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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Meta 首席 AI 科學家楊立昆給當時的 LLM 熱潮潑了一盆冷水。 他指出 LLM 有根本性的缺陷:沒有持久記憶、無法從單一經驗學習、缺乏對物理世界的理解。本質上,它只是在做「下一個 token 的預測」。 從學術的角度看,他說得完全正確。 直到今天,LLM 的底層架構依然沒有變。它依然是一具每次啟動都空空如也的統計引擎。 但在三年的工程演進後,我們發現了一個讓科學家尷尬的事實:學術上的根本缺陷,工程上不一定要正面解決,繞過去一樣能起飛。 楊立昆主張要走「世界模型」的路線,讓 AI 像人一樣建立對物理規律的理解。他認為 Scaling Law(規模定律)有天花板,LLM 光靠堆算力不能產生真正的智慧。 但工程界用兩件事回應了他: 第一,資本的暴力美學。過去三年,人類往算力砸錢的瘋狂程度,讓模型規模產生的「湧現」直接蓋過了架構的粗糙。 第二,系統性的外掛補丁。模型記不住?掛上向量資料庫。模型理解不夠?接上 Vision 和工具。 這就是工程學最迷人的地方:解決問題不需要追求「本質的優雅」。 楊立昆在研究神經元的排列,而工程師在研究如何把這個「不完美的大腦」裝進一個強大的「機械外骨骼」裡。 楊立昆對 LLM 的核心批評,是他認為 Pattern Matching(模式匹配)不算真正的學習。 但如果這種模式匹配的複雜度足以模擬出文明的所有邏輯,那「學習本身到底是什麼模式」還重要嗎? 飛機與鳥的飛行原理完全不同。飛機沒有羽毛、不會拍翅膀,但在它飛得更高、更遠、更穩定的那一刻,它到底「算不算在飛」已經不重要了。 但繞過去的,跟真的解決,是兩回事。 只要底層架構沒變,楊立昆講的那些缺陷就真實存在。記憶是外掛的,不是原生的。就像義肢,裝上去能走能跑,但它跟真正的腿就是不一樣。你不能假裝它不存在。 所以雖然 AI 已經很強了,推理、寫作、寫程式,很多事做得比大部分人好,但它每次都是一個全新的大腦。沒有連續的意識,沒有累積的經驗。它所有的「記憶」、「理解」、「偏好」,全部來自你這次塞給它的上下文。 如果你去看 OpenClaw 最近的 repo 更新,你會發現記憶管理佔了很大的篇幅。怎麼讓 AI 在對話之間記住該記住的東西。 他們最近推的 QMD,把關鍵字搜尋跟語意搜尋混在一起用,就是為了解決一個問題:你三天前跟 AI 聊過的東西,它下次怎麼找得回來。 模型本身的能力會繼續進步,但只要底層是 LLM,記憶管理就是一個繞不開的大山。 用工程的角度來說,就是 Context Engineering 的重要程度,會逐漸超過模型本身。 你怎麼管理每次丟給模型的那包上下文,決定了 AI 能幫你做到什麼程度。哪些資訊該放、哪些不該放。什麼時候該砍掉重來、什麼時候該接著繼續。不同對話之間的記憶怎麼同步、怎麼取捨。 我自己每天都在處理這個問題。 舉個例子,我的 OpenClaw Agent KAI,它常常在多個頻道處理不同任務,但它們的記憶不是即時同步的。只要 還沒更新,它們就不知道彼此剛做了什麼。 所以我常常要幫它做認知同步。譬如告訴 A 分身,B 分身目前正在做什麼,然後要求 B 把做的東西整理好傳過去。或者更簡單一點,直接叫 A 去讀另一個 Discord 頻道最近兩小時的對話,讓它自己同步 B 的工作內容。 這種「認知斷裂」的現象,只要你常用 AI,一定會有很強烈的感覺。 從人格化的角度看,你會覺得它們是同一個人。但事實上,它們只是共享同一份記憶。只要記憶沒有同步,它們就是不同的人。 我現在花比較多時間在學這一塊。譬如今天 KAI 就教了我,如果讓 Claude Code 的 Opus 4.6 從外部調用 GPT 5.3-Codex,用 MCP 跟 coding-agent skill 的差異是什麼。 KAI 告訴我,差異的核心在於:中間過程要不要進主 context。 用 MCP 調用 Codex,每一個 tool call 都走 MCP 協議。Codex 過程中的每一個 turn,讀檔、改檔、跑測試、報錯、retry,全部以 tool result 的形式灌回 Opus 的 context。一個 coding task 可能產生幾十個 turn,跑完之後 Opus 的 context window 已經被中間過程塞滿了,後面每一 turn 都要重送這些垃圾。這就是 context 污染。 而 coding-agent skill 的設計完全不同。它把整個 coding task 交給一個獨立的 sub-agent,這個 sub-agent 在自己的 context 裡完成所有中間過程。跑完之後,回傳給 Opus 的是一個精簡的 handoff summary:改了哪些檔案、測試跑過了沒、有沒有殘留問題。中間那幾十個 turn 的掙扎,Opus 完全不需要知道。 同樣一件事,兩種做法,Opus 的 context 乾淨程度天差地遠。 所以同一個模型,不同的人用,產出可以差十倍。 人與人之間原本的能力差距,已經沒那麼重要了。你的學歷、你的年資、你寫程式的底子,這些東西的權重正在被 AI 快速壓縮。 取而代之的,是你怎麼使用 AI。這件事的精度,才是現在真正決定產出的變數。 你理不理解它的記憶是怎麼運作的。你知不知道什麼時候該砍掉 context 重來、什麼時候該讓它接著跑。你能不能在對的時間,把對的資訊塞進那個 context window。 這些東西有一個名字,叫 Context Engineering。 它不是什麼高深的學問,但它是所有想把 AI 用好的人,都應該深入研究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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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台股有種 2021 上半年幣圈大牛的既視感。大家都知道是泡沫,但沒人想停手。 提醒一下,帳面上的獲利不是真的獲利。從券商戶頭轉出去的、拿去付房貸的、換成現金或其他不相關資產的,錢離開市場的那一刻,才算落袋。 大牛市的標準劇本長這樣: 衝上高點後一陣大幅回落,你心驚但還抱著。接著反彈,你以為又要噴了,加碼進場,結果只是逃命波。然後一路下跌,你開始攤平,越攤越貧,最後在某個受不了的低點全部出清。 主升段大家都在賺錢,這不稀奇。真正的試煉是到頂之後你能守住多少。 撐過回落、撐過逃命波,帳戶還是綠的,提領出金也順利完成,這才叫真的賺到錢。 其他的都只是市場的暫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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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威斯康辛州的初選,原本被看好拿下民主黨提名的Francesca Hong,最後以些微票數落敗,一般認為是民主黨的中間派,終於團結把社會主義的極左派打敗。也許是這樣,但我還是要忍不住批評這些珍奶左派,妳們這些亞裔的左派,沒有根正苗紅,不但沒有黑人祟高的受難者地位,現在連穆斯林的地位,都比亞裔在黨裡高,不要夢想當頭了,不然為什麼桑德斯和AOC都挺了密西根的穆斯林,然後在威斯康辛不表態支持Hong?早點覺悟左派對亞裔的遲疑、不信任,甚至是歧視,早點快活。 但Hong不是沒有嚐試要提高自己受害者的地位,她之前上節目說她自己有雙重人格,是醫生開的診斷,甚至還因此住進了精神病房。我們知道選舉要選賢與能,所以競選的政客,無不講自己多能幹,經歷多顯赫,然後把會讓人懷疑能力、道德水準的過往藏起來,但美國的左派突破了天花板,把精神疾病當成顯赫經歷來宣傳。但這不是失手,這真的是左派選人才的新標準,不看能力,不看經歷,只看身份,而人分三六九等的依據,完全是靠你在左派被害光譜的位置決定。黑人好,因為有些他們的祖先被奴役過,女人好,因為以前都是男性沙文主義欺壓女人,同性戀好,因為以前道德保守人士會迫害他們。當然,窮人、身心障礙這些弱勢也好,但太「普通」,太難拿來當作武器對付政敵,所以地位普通。 因為要拿身份認同政治來鬥爭,所以這個光譜還會變來變去,看敵人怕什麼,就拉高什麼,或者是看拉抬哪一類族群,可以製造聲浪,就拉抬他們。所以現在同性戀在身份認同政治裡地位低下了,LGBTQ裡的TQ,拿來當議題比同性戀強大多了,畢竟這世道,誰還真「恐同」呢?「恐變性人」不是比較有力道?可以打廁所的議題,而且確定宗教右派一定會跳腳! 2023年的哈馬斯恐攻以色列之後,以色列強力反擊,在巴勒斯坦大力動武,但在中國、俄國和伊朗的宣傳機器動員下,左派身份認同政治狂熱,找到新的受害者,你看巴勒斯坦人多可憐,以色列多壞,西方國家還恐伊斯蘭,拒絕穆斯林移民,那還不趕快把穆斯林的地位再拉高一點?我是不太了解為什麼左派的身份認同政治可以這麼有流動性,流動到自己的角色錯亂了都不知道。信仰伊斯蘭的人,不但恐同,甚至厭女,你們把穆斯林抬這麼高,那女人,那LGBTQ怎麼辦? Francesca犯的錯,就是她一開始以為亞裔女性也可以像其它非白人女性一樣,有身份認同政治加分背景,但她不知道,亞裔早就被左派當成是白人附庸,只有扣分,沒有加分,而女人的身份,又太普通,加分力道不夠,所以她的地位在這些社會主義眼裡是低下的。她努力想用精神異常加分,但這題不是現在流行的議題,沒用。她應該早早改信伊斯蘭,再不濟,學學隔壁明尼蘇達州那個剛剛成為民主黨參議員提名人的Peggy Flanagan,人家白女人一把頭巾戴起來,多適切,這不就選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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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要為善不欲人知?還是要為善怕人不知?在這裡要說點逆風的話:其實我是贊成「為善怕人不知」的。因為出發點在於「希望能藉此激發社會的善心共振」,集合眾人的力量來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不過,重點就在於「出發點」,我們又稱為「初發心」。如果又要自稱低調,又要出動團隊,在明顯經過設計的拍攝角度下,向支持者展示自己身穿白衣白鞋清淤卻一塵不染的低調身影,然後透過媒體和側翼洗版宣傳下讓全世界都知道,如果背後真正目的是累積個人政治聲量,甚至轉化為選舉資產,這樣的「為善怕人不知」其實很容易被人看破手腳。 當「行善」被賦予了飽和的行銷與政治目的時,它究竟是擴大了「善的漣漪」,還是淪為一場精準計算的劇場表演? 在現代社群政治中,「低調」已經不再是一種個人品德,而是被政治幕僚包裝出來的「商品」。傳統的「低調」是做了不說,默默離開。但現代政治的「低調」卻是做了之後,由身邊的側翼、粉絲、網紅「不小心發現」並大肆讚揚。 然而,這種運作模式最大的盲點在於:群眾對「宣傳痕跡」的敏銳度早已被訓練得像顯微鏡一樣。當媒體與側翼在同一個時間點、用著相似的語調、搭配精心構圖的照片(甚至是高角度、俯瞰等非一般路人能捕捉的無死角機位)在大喊「看啊!他多低調」時,這種操作痕跡就已經將「低調」這兩個字徹底汙名化了。 在傳播學中,影像的「真實感」來自於細節的合理性。在泥濘、混亂的勘災與清淤現場,「白衣、白鞋、一塵不染」成為了最具破壞力的視覺符號。這種高反差非但無法傳達深入基層的實幹形象,反而給人一種「與勞動現場格格不入」的疏離感。現代閱聽者對政治影像的解讀能力,已遠高於過去,甚至到達吹毛求疵的程度。當防護裝備的潔淨程度與周遭的汙泥形成強烈對比時,畫面傳遞出的訊息就不是「共體時艱」,而是「擺拍路過」。 「為善怕人不知」若能激發社會善心共振,其前提是坦然與誠實——我做了這件事,我希望大家一起來做。 然而,當宣傳機器(不論是親近媒體或社群側翼)試圖同時貼上「低調行善」與「大張旗鼓宣傳」這兩個互斥的標籤時,邏輯就產生了混亂。既然要低調,何來無死角的精準機位?何來鋪天蓋地的洗版讚揚?這種「被製造出來的低調」,在本質上就容易形成對公眾判斷力的低估,自然會引發輿論反彈與翻車。 過去的政治宣傳是「舞台劇」,台下觀眾距離遙遠,只能看到聚光燈下的美好。然而現在是自媒體的微觀時代,每個人手上都有放大鏡,任何一個不自然的眼神、過於精準的側翼發文時間點,都會被截圖、對比、做成梗圖。當政治團隊還在用舊時代的劇本演戲時,台下的觀眾早就已經退場,甚至開始拆除舞台了。 現代政治傳播的悲哀在於,許多政治團隊仍迷信「有圖有真相」的傳統宣傳套路,卻忽略了在自媒體時代,群眾對於「作秀痕跡」的辨識力已達到上億像素級的精細。 「為善怕人不知」並不可恥,如果是為了號召大眾、激發社會的善意,坦坦蕩蕩地開直播、呼籲大家一起來幫忙,群眾反而會給予掌聲。 最讓人反感的,莫過於「既要政治紅利,又要道德牌坊」。當政治團隊把人民當成可以輕易操弄的觀眾,在無死角的鏡頭前演一齣名為「低調救災」的行動劇時,他們忘了,台下的觀眾早已看過無數場類似的戲碼。那把名為「真實」的尺,早就藏在每個人的心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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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去醫院的時候 才發現原來我國小國中都是家暴 原來我國小時期每天被打,並不叫犯錯事 而是我的父親把他的怒氣發洩在我身上 繼母還在爸爸他打我的時候剪斷我的頭髮 從胸前的長度撿到了耳朵長度 到四年級才知道這個媽媽是繼母 甚至嚴重到沒有人會關心我,於是想像出來一個靈體照顧我 小六畢業我就很想逃離這個氣氛 去了美國,有二周每天都在哭,雖然我害怕那個家,但自己一個人住在親戚家又不合年紀差很多,也沒辦法跟他訴苦、真的壓力很大 我在聖地亞哥這一間私立學校讀 從一個英文國小從來沒有及格的小孩 半年內學會了溝通跟上課業的難度 在有一次我在房間用Skype跟教會朋友聊天時 我的親戚就衝進門來大罵我 我不知道才國一的我怎麼了 只有大喊的說,難道你也想要我去死去自殺嗎? 後來我就再去廁所把頭髮給剪短了 這樣感覺才可以懲罰自己 隔天就被送回台灣了 忘記補充 我的創傷失憶非常嚴重 我到了我也憂鬱症時 才回想起來,姐姐當時在我面前 嘗試過幾百次的自我了結 可能那時年紀還小太害怕了 所以憲兵侵犯那件事情 也是一個創傷性失憶 小時候一直以為是自己表現得還不夠好 我居然活到了23歲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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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圈就是這麼魔幻,一直不想關注這次的瓜,但連刷微信、IG視頻,都能看到這次的事件,不得不說波幅真的很大。 整個過程,其實能看到有人是無厘頭的像抗議者,拉著白布條,然後藉由水軍來操縱輿論,從留言區就能看出,明眼人都知道是誰在搞。 碰瓷用意為何?用混淆視聽的模式來換取市場最大的流量入眼;用站邊的方式,讓用戶信心動搖藉著能有概率使用戶跳槽。 輿論的水軍工程到底想演給誰看? 從留言區能看到,那些整齊劃一的格式,與其說是為了說服明眼人,不就是為了洗掉理性的聲音!?此地無銀三百兩,想不承認都難! 當水軍湧入,正常的討論空間被極速壓縮,剩下的只有被刻意製造出的對立與恐慌。這種操作模式,本質上就是一場針對用戶心理的壓力測試,他們在賭大部分的人沒有時間去查證事實;賭大部分的人會因為那幾條白布條模式的留言而產生動搖。 當流量入眼,從信息操縱到情緒收割,而這就是現在最魔幻的地方,因為注意力變成了最廉價也最昂貴的籌碼。 碰瓷利用算法的特性,透過製造爭議來拉長用戶的停留時間,讓這場碰瓷變成全網強制收看的連續劇。而這種換取市場最大流量的手段,說穿了就是一種低成本的情緒套利。 基本來說某人根本不在乎品牌形象是否顯得低劣,因為在算盤裡,只要能把水攪渾,讓原本穩固的用戶信心出現裂痕,這場局就贏了一半。 至於我自己說的跳槽的概率論,源於信任的裂解。因為在這市場上,用戶本來就不是獨用一個交易所,此時的輿論來逼用戶或自家的 KOL 做選擇,是這場戲最核心的算計。 總之在噪音中保持清醒,幣圈的瓜永遠吃不完,波幅也永遠存在,但我們在這種魔幻的劇情中,更該看清誰是在做事,誰是在做戲。明眼人都知道,戲演得再大,終究敵不過市場的共識。畢竟,流量可以靠碰瓷換來,但信任,只能靠長期的實力去堆疊。 當這場鬧劇散去,留在場上的依然會是那些不屑於表演、只專注於價值的強者。至於那位拉著白布條的跳樑小丑,終究會成為這個行業進化過程中的一段笑料。 有時間吃瓜,還不如做些能充實自己的事。沒有活動邀請,只好自己獎勵自己,出國去啦🥳🥳 #飛行日記啟動# #吃瓜請理性# #我呢永遠支持B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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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許多有名的總統,詹森沒有名牌大學的學歷,他是真正窮苦出身。他大學唸德州的一個鄉下師範學院,學費已經很低廉,但他還是得休學一年,先去賺點錢才能完成學業。師範學院常有一些德州各地學區的督學、校長來進修,詹森結交了一個德州南部學區的督學,督學承諾詹森一個教職,詹森就這樣在1928學年,在Cotulla這個地方,教了一年書。 Cotulla在一百年前的人口,和現在差不多,都只有三千多人。德州在一百年間,發達不知多少倍,但Cotulla卻一點都沒長進,你就可以知道這是多麼鄉下的一個地方。它離墨西哥邊界只有六十英哩,離大城聖安尼奧九十英哩,看起來不遠,但一百年前,柏油路沒有舖到Cotulla,交通不便,所以是真正偏鄉。小地方近八成是墨西哥裔,務農為主,學童經常一曠課就是幾個月,因為家長把小孩帶去甜菜園或是棉花田工作了,沒有人管這些墨裔小孩功課怎麼樣,甚至沒有人管這些小孩會不會說英文,直到詹森來了Cotulla小學,才有改變。 小學原來有五個老師,都是主婦不情不願地來上班,每天都是上課前才到,一打鐘下課就趕緊走人,一刻也不停留。小學很久沒有男老師了,大家都很高興有新血,詹森一到,督學立刻指派他當校長。這是詹森的第一份領薪水的正式工作,他的所作所為,完全反應了詹森的整個人生態度,甚至他的人生野望。詹森從來不把他的工作當小事,他一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早早到學校檢查環境、備課,下班後繼續忙到很晚,小朋友功課一定要教到會才放他們走。他認為小朋友會講正確的英文很重要,不厭其煩地要求他們發音正確。小朋友下課時間沒有遊戲場地,原來的老師也不管,他一來就弄出場地,找到排球和壘球的設備,要求老師輪流在下課時間看顧小朋友。鄉下小孩從來不知道體育比賽,也沒有錢去外地參賽,詹森自己找家長帶隊去比賽。Cotulla的小朋友一輩子都記得這個,不乖時教訓他們,對他們有要求、有期待的詹森老師。唯一的校工不識字,詹森有空就教他識字,但詹森嚴格要求他把學校打掃乾淨。 在一個偏鄉遙遠而無人知的小學,做著誰也不知道有什麼用的工作,但詹森不因為事小而輕乎,什麼事都全力以赴,他相信,「只要你每個方法都試了,你就會成功。」詹森的志向當然不是當一個成功的小學老師,有一次小朋友學他講話傷了他的心,他很生氣地打了那個冒犯他的小朋友,然後對全班罵,「你們怎麼能這樣笑我,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人,是未來的美國總統。」 二十歲的詹森在Cotulla流露的不只是他過人的努力和非凡的野心。詹森的白宮任期以民權法案、社福法案和越戰泥淖聞名。六零年代前的德州,和南方各州都一樣,政治和社會是充滿種族主義偏見的白人所主導,政客全都是民主黨。詹森為了民權法案,把這個南方的民主黨板塊打破,可以說是背叛了一直力挺他出頭的南方白人,但詹森不是為了權術而虛情假義地通過民權法案,他是真心地想要為弱勢的少數民族說話,想為他們做事,他在Cotulla的學生,幾乎都是墨裔,他沒有少盡一分力來幫助這些學童,也許他還多出了力,因為他自己也是窮苦出身,他內心還是有一股俠氣,不忍見人間的不公不義。但詹森的俠氣,還是家父式的,他在德州,但他不想學西班牙語,他在Cotulla教墨裔小孩要怎麼擁抱英語、美國文化、美國歷史,因為那是他認為對小朋友最重要的教育。結合了俠氣和家父心態,轉換到全國的政策,那就是美國史所未見的社福擴張:食物券、老人及窮人健保、窮人免費學校午餐、窮人住房補助等等,都是詹森任期內搞出來的,每一個政策都立意良善,都是「為你好」,但最後都把這些窮苦、弱勢族群,養成伸手牌,失去自立的能力,還造成了政府永遠的財政問題,美國現在的社會問題,很大的部份都可以溯源到詹森的總統任期。 有錯誤理念的人,你寧願他笨一點、懶一點,造成的禍害會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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