部这几个省,用全国9%的地,住了全国40%的人,挣了全国52%的钱,做了全国79%的外贸。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北京,个个都是家里的顶梁柱。 这就好比一户人家,正房里头放着全部积蓄。谁能舍得放一把火把正房烧了,就为了跟外人较劲?过去穷的时候,光脚不怕穿鞋的,咋折腾都行。现在咱家有房有车有存款,再让自己家里遭灾,那叫傻。 美国人心里门儿清。他们在日本东京的横田基地设了指挥部,在冲绳嘉手纳基地摆了飞机,在关岛安德森基地放了战略力量。从日本到菲律宾,一圈基地围着咱家门口。他们的算盘打得很响,就是想让咱不敢过好日子。 可咱中国人不是吓大的。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没主动挑过任何一场战争。咱们的国防政策写得很明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咱发展军队,是为了护着自己的家,不是为了去别人家里撒野。 家里日子越过越红火,东部这几位"顶梁柱"功不可没。咱们要做的,是把家门守好,把日子过稳。 美国人想让咱自毁长城,咱偏不。你搞你的基地,我搞我的发展。你家门口耍威风,我家关起门来奔小康。 真要是有人敢跨过门槛进来撒野,咱也不怕。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真到了那一天,咱手里有家伙,心里有底气,护得住老人孩子,护得住咱东部的工厂商场,护得住这片热土。 过日子的道理就这么简单。家底厚了,更得护好家。跟邻居较劲,不靠砸自家的碗,靠的是腰杆硬、人心齐。咱们自己团结一心,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把国防实力提上去,比啥都强。 这条路,咱走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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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前一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夜里十点左右,张学良从宴会上赶回西安的公馆,把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叫进客厅。东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都坐在屋里。他当着众人下令:明天凌晨去临潼华清池,把住在那里的蒋介石扣起来。 “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铭九正要退出去,张学良回过头盯着他,又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他用手比了一个鸡蛋大的圈。 张学良这时的官衔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剿的是陕北的红军。他敢在这一夜押上身家性命,是因为他剿了一年的陕北中共告诉他,斯大林会扶他。 他这样指望斯大林,因为他手里只剩一支军队,脚下已经没有一寸自己的地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东北军没有抵抗,退进关内,东北老家丢给了日本;一九三三年又丢了热河;一九三五年,南京照日本人的要求,把留在河北的东北军也调走。从此东北军每月二百万元的军饷,只能向南京要。照他的想法,吃人家的饭,也得听人家的话。 南京要东北军去打红军。部下私下抱怨:“副司令真傻!”“人死了,枪丢了,国民党政府也不给补……都打光了怎么办!”有人把这些话说给张学良听,他有时说:“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会有办法的!” 到了西北,先来的是败仗。一九三五年秋天,东北军在陕北的劳山、直罗镇被红军接连吃掉两个师,两个师长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补充枪弹,给两位阵亡师长各发十万元特别抚恤。蒋介石的答复是:“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东北军上下都明白,蒋介石派他们剿共,是要他们和红军两败俱伤。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打光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要另找靠山,新疆的盛世才就是个样子。他几次私下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斯大林:靠苏联撑腰坐稳新疆的盛世才,是他的老部下,苏联扶得了盛世才,也该扶他。斯大林这时最怕日本从东边打苏联,要的是蒋介石领着中国去打日本,不会为张学良拆蒋介石的台;可他也不把话说死,只让人捎话,叫张学良去和中国共产党联系。他就去了。 这时的中共也走投无路。红军长征到陕北,剩下几万人,四面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马家军,陕北地瘠人穷,养不活这支队伍。围剿他们的主帅自己找上门来,毛泽东求之不得。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到了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他自己带着密码,借军长王以哲的电台,在洋蜡烛底下译电,往陕北发报。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给再去洛川的李克农下了谈判训令,头一条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十八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谈定一个口头谅解,里面有一句:“红军过路应予通行”。 这时红军主力已经从陕北渡过黄河,到山西去弄粮食和兵。红军在山西打土豪,也向县城要钱,彭雪枫打电话给浮山县县长,“要他交出5万元款子,否则就派兵攻打县城”。阎锡山向南京告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匪主力过河既已明了……则我军应速向北推进,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此机万不可失。”张学良回电推说陕甘边区“股匪极为活跃”,要“先行肃清”。蒋介石再三催,他不动。 三月五日凌晨,张学良自己开着飞机到洛川,见了李克农。中共让李克农备好一套话,预备张学良替蒋介石说话时驳他,几乎没用上。张学良只催着要尽快见中共的领导人,还请中共替他介绍代表去苏联。 四月九日晚上,周恩来被张学良派去的人接进延安城,两人在城里的天主堂从九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张学良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周恩来会后给中央的报告里,记下了他那一夜问的事: “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 周恩来请他到时候放红军渡回黄河西岸,再接济红军弹药。张学良都答应了。两边谈定了停战、通商、互派代表,“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跟周恩来同去的戴镜元记得,张学良“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周恩来报告中央:“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张学良也有自己的算盘:他想让红军留在黄河东边和中央军拼,自己好扩大地盘。 二十二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头一句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又说:“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刘鼎临走,周恩来交代他:“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己掌握”。张学良在洛川见到刘鼎,握着他的手说:“好呀,你再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又对他说,延安那一夜,“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最后说: “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几天后,张学良亲自开飞机带刘鼎回西安,让刘鼎坐到驾驶座上,绕道黄河上空。刘鼎住进张公馆的东楼,对外是张学良的随从军官。他在东楼地下室装了一个小电台,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的来往电报,从此都从这间地下室进出。 五月初,红军在山西站不住了,带着钱粮,押着近万山西壮丁,分批渡回黄河西岸。西岸是东北军的防区,红军西渡没有受到东北军阻碍。五月十二日夜里,周恩来又和张学良谈了一次,张学良答应给红军七九子弹十万发;六月一日,其中六万发送到了延安。 这年夏天,中共长征以来和莫斯科断掉的电讯,借张学良剿总的电台接上了。李克农后来说:“张学良部队还给我们送电台、送药品过来。”线一接通,中共就向莫斯科要钱,理由是东北军的军饷“全部靠南京拨款”,一旦起事就会断,问能否“每月给我们300万元的援助”。 六月底,刘鼎给中央发电报,电报里的“日”是张学良的代号: “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 七月二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把这件事报告莫斯科。电报说东北军“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又说“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对张学良入党,写的是:“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八月九日,毛泽东等人给张学良的信里已经叫他“同志”,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 八月十五日,莫斯科回电。电报说,叫他们特别不安的,是“你们关于甚至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说法”,“只有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才能加入党的队伍”;同张学良的接触必须保持,“利用这种接触在张学良的军队中开展我们的工作”,“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 这封回电,毛泽东瞒住了张学良。他一面向莫斯科表示服从,一面告诉张学良,入党的申请批准了,往来的密信里照旧叫他同志;还说苏联已经在新疆备好了大批军火,等红军去取,请他配合打通道路。张学良信了,以为是斯大林接纳了他。早在七月里,他已经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西北大计划:打通苏联,割据西北,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里要打的是中央军和宁夏青海的马家军,华北的日军不在里面。计划成了,他就有了西北这块地盘,背后靠着苏联。中共也指望它救命:八月二十五日给莫斯科的电报说,红军财政粮食已经十分困难,联不成东北军反蒋,南京又不肯停止剿共,就只好放弃陕北。 钱也一直从他这里出。八月,中共派到西安的潘汉年报告:“我们借钱,立刻应许,已交五万元(存刘处)”。十月,叶剑英到了西安,说红军经费困难已极,冬衣更难,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借三十万元。张学良一口答应,只说西安一下只能办到五万元,其余二十五万元到上海去想办法;棉衣给一万套,从西安送往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入冬以后,中共给莫斯科的电报叫苦:“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这时中共向张学良借的钱已经有六十万元;十一月下旬,又从他那里借了十万元。 十一月底,德国和日本签了反共协定,矛头对着苏联。斯大林更要蒋介石领着中国抗日,严令中共放弃反蒋,拥护蒋介石。毛泽东不理会这道命令,反倒派周恩来去和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请到西安来,扣下。张学良几次打电报请,又亲自到洛阳去请蒋介石来西安,给将士们训话。 蒋介石这边,红军已经被压在陕北一角,他要趁这时一举剿灭。十二月四日,他住进临潼华清池,召见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给了两条路: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上前线剿共;不然,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陕甘交给中央军。杨虎城是陕西本地人,十七路军三万来人,全靠陕西这块老地盘,调去安徽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身边多年埋着中共党员,妻子谢葆真也是党员。七日,张学良当面求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介石说,剿共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动手。张学良发电报到陕北,要中共的叶剑英回西安一起策划。毛泽东回电说叶剑英已经上路,其实没有让他动身。 十一日夜里,张学良对将领们说,蒋拍着桌子骂他:“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一位军长问:“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说: “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孙铭九出门的时候,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旁边对他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十二日凌晨,卫队营的卡车冲到华清池门口,门卫开枪拦,被打倒,枪声和喊声混成一团。孙铭九一路趴着往前爬,摸进蒋介石住的五间厅,人已经不在了。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朦胧的曙色里,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乱摆在桌上。一个卫士跑来报告:“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蒋介石的亲信蒋孝先从西安往这边赶,在公路上被截住,枪毙了。 天色快要全亮的时候,卫队营满山搜。一个叫陈思孝的班长在前面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他们先前看见一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走动,搜过去,洞里蜷着一个人。士兵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蒋介石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光着两只脚,上身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一条白色睡裤,浑身是土,冻得发抖。他抬头看了孙铭九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上午,蒋介石被押进西安城的新城大楼,一言不发,送来的大衣不穿,牛奶不喝,只问孙铭九:“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大约半个钟头后,张学良穿着一件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带着得意,对他微微欠身: “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 蒋介石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孙铭九退出门,就听见两个人在屋里吵了起来,声音很高。 同一天将近中午,陕北保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中共的领导人围着读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张国焘也在场。有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朱德抢先说:“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指的是蒋介石和他的随员。毛泽东一直在那里狂笑,接着说: “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张、杨,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国焘记得,当天发给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说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他给张学良起草复电,尊他为全国抗日领袖,夸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说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朱德要毛泽东明明白白叫张学良杀蒋,毛泽东笑着说,他已经着力暗示了,“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他对张国焘解释过,电文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 十三日晚上,莫斯科的电报到了,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不会给任何支援,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能领导抗日的只有蒋介石,中共要促成和平解决。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说斯大林当时对他讲,张学良分量不够。窑洞里,毛泽东踱来踱去,急躁地说: “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周恩来坐着张学良派去的飞机到了西安。张学良见面就问:莫斯科有没有电报?对西安的事是什么态度?周恩来告诉他,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当场发了火,觉得自己被共产党卖了:从前他们一直说苏联会帮忙,现在他骑在虎背上,他们临阵抽腿。周恩来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中共一定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 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来西安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带去斯大林的许诺:把蒋介石的长子、扣在苏联多年的蒋经国放回来。蒋介石的态度一下子变了,答应停止剿共,事变照斯大林的意思收了场。毛泽东想借张学良的手除掉蒋介石,没有做成;被围在陕北、眼看要被剿灭的红军,倒因此活了下来。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着蒋介石夫妇和宋子文飞离西安。孙铭九后来记得,他临走前说过,三天以内就回来。飞机上,蒋介石对他说: “你闯下了这样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 张学良说:“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 很多年以后,他说起这一趟:“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急电到了保安。张国焘记得,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断断续续地说,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 “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 他接连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对蒋介石的亲信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和张、杨断绝明显的来往,还要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 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的飞机落在南京,林森以下文武百官都在机场,军乐、爆竹,人山人海。下午两点左右,张学良和宋子文坐的第二架飞机落在城外一个军用机场,没有欢迎的人,只有宪兵和特务。宋子文和军统的戴笠把他拉上汽车,送进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两天前的晚上,戴笠已经把话交代给手下:“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他让特务队长刘乙光挑十几个机灵可靠、仪表好的人,都穿蓝色中山服,佩二号左轮,去看守张学良。 也是这一天,保安的中共中央听说蒋介石已经由张学良送回南京,立即把中央机关往延安搬。张国焘记得,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大家心胸都大为开朗。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法会审,张学良在庭上说,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他没有把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反倒替中共开脱。判决是有期徒刑十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民政府特赦了他,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他被扣以后,军需账上查明,前后接济红军的钱有七十六万元。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宣传指示。第一条说,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第二条说,本党“对于张、杨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第三条说: “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 西安城里,张学良没有回来。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杨虎城把身边的中共党员南汉宸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 “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南汉宸把这些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回去告诉杨先生:“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东北军里,主和的将领要服从南京,少壮军官要接着和中央军打。周恩来没有告诉他们,中共已经向蒋介石保证不再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红军改换番号,反倒照毛泽东的盘算,鼓动孙铭九这班少壮军官去打: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打起来,红军好坐收渔利。二月二日早上,孙铭九他们开会,决定杀主和派的头领王以哲。奉命带兵去的连长于肇中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一排兵坐卡车到王家的胡同口,排成队唱着歌从门口过,走到一半突然散开,缴了门口警卫的枪,冲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传令的营长商同昌随后赶到,看见院子里绑着一个女人,是王以哲的太太。他叫人松绑,让她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收殓起来。她哭着说: “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东北军的将领们一致要求惩办孙铭九。孙铭九跑去向周恩来跪下磕头,求他帮忙,周恩来派人把他送进红军的地盘暂避。东北军随后被拆散东调,从此不复存在。 红军保住了自己的队伍和地盘,换了个番号,每月从国民政府领二三十万元的军饷。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写道,八年剿匪之功,本来预计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就能完成,几乎全毁于一旦。 张学良这一管束就是十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关在重庆松林坡,军统的张严佛来报告他: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天拂晓从白市驿机场起飞,直飞南京。他信以为真,很高兴。当晚给他饯行,军统的毛人凤端起酒杯对他说,委员长来电,情况有些变化,不去南京了。张学良瞪着眼问,不去南京,去哪里? “委座指示,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 张学良一掌拍在桌上。赵一荻忙拉住他,递给他一条湿毛巾。他呆坐了一会儿,闷声问什么时候走。看守他的仍是那个特务队长刘乙光,站起来开口:“报告副座……”他打断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的,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 第二天早上,赵一荻挽着他的胳膊上了飞机。他被关进新竹五峰乡的深山,在那里写过一首诗: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杨虎城后来被撤了职,打发出国考察,到了莫斯科,向斯大林要军火要钱,说回国要再发动一次兵变。斯大林转手把这些话通报了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底,杨虎城被宋子文的电报诱回国,随即被扣,从此再没有出来。他的妻子谢葆真一九四七年死在囚室里。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夜里,特务把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带到重庆松林坡,说请他们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杨拯中走在前面,怀里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一进门,埋伏在屋里的特务拿匕首扎了进去,血喷在骨灰盒上。杨虎城往前赶了几步,刀已经刺进他的胸口。第二天凌晨,他在狱中出生的小女儿杨拯贵也被杀了。命令是蒋介石亲自下的。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台北给张学良办九十岁寿宴,他刚刚恢复人身自由。墙上挂着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发来的贺电: “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 这是五十四年来,他头一次当众答谢关心他的人。他站起来说: “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即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但是罪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自己感觉真是万分的惭愧。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这样来给我做寿,我怎么能做寿,我有什么寿!” 他说过:“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晚年说到西安事变,他把事全揽到自己身上:“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杨虎城只是同意。 后来他住到夏威夷。中共多次托人请他回大陆看看,他都推掉了。他对张家的后人交代,西安就不要再去了。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张学良死在檀香山。从西安事变到九十岁恢复自由,他有五十四年是被人看着过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1998年版,第330—335、342、347—348页;孙铭九《临潼扣蒋》,收入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7—223页,另孙铭九、商同昌回忆见第481、494、506—507页,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见第67—69页,戴镜元回忆见第52—53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8、59、61、63、76、82—83、85、105—107、121—122、171、196、249、256—257页(李克农、周恩来、刘鼎、张闻天、潘汉年电报和报告,毛泽东等致张学良信,均转引自此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26、242、24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7—28、82页;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4—375页(蒋介石、张学良往来电报转引自此书);百年潮杂志社编《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转变: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李克农谈话);侯金卓《红军东征中党的“扩红、筹款、赤化”工作研究》,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2页 ——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524、562、611、687—689、708—710、720—723、930—932、947、1063—1068、1194、1202、1206页;台湾档案管理局《幽禁岁月:张学良在台湾的后半生》,2016年;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小萝卜头的故事》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收入《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杨奎松《1920—1940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第44—45页;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注释索引卷,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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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龙王归来重返英伟达? 感觉这走法确实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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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怀疑 Anthropic 的 Safeguards 部门是不是每天背着东八区封号 KPI 上班,完不成指标直接走人的那种。底下工程师估计也没几个真那么魔怔,但为了保住工签和期权,看到后台飘过一行中文对话日志,慢两秒点封号都得被拉去上思想对齐课。订阅扣 200 刀的时候从来不嫌你卡和 IP 有问题,等半夜写代码扫到中国 IP 或者中国时区就秒封不退钱,转头还能发篇长文大谈全人类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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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有人在国内被虐杀了! 你敢相信吗,在国内的大白天,在监控密布的商场停车场里,真有人活生生被境外黑产派来的杀手给绑走虐杀了。 过去很多人总觉得,只要人在国内,哪怕把国外的恶势力骂穿了,他们也拿你没办法。 现实却狠狠扇了所有人一记耳光。 死的人叫吴恺,网上都管他叫徽剑,一个写文章揭露东南亚电诈几十万粉的博主。 2024年立冬刚过的那天下午,广东惠州大亚湾阳光正好。 徽剑像往常一样在市场停车场的二楼拿后备箱的东西,身旁全是有说有笑的街坊。 毫无征兆地,三个穿着警服制服的年轻人猛地冲过来,亮了假证件,嘴里喊着警察办案,一把扣住他的脖子,直接死死塞进了一辆白色的奥德赛里。 整个过程快到没人反应过来,路人全都以为是便衣在抓逃犯,谁也没多看一眼。 车门咔嚓一锁,徽剑就彻底消失在了人群里。 他得罪的根本不是什么普通小混混,而是盘踞在柬埔寨、披着商会会长皮的电诈巨头刘忍。 徽剑在公众号里接二连三把刘忍手底下的武装园区、暴力催收和害死人命的勾当全翻了个底朝天。 断了别人的万贯财路,索命绳直接顺着网线套了过来。 一个代号叫少校的神秘幕后,通过境外加密软件,把徽剑的车牌、照片、每日轨迹查得明明白白,甩给了河南一个27岁的无业游民赵冰。 开价一百万,要求只有两个,把人抓走,撬出爆料人,把网上的揭黑文章全删干净。 让人脊背发凉的是这群人的执行力。 徽剑前脚在大亚湾被拖上车,后脚在千里之外河南一家县医院的住院部里, 就有人拎着沉甸甸的一百万真金白银,当面把账结清了。 之后的两天一夜,徽剑经历了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地狱。 这辆车一路绕开关卡,从广东辗转开进了江西赣州大山深处。 他们夺了徽剑的手机,逼着他注销账号删文章,为了掩盖痕迹,甚至把他的车钥匙埋进了广场的花坛里。 少校在境外隔着屏幕实时监工。只要觉得徽剑嘴硬,车里马上就是一通折磨。 为了逼他吐出内幕,赵冰直接拿铁钳子生生夹掉了他手上的指甲盖。 到了江西定南荒凉的山沟里,人已经被折磨得快咽气了。 赵冰对着徽剑的脸、脖子和后脑一阵死命猛踹,直到地上的人完全不动弹。 他们拍了张照片发给少校交差,随手扯了一把路边的枯草盖在他身上,揣着分到手的几十万赃款,像扔垃圾一样把他扔在冰冷的山林里,任由他颅内大出血活活疼死。 最恶毒的不是杀人,而是杀完人之后的公关。 凶手专门往徽剑的支付宝转了一万多块钱,再拿着转账图在网上疯狂造谣,说徽剑是因为诈骗被公安收网了。 徽剑父母早就不在,自己一辈子没结过婚,身边根本没有至亲。 整整两年,几十万粉丝都以为他是塌房进去了,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早就成了一具荒野白骨。 直到刘忍真的被押解回国,证实了徽剑当年写下的每一个字,直到那份判决书公开,大家才猛然发现,他早就用命付了代价。 可翻开判决书,更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摆在眼前。 下死手拔人指甲、活活把人踹死的赵冰,最后只判了个死缓。赵家凑了五十万赔给死者生前收养家庭的养子,换来了一份谅解书。 而根据调查,甚至有人跑到老家去威逼恐吓老人们签字, 徽剑唯一健在的亲姨娘在电话里哭着说死得太惨绝不原谅,却没能拦住这张纸。 至于那个能在国内随手调动百万现金、摸透普通人行踪、在屏幕后头下令杀人的少校, 直到今天,真实姓名、具体位置依旧一片空白,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藏在哪个阴暗的角落里。 一个孤身一人跟电诈巨鳄死磕的普通人,没死在异国他乡的枪下,却在自己每天生活的土地上, 被为了几十万赏金的同胞活活打死在荒山里,还背了两年脏水。 如果站出来说话的硬骨头是这种下场,如果暗处的那只黑手还能继续全身而退, 那以后这世上,还有谁敢站出来说半句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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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像面团捏的一样 好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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