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异议群体中暴力思想的流行令人不安。暴力其实比非暴力反抗更加困难、更不容易成功，但是其鼓吹者们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他们的话语却以日复一日地打击对非暴力反抗的信心为代价。更远一点看，将来发生大规模非暴力反抗的时候，这种混乱的思想状态很可能会增加维持非暴力纪律的困难，因而降低反抗的成功机率。 暴力论盛行的一个原因，在于对自己一方暴力能力不切实际的想象。暴力论者们认为统治者的暴力必须以暴力来回答，因为暴力与暴力才是彼此真正对等的力量。但是，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如何获得枪？在中国刑法中，买卖、私藏枪支是可以判死刑的重罪。姑且不论这一限制，假使能获得某些枪支，又如何组织、训练一支足以能击败政府军的武装力量？ 暴力正是专制政府之长、民众之短。以己之短、攻彼之长，并不是一种好的战略设想。 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暴力论者们经常提到军事政变。然而，军事政变通常并不是民间所能操作的。当我们谈论反抗的时候，应该问自己能做什么，而不是等待某个或几个将军来拯救我们。军事政变即使发生，其前景也远比想象的复杂得多。从历史看，军人的许多政变是为了推翻民主或取代旧的统治者，建立民主的事例少得可怜。 非暴力与暴力的确明显不对等。这正是困惑暴力论者们的一团迷雾。他们因而将非暴力定性为软弱的，没有兴趣去深入了解其对于争取自由的巨大潜力和作用原理。 哈迪·梅里曼（Hardy Merriman）先生在前面提到，从全球范围看，非暴力运动在推动政治转型上的成功率要比武装起义高出两倍。 这个数字是1900至2019年120年的统计结果。晚近的数据更加惊人：从1970年代到上世纪末，也就是在著名的第三波民主化期间，80余个政治转型中约70%非暴力抗争起了关键作用。21人类进入现代世界后，斩木已不足以为兵，民众与政府之间在武力上，日益不可挽回地极度不对等。在这种大背景下，非暴力行动发展成为争取自由的最主要手段。 与寻求对等的、以暴力对抗暴力的传统思路不同，非暴力抵抗是一种迂回的反抗方式。它不是直接攻击对方最强之点，而是从对方最弱之处入手。 影响了20世纪共产国家命运的哈维尔，曾意味深长地提出“无权者的权力”。我想在这里略微补充一点，即“有权者的致命弱点”。非暴力之所以是一种能击败独裁者的强大力量，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这一弱点。 所有独裁者及其政权都必须依赖于人们的服从、合作与支持。无论他们及其政权多么强大，他们的权力并非来源于自身。一旦人们克服恐惧，坚定地停止服从、合作和提供支持，他们就会失去权力，抵达穷途末日。 甘地早就发现了有权者这一致命弱点。他说：“人民若不服从，统治者就无法统治”。非暴力抗争在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将此称为专制者的“阿基里斯之踵”。 这并不是一个很难发现的真理，却经常被忘记，更经常不被深信。缺乏深信，导致不愿去深入钻研这一反抗技术，以坚韧的努力不依靠暴力武器，而是通过削弱切断专制者、压迫者的权力来源最终击败他们。 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过程。没有想象的暴力革命“便餐”，也不会有非暴力革命“便餐”，虽然非暴力实际上更可行。 所谓“非暴力抗争不适合于中国”，“只适合于统治者较仁慈或有某种自由民主的国家”，是一个基于想象而非事实的判断。它只对反抗专制或压迫的非暴力斗争在一些国家的最终成功略知一二，而并没有了解那些国家的反抗运动所经历过的艰难曲折历程。如果去察看一些著名的案例，例如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阿根廷、智利、南非等国家的案例，看看那些国家抗争的民众和领导者所经历的杀戮、毒打、监禁等种种迫害和反复挫败，你可能会重新评估自己的判断。 这个判断不只美化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专制者或压迫者。它也在影响我们做好坚韧抗争的心理准备。它将一切都推给政治环境，完全忽视了战略、战术、技巧的重要性，因而不利于提升抗争、使它变得更有效。 我们是否能摆脱这种前景，即任何寻求政治变化的非暴力行动，都最终会被镇压下去，而不会导致任何政治变化？这个问题横梗在许多人心头，非暴力倡导者们应该深入思考、给出回答。当然，回答必须是非暴力行动计划的关键内容之一。 反抗会遭到镇压，必须有这种心理预期。但镇压有不同程度和类型，我认为应该避免1989年那种大规模流血，因为那是许多人所不能承受的。另一方面，抗争开始后也要顶住镇压、威慑，使镇压归于无效。 当镇压失去效用，当参与达到足够大的规模、蔓延开来，当运动强大到难以镇压下去的时候，非暴力就开始变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力量。如果到了连军队也不愿保护独裁者的时候，他就只有倒台了。但这只是改变的契机来临的一种可能场景。 在相当长时间中，经常有呼吁、声明、联名上书和个案维权。这些都是非暴力的，但不要误以为它们就是非暴力抗争。我们所说的非暴力抗争要更激烈，它是一种冲突、对抗，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说服可能是非暴力的一种效果，但达到强迫的程度才更可能有效。所谓“强迫”，就是违背对方意愿，对方不愿意也只能接受你的要求。 说到非暴力抗争，人们最先想到的似乎总是上街游行。但游行并不是惟一的、也未必是最有效的方法。抵制、罢工等不合作方法常常更有力量，也相对安全一些。基恩•夏普总结出了三大类和198种具体的非暴力行动方法。 虽然暴力已经谈了很多年，我们没有听见一声枪响。另一方面，非暴力行动却的确发生过，最著名的当然是1989年的天安门抗争和2022年底的“白纸运动”。但这两次大的行动都是自发性的，缺乏战略规划。我们需要转向有计划的战略性抗争，从而使抗争变得更有效。 这就需要更好地理解非暴力行动的性质、潜力、作用原理、技巧和成功要求，学会制定战略计划。遗憾的是，许多活动分子迄今并不认为有学习的必要，在他们看来，非暴力行动似乎只是上街这种“简单”的事，没什么可学的。 这就好像一个想在将来指挥战争的人，并不认为有学习军事、兵法的必要。我们要改变中国，需要先改变自己。要改变自己，需要从知道不足开始。 ------ 针对中国民间的暴力幻想，《中国民主季刊》专门策划了一期笔谈：《中国民间暴力思想的兴起》，下载全文：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成都：血战三日 成都的民主化运动，一开始就跟北京和中国其余地区有很大差别，最开始的抗议主要集中在反腐败和反官倒这样不痛不痒的口号中，甚至跟“民主”没有直接关系： “比如，当地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社会学教授，带我了解了豪华的锦江宾馆的情况。他指着那些独自坐在酒店酒吧喝着橙汁的女人说，这 里的消费是普通中国人负担不起的。看起来，这些女人似乎是妓女。我们看着一个年长的男人走到其中一个女人那里，然后两个人走出餐厅，消失在电梯里。他说，那名男子是一名著名的将军，公众知道酒店里发生的这种事情，并将其视为失业严重时期政府腐败的一个主要象征。”（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据我6月5日采访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斯科特·贝拉德（Scott Bellard)说，最开始在成都没有真正的学生民主运动，但在年轻工人和失业青年当中存在巨大的动荡，主要是对腐败和失业感到忧虑。”（同上） “不过他们的诉求有别于北京的学生。‘我印象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它从来不是为支持民主而抗议的。’金鹏程（Paul Goldin）说。这位宾州大学的中国思想教授，昔日是在四川大学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从他的角度来看，学生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体制从里到外变得更纯粹，他们并不想推翻共产党，反而希望党能遵守自己做出的承诺…之后很久，所有人都知道北京建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之后，那时候，人们才开始使用自由、民主这种词”（《人民失忆共和国-成都》林慕莲） 紧接着，成都运动的第二个特点出现了：它是在不断的反抗政府的暴政之下，才越来越强大的。换句话说，对中国政府的仇恨，而不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才是成都运动真正的核心动力： “五月十六日的清晨是成都抗议行动的转折点。当时超过千名的警察与大约两百名学生扭打成一团，警察在清场过程中动用棍棒和皮带殴打学生…那晚的暴力清场刺激了这场运动…有近几十万人在警方行动之后走上街头，还有多达一千七百名的学生参加绝食抗议。成都变成了游行参与者的聚集点，他们从四面八方的其他地区蜂拥而入，甚至有远至西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代表团来参加抗争。学生们在墙上张贴的海报中写满了他们的希望与渴望，像是‘不自由，毋宁死！’抗议在当时成了家常便饭，在某些圈子里，连日常的问候‘吃饭了没？’都会半开玩笑地变成了‘你抗议了没？’”（《人民失忆共和国》） 四川省曾是赵紫阳的封疆，时任四川省党委书记杨汝岱又是赵紫阳的门生，因此四川党委迫切的想要把成都的运动解释成为支持北京学生的运动：“党委副书记顾金池对学生说：‘我们清楚的知道你们的绝食运动是为了支持北京学生…”（同上）成都的抗议活动确实与北京的学生运动有一些理论上的联系，但两地的社会背景差距太大，产生运动的原因也如上述般各不相同，因此四川省委的举动更像是顺势而动，借机配合赵紫阳和中央党内支持学生的派系，而不是对成都运动一个符合事实的描述。 当然，成都与北京最大的区别和关联，都来自于6月3日当天。当北京的屠杀正在策划和进行的时候，成都的抗议者已经所剩无几。然而当北京屠杀的消息通过BBC和VOA传到成都以后，全城才真正的被点燃了。也就是说，北京的抗议结束以后，成都的运动才正式开始： “在几个小时之内，充满杂音的英国广播国际频道以及美国之音却传来了北京的屠杀消息，于是数千名愤怒的市民又再度回到了成都街头。这次的群众运动展现出坚定的团结与无畏的勇气，街头的抗议者清楚知道军队在北京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数千人在成都的主要道路上游行，他们举着哀悼的花环和标语，上头写着‘我们不怕死’、‘六四屠杀，七千人死伤’、‘打倒独裁政府！’当第一波的示威群众游行到武警部队面前时，局势变得一触即发。群众的攻势被警方挡了回来，武警开始用警棍殴打示威者。现场登时爆发为全面战斗，抗议者用鞋子，砖头，人行道上的碎片，以及任何他们能够取得的东西回击武警部队。”（《人民失忆共和国》） “然而，成都人并没有被政府撑腰的暴力镇压给吓唬住。相反的，他们被激怒，变得更加义愤填膺…一群人发现了一个没怎么伪装的警察。‘愤怒的群众立刻揪住了他，像成群的老鹰一般扑向他，在我们眼前血腥地将他踩死。这种严厉的私刑让我深深震撼，它血淋淋地显示了人民对警察有多么反感。’”（同上） 至此，长达三日的血腥巷战在成都市民与中国警察之间展开。尽管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多有出入，而且各方的描述区别甚大，但是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那就是从6月4日下午开始，到6月6日晚，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都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不管是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还是国有企业，都成了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他们忠实的履行了“打倒独裁政府”，“暴君人民绝不放过你”，“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承诺，在实力对比明显不利于自身的情况下，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巴蜀人反抗中国统治的悲歌： “到了六月四日傍晚，一群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任何属于公家的物品，包含公共汽车和警车。群众向广场附近一个殴打拘留者的警察局投掷石块，瓷砖和汽油瓶，最后还引爆火势。大火蔓延到早被洗劫一空的‘人民商场’ — — 一个占据了整个城市街区的国有市场…六月五日早上，成都的市民一觉醒来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街上有很多焦黑冒烟的公车，现场出奇的安静。而且唯独国家的财产遭受攻击，政府大楼的每一块玻璃都被打碎，而旁边的私人企业则毫发无伤…政府当局好像完全失去了掌控能力。一份解密的美国电报指出，武警部队的人数远远不及民众人数，他们为确保自己的安全，被迫撤退到市政府大楼。每一次武装部队试图出击的时候，都因惊人的群众数量而迅速撤退，最多只能偶尔向人群投掷几颗烟雾弹。”（《人民失忆共和国》） 笔者曾在其他地方将巴蜀的抗议称为“六五”，而不是“六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成都抗暴过程中，最有象征性的冲击政府大楼，和市民与警察最激烈的战斗，都发生在六月五日： “6月5日上午12:15，我写了如下： “街上到处都是人，一片混乱。” “当我沿着人民南路走向广场时，我开始见到倾倒的垃圾桶和路边的栏杆。距离毛泽东塑像一个街区的地方，年轻人正在建造一个简陋的路障。最终，我壮起胆子从广场中心穿过，满地都是碎玻璃和垃圾。 “看不见有警察，但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扬声器播放公告，一个声音说到：“我们五分钟后就来抓你。”又一阵恐慌爆发了，人们都纷纷逃走。” “大约午夜12:15分的时候，我在广场往右转，看见路上有燃烧的物体。两辆城市大巴，也许就是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的警察拖过广场作为路障的那两辆大巴，烧的只剩车架了，轮胎仍在燃烧。再远一点，一辆三轮警用摩托车也在燃烧，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走过的街区有一半着火了。” “年轻人打烂窗户、摧毁建筑物，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成都体育大学的一位没有参与抢劫的学生告诉我：‘人们正在燃烧建筑物，因为政府不好。戒严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喜欢它。’” “三辆消防车从广场的方向开过来去扑灭熊熊大火。但当他们停下来，连接水管并对准火焰时，人们包围了消防车，并在五分钟之内将其中一辆点燃，并将另一辆翻过来！难以置信。人群吼叫着表示赞同。五分钟后，催泪瓦斯罐头开始爆炸，人们逃离，这种恐慌情绪并未停止，因为爆炸不断发生并且越来越靠近 — — 四，五，六个。” 我接着写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从当局角度看，这展示了事情如何‘失控’，甚至可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骚乱是‘少数暴徒’或‘几撮不良分子’造成的。当局对于和平示威出重拳，激怒了他们。在开始实行强硬路线后，他们无法退缩，只能严厉打击。愤怒的人们，开始抢劫、放火。当局不能让建筑物就这么被烧毁，所以他们派出消防车。当人们把这些都点燃后，催泪瓦斯就来了。当局一旦开始犯错，并坚持下去，剩下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6月5日上午9时左右，一伙歹徒从东、南两个方向，用石头猛击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将二、三、四楼临街办公室窗户的大部分玻璃砸烂。随后，这些歹徒手持钢钎，木棒，冲开东面铁门，打砸停在院内的汽车，并放火烧毁了三辆轿车。下午，一些歹徒又聚集在市人大常委会门前，向办公楼抛甩汽油燃烧瓶，将行政楼引燃，这些人还猛撞围墙，企图冲进办公区，未逞。他们便在办公楼下叫骂：楼上的人下来，把你们全部杀死… 6月5日，从下午到晚上，一伙歹徒围聚在市政府办公大院东墙外左侧，对着正在进行广播的房间高呼：杀死所有的共产党员，杀死所有的公安！” “6月5日，歹徒的暴行达到顶峰，他们倾巢出动，四面袭击，打砸警车，殴打武警、公安干警和解放军。从6月5日至6日，成都市区所有十字路口皆无交警上岗，街上亦不见穿警服、军服的军警人员。一些军警人员的家庭受到威胁，歹徒们叫嚣：先打警察，再打警察家属…歹徒们还闯进一、二、三、六等医院，搜寻受伤的武警战士，扬言‘搜出一个，就打死一个’。蜀都大道和一环路等地，每个交通路口都聚集着几百名歹徒。他们见军车、警车、轿车就砸，见军人、民警就打。他们喊着：‘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无冤无仇，就打欺头！’”（《成都骚乱事件始末》） 而武装斗争的主力，已经从学生转移到了长期受警察欺压的群众，这一点，共产党的材料其实比西方人看到的更清楚： “石头、砖块、玻璃瓶如雨点般向人民东路派出所袭击。手持匕首，钢钎，大刀，木棒，铁棍的歹徒，声嘶力竭的对着人东派出所嚎叫着： 警察，黑xx！今天老子们要把你们黑xx锤平！ 黑xx警察！你们整老子，你们晓得有今天的下场哇。老子要点一把火，烧！ 宋良志（人东派出所所长）！你xxx是对的就出来！人东（派出所）的，还有戴大盘盘（帽）的，是对的都出来！老子们今天统统的杀死！ 共产党没有了！政府没有了！打！烧！冲哇！”（《歹徒们为什么要烧人东派出所》） 当然，和中国的材料想要宣传的相反，抗议群众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武器，装备和经验不足的局面。从西方和共产党的记录我们都可以看出，抗议群众的武器非常简陋，最有效的也只有燃烧瓶和高压气枪（只有共产党的记录，西方记录里并未出现高压气枪）。面对全副武装的武警和解放军，抗议群众很快失去了气势。从共产党的材料里来看，抗议群众分成许多个小团体，彼此之间并没有足够的支持，而武警一次的出动数量居然可以达到800名！6月6日，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抛弃了部分由他煽动起来的学生和抗议，给武警下达了镇压的命令，武警开始放开手脚，血腥镇压抗议群众。在武器，装备，组织和经验全面领先的武警面前，抗议市民仅凭人数优势无法获胜，被分割开来，各个击破： 我问他，既然民众是多数，为什么不将警察制服。 “在成都，这是新事物。我们没有这样的战斗的经验。人们很害怕。但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们加入了。如果警察向人们开枪，他们就会变得更勇敢，并去战斗。我们医学院/医院的院长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参与学生示威，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真的。他们在布告栏上贴了通知。”（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武警在抓捕学生和抗议者期间，对他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杀害： “我回到我之前待着观望事态的那间房间的阳台上。不久，有六辆卡车载着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人进入大院。他们没有持枪，但似乎有类似刺刀的武器。他们与我过去两天见过的武装警察不一样。有一个人非常醒目。他穿着不同的制服，有一把套在枪套里的手枪。 这些士兵跳出来，见一个抓一个。真是一片混乱。大多数示威者、袭击者和围观的人都跑了出去，但大约有三十多人被抓，不管他们是破坏了财产还是只是看热闹的，士兵们不知道也不关心。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惊恐地看到这些士兵们殴打、虐待被捕的人。他们要每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双手绑在身后。他们给他们拍了照片，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头朝下扔到水泥地的停车场。他们的头骨脑袋撞到地面发出的嘭嘭声，令人毛骨悚然。 我受不了了。我跑到酒店的大堂，那里全是碎玻璃，被砸得稀巴烂。我发现士兵的领导正和其他的士兵站在周围。我走到他面前，开始用英语对他喊：“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人。”我也不确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不会说普通话，而他不会说英语。很快，一些警卫把我赶走了，我又回到了阳台，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 在他们“处理”完所有新的被捕者之后，士兵们又将他们扔到他们开来的其中一辆大卡车上，就像他们是一袋袋土豆。 如果那时那些人还没有死，那么压在下面的人很可能会窒息而死。凌晨3点刚过，他们就把车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死了多少人。”（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她看到了大约二十五个人跪在院子里，头朝下，双手绑在背后。他们先是被推到在地，然后卫兵围着他们走来走去将近一个多小时。最后，指令下来了。这时‘穿黑裤子白衬衫的人上来用铁棍把那些人的脑袋敲碎’。景象惨绝人寰，她吓得在浴室里呕吐。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后来她告诉一家北欧的报纸，‘他们一个人一个人的杀，那些还活着的人不断哀求他们给一条生路。’”（《人民失忆共和国》） 惨烈的三日巷战，以巴蜀人民的失败而结束。 ---成都血战：巴蜀的1989 巴蜀独立会 1.6月4日警察对抗议者使用了催泪瓦斯和眩晕手榴弹，试图驱散主要广场的人群。 2.6月4日武警清场后，警察和投掷石块的愤怒人群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3.6月4日成都。照片： AFP/Getty Images 4.在冲突中受伤的人等待接受治疗。头部受伤的情况很普遍，这说明警察采取了殴打抗议者头部的策略。伤者恳求西方摄影师 "告诉世界！"Kim Nygaard提供

阎锡山：共产党何以席卷中国大陆？ 论中共军队，抗战开始不过三万人，抗战完了不过三十万人，数目不过攻中国的日军十分之一强，武器皆系土枪土炮，亦不及日军远甚。何以我们能抗日而不能抗共？我愿对此作以下之说明： 第一、中美各有一部分人认错了中共是一个“政党”，没有认清中共是一个“乱党”。按政 党是拿投票取得政权，是以民意为依归；乱党是拿暴力夺取政权，是以战胜为凭恃。因之共产党表面上拿上政党的形态与世界接触，骨子里在中国实行乱党的政策，以暴力夺取政权。加之以共产党为世界革命的党，在宣传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几乎世界各国皆有共产党的组织，乡村皆有共产党的党员，国会皆有共产党的议员，各大城市皆有共产党的宣传据点与报纸、杂志。共产党的宣传，不是消息性的，批评性的，是阴谋性的，煽动性的。且其宣传的效果，并不完全寄托在报纸、杂志上，而是重在信件和口头的传播，及议场上的发言；更厉害的是官员的报告书，一封报告书，能直打入一国政府的心脏，甚过几千个报纸杂志的宣传。可以说共产党的宣传，不只对中国是优势，就是对世界其他各国亦是优势。因各国其他的党均是国内的党，各国的利害不同，一国的宣传，他国未必回应；共产党是国际性的党，各国的共产党主张一致，利害共同，一国共产党的宣传，全世界共产党均要多方面的回应。且是用阴谋、煽动、革命性的宣传办法，只求欺骗世人，不择明暗手段。又加之以世界上普遍的思想左倾，工潮扩大，学校、工厂对中共的宣传推波助澜，所以他能把假的完全弥漫成真的。尤其中国在世界上宣传效能薄弱，中共对中国的宣传更为优势，更易欺骗世人【2】。所以中共欺骗的宣传：第一阶段、使世界一部分人认中共为土地改良主义者，因而认识模糊，松懈了对中共在中国发展之注意。第二阶段、又使世界人士多认为中共与苏联不发生关系，而是努力于中国内部的改良者，因而使世界上对中共再度的认识模糊，松懈了对中共之防范；同时更减低了对中国政府反共之关切。第三阶段、世界部分人士认毛泽东可能成为中国狄托，却不晓得是中共暗中蛊惑，故意使人误解，还是世界上痴望和平者的一种希望，因此却又模糊了世人一度的认识，松懈了世界对中共又一个时期之防范。以上这三个时期的推演，可以说不只是懈怠了中国的反共，而且动摇了中国的军心，沮丧了中国的民气，渐渐由厌战而变为反战，由反战而变为主和。——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一原因。 第二、我们是工业落后、受经济侵略的国家，世人有“次殖民地”之称，工业发达的国家把他的工人失业社会恐慌的病，移至我们次殖民地的国家来，因劳动者被经济侵略，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及侵略国劳动报酬十分之一。因之就种下两个恶因而无法遏止：一个是人心之不平，思想之苦闷，因而思想日益左倾；一个是工人生活困难，促使工潮日益扩大。因此两者均系以破坏现实为目的，所以我们政府为遏制以上两个恶因，不得不采取以水扑火的办法，冀图消杀其势，以维持社会秩序，就形成逆势；而共产党却采取火上加油的办法，助长其焰，挑动思想斗争，扩大罢工风潮，达成其推翻现实的目的，遂造成共产党顺势。一顺一逆，其难易不言而喻。——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二原因。 第三、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两千多年前，曾实行过井田之制，土地均归国有，耕种权属于人民，每人可养八口之家。自土地私有以来，佃雇农遇丰年亦只能养四口之家，而地主则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此点人心上之不平，在专制时代人民有口难言，在民主时代需要人民参与政事，投票表决，人民即要提出此项不平。我们政府解决土地问题，是按地价收买，与二五减租。按地价收买，一时尚难做到，二五减租，不过减轻剥削，不能尽去剥削；而共产党号召“跟上我来佃雇农所种土地尽归佃农所有”，二千年来佃雇农的痛苦，共产党可以没收与分配的两个横暴方法，一举而解决。但此种没收的做法，造乱者易为，政府则难行，所以政府安慰佃雇农守法，如逆水逆风；共产党号召佃雇农造乱，如顺水顺风。何难何易？不待明辨。——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三原因。 第四、我们是国家，是尽上全力的保护人民；中共是乱党，是千方百计的清算人民。中共不需要人民安居，需要人民和他共同造乱。他认成需要即是真理，他需要什么，当然他就做什么。他需要的是以富人之钱、地主之地，做他造乱的经费；他更需要的是以穷人的命做他人海战法之工具。所以他对富人之钱、地主之地，有多少没收多少；没收之后，分给穷人，使之感激。更以顶惨酷的极刑，杀害富人、地主，藉以恐怖穷人，使之害怕。富人、地主虽恨共产党百倍；穷人感激共产党害怕共产党也是百倍。自来中国历史上造乱的人没有不是杀富济贫；共产党这杀富济贫的办法，把恨共产党的人全杀了，感激共产党的害怕共产党的人留下替他卖命。我们是国家，不能用共产党这种做法，使富人恨百倍；当然也就不能使穷人感激百倍，害怕百倍。所以穷人感激共产党分给他的土地、房屋，胜于感激国家保护他、替他找工作、使他安居乐业；怕共产党的惨杀，也胜于怕国家法律的制裁。固然不是大多数穷人皆感激共产党，但是替共产党领导控制人的穷人，却都须是这样感激共产党的人，共产党才肯用。这些人有多少？按共产党占领区之人口约有两万万，在共产党占领区，有的省份平均四人一户，有的省份平均五人一户；即以平均五人一户，两万万人也应平均四千万户；按共产党规定的第一期先清算百分之卅，四千万户中，即要清算一千二百万户；以此被清算的一千二百万户的财产，收买一千二百万穷人，且这些穷人都是选的有控制能力的豪霸；按华北华中十八岁至四十七岁之兵役年龄壮丁，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两万万人中兵役年龄壮丁即应有五千万人；共产党以收买了的一千二百万人，一人控制三人，即可把五千万壮丁全控制了；控制了五千万壮丁之后，其余都是老弱妇孺，也等于把两万万人全控制了。故虽感激共产党的人是少数，控制住之后，其作用即等于多数。这是中共超历史、超世界之造乱做法。——亦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四原因。 第五、我们政府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如征粮、征兵、征税必须经立法院通过；处理民、刑各事，必须根据制定的法律【3】；共产党则是一意推翻现政权，摧毁现社会，无所谓法律。故共产党对人民的财产是没收，生产物是夺取，粮食是征收三分之二，人民还不敢迟滞；我们征收二十分之一，尚不能痛快征齐。以致我们防乱的财政是个一，共产党造乱的财政是十与百。就令人民当兵言，我们必须本兵役法及征兵令实行；而共产党则拿上赤化恐怖的做法，初则劝导，继则强迫，终则不当兵即对其全家处死，结果是父劝其子，妻劝其夫，兄劝其弟，赶紧当兵，并且对当兵的人说：“去了以后，无论如何，宁死在战场上，也不要回来”。死在战场上是一个人死，回来则全家不得了。可以说共产党是以人民的财产为财政，以人民的生命为兵源，故不虑无钱，亦不虑无兵；并实行所谓人海战法，以人肉换枪弹。故在作战上，共产党比如下坡行车，我则如上坡行车，同样的载重，其难易有天渊之别。——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五原因。 第六、中国为五千年的专制国家，近始学习民主，当然不易上路；又加之以友邦人士热烈的鼓励，加紧的督促，因之我们实行民主，不免有点躐等而进，出乎民主轨道之外，人民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每致纷歧，减少了政治的统率功能。遂至一面要求剿共，一面要求停止征粮、征兵、征税。我们中国古来有两句话：“民生有欲，无主乃乱”。有主是共是其是，共非其非；无主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君主时代，君不能作主即乱；民主时代，民不能作主亦乱。乱的开端，是是非混淆。是非混淆了，政治的效能就减少了。共产党是集权独裁，对人民造的恶因固然不少，而政治上统治力强，造乱上收的效亦不少。所以中共曾以七十万人的区域，解决十万兵的衣、食、饷项；我们则以偌大的土地、众多的人民，解决我们部队的衣、食、饷项，尚时感不够。这并不是说共产党有能，我们无能，是彼此的政治目标不同；我们是民主幸福，中共是集权造乱。中共无法律、舆论、民意的拘束，如同一个野马，任凭他跑，那里有水那里饮，那里有草那里吃。我们有国家的国格，且须守法律、遵舆论、重民意，不合乎现时的法律，我们也得守，不适于剿匪的舆论，我们也得遵从，不适于剿匪的民意，我们也得尊重，等于一个带上笼头、脚绊，圈在藩篱中的马，甚至跟前有水不能饮，跟前有草不能吃。中共何以七十万人能解决十万兵的衣食饷项？因为他能使人民将收入三分之二全送给他，假定不送，他有他拿上富人的钱收买住的穷人，一面说服一面恐怖的办法，使人民感到：拿出三分之二是家里受点饥寒，不拿出三分之二是全家被惨杀；当然宁愿拿出来，以饥寒换生命。我们为什么以偌大土地、众多人民，解决不了我们部队的衣、食、饷项？病在我们过渡的民主中，基础未臻巩固，而友邦对我们以援助民主、自由者为鼓励、为督促，我因想赶快上民主之路，不免行之太快，使一般人误解了民主和自由。因之民主不免偏于感情的民主，自由不免偏于自便的自由。感情的民主，是负担愈轻愈好，赈济愈多愈好，乡不愿对县负担，县不愿对省负担，省不愿对国负担。自便的自由，守秩序与自己不便，即曲解自由而不守秩序；守时间与自己不便，即曲解自由而不守时间；言论自由，恰好给共产党污辱、毁灭、瓦解我们政府威信的一个好机会，模糊了我们内外上下一致的认识，减低了我们的政治威信与政治效能。但我这并不是说民主不好，自由不好，是说躐等的民主，民主上易表现感情作用，能减低政治效能；歪曲的自由，易作为自便的借口，能破坏社会秩序。且民主、自由，利于和平、幸福；集权、独裁，利于侵略、战争。今日中共是集权、独裁，我们攻击他不适于和平、幸福，他却认为正适宜于侵略、战争。和平、幸福固为人类基本之希望，但侵略者则不顾及。抵抗侵略与要求和平、幸福，是我们之所需要，但中共则不需要。我们欲以和平、幸福要求于中共，反懈怠了我们备战之心理，给了中共进攻我们的良好机会。——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六原因。 第七、共产党以世界革命做号召，乘民主国家工人失业、社会恐慌之病象普遍蔓延，逼迫的争剥殖民地，实行经济侵略，无止境的大战下，重提出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又兼在资本剥削劳动者的高度发展下，予共产党以鼓舞劳动者靠近共产党的良好机会。故他以世界革命成功之企图，鼓舞干部，以去剥削之口号，号召无产阶级及准无产阶级之劳动者；此种鼓舞与号召，是动的、进攻性的，能用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我们则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以生活安慰干部，以安居乐业号召人民；此种安慰与号召，是静的、防御性的，用不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是故共产党的干部能以企图克服饥饿；我们的干部因生活困难，即影响工作。——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七原因。 第八、造乱与防乱，其难易有天渊之别。况中共造乱有主义、有组织、有背景，又乘资本剥削劳动者的不平，与工人失业、社会恐慌之空隙，殖民地、次殖民地与被经济侵略之国家人民生活之艰苦，与心理之愤慨。其造乱，犹如顺水顺风之势；防乱者，则等于逆水逆风之难。因此难易悬殊，一切一切在中共持有，则成造乱之资产；在政府持有，则成防乱之负债。政府保护乡村有义务，并有必要。政府应保护乡村是义务；乡村即是土地、人民，若不保护乡村，则无土地、人民，故是必要。因政府保护乡村是普遍的事，中共破坏乡村是集中兵力各个进行的。所以政府保护乡村的军队，便成了为中共运送枪械、补充兵源的运输队；但不保护乡村，就无土地、人民，在义务及必要上当做的事，反成了极大的损失，极大的负债。而中共占管乡村，占一村是一村的收获，占一天有一天的收获；且占管乡村除有七个收获之外可消灭国军壮大共军。乡村为政府之累，成中共之宝。再说城市：我们占上是不生产，且要供给需要上的优越；因现在大城市居民，大多数是各地逃难的人，在政府占管城市，是极大的负债。在中共占管城市，把避难的富豪全驱回本乡，所有动产、不动产，全数留下交给中共；逃难的富人，每人至少平均一千元，可能至一万元，即以一千元计，他遣回十万人，即可有一亿元的收获，若以一万元计，遣回十万人，则有十亿元的收获。现在中共已占的大城市，可遣回的不下五百万人，他即可得五十亿至五百亿元之资产，可能抵数十个援助国民政府国家所援助的数额。这是他造乱上的大资财，十年军费也用不清。 此外，城市贫苦劳动者，他拿上救济失业的口号，驱之当兵，至少亦可得二三百万战斗员，这也是他造乱的大资产。 这可以说乡村、城市，政府拿上是极大的负债，是个失败的致命伤；中共占了是极大的收获，是个成功的大凭借。这都是政府的地位所带来的败着，中共造乱所取得的顺利，这不是有能无能的问题。这种难易不只占管乡村、城市为然，一切军事、政治、经济、宣传、保密，无不如此。——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八原因。 以上八个致败之因，或是环境之支配，或是历史之影响，或是经济制度之空隙。我们固然不回护我们人谋之不臧，但亦不应抹煞了环境、历史及经济给我们的困难，使我们失败的事实。我们本身今日之认识、觉悟，固要紧；友邦对中共以武力侵略世界之野心，造乱之各种因素，与中共超历史超世界的造乱办法之认识，尤为要紧。若再不认识此，中国之错，可能变成世界上集权国家以外之国家共同之错。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十日在反侵略大同盟常委会之讲词

韩国国家民主纪念馆背后的创伤与反思：位于首尔的韩国国家民主纪念馆于去年揭幕。在韩国军事独裁时期，这里曾是数百位民众遭受残酷殴打、审讯和关押的地方。而这段黑暗的历史如今仍以令人不安的方式再次浮现。

韩国星巴克推出了一款名为“坦克日”的随行杯，引发强烈反弹。该活动恰逢1980年大屠杀的纪念日，当时韩国处于军事独裁统治之下，并出动坦克镇压了光州的民主示威者。韩国星巴克所属的新世界集团发表了道歉声明，并对员工进行历史意识和文化敏感性培训。

在今年5月的“坦克日”促销活动引起众怒、成为众矢之的后，韩国星巴克决定下周停业半天，对全体员工进行历史教育。 引众怒的“坦克日”促销活动 在韩国拥有2000多家门店的星巴克韩国公司上个月陷入了舆论风波。起因是一场名为“坦克日”（Tank Day）的促销活动。 在5月18日“光州起义”纪念日之际，星巴克推出一款名为“坦克随行杯”（Tank tumblers）的咖啡杯，让人联想到1980年当局针对光州民主运动的军事镇压。1980年5月发生的“光州起义”是学生和平民反抗军事独裁的民主运动，政府军队在10天内暴力镇压了这场运动，造成数百人丧生。 促销行动被批评为对受害者缺乏尊重。韩国很多星巴克用户出于愤怒表示要抵制这家连锁咖啡店。韩国总统李在明也表达了谴责，称这一促销是一种“否定韩国社群价值、基本人权和民主的牟利手段”。 星巴克品牌在韩国的特许经营商、零售巨头新世界集团（Shinsegae Group）第一时间正式道歉，韩国星巴克负责人孙正贤亦被解职。 门店员工和高管都要学习 韩国是星巴克的第三大市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星巴克表示，这一争议事件一度导致“销售量急剧下滑”。 本周一（6月15日）韩国星巴克表示，下周一，韩国全国各地的门店将于下午3点停业，进行三小时的培训，当天不再恢复营业。这是自1999年星巴克进入韩国市场以来，首次采取此类全线同步停业措施。所有员工都将“通过观看视频，接受有关历史意识和社会敏感度的教育”。 新世界集团的一位代表告诉法新社，只有少数位于机场内的门店不在停业之列。据韩联社报道，公司的高管也将在稍后接受同样的培训。 虽然在韩国尚属首次，但星巴克门店“全员停业学习”的做法并不是第一次。2018年5月底的一个下午，星巴克曾在美国关闭8千家门店，进行反偏见培训，旨在提高员工对种族主义的意识和认知。 （消息来源：法新社）

特朗普提出美军干预美债危机引发舆论震荡。 动机分析：面对美债破 40 万亿及收益率飙升，特朗普意图将财政危机升格为“国家安全问题”，对内逼美联储降息，对外向盟友极限施压。 潜在手段：美军可能通过《紧急状态法》管制外资抛售、将安全保护伞与美债配额硬性绑定，或利用地缘冲突制造恐慌吸引避险资金。 主流解读：市场普遍将其视为特朗普式“口头狂言”与谈判筹码；但也有分析担忧这标志着美债信用加速衰退，正逼迫资本转向黄金与加密资产。 对于川皇这一言论，大家的分歧也很明显： MAGA 阵营：坚信美军与美元霸权同根同源，支持总统动用强权与全球安全杠杆保障美债信用，痛斥全球做空势力与深层政府对国债的恶意操纵。 左派反对者：指责这是违宪且荒谬的极权妄想，不仅将美军变为强索债务的暴力打手，更暴露了右翼搞烂财政后企图用军事独裁掩盖经济无能的本质。 我觉得这就是句典型的川式口嗨，就是威胁债主抛售的的谈判手段而已，是想敲山震虎般的用最小的代价去停止美债的抛售，而不用财政部和美联储真金白银的介入。但这很容易造成外部央行对于继续持有美债感到不确定性加强，反而更加倾向由美元转向黄金避险，所以还要看看这招的实际效果了。。。

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离岸财富中心？其实就是俄罗斯寡头，拉美毒枭，非洲大独裁者，东南亚贪官，中东王爷，还有各国的暴发户和买办们，都需要一个放保险柜的地方。瑞士是大国博弈的产物，本来就是个穷山恶水的地方，面积和重庆差不多大，没有出海口，没有矿产，按理说应该在欧洲角落里安静地吃灰。但是巅峰的时候，瑞士管理着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跨境私人离岸财富，2.2万亿美元以上。 核心还是地理决定论。二战前，几个大国实力均衡，需要一个缓冲地带，权贵们需要一个放保险柜的地方。冷战后美国一家独大，你想中立得看美爹让不让你中立，小国是没有选择权的。后来被迫政治站队，没收俄罗斯的资产，把信用砸了，资金开始往外转移。欧洲宗教改革后，受天主教势力迫害的新教徒，从法国和意大利逃到瑞士，里面有不少商人贵族，他们带着钱来，但不能让原来国家的人知道他们有多少钱，否则会被清算，资产会被没收。 瑞士人摸清了这帮人的诉求，很多人的钱来的不干净，你来找我存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于是日内瓦大理事会出台规定：银行必须登记客户信息，但未经市议会批准，不得将信息透露给储户本人以外的任何第三方，虽然当时违反规定也不会坐牢，算是行业声誉底线。后来法国大革命，旧贵族把钱往日内瓦转移。在维也纳会议上，英法普鲁士和毛子博弈，都不想让任何一个对手控制阿尔卑斯山口，这是南北欧之间的通道，战略意义很大，于是大家约定俗成，瑞士这地方谁都别想独占，让它当一个缓冲区。欧洲贵族们的资本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不会被战争摧毁。瑞士的山很多，阿尔卑斯山占了大半，可以挖山体建地下金库，安全性拉满。 瑞士联邦制确立后，形成了稳定的民主政体，法律框架很稳定。对资本来说，政权稳定性很重要。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升级，德国政府要求所有德国公民必须申报自己在国外的资产，隐瞒者重开。盖世太保伪装成普通客户走进瑞士银行，拿一笔钱说帮我存入某某被怀疑者的账户，如果能存进去，就证明这个人确实有瑞士账户，把人抓回去。针对纳粹的手段，瑞士开始采取对策，如果盖世太保能随意套出客户信息，谁还敢把钱放瑞士，于是联邦《银行法》出炉，银行职员如果泄露客户秘密，面临6个月到5年监禁，最高5万瑞士法郎罚款，而且保密义务终身有效，离职和退休都不免责。 法律默许了数字代号账户，你可以用代号代替真名开户，真正身份只有少数员工知道。保密从江湖规矩变成了瑞士的国家法律，这就在市场上建立了一种信用。二战的时候，瑞士毫发无损，犹太人的资产大量转移到瑞士。纳粹通过掠夺占领区积累了很多黄金，相当一部分被重新铸造成金砖，通过瑞士银行体系洗成硬通货，用来买战略物资，当时纳粹帝国银行约90%的黄金交易由瑞士渠道操作。大量犹太客户在集中营遇难后，其瑞士账户变成无主死账，而瑞士银行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以保密为由拒绝核对继承人身份，拒绝公开名单，直到90年代在国际压力下才陆续赔偿。 同一个机制，既可以保护受迫害的犹太人，也可以替刽子手洗钱，自己赚的盆满钵满。但站在纯商业角度，不考虑道德因素，对客户的信息保密确实做的不错。战后西欧各国大搞福利，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一路走高，瑞士税率相对低，还有一套自由申报和源泉地征税的逻辑，很多境外产生的收入在瑞士不额外抽你一道，加上1934保密法的光环，富人都往瑞士跑。亚非拉很多国家搞军事独裁，政变频率很高，每一次政变都会制造一批转移资产的精英，他们不敢放伦敦和纽约，瑞士是最佳选项。瑞士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私人银行比如百达、隆奥，很多是家族合伙制，不上市不披露财报，靠几代人的信誉背书，搞资产管理服务，做投资组合。 欧洲各国政府损失了巨额税收，瑞士的保密法客观上就是帮凶，因为在瑞士看来，逃税在外国是不是犯罪不归它管。于是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下行，各国变穷了，瑞士的保险柜就成了大家案板上的肉。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把西方政府逼急了，财政窟窿太大，它们必须从离岸避税这块肥肉上咬回来。美国带头砸场子，以协助美国公民逃税发起起诉，UBS支付7.8亿美元和解，交出几千个客户信息。美国立法，不配合信息披露的外国金融机构，在美国的收入要被抽惩罚性税。瑞士银行要么交名单，要么丢掉美国市场，这是硬实力碾压。瑞士最古老的私人银行Wegelin被逼解散，杀鸡儆猴。 22年是个分水岭俄乌冲突爆发后，瑞士宣布放弃中立的立场，跟随欧盟冻结俄罗斯约80亿美元的央行资产和私人资产，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暴露了它的脆弱性。你一旦在政治站队里动了客户的钱，这个品牌就砸了，其他客户会担心你明天会不会也对我动手。24年外国客户从瑞士银行体系撤出的资金达1080亿瑞郎，自45年以来最大单年资金外流，瑞士跨境财富管理资产规模大幅缩水，再加上欧美国家这些年联手反洗钱，强迫税务透明，把瑞士的护城河拆了。

叙利亚宣布，已经与俄罗斯就俄方在境内两座军事基地的去留达成协议。叙利亚内战期间，莫斯科曾利用这两座基地，为后来被推翻的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提供军事支持。

朝鲜在2022年至2025年间捞到约220亿美元海外收入，主要来自向俄罗斯出售武器并提供军事支持。这笔钱让金正恩得以扩充核武库和军力、撑住经济，也更不愿与西方谈判。 普京拿朝鲜武器打乌克兰，金正恩拿俄罗斯的钱续命扩核——两个独裁政权正互相输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