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接纳移民发达国家，获得巨大经济收益】 美国Giovanni Peri（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等学者撰写的一篇论文指出，在过去35年中，大规模接纳移民的发达国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该论文将于下周在European Central Bank（ECB）于葡萄牙辛特拉举行的会议上进行介绍。 论文还认为，许多发达国家目前仍有进一步吸纳移民劳动力的空间。 近年来，围绕移民问题的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温。背景是主张反移民政策的极右翼政党，将移民问题提升为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 论文对OECD成员国进行了调查，分析认为，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极有可能因移民流入而得到显著提升。 论文指出： “在大量移民流入期间及之后，移民接收国的劳动生产率均出现了明显增长。” 此外，研究认为，与一些政治宣传所描绘的形象相反，大多数移民实际上拥有较高的职业技能。 数据显示，流入OECD成员国的域外移民人数已从1990年的约2500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约1亿人。与此同时，许多发达国家本国（不包括移民）的常住人口已开始减少。 论文作者指出： 如果一个国家新增的移民数量相当于其总人口的1%，那么： 在5年内，可使人均GDP（按每名劳动者计算）提高约1.2%； 在10年内，可提高约1.9%。 这种效果在欧盟国家尤为明显。 自2015年以来，欧盟本土人口（不含移民）持续下降，而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后，人口减少速度进一步加快。 论文认为，在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1990年至2024年期间，人均经济增长中最多约三分之一可能是由移民带来的。 以西班牙为例： 1990年至2024年间，成年人口中移民所占比例提高了15个百分点。 这一变化可能使西班牙劳动者人均GDP提高了28%。 而同期西班牙实际的人均GDP增长约为75%，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增长中约三分之一可以归因于移民流入。 论文最后指出，随着移民数量增加，移民带来的经济收益并不会递减。 长期大量接纳移民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经验表明，这些国家仍有能力继续吸纳更多劳动力，而不会牺牲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观察台湾这么久，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我称之为台湾的“政治倒置”： 最早从大陆移民台湾的本省人后代，如邱毅、王炳忠、蔡正元，他们的先祖都是妥妥的台湾人，但往往亲大陆、反民进党； 1949年随国民党来台的外省第二代，则普遍反共，其中的代表如赵少康，强烈反共意识，也批民进党，主张“隐形台独”。 另一些过去与大陆关系密切的人，基于各种因素，包括在大陆利益受损后，从亲中转向激烈反共，甚至反华，投靠民进党。这方面的代表是曹兴诚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从民进党出身的人，又成为批评民进党和赖清德最尖锐的人，如郭正亮、沈富雄、郑丽文等。尤其前二人，曾经是鼓吹台独的重要人物，与民进党切割后，批评民进党的两岸主张和政策，用力甚猛。 比如对这次矢板明夫被打，民进党把这个事件说成大陆民族团结法实施后的“跨境镇压”，二人对这个说法很不以为然，批评民进党把这起事件刻意炒作成中共滲透台湾的“文攻武嚇”。 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说明台湾政治的某种复杂性，台湾人的政治立场早已不能简单用省籍、血缘和党派出身来解释。决定一个人最终站在哪一边的，往往不是他从哪里来，而是他的家族记忆、个人利益、现实处境，以及把谁视为最大敌人。

特朗普的铁盘依然稳固：低学历白人占多数 特朗普的铁盘——那个在民调跌到34%时依然纹丝不动的堡垒——并不是一块铁板，而是一个由四类人组成的、各自带着不同诉求的联合体。这群人占美国选民总数的三成左右，但他们的忠诚从来不靠政策兑现，而靠身份确认。 第一类：硬核MAGA派（约29%）：最激进的核心，绝大多数是白人X世代与婴儿潮一代。他们深信美国正面临一场“关于善与恶的生死存亡斗争”，上帝站在他们这边。对这些人来说，特朗普不是总统，是战士。 第二类：反觉醒保守派（约21%）：更世俗、更富裕，对进步左翼“接管学校、文化与制度”感到极度不满。他们未必需要减税，但需要一个替他们骂“觉醒病毒”的人。科技圈的亿万富翁、硅谷的新晋MAGA，大多集中于此。 第三类：主流共和党人（约30%）：种族构成更多元、立场相对温和，主要关心边境安全、经济增长。他们不是狂热信徒，但他们把票投给了特朗普——因为他是“共和党的人”。 第四类：不情愿的右翼（约20%）：2024年投票给特朗普，但态度矛盾，选他只是因为“没那么糟”。这群人是铁盘中最不稳定的焊缝。 低学历白人构成了这三成铁盘的大部分底色。2020年皮尤数据显示，特朗普支持者中没有大学文凭的比例高达58%。他们来自中西部的“铁锈地带”和农村地区，对全球贸易导致的产业外流极度不满。特朗普的“制造业回流”和“驱逐非法移民”的口号，精准击中了他们的焦虑。 白人福音派基督徒是另一根支柱。2016年81%的白人福音派投票给了他，这一忠诚度在现代政治中无可匹敌。反对堕胎、反对LGBT意识形态、亲近以色列——特朗普站在他们划定的每一条线上。 他们不是看不见现实，他们是早已选好了自己站在现实的哪一边。油价涨了——“都是拜登的错”；油价跌了——“川普的功劳”。伊朗打了——“该打”；伊朗停了——“赢了”。34%不是低点，是支点。而只要这支点还在，特朗普就依然是美国政治中最不可撼动的力量。

最近香港系列很火 我也来讲讲我在香港这十几年的所见所闻吧 我准备出一个系列，聊聊新移民的真实生活——教育、医疗、保险、就业、金融……可能不够专业 但一定够真实。 先从我刚到香港的时候说起 那年我跟父母投资移民过来，受养人签证，家里在元朗买了套千万别墅，算很早一批的投资移民。当时我想插班香港的本地名校，像拔萃、圣保罗这些，人家基本不收大龄插班生（中学都算大龄），别说内地转校过来，本地人转校都不怎么收。转头找国际学校，很多也不收大龄的。而且我一直想找寄宿学校，结果全香港只有一两家：哈罗要200万债券，圣士提反不收插班生，最后只能放弃寄宿。 说回来香港之前，我在重庆中考考了680（满分750），重庆所有名校随便保送。但为了来香港，高一我脱产半年all in学英文——新概念和雅思。 之后我在重庆的国际学校也读了半年。重庆那所国际学校要求必须是外籍子女才能进，所以大部分同学都是外国人：韩国人、加拿大人、美国人，西班牙人等等，很多都是外企比如福特汽车的高干子女。那半年我结识了很多不同文化的朋友，非常国际化。 但是那边的师资真的没有香港好。我在课上至少纠正过物理老师4次错误，他经常在物理化学上出错，还得我去给他指出来。因为我从传统学校出来，理科比文科好，所以在重庆国际学校的考试，理科我都基本拿第一。 可是到了香港的国际学校（那所在香港挺有名，内地也有很多分校），情况完全不一样。当时债券20万，现在涨到50万了。上课我还是特别吃力。全英授课的物理、化学、生物，老师讲的我大部分听不懂。课堂上经常一脸懵，只能课后自己啃材料、读PPT、翻教科书，再找人补习，然后疯狂刷题。香港毕竟是国际化都市，师资资源比重庆好太多了，老师们讲的东西也更深更超前。 我记得很清楚，大概10年前，我进香港那所国际学校不久，经济老师在课上讲了比特币。当时我有一个香港同学，他买了很多比特币，很认真跟我说“比特币就是未来”。但我们大多数同学都不以为然，觉得那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嘛，习惯以应试为目的，只会学书本上的东西，老师讲超出课本的内容，我当时也听不懂，也没当回事。结果就这样错过了发财的机会。现在想想非常后悔。 再说说我进学校之后的所见所闻。能进这所学校的，非富即贵。同学里面有深圳海岸城老板的孩子，有内地各种知名实业家的后代，甚至还有星二代（具体是谁就不说了）。大家确实有钱，但很多家庭特别复杂。离异重组算轻的，有的一夫多妻，有的好几个同父异母的孩子只送了一个来香港，还有的是私生子被送出来读书。总之家里有钱，但很少有人管孩子。老师也不会push学生，全靠自觉。 学校里的小圈子非常明显：香港人跟香港人玩，外国人跟外国人玩，内地人跟内地人玩。外国人其实占比很少，因为香港的国际学校不需要你是外籍。我上课很多时间也不听讲，大部分时间都是课后自学，刷了无数遍past paper，疯狂恶补专业词汇。那两年我花的时间比普通IB上来的同学多得多，再加上CAS、社工、写论文，时间管理拉到极限。现在回想，我最厉害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两年。最终我考上了港大。 还有值得说的是，香港一直都是穿校服，大家也没有什么很强的攀比心理。有时候看到同学拿爱马仕铂金包来上学也见怪不，因为在这个学校比的也根本不是谁有钱，没有钱的人也进不来。 后面我会陆续讲这些年我的租房经历、香港大学生活、医疗、保险、就业等等。 不过大多都是很多年前的旧事，现在世界变了，大家只当个参考吧。 最后也要提一下 最近香港券商政策收紧 想买大宗商品美股的可以咱们看看链上 上Tradfi产品 种类繁多 费率很低 7*24小时多空双开！ @sunwukong_DEX @HuobiGlobal

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默：“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 1、转型正义的概念与理论：在我们生活中，常见到先发生了一件事情，或是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而后我们经过沉思，再给予概念化，提出我们的理论。转型正义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转型正义是一个牵涉广泛的议题。二战以后、七零年代，许多国家民主转型以后，新的政府接替了被推翻的专制政体，不能不面对被推翻的政府侵犯人权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学术界也有非常多的讨论，但是“转型正义”一词与最早的一个转型正义理论，却是到了2000年才被提出来。本文中“转型正义”只涉及一个新兴的民主政府怎么样来面对被推翻的专制政府侵犯人权的罪行、怎么样去处理这问题，不涉及较广泛的范围。 2、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二战后，中国国共内战再起，蒋介石政权退到台湾，以专制手段统治，并实施长达30多年的戒严，直到蒋经国过世前一年才解除。但在这段长时期间，台湾经历了非常多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迁、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成长，使专制政府面对非常大的压力，不得不向新兴力量及民主改革的诉求妥协与让步，转型正义的议题也慢慢地浮现。 到了七零年代，党外运动逐渐成为一个力量。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坜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八零年代民主进步党成立，直到2000年陈水扁代表民进党参选，才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那么，台湾转型正义的经验是什么呢？蒋中正与蒋经国政府所犯下的严重人权侵害，最初在学术界与民间的讨论中，十分倾向于“南非模式”，这一点我有把握这样说，当时我也参加了相关的讨论。我与一些同仁最同情、认同的是“南非模式”──追求真相与和解，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处理，而非报复性地追究责任。这一做法，无疑比早期政府的态度进步一些。 蒋经国过世后，李登辉总统不愿意从事转型正义的工作，他在上任之初就公开表达不希望再回顾过去，而应该往前看，实质上采取的是所谓“遗忘”的立场，类似阿根廷的模式。但是，这种立场当然受到民间团体的反对。因此，他不得不推动一些象征性的措施，例如建立了二二八纪念馆、公园，公开道歉，并透过设立基金会，给予受害人或其家属申请，经过审查后进行补偿。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政府强调的是“补偿”而非“赔偿”，这两者之间的用语差异，在政坛上引起非常大的纠纷。 陈水扁政府初期作了不少承诺，一方面试图引进国际人权法典，另一方面也思考设立国家人权委员会。在我看来，我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陈水扁执政时应该是推动转型正义最为恰当的时机，当时军方已失去政治干预的能力，而国际社会、国内民间团体也都期待改革。然而，事与愿违，在他第二任时期，朝小野大，既受到国民党在立法院的牵制，同时，他与家人、亲信也逐步陷入反贪污的浪潮中，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政党轮替时的雄心壯志，也都付诸东流。2007年一些学界同仁对政府的表现非常不以为然，于是组成了“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希望透过民间的努力，推动真相调查，进而促进政府推动转型正义的工作。 马英九政府基本上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试图在课纲方面“拨乱反正”，推翻李登辉与陈水扁政府在教育方针上的“台独”倾向，但他却引进了国际人权法典，并建立了邀请国际学者专家来台湾审查政府人权报告的先例，不能不说是一大突破。 蔡英文总统八年任期内的政策，可说是一步一步转向“惩罚”，一个程度上学习“东德模式”，其中荦荦大者，一是透过党产会将国民党所设的企业、基金会宣告为“附属机构”，而其拥有的资产称为“不当党产”，收归国库。二是设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促转会），主要工作包括保存与整理政治档案，并开放受害人申请调阅；保存不义遗址，如当年枪决政治犯的刑场；拆除蒋介石铜像。蒋介石铜像遍布公共场所，公园、博物馆、学校纪念馆、军营，但这些年来国防部仍然据以力争，坚持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如何处理台北中正纪念堂也仍然争议不断、悬而不决。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了，如果以“东德模式”来讲，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促转会成立之初，一名副主任委员在内部会议中主张，应以政治手段干预、阻止某位国民党县市长候选人当选。这个消息传出后引起轩然大波。 促转会结束了任务后，转型正义的工作已经移交行政院，由不同的行政部门分别承办，整体来看，台湾转型正义的工作应该已经接近尾声。 3、想象中的中国转型正义：我们试探来想象中国民主转型与转型正义的问题。去年十月我在本刊《中华联邦：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选项》访谈文中指出，中国的民主转型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能发生。我的初步判断： 1）是经济衰败，人民生活极度艰难时，中国的菁英、掌权者、民间社会与海外意见领袖，才可能认真思考民主转型的问题； 2）是战争失败的情境下，比如说台湾问题引起美国与中国的战争，若中国以战败结束，就有民主转型的可能。 而转型正义，一个程度是伴随民主转型来的，这点想必大家现在已经十分了解了。我建议在讨论、谈判“联邦宪法”时也将转型正义的几个大原则做出决定。参考了南非、东德与阿根廷的经验，我先提出以下两个原则： 1）时间界定必需明确。中国的转型正义应该有清楚的追溯时期范围，不能无限制地回溯所有的历史事件。我建议以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的三十多年为期限。虽然毛泽东时代存在大规模的人权侵害，但许多当事人已逝，资料也较难取得。更关键的是，邓小平执政后已启动了一波平反的工程，在胡耀邦主持下，针对毛泽东时期遭受迫害的人民，进行名誉恢复与职务复原，虽然这工程并不完善，但也算是做过了。因此，我们应该将重心放在198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 2）聚焦重大事件。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企图处理所有的不公平、不正义的历史。阿根廷的经验提醒我们，应优先专注于关键的重大事件，而非日常发生的经验，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 我们应该从哪几个重大的事件做起？ 1）八九民运的受害者； 2）江泽民执政期间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 3）八零年代以来，在城市化过程中广泛发生的土地侵占与迫迁事件。不论在城市或乡村，到现在还对很多人的生活造成影响； 4）近年来透过新科技的全面监控，包括人脸辨识、生成式人工智慧等科技，对人民隐私与自由的侵害； 5）西藏同化政策； 6）新疆的再教育营(集中营)问题； 7）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 8）中国政府在海外设立监控网络，例如建立海外警察局以监控海外中国公民与移民。 我想假如能在这些方面开始展开工作，已经是跨出一小步了。 ------- 在转型由掌权者启动、主导的情况，放弃起诉和审判反人权犯罪是否有合理性、是否有悖正义的原则？从迄今的情况看，中国未来最可能的民主转型模式是什么？基于不同的模式，应选择什么转型正义政策？为什么责任的追究需要限于少数犯有严重反人权罪行的人，而不宜扩大到在专制政权中工作的所有人员？ 详见笔谈《转型模式与转型正义：中国必将面对的一个问题》：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日本移民政策现在的状况是外国人觉得太严了、日本人觉得太松了，真正干事的岗位人手不足倒产、各种违法犯罪薅羊毛的老赖又赶不走，一团浆糊，大家讨论也是鸡同鸭讲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 归根结底还是没有真正的移民法，准入和遣送、责权利等等都没有量化的说明，也就无法机械地执行，一切都搞得那么模糊，大家就无法快速对号入座计算得失以及时作出预判和选择（自己算分，合适就留，不合适就走） 如果每件事都需要事后人为裁量，以及大量争吵才可以推动，效率就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