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部双语短片中国承诺##】##这就是中国承诺## 和平是人类共同愿望和崇高目标。联合国维和行动为和平而生，为和平而存，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途径。维和行动给冲突地区带去信心，让当地民众看到希望。#今天是国际维和人员日##，向所有维和人员致谢。中国将继续履行国际维和承诺。#

北大教授乔晓春谈当前中国养老，提到一个越来越现实的矛盾： 人口寿命延长本来是好事，但如果延长的是带病、失能甚至瘫痪的年龄，养老就不只是每月给父母一点生活费那么简单了。 看完视频，小崔觉得，真正棘手的不是老人多，而是老人失能期的照护压力。 住院谁陪？ 失能谁照顾？ 长期卧床谁请假？ 老人和子女不在一个城市怎么办？ 听朋友说，有这么一家，四个子女轮流照顾生病的父亲。病情严重时还能轮流安排，病情缓和后，子女都要回去工作，老人却埋怨“你们怎么不来看我”？ 这就是中国家庭养老最现实的困境： 老人需要的是持续的陪伴和照护，子女需要工作，需要照顾孩子，能够提供的却是有限的时间和精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一个老人背后可能有几个子女共同承担，现在，两个年轻人可能同时面对四位老人。 如果下面还有孩子，这一代人就成了典型的三明治：上面是父母，下面是孩子，中间是自己。 当养老的主要责任仍然落在家庭身上，真正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三口之家，到底还能承担多少养老压力？ 80年代的宣传口号是：只剩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当时代终于走到今天这一步、需要兑现承诺的时候，当初写标语、喊口号的那些人，统统不见了。

转自wb的@庚白星君 “劳务派遣”是新时代的“奴隶制” 我朋友的孩子，今年985硕士毕业，投了几十份简历，石沉大海。后来好不容易拿到一个offer——某高校的行政岗。全家高兴坏了，觉得孩子总算端上了铁饭碗。 结果入职那天，孩子傻眼了。合同不是跟学校签的，而是跟一个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第三方签的。问了一圈才知道，这只是一个“劳务派遣”岗位。 当朋友告诉我时，我都不敢相信，现在连老师都搞劳务派遣了？ 我这位朋友一边苦笑一边嘲弄地说：“你还真是少见多怪”。 现在很多用人单位都不直接招人了，包括政府部门，一水的劳务派遣。拿着极低的工资，贴水的社保，干着原来聘任制的活。 这还不是最离谱的。朋友儿子的女同学去某大学面试实验技术岗，劳务派遣，月薪6000，最低标准的五险一金。面试现场，七八个面试官轮番刁难，问的全是小众高精尖技术问题，考生答不上来就被嘲讽“不懂就不要装懂”。最后面试官来了句：“我在美国读博的时候……” 大哥，这就是个没有编制的、月薪6000、最低社保的岗位，你还指望找个十项全能的“六边形战士”啊？ 简直不要太离谱。 前几年，我知道“劳务派遣”已经在工程领域愈演愈烈，因为“劣币驱逐良币”，你想在招投标中胜出，你就要“降本增效”，其中最容易降的是用工成本。 于是，越来越多的施工方不再直接招人，而是选择“劳务派遣”。可没想到这股风居然吹到高校了。 劳务派遣的老师还是老师吗？ 教师节，正式老师发礼品，有慰问，劳务派遣岗——没有。 工作量呢？一个人干两三个人的活，加班加到怀疑人生。 工资低到什么程度？月薪三千左右，说好的补贴，入职后学校改革，一分钱拿不到。更让人心寒的是，因为没有编制，其他部门的老师甚至学生都不尊重你，工作推不动，锅倒是背了不少。 985硕士，月薪三千，没有工会福利，没有尊严，没有归属感。 这就是今天中国高校的“老师”——劳务派遣工。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群毫无归属感的高校教职工，会教出怎样的学生？ “劳务派遣”这是准备把高校也毁了吗？ 劳务派遣这玩意儿，最早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中国的劳务派遣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向外国驻华机构派遣中方雇员。90年代国企改革，大批职工下岗，劳务派遣作为一种“临时解法”被引进推广。 注意关键词——“临时解法” 。 法律给劳务派遣划了三条红线：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说白了，就是应急用的——某个项目缺人手，临时找几个人顶一顶，项目结束人就散了。 可现在呢？ 劳务派遣用工呈爆炸式增长。 截至2025年，劳务派遣从业人员已超过7800万，约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0%。全国劳务派遣机构多达35.23万家。 珠三角电子厂，三分之一的工人是派遣工；内蒙古、山西等传统工业大省，派遣工比例甚至占到了八成。2025年我国劳务派遣行业市场规模达2150亿元。45%的派遣工在同一岗位工作超过3年。 临时？辅助？替代？ 全变成了笑话。劳务派遣在不知不觉中成了用工主要方式。 为什么企业爱用劳务派遣？当然是有利可图。 有位老板算了笔账：正式工月薪5000，加上五险一金、1.6万的年终奖，一年成本10万块。换成劳务派遣工，月薪3000，社保和年终奖统统省掉，再给派遣公司2万，一年下来只要5.6万。 10万变5.6万，省了将近一半。派遣工平均工资普遍只有同岗位正式员工的60%-70% 。有的行业甚至低到50%。 原本招一个人的钱，现在能招两个人。你是用工单位你会怎么选？ 除此之外，劳务派遣还让用工企业少了很多“麻烦”。 例如社保问题。 劳务派遣按最低基数缴纳社保是常态，有的派遣公司直接截留社保费，更有甚者让员工签“自愿放弃社保”承诺书。社会保险覆盖率低于75%，超千万劳动者权益处于“裸奔”状态。 此外还有工伤赔偿问题。 用工单位说“不是我签的合同”；派遣公司说“是用工单位管理不当”——互相踢皮球。 上海海事法院有个案例，派遣员工工作中受伤，八级伤残，用工单位以“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为由拒绝赔偿。 员工权益、员工培训、员工赔偿...... 劳务派遣的三角关系——派遣公司、用工单位、劳动者——创造了一个完美的“责任避风港”。 这就是劳务派遣的精髓——用人不担责，省钱还省事。 对用工单位而言，劳务派遣或许是“降本增效”的好手段，可对劳动者而言，这真的是一种邪恶至极的剥削制度，在我看来，它就是新时代的“奴隶制”。 劳务派遣的本质是把人变成“可租借的工具”，它压根没把人当人。 欠薪了？用工单位说钱已经打给派遣公司了；派遣公司说用工单位还没打钱——互相踢皮球。 工伤了？用工单位说“不是我签的合同”；派遣公司说“是用工单位管理不当”——谁也管不着。 想晋升？主管明确说“派遣工没资格”。干满10年你也成不了正式员工。 想维权？劳动者维权成功率不足20%。 这不就是新时代的奴隶制吗？ 奴隶主至少还管奴隶的吃喝拉撒，因为奴隶是“财产”。劳务派遣工呢？连“财产”都算不上——你只是“可租借的劳动力”，用完就退，坏了就换，不用了随时打发走。 人，被彻彻底底地当成了工具。 有人说，劳务派遣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灵活用工”。 我呸。 灵活用工，是灵活了企业，苦了工人。 法律明确规定了“三性”原则和10%的比例红线。可现实呢？2024年人社部抽查3万家企业，42% 的企业派遣工比例超标，有的甚至高达50%以上。38%的央企超比例使用派遣工。 这不是“灵活用工”，这是系统性违法。 2025年，人社部联合多部门启动全国范围内的劳务派遣专项整治行动。广东出台了省级地方标准《劳务派遣服务规范》。用工比例从10%进一步收紧至8%。 但够吗？ 远远不够。别忘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当985硕士在高校做着月薪三千的劳务派遣工；当博士考进高校发现自己是“第三方派遣”；当6800万劳动者拿着正式工一半的工资、干着两倍的活、没有任何保障——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民主体性。共同富裕，是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体面地工作、有尊严地生活。 劳务派遣这种把人当“可租借工具”的用工模式，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构性侵蚀。 如果任由这种邪恶的用工模式无序蔓延，侵蚀的是劳动者的幸福感、获得感，毁掉的是先辈们苦苦追寻的主义！ 电影院里有人站着看电影，后面的人被逼跟着站起来，这时候，作为管理者，要做的不是去劝人们适应站着看电影，而是要所有人坐下。 最近，人社部正式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指出接下来要强化收入分配改革，蛋糕向底层劳动者倾斜。要我看，也先别急着搞什么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改革了，先把“劳务派遣”这种邪恶的用工模式禁止再说。 历史原因已经归到历史，当下的中国不需要这样的奴隶制。 朋友的孩子最终没有去报到，孩子感到很迷茫！ “派遣工就像韭菜，”他说，“割了一茬又一茬，谁会在意一茬韭菜的感受呢？ ” 是啊，谁会在意呢？ 全国35万家派遣机构，6800万派遣工。他们干着最累的活，拿着最少的钱，没有任何保障，没有任何尊严。 他们是新时代的“奴隶”。 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劳务派遣制度本身并非不可用，关键是要回归其原本的定位——作为一种应急、临时的用工补充，而不应成为企业长期依赖的手段。真正的产业升级，不应该局限于流水线的更新、技术参数的提高，而是要让每个劳动者，都能在时代浪潮中体面转身。 各位，是时候，给这6800万人一个正式的身份了。 是时候，让劳务派遣回到它该待的地方去了。 是时候，把人当人了。

白宫红厅的这杯茶，喝出了大国元首外交的“加速度” 白宫红厅，这间以绛红色为基调、素有“第一夫人私人客厅”之称的国事沙龙，见证过无数历史性的外交时刻。而这一次，它见证的是中美元首外交的又一次高效与默契。 当地时间9月25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娅在这里举行茶叙。没有冗长的外交辞令，没有含糊的“保持沟通”，而是开门见山、直入主题。 习近平主席端起茶杯，先算了一笔“日程账”：今年剩下的时间里，双方还有两次碰面的机会——先是在中国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接着是在美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算完两场多边峰会的主场安排，紧接着就是当面发出的正式访华邀约：“我们欢迎总统先生和夫人到中国去访问。” 特朗普总统答应得干脆利落：“谢谢您，我们会的。我们会有很多交谈。”没有“择机成行”，没有“双方保持沟通”，一句“我们会的”，透着十足的诚意。 紧接着，特朗普张口提的第一件事，不是空洞的外交辞令，而是实打实的美国农民：“我想，我们的农民会非常高兴。”中美分别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和出口国，农业经贸合作是两国利益的交汇点，关乎着美国中西部无数农户的生计。一句朴素的牵挂，折射出元首外交背后最实在的民生温度。 红厅里的这杯茶还没喝完，下一轮交锋的主客场节奏就已经全部排满——一次在中国，一次在美国，再加上已经一口答应的访华行程。特朗普对这场闭门茶叙的定调同样干脆：“发生了很多非常积极的事情，非常富有成效。” 回望今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从釜山到北京，再到华盛顿，不到一年时间里中美元首三度面对面会晤。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一杯清茶，敲定的是日程，传递的是善意，照见的是大国元首外交的高效与务实。没有拖泥带水，没有虚与委蛇，有的只是“我们会的”这样朴素而有力的承诺。这就是大国领袖的交往之道——以诚相待，以行践言，把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的航向，稳稳地握在手中。

中国不接这个盘！ 国际奥委会前主席巴赫曾表示：中国该拿出一点大国担当，主动扛起申办奥运会的责任！ 没想到中方的态度，更让人拍手叫好…… 可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谁想把一张没有封顶的账单递到中国手里？ 说句实在话，巴赫这话不是随口说说的。这些年他跑中国的次数，比跑很多欧洲国家加起来都多。 从北京冬奥会到杭州亚运会，再到粤港澳全运会，每次来都要旁敲侧击提一句：像中国这样有实力、有经验的国家，完全可以多办几次奥运会。 话讲得漂亮，什么 "大国担当"" 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 "，翻译成人话就是：这活儿别人都不想干了，你能力强，你来。 国际奥委会的焦虑，真不是装出来的。 你去翻 2036 年夏季奥运会的申办名单就懂了，上面列着印度、卡塔尔、土耳其、埃及、南非…… 清一色的发展中国家。 老牌发达国家集体隐身，德国喊了一阵子柏林办百年奥运纪念，悄无声息就撤了； 英国伦敦办过三届，现在提都不提；美国忙着应付 2028 年洛杉矶，2036 年想都别想； 法国刚办完巴黎，账还没算明白呢，亏了上百亿欧元，财政窟窿还在填。 更有意思的是 2032 年的布里斯班，说是当选主办城市，其实就是走了个过场 —— 因为其他候选城市全跑了，只剩它一个。 这种 "独角戏" 式的申办，搁二十年前想都不敢想。 当年北京申奥，那是跟巴黎、多伦多、伊斯坦布尔、大阪五座城市硬碰硬拼出来的，全球直播投票，紧张得全国人民都捏着汗。 现在倒好，奥委会得亲自上门劝，放下身段谈条件，甚至主动提出三城联办、放宽场馆要求，就差把 "求你了" 写在脸上。 有人可能会问，奥运会不是挺风光的吗，怎么突然就没人要了？答案很简单：账算不过来了。 这玩意儿早就不是什么名利双收的香饽饽，而是一张没有上限的空白支票。 你去翻翻历史，1976 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初始预算 1.2 亿加元，最后花了近 16 亿，超支 720%，全市人民交了 30 年的 "奥运特别税" 才把债还清，硬生生搞出个专有名词叫 "蒙特利尔陷阱"。 近的就更不用说了。 东京奥运会，申办时报的预算是 73 亿美元，最后审计下来直接干到 1.42 万亿日元，翻了一倍还多。 赶上疫情空场办赛，门票收入基本归零，里外里亏了五百多亿人民币。 里约奥运会更惨，巴西经济本来就不行，硬撑着办完，净亏 140 多亿，好多场馆比完赛就荒废了，杂草长到半人高，维护费都掏不起。 雅典奥运会直接把希腊财政拖垮，后来欧债危机爆发，这笔巨额奥运债就是重要推手之一。 说穿了，这就是个结构性的坑。 申办的时候为了拿主办权，个个都往低了报预算，各种承诺天花乱坠； 一旦中了标，建材涨价、工程返工、安保升级、配套基建，哪一样都是吞金兽。 国际奥委会只管收转播费、拿赞助分成，爽得很，超支的风险全由主办国自己扛。 这种 "我请客，你买单" 的买卖，以前大家还愿意为了国际形象咬咬牙，现在谁都不傻了。 那有人又说了，咱们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不是办得很成功吗？怎么现在就不行了？ 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区别：2008 年的中国，正处在城市基础设施大升级的节点上。 地铁要修、机场要扩、道路要建、环境要治，这些钱本来就是要花的，奥运会只是个时间节点和催化剂。 两千八百亿的城市建设投入，不是为了十几天的比赛砸进去的，是实实在在服务了北京十几年，到今天上千万人每天还在受益。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心态变了。 三十年前，办一场奥运会是向世界证明自己； 二十年前，办一场冬奥会是展示综合国力。 到了今天，我们还需要靠一场运动会来证明什么吗？真不需要了。 杭州亚运会、成都大运会、哈尔滨亚冬会，想办随时能办，而且办得比谁都好，但值不值得办、有没有必要办，这笔账算得越来越清楚。 所以面对奥委会递过来的橄榄枝，咱们的回应一直很冷静：暂不考虑。 没有情绪性的拒绝，也没有模棱两可的客套，就是明明白白告诉对方，现阶段没有这个计划。 上海、广州、成都这些被外界点名的城市，也都先后明确表态，重心放在民生和产业发展上，无意启动申奥。 这不是什么 "不担当"，恰恰是最负责任的态度。 大国担当不是打肿脸充胖子，不是别人一捧就上头，而是清楚自己要什么、该做什么。 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不能总盯着中国一家薅羊毛。 真要让奥运会焕发新生，奥委会该做的是改革自身机制，控制办赛成本，改变 "东道主当冤大头" 的老套路，而不是满世界找接盘侠。 说句玩笑话，真要讲担当，国际奥委会自己先拿出点担当来。 别总想着把风险全转嫁出去，也别搞双重标准那一套。 什么时候办奥运会能让主办国真正受益，而不是留下一堆烂尾场馆和沉重债务，不用你上门劝，自然有人抢着办。 在此之前，这张没有封顶的账单，我们就不接了。

台岛以东执法巡查的三个“历史首次” 6月1日，中国海警位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 这是对日菲所谓“划界谈判”最直接的回应——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严重侵犯我方利益。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在这两天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菲两国防长面对中方提问时，都显出一副“做贼心虚”的嘴脸： 菲律宾防长刻意绕道后厨躲避中国记者，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未对中方代表的提问做出正面回应。 日菲闪烁其词，中方就用实际行动宣告： 中方会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如何理解海警的这次行动？可以从三个关键词讲起。 「 01」台湾岛以东 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行动。 过去两年的“联合利剑-2024A”和“海峡雷霆-2025A”等行动中，中国海警虽然也曾现身台岛周边海域，但均是与解放军协同配合，是联合演训的一部分。而且彼时行动范围侧重台岛周边，并未聚焦台湾岛以东海域。 但这次，中国海警是独立行动。 台湾岛以东这片海域，也正是日菲此番动作的目标所在。 日菲认为，双方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在此海域存在重叠，划界范围位于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与菲律宾主张的巴丹群岛之间。 两地相隔约400公里，分别坐落于台湾岛东、南两侧。 也就是说，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 很显然，日菲是各有盘算： ｜｜对于日本而言，台湾岛以东是其所谓的西南地区防卫体系的关键节点。日本希望依托西南诸岛构建封锁链条，同时借助菲律宾形成南北呼应，对中国进行战略牵制。 ｜｜而菲律宾则希望借此进一步绑定日本，从日本获取更多安全承诺、军事支持和装备援助，并借机提升其在南海问题上的筹码。 日菲相互勾结，私相授受。所以才出现了在香会上那副做贼心虚、言辞躲闪的嘴脸。 而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就是为了展示我们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 要知道，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况十分复杂。 ｜｜这片海域地形落差极大，海底地势陡峭险峻。 ｜｜区域内还有流速约1米每秒的强劲黑潮洋流，叠加冬季东北季风、夏季频发的台风，极易掀起巨浪。 复杂的水文、气象环境，不仅威胁舰艇航行安全，也会干扰声呐探测与海上执法，对船只性能、环境研判水平和作业能力都是极大考验。 长期关注海警执法的张军社告诉谭主，此次行动足以证明我方已全面摸清当地海洋环境、水文气象与航道情况，配套保障体系成熟完备，具备长期在这片海域开展任务的实力。 「 02」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这次行动，是中国海警首次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直接开展执法巡查，而非演练。 过去，中国海警出现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主要是在演练背景下行动。 而这一次，没有演练，只有执法。这意味着什么？ 日菲抛开中国单方面划界，严重侵犯我国主权权利和海洋权益。 因此，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巡航、警戒，预防、制止、排除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的行为，本身就是依法履职。 ｜｜涉及国家主权权利和海洋权益时，海警要开展巡航、警戒、维护海上界线安全； ｜｜涉及海洋资源和渔业生产时，海警要维护正常生产秩序； ｜｜遇到走私、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活动时，海警要依法查处； ｜｜发生海上事故和突发情况时，海警还承担搜救和应急处置任务。 每一次喊话驱离，每一次登船检查，都是对管辖权的实际行使。 中国海警做的，是从护渔到护航，从执法到救援。 放到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来看，道理也是一样。 台湾岛附近海域，既是重要渔场，也是重要航运通道。大量渔船在这里生产作业，商船从这里往来通行。 如果任由个别国家私自划界，甚至派出所谓执法力量干扰正常航行和生产活动，受到影响的首先就是当地渔民和往来船只。 这次前往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的，是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包含中国海警2304舰（白塔舰）和2502舰（岱山舰）。 其中的白塔舰，就在今年3月刚刚参与过一次海上救援行动。当时一名渔民在海上受伤，白塔舰接警后全速赶赴事发海域，最终送医救治。 再加上，日本还试图往菲律宾运送杀伤性军事装备——包括护卫舰和导弹，持续加剧地区紧张态势，突发及不测事件的风险显著上升。海上意外风险持续增加，致使靠海谋生的民众无法安稳作业。 渔船遇险需要救援，商船航行需要保障，海洋科考需要服务，这些都需要稳定的海上执法力量长期存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稳定的海上执法力量，本身就是一种安全保障。 中国海警正在承担的，就是这样的角色。 「 03」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 专业人士告诉谭主，这次行动，进一步体现了中方对相关海域主权和管辖权的覆盖。 这意味着中方可以对违反中国法律的行为直接执法。 海洋专家杨霄告诉谭主，对台湾周边海域形成多区域联动的常态化执法管控，意味着实际上已经构建起较为完整的环台海洋权益保护和海域治理体系，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战略举措。 中方采取了若干阶段的行动。 早期主要在台湾周边海域阶段性巡航执法。到2024年后，逐步在台湾周边海域推进常态化巡航。 2024年5月，中国海警宣布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位乌丘屿、东引岛附近海域开展综合执法演练。2025年，海警舰艇编队按一个中国原则环台岛执法管控，逐步实现对台岛周边海域的覆盖。 而今天，执法范围覆盖了台湾岛以东海域。 拓展的不只是航迹，更是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 ｜｜2024年，福建金门的渔船事件后，海警位金门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巡航。 ｜｜海警在钓鱼岛领海内的巡航也是高频常态化存在。 如今，随着舰船数量不断增加、航程持续延伸，中国海警已经形成“持续存在与依法管控”的执法模式。 这些“实力盈余”的实现，为此次将执法范围前推至台岛以东海域提供了充分的能力支撑。 中国海警的每一步常态化推进，都是依法、适度地向前推进，以建立新的、更稳固的管控态势。 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持续存在和执法巡查，就是中国对国际海洋法规则最有力的阐释。 我们用行动告诉世界： 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是中国管辖海域，中国的海洋权益不容侵犯，任何企图绕开中国私相授受的行为，都不可能得逞。 在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菲两国防长，一个绕道后厨，一个顾左右而言他。 但海洋不会因为回避而改变位置，主权也不会因为躲闪而发生转移。 台湾岛以东，本就是中国的海域。中国海警，已经在那里了。

中国对日出口管制，今天又升级了。 这次不是普通贸易摩擦，而是非常明确地把矛头指向日本的军工、防卫研发、航空航天、精密制造、无人机、核燃料和两用技术链条。 中国商务部这次分了两张名单： 第一张，出口管制管控名单，20家。 包括： 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日钢特机、日钢YPK商事；三菱电机防卫与空间技术、三菱电机软件、三菱电机工程、三菱精密； 三菱重工海洋技术、三菱重工相模高科技、三菱重工物流技术、光和兴业、菱重特殊车辆服务、三菱重工海事技术； KGM、日本飞机、福图尼奥、青木精密工业。 对这一类企业的管制，原则上禁止中国出口经营者向这些实体出口两用物项，也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把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这些实体。正在进行的相关活动，也要立即停止。 第二张，关注名单，也是20家。 包括： 三井E&S、三井物产航空航天维修中心、泰拉无人机、ACSL、三菱原子燃料、日本原燃、富士通网络解决方案、日立高端系统、小松产机、小松NTC； 还有冲电气工业、OKI通信回声、OKI电路技术、OKI奈克斯泰克、冲电气工程、YDK科技、日本电磁测器、丰和工业、细谷火工、藤仓航装。 这一类不是直接禁止交易，而是进入更严格审查。 出口经营者如果向这些实体出口两用物项，不能走通用许可，也不能用简化登记方式拿出口凭证。申请单项许可时，必须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并承诺相关物项不会用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 这次名单最值得看的，不是“三菱”“三井”“富士通”“日立”“小松”这些名字本身，而是名单背后的产业结构。 管控名单里，是防卫研究所、装备研究机构、三菱电机防卫空间技术、三菱重工海洋技术、日本飞机、青木精密这些明显贴近军工和防卫体系的实体。 关注名单里，是三井物产航空航天、无人机公司、核燃料企业、富士通网络、日立高端系统、小松工业设备、OKI通信与电路系统、火工和降落伞相关企业。 这已经不是单点企业制裁，而是对日本军工供应链做分层识别： 谁直接参与提升军事实力，进管控名单； 谁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无法核实，进关注名单。 换句话说，中国这次不是在打日本普通贸易，而是在打日本军事化背后的供应链灰区。 过去日本卡中国，是光刻胶、半导体设备、精密仪器；中国只能被动承受。 但现在中国也开始出牌了，两用物项、稀土、关键材料、基础零部件、电子配套、工业供应链，都可以成为反制工具。 过去是日本和美国用技术规则审查中国企业。 现在中国也开始用出口管制规则审查日本军工链条。 至此，供应链战争正式打响。 对日本来说，真正麻烦的是三类企业： 第一，军工和防卫研发相关企业。 比如三菱电机防卫与空间技术、三菱重工相关海洋/特殊车辆/海事技术实体、日本飞机、各类装备研究所。 第二，航空航天、无人机、通信、精密制造相关企业。 比如三井物产航空航天维修中心、泰拉无人机、ACSL、富士通网络、日立高端系统、小松产机、小松NTC、OKI系企业。 第三，核燃料、火工、降落伞等敏感链条。 比如三菱原子燃料、日本原燃、细谷火工、藤仓航装。 这些企业未必马上断供，但合规成本、采购周期、供应链不确定性都会上升。 对资本市场来说，这件事短期利空的是日本军工、精密机械、航空航天、无人机、核燃料和部分综合商社。 尤其是那些一边参与日本防务体系，一边又依赖中国供应链或中国原产两用物项的企业。 但对中国资产来说，逻辑正好相反。 利好的是国产替代链条： 稀土永磁、高端材料、军工电子、半导体材料、精密加工、工业母机、关键零部件、国产通信设备、无人机反制与军工配套。 这件事释放的最大信号是： 中日经贸关系正在从“政冷经热”，进入“经贸也被安全逻辑重塑”的阶段。 中日之间不会没生意，但只要靠近军工、台湾、航空航天、半导体、核燃料、无人机、海洋安全、通信系统、两用物项，生意就会越来越难做，越来越贵，越来越需要政治风险定价。 企业不再只是企业。 供应链不再只是供应链。 技术也不再只是技术。 只要侵入国家安全范围，它就会变成政治博弈的一部分。 这就是今天这40家日本实体名单真正释放出来的信号。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周二（5月19日）表示，就美国对台军售保持“谨慎乐观”。 上周的“特习会”后，有关美国对台防御的承诺问题在台湾引发忧虑。 去年12月，特朗普政府批准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此前规模最大。第二项140亿美元的军售案则尚未正式获得批准。 顾立雄在台湾立法院向媒体表示，美国一再重申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美国透过军售这一管道维持台海地区稳定，是台湾关系法所建构的。” 顾立雄说，这也蕴含着，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台海和平稳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反制力量是利用军售管道。” 顾立雄说：“我们是台湾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持者，不是挑衅者。破坏台海和平区域稳定现状的就是中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维持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利益的。” 他说，台湾正在与美方进行持续沟通，“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态度”。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称，对台军售是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 中国军方在台湾周边频繁采取军事行动。周二，中国海军称，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周三（5月20日）即是台湾总统赖清德就任两周年。 赖清德对于特朗普要求盟友提高军费表示大力支持。不过，台湾在野党占多数的立法院本月早些时候仅批准他所提出的400亿美元特殊预算的三分之二。 来源：路透社等

成都：血战三日 成都的民主化运动，一开始就跟北京和中国其余地区有很大差别，最开始的抗议主要集中在反腐败和反官倒这样不痛不痒的口号中，甚至跟“民主”没有直接关系： “比如，当地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社会学教授，带我了解了豪华的锦江宾馆的情况。他指着那些独自坐在酒店酒吧喝着橙汁的女人说，这 里的消费是普通中国人负担不起的。看起来，这些女人似乎是妓女。我们看着一个年长的男人走到其中一个女人那里，然后两个人走出餐厅，消失在电梯里。他说，那名男子是一名著名的将军，公众知道酒店里发生的这种事情，并将其视为失业严重时期政府腐败的一个主要象征。”（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据我6月5日采访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斯科特·贝拉德（Scott Bellard)说，最开始在成都没有真正的学生民主运动，但在年轻工人和失业青年当中存在巨大的动荡，主要是对腐败和失业感到忧虑。”（同上） “不过他们的诉求有别于北京的学生。‘我印象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它从来不是为支持民主而抗议的。’金鹏程（Paul Goldin）说。这位宾州大学的中国思想教授，昔日是在四川大学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从他的角度来看，学生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体制从里到外变得更纯粹，他们并不想推翻共产党，反而希望党能遵守自己做出的承诺…之后很久，所有人都知道北京建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之后，那时候，人们才开始使用自由、民主这种词”（《人民失忆共和国-成都》林慕莲） 紧接着，成都运动的第二个特点出现了：它是在不断的反抗政府的暴政之下，才越来越强大的。换句话说，对中国政府的仇恨，而不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才是成都运动真正的核心动力： “五月十六日的清晨是成都抗议行动的转折点。当时超过千名的警察与大约两百名学生扭打成一团，警察在清场过程中动用棍棒和皮带殴打学生…那晚的暴力清场刺激了这场运动…有近几十万人在警方行动之后走上街头，还有多达一千七百名的学生参加绝食抗议。成都变成了游行参与者的聚集点，他们从四面八方的其他地区蜂拥而入，甚至有远至西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代表团来参加抗争。学生们在墙上张贴的海报中写满了他们的希望与渴望，像是‘不自由，毋宁死！’抗议在当时成了家常便饭，在某些圈子里，连日常的问候‘吃饭了没？’都会半开玩笑地变成了‘你抗议了没？’”（《人民失忆共和国》） 四川省曾是赵紫阳的封疆，时任四川省党委书记杨汝岱又是赵紫阳的门生，因此四川党委迫切的想要把成都的运动解释成为支持北京学生的运动：“党委副书记顾金池对学生说：‘我们清楚的知道你们的绝食运动是为了支持北京学生…”（同上）成都的抗议活动确实与北京的学生运动有一些理论上的联系，但两地的社会背景差距太大，产生运动的原因也如上述般各不相同，因此四川省委的举动更像是顺势而动，借机配合赵紫阳和中央党内支持学生的派系，而不是对成都运动一个符合事实的描述。 当然，成都与北京最大的区别和关联，都来自于6月3日当天。当北京的屠杀正在策划和进行的时候，成都的抗议者已经所剩无几。然而当北京屠杀的消息通过BBC和VOA传到成都以后，全城才真正的被点燃了。也就是说，北京的抗议结束以后，成都的运动才正式开始： “在几个小时之内，充满杂音的英国广播国际频道以及美国之音却传来了北京的屠杀消息，于是数千名愤怒的市民又再度回到了成都街头。这次的群众运动展现出坚定的团结与无畏的勇气，街头的抗议者清楚知道军队在北京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数千人在成都的主要道路上游行，他们举着哀悼的花环和标语，上头写着‘我们不怕死’、‘六四屠杀，七千人死伤’、‘打倒独裁政府！’当第一波的示威群众游行到武警部队面前时，局势变得一触即发。群众的攻势被警方挡了回来，武警开始用警棍殴打示威者。现场登时爆发为全面战斗，抗议者用鞋子，砖头，人行道上的碎片，以及任何他们能够取得的东西回击武警部队。”（《人民失忆共和国》） “然而，成都人并没有被政府撑腰的暴力镇压给吓唬住。相反的，他们被激怒，变得更加义愤填膺…一群人发现了一个没怎么伪装的警察。‘愤怒的群众立刻揪住了他，像成群的老鹰一般扑向他，在我们眼前血腥地将他踩死。这种严厉的私刑让我深深震撼，它血淋淋地显示了人民对警察有多么反感。’”（同上） 至此，长达三日的血腥巷战在成都市民与中国警察之间展开。尽管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多有出入，而且各方的描述区别甚大，但是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那就是从6月4日下午开始，到6月6日晚，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都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不管是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还是国有企业，都成了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他们忠实的履行了“打倒独裁政府”，“暴君人民绝不放过你”，“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承诺，在实力对比明显不利于自身的情况下，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巴蜀人反抗中国统治的悲歌： “到了六月四日傍晚，一群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任何属于公家的物品，包含公共汽车和警车。群众向广场附近一个殴打拘留者的警察局投掷石块，瓷砖和汽油瓶，最后还引爆火势。大火蔓延到早被洗劫一空的‘人民商场’ — — 一个占据了整个城市街区的国有市场…六月五日早上，成都的市民一觉醒来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街上有很多焦黑冒烟的公车，现场出奇的安静。而且唯独国家的财产遭受攻击，政府大楼的每一块玻璃都被打碎，而旁边的私人企业则毫发无伤…政府当局好像完全失去了掌控能力。一份解密的美国电报指出，武警部队的人数远远不及民众人数，他们为确保自己的安全，被迫撤退到市政府大楼。每一次武装部队试图出击的时候，都因惊人的群众数量而迅速撤退，最多只能偶尔向人群投掷几颗烟雾弹。”（《人民失忆共和国》） 笔者曾在其他地方将巴蜀的抗议称为“六五”，而不是“六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成都抗暴过程中，最有象征性的冲击政府大楼，和市民与警察最激烈的战斗，都发生在六月五日： “6月5日上午12:15，我写了如下： “街上到处都是人，一片混乱。” “当我沿着人民南路走向广场时，我开始见到倾倒的垃圾桶和路边的栏杆。距离毛泽东塑像一个街区的地方，年轻人正在建造一个简陋的路障。最终，我壮起胆子从广场中心穿过，满地都是碎玻璃和垃圾。 “看不见有警察，但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扬声器播放公告，一个声音说到：“我们五分钟后就来抓你。”又一阵恐慌爆发了，人们都纷纷逃走。” “大约午夜12:15分的时候，我在广场往右转，看见路上有燃烧的物体。两辆城市大巴，也许就是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的警察拖过广场作为路障的那两辆大巴，烧的只剩车架了，轮胎仍在燃烧。再远一点，一辆三轮警用摩托车也在燃烧，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走过的街区有一半着火了。” “年轻人打烂窗户、摧毁建筑物，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成都体育大学的一位没有参与抢劫的学生告诉我：‘人们正在燃烧建筑物，因为政府不好。戒严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喜欢它。’” “三辆消防车从广场的方向开过来去扑灭熊熊大火。但当他们停下来，连接水管并对准火焰时，人们包围了消防车，并在五分钟之内将其中一辆点燃，并将另一辆翻过来！难以置信。人群吼叫着表示赞同。五分钟后，催泪瓦斯罐头开始爆炸，人们逃离，这种恐慌情绪并未停止，因为爆炸不断发生并且越来越靠近 — — 四，五，六个。” 我接着写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从当局角度看，这展示了事情如何‘失控’，甚至可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骚乱是‘少数暴徒’或‘几撮不良分子’造成的。当局对于和平示威出重拳，激怒了他们。在开始实行强硬路线后，他们无法退缩，只能严厉打击。愤怒的人们，开始抢劫、放火。当局不能让建筑物就这么被烧毁，所以他们派出消防车。当人们把这些都点燃后，催泪瓦斯就来了。当局一旦开始犯错，并坚持下去，剩下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6月5日上午9时左右，一伙歹徒从东、南两个方向，用石头猛击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将二、三、四楼临街办公室窗户的大部分玻璃砸烂。随后，这些歹徒手持钢钎，木棒，冲开东面铁门，打砸停在院内的汽车，并放火烧毁了三辆轿车。下午，一些歹徒又聚集在市人大常委会门前，向办公楼抛甩汽油燃烧瓶，将行政楼引燃，这些人还猛撞围墙，企图冲进办公区，未逞。他们便在办公楼下叫骂：楼上的人下来，把你们全部杀死… 6月5日，从下午到晚上，一伙歹徒围聚在市政府办公大院东墙外左侧，对着正在进行广播的房间高呼：杀死所有的共产党员，杀死所有的公安！” “6月5日，歹徒的暴行达到顶峰，他们倾巢出动，四面袭击，打砸警车，殴打武警、公安干警和解放军。从6月5日至6日，成都市区所有十字路口皆无交警上岗，街上亦不见穿警服、军服的军警人员。一些军警人员的家庭受到威胁，歹徒们叫嚣：先打警察，再打警察家属…歹徒们还闯进一、二、三、六等医院，搜寻受伤的武警战士，扬言‘搜出一个，就打死一个’。蜀都大道和一环路等地，每个交通路口都聚集着几百名歹徒。他们见军车、警车、轿车就砸，见军人、民警就打。他们喊着：‘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无冤无仇，就打欺头！’”（《成都骚乱事件始末》） 而武装斗争的主力，已经从学生转移到了长期受警察欺压的群众，这一点，共产党的材料其实比西方人看到的更清楚： “石头、砖块、玻璃瓶如雨点般向人民东路派出所袭击。手持匕首，钢钎，大刀，木棒，铁棍的歹徒，声嘶力竭的对着人东派出所嚎叫着： 警察，黑xx！今天老子们要把你们黑xx锤平！ 黑xx警察！你们整老子，你们晓得有今天的下场哇。老子要点一把火，烧！ 宋良志（人东派出所所长）！你xxx是对的就出来！人东（派出所）的，还有戴大盘盘（帽）的，是对的都出来！老子们今天统统的杀死！ 共产党没有了！政府没有了！打！烧！冲哇！”（《歹徒们为什么要烧人东派出所》） 当然，和中国的材料想要宣传的相反，抗议群众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武器，装备和经验不足的局面。从西方和共产党的记录我们都可以看出，抗议群众的武器非常简陋，最有效的也只有燃烧瓶和高压气枪（只有共产党的记录，西方记录里并未出现高压气枪）。面对全副武装的武警和解放军，抗议群众很快失去了气势。从共产党的材料里来看，抗议群众分成许多个小团体，彼此之间并没有足够的支持，而武警一次的出动数量居然可以达到800名！6月6日，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抛弃了部分由他煽动起来的学生和抗议，给武警下达了镇压的命令，武警开始放开手脚，血腥镇压抗议群众。在武器，装备，组织和经验全面领先的武警面前，抗议市民仅凭人数优势无法获胜，被分割开来，各个击破： 我问他，既然民众是多数，为什么不将警察制服。 “在成都，这是新事物。我们没有这样的战斗的经验。人们很害怕。但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们加入了。如果警察向人们开枪，他们就会变得更勇敢，并去战斗。我们医学院/医院的院长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参与学生示威，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真的。他们在布告栏上贴了通知。”（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武警在抓捕学生和抗议者期间，对他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杀害： “我回到我之前待着观望事态的那间房间的阳台上。不久，有六辆卡车载着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人进入大院。他们没有持枪，但似乎有类似刺刀的武器。他们与我过去两天见过的武装警察不一样。有一个人非常醒目。他穿着不同的制服，有一把套在枪套里的手枪。 这些士兵跳出来，见一个抓一个。真是一片混乱。大多数示威者、袭击者和围观的人都跑了出去，但大约有三十多人被抓，不管他们是破坏了财产还是只是看热闹的，士兵们不知道也不关心。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惊恐地看到这些士兵们殴打、虐待被捕的人。他们要每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双手绑在身后。他们给他们拍了照片，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头朝下扔到水泥地的停车场。他们的头骨脑袋撞到地面发出的嘭嘭声，令人毛骨悚然。 我受不了了。我跑到酒店的大堂，那里全是碎玻璃，被砸得稀巴烂。我发现士兵的领导正和其他的士兵站在周围。我走到他面前，开始用英语对他喊：“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人。”我也不确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不会说普通话，而他不会说英语。很快，一些警卫把我赶走了，我又回到了阳台，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 在他们“处理”完所有新的被捕者之后，士兵们又将他们扔到他们开来的其中一辆大卡车上，就像他们是一袋袋土豆。 如果那时那些人还没有死，那么压在下面的人很可能会窒息而死。凌晨3点刚过，他们就把车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死了多少人。”（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她看到了大约二十五个人跪在院子里，头朝下，双手绑在背后。他们先是被推到在地，然后卫兵围着他们走来走去将近一个多小时。最后，指令下来了。这时‘穿黑裤子白衬衫的人上来用铁棍把那些人的脑袋敲碎’。景象惨绝人寰，她吓得在浴室里呕吐。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后来她告诉一家北欧的报纸，‘他们一个人一个人的杀，那些还活着的人不断哀求他们给一条生路。’”（《人民失忆共和国》） 惨烈的三日巷战，以巴蜀人民的失败而结束。 ---成都血战：巴蜀的1989 巴蜀独立会 1.6月4日警察对抗议者使用了催泪瓦斯和眩晕手榴弹，试图驱散主要广场的人群。 2.6月4日武警清场后，警察和投掷石块的愤怒人群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3.6月4日成都。照片： AFP/Getty Images 4.在冲突中受伤的人等待接受治疗。头部受伤的情况很普遍，这说明警察采取了殴打抗议者头部的策略。伤者恳求西方摄影师 "告诉世界！"Kim Nygaard提供

1949年，国军中将韩任民的亲生儿子被国民党当局以通共罪名执行枪决，他闭门默然三日三夜不吃不喝，随后亲手将蒋介石为他安排的所有退路悉数斩断。 1949年11月27日，重庆渣滓洞的枪声划破夜空，300多名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中，这就是震惊全国的“11·27”大屠杀，遇难者名单里，27岁的韩子重格外特殊，他是国民党陆军中将、四川省军管区副司令韩任民的独子。 消息传到成都韩府，这位在抗日战场和军阀混战中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将，没有号啕大哭，也没有暴怒失态，他把自己关进书房，整整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一言不发，将官的威严被彻骨的悲痛碾碎。 没人知道这三天他想了什么，但所有人都清楚，这对父子早已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韩任民是国民党的得力将领，一辈子忠于党国，在川渝军政圈口碑干净，不贪不腐；而儿子韩子重16岁就偷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潜伏在国民党心脏的地下特工。 1938年，16岁的韩子重还是成都协进中学的学生，目睹山河破碎、百姓流离，他毅然秘密入党，1939年他瞒着父亲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到晋东南前线作战，还兼任战地记者，在枪林弹雨中淬炼信仰。 韩子重曾给父亲写信：“父亲，请你把孩子献给国家民族，这才是真正的爱护，” 1940年，韩子重奉党组织命令回川，利用“中将公子”的身份作掩护，打入国民党高层，先后在川陕绥靖公署、四川军管区担任参谋，甚至打入罗广文部任中校营长，核心任务就是搜集情报、策反军队。 韩子重常开着父亲的军用吉普车，凭借特殊身份穿越封锁线，转运电台和物资；在宴会上和国民党军官推杯换盏，转头就把布防图交给地下党。 父子俩并非毫无隔阂，韩任民隐约察觉儿子的异常，却从未点破，只是默默包容，他虽不认同儿子的选择，却也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独裁，1949年1月叛徒出卖导致川东地下党遭重创，韩子重在成都被捕，关押进渣滓洞监狱。 得知独子被捕韩任民彻底慌了，他放下中将尊严，提着金条四处托关系，甚至找到特务头目求情：“只要放了我儿子，我愿交出兵权，回老家种地，”可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已穷途末路，蒋介石执意要杀韩子重“杀鸡儆猴”，震慑内部同情共产党的官员。 1949年11月27日，韩子重被秘密枪决，生命永远定格在27岁，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后，韩任民悲痛欲绝，把自己关进书房，整整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三天静默后他走出书房，眼神死寂却又透着决绝。 恰逢蒋介石派来的专员送来黄绸礼盒，里面有赴台专机票、珐琅勋表和“忠党报国”的亲笔字条，这是蒋介石给韩任民留的后路，承诺到台后保留他的中将军职。 当着所有军官的面，韩任民突然爆发，他一把撕碎字条，将机票揉得粉碎扬在半空，抓起勋表狠狠砸在青砖上，珐琅碎裂一地，“我儿子被你们当成共党杀了，现在拿一张机票收买我，退路我不要了，从此和你们一刀两断，”他的声音嘶哑，却字字铿锵。 这一撕一砸，是一位父亲对杀害儿子政权的彻底决裂，更是良知对腐朽独裁的反抗，随后韩任民烧毁所有撤退密电和凭证，遣散运输车队，彻底斩断赴台退路，他主动联络中共地下党，交出西南地区全部防务部署，下令麾下部队停止抵抗，等候解放军接收。 蒋介石闻讯暴怒，下令撤销韩任民职务、开除党籍，还派特务潜入西南暗杀他，好在韩任民早有防备，加上地下党保护，多次化险为夷。 1949年12月西南解放，韩任民配合解放军完成防务交接，麾下部队和平改编，避免了战火殃及百姓。 解放后，韩任民得到人民政府宽大处理，回到家乡安稳度日，不再参与军政事务，他珍藏着儿子的遗物，尤其是那封“愿做扑火飞蛾”的家书，用余生理解儿子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