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隐瞒半个世纪的屠杀：鲁西细菌战，42.7万条生命不该被遗忘 你大概没在任何课本上见过“鲁西细菌战”这几个字。 不是因为它不够惨烈，而是因为制造这场屠杀的人，比谁都清楚它有多见不得光。 42.7万人死亡，24个县沦为死地，1500平方公里化为废墟。这个数字，比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还要多。 民间流传着一句话：“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 这就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鲁西细菌战。一场被日本整整隐瞒了半个多世纪的屠杀。 很多百姓到生命最后一刻，都以为是自己命不好，赶上了天灾。而这，恰恰是侵略者最想看到的结果。 一场“天灾”的真相 1943年8月，山东鲁西连日暴雨，河水暴涨。 日军借机炸开防洪堤，向汹涌的洪水中投放霍乱病毒。借洪水扩散瘟疫，杀人于无形。 霍乱，在日军内部的代号叫“虎烈拉”。 感染者先是剧烈腹泻、上吐下泻，然后迅速脱水。整个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皮肤变成灰蓝色，眼窝深陷，四肢抽搐。从发病到死亡，往往不超过24小时。 鲁西百姓不知道这是什么病，管它叫“懒死病”。 因为这个病杀人的速度太快了。人一得上，就像突然变懒了，躺下去，再也起不来。 喝过生水的人最先倒下。碰过脏水的跟着倒。照顾病人的家属，接着倒。 深陷疫区的村子，一家五口早上还围在桌前吃饭，到了晚上全部倒在屋里，没有一个人能爬起来关门。 馆陶县一位老人，八口之家在几天之内全部死绝，只剩他一个人，连哭的力气都没有。 临清城门边，几个孩子正在水退后的泥地里玩耍。其中一个突然倒在地上抽搐，没来得及喊一声妈妈，人就没了。 有人抬着邻居的棺材往坟地走，走着走着自己就栽倒在路边，再也没起来。 比投毒更恶毒的，是扫荡 更恶毒的是，日军在投毒之后，还发动了两次军事“扫荡”。 他们不是来救人的，是来赶人的——把已经感染但还没死的百姓从村子里驱赶出去，让他们带着病菌四处逃亡，加速瘟疫扩散。 第三次扫荡突然停了。 不是因为日军发了善心，而是因为他们自己也被感染了。 短短两个月，瘟疫波及鲁西、冀南24个县，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无人区。 邱县新井头村，400户人家死亡过半，全村死绝的家庭不在少数。 村庄街道荒芜到长满了比人还高的野草。远远望去，这些村庄像是从地图上被直接抹去了。 日军的秘密统计显示，这场细菌战共造成42.7万余人死亡。 这不是一个数字。这是42.7万次再也不会响起的敲门声。 为什么我们从未听说过？ 如果这场灾难如此惨烈，为什么我们几乎从未听说过？ 因为日军从策划的第一天起，就设计好了掩盖方案。 鲁西三年大旱后突降暴雨，洪水泛滥，这在气象上确实说得通。日军特意选在这个时间窗口动手，就是为了让一切看起来像一场自然灾害。 许多百姓到生命最后一刻，都以为自己遭遇的只是普通天灾。 甚至连执行者也不知道全貌：指挥官细川中康以“防疫会议”的名义下达指令，层层保密；参与决堤的士兵被告知这是水利工程；投放细菌的人被告知这是消毒作业。 1945年日军战败前夕，部队的实验室被炸毁，档案被焚成灰烬，培养皿和解剖器械全部销毁。 整整几代鲁西人，逢年过节给亲人上坟时，说的都是“那年发大水病死的”。 他们不知道凶手是谁。甚至不知道有凶手。 一个人的十二年 直到1993年，山东临沂一个叫崔维志的民间学者，在中央档案馆翻检日军战俘口供时，意外发现了关键词：“鲁西霍乱作战”。 顺着这条线索，崔维志和妻子唐秀娥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用12年时间走访了400多个村落、数百名幸存者和知情人。 2002年，《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出版。口供与幸存者证词一一印证，42.7万的死亡数字、行动细节、参与部队，全部浮出水面。 同年，东京地方法院作出判决，承认日军实施了细菌战。 一段被埋葬了半个世纪的历史，终于见了天日。 2012年9月17日，鲁西抗战纪念馆在重灾区山东临清刘垓子镇正式开馆。馆内陈列着日军霍乱预防注射证原件、细菌战地图等400余件罪证。 故事没有迎来光明的结尾 但故事到这里，并没有迎来一个光明的结尾。 亲历者正在一个个离去。 临清刘垓子镇的鲁西抗战纪念馆，因地处偏僻、缺乏经费和关注而鲜为人知。 当最后一个亲历者闭上嘴，当最后一栋罪证建筑在雨中坍塌，42.7万冤魂又将在何处安放？ 有些历史，不该只存在于一本没人读过的书里。 有些名字，不该只在清明节才被想起。 如果你读到了这里，请把这篇文字转发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鲁西细菌战，知道那42.7万个不该被遗忘的生命。 铭记，本身就是一种抵抗。

以前還在台灣上班的時候，去馬來西亞看過一次子公司，已經超過二十五年了，有些事記憶很深刻，但現在的馬來西亞當然不一樣了，所以很可能已經不是我記憶裡的馬來西亞。子公司總部在吉隆坡，KL的機場在那時很新很漂亮，但在機場接機的馬來西亞人，穿著卻和環境和不搭配，完全和韓國相反，金浦機場很破舊，但韓國人很光鮮亮麗。當然，我們知道硬體的進步，可以很快，只要有心，也很容易，所以仁川機場一蓋好，KL就比不上了。 吉隆坡的子公司，狗皮倒灶的事一大堆，華人同事要爭搶業績，弄到找印度人來黑巷裡偷偷打人。財務爛帳一大堆，公司文化老舊不堪，性別歧視嚴重，總經理在飯局裡吃我們總公司同行同事的言語豆腐，可惜老總不知道他惹到什麼人，因為這個吃豆腐，後來掉了工作。吃完海鮮酒樓的大餐，男同事就被一車載去酒家，在一堆女陪侍中，猛灌酒，完全是惡質的吃公款文化。第二天享受完飯店的早餐buffet，這可能是我看過最誇張的早餐，我連滾帶爬地上飛機，去了檳城。 檳城在印度洋邊上，華人很多，海灘很長很漂亮，所以很多白人在檳城渡日子。子公司的經理Peter，和KL那些鳥業務，完全是不同文化的人。Peter在台北的時候，我帶他去星巴克買咖啡，他看到這麼多人在星巴克讀書，非常不以為然。所以我到檳城，他沒帶我去星巴克，他帶我去文昌廟！文昌廟裡有圖書館，裡面滿滿的都是華人子弟在讀書，Peter很得意地告訴我，「這才是讀書的地方」。 Peter沒帶我上酒家，也沒吃高級館子，只有我一個人飛檳城，所以一對一的相處，蠻好。Peter中午叫麵到辦公室給我們兩個人吃，一邊吃，一邊談公事。送麵的拿來的是那種傳統的木提盒，沒有什麼免洗餐具，彷彿一下時光倒流幾十年。又是文昌廟，又是木盒打菜，真是「禮失求諸野」。黎智英以前寫過，因為有錢的華人人口沒有像香港那麼多，高級餐館在檳城這種老華人聚居的地方做不起來，東南亞的真正好吃中餐，通常都是大戶人家裡長期聘用的大廚做的，你要讓人帶進大宅裡，才有機會吃到名菜。可惜Peter只是個打工的經理，也沒機會帶我去見識老錢豪門，但檳城因為Peter的關係，讓我印象極好，只是兩個男人一起在海邊散步，有點好笑就是。

一九三八年六月七日天刚亮，郑州北边的黄河大堤上，国军新编第八师的参谋熊先煜走进一座没人看守的关帝庙，对着关公磕了三个响头。他跪在地上默默祷告：我们打不过他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大约一个钟头以后，他在庙西约三百米的地方选定了扒口的位置。那个地方叫花园口。 两天以后，黄河从这里改道，水往东南漫过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下这道命令的是蒋介石，为的是挡住日军。挡住了吗？ 那年五月，徐州丢了。日军顺着陇海铁路往西打，六月六日占了开封。再往西就是郑州，陇海、平汉两条铁路在这里交叉，日军过了郑州，就能沿平汉铁路一路南下武汉。日本急着拿下武汉，好早日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当时统帅部和政府机关都在武汉。国军刚在开封以东围攻日军一个师团没有得手，前线十万人奉命仓促撤下来，又累又乱。第一战区参谋长晏勋甫后来回忆当时的判断：假使敌人继续向西冒犯，我已无可使用的有力部队进行阻击了。 蒋介石这时要的是时间：让徐州撤下来的大军脱身，在武汉布防，政府往西迁。六月一日，国军决定豫东大军向豫西山地转进，同时决定扒开黄河。这几天给蒋介石递扒堤主意的不止一个人。六月三日，洛阳的一个师管区司令发来电报，说要掘开黄河，用水淹没日军主力，“明知牺牲惨重”，为了救国，也只好忍痛去做。 据晏勋甫回忆，最后的决定是在电话里做的。他和司令长官程潜商定扒堤，正好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打电话来问以后怎么办。晏勋甫把计划告诉他，请他马上报告委员长。不到一个钟头，林蔚回电话：“委员长和我们研究了，委员长同意。”蒋介石派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督工。下游的百姓不预先通知，怕消息走漏，让日军知道。 头一处口子开在东边的赵口，挖了两天，水只流出一丈多远，两边的土就塌下来，把口子堵死了。六月五日中午，蒋介石打电话给商震，严厉督促实行。第二天傍晚，任务落到守这段河防的新编第八师。师长问熊先煜挖哪儿，他说花园口为宜。师长把这件事交给他主持。熊先煜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受命之下，颇感兴奋。 他看中庙西那段堤，是因为放出来的水可以顺着贾鲁河的河道往东南流，经过中牟、尉氏、扶沟、西华，进淮河；口子要是再往西一点，郑州和铁路沿线都要被淹。他在日记里写：利用贾鲁河道，以防漫延，当可减少人民之损害。 他把地图铺在地上，问黄河水利委员会管这段堤的张段长行不行。张段长两眼发直，连声说：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熊先煜提高了嗓门： “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 张段长看了地图，同意了。随行的工兵营长咚的一声跪下，大家跟着跪下，四个人跪成一排，对着黄河放声大哭。 两千多官兵在堤的南北两面同时动工，附近村子的百姓也被叫来帮着掘土。武汉的最高当局不时打电话来问挖到哪儿了。集团军的参谋处长到工地宣布：当夜十二点以前放水，总司令奖法币两千元。师长派一个团在四周警戒，对村里人说日本人快打过来了，把十里以内的人赶开。师长对副师长交代了一句：这必然使泛滥区的老百姓受到莫大的损失，为此，要避免说是挖堤。 六月九日上午八点，放水。起初水流得很慢，到午后一点多，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熊先煜当天在日记里写：此举本为阻止敌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牺牲，以求最后胜利。几句之后又写：无数小民之房屋财产，已荡然无存，救济之方，为我政府及全国同胞是赖也。 水顺着贾鲁河往下走。那正是麦收前，地里的人舍不得走。一个尉氏县的灾民后来回忆： “开始大家还想着水不会流多长时间，等挡住了黄河口，就有法生活了。全村几乎没有一人想到要出外逃荒。” 花园口附近的靳满仓那时还是个孩子，他记得：被围在高处的人没的吃，一阵子下来，饿死的老多，水浅的地方，麦子还露个头，逃到大堤上的人，就挎着个篮子，蹚着水到地里去薅麦穗。 六月十一日，蒋介石给程潜发了一封密电，头一条要对百姓说堤是日本飞机炸的，第二条要拿这片洪水当前线的屏障： “（一）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二）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 对外怎么说，放水当天程潜就向蒋介石报告过：此间已拟定对外宣传。上面让新八师用炸药炸倒决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几间房子、几棵大树，再发电报说大批日本飞机来轰炸，把大堤炸垮了。中央社随即发出消息：日本飞机违反国际公法，炸垮黄河堤岸。军事委员会给师长记了一功。外国记者要来看，就再演一场军民抢堵。记者边走边问，堤约有二十米厚，弹坑不过一米左右深，怎么炸得垮。有的去问被叫来演抢堵的人，这些人只好装作听不懂。八月，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报告说，到七月底口子已被冲到三百七十六米宽，报告里写的还是花园口被炸决口。对自己的百姓，这个说法一直用到抗战胜利。 挡住日军了吗？挡住了，但只挡住了郑州这一路，也只挡了四个多月。放水第二天，熊先煜在日记里记，据报已经打进中牟县城的日军往回逃了。日军本想过郑州、沿平汉铁路直下武汉，这条路被水断了，只好绕到长江两岸往上打：六月打下安庆，七月打下九江，十月底打下武汉。武汉因此晚丢了四个多月，蒋介石换到的就是这四个多月。 这道口子在之后的九年里一直没有堵。泛滥的黄河成了国军和日军之间的一道防线。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工程师徐福龄回忆，国民党中央政府提出“河防即是国防，治河即是卫国”的口号，把泛区西边新修的防泛大堤当作前线阵地，要求大家严加防守。新堤修得仓促，许多地方是沙子堆的，屡次决口；修堤的人工和材料，都向当地百姓摊派。 尉氏有个叫刘焕的农民，水来以后，一家七口逃荒到西华，住在庙里，刘焕和弟弟打短工，王瑞英和弟媳带孩子要饭。妻子王瑞英在庙里生下的女儿饿死了，大女儿送给别人家当童养媳，没几天刘焕的母亲也死了。母亲死后四五天，保长上门派工，叫刘焕去打黄河堤，说这回以工代赈，给钱给粮。刘焕对王瑞英说： “俺去，俺这身子骨能撑一天就干一天，能挣一斤粮食给你和德安（他们的儿子）吃两顿面糊糊也是好的，这树皮草根再吃下去，俺一家又得死人。” 第二天有人捎信来，刘焕走了三十里路，到了道陵岗的工地，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王瑞英赶过去，人已经死了几个钟头。别人拿来一捆高粱秆，把他的尸体卷起来，埋了。 死了多少人，没有一个准数。战后的调查说，战争期间这片洪水在河南、安徽、江苏造成八十多万人死亡，近四百万人流离失所。尉氏、扶沟两县，平民每四个人里死了一个多。一九四三年，泛区刚熬过一场大旱，五月麦子快熟的时候，新堤又决了口。 一九四五年以后，真相瞒不住了，国民政府改了说法，把泛区百姓的遭遇说成中国人民为抗日救国所做的牺牲。七十年代出版的《蒋介石秘录》这样写这场洪水： “诚然，洪水淹没了田地，民众生活难免受到影响；不过，当时黄河水量不多，水流速度每小时只不过3公里，浸水地区最高水位不到一米，农民都还可以步行往来。” 五十年后，熊先煜回顾这件事，仍然认为是这场牺牲改变了战局，也说：对于被洪水吞没的数十万同胞的灵魂，我的心永远也得不到安宁。 一九四七年三月，花园口的口子堵上了。这一年，王瑞英领着德安回到尉氏。九年前一家七口出门，回来的是两口。 ——熊先煜日记（1938年6月6日至10日）、刘仲元等1938年6月3日电、程潜1938年6月9日电、蒋介石1938年6月11日电、王郁骏1938年8月6日电、魏汝霖1939年3月报告，均收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五），第421—433页 ——晏勋甫《记豫东战役及黄河决堤》、朱振民《爆破黄河铁桥及花园口决堤执行记》，《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173—175、182—184页 ——熊先煜口述、罗学蓬整理《炸黄河铁桥扒花园口大堤真相》，《文史精华典藏版》第5册，河北人民出版社，第60—63、65页 ——穆盛博《洪水与饥荒：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亓民帅、林炫羽译，九州出版社，2021年，第34—35、37、39—40、44—45、73—74、89、155、173—175、237页（灾民口述转引自梅桑榆《花园口掘堤前后》、王小秋等） ——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9页

一九六七年秋天，贺龙和妻子薛明已经在北京西山一处平房院子里关了大半年，除了看守，什么人也见不到。年初送他上山时，周恩来答应过秋天来接他。天凉以后，他天天等。树叶黄了，落光了，没有人来。他对薛明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已无能为力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休息室里，把一封告状信递给贺龙。信是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写的，告的就是贺龙，林彪转上来的。贺龙看完，问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一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又说： “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 贺龙那年七十岁，元帅，军委副主席。毛泽东接着说，他对贺龙的评价还是过去那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三天以后，林彪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要大家对贺龙的“夺权阴谋”提高警惕。 那一年，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军队得由林彪替他压住。头一年冬天，林彪先要拿掉总参谋长罗瑞卿，那是毛泽东自己的爱将，毛泽东照样撤了他。有林彪撑腰，接下来几位老帅都可以一并整肃。 告他的材料一份接一份送上去。有一份说，贺龙枕头底下压着一支进口小手枪；又有人说，这支枪藏在董必武的女儿那里，准备在怀仁堂开会时刺杀毛主席。董必武的女儿从箱子里把枪翻出来交上去，那是一九五七年贺龙拿给孩子们玩的，枪栓锈得拉不动，验枪的人笑着说，这支枪根本不能用。林彪还是把这些材料一起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年底造反派要揪斗他，他和妻子薛明躲进了周恩来的家。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周恩来找他正式谈话，转告林彪的话：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到处伸手，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洪湖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你也有责任。贺龙几次站起来想说话，周恩来不让他说： “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贺龙说，他没想到把他看成这样的人。 第二天凌晨，贺龙和薛明被送上西山。他起身穿鞋，说要回去找他们算账，看见门外警卫走来走去，又坐了下来。 在山上，他对薛明说，湘鄂西肃反要他负多大责任，他想不通，那时审讯、杀人他都不知道。说起当年被杀的那些人，他说：“啊，一滩滩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噢！”又说：“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对待，是要不得的呀。我真担心有人再搞这一套！” 那是三十多年前湘鄂西苏区自己人杀自己人。两年里杀了两万多红军、干部和百姓，红军从三万多人减到三千，领导层最后只剩四个党员活着，贺龙是其中唯一幸存的红军高级将领。主持杀人的是中央派来的夏曦，肃反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再督促下搞起来的；事后，中央又说夏曦“肃反扩大化”，撤了他的职。 这是他自己的说法。研究者指出，他是分局委员，一次次举手支持夏曦。 那年夏天，一连四十五天，每天只给他们一小壶饮用水。下雨天，两个人把水盆、脸盆、水杯都摆到门前接雨水。有一回两人抬着一盆雨水上台阶，贺龙脚下一滑摔倒，扭了腰，十八天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医生不来。薛明找出一根用空的氧气筒导管，自己用嘴含着洗衣服的肥皂水给他灌肠，口腔黏膜大片烧坏，吃饭说话都受影响。 孩子们在哪里，两个人都不知道。周恩来派人上山问有什么事要办，贺龙只托了一件：请总理找找孩子。孩子找到了，小女儿躲在廖承志家，两个大的隐姓埋名在一条海船上干活。从那以后，这个一辈子没给孩子写过信的人，一封接一封地写，孩子们一封也没有收到。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叶群提出，贺龙当年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要立案审查。周恩来附和了。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批准立案。 所谓投敌，说的是一九三三年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熊贡卿。贺龙把他枪毙了，又把经过报告了中央。专案组翻出了这份报告，压着不报，照样往上写贺龙投敌叛变。康生和叶群批准的专案工作设想里，要求专案组“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贺龙写的交代材料送上去，康生批：“我建议专案组要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一九六八年三月，贺龙突然说不出话来，被送进医院，接诊的医生诬称他是“诈病”，病没好就让他出院了。六月，专案组接管了西山的住处，窗帘拉上，不许再拉开，被褥和枕头收走，两个人睡在光木板上，拿胳膊当枕头。过年过节，看守杀猪会餐，他们吃忆苦饭。 九月，第一批问题写在纸上递了进来：一九三三年熊贡卿到你那里叙旧，你是怎样表示乞降蒋介石的？贺龙把纸往桌上一摔： “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 一连几天，他抽烟很多，话很少，有时翻开笔记本，用毛笔一遍一遍写“冤枉”两个字。六年前，贺龙主持审查彭德怀，用的是同一套办法，把彭德怀定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中国代理人、篡党篡军的头子。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对贺龙不保了。同一次全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原来给贺龙看病的，是警卫部队营部的沈医生，常帮他买药，有时还给买点吃的。年底，总参谋长黄永胜把专案组的副组长找去，说听说贺龙那里还有不少药，“中央决定给他派个医生或护士，专门管他吃药问题，把他的药收管起来。”沈医生不见了。换来的人经过六次政审才挑中，叫“医生”，其实是神经科的男护士，不懂糖尿病，也不懂高血压。他一来，就把贺龙从家里带来的药全部收走。贺龙有糖尿病，每天三片最普通的降糖药，从此也没有保证了。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五日，专案组给这个“医生”下了指示： “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向（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一天，送来的胶囊破了，药末漏出来，上面还有手印，薛明退了回去。过了几天，药里多了一片别的药，那人说是送错了。贺龙问他，把药都送错了，你还算个医生吗。他说：“要不是上级决定，我还不愿意来呢。”贺龙拿手杖往门口一指，叫他滚。人走了，贺龙对薛明说： “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 四月，九大开幕。贺龙让薛明给他弄了个布挎包，装上一点粮票、钱和常用药，挂在墙上，说随时准备出去，去见群众，跟他们讲毛主席对他的那三条评价。一天，他用手指着墙上毛泽东和林彪的像片说： “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指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五月上旬，他接连摔倒了七次，看守日志上都记着。薛明一次次要求给他查血糖、尿糖，始终没有得到同意。 六月八日早上，贺龙连吐了三次，喘不上气，浑身没有力气。薛明去找那个“医生”，人出去了，中午才回来，下午三点打了一针止吐针，没有止住。有人送来一碗黄瓜汤，薛明端到他面前，贺龙说：“你看那汤。”薛明拿筷子一挑，里面全是老黄瓜皮。这是他最后一顿饭，没有吃成。 下午五点，血压往下掉，看守的人这才往上报。那天晚上，专案组几个人正在办公室打扑克，西山来电话，说贺龙病重。一个副组长说：“报告总理吧！”另一个人把牌一扔：“不用，我要个车先去看看。” 派来的医生到的时候，离早上发病已经十三个钟头。他们不验血糖、尿糖，先把他的尿样送到丰台的药品检验所，想坐实他是畏罪自杀。九日零点五分，已经确诊是糖尿病酸中毒，他们照样给他输高渗葡萄糖，不用胰岛素。贺龙看见两个医生都走出了房间，对薛明说： “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早上七点左右，三〇一医院回话可以送来。贺龙不肯去：“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他们说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贺龙仰起脸看着薛明： “我去住院，你呢？” 薛明看看周围的专案组人员和医生护士，没有一个人表态。她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贺龙躺上担架，她握住他那只瘦得皮包骨头的大手，他也紧紧握住了她。上救护车的时候，她跟在后面想一起上去，医生护士用膀子把她挤到一边，关上车门开走了。 医院这边，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事先交代过：专案组要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贺龙八点五十五分住院，十点二十五分才开始治疗。十一点半，主治医生提出请专家会诊，医院负责人不许请管糖尿病的代谢科专家，又把会诊推迟两个钟头；会诊时不让专家接触病人，也不告诉他们病人是谁。下午三点零四分，贺龙死了。从进医院算起，六个小时零九分钟。 薛明被叫到医院，有人对她说：“人已经死了。”又说：“在他死以前，他的反革命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遗体躺在一张单人钢丝床上，脸上蒙着一块纱布，一头蓬乱的长发从纱布底下散出来。专案组的人问她遗体怎么处理，她只说了一句：“由组织决定吧。” 当天夜里，遗体被悄悄送到八宝山，用“王玉”这个名字火化，没有一个亲属在场。骨灰盒上写的也是王玉，秘密存放在一个小殡仪馆里，专案组每年六月九日派人去交保管费。 第二天，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把专案组的人召去，交代死亡报告怎么写：“要写得详细，某年某月治过病，（让人们）知道我们做过许多工作”，“专门有医生照顾到，人家一说，我们尽到了责任”。六月十一日的报告上说，贺龙“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无效而死”。 贺龙死后，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说薛明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要把她送得远远的：“一不能让她死，二不能让她逃，三不能让她胡说八道。”薛明被押到贵州一个山沟里，走路、吃饭、上厕所、睡觉都有人看着，每天去茶田里干重活。后来周恩来派人把她接回北京，她已经满头白发。 一九七一年，专案组写出审查报告，定贺龙是通敌分子、篡军反党分子。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又说：“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一九七四年，中央发文给贺龙恢复名誉，文件上写他是病故。 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八宝山为贺龙补办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抱病来了，一下车就喊薛明，握着她的手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呀。”他在遗像前一连鞠了七个躬。看过档案的人后来说，报给中央的审查报告正是经过周恩来的手，他亲自改过，写了大段批语；据知情人揭发，这些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贺龙的逮捕令，也是周恩来签的。 一九八二年，中共中央为贺龙彻底平反，决定里写，贺龙是被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示要为贺龙同志平反，恢复名誉。” 一九六九年春天，贺龙指着墙上的像片说过，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一九七三年二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那时贺龙的骨灰还装在写着王玉的盒子里，已经存了三年零八个月。 ——《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初版，此据1997年第3次印刷本，第610—636页 ——张嵩山《一个中央专案组长的忏悔》，《炎黄春秋》1994年第9期，第22—34页（薛明1977年向中央所写材料，转引自此文） ——宋永毅《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联经出版公司，2021年，第四章《皇权和相权》（知情人对批语的揭发，转引自此书）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第191页（审查报告经周恩来修改批示） ——张宁《尘劫》，香港明报出版公司，1997年，第330页（知情人对批语的揭发）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公开电子本页脚第340页（周恩来签署逮捕贺龙的命令）

从世界历史中学习金融:看完你会比90％的人更懂金融！ 金融从来不是孤立的钱的游戏， 本质就是人性逐利冒险与文明规则约束的千年博弈。 人性要逐利冒险，文明要立规矩防混乱， 正是两者不断拉扯，才长出了今天我们熟悉的金融世界。 其实咱们现在天天纠结的： 该不该买股票？ 利率涨了怎么办？ 本质和几千年前古人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 借粮食怕还不上，就像现在怕房贷断供； 想多赚点利息，就像现在想靠理财增值。 金融的源头，本来就是人性的真实需求，加上文明为了满足需求搭起的规则框架。 今天我们就顺着时间线，把这场跨越千年的博弈理清楚。 01）金融的起源：信用从泥板里诞生，规则从约束贪婪开始 很多人都觉得一定是先有货币，才有金融。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请看以下这张图，这是公元前2800年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明泥板上的借据——核心两个字：信用。 那时候两河流域还没发明像样的货币，但苏美尔人已经把借贷关系刻在泥板上了。比如一块出土泥板清楚写着：「普兹拉姆从太阳神沙马什那里领了三巴舍克勒白银，收货时连本带利还，利率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选泥板？因为黏土在当地遍地都是，烧硬了能保存几千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合同——就算双方翻脸，旁人看泥板也能说清谁欠谁。这就是最早的信用凭证：金融的起点从来不是钱生钱，而是「我信你能还，咱们留个证据」。而且泥板上不仅记账，还写清楚了违约规则：还不上就用小麦抵押，实在还不上就当三年奴隶——从一开始，信用就和规则绑在了一起。 只靠熟人信任和简单约定，应付不了复杂情况，总有人把利息抬得离谱，逼得借债人卖儿卖女，整个社会都会乱套。于是文明出手定规矩，就有了我们熟悉的《汉谟拉比法典》——这其实是人类最早的金融监管法。 公元前1750年的古巴比伦，法典专门给借贷定了红线：借谷物，利率上限是33.3%；借白银，利率上限是20%；谁敢超收，直接没收他借出去的东西。为什么定这么严？当时美索不达米亚人爱喝啤酒，40%的小麦都用来酿酒，如果高利贷把农民逼得种不出小麦，不光没酒喝，整个社会的粮食供应都要出问题。所以规则的意义从来不是扼杀金融，而是保护信用不被贪婪破坏，让借贷能长久做下去。 到了古希腊，金融又长出了新玩法——期权的雏形。哲学家泰勒斯其实是个隐藏的金融高手：有一年他通过天文观测，预判来年橄榄会大丰收，就提前付了定金，锁定了当地所有橄榄榨油机的未来使用权。等真的丰收，农民们都要榨油，只能从泰勒斯手里租机器，他一下子赚得盆满钵满。 这操作放到今天就是标准的期权：用少量定金锁定未来资源，按约定条件交易，本质和我们现在买期货期权没区别，支撑这笔交易的核心还是信用——泰勒斯信农民会履约，农民信泰勒斯会付定金。 说到这里我们再想「利息」的起源，其实特别实在：苏美尔语把利息叫「moss」，埃及语叫「ms」，都和「声誉」挂钩；日语里利息的词源，本意是「子嗣带来的利益」。这不是古人浪漫，而是本质就是：借出去一头牛，明年可能多一头牛犊；借出去一袋小麦，明年能多收半袋。利息本来就是对出借方「信用风险和机会成本的补偿」，你帮了我，我得让你不吃亏——这本身就是最朴素的规则。 所以金融的源头其实很清楚：信用是地基，没有信任，没人愿意把钱或东西借出去；规则是承重墙，没有规矩，贪婪会把整个信用体系拆塌。 02）中世纪金融：禁令下的博弈，逼出更灵活的创新 等到了中世纪的欧洲，这套「信用+规则」的逻辑突然被打乱了——基督教直接出台利息禁令：说「时间是上帝的，收利息就是赚上帝的钱」，给刚发展起来的金融套了个紧箍咒。 但规矩是死的，人要做生意要谋生，金融总能绕着禁令找活路，反而在道德枷锁和现实需求的拉扯里，催生出了更灵活的金融玩法。 我们先看看这个禁令有多严：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就规定，神职人员不能放贷收息；过了500年，到850年直接加码：放贷的人直接逐出教门。可现实呢？国王要打仗，商人要运货，农民要种庄稼，谁都有急用钱的时候。12世纪的意大利，商人运丝绸从威尼斯到布鲁日，光成本就要几千金币，自己拿不出只能借，禁令再严，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生意黄了。 所以第一个妥协的，反而是出台禁令的教会。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上，教会松口了：「要是借债人逾期不还，收点罚金，不算利息」——这其实就是换个说法，本质还是补偿出借人的损失。后来更直接，你放贷赚了钱，买张赎罪券就能免罪，变相承认了利息的存在。甚至教皇克雷芒七世出身的美第奇家族，直接发行教廷公债，每年付10%的利息——毕竟教会要盖教堂、养神职人员，也需要钱。再严的道德禁令，遇到真实的资金需求，也得给现实让路。 那普通人借钱找谁呢？犹太人成了这个领域的主力军。犹太教规矩里有一条：「借给弟兄不能收利息，但借给外邦人可以」。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是少数群体，不能买土地，不能当公务员，只能靠商业谋生，放贷就成了他们的主要活路——不是犹太人天生爱做高利贷，是规则把他们逼到了这个领域。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原型就是中世纪的犹太放贷人，他要一磅肉的极端约定，其实也是无奈：犹太人没有土地做担保，只能靠这种极端方式保障自己的本金。 伊斯兰世界的玩法更聪明：伊斯兰教也禁止收利息，但商人想出了「贸易差价」的办法——我帮你买一批香料，你卖掉再给我钱，我多收的服务费，其实就是变相利息；他们还早早搞出了汇票，商人在开罗买货，不用带沉甸甸的金币，开张汇票到巴格达就能兑钱，比欧洲早了好几百年。没办法，横跨欧亚非的商路需要便捷的支付工具，禁令反而倒逼出了更聪明的创新。 除了这些玩法，中世纪还给金融打下了两个关键的技术基础：一个是斐波那契把阿拉伯数字引入欧洲，写了《计算之书》，替代麻烦的罗马数字，算清复杂生意账；另一个是卢卡·帕乔利发明了复式簿记，一笔生意有借必有贷，赚了多少欠了多少一目了然。这看似是数学和会计的小事，其实是金融的基础设施——只有算清账，商人才能攒下信用，才能聚集更多资本做大事。 所以你看，中世纪的金融没被禁令打死，反而在博弈里攒下了一身新本事：有了变相收息的办法，有了跨区结算的汇票，还有了算清账的工具。这些积累都不是白费的，等大航海时代来了，要给哥伦布的探险凑大钱，这些本事正好派上了用场。 03）大航海时代：资本的地理冒险，改变了整个世界结构 大航海时代探险家们敢闯大洋，从来不是只靠勇气，背后是资本在赌一把——赌新航线能带来比陆地贸易高几十倍的利润，这就是一场资本的地理大冒险：敢花钱、敢担风险，为的是赚别人赚不到的差价。 这场冒险最大的诱饵，就是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胡椒。在16世纪的欧洲，胡椒比黄金还金贵：欧洲吃的胡椒都从印度东南亚运，中间经过伊斯兰商人好几手倒卖，每过一次价格翻一倍，到欧洲内陆，价格已经是产地的十倍，普通农民根本吃不起。所以商人都琢磨：要是能绕开中间商，直接从产地运，利润不就全归自己了？开辟新航线的需求，本质就是资本想赚差价的需求——没有高利润诱惑，谁也不会拿大笔钱赌远洋航行。 那钱从哪来？我们都熟的哥伦布，其实就是一个找投资的「连续创业者」：一开始找葡萄牙国王，人家觉得他算错了航线，不投；又找法国贵族，人家也不感兴趣；最后磨了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好几年，还承诺找到新陆地，西班牙分一半收益，女王才咬牙拿出钱。这不就是现在创业公司融资的样子吗？创始人画饼，投资方看收益评估风险，最后才掏钱；而且哥伦布还特别懂「定制方案」：跟西班牙说能找到亚洲捷径，跟法国说能发现新金银产地，这套看人下菜碟的融资逻辑，放到现在风投圈也不过时。 新航线打通之后，资本带来的连锁反应，直接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最典型的就是「白银引发的价格革命」：1545年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波托西银矿，之后大量白银顺着航线流回欧洲，1595年美洲出口商品里95%都是白银。这么多白银突然涌入，欧洲物价直接涨了四倍——原来一个金币能买一百斤小麦，现在只能买二十五斤。 这一下子就冲击了旧秩序：靠固定地租吃饭的封建主惨了，收的地租还是老价钱，却买不到原来多的东西，慢慢就破产了；商人却赚翻了，用白银进货再高价卖出，差价越赚越大。资本就这么悄悄完成了社会结构洗牌：旧贵族退场，新商人崛起，资本开始主导社会财富分配，这就是大航海给文明带来的最深刻改变。 还有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我们现在说「美元」，其实根子能追溯到这场大航海。美洲白银发现之前，欧洲有个「泰勒银币」，用波西米亚山谷的白银铸造，成色足分量准，成了欧洲通用货币。后来这个银币传到西班牙叫「dolara」，传到英国变成「dollar」，几百年后传到美国就成了「dollar」也就是美元，甚至我们人民币的「元」，日元的「円」，都和这个银币有关系。货币从来不是凭空造出来的，都是跟着资本和贸易走的，大航海把银币带到全世界，也为后来的全球货币体系埋下了种子。 当然，这场冒险从来不是稳赚不赔：投资的船队遇到风暴沉了，钱全打了水漂；囤白银赌涨价，结果白银太多价格跌了，反而亏了本——这和现在的风险投资一模一样，高收益必然带高风险，资本愿意冒这个险，只是因为一旦成功，收益能翻几十倍。 大航海能成，本质就是中世纪金融经验的升级：复式簿记能帮商人算清远洋贸易的成本利润，汇票能不用带金币就完成跨洲结算，甚至中世纪的放贷逻辑都用来给船队融资。这些攒了几百年的基本功，才是资本敢闯大洋的底气。但远洋贸易成本越来越高，一趟下来成本是中世纪陆地贸易的十倍，单靠几个商人凑钱根本扛不住，还得有新的组织形式，把很多人的钱聚起来，还能分摊风险——于是，改变现代金融的两个发明就登场了：股份制公司和证券交易所。 04）现代金融基石：公司和交易所，是资本的双刃剑 荷兰人拿出的两个发明——荷兰东印度公司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被板古敏彦称为「资本的双刃剑」：一边解决了「聚钱+分摊风险」的大问题，让大航海能规模化推进；另一边，也催生出人类第一次全民投机泡沫，告诉我们：再好的制度，也挡不住人性的贪婪。 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就是有限责任。在这之前，欧洲的公司基本都是无限责任：你投100吨开公司，万一船沉了欠了500吨债，你得卖掉房子田地凑钱还债，一次投资就赌上全部身家，谁敢轻易投？所以那时候要么是家族小生意，要么是国王特许的垄断商，做不大。 但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一样：明确规定股东只以出资额为限承担风险，你投100吨，最多亏100吨，不用卖房子还债。就这一条，彻底改变了资本的态度：原来只有大富豪敢投资，现在普通工匠、店主都愿意拿出积蓄——反正亏了也不影响生活，赚了能分远洋贸易的利润。公司成立的时候一下子募集了650万荷兰盾，是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十倍，没有有限责任根本凑不齐这么多钱。 它还有个更绝的设计：不按单次航海结算，做长期事业。原来的贸易公司，一趟航海回来就分钱散伙，下一趟再重新凑钱；荷兰东印度公司直接把21年的航海计划打包成长期项目，股东的钱能一直用在开辟据点、垄断贸易上，就像现在的长期基金，能做需要长期投入的大事——建商馆、控制航道，这些都不是一次航海能搞定的。也正因为事业长期稳定，股票才有了交易价值，这就为交易所诞生埋下了伏笔。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作用，就是给资本找了个公开流动的「菜市场」：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急用钱，想把股票换成现金，不用挨家挨户问，直接去交易所卖就行。这个交易所不止交易股票，还能做期货、期权：有人觉得明年胡椒涨价，就提前约定价格买东印度公司股票；有人怕股票跌，就花点钱锁定下跌风险；甚至连盐渍鲱鱼都能做期货，鱼还没捞，就先把未来的鱼卖掉，和现在农民提前卖粮食锁定价格逻辑一模一样。 但制度的另一面很快就露出来了——郁金香泡沫。17世纪30年代，荷兰人疯狂炒作郁金香球根：普通球根能卖几十吨，稀有品种「总督」球根能卖两万吨，相当于一个工匠十年的工资。为什么会炒成这样？有限责任让普通人也能进场投机，交易所让球根交易和股票一样方便，大家根本不关心郁金香能不能开花，只关心下一个人会不会出更高价买。结果1637年2月，球根价格突然崩盘，很多人早上还以为能靠球根发财，晚上就血本无归。 这就是泡沫的本质：当制度让交易变得太容易，人性的从众和赌性就会被无限放大，最后把资产价值炒成空中楼阁。不过这场泡沫也不是全没意义：它让人们意识到，光有聚钱的制度不够，还得有防炒作的规则——后来荷兰政府开始限制无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就像现在监管裸卖空一样。而且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没受太大影响，因为它有真实的胡椒贸易利润支撑——这也告诉我们，有真实收益支撑的资产，才经得起泡沫的考验。 公司和交易所解决了「资本怎么聚、怎么流动」的问题，但还有两个大风险没人扛得住：国家要打大仗，动辄几百万英镑，国王自己掏不起；商船出海，万一沉了被抢了，船主一辈子家底就没了。单个机构和个人扛不住这么大的风险，就需要能把风险拆碎分摊的新工具——于是，国债和保险就诞生了。 05）风险分摊神器：国债和保险，把大风险拆给所有人 国债和保险的核心逻辑其实一句话：不消灭风险，而是把风险拆成小块，卖给很多人——国家把战争风险分给成千上万投资者，船主把海上风险分给成百上千投保人，这就是金融最聪明的「风险分摊术」。 先说说国债：本质就是国家学会了「靠谱借钱」。在这之前，欧洲国王借钱就是一锤子买卖：打赢了可能还点，打输了直接赖账。167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欠了金匠银行家一大笔钱，直接宣布不还，好多银行家直接破产——所以那时候没人敢给国王借钱，谁愿意把钱借给一个说赖账就赖账的人？ 直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征税，也不能随便赖账，国债才真正有了信用。法案写得清楚：没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征税——这就意味着国债的还款来源有了保障，不是国王一句话就能改的。1692年英国出台专门的国债法，把原来国王的私债，变成了国家欠所有人的钱，还发明了「统一公债」：没有偿还期限，每年固定付利息，想变现随时能在交易所卖掉。 这下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原来投资者怕国王赖账不敢买，现在知道有议会担保，还能随时卖，纷纷掏钱买。英国国债从1739年的4400万英镑，涨到1816年的7亿英镑，全靠这套靠谱规则。国家把战争风险变成了「每年拿利息」的投资机会，投资者自然愿意接。而且设计还特别灵活，曾经发行过「彩票型国债」：买100英镑国债，不光每年拿利息，还能抽奖中额外奖金，一下吸引了很多普通民众，街边面包师都愿意拿出积蓄买，国家轻轻松松就凑够了军费——背后逻辑很简单：风险越大，就要给投资者越多甜头，大家才愿意一起扛。 再看保险：本质就是把「小概率大风险」，变成「大概率小支出」。最早的海上保险雏形古希腊就有了：船主借钱买货，约定船安全到港就还本金加利息，要是船沉了就不用还——其实就是用高利息买风险保障，只是没形成正规制度。真正把保险做成生意的，是伦敦的劳埃德咖啡馆。 1687年爱德华·劳埃德开了这家24小时咖啡馆，水手、船主、商人都爱来这歇脚，慢慢就有人在这「赌船」：船主花点钱，找几个有钱人约定，船安全到了，钱归有钱人；船沉了，有钱人赔船主钱——这些签字画押的有钱人，就是最早的承保人，这就是现在劳合社的前身。那时候承保人要承担无限责任，船沉了得卖房子赔钱，但还是有人愿意干，因为大多数船都能安全到港，保费攒下来就是稳赚的。 这就是保险的本质：大多数人没出事，他们的保费就用来补偿少数出事的人，大家一起扛住单个扛不动的风险。后来保险还扩展到了人寿：苏格兰的牧师们看到同事早逝后妻儿没人养，就搞了「苏格兰寡妇基金」，大家每年交一点钱，有人去世就从基金里拿钱给遗属；他们还聪明地用了哈雷生命表，算清楚平均多少牧师会去世，每年该交多少钱——这就是最早的保险精算，让保险从「凭感觉凑钱」变成「靠数据定价」。 不管是国债还是保险，核心都是「信任+规则」：国债靠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保险靠精算数据、契约精神，少了哪一样都玩不转。但随着战争规模变大，贸易范围变广，资本永远会跟着「安全+信用」走，金融中心也就开始慢慢转移——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再从伦敦到纽约，每一次转移都是一场信用的较量。 06）金融中心迁徙：资本永远选择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金融中心的转移从来不是靠军队抢来的，是资本用脚投票选出来的：谁能给资本安全感，谁能守住还钱的规矩，资本就去谁那里。 第一个转折点，是阿姆斯特丹的衰落。17世纪阿姆斯特丹本来是全球金融心脏，东印度公司股票在这交易，霍普商会能帮瑞典、俄罗斯发国债，但拿破仑战争打碎了一切：拿破仑要征重税，还要把荷兰的黄金运去法国充军费——资本最怕什么？怕被强征、怕没保障。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连夜打包资产，有的去伦敦，有的去汉堡；1806年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交易量，只剩原来的十分之一——没了资本信任，再繁华的金融中心也会变成空城。 接着就是伦敦崛起，它赢就赢在靠谱的规矩和安全的环境。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一边打仗，还能让资本安心：第一，英国有统一公债，不管战争打得多凶，每年利息从不拖欠，投资者知道买了不会亏；第二，英镑和黄金稳定兑换，拿着英镑在哪都能换成黄金，比法国法郎靠谱太多；最关键的是，英国议会管住了国王的手，《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赖账，这比任何军事威慑都管用。1803年拿破仑要卖路易斯安纳给美国，美国拿不出1500万美元，最后还是英国的巴林商会帮忙发行债券凑齐了钱——连法国的交易都要靠伦敦资本，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还有谁能抢？ 但伦敦的地位，最终还是被两次世界大战打垮了。一战之后，英国为了筹军费，卖了海外资产还欠了美国一大笔钱，从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二战的时候，伦敦被德国轰炸，交易所好几次停市，资本怕被炸没，纷纷跑到纽约。纽约道琼斯指数在战争期间涨了近一倍，伦敦股票市值跌了一半。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一开，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伦敦彻底失去了金融主动权——不是英国不想争，是战争耗光了它最核心的「安全+信用」，这两个恰恰是资本最看重的东西。 而纽约呢？两次世界大战都没烧到本土，还靠帮各国发债积累了信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又给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自然就接住了金融中心的接力棒。但掌握主动权不是一劳永逸，纽约成为中心后，现代金融很快就陷入了「规则防贪婪，贪婪破规则」的循环，一次次引发动荡。 07）现代金融的循环：规则永远在给贪婪补课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到日本泡沫经济，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本质都是同一场博弈：规则想给资本划红线，贪婪却总在找漏洞，每次博弈过后，要么是体系动荡，要么是规则升级。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现代金融第一次认真建规则：1944年四十四个国家约定，美元跟黄金挂钩，其他货币跟美元挂钩，固定汇率做生意，避免二战前汇率乱涨乱跌，让国际贸易安稳发展。结果才运行20多年，就被美国的贪婪打破了：美国为了打越战，搞「伟大社会」福利，印了太多美元，黄金储备根本不够兑换；其他国家拿着美元要换黄金，美国拿不出来，1971年尼克松直接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下子就崩了。之后汇率自由浮动，通胀起来，石油输出国因为美元贬值，直接把油价涨了三倍，第一次石油危机就来了——这就是第一个回合：规则想绑定美元信用，美国为了自身利益突破规则，留下烂摊子给全世界收拾。 再看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就是典型的「规则跟不上贪婪」。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被迫升值，日本出口不好做，政府就放水降利率，鼓励大家借钱。这下贪婪直接冒头：企业拿着低息贷款不搞实业，全都去炒股炒房；普通人觉得房价只会涨，砸锅卖铁买房；银行也不管风险，有土地担保就放贷。那时候东京的房价能买下整个美国，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2000点，涨到1989年的38915点，所有人都觉得泡沫不会破。但日本政府那时候根本没跟上规则：没限制房地产抵押融资，也没管企业脱实向虚，等想加息降温的时候，泡沫已经太大了。1990年股价房价一起崩，日本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这告诉我们，规则要是滞后于贪婪，哪怕是经济强国，也会栽大跟头。 到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贪婪钻了规则的漏洞」。美国银行把次级贷款打包成次贷债券，还找评级机构给这些高风险债券评AAA级，卖给全世界投资者；银行明明知道这些贷款会坏账，还是拼命放拼命卖，因为卖出去就能赚手续费，风险都是别人的。贪婪到这一步，规则却没跟上：监管机构没查次贷打包的猫腻，也没限制银行的杠杆。最后次贷违约潮一来，雷曼兄弟破产，它的衍生品规模比美国GDP还大，银行倒闭、基金爆雷，全世界都跟着亏——这就是贪婪突破规则的代价，不止自己玩崩，还要拉着全世界买单。 但博弈从来不是只有贪婪赢，规则也会慢慢补课：2008年后，各国推出巴塞尔协议Ⅲ，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美国重启类似《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规定，禁止银行一边做储蓄一边搞高风险投机；中国也出台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这些都是规则在博弈后补上的漏洞。当然这场博弈永远不会停，现在的加密货币、算法稳定币，本质还是有人想绕开规则赚快钱，各国对这些新事物的监管，就是规则在跟上贪婪的新玩法。 08）金融史的永恒真相，听懂就能少踩坑 聊完了千年的博弈，最后我们总结三个不管时代怎么变，都不会变的真相，这些真相藏在泥板里，藏在股票里，也藏在一次次危机的教训里，对我们普通人特别实用。 第一个真相：金融的本质从来不是钱生钱，是信用。最早的泥板借据，苏美尔人愿意借白银，不是因为白银多，是相信刻在泥板上的承诺会兑现；英国统一公债能卖遍欧洲，不是因为军队强，是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不会赖账；我们现在敢把钱存银行买基金，也是相信银行不会卷款跑，基金公司会按规矩运作。信用看不见摸不着，但一旦没了，再复杂的金融体系都会塌——阿姆斯特丹被法军破坏了信用，资本立马跑光；2008年次贷骗了大家，信用破了整个市场就崩了。对我们来说，不管借钱还是投资，先想清楚「这事的信用在哪」，比先想「能赚多少」重要得多。 第二个真相：泡沫和危机是人性的必然，别指望彻底消灭。从郁金香泡沫里赌球根翻倍的荷兰人，到日本泡沫里买套房躺赢的日本人，再到次贷危机里借高利贷买房的美国人，本质都是同一种心态：「别人都在赚，我不赚就是亏」。这不是制度的错，是人性里的从众和贪婪天生就在，只要有赚快钱的诱惑，就会有人忘了资产本身值多少钱。没人能避开所有泡沫，但我们能做到不栽大跟头：别信「只涨不跌」的神话，别用自己输不起的钱去投机——要是记得郁金香不能吃不能用，只是个观赏品，很多人也不会血本无归。 第三个真相：金融不是洪水猛兽，是文明的加速器。我们总说金融干坏事，但别忘了：没有资本支持，哥伦布到不了美洲，荷兰东印度公司开不了新航线；没有国债，英国打不赢拿破仑，也建不起遍布全国的铁路；没有保险，商船不敢闯大洋，我们也用不上便宜的进口香料。金融的本事，就是把分散的小钱聚成大钱，把没人敢担的风险分给大家——它能帮普通人凑钱开工厂，帮国家修铁路，帮科学家搞研发，关键不是要不要金融，是怎么用规则管住它，不让它变成少数人投机的工具，让它服务真实的需求。 说到底，金融史就是一部「人性和规则的平衡史」： 太放任人性，就会泡沫破裂；太死守规则，就会耽误发展。 我们读金融史，不是为了记住一堆年份和事件，是为了下次听到「某某东西能翻倍」的时候，能想起郁金香的教训； 在所有人都抢着投资的时候，能停下来问问「这东西的信用在哪」。 毕竟，金融本来是为了让生活更好， 不是为了让钱焦虑，这才是学习金融史最该有的收获。

某天逛西門町 被這位酒店經紀攔下來 問我有沒有興趣做酒店小姐.. 後來+賴聊天 他直接變成我的粉絲 🤣還一起約好去西門旅館愛愛 恩～野生捕獲新粉絲好像也不錯🤣 🔥約會無套報名 「我會塞跳蛋來約會唷」遙控器給你控制

京都某旅館稱讚台灣客人素質高！ 垃圾分類超明確 吃剩的便當盒都洗乾淨了整理在一起 餐具也都洗好了 各個東西都歸位 因為台灣是文明開化的國家，所以台灣人去其他國家作客時都儘量考慮當地人的感受！ 👏👏👏

附近居然有个中餐馆，一进门看到全是白人就知道这饭菜一定改良到找不着北。 果然，这三个菜，一个味道。 一个宫保鸡丁（鸡片），一个四川牛肉，一个四川西蓝花🥦 哈哈哈，服务生是个来美国三十多年的中年妇女，她过来说：这菜味道都是美国人的，你们吃得惯吗？ 挺好挺好，我们说。 其实就是还挺好，不难吃，就是三个菜一个味道，和宫保鸡丁没有丝毫关系。 饭后结账，人家还没有要我们小费，奇怪。

新莊性慾飢渴25y小逸哥哥 明明說好會溫柔對待 一切都是騙人的.. 趁我拿東西的時候給我背後突襲 撞那麼大力要叫我怎麼忍啦 #就不能回到旅館後在來做嗎#.. 直到他射了那刻為止才願意放過我.. 明明應該是我要控制節奏的 怎麼主導權就這樣在你手上 #逸哥這樣真的很累#.. #挑戰各地區實力派的小哥哥#

#習言道【習近平在一幅油畫前駐足凝視】2021年4月，在廣西桂林的紅軍長征湘江戰役紀念館裡，習近平總書記在一幅油畫前駐足凝視，“壯烈啊！陳樹湘是犧牲英雄中很典型的一個。”畫中的主人公是紅34師師長陳樹湘，湘江戰役中，他重傷被俘，斷腸明志，壯烈犧牲。長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偉大遠征。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總書記反覆強調理想信念的重要性。##我們的長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