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原证券内部发布讣告，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菅明军于2026年7月27日21时14分因病离世，享年63岁。 2008年入职中原证券，共计15年，2023年正式退休。 主导公司完成两地上市，2014年登陆港交所H股，2017年在上交所主板A股上市，使中原证券成为全国第8家实现A+H股两地上市的券商。

高市进入熊本灾区，承诺：全部都做 熊本发生强震六天后，高市首相终于进入灾区。 她穿着不太合身的防灾服，但是很显年轻、干练。 她先坐直升机在益城町、嘉岛町、御船町等重灾区上空巡视了一圈基建损毁情况，随后落地宇城市氷川町的一处避难所，跟灾民聊了几句，晚上再飞回熊本县厅跟知事木村喝茶交换意见。 期间还不忘各种摆拍，比如在飞机上双手合十，祈福灾民。 忙的不亦乐乎！估计一晚又只能睡3个小时了。 只是我找了半天像安倍和岸田那样跪着和灾民沟通的照片，实在是没有找到。 虽然她的灾区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新闻通稿写得工工整整，但唯独没写清楚一件事：为什么足足拖了六天？ 官方说法是：不想给一线救援添麻烦，等救助工作告一段落才现身。 这套说辞历届首相都用过。 村山那句“心よりお见舞い”（衷心慰问）； 菅直人的“全力を尽くして”（竭尽全力）； 安倍的“できることは全てやる”（能做的全部做）； 岸田能登地震时几乎原文照抄了安倍的话； 到石破则换成“心からお见舞い”（打心里慰问）； 再到高市这里：全部やるつもりで参りました！（我是抱着全部都做的决心来到这里的）。 六代首相，六套几乎同义反复的台词，唯一的变量是形容词的程度副词。 不过，在高市这里，话是越说越满了。 日本首相官邸的公关模板，估计从来都没有换过，套路都差不多：先表决心，再喊数字，最后视察镜头一过，剩下的事交给地方自治体自己处理。 有日本网民算是看明白了，留言说：高市总理视察了配备空调、完备纸板床的避难所，仅用了短短3分钟，这效率电光石火一般，根本不可能理解避难生活的艰辛。这不过是穿上防灾服的灾区参观罢了。 也有人说了，怎么能说是参观？ 人家不宣布动用超过200亿日元预备费，发放了总计616亿日元普通交付税。 这些是日本政府本来就应该启动的灾害应对机制，不是高市个人送给灾民的恩赐。 预算是纳税人的税金，物资是政府系统调配的，救援靠的是消防、自卫队、地方公务员和无数基层工作人员。 首相最后出现，穿上工作服，握几双手，说一句“全部都做”，然后所有摄像机对准她。 这就是日本政治最熟练的一套拳法：基层干活，中央剪彩；官僚执行，首相收割。 当然，灾区视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首相亲自到场，能够加快预算和部门协调，也能向灾民释放政治信号。 你们懂的，不亲自到灾区的首相不是好首相！！！ 但真正的问题是，日本政治越来越重视看起来在负责，却很少追问为什么制度会失灵。 比如熊本永旺购物中心的爆炸，两个年轻女孩的死，就是一个最残酷的例子。 地震发生后她们已经逃出建筑物，站在停车场是安全的，结果店长一个电话打过来，让她们回去把收银款锁进保险柜，为了区区几万日元的营业款，两条命就这么没了。 她们的家属这几天才把真相逼出来，公司之前一直含糊其辞。 普通的日本人还是挺可怜的，一辈子遭受洗脑教育，从小到大都在被服从性教育洗脑。 日本的职场教育更是三十年如一日给你灌输：服从，服从，还是服从。 这不是个例，这是这套系统运转了几十年之后，结出的最真实的果子。 而这套“服从”的思维方式，拉高一个维度看，恰恰也是日本这个国家应对结构性危机的底色。 这种“明知有问题，却继续执行既定路线”的思维，不只存在于公司，也存在于国家。 贝森特这轮联手日本干预汇市、按住日元，表面理由是稳定市场，本质上是怕日本财政部为了托市持续抛售美债，把美债收益率捅上天，反噬美国自己的融资成本。 但汇率干预从来只是止痛药，真正的病灶是日本没法回头的老龄化结构：日本政府一边嘴上喊着要托底日元，一边继续印钞维持出口竞争力、拿三分之一财政去养退休老人。 这套逻辑跟永旺店长那通电话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回事：明知道系统性风险已经压过来了，但没人敢承认问题的根子在哪，只能靠一层一层往下压的指令、靠一次一次的表演式补救，把真正的溃烂往后拖。 看看现在的日本，解决问题不找根本，虽然还没有到解决发现问题的人地步，但是已经到了把“我们正在解决问题”这件事，表演得滴水不漏的地步。 演，已经成了日本政治最成熟的一门技术。 你瞧瞧，高市在灾区忙得吃饭时间都没有，如果日本政治也有奥斯卡，今年恐怕已经提前锁定最佳女主角了。

曾因国安法被判入狱的香港泛民主派人士岑子杰6月赴日旅游时，在东京羽田机场遭日本执法人员留置审查逾20小时后才获准入境。 岑子杰曾是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民阵）召集人。 2020年7月，香港民主派为争取在立法会选举取得过半席次而举行初选，其中有47人遭依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起诉，包含岑子杰。岑子杰选择认罪，去年5月刑满出狱。 据日媒《产经新闻》及法庭线等港媒报导，岑子杰16日与家人抵达东京，因有刑事纪录遭日本入境官员要求接受进一步审查。官员一度表示，特别审查可能需时3至4天。岑子杰则出示相关新闻及法院判决资料，说明其案底并非一般刑事案件，而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国安案件。 经过约20小时审查后，日本入境人员于隔日中午归还护照并准许他入境，但岑子杰已被迫独自在机场过夜，也因此取消部分旅游行程。 岑子杰表示，他尊重日本政府审查有刑事纪录人士的权利，但希望日方能考量国安案件的特殊政治背景，建立更完善的审查机制，避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政治案件纪录而反覆面临入境障碍。 他也指出，自去年出狱后，曾赴英国、美国、韩国及台湾等地，皆未遭遇类似的长时间留置。 尽管如此，岑子杰仍肯定日本入境官员的专业态度，表示对方不仅态度友善，也主动协助安排休息、饮食及关心身体状况，让他感受到尊重。 他并表示，不期待所有日本官员都充分了解香港政治情势，但事件期间，在日港人社群及部分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前国会议员主动协助向主管机关说明案件背景，令他感受到日本社会仍关注香港民主及政治犯处境。 针对本案，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表示，不便评论个别案件。 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时，日本时任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及外交大臣茂木敏充皆曾对中国政府表示“遗憾”。

日本自民党10月26日宣布，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于10月22日逝世，享年90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发表首相谈话，对福田康夫的逝世表示哀悼。 10月26日，新华社迅速播发《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去世》的消息。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了有关福田康夫逝世的提问。 郭嘉昆表示：“我们对福田康夫前首相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向他的家属致以诚挚慰问。”他指出：“福田康夫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郭嘉昆回顾了福田康夫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的经历，指出他秉持正确历史观，在担任首相期间签署了中日之间第四份政治文件，卸任后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长期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为促进亚洲地区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郭嘉昆还引用了福田康夫生前关于中日关系的一段重要表态。 福田康夫曾指出，中日四个政治文件规定了两国关系应当遵循的原则，必须时刻牢记，不能走回头路。 郭嘉昆对此评价说：“这一表态掷地有声，体现了日本老一辈政治家的信义和担当。日本当政者应当深思自省。” 这一表态不仅是对福田康夫个人历史贡献的肯定，也再次强调了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对于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重要意义。 福田康夫是日本战后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之一，也是长期重视中日关系、积极倡导两国友好合作的日本政治家。他出身政治世家，其父福田赳夫曾于1976年至1978年担任日本首相。父子两代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推动中日关系发展方面都留下了重要足迹。 福田康夫与中国的深厚联系，不仅体现在其长期致力于推动中日友好关系，更体现在福田家族父子两代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延续数十年的政治交往。 谈及福田康夫与中国的关系，不能不提到他的父亲福田赳夫。 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当时担任日本首相的正是福田赳夫。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出席了条约签字仪式，并会见了代表日本政府签署条约的外务大臣园田直。 这一条约是继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发表《中日联合声明》之后，中日关系发展史上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条约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两国发展和平友好关系的基本原则，为此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出席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日本，成为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 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福田赳夫曾以“铁桥”比喻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建立的两国关系基础，表达了希望中日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愿望。 这一历史性比喻后来也成为福田康夫经常引用的话语。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父亲关于中日友好的理念，强调两国应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友好关系，不断巩固双方合作的政治基础。 从福田赳夫推动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到福田康夫担任首相期间进一步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福田父子两代的政治经历，与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从福田赳夫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交往，到福田康夫与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围绕中日关系展开的对话与合作，福田父子两代在不同历史时期参与并见证了中日关系的重要发展进程。 1978年，福田赳夫担任日本首相期间，中日两国正式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与福田赳夫举行会谈，推动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三十年后的2008年，福田康夫担任日本首相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双方签署《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为新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确立了新的政治框架。 从邓小平到胡锦涛，再到福田康夫卸任后与中国领导人的持续交往，福田父子两代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政治联系，构成了战后中日关系史上一条值得关注的历史脉络。 福田康夫1936年出生于东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与许多出身政治世家的日本政治人物不同，他年轻时并未立即进入政界，而是在毕业后进入丸善石油公司工作，积累了较长时间的企业工作经验。 1976年，随着父亲福田赳夫出任首相，福田康夫进入政界，担任父亲的秘书，并曾出任首相秘书官。 1990年，福田康夫继承父亲的政治基础，以自民党候选人身份首次当选众议院议员，从此正式开始国会议员生涯。此后，他连续七次当选众议员，逐渐成为自民党内的重要政治人物。 2000年10月至2004年5月，福田康夫先后在森喜朗内阁和小泉纯一郎内阁担任内阁官房长官，累计任职1289天，创下当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纪录。这一纪录后来被菅义伟打破。 内阁官房长官是日本政府中极为重要的职务，负责协调各省厅政策、处理政府危机事务，并承担首相官邸与执政党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

二战终战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仍遭中国官方批判，说她交了“香火钱”。如果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肯定二战侵略，那么高市首相访美时，去阿灵顿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埋葬有二战时轰炸东京的美军官兵尸骨，她难道去肯定美军向日本扔原子弹？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议背后，主要是中共当局刻意煽动反日仇恨。我的最新文章—— 曹长青：参拜靖国神社的中日较量 在标志二战结束（日本称之为终战日）的8月15日，很多日本人，包括政界人士，去东京的靖国神社祭拜。但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只是自费献了“玉串料”（祭祀费），而且是以自民党总裁身分，而不是首相。以高市早苗的既往立场，她会去祭拜；这次明显是为了不刺激中国，而特意选择没去。但是，她对中国释出的一番善意，还是被中国官方扭曲，渲染她交了“香火金”。然后就是一顿批判。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多年来都被中国政府刻意渲染成政治问题，近年更演变成诋毁日本、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巩固中共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2008年我曾去参观靖国神社。随后撰文比较了靖国神社和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我在夏威夷住过一年半，曾两次参观珍珠港纪念馆）。在近二十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我对靖国神社内当时尚存的退役老兵在那儿摆姿态喊口号的现象及讲解影片颇批评，更欣赏美国人对二战事件的理性、平和审视的人生哲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靖国神社已经大为改观，尤其是我对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日本人的信仰等问题的进一步理解，越发感到，中国政府是刻意利用中日两国人民对宗教的不同理解，尤其是通过垄断媒体，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洗脑毒化中国人，目标清晰地煽动仇恨。 对靖国神社，可从这几个层次来看： 第一是死亡和神灵观。日本人多信奉神道，神社在日本最为常见，可谓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神社。日本人的神道观念是，人死后成为神灵，被祭祀后成为“守护神”的一部分。在这种观念下，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246 万战殁者的名册（神社内既无骨灰也无牌位），他们祭祀的是“灵”，而非个人的道德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包含甲级战犯，也被视为“战殁者的灵”。在宗教层面，祭祀不等于为其历史行为背书。 此外，日本社会还有“死者净化”的传统，主张避免对死者过度批评，重视“成佛”与“安息”，认为对亡者过度指责会招致不祥。这种观念部分源自佛教的往生思想与神道的祖灵观。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生前可受严厉批判，死后随即转为“追悼对象”。日本没有“鞭尸”，或像中国那样制作跪像供人唾骂（如秦桧像）的习俗。 日本这种宗教哲学跟西方也有很大差异。基督文化中，“罪”具有永恒性审判意义，“悔罪”是核心概念。而日本传统文化更重视“和解”与“安魂”，较少强调“永远的罪”。这导致对历史责任的语感差异。对中国和韩国而言，战争记忆仍属历史创伤，祭拜被理解为荣耀战争。但对日本人而言，祭祀亡灵并非道德肯定。两种文化的碰撞，老百姓不懂，政客就拿来操作成保住自己权力的工具。政客可耻，百姓可悲。 据日本宪法第20条：政教分离。国家不可给宗教以特权，但同时也不可干预和剥夺宗教自由。这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强调政教分离、但保护宗教自由的原则几乎一样。 因此：日本政府不可以命令靖国神社“撤下”某些祭拜对象，不能强制分祀甲级战犯，也不能改变其祭祀方式；这些权利属于神社自身。 1978年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后，曾有日本首相私下希望“分祀”，但神社方面明确表示：合祀后不可撤回，这是宗教仪式，不是政治名册。所以法律上政府无权强制。 虽然无权干预神社内部事务，但政府可以决定：首相是否参拜。这是政治选择，而非宗教仪式问题。例如：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安倍晋三曾在任内参拜一次。如果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可能被质疑违反政教分离。但日本法院历来倾向：不明确判定违宪，视为政治人物自己的判断范围。所以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日本首相的拜谒，本质上是出于对战死官兵的传统追思，而非肯定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如前所述，在日本宗教文化中，人死后转化为灵，便与生前的罪错脱钩，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脱与超越。 回顾历史，中方曾经热情款待二战时日本军政人物，毛泽东曾在北京招待二战时侵华战争主要指挥官之一的远藤三郎中将；周恩来也曾多次接见二战时日本陆军中将藤田茂（Fujita Shigeru），他去世时把周恩来赠送的中山装作为寿衣。 更值得注意的是，1978 年靖国神社将 14 名甲级战犯入祠合祀时，中国官方并未立即抗议。次年日本首相参拜，北京方面也无显著反应。直到七年之后的1985 年，北京才开始把此议题政治化，以此煽动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国内统治。 第二个层次，中国官媒和御用学者热衷渲染的是，日本对二战责任“不认错、不谢罪”。但这完全不是真实情况： 二战后，日本政府对“侵略与殖民统治”向中国及亚洲多国正式或准正式道歉过很多次。如果只算“首相或内阁级正式表述”，一般学界与媒体整理大约 10多次；如果把外相、官房长官与国会决议也算上，超过20次。大致如下——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首相田中角荣）表述：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中国时表示，“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不幸，我们对此深感遗憾。”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时说：日本过去有一段时期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我对此深感痛惜。那是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 1993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本军方与慰安妇制度有关，表示：衷心道歉与反省。 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日本在过去某一时期的国策下，走上战争道路，对亚洲诸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我在此表明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官方道歉。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过去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 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战后60年讲话：对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国家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由衷道歉。 2010年日本首相菅直人日本战后65年谈话：对殖民统治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 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过去的战争给许多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并表示：历代内阁的道歉立场将继续坚持。 而且，1995年日本国会战后50周年正式通过决议：对殖民统治与侵略表示深刻反省。 总结来看，首相或内阁正式谈话约10次以上；外交文件（联合声明等）约5次；国会决议1次；天皇表述多次。合计约15-20次或以上。 所以，很多国际学者的评价是：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中道歉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德国虽然道歉非常深刻，但次数反而没有日本这么多，因为德国更强调国家制度与法律层面的责任。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这些道歉刻意回避，官媒不予报导。所以日本社会，尤其保守派认为，日本这种不被接受的道歉不要再继续了，应该摆脱二战阴影。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至今仍是专制国家，仍在做残害中国人民的事情。二战期间，因为日本侵略，确实造成中国军民死伤惨重，中国政府最高估计是3500万人。但是，在没有任何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可能多达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于政治迫害、枪杀、人为政策造成的饥荒，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导致的自杀等等。造成如此大众死亡的中共政权没有道德资格谴责日本。它应该先向本国人民谢罪，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点，中共官方多年给民众灌输：日本没有赔偿二战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这更是故意扭曲事实。 真实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掌权的七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签署声明，中方正式放弃了对日本的二战索赔。这不是毛泽东们的慷慨大度，而是背后的政治算盘，或者说是“交易”。北京政权用正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政府同意一个中国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放弃和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 而在中国正式放弃对日索赔后，日本却做出了变相的赔偿行动。在中国经济开放起步时，日本向中国投入各种援助，包括低息贷款，无息贷款，还有无偿援助等，高达3.66万亿日圆。到2022年3月全部援助项目结束，前后跨度长达42年！ 日本援助资金重点投入中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民生。主要有：上海港改扩建工程，秦皇岛港煤炭码头扩建，天津港改造工程，京秦铁路（北京—秦皇岛），广深铁路部分改善工程，大亚湾核电站（技术与融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 仅以中国上海为例，如果没有日本援助，上海港口的吞吐能力提升可能晚5–8年。如果按“结构性影响”排序，中国最得益于日本援助的城市是：上海，天津，秦皇岛（能源枢纽），广州／深圳（间接），北京（公共与环境）。据专家推算，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中国的工业基础建设会延迟约5-10年，出口起飞可能晚一个五年规划期。 但这些中国官方媒体都不愿报导，甚至有意回避。所以至今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日本做了这些，还在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反日”，跟着抗日神剧“仇日”。 中国的经济开放，当然得力于邓小平的改革决断。但若只谈“改革勇气”，却刻意忽略改革最初的资金来源，那就是选择性地讲历史。经济转型不是口号工程，而是资金工程。 中国在1978年之后，能够避免社会崩溃式转型，靠的不是单纯制度设计，而是两笔关键性外部资源。第一笔，是来自香港、台湾、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资本。这些资金既有文化连结，也有风险承担能力，成为改革初期的第一波托底力量。 第二笔，更关键——是日本长期、大规模的低息贷款、无息贷款与无偿援助。这不是象征性姿态，而是实打实的基础设施投资：港口、电力、交通、环保工程。没有这些工程，中国沿海出口体系不可能那么快成型。中国经济腾飞，背后站着日本的融资支撑，这是结结实实的事实。 对比俄国，更凸显中国的超级“幸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震荡疗法”，价格放开、国企私有化，结果经济急剧萎缩，社会秩序崩坏。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外部启动资金托底。俄国没有自己的“香港、台湾”，也没有一个日本式的邻国，愿意长期低息融资。 当年推动俄罗斯改革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电视受访时说，他当时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应该向亲西方的叶利钦总统领导的俄国提供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支持，帮助当时俄国一下子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度过资金缺口的难关，但遭到老布什政府，以及随后的克林顿政府的完全拒绝。 与白宫高层有相当关系、深知内情的萨克斯教授后来说，这是因为美国要保持全球唯一超强，阻止俄罗斯再次强大的心理因素作祟。 作为当时叶利钦政府的头号美国经济顾问，萨克斯在波兰等好几个前东欧国家推动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都相当成功，因为美国在关键时刻给了这些国家援助，尤其是对波兰帮助最大。萨克斯当时以为美国一定会同样援助俄国、力挺俄国成功进行市场经济转型、进一步鼓励支持俄国当时非常亲西方的立场。但完全出乎萨克斯的意料，美国一口拒绝了。这是俄国那场震荡疗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俄国因缺乏外部资金托底，没有像中国那样有香港、台湾、美国的华人投资，更没有中国那样的邻居日本，在关键的经济起步阶段，大量给予低息、无息贷款，甚至无偿援助。而日本就没有防范中国经济强大的那种美国防范俄国的心理。日本人和美国人的这种对比，太多中国人，甚至学者们完全不知道，当然就更不知道领情、感恩。 结果因为缺乏外部资金支持，叶利钦总统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失败，俄罗斯的经济近乎崩溃，民众生活水准剧降。后来普京当选总统，力挽狂澜，才开始经济复苏，这也是很多俄国人感激和支持普京、对叶利钦多有批评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共产大国转型，结果巨大差别，有无启动资金是最重要一环。就如同大家都在创业初期，谁拿到银行贷款或资助，决定了谁能成功。所有创业者都知道第一桶金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无米之炊谁做得出来？ 更讽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给苏联造成约2700万人死亡。这是一个极其惨烈的数字。但1990年冷战结束后，已经相当繁荣富有的德国，并未对俄罗斯提供长期、有规模的经济援助。德国选择的是什么？是姿态政治。当时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下跪道歉的那一幕，确实震撼。但那是一个动作，一个象征，一个历史镜头。象征感人，却不能当钱花。 德国的历史反思，在道德语言上高度鲜明；但在实际经济补偿层面，并没能给俄罗斯托底。而日本呢？没做戏剧化的忏悔场面，却在长达42年期间持续向中国提供低成本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完成援助项目。这种方式，不够上镜、不够让媒体鼓掌，但它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下跪，是瞬间。融资，是几十年。 如果要比较“实质性谢罪”，那么长期资金投入与基建支持，远比一次政治动作更具有实际意义。 问题是——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这段历史被刻意淡化。援助不被提及，合作被简化为“正常往来”，却在需要动员情绪时，重新高喊“对方从未谢罪”。这种叙事选择，不是历史评价，而是政治需要。中国改革成功，固然有自身努力；但若否认外部资金与合作的作用，那就是违背现实，否定真实，没有感恩之心。 真正的反思，不在媒体的闪光灯上，而在几十年流动的资金上。日本选择的是实质性补偿；德国选择的是象征性忏悔。谁更“高尚”？可以各有看法；但谁对经济命运产生直接影响，答案并不复杂。 真实且完整的历史，不能只播放下跪的画面，更应该同时列出融资数字。否则，那不叫记忆，而叫选择性记忆。所有选择性记忆，都是为了意识形态服务。 中国当局利用对官方媒体的控制，对社交媒体的管制，在靖国神社、日本援助、二战是否道歉谢罪等问题上，都不仅是“选择性记忆”，而且是“选择性攻击”，以扭曲事实来攻击日本，煽动中国人的仇日情绪。而被仇恨烧焦的灵魂，绝无法建出一个健康的社会。 尽管被视为强硬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示了成熟政治家审时度势的一面。在拜谒靖国神社问题上，她表现得相当谨慎。例如在去年10 月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高市早苗并未现身，当时她还没有当选党总裁和首相。虽让部分保守派失望，但她是为了避免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并防止国内左翼媒体的攻击。这种“忍耐”反映出她在追求目标时，仍会优先考量国家的大局利益。 这次她在“终战日”仍然选择没有去靖国神社拜祭，也是在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但仍是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攻击，说她给靖国神社交了“香火钱”。 看看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就懂得，西方文化的核心不是仇恨，而是不忘记历史，但向往与追求的是和平（以及平和之心）。日本的靖国神社，连任何灵位都没有，只是一本花名册，里面是自明治维新以来、过去150多年日本246 万战殁者的名字而已。 靖国神社今年6月还推出新规，禁止穿军服（现役军人除外）、带军械、以及奇装异服等进入靖国神社，就是阻止极右翼破坏靖国神社的设立初衷。 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首次访问白宫时，特意去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有二战时轰炸东京、向广岛扔原子弹的美军官兵尸骨，这就是日本的文化，高市首相是拜祭死者，没有道德和政治评价，对于日本人来说，人死了，就变成了神灵，无数的神灵汇集一起，就成为活着的人们的保护神。 而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他们什么也不信，也不懂，只懂得要权力、煽动仇恨，而有了众多义和团，就最容易保住慈禧太后们。 一个煽动和制造仇恨的国家，形成世界的奇观：韭菜们在欢呼镰刀！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