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的聯邦眾議員,新一代民主黨領袖,非常被看好選總統的AOC,最近說Woke 1.0,即第一代的「覺醒運動」,有點瘋狂。所有人都說她這是為了選總統舖路,往中間靠,和過去的激進左派切割。我是不買單這種輕飄飄地改寫歷史,把責任甩到一邊的政治變色龍行為,而且「牛牽到北京還是牛」,這種社會運動起家、沒幹過什麼實事的傢伙,豈有一夜清醒的可能?
但我是想提一下Woke 1.0有多瘋狂,講我親身經歷的事情。大概是歐巴馬任期的最後,左派得勢,但看著川普的MAGA興起,有新的敵人出現,鬥志因此高昂,不斷地推動新名詞、新話語、新運動。有一次參加一個給大一新生的座談,學校的牧師主持,好些個高年級的學生,在台上分享大學經驗。一開始,牧師就介紹她自己,「我是直女cis woman」,女牧師在美國的各宗基督教派裡不稀奇,稀奇的是「覺醒」的牧師。那是我第一次聽到cis這個用法,當然是不懂,但接下來就有學生一個個說cis man,cis woman,牧師大概是看在座老人聽眾一臉胡塗,她就解釋cis就是相對於trans,生理性別和性別認同不一樣,為了尊重變性人的權利,我們要在公眾場合初次見面,表達自己的性別認同,是一個尊重的開始,這世界太多恐變性人的自大、偏見,我們要先從正視這個不同開始。
非常冠冕堂皇的一段話,誰想當自大、偏見狂呢?多數人不會在意他人的性別認同,這種要求「必也正名乎」的宣言,看起來也只是麻煩,而不是問題。但覺醒左派,不是只要喊喊口號,他們要的是真實權力,要鬥倒反對他們意識型態的對手。對手是誰呢?保守派,信教很深的那種,一來有些宗教狂熱人士,真的很愛管人閒事,很討厭,二來,覺醒派也深知,在名稱或是廁所的議題上,吵一吵,保守派就會受不了,就會有過激行為,那覺醒左派就有藉口出征,就可以像紅衛兵一樣,開批鬥大會。多少知名或是不知名的人,在那一段時間,只是因為沒有表態或是表錯態,就被cancel,「身敗名裂」。
而且,就像紅衛兵鬥爭一樣,不要變成鬥爭犧牲品的一個方法,就是衝到最前面,取得最大的話語權,也許是希望不要變成被鬥的對象,也許就是好鬥的本性,越鬥越興奮,越起勁。
那場座談會讓我最吃驚的不是直男、直女的稱謂,而是有一個女生,介紹自己的時候,說她是醫生開過證明的「智障」,mentally retarded。What?我心裡大叫,這沒問題嗎?學校的標準已經降成這樣,醫生證明的智障也可以唸大學?又有哪一個醫生、醫院開智障證明?但聽她講話,非常正常,打扮也很漂亮的白人女生,為什麼要自稱智障?
史丹福大學說有近四成的學生,聲稱有身體或是心理障礙,需要考試或是住宿的特殊安排。這是很誇張的事,不是史丹福收了很多殘障,而是這些有錢人家的小孩,從小就要求特殊待遇慣了,找不到方法用特權,就用疾病的理由取得特權,考SAT有雙倍時間,學校考試可以進單人間特考,住不到單人房的宿舍,就拿醫生證明理直氣壯要單人房,進了史丹福名校,甜頭吃慣了,當然要繼續,不然怎麼比得過卷得很的亞裔學生?史丹福誰也不敢得罪,大門一開,就更多家長、學生要求特殊安排,真是一個向下沉淪的過程,原本都是那些白人有錢人在搞這種,現在也有許多亞裔懂這門道,能拿就拿,何必吃苦呢?
所以,也許那個白人女學生,不以為醫生證明的智障,是個不能說的禁忌,反正從小到大,都在用,大大方方地講出來,沒什麼。但我觀察她講的話,非常有「社會正義戰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的樣子,我判斷她應該是太投入覺醒運動,而她的身份背景,完全是階級敵人的模樣,既沒有LGBTQ,還是個白人,也許就是要取得身份認同的階級地位,所以說自己是智障?實在是太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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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深處的隱形藩籬:海外民主化運動的思維慣性與自我啟蒙》——王戴
在通往政治清明與社會進步的崇山峻嶺中,那些自詡為盜火者的反抗者們,往往只顧著對抗眼前的銅牆鐵壁,卻鮮少有人願意停下腳步,俯身端詳一下自己鞋底沾上的泥土。
我們義正辭嚴地批判威權體制,矢志不渝地追求憲政民主、言論自由與多黨競爭,這些宏大目標無疑是照亮黑暗的燈塔。然而,在與惡龍纏鬥的漫長歲歲年年裡,我們自己身上是否也悄然長出了閃爍著寒光的鱗片?這並非一種居高臨下的道德審判,而是一個必須共同面對的切膚之痛:反對某個政權的統治,絕不意味著我們已經在潛意識裡與它徹底切割。
專制教育就像一種無色無味的慢性毒素,在漫長的歷史歲月裡,早已滲透進我們不曾起疑的常識、習以為常的情感以及對歷史的全部想像中。我們在理智上砸碎了它的神壇,卻在不經意間,依然沿用著它編織的邏輯框架去理解國家、民族與大眾的權利。這種思想上的「借屍還魂」,正是當前海外民主化運動最深沉的悲哀,也是無數抱持進步理想的同道至今未能跨越的隱形藩籬。
要看清這一思想迷局,就必須將目光投向海外民運風雨漂泊的歷史脈絡與二十一世紀的宏大背景中。回望過去,自1989年那一場震驚世界的地緣政治與民主浪潮之後,三十多年來,海外民主運動在異國他鄉的風雨飄搖中艱難前行。而在中國大陸,一種更為精細、隱蔽且強大的意識形態控制術正悄然升級。
尤其是進入2010年代和2020年代以後,伴隨著大數據和國家民族主義的狂熱聯姻,專制政權成功地進行了一場跨世代的思想格式化。它將「疆域版圖」幻化為不可觸碰的圖騰,將「大一統」塑造成不容置疑的歷史宿命,並把「愛國」與「順從」天衣無缝地焊接在一起。在這種溫床中孵化出來的知識分子,即便有一天走出了國門,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氣,甚至加入反抗的行列,他們的思維底色卻依然帶有某種深刻的「出廠設置」。
這種思維慣性在海外民主化運動的各派系演變中,留下了極其深刻且難以磨滅的歷史烙印。回顧老一代古典自由派或傳統改良派的觀點,他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往往寄希望於經濟發展帶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溫和路徑,或者試圖在傳統儒家天下觀的宏大框架內去拼湊出一幅理想主義的憲政地圖。在他們的論述中,民主往往被降格為一種復興大國、重振漢唐雄風的工具,只要建立了民主體制,國家就會更加強大,疆域就會更加穩固。這種將民主工具化、將國家強盛作為終極目的的邏輯,在不經意間為強權威權留下了隱蔽的後門,使得反抗流於形式,而內核依然缺乏對多元個體的終極關懷。
而到了二十一世紀初,伴隨著激進革命派與改良溫和派的路線之爭,關於邊疆與台灣問題的分歧開始全面爆發。部分激進派雖然在反共立場上最為決絕,主張採取最徹底的手段推翻體制,但在國家觀上卻走向了另一種極端。他們將疆土的完整、民族的純潔性與歷史的命定論視為不可逾越的政治紅線,甚至不惜祭出民族大義的旗幟來排斥內部的異見。
隨後興起的聯邦改良派,雖然試圖通過多聯邦或邦聯的架構來包容地方差異,但在探討具體的主權歸屬時,依然無法擺脫中心輻射邊緣的盲目優越感。每當話題轉向台灣的民主實踐與前途抉擇,或者邊疆地區的自決訴求時,這幾派人骨子裡的家長式作風和唯我獨尊的強權崇拜便會按捺不住地跳出來。他們會用一種居高臨下的傲慢去評判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把對方對自由的堅守貶低為歷史的任性,甚至用自古以來的宏大敘事去壓制活生生的人民意願。
正如古人所云:「欲正其末者,必端其本;清其流者,必潔其源。」如果我們連鄰人最基本的自由選擇權都無法包容與尊重,如果我們依然將某種疆域的完整視為高於人權的絕對真理,那麼我們口中承諾的民主,究竟是解放個體的靈藥,還是換了包裝的另一場集體主義壓迫?
在這種群體性的集體盲區中,反抗者與其說是在解構暴政,不如說是在用另一種視角重塑暴政的邊界。這種思想的作繭自縛與派系撕裂,最終在海外民運圈子裡演變成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精采絕倫的幽默喜劇。
在無數個海外的研討會、沙龍或是網絡論壇上,我們常常能看到這樣一幅奇景:幾位在不同時期流亡海外、各自代表著古典派、激進派或聯邦派的反抗派精英,前一秒還在用流利的英語或慷慨激昂的言辭,向西方社會控訴專制政權對言論的鉗制、對人權的踐踏,雙方引經據典,惺惺相惜。
然而,一旦進入茶歇時間,有人不小心提到了台灣的民主現狀或是某些民族的歷史傷痕,飯桌上的空氣便會瞬間凝固。剛才還在一起抱團取暖的民主同道,會立刻擼起袖子、拍桌子瞪眼,因為地圖上的一條線吵得面紅耳赤。有人搬出九十年代的傳統大一統綱領,有人則揮舞著當下最新潮卻依舊排他的民族主義大棒,用當年政治課本上學來的套話互相扣帽子,甚至指責對方是民族敗類,最後不歡而散,在社交媒體上互相拉黑。
這群誓言要推翻威權體制的人,在這一刻,完美地展現了什麼叫「身體走進了現代,腦袋還留在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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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市委書記範波會見了到蘇州參加VOGUE時尚之力盛會的中國女子自由式滑雪運動員穀愛淩。 市委副書記、市長王維,市委副書記、市委秘書長祁松參加。 範波代表蘇州市委、市政府對穀愛淩來蘇州參加活動表示歡迎。
他說,穀愛淩是冬奧自由式滑雪項目史上奧運獎牌、金牌數量最多的優秀運動員,為祖國贏得了榮譽,為當代青年樹立了榜樣; 同時積極參與公益事業,主動擔當社會責任,所展現的精神品質與蘇州開放包容、敢為人先的都市特質十分契合。 希望充分發揮自身影響力,幫助蘇州更好推廣普及冰雪運動、大力發展羣衆體育,激勵更多青少年發揚拼搏精神、綻放青春光芒。
穀愛淩感謝蘇州的熱情接待。 她表示,作為當代青年,將保持學習,不懼困難、不怕失敗,不斷挑戰自我、超越自我。 她說,蘇州是一座人文底蘊深厚、充滿現代活力的美麗都市,將積極推介,讓更多人特別是年輕人充分瞭解和感受蘇州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創新之美、開放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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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戰爭爆發後不久,台灣三十餘位學者聯署發表了一份反戰聲明。聲明末尾寄望更多反戰呼聲與行動能在台灣社會激起漣漪,促使民眾認真省思戰爭所帶來的深重災難。
然而,聲明甫一問世,民間的反應卻普遍冷淡,甚至不乏負面聲音。
儘管兩岸和平議題在台灣及海外華文媒體上天天熱議,真正追隨這股和平呼籲、加入行動的人卻寥寥無幾;來自大陸民間的回應更幾乎是一片沉寂。
這場由知識分子發起的和平倡議遭受冷遇,究竟是兩岸民眾對和平本身漠然,抑或另有隱情?
👉請點擊連結,閱讀全文,跟著駐場評論人安徒,從當代世界和平運動興起的歷史中,了解台灣和平論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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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韻的離騷:一葉武夷茶的跨洋、宿命與主權啟示錄
楊純華
1.從大西洋底撈起的一抹閩南音節
歷史的伏筆,往往埋藏在人類最習以為常的日常消費品中。
當我們翻開西方近代民主憲政的宏大史詩,1773年12月16日的那個深夜,永遠是不可磨滅的經典場景。在波士頓港那凜冽的寒風中,一群憤怒的殖民地居民喬裝改扮,登上了東印度公司的三艘商船。在徹夜的喧囂中,他們將整整342箱茶葉,一箱接一箱地傾倒進冰冷的大西洋海水中。這場史稱「波士頓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的抗稅行動,以「無代表,不納稅」的決絕姿態,徹底激化了英美之間的宗主國與殖民地矛盾,進而拉開了美國獨立戰爭的序幕。
然而,在宏大的歷史教科書中,有一個極具社會學異化色彩的細節卻鮮少被提及:那342箱改變了人類政治文明走向的茶葉,並非產自新大陸,亦非產自大英帝國的歐洲本土,而是全部來自大洋彼岸那個正處於封閉、專制落後的盛清中國。
英國國家檔案館至今仍完好地保存著當年的索賠清單,那是帝國官僚用羽毛筆記錄下的經濟損失。在這份決定了美利堅命運的清單上,赫然寫著五種茶名:Bohea、Singlo、Hyson、Congou、Souchong。這五個詞彙在英文詞典裡找不到任何字根,它們全是不折不扣的中文閩南方言音節。其中,Bohea 正是「武夷」二字在閩南語中的發音。在被傾倒的342箱茶葉中,光是武夷紅茶就佔了240箱,比例高達七成以上。
換言之,西方自由憲政體制誕生的第一聲啼哭,竟是由福建武夷山深谷裡的幾片黑色葉片所催化的。這是一場全球化早期最深刻的社會學奇觀:在專制與封建壓迫最深重的土地上,由最底層的中國農民用血汗勞作生產出來的商品,跨越重洋之後,竟變成了西方世界砸向專制王權、爭取「人民主權」與「自由憲政」的政治導火線。
我的故乡在绵延百里的武夷山脉西南麓。在这里我说的是在地球兩端、跨越兩百五十年的与我故乡的武夷茶有关的事与感慨。我从中看到了勞動者的身體與血汗如何被編織進全球資本主義的壓迫網絡,我更感叹命運的荒誕悖論——生產了「自由催化劑」的土地,至今仍未長出自由的果實。
2.全球商品鏈中的勞動、身體與權力壓迫
從社會學的視角審視,那一箱箱沉入波士頓港的 Bohea 武夷茶,並非天然的造物,而是近代早期全球商品鏈與國際勞動分工體制下,對個體身體進行極致壓榨的產物。
閩南的舌尖吐出 Bohea 的嘆息
那是武夷山的雲霧
與採茶人馱駝的脊梁
他們在封建的泥土裡躬身
在季風裡揉捻
將血汗与叶子的清香封入木箱
經由東印度公司的巨輪
編織進全球資本最初的網
那時的東方,麻木的帝國正陷入沉睡
並不知道這黑色的葉片
已成為跨洋流轉的商品權力
兩百多年前的武夷山,茶農與採茶工的生活是一部無聲的血汗史。社會學家卡爾·馬克思曾提出過「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概念,指的是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被掩蓋成了物與物之間的關係。當倫敦的貴婦人在沙龍裡優雅地端起瓷杯,當波士頓的紳士在港口討論大英帝國的稅收政策時,隱匿在茶香背後的,是武夷山茶農在專制官僚與買辦商人雙重剝削下、近乎窒息的生存狀態。
茶農們必須在季風來臨前的短短數週內,赤腳在濕滑的岩壁與山谷間攀爬。他們的十指因長時間揉捻茶葉而磨出鮮血與厚繭,他們的脊梁因長年背負沈重的茶簍而變得駝背畸形。在清代中央集權的極權政治與行商制度(十三行)的壟斷結構下,這些底層勞動者沒有任何政治權利,沒有自由言論的空間,更沒有對自身勞動成果的定價權。
這是一種極致的社會學諷刺:武夷山的茶工們是在完全被剝奪了自由、完全缺乏權利保障的體制下進行生產的。然而,他們所生產的茶葉,卻具備了一種超乎尋常的「商品權力」。當這些茶葉被裝進木箱、貼上海關的標籤,經由跨國壟斷的東印度公司的巨輪運往西方時,它們就從封建專制的泥土,躍升為全球資本流動與帝國稅收的核心支柱。大英帝國依靠這些茶葉的進口稅來維持其全球擴張的財政結構,而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則在這片葉子上看到了母國對他們經濟自主權的瘋狂蠶食。
那時的盛清帝國,正在文字獄與高度中央集權的麻木中逐漸走向腐朽。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陷入了一種歷史的盲目與沉睡中。他們一邊享受著茶葉貿易帶來的白銀流入,一邊對外部世界正風起雲湧的啟蒙運動、社會契約論與權力分立學說一無所知。中國人以極致的隱忍與身體的勞奉,供養了西方的消費社會,也無意中為西方的制度變革準備了火種。
3.歷史的斷裂與悖論——為他國作了自由的嫁衣
歷史在1773年的波士頓港口發生了驚心動魄的斷裂。
當這批來自中國福建的 Bohea 紅茶在寒風中被一箱箱倒入海中,大西洋的海水被染成了苦澀的深褐色。這一歷史事件在政治社會學上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是一場反抗「無代表納稅」的階級與政治結構抗爭。波士頓的傾茶者們,並不是在簡單地毀壞財物,他們是在摧毀大英帝國強加於他們的、未經同意的權力枷鎖。
波士頓的冬夜,寒風如刀
“無代表,不納稅”的怒吼撕裂了海港
三百四十二箱中國茶
在反抗殖民的巨浪中
化作大西洋泛起的一夜苦澀
七成是武夷的紅——
它用在專制土地上長出的血肉,
點燃了西方自由憲政的導火索
一葉落而帝國傾
美利堅在茶香的餘燼中誕生
這場由武夷茶引爆的烈火,最終焚毀了舊帝國的殖民枷鎖。僅僅三年後,《獨立宣言》發表;幾年後,世界上第一部現代成文憲法在美利堅誕生。美國人建立了基於人民主權、權力制衡、言論自由與私人財產不可侵犯的憲政屏障。
然而,當我們將社會學的目光從繁華、自由的西半球,重新投向那片長出茶樹的東方土地時,我們會被一場巨大的荒誕感與悲劇性所震懾。這是一道跨越兩百五十年的歷史傷口,至今仍在流血。
歷史在此處
卻割開了一道荒誕的社會學傷口
兩百五十年的煙塵散盡
那片催生了西方自由
催化了現代民主的茶葉
它的母體
卻至今仍在專制的陰影裡掙扎
為他國作了自由的嫁衣
而採茶人的子孫
卻依舊沒有“代表”
依舊在替不曾同意的權力納稅
這何其可悲!那片用自己的血肉與勞動,為西方現代憲政與民主制度點燃了導火索的中國茶葉,它的母體與子孫,卻在往後的兩百五十年間,不斷在專制、極權、動盪與思想禁錮的泥潭中輪迴。
直至今日,中國人是否真正獲得了「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憲政保障?兩百多年前美國人高喊的「無代表不納稅」,在今日的中國社會,依然是一句無法公開談論的政治禁忌。十四億人民在高度精密的現代國家機器下,承擔著沉重的直接稅與間接稅,但他們在決定國家前途、監督權力運行的公共場域中,卻依然缺乏實質性的、合法的「政治代表」。採茶人的子孫換上了現代的服裝,走進了科技化的工廠與高樓,但在政治身份上,他們與兩百年前在武夷山躬身勞作的祖先,並沒有本質上的結構性跨越——他們依然是權力體制下的「客體」,而非國家主權的「主體」。
中國用集體主義的自我犧牲與勞動紅利,為世界的現代化與西方的自由繁榮作了無聲的嫁衣。而中國人自己,卻被永遠隔絕在現代憲政民主的制度紅利之外。這是一首獨屬於中國人的、綿延數百年的當代《離騷》。
4.茶館裡的當代反思——精緻的麻醉與消逝的自由空間
歷史的指針來到了當代。今天,武夷茶不再需要通過十三行與東印度公司的木箱遠涉重洋,它換上了極盡奢華的包裝,變成了中國本土政治與經濟精英生態中不可或缺的社交貨幣。
時至今日,武夷的茶香依然氤氳
它是高官案頭的雅趣
也是平民市井的慰藉
然而,在當下中國那些精緻的茶館裡,
在朋友之間隔牆有耳的淺酌低吟裡
究竟還容得下幾多思想的自由
那裊裊升起的青煙
究竟是點燃思辨的火星
還是麻醉清醒靈魂的溫柔鄉?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茶館」在中國歷史上曾具有特殊的公共領域屬性。它是市民階層交換資訊、評議時政、甚至調解地方矛盾的半制度化空間。然而,在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中,茶館的公共性已經被高度的政治恐懼與精緻的消費主義徹底解構。
在那些裝潢典雅、古風古色的當代茶館包廂裡,武夷岩茶大紅袍、肉桂的香氣四溢。端坐在茶桌旁的,有手握重權的官員,有依附體制的商人,也有滿腹經綸的知識分子。茶香氤氳中,人們談論著佛學、周易、文玩、甚至全球金融的波動,但每當話題觸及這片土地的體制弊端、權力腐敗、或是公民權利的缺失時,空氣便會瞬間凝固。
「隔牆有耳」、「莫談國事」的集體無意識,像一隻看不見的政治幽靈,籠罩在每一張精緻的茶桌上方。朋友們之間的交流變成了相互試探與淺酌低吟,真正的思想在審查與自我審查中被閹割。茶館不再是孕育公共理性的搖籃,反而變成了逃避現實政治、麻醉清醒靈魂的「溫柔鄉」。知識分子在茶香中找到了犬儒式的安寧,官員在茶湯中體會著權力的運籌帷幄,而普通人在茶餘飯後的八卦中消解了對自身權利受損的痛苦。
這正是現代極權統治最可怕的社會學景觀:它用物質的極大豐富與精緻的文化消費,消解了人們對自由的渴望。那裊裊升起的茶煙,原本應當是點燃批判性思辨的火星,如今卻成了遮蔽雙眼、掩蓋社會矛盾的迷霧。
5.主權覺醒與中國人的天命破曉
「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這是無數流亡者與民主鬥士在經歷了制度性壓迫後,從靈魂深處發出的吶喊。但對於留在那片土地上的十幾億人民而言,更深重的歷史使命在於:如何讓自由在自己的祖國生根發芽,如何讓那片長出了武夷茶的土地,真正建立起庇護每一個個體尊嚴的憲政屏障。
這需要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進行一場深刻的、斷奶式的歷史自省。
這裊裊茶香
正苦苦等待一場真正的醍醐灌頂
當代的知識分子啊
是否聽見了歷史在茶盞底部的沉吟?
我們不能永遠只在杯中品嚐順從的甘甜
是時候用針砭時弊的鋒芒,去喚醒自己
去喚醒那群被霧氣遮蔽雙眼的人民
让主权意识像沸水中的茶叶一样舒展开
唯有當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是這片土地的主人
那遲到的憲政破曉
才會真正落進中國人的茶杯裡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指出,知識分子的天職在於「清明」與「責任」。面對歷史的悖論與當下的思想困局,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能再沉溺於茶館裡的淺酌低吟,不能再用犬儒主義的姿態去配合權力的敘事。
歷史已經給了我們最清晰的啟示:250年前,中國茶葉以商品的形式,在西方世界完成了一場關於自由與主權的啟動。250年後,中國人必須在自己的土地上,完成這場未竟的民運與天命。
這場覺醒,必須是「主權意識」的徹底復甦。我們要像沸水沖淋茶葉那般,用啟蒙的思想、理性的批判與無畏的行動,去沖刷那層積澱在人民心中長達數千年的臣民心態與奴化思想。要讓每一個普通的採茶人、工薪族、農民工和知識分子都明白——我們不是體制的耗材,不是高官案頭的順民,我們才是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我們有權利要求屬於自己的「政治代表」,有權利對未經同意的權力說不,有權利要求憲法將「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以不可剝奪的形式確立為國家運行的根本基石。
唯有到了那一天,當主權的意識在十四億人的心中如茶葉般在沸水中舒展,那片長出了 Bohea 的武夷山,才不再只是全球商品鏈上流血的邊緣地帶;那座精緻的當代茶館,才不會是思想的停屍間。
這是一篇無韻的離騷,它發軔於苦澀的歷史,流轉於跨洋的波濤,但它的終點,必然是中國人自主握住自身命運的憲政破曉。當自由的陽光終於照進那隻古老的茶杯,這首延續了數百年的歷史悲歌,才算真正迎來了它的落幕與新生。
2026.7.6
作者/楊純華,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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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要反制德州的選區重劃,加州已經成功的把許多紅區,硬是修改成民主黨可以控制的選區,原本43:9的藍紅席次比,在新的選區劃分下,將要變成48:4,輕鬆地抵消德州的共和黨增加數目。但這個選區重劃的競賽還沒完,兩黨都有大動作,而最新的戰況是在維吉尼亞州,選民最近公投通過修憲,批准藍紅比從6:5變成10:1的選區重劃,但這修憲案被維吉尼亞最高法院宣告違憲。民主黨白忙一場。
選舉是肢體碰撞的運動,只要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手段不拘,以勝選為目的。所以民主黨說什麼,民主黨只是要反制共和黨挑起的「傑利蠑螈」(Gerrymander,即不擇手段的選區重劃),我都聽不下去。全世界最會傑利蠑螈的就是民主黨了,不信你看看新英格蘭地區。新英格蘭地區的21個眾議員,通通是民主黨,你如果不細究,你還以為那邊都沒有共和黨員。四成的共和黨選票,一席都沒有,而且是經年累月,不是最近才發生。我只能說,是共和黨自己笨,自己以為是紳士,人家都戴起拳擊手套在打你,你還西裝筆挺地挨打。沒有一樣低級的川普點醒,共和黨還在那裡自以為高貴。
不過維吉尼亞的違憲判決,暴露出民主黨另一個,一向就有的問題。民主黨政治人物,無能。維吉尼亞的州憲規定,如果要修憲,議案必需在州議會通過兩次,而兩次中間,得有州議會大選,目的是讓選民可以理性判斷修憲案合不合理,在投票選議員的時候,當作重要考量。民主黨在推這個選區重劃的修憲公投時,早有法律專家說時間點可能會有爭議,但民主黨不管,硬推,想要先取得公投多數,再用民意的壓力逼迫最高法院就範,一如華盛頓州的違憲所得稅法。但這些個民主黨智障,連誰在最高法院當法官都不知道,最後只能被打臉,失敗作收。
如果這是詹森的政權,他絕對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他要推的法案,他一定把票算得一清二楚,一定把法條翻來覆去,修得精確萬分,不會有任何可能的失敗空間。所以他在歷史上和小羅斯福齊名,屬最能幹的民主黨總統,也對後世的美國子孫有巨大的影響。因為詹森和小羅斯福,懂得民主權力機器的運作,他們知道要國會通過法案,他們的政策才能有持久的效果,所以當他們決定要推法案時,一定把大軍集結,威脅加利誘,傾巢而出,絕對不會犯維吉尼亞民主黨這種低級的錯誤。所以社會安全法是羅斯福通過的,老人健保法是詹森通過的,至今仍然規範華爾街的大小金融法案是羅斯福通過的,而詹森是南北戰爭以來,唯一通過民權法案的總統。
現今的民主黨政客,一代不如一代。維吉尼亞的修憲案,背後的力量是歐巴馬,歐巴馬就是民主黨所有問題的具體化表現。當民主黨越來越往左靠的時候,身份認同政治變成是進步派血緣正統的主要依據,如果你的出身不純,你是白直男,那就更要積極表態效忠這個身份認同血統,不然你就沒有升官的機會。於是,一代又一代的民主黨政客,專心致志於「表演」,政治的所有作為通通是performative,白直男的代表就是加州那個白痴紐森州長,什麼事都幹不成,整天在表演。而少數民族的代表,就是歐巴馬。「我是美國的第一個黑人總統,我代表了所有的進步價值,不管我要做什麼,都是對的,你們都要俯首在我面前,任我差遣」,當他令不出大門,法案通過不了,別人不買單地的時候,他也非常驕傲,不屑政治運作。於是就大筆一揮,行政命令一下,取得了暫時的勝利,拿到了對共和黨說嘴的權力,就算事情辦好了。我以前寫過,歐巴馬如何整高等教育、聯邦航管員、醫療保險等等,用的都是行政命令。但行政命令的問題是,換了黨派當總統,就會被立刻取消。拜登也是,大筆一揮,就想要納稅人對少數人的學貸買單,就想要引進成千上萬的非法移民。沒有一件事,敢堂堂正正的動員議員來通過法案,所以最後都被取消了。美國近代最沒有歷史影響力的總統,非歐巴馬和拜登莫屬。
詹森是在保守的德州磨鍊他的政治手腕,羅斯福的進步主義背叛了他哈德遜河谷的貴族階級,兩個人都是在泥巴裡打滾過的政治能手,豈能是沒幹過一天實事,僅靠著一場演講,靠著全美國罪惡感當選的歐巴馬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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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由不是政权恩准的:从六四到中国的未来》——王苡儒
“各位牧長、各位前輩、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
我是公民抵抗協會的理事長王苡儒。今天因為人在臺灣,無法親自到場跟各位一同與會,我感到非常遺憾。但我也非常感恩,能夠透過錄影的方式,代表公民抵抗協會,向在場每一位為自由、人權、信仰,還有為中國未來持續守望的朋友,致上最深的敬意。
今天我們聚集在這裡,不只是為了紀念一場歷史事件,更是為了回應一個尚未完成的使命。三十多年過去了,六四不是過去式。因為真相仍然被掩蓋,受難者家屬仍然沒有得到公義,許多中國人仍然不能自由地哀悼、不能公開地發問、不能誠實地記憶自己的歷史。當一個政權害怕人民記得歷史,正說明歷史本身仍然有力量。
六四告訴我們,人的尊嚴不是國家賞賜的,人的自由也不是政權恩准的。天賦人權,意思就是人的良心、人的信仰、人的言論自由、人的政治參與權,不是任何極權政府可以任意剝奪的。坦克可以壓過街道,卻壓不碎人對自由的渴望;子彈可以奪走生命,卻不能消滅公義的呼聲。
今天我們談公民抵抗,並不是鼓吹仇恨,也不是追求暴力。真正的公民抵抗,是在恐懼面前仍然選擇站立;是在謊言面前仍然選擇說真話;是在犬儒與麻木成為常態時,仍然相信人可以被喚醒,社會可以被重建,中國也可以有不一樣的未來。
我們深知,中國民主化不會只靠某一個英雄,也不會只靠某一次運動。它需要長期的公民教育,需要跨族群、跨信仰、跨世代的連結,需要中國人重新學會什麼是責任、什麼是權利、什麼是自治、什麼是尊嚴。更重要的是,它需要我們在海外、在臺灣、在香港、在美國、在世界各地,把被中共切斷的歷史重新接起來,把被恐懼打散的人心重新連起來。
所以,公民抵抗協會存在的意義,就是希望與所有追求自由的人站在一起。與六四受難者家屬站在一起,與仍在中國境內受逼迫的基督徒、維權人士、良心犯站在一起,與香港人、維吾爾人、蒙古人、藏人,以及所有被極權壓迫的群體站在一起。因為我們相信,任何一個群體的苦難,都不應該被孤立;任何一個人的自由被剝奪,都是對整個人類尊嚴的挑戰。
作為一名來自臺灣的民間工作者,我也想特別說,我們的自由不是理所當然的。臺灣地區今天能夠公開討論六四,能夠紀念受難者,能夠批判極權,能夠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投票,這一切都提醒我們:自由需要被守護,民主需要被實踐,而中華民國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極權敘事的一種見證。
它告訴我們,華人社會不是天生只能接受專制。中國人不是天生不能民主。說中文的人,也可以擁有自由的國會、自由的媒體、自由的教會與自由的公民社會。
今天,我們在六四的記憶前低頭默哀;但默哀之後,我們仍要抬起頭來,繼續前行。
願我們記得死難者,不只是以悲傷記得,而是以行動記得。願我們紀念六四,不只是為了控訴過去,而是為了開啟未來。願我們推動公民教育,不只是傳播知識,而是幫助更多人重新成為有尊嚴、有良心、有責任感的公民。願我們的信仰參與,不只是停留在禱告,更能成為愛與公義的實踐。
最後,我代表公民抵抗協會,感謝今天所有主辦、協辦單位,感謝各位牧長、嘉賓、義工與朋友的付出。也向所有六四親歷者、天安門母親、政治受難者家屬,以及仍在黑暗中堅持的人,表達最深的敬意。
願真相不被遺忘,願公義終必彰顯,願自由的火焰,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繼續傳下去。願上帝賜福各位,也願上帝憐憫中國,帶領中國走向自由、民主與尊嚴的未來。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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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大家可能都在想,到底是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我也來説説我的看法。
法國足球巨星姆巴佩(Kylian Mbappé)最近惹惱了中共,原因很簡單,他說毛澤東是個獨裁者。北京立刻火冒三丈,指責他「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可是,毛澤東本來就是獨裁者,他的統治還造成數千萬中國人死亡。難道說出這個歷史事實,比毛澤東當年害死那麼多中國人,更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這件事看起來荒唐,卻正好戳破了中共多年來慣用的一套政治把戲。只要有人批評共產黨,就說人家侮辱了中國;只要有人批評毛澤東,就說人家傷害了中國人民。毛澤東雖然已經死了半個世紀,但他留下的獨裁體制還在,中共對毛的政治遺產更是碰都不讓人碰。
「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這句話,大家應該早就聽膩了。美國總統見了達賴喇嘛,中國人民的感情受傷了。日本首相談到台灣,中國人民的感情又受傷了。外國政府批評中共迫害人權,中國人民的感情還是受傷了。
奇怪了,十四億中國人真的都這麼容易被傷感情嗎?更重要的是,誰問過他們?
一個不讓人民自由選舉國家領導人、不准人民公開批評政府、連上網說幾句真心話都可能惹上麻煩的政權,居然一天到晚宣稱自己最了解全體中國人民的感情。這不是很可笑嗎?
其實,這套說法已經用了幾十年。中國媒體研究計畫(China Media Project)發現,早在1959年,中共《人民日報》就在中印邊界爭端中拿「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來指責印度。研究人員統計了1959年至2015年間《人民日報》的143個相關案例,發現中共用這句話罵得最多的是日本,其次是美國,而台灣和西藏問題也經常成為引爆點。
說穿了,只要有人碰到中共的政治利益,或者不接受它對歷史和領土的說法,中國人民的感情就會突然受到「嚴重傷害」。
最離譜的例子之一,就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當年中共出動軍隊鎮壓屠殺要求民主改革的中國民眾,美國國會對這場血腥鎮壓提出譴責。結果北京竟然反過來指責美國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這是什麼道理?殺害中國人民不算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譴責殺害中國人民的暴行,反倒成了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罪過?
這就是中共這套說詞最荒謬、也最虛偽的地方。
毛澤東搞大躍進,造成一場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大饑荒,估計有三千萬到四千五百萬中國人因此喪命。接著又搞文化大革命,整個社會被折騰得天翻地覆。無數家庭被拆散,老師被學生批鬥,知識分子遭到迫害,寺廟古蹟被砸得亂七八糟。到了1989年,中共又在北京向自己的人民開槍。
中共治國無方,折騰有數。目前的中國,民不聊生,失業飛漲,就業艱難,人人思潤,萬衆躺平,遍地貪腐,無限監管,鎮壓空前。難道因此而受煎熬的億萬中國人民的痛苦就不算數?難道這些事情沒有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可是,中共偏偏不准這些人公開訴說自己的苦難。誰想追究責任,誰就可能受到打壓;誰想紀念歷史,誰就可能被當成政治上的尋釁滋事的人物。
所以,中共口中的「中國人民的感情」,其實有一個很奇怪的規矩,只要是外國人讓中國人不高興,中共就要替大家出頭;但如果是共產黨自己傷害了中國人民,那就最好閉嘴,連提都不准提,因爲在中共眼中, 被肆虐幾十年的中國人民是沒有感情的。
姆巴佩事件就很能說明這種荒唐的地方。中國媒體忙著譴責他的所謂「辱華」言論,卻不敢清楚告訴中國民眾,他到底說了什麼。有些中國網民連事情的來龍去脈都不知道,就被要求跟著生氣。連別人講了什麼都不讓你知道,卻要你義憤填膺,這不是很滑稽嗎?
這種憤怒,很多時候根本不是人民自己產生的,而是中共需要人民生氣的時候,才刻意製造出來的。這套把戲其實很好懂。對內,中共可以把老百姓對經濟、失業、貪腐和社會不公的不滿,轉移到外國人身上。對外,則可以利用龐大的中國市場,逼外國政府、企業、學校、運動員和演藝界人士乖乖接受中共的政治規矩。
2019年,美國職籃休士頓火箭隊總經理莫雷(Daryl Morey)發文支持香港示威者,北京馬上對NBA展開抵制。其他外國企業和名人,只要在台灣、西藏等問題上說了中共不愛聽的話,也可能遭到封殺。
北京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你在美國可以有言論自由,但如果想賺中國市場的錢,就得先學會看共產黨的臉色。這其實就是拿生意當武器,逼自由世界接受中共的言論審查。
但是,中共這種動不動就發火的習慣,也暴露出它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
在台灣問題、美國軍事行動,以及其他國際爭端上,北京經常把話說得很重,動不動就警告對方要承擔「嚴重後果」。但很多時候,最後也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嘴巴上喊得震天響,真正能做、敢做的事情卻未必有那麼多。
中國當然是一個有實力的大國,這一點沒有人否認。但一個真正有自信的大國,何必整天為了外國人的一句話、一張地圖、一個玩笑,就氣得跳腳?
一方面宣稱中國已經強大起來,正在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另一方面又把中國人民說得好像玻璃心一樣,動不動就被外國人傷害。這兩件事擺在一起,不覺得很矛盾嗎?
說到底,中共真正害怕的,不是中國人民的感情受傷,而是有人不再把共產黨當成中國的唯一代表。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中共特別喜歡拿中國近代史上的屈辱做文章。
十九世紀以來,中國確實受到過列強侵略、不平等條約,以及日本軍國主義帶來的巨大災難。這些歷史都是真的,也值得中國人記住。但問題是,中共只准中國人記住外國人對中國造成的傷害,卻不准中國人自由討論共產黨自己造成的災難。
外國人一百多年前犯下的前科,北京可以沒完沒了地要求道歉;共產黨對中國人民造成比外國人所爲多出幾十倍的數千萬人死亡的歷史,卻連公開追究都不准。這根本不是尊重歷史。
只要國內經濟出了問題,社會矛盾增加,或者人民對政府不滿,北京就可以找個外國人來當出氣筒,然後把自己打扮成捍衛民族尊嚴的大英雄。這套政治操作最關鍵的一步,就是故意把共產黨和中國畫上等號。但中國就是中國,共產黨就是共產黨,兩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對美國人來說,這件事其實有一個很直接的教訓,不要再為了行使自己的自由,而向獨裁者低頭道歉。北京沒有權力規定美國人能說什麼、大學能教什麼、企業能發表什麼,更沒有資格決定哪些歷史事實可以公開討論。
中共現在很聰明,它不需要在美國制定法律,只要拿中國市場當誘餌,就能讓不少美國機構自己替它執行言論審查。好萊塢為了中國票房修改劇本,大學怕惹北京不高興而迴避敏感議題,企業為了生意限制員工發言,體育聯盟更是動不動就為一句完全合法的政治言論公開道歉。
這才是美國人真正應該警惕的事情。一個外國獨裁政權,居然可以利用商業利益,讓自由社會的人自己放棄言論自由。這不是一般的外交摩擦,而是中共把自己的政治規矩一步步帶進美國社會。我們應該公開揭露中共的經濟脅迫,保護因為合法言論而遭到北京報復的美國人,並且清楚告訴北京,中國市場再大,也買不到替美國人制定言論規則的權力。
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看穿中共最大的政治謊言, 强調共產黨不等於中國,共產黨的利益也不等於中國人民的利益。
真正侮辱中國人民的,不是有人說毛澤東是獨裁者,而是一個造成數千萬中國人死亡、掩蓋歷史真相、剝奪人民基本自由的政黨,居然還厚著臉皮,自稱是中國人民感情的守護者。北京與其整天教訓全世界不要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不如先向中國人民交代,共產黨自己到底給他們造成了多少苦難。
說穿了,中共根本不是在保護中國人民的感情,而是在拿中國人民的感情當人質。真正傷害中國人民尊嚴的,不是外國人批評共產黨,而是共產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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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訊:高牆內外的歲月 徐文立夫婦22年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
2026-11-09 09:37閱讀時間 8 分鐘
徐文立賀信彤夫婦金婚合照。(受訪者提供)
【大紀元記者林子晨採訪報導】一份從監獄裡輾轉傳出的手稿,讓一位母親讀到深夜,仍捨不得放下。數十年後,83歲的徐文立回憶母親當年的話——兒子沒有做錯事,跟他的父親一樣。說到這裡,他一度情難自已。
11月6日,徐文立教授接受本報遠程專訪,講述與妻子賀信彤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的經歷。兩度入獄、實際服刑16年,他記得在三平方米的「反省號」監房裡度過的五年寒暑,也記得妻子如何將家裡的一點一滴寫進信中,讓無法相見的丈夫彷彿仍在家中。
從2004年起筆、2021年中文書出版,到今年英文版《Prison Within and Beyond》在全球問世,夫妻倆用了22年時間。他稱之為「22年磨一劍」:透過一家人的遭遇,揭示中共統治下「不在獄中,便在獄外獄」的處境;也將兩人的經歷留下,獻給父母與後代,向歷史交出一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不食言的人生答卷。
夫妻分別執筆,留下高牆內外的記憶
2002年12月24日聖誕夜,徐文立以保外就醫名義,在妻子陪同下抵達美國,與女兒團聚。此後,他在布朗大學沃森國際研究院任資深研究員。
徐文立教授在哈佛法學院。(受訪者提供)
來美後,老友胡平勸他寫下這段經歷,並將記憶比作珍珠:若不及時串起,散落後可能再也撿不回來。
夫妻倆決定分別執筆:他寫獄中的生活,她寫獄外的遭遇。那些年,兩人被迫分離,各有對方無法親見的生活,如今終於能一起慢慢回想、寫下並編輯成書。
當時他既要教課,又忙於政治事務,只能抽空寫一點。他說,兩人性格都很頑強,決定做的事,就從未想過放棄。
三平方米的「獄中獄」
徐文立1978年參與民主牆運動,創辦了《四五論壇》及其前身《四五報》;1981年被捕,後被判15年徒刑。1998年參與創建中國民主黨,再被判13年。兩次刑期共28年,實際服刑16年。
第一次走進監獄時,他還不到40歲,心想:「我還能夠出得來嗎?」於是決定把自己的經歷與想法寫下來。
據他回憶,他在六平方米的單人監房裡,以申辯形式撰寫《獄中手記》。1985年前後,手稿傳到海外,在《中國之春》發表,隨後,他被轉入「反省號」。
那裡約三平方米,兩平方米睡覺,一平方米踱步,沒有窗戶。一排十幾間監房,其他監房的人都被移走,只留下他一人,約五年不能與家人見面。
北京的冬天,太冷了,他只能一層層裹上棉衣,像一個棉球般;夏天,沒有通風條件的監房如同一個暖爐,只能把身體貼在水泥牆上降溫。他還被限制用筆,只有寫家信時才能領取,寫完即被收走。
後期,他曾養貓、養狗,也讓蜘蛛走進瓶子,觀察牠結網、產卵。他說,有這些事情能轉移他的思緒,緩解長期獨處的壓力;看著小蜘蛛出生,也讓他想到,一代人過去,下一代自會「奔向前方」。
家書讓他彷彿仍在家中
高牆外,賀信彤與女兒徐瑾也承受著分離的痛苦。徐文立回憶,被捕最初一年多,家人不知道他關在哪裡,也不知他的死活。女兒曾設法尋找能望見監獄的高處,也盼望從經過的囚車裡看見父親。
不能相見時,夫妻便靠書信互訴近況。賀信彤兩三天就寄一封,連家中的房間怎樣整理、書櫃搬到哪裡,都細細寫下,讓丈夫知道家裡的一切。
談及這些信,徐文立說,妻子不僅體貼,文筆也好。兩人總有說不完的話,連監獄警察都曾問,怎麼有那麼多話可講。
徐文立妻子賀信彤。(受訪者提供)
他認為,家人雖未被判刑,卻因他的政治身分受到監視、歧視,生活也充滿不確定,這就是,「獄外獄」。
母親抱著手稿,像抱著孩子一樣
談到妻子與母親,徐文立一度難以繼續。
據他回憶,賀信彤設法取得獄中傳出的手稿後,母親連夜讀完。老人抱著它,像抱著嬰兒,一遍遍的翻看,夜裡仍忍不住與兒媳談論手稿中的內容。
他記得妻子描述當時的情景,老人抱著手稿邊說邊哭:「兒子沒有做錯事,跟他爸爸一樣。」
父親徐裕文在抗戰期間放下醫學院的平穩工作,帶學生到江西建立後方軍醫院。這段經歷影響了他,使他從年輕時起便立志踐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徐文立父親徐裕文抗戰勝利紀念章證明書與紀念章。(受訪者提供)
母親從文字中理解了兒子的選擇;她對兒媳的疼愛,也讓獄外苦撐的賀信彤得到溫暖與鼓勵。徐文立特別感念妻子的努力,讓母親有機會理解他的政治理念。
從一家人的遭遇,看見「獄外獄」
徐文立希望讀者看見的,不只是家庭的分離。
他認為,中共透過基層組織、思想匯報及日常監視,把控制延伸至工作、鄰里和家庭。他回憶,妻子一次探監時,曾在監獄獄政科辦公室牆壁上看到各監號負責監視、向獄方提供情報的報告員名單。
在他看來,當人們擔心自己的言談被人偷偷報告時,彼此之間便難以互相信任;即使身在監獄之外,也可能生活在互相無法信任的恐懼與轄制中。
「中國一定要回到一個正常社會。」他希望年輕人了解所處的環境,再思考如何改變。出版英文版,則是希望海外讀者透過他們一家人的經歷,更透徹的了解中國。
向歷史交卷,把選擇留給後人
夫妻將書獻給雙方父母與後代。談到這份歷史答卷,徐文立提及「不食言」:年輕時把對國家、社會的責任付諸行動,現在,再用文字留下這些經歷。
如今,他的獄中手稿、書信、照片等文獻原稿,已由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館與檔案館收藏。
他希望後人讀到這些故事,但不強求子女走自己的路。「一,不打聽;二,不干涉。」讀不讀、學不學,都由他們自行決定。
從獄中偷偷寫下手稿,到與妻子共同完成《獄中獄與獄外獄》,再到英文版問世,兩人如今都已年邁,平均已80歲高齡。
徐文立說,希望透過自己的獄中生活與妻子的獄外遭遇,讓讀者了解他所說的「不在獄中,便在獄外獄」,也向歷史交出一份答卷。他多次強調:
「這(代指英文版書籍出版)是我們人生當中最喜悅、最難得的事情之一。」
作者簡介
徐文立,1943年7月9日生,1978年北京民主牆運動參與者與組織者、《四五論壇》主編,1998年中國民主黨創黨領袖之一。兩次被中共判刑共28年,實際服刑16年。在美國克林頓、喬治·W·布什政府及國際社會營救下,先後於1993年、2002年獲釋,2002年聖誕夜流亡美國。曾在布朗大學服務10年,2003年獲該校人文科學榮譽博士學位(L.H.D.)。
出版資訊
徐文立、賀信彤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英文版《Prison Within and Beyond》,紙本於2026年11月7日發行,全書696頁(電子書1159頁),含80頁彩色文獻圖片與歷史照片,定價60美元。另有中、英文電子書,可透過Amazon、Kobo等平台查詢選購。
英文版紙本書:
英文版電子書:
中文版電子書:
Amazon Ki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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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習近平與盛大排場下的戰略現實
余茂春(Miles Yu)
華盛頓時報,2026年9月29日
英文原文在此:
美中關係愈是變化,愈是原地踏步。
習近平此次訪問華盛頓,迎接他的是盛大的國事禮遇、川普總統的溢美之詞,以及「戰略穩定」的種種說法。然而,在這些外交排場之下,有一個冷峻的戰略現實始終沒有改變:美國與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依然是彼此強大的戰略對手,因為雙方對世界秩序的基本構想,從根本上就互不相容。
中共至今仍把美國的力量稱為「霸權主義」,認為美國注定在阻礙中國崛起,也阻礙北京建立其所追求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就在訪美前幾個星期,習近平本人還在使用這套語言。
與此同時,美國仍在西太平洋強化盟友體系、迅速提升軍事嚇阻能力與經濟安全措施,而其中相當一部分,正是為了制衡中國日益擴張的全球力量。就在習近平專機抵達安德魯斯聯合基地前幾天,美國司法部起訴華為為犯罪組織的案件也剛剛在紐約開庭。
所以,川普給予習近平的盛大歡迎,絕不能被誤讀為美國在戰略上對中國示弱。
星期三,習近平抵達安德魯斯聯合基地。美國國歌奏響之際,兩架B-1B戰略轟炸機從上空呼嘯而過。第二天在白宮,一架B-2「幽靈」隱形戰略轟炸機飛越上空,並由四架F-22「猛禽」戰鬥機伴飛。B-2正是美國打擊伊朗核設施時所使用的同型轟炸機。整場歡迎儀式共有近480名美軍官兵參加。
這當然是外交禮遇。但這也是一場以展示美國軍事、經濟與科技實力為背景的外交禮遇。
峰會期間文化上的象徵意味同樣耐人尋味。
白宮國宴演奏了《悲慘世界》的音樂。其中的〈你可聽見人民的歌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曾是2019至2020年的香港反抗中共爭取自由運動中的街頭戰歌進行曲。
席間還演奏了鄧麗君唱紅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鄧麗君從來不只是一位流行歌手。她的歌曲曾被中共斥為「精神污染」,卻從台灣透過電波傳向中國大陸。在冷戰年代,她的歌聲代表著另一個華人世界——一個不受北京共產黨統治的華人世界。她拒絕前往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演出,也曾公開聲援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
在一場招待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白宮國宴上,很難想像還有比這更具歷史反諷意味的音樂安排。
就連國事訪問期間演奏的《茉莉花》,也不是什麼「紅色歌曲」。它是一首流傳數百年的中國民間樂曲,其歷史遠早於中共政權;浦契尼 (Puccini)更曾把《茉莉花》的著名的旋律融入歌劇《杜蘭朵公主》(Turandot)。
這裏面的寓意十分重要:中國遠比中共古老,也遠比中共偉大。
這種象徵意義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繼續上演。
川普帶著一個列寧主義政黨的最高領導人,去觀看美國的《獨立宣言》、《憲法》和《權利法案》——這些文件代表的,恰恰是有限政府、個人自由與人民主權,是與列寧主義政治傳統截然不同的立國原則。
還有1951年的《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是一份北京寧願世界以另一種方式記住的歷史文件。根據條約,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列島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卻沒有在條約中把台灣主權移交給中國。
北京長期拒絕承認這項條約的合法性。無論人們如何看待台灣最終的法律地位,《舊金山和平條約》的存在至少說明一件事,即中共所堅稱的「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是國際社會早已確定、毫無爭議的歷史事實」,並沒有那麼簡單。因爲事實並非如此。
台灣問題本身也呈現出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對比。
習近平要求川普超越美國歷來「不支持台灣獨立」的政策表述,進一步明確宣布「反對台灣獨立」。但川普對這兩個話題都拒絕公開宣布作出任何讓步。
雙方使用的語言,也形成鮮明對照。
習近平講的仍是那些熟悉的抽象口號和黨八股:和平共處,以及年復一年被重複使用的「合作共贏」。
華盛頓講的,卻愈來愈是數字、期限和具體落實的措施:
貿易休戰延長到2027年1月10日;中國每年至少購買170億美元美國農產品;恢復美國牛肉與家禽產品的市場准入;2027年和2028年各購買1,000萬公噸美國煤炭;雙方各有300億美元商品適用特定關稅安排;以及稀土和關鍵礦產必須有具體、可以驗證的交付。
但華盛頓必須牢記一點:承諾不是履約。北京先前作出的若干承諾至今仍未完全兌現,包括購買波音飛機與美國農產品。
因此,這次華盛頓峰會並沒有產生什麼宏大的戰略交易。兩位領導人基本上只是同意繼續談下去。
但這次峰會還有另一個重要訊息,而這個訊息是說給日本聽的。
美中關係固然佔據了外交舞台的中央,但川普同時也刻意強化美日條約同盟。
就在會見習近平的前一天,川普在聯合國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舉行了一場高度公開的會晤。雙方討論了中國、人工智慧、半導體、關鍵礦產、軍事嚇阻、「四方安全對話」(Quad),以及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
習近平剛剛啟程回國,前脚一走,高市早苗便直接從她口中的「親愛的唐納德」那裡,獲得了有關美中峰會的詳細說明。
這幅戰略圖景,習近平不可能看不懂:中國得到的是總統級的盛大排場;日本得到的,則是美國最重要的印太盟友地位,以及作為美國在亞洲維持力量與影響力之基石的戰略角色。
戰略穩定需要戰略耐心,也需要謀略。川普一生都在強硬討價還價的世界裡打滾——從紐約房地產,到賭場,再到娛樂產業。他很清楚,笑臉與實力從來不是互相矛盾的。
美國現在需要的,正是胡蘿蔔與大棒並用。
川普可以扮演外交上的「好警察」,保持最高領導人之間的直接溝通,並在中國作出可以衡量、可以驗證的實際履約時給予相應回報。
但他的政府裡也有馬可・魯比歐,司戈特・北森特和皮特・赫格塞斯這樣的内閣官員,可以在北京拒不履約時扮演更強硬的角色。
中國當然也有籌碼,尤其是在稀土和關鍵礦產方面。但依賴從來不是單向的,而且雙方的依賴並不對稱。
中國仍然高度依賴美國消費市場、先進科技、金融力量,以及一套由全球經濟網絡和盟友體系所構成、而美國至今仍擁有巨大影響力的國際體系。
華盛頓手中的籌碼,遠比那些習慣性悲觀的人所想像的更多。問題只在於美國願不願意使用這些籌碼?
所以,這場峰會傳遞的訊息,不是美國開始對中國軟弱。也不是什麼「美中友誼」。它所展現的,是一種更微妙、也可能更有效的戰略,也就是:
對習近平微笑。帶他去看美國憲法。讓他聽鄧麗君,也讓他聽浦契尼。讓B-1B和B-2戰略轟炸機從他頭頂飛過。要求北京交出日期、數量和履約成果。然後,把大棒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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