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郭文貴先生直播爆料# (2022.01.17) 【3000萬官司變億萬超限戰：73,000頁證據背後】 🔶過去五年，太平聯盟最初拒絕提供證據，後來才交出7.3萬頁文件。本案累計文件約30萬頁，律師費高達上億美元。原本僅涉3000萬美元個人擔保的官司，太平聯盟律師費約8000萬美元，我們亦支出數千萬美元。法院未允許陪審團審判，也未讓當事人陳述，對方關鍵人物Chris始終未出庭。證人與會計師均承認債務已全額償還。對方文件顯示北京警方曾介入此案，並承認與吳徵、海航有投資關係。這些情況令人質疑程序公正，並懷疑是否有更多類似George Higginbotham的司法腐敗問題。 #73000頁證據# #30萬頁文件# #超限戰# #太平聯盟# #北京警察# #吳徵海航# #程序正義# #律師費億萬#

约200名澳大利亚消费者今年初购买中国电动车小鹏（XPeng），经销商TrueEV承诺提供5000澳元返现，但半年过去了仍未兑现。 TrueEV目前因财务问题已进入接管程序，并正与小鹏陷入法律纠纷。小鹏汽车表示原则上不承担经销商的义务，但为了维护品牌声誉，将承担返现支付责任，并计划在澳洲建立直销体系。

【立陶宛政策轉向 台當局另一“友邦”也不穩】 立陶宛近日踩下“刹車”，叫停了與台當局的經濟合作談判。與此同時，該國總理宣布辭職，內閣啟動重組程序，總統和新任總理候選人接連表態，希望修復對華關係。而此前台當局領導人賴清德費盡心思出訪的非洲國家斯威士蘭，內部也發出呼籲與中國建交的聲音。 立陶宛外交部日前表示，由於“國內政治環境的變化”，與台當局的“經濟合作行動計劃”相關談判，已在雙方同意下暫時擱置。據報道，談判可能要等新一屆政府就職且其施政綱領獲得正式批准後才能恢復。 6月23日，立陶宛總理魯吉尼埃內宣布辭職。根據安排，立陶宛將啟動新內閣組建程序。外界普遍預計，社會民主黨主席辛克維丘斯有望出任新總理。辛克維丘斯曾公開表示，盼與中國的關係恢復至其他歐盟國家水平。這一表態釋放出修復對華關係的信號。 立陶宛外交部長布德里斯的去留則仍存在不確定性。他被認為在修復對華關係方面進展不足，受到了政府內部批評。立陶宛總統瑙塞達日前接受立陶宛國家廣播電視台採訪時發出“最後通牒”，強調布德里斯只有在搞好對華關係的情況下才能保住自己的職位。 美聯社報道稱，在與中國經歷多年緊張關係後，立陶宛新一屆政府已承諾，將奉行更加務實的對華政策。 立陶宛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莫圖扎斯此前向媒體透露，立陶宛方面已經同意中方在該國設立臨時代辦處。目前雙方已達成協議恢復領事協助服務，這一消息令本國商界人士倍感振奮。 前幾年，台當局拉攏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立陶宛等國拼凑起所謂“水餃聯盟”，因這些地區都有類似“水餃”的傳統美食，以此炒作共同價值觀。美國彭博社日前觀察到，這樣一個刻意拼凑的“聯盟”，如今已經在國際現實的重壓下，加速走向分崩離析。 文章指，上述國家如今已明顯轉向更謹慎的對台態度，昔日高調姿態逐漸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對經貿利益、對華關係和本國政局的重新權衡。 與此同時，台當局在非洲地區的唯一“友邦”斯威士蘭，也迎來轉向。賴清德上個月出訪斯威士蘭後，斯威士蘭被曝正在推動一項評估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可能性的提案。 據報道，斯威士蘭首相拉塞爾·德拉米尼日前邀請美國知名經濟學家傑弗里·薩克斯發表演講。受聘擔任該國經濟顧問的薩克斯建議，斯威士蘭應盡快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以獲取更廣泛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空間。這一動向迅速引發台灣輿論強烈反應。 斯威士蘭新聞還提到，這一討論發生在中方宣布對所有與其建交的非洲國家實施零關稅政策之後，而斯威士蘭因違反聯大第2758號決議，即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原則，一直未被納入這一政策。 分析認為，斯威士蘭內閣評估與中方建交，表明其官方內部對華政策正發生實質性鬆動，決策原則正從“意識形態捆綁”轉向“經濟務實主義”，也反映出民進黨當局依賴巨額“金援外交”維繫關係壓根換不來所謂支持，在現實政治面前註定碰壁。（來源：香港新聞網） 詳情： #斯威士蘭# #台灣#

河马晨报 day347，又是一年512，刚才写日期感觉这日子有些特别，愣了三秒突然意识到80年汶川地震纪念日，一晃18年过去了，地震那年我也是18岁，逝者安息，也愿每个人都平安健康快乐的活着。 美股继续拉升，韩国股市疯了，但是近期应该是会有一次不错的回调，涨得太离谱了，AI，存储都不是新概念，现在追高进去就是找死。 比特币也很危险，虽然跌不下去，但也突破不上去，很快股市回调，你别跟跌不跟涨！ 前几天说的SOL，确实走的确实相对硬气，但是如果大盘上不去，还是要回原形的，已经止盈了。 💠AI炒币 day161，策略建议来自 @SurfAI （非广告，未收钱，一直在用） 🔸AI的多单盈利，但是有止损风险，今天休息一天，观察一下； 🔸合约是概率题，严格止损是终极奥义； 🔸AI仅策略辅助，验证交易，非投资建议，别跟！ 💠24h链闻精选 1️⃣ 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将委内瑞拉设为美国第51个州； 2️⃣ 沃什通过关键程序投票，美联储主席交接进入倒计时； 3️⃣ Strategy上周增持535枚比特币，BitMine上周增持26,790枚ETH； 4️⃣ 以太坊基金会解除质押21,271枚ETH，价值4966万美元； 5️⃣ Tom Lee：加密「春天」已开启，华尔街代币化与AI将持续推动以太坊需求； 6️⃣ CertiK：今年前四个月全球发生34起加密货币「扳手攻击」，损失超1亿美元； 7️⃣ USDC Q1稳定币交易量占比达63%，USYC成全球最大代币化货币市场基金； 相信相信的力量 #BTC200K2026#

今天，我的律师团队出席了加州联邦法院的听证，反对世界自由金融（World Liberty Financial）@worldlibertyfi 试图将我们的争议强行推入秘密仲裁程序、并将文件封存于公众视野之外的做法。 我们据理力争，主张本案应在公开法庭审理——法院支持了我们的立场。 这是一场重大胜利： 法官裁定，我的全部个人索赔请求都将留在公开法庭审理。 法官同时驳回了World Liberty关于所有公司相关索赔均应仲裁的主张，并命令双方协商确定其中哪些索赔留在法院、哪些提交仲裁。 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胜利。 World Liberty试图把这个案子推到密室之中，而法院说：不行。 代币持有者有权看到，这些项目是如何对待信任他们的人的。我相信，如果World Liberty的所作所为经得起检验，他们就不会如此拼命地掩盖。在社区获得应有的透明度之前，我不会罢休。 对于刚开始关注这场争议的朋友，简单介绍一下背景：我是World Liberty最早、也是最大的投资人之一。我投入4500万美元换取$WLFI代币，因为我相信了该项目所宣称的"让去中心化金融走向大众"的愿景。 但正如我在起诉状中所指控的：在我的4500万美元投资帮助他们将一场原本举步维艰的代币销售扭转为5.5亿美元的成功募资之后，World Liberty却在$WLFI智能合约中秘密植入了后门，赋予自己单方面冻结、限制、销毁任何持有者代币的权力——无需通知，亦无正当程序。 起诉状进一步指控：World Liberty对我动用了这一权力，非法夺取我的财产（即我的$WLFI代币），并在我试图行使合法权利时，以刑事移送相威胁。 我的诉讼索赔金额达数亿美元。 提起诉讼后，我第一时间取得了法院命令，禁止World Liberty销毁、损毁、重新分配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永久处置我的任何代币。 这道命令是必要的——因为正如我在起诉状中所指控的，World Liberty不仅威胁要销毁我的代币，还确保了自己拥有单方面兑现这一威胁的权力。 我现在了解到，World Liberty已在其USD1稳定币中植入了同样的后门功能。 在我看来，USD1的用户应当明白：World Liberty已赋予自己随时冻结或销毁用户资产的技术能力——而且正如我在起诉状中所指控的，他们已经展示过对$WLFI持有者动用这些功能的意愿。 我并不是起诉状中所指控的World Liberty欺诈计划的唯一受害者。虽然未经他人同意、我无权代为讲述他们的遭遇，但已有其他人私下向我表示，他们认为自己同样受到了World Liberty的侵害，只是担心公开站出来提起诉讼。 我理解他们的顾虑。 正如我在起诉状中所指控的，World Liberty已经证明，他们会对挑战者实施报复。 基于我本人与这个行业里不良行为者打交道的经历，我还想给投资者一句忠告。在这场争议之前，我曾被ARIA欺诈——该公司卷走了支撑TUSD稳定币的约5亿美元抵押资产。 就在ARIA资不抵债、坐拥数亿美元被挪用资金的同时，其代理人Vincent Chok正通过他的公司First Digital Trust推出一个名为FDUSD的新稳定币。 那个稳定币最终信心崩塌、脱锚，其交易对被币安交易所下架。 那段经历教会我更审慎地审视自己投资的项目，也是我如今对World Liberty深感担忧的原因之一。 在我看来，对$WLFI和USD1都有充分的理由保持警惕。 我对World Liberty的索赔金额达数亿美元，而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有能力履行如此规模的判决。 USD1的市值据报道为40亿美元，但那是用户的钱。 那是本应支撑稳定币的抵押资产，不能被用来支付法院判决。 除去这部分抵押资产之外，我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World Liberty拥有足以覆盖数亿美元判决的资本。 而这还只是我一个人的索赔。如前所述，据我了解，其他人也可能提起类似诉讼。 在这些潜在索赔之外，World Liberty自身的行为让我更有理由怀疑他们能否兑现自己的义务。 根据公开报道，World Liberty将约50亿枚自家发行的$WLFI代币作为抵押品存入了借贷平台Dolomite——而该平台的联合创始人正是World Liberty自己的首席技术官。据报道，这一数量接近其金库持仓的一半，约占代币总供应量的5%。 通过这一安排，World Liberty据称借出了至少7500万美元的稳定币，其中包括其自家发行的USD1。正如我在起诉状中所指出的，业内分析人士已将这种循环借贷与导致SBF在FTX酿成巨额欺诈的那类杠杆操作进行了直接类比。 此外还有World Liberty管理层的问题。正如我在起诉状中所指控的，World Liberty联合创始人Chase Herro此前曾创立另一个DeFi协议Dough Finance，该协议声称遭遇黑客攻击、用户资产被盗。 但有投资者提起诉讼，指控所谓黑客攻击根本不存在，而是Herro先生本人将平台资产变现转入了自己的钱包。 据公开报道，这些资金中的绝大部分至今下落不明。公开报道同样记录了：当年参与Dough Finance的许多相同人员，如今正在运营World Liberty。 所有这些因素——我提出的巨额损害赔偿主张、其他尚未起诉者的潜在索赔、Dolomite上的借贷安排，以及Dough Finance的诉讼——都让我严重怀疑：一旦发生挤兑，World Liberty和USD1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来履行判决、偿还债务、或让投资者得到全额补偿。 我认为投资者应当追问：World Liberty和USD1是否拥有足以覆盖其全部潜在义务的资源。 基于我所审阅的公开信息，我对此没有信心。 我敦促投资者自行做好尽职调查，并保持极度谨慎。

這兩天，加密資產和區塊鏈領域發生了兩件重要的事，主角分別是Circle和SWIFT。 先看Circle @circle Circle終於成了銀行。 USDC 發行商 Circle 宣布，已獲得美國聯邦信託銀行牌照，獲準成立受美國聯邦監管的信託銀行機構。 而這背後的意義，遠不止是一張牌照這麼簡單。 這意味著加密產業正在進一步進入美國主流金融體系。 過去，加密公司長期被視為傳統金融體系之外的新興力量，面臨較大的監管不確定性。 而這次由美國聯邦銀行監管機構 OCC 授予 Circle 牌照，相當於給予了一家加密原生公司更高等級的金融監管認可，也代表區塊鏈技術正在逐步融入傳統金融基礎設施。 並且，這可能進一步推動傳統金融機構進入穩定幣領域。 此前，包括摩根大通在內的全球大型金融機構，都曾探索利用穩定幣進行跨國支付和資金結算。 但由於穩定幣產業過去缺乏明確的監管身份，許多機構始終保持謹慎態度。 隨著 Circle 獲得聯邦信託銀行牌照，傳統金融機構與穩定幣公司的合作門檻預計將降低，也將進一步推動區塊鏈技術在支付、結算以及全球商業體系中的實際應用。 再看 SWIFT 作為全球跨境支付體系的核心樞紐，SWIFT 近日宣布將推出區塊鏈共享帳本，並聯合全球17家銀行啟動代幣化存款的跨國試點。 簡單來說，銀行存款本質上是銀行對儲戶的負債，而代幣化存款就是將這部分存款轉化為可在區塊鏈上流通的代幣。目前匯豐、花旗等銀行各自擁有獨立的區塊鏈系統，彼此並不互通。 SWIFT 此次推出的共享帳本並非取代現有轉帳頻道，而是承擔"連接層"的角色，將各銀行的代幣化存款體係打通，實現互聯互通。 綜合來看 這兩件事在同一天官宣，並非巧合，而是反映出新興力量正向傳統體系靠攏，傳統機構也加速擁抱新科技。 傳統金融體係正在擁抱鏈上化，鏈上世界也加速走向規範化。如果網路在 30 年前改變了資訊的流動方式，那麼這兩件事所改變的，將是價值的流動方式——貨幣管理的方式，正從依賴人工與制度，轉向依賴技術、網絡與代碼；貨幣本身，也正從靜態的數字，轉變為可全天候、無邊界流動的程序。

“我的工作是战争” ——西尔斯基的回应 值得一看。 乌防长费多罗夫突遭解职，导致全国暴发罕见的大规模民众抗议。费多罗夫曾公开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向总统发出最后通牒，迫使泽连斯基将他解职。他还指责瑟尔斯基分裂国家，并呼吁解除对方的职务。 对此，瑟尔斯基7月20日在乌克兰《军事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章，详细阐述了他与费多罗夫之间的问题。 以下为凤凰网“天下事”摘编： 坦白地说：我对媒体工作不感兴趣。我不打造个人形象，也没有政治野心，我在打仗。24/7。正因如此，我很少接受采访，几乎从不写专栏。但最近几天，我的沉默开始被解读为默认。围绕军队和总参谋部，滋生出一整套关于冲突和破坏的传说。因此，我要一次性把所有事情说清楚。 关于“冲突” 对我来说，得知我和部长先生之间存在冲突，我感到很意外。我一直把我们的关系视为工作关系：有复杂的问题，有不同的立场。在大战期间，两大机构之间本就应该如此。 如果我曾因什么事情冒犯了谁：米哈伊洛·阿尔贝托维奇，请您原谅。我有时会很严厉，但我也请求您，以及所有现在正兴致勃勃关注这件事的人：让我们把焦点放在大局上，而不是纠结个人恩怨。把心思放在怎么胜利上，因为有一个比任何个人姓名都更重要的观点：乌克兰大于西尔斯基、大于费多罗夫、大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乌克兰能够挺住，不是因为它有不可替代的人，而是因为它有军队、有机构，还有数百万各司其职的人。把这场战争简化为两个人之间的对立，是我们能为敌人做出的最大贡献，这不仅适用于我和费多罗夫先生之间。我看到人们正在分裂成“费多罗夫阵营”和“西尔斯基阵营”。一旦与战争或军队相关的问题被政治化，它就会被简化为口号。 而现在网络上争论的每一个问题——合同、采购、动员——都远比任何关于它的帖子复杂得多。用口号无法做出决定，而这些决定关系着人们的生命。第二个重要观点，也是接下来我所说一切的基础：赢得战争靠的是实际工作，而不是围绕工作的公开闹剧。因此，下面说的不是人际关系，而是工作。 谁对什么负责 让我们从讨论中被遗忘的基本事情说起。国防部负责军队保障、采购、政策制定以及对武装部队的文职控制。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没有它军队就无法作战。部长不需要亲自到前线零公里，也不应该是战争战略家。这不是他的任务，也不是他的责任。战争战略、作战规划、前线局势——根据法律，这是我对最高统帅承担的责任。 远程打击、孤立克里米亚——这是由武装部队、安全局、军事情报总局、边防局等单位执行，并由最高统帅和我协调的。不是因为我“不让”别人获得成功，而是因为全世界所有军队都是这样建立机构流程的。 当有人指责我“缺乏战略”时，我想提醒一个简单的事实：战争战略不是公开文件，也不是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它是向最高统帅报告的内容，而它的结果体现在前线——百万大军第四年仍在抵御优势敌军。那些要求总司令“公开展示战略”的人，实际上是在要求向敌人展示军事机密。 最近我们经常听到“愿景”这个词。愿景是有用的东西：有了愿景可以创办初创公司，但要赢得战争，需要的是战略。愿景描绘的是理想的未来。战略则要回答如何获取预备队、炮弹、人员和时间，才能抵达那个目标。 关于“微操” 我在军队服役超过40年，我是一个军人：我不会向自己的上级下最后通牒，也不会通过即时通讯软件指挥军队。百万大军不是靠WhatsApp来指挥的，它通过司令部、命令和现场指挥官的责任来指挥。最近的一项决定是：我向军级指挥官下放了权限，包括在军内调动军人的权力，这恰恰是反驳“微操”的证明。 关于无人机 我听过的最奇怪的指责是，我据说“不愿意用无人机作战”。无人系统部队作为独立兵种，是在我任内创建的。我亲自向总统推荐了马扎尔，以便让他担任无人系统部队的指挥官。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决定，我承担了全部责任。 为什么是他？因为他不仅从士兵成长为军官，还创建了一个独特的部队，并且拥有愿景，成果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一个“不愿意用无人机作战”的人，不会创建世界上第一个独立无人系统兵种，也不会违背所有军事等级传统，把一个上尉放在军种司令的指挥位置上。 但我也要说出另一半真相，我必须说出来，因为战场结果依法由我承担。今天无人机提供了很大一部分杀伤效果，这是事实。但要为无人机有效发挥作用准备战场，需要炮兵、迫击炮、工兵、防空、电子战以及其他几十种装备组成体系。 总参谋部向国防部提交了战争所需的全套清单，所有东西都要考虑到，而不仅仅是采购当下流行的东西。我们不是在和某个假想的小国作战，对手是在各方面都占优势的敌人，他们同时使用炮兵、航空兵和步兵。我不可能在两个月内就把百万大军“全面转向无人机”，然后说：现在我们就这样打仗了。这除了是一场明显的冒险之外，这种大规模实验的代价，将由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人民来支付。 关于人事问题 有人说我只提拔“忠诚的人”。请看看事实：马扎尔、阿波斯托尔、赫纳托夫、比列茨基、雷迪斯、韦列斯、阿喀琉斯、卡拉斯……这个名单我可以一直列下去。 这些人都是从初级军官成长到领导岗位的。我任命他们、提拔他们、支持他们，其中许多任命在体系内都不受欢迎。我做出这些决定，因为我唯一的标准是结果。是的，调动程序漫长而复杂。但这些程序是由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这些文件在我上任前很久就制定好了，而修改它们正是国防部的职责。我支持任何不会破坏军队可控性的简化措施。 关于行政工作 我不会进行人身攻击，我只说事实，因为它们关系到百万军人的士气。 新合同在一个多月前就已公布。截至今天，在百万大军中，签署新合同的军人约有2000人。与此同时，我收到大量士气低落的士兵和军官，他们原本期待一种条件，实际得到的却是另一种。关于“实验”的决议本身就存在严重的法律问题。 对比一下：内务系统提高薪酬是通过修改预算并经最高拉达通过的，这就是“决定”与 “口号”之间的区别。因为口号不能变成自我展示：每张幻灯片背后都必须有文件、预算和程序。否则，军队得到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失望。 同样的问题也涉及动员改革，这是总统下达的任务。陆军和兵役中心归我指挥，我们已准备好进行改革：我们参加最高拉达的所有会议，将所有违规行为移交给国家调查局，坚持让警察参与。但改革的本质是立法和行政工作，由国防部负责。我和全国人民一样都在等待这项改革。 最后一点，我不能保持沉默的是薪酬保障问题。部长先生自己公开说过，部分军人工资资金被用于采购无人机。因此，下半年出现了支付薪酬的资金问题。我要直说：士兵的工资不是用来再分配的储备金，而是国家对每天冒着生命危险的人的义务。我们目前正与政府一起寻找解决方案，确保每一名军人及时、足额地拿到属于自己的薪酬，没有其他选择。但必须为将来得出结论：涉及数十亿的决定，不能在没有计算对百万人后果的情况下做出。 特别说明：这篇专栏不是写给在社交媒体上争吵的人的，它是写给每天扛起战争重担的人的。我们的战士不在乎谁在互联网上吵赢了谁，他们需要的是炮弹、轮换、及时的薪酬，以及对国家在他们身后认真工作而非内斗的信心。我上面所写的一切，正是关于这一点。 结论 我没有和国防部打仗，我在和俄军打仗，总参谋部从未对抗过国防部：我们过去合作过，未来也将与国家任命的任何部长合作。因为在军队里，不能选择和谁一起服役。在军队里，服从命令是最高要求，哪支军队都一样。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且要高质量地完成。 我的工作是打仗。是战略、前线、人员。我过去在做，今后也会继续做，最好没有采访和专栏。乌克兰大于任何人的名字，只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就一定能挺住。

成都：血战三日 成都的民主化运动，一开始就跟北京和中国其余地区有很大差别，最开始的抗议主要集中在反腐败和反官倒这样不痛不痒的口号中，甚至跟“民主”没有直接关系： “比如，当地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社会学教授，带我了解了豪华的锦江宾馆的情况。他指着那些独自坐在酒店酒吧喝着橙汁的女人说，这 里的消费是普通中国人负担不起的。看起来，这些女人似乎是妓女。我们看着一个年长的男人走到其中一个女人那里，然后两个人走出餐厅，消失在电梯里。他说，那名男子是一名著名的将军，公众知道酒店里发生的这种事情，并将其视为失业严重时期政府腐败的一个主要象征。”（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据我6月5日采访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斯科特·贝拉德（Scott Bellard)说，最开始在成都没有真正的学生民主运动，但在年轻工人和失业青年当中存在巨大的动荡，主要是对腐败和失业感到忧虑。”（同上） “不过他们的诉求有别于北京的学生。‘我印象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它从来不是为支持民主而抗议的。’金鹏程（Paul Goldin）说。这位宾州大学的中国思想教授，昔日是在四川大学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从他的角度来看，学生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体制从里到外变得更纯粹，他们并不想推翻共产党，反而希望党能遵守自己做出的承诺…之后很久，所有人都知道北京建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之后，那时候，人们才开始使用自由、民主这种词”（《人民失忆共和国-成都》林慕莲） 紧接着，成都运动的第二个特点出现了：它是在不断的反抗政府的暴政之下，才越来越强大的。换句话说，对中国政府的仇恨，而不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才是成都运动真正的核心动力： “五月十六日的清晨是成都抗议行动的转折点。当时超过千名的警察与大约两百名学生扭打成一团，警察在清场过程中动用棍棒和皮带殴打学生…那晚的暴力清场刺激了这场运动…有近几十万人在警方行动之后走上街头，还有多达一千七百名的学生参加绝食抗议。成都变成了游行参与者的聚集点，他们从四面八方的其他地区蜂拥而入，甚至有远至西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代表团来参加抗争。学生们在墙上张贴的海报中写满了他们的希望与渴望，像是‘不自由，毋宁死！’抗议在当时成了家常便饭，在某些圈子里，连日常的问候‘吃饭了没？’都会半开玩笑地变成了‘你抗议了没？’”（《人民失忆共和国》） 四川省曾是赵紫阳的封疆，时任四川省党委书记杨汝岱又是赵紫阳的门生，因此四川党委迫切的想要把成都的运动解释成为支持北京学生的运动：“党委副书记顾金池对学生说：‘我们清楚的知道你们的绝食运动是为了支持北京学生…”（同上）成都的抗议活动确实与北京的学生运动有一些理论上的联系，但两地的社会背景差距太大，产生运动的原因也如上述般各不相同，因此四川省委的举动更像是顺势而动，借机配合赵紫阳和中央党内支持学生的派系，而不是对成都运动一个符合事实的描述。 当然，成都与北京最大的区别和关联，都来自于6月3日当天。当北京的屠杀正在策划和进行的时候，成都的抗议者已经所剩无几。然而当北京屠杀的消息通过BBC和VOA传到成都以后，全城才真正的被点燃了。也就是说，北京的抗议结束以后，成都的运动才正式开始： “在几个小时之内，充满杂音的英国广播国际频道以及美国之音却传来了北京的屠杀消息，于是数千名愤怒的市民又再度回到了成都街头。这次的群众运动展现出坚定的团结与无畏的勇气，街头的抗议者清楚知道军队在北京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数千人在成都的主要道路上游行，他们举着哀悼的花环和标语，上头写着‘我们不怕死’、‘六四屠杀，七千人死伤’、‘打倒独裁政府！’当第一波的示威群众游行到武警部队面前时，局势变得一触即发。群众的攻势被警方挡了回来，武警开始用警棍殴打示威者。现场登时爆发为全面战斗，抗议者用鞋子，砖头，人行道上的碎片，以及任何他们能够取得的东西回击武警部队。”（《人民失忆共和国》） “然而，成都人并没有被政府撑腰的暴力镇压给吓唬住。相反的，他们被激怒，变得更加义愤填膺…一群人发现了一个没怎么伪装的警察。‘愤怒的群众立刻揪住了他，像成群的老鹰一般扑向他，在我们眼前血腥地将他踩死。这种严厉的私刑让我深深震撼，它血淋淋地显示了人民对警察有多么反感。’”（同上） 至此，长达三日的血腥巷战在成都市民与中国警察之间展开。尽管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多有出入，而且各方的描述区别甚大，但是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那就是从6月4日下午开始，到6月6日晚，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都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不管是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还是国有企业，都成了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他们忠实的履行了“打倒独裁政府”，“暴君人民绝不放过你”，“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承诺，在实力对比明显不利于自身的情况下，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巴蜀人反抗中国统治的悲歌： “到了六月四日傍晚，一群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任何属于公家的物品，包含公共汽车和警车。群众向广场附近一个殴打拘留者的警察局投掷石块，瓷砖和汽油瓶，最后还引爆火势。大火蔓延到早被洗劫一空的‘人民商场’ — — 一个占据了整个城市街区的国有市场…六月五日早上，成都的市民一觉醒来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街上有很多焦黑冒烟的公车，现场出奇的安静。而且唯独国家的财产遭受攻击，政府大楼的每一块玻璃都被打碎，而旁边的私人企业则毫发无伤…政府当局好像完全失去了掌控能力。一份解密的美国电报指出，武警部队的人数远远不及民众人数，他们为确保自己的安全，被迫撤退到市政府大楼。每一次武装部队试图出击的时候，都因惊人的群众数量而迅速撤退，最多只能偶尔向人群投掷几颗烟雾弹。”（《人民失忆共和国》） 笔者曾在其他地方将巴蜀的抗议称为“六五”，而不是“六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成都抗暴过程中，最有象征性的冲击政府大楼，和市民与警察最激烈的战斗，都发生在六月五日： “6月5日上午12:15，我写了如下： “街上到处都是人，一片混乱。” “当我沿着人民南路走向广场时，我开始见到倾倒的垃圾桶和路边的栏杆。距离毛泽东塑像一个街区的地方，年轻人正在建造一个简陋的路障。最终，我壮起胆子从广场中心穿过，满地都是碎玻璃和垃圾。 “看不见有警察，但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扬声器播放公告，一个声音说到：“我们五分钟后就来抓你。”又一阵恐慌爆发了，人们都纷纷逃走。” “大约午夜12:15分的时候，我在广场往右转，看见路上有燃烧的物体。两辆城市大巴，也许就是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的警察拖过广场作为路障的那两辆大巴，烧的只剩车架了，轮胎仍在燃烧。再远一点，一辆三轮警用摩托车也在燃烧，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走过的街区有一半着火了。” “年轻人打烂窗户、摧毁建筑物，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成都体育大学的一位没有参与抢劫的学生告诉我：‘人们正在燃烧建筑物，因为政府不好。戒严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喜欢它。’” “三辆消防车从广场的方向开过来去扑灭熊熊大火。但当他们停下来，连接水管并对准火焰时，人们包围了消防车，并在五分钟之内将其中一辆点燃，并将另一辆翻过来！难以置信。人群吼叫着表示赞同。五分钟后，催泪瓦斯罐头开始爆炸，人们逃离，这种恐慌情绪并未停止，因为爆炸不断发生并且越来越靠近 — — 四，五，六个。” 我接着写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从当局角度看，这展示了事情如何‘失控’，甚至可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骚乱是‘少数暴徒’或‘几撮不良分子’造成的。当局对于和平示威出重拳，激怒了他们。在开始实行强硬路线后，他们无法退缩，只能严厉打击。愤怒的人们，开始抢劫、放火。当局不能让建筑物就这么被烧毁，所以他们派出消防车。当人们把这些都点燃后，催泪瓦斯就来了。当局一旦开始犯错，并坚持下去，剩下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6月5日上午9时左右，一伙歹徒从东、南两个方向，用石头猛击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将二、三、四楼临街办公室窗户的大部分玻璃砸烂。随后，这些歹徒手持钢钎，木棒，冲开东面铁门，打砸停在院内的汽车，并放火烧毁了三辆轿车。下午，一些歹徒又聚集在市人大常委会门前，向办公楼抛甩汽油燃烧瓶，将行政楼引燃，这些人还猛撞围墙，企图冲进办公区，未逞。他们便在办公楼下叫骂：楼上的人下来，把你们全部杀死… 6月5日，从下午到晚上，一伙歹徒围聚在市政府办公大院东墙外左侧，对着正在进行广播的房间高呼：杀死所有的共产党员，杀死所有的公安！” “6月5日，歹徒的暴行达到顶峰，他们倾巢出动，四面袭击，打砸警车，殴打武警、公安干警和解放军。从6月5日至6日，成都市区所有十字路口皆无交警上岗，街上亦不见穿警服、军服的军警人员。一些军警人员的家庭受到威胁，歹徒们叫嚣：先打警察，再打警察家属…歹徒们还闯进一、二、三、六等医院，搜寻受伤的武警战士，扬言‘搜出一个，就打死一个’。蜀都大道和一环路等地，每个交通路口都聚集着几百名歹徒。他们见军车、警车、轿车就砸，见军人、民警就打。他们喊着：‘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无冤无仇，就打欺头！’”（《成都骚乱事件始末》） 而武装斗争的主力，已经从学生转移到了长期受警察欺压的群众，这一点，共产党的材料其实比西方人看到的更清楚： “石头、砖块、玻璃瓶如雨点般向人民东路派出所袭击。手持匕首，钢钎，大刀，木棒，铁棍的歹徒，声嘶力竭的对着人东派出所嚎叫着： 警察，黑xx！今天老子们要把你们黑xx锤平！ 黑xx警察！你们整老子，你们晓得有今天的下场哇。老子要点一把火，烧！ 宋良志（人东派出所所长）！你xxx是对的就出来！人东（派出所）的，还有戴大盘盘（帽）的，是对的都出来！老子们今天统统的杀死！ 共产党没有了！政府没有了！打！烧！冲哇！”（《歹徒们为什么要烧人东派出所》） 当然，和中国的材料想要宣传的相反，抗议群众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武器，装备和经验不足的局面。从西方和共产党的记录我们都可以看出，抗议群众的武器非常简陋，最有效的也只有燃烧瓶和高压气枪（只有共产党的记录，西方记录里并未出现高压气枪）。面对全副武装的武警和解放军，抗议群众很快失去了气势。从共产党的材料里来看，抗议群众分成许多个小团体，彼此之间并没有足够的支持，而武警一次的出动数量居然可以达到800名！6月6日，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抛弃了部分由他煽动起来的学生和抗议，给武警下达了镇压的命令，武警开始放开手脚，血腥镇压抗议群众。在武器，装备，组织和经验全面领先的武警面前，抗议市民仅凭人数优势无法获胜，被分割开来，各个击破： 我问他，既然民众是多数，为什么不将警察制服。 “在成都，这是新事物。我们没有这样的战斗的经验。人们很害怕。但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们加入了。如果警察向人们开枪，他们就会变得更勇敢，并去战斗。我们医学院/医院的院长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参与学生示威，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真的。他们在布告栏上贴了通知。”（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武警在抓捕学生和抗议者期间，对他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杀害： “我回到我之前待着观望事态的那间房间的阳台上。不久，有六辆卡车载着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人进入大院。他们没有持枪，但似乎有类似刺刀的武器。他们与我过去两天见过的武装警察不一样。有一个人非常醒目。他穿着不同的制服，有一把套在枪套里的手枪。 这些士兵跳出来，见一个抓一个。真是一片混乱。大多数示威者、袭击者和围观的人都跑了出去，但大约有三十多人被抓，不管他们是破坏了财产还是只是看热闹的，士兵们不知道也不关心。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惊恐地看到这些士兵们殴打、虐待被捕的人。他们要每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双手绑在身后。他们给他们拍了照片，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头朝下扔到水泥地的停车场。他们的头骨脑袋撞到地面发出的嘭嘭声，令人毛骨悚然。 我受不了了。我跑到酒店的大堂，那里全是碎玻璃，被砸得稀巴烂。我发现士兵的领导正和其他的士兵站在周围。我走到他面前，开始用英语对他喊：“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人。”我也不确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不会说普通话，而他不会说英语。很快，一些警卫把我赶走了，我又回到了阳台，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 在他们“处理”完所有新的被捕者之后，士兵们又将他们扔到他们开来的其中一辆大卡车上，就像他们是一袋袋土豆。 如果那时那些人还没有死，那么压在下面的人很可能会窒息而死。凌晨3点刚过，他们就把车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死了多少人。”（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她看到了大约二十五个人跪在院子里，头朝下，双手绑在背后。他们先是被推到在地，然后卫兵围着他们走来走去将近一个多小时。最后，指令下来了。这时‘穿黑裤子白衬衫的人上来用铁棍把那些人的脑袋敲碎’。景象惨绝人寰，她吓得在浴室里呕吐。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后来她告诉一家北欧的报纸，‘他们一个人一个人的杀，那些还活着的人不断哀求他们给一条生路。’”（《人民失忆共和国》） 惨烈的三日巷战，以巴蜀人民的失败而结束。 ---成都血战：巴蜀的1989 巴蜀独立会 1.6月4日警察对抗议者使用了催泪瓦斯和眩晕手榴弹，试图驱散主要广场的人群。 2.6月4日武警清场后，警察和投掷石块的愤怒人群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3.6月4日成都。照片： AFP/Getty Images 4.在冲突中受伤的人等待接受治疗。头部受伤的情况很普遍，这说明警察采取了殴打抗议者头部的策略。伤者恳求西方摄影师 "告诉世界！"Kim Nygaard提供

《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可能存在的程序正义问题 先抛开维护首都秩序的结果正义问题，我认为《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存在多处地方立法程序正义问题： 1.该地方性法规规定北京市全域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而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地方性法规根本没有固定设置管制空域的权限。 2. 该地方性法规中规定的北京市全域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虽然是根据空中交通管理机构的决定制定的，但是空中交通管理机构的决定并不是法的正式渊源。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必须是比其层级更高的法的正式渊源，该条款涉嫌将并非法的正式渊源的内容作为立法依据。 3.北京市虽然全域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但是管制空域≠空中禁区，既然是管制空域而不是空中禁区，那么公民就享有报备的权利，而该条例直接剥夺了公民合法在管制空域报备飞行的权利，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公民在北京市管制空域报备飞行计划。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管制空域报备能不能报备、哪些主体有权利报备，压根都不是地方性法规有权力管的。 4.与《铁路法》相抵触。北京是北方重要的铁路客运枢纽，无人机作为铁路可以合法携带的物品，携带无人机的旅客依法享有与其他旅客平等享受铁路客运服务的权利，而《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剥夺了合法旅客对北京铁路枢纽的正常使用权，致使旅客需要被迫绕行，违反了《铁路法》保障铁路旅客合法权益的精神。 《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违背立法程序正义的嫌疑之处三言两语道不清，此处写不下，欢迎大家讨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