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dan1989 王丹曾告诉过我讲：北京一处某处长与他恳谈，讲等“六四”平了反，你也不做政治的，我也不做政府的活了，我们一起写“89后民运史”吧，多么美好的意境啊，领导就是领导，境界和觉悟都不凡。-------此处的北京市公安局一处某处长即张越（化名张士超）。 查维基百科张越词条：张越（1961年6月—），山东广饶人。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在职研究生班法律专业毕业，中共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国科学院管理学硕士学位，助理研究员。曾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16年4月1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张越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是为中共十八大以来第二位被查的省级政法委书记。 1979年10月参加工作，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北京市公安学校学员，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民警，北京市公安局北京站地区分局审查科民警、副科长，北京市公安局一处副科级干部、五科副科长，北京市公安局一处非法组织侦察处副处长，北京市公安局一处副处长、处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助理、国内安全保卫处处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助理、国内安全保卫总队总队长等职。 2001年4月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委员。2003年11月转任公安部二十六局（即公安部610办公室）局长。 2007年12月，改任河北省公安厅党委书记，次年1月任河北省长助理，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 2008年6月，任中共河北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2008年12月，升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 2013年9月，不再担任河北省公安厅厅长。2015年3月，不再兼任河北省公安厅党委书记。 2016年4月16日，中纪委网站宣布，张越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2016年7月28日，被中共中央纪委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张越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16年8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依法对张越立案侦查。 2017年4月7日，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2017年4月20日，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张越受贿案，检察机关指控，张越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提供好处，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1.57885亿元。张越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2018年7月12日，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张越受贿案，经审理查明：2008年至2016年，被告人张越利用担任中共河北省公安厅党委书记、河北省公安厅厅长、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土地开发、工程承揽、案件处理及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569亿余元。对被告人张越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对张越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张越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张越是继梁滨、景春华、周本顺后，中共十八大以来第四位落马的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河北也成为继山西（同为四名省委常委被查）后，第二个出现塌方性腐败的省份。

和北京市公安局一处“朋友”见面 前面的话：首先，我要向下文中北京市公安局一处的“你”先生报歉，此文纯属有感而发，不吐不快者，如有冒犯，请多包涵。我本无意进入历史记载，你也无此心。可是老天在上，你走入了我的历史中，这是天意吧。 我来北京有三年了。 2003年，你电话里一开口就说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你能不能来市公安局一下，我当时就恼了，无事，不见，有事电话里说。你说是朋友，过去就见过的啊，可是如此不客气的朋友我是交不起的。你随后又说我应当见你，说见你是公民的义务，你代表政府，我说不知道哪条法律规定了这条公民义务，你问我在北京做什么，我说做股票，你说西安不能做吗？我说谁规定北京不可以做股票？话不投机半句多，最后你说那以后也不要不接我的电话啊，我回答：你不会说接你的电话也是公民义务吧。 今年7月7日前一天，你来电话，要约见我，我说不见的好，你称现在与过去不一样了，从形式到内容都不一样了，我笑道：可是我不想要你那个产品啊！你说于工作和朋友都应见面，我说你那个身份不好作朋友，而且那个工作是你的又不是我的．你还是希望约见，让我考虑考虑，改天再来电话，我说，那好吧，考虑考虑。 9月29日本打算把邓正来译的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再看几章，然而你来电话了，下午就要见，鉴于我来京三年来你几次约见，我都推掉了。你如此殷切，我也不好再推拖，况且你还说“见面对我有好处”，除了坏处，我想不出对我有何好处，反面理解，可能是不见就有不好处吧！还是见了吧。 我说可以带录音机吗？你说无所谓，随后说，不要啊！呵呵。 下着雨，堵着车，你还是来了。 时光飞驰，你我都老了，头发已花白，你我都说：“走在大街上我不会认出你”。你告诉我，政府变了，公安变了，看法和手法都变了，我记得七年前（那时你们也是要请“郑旭光先生”去北京市公安局谈话，后来改在麦当劳）你就这么告诉我的，说和五年前不一样了，是啊！老邓老杨也死了，宪法也变了，核心也退了，李鹏也要写“关键时刻”；那个正宗的国民党也回来了，上了北大的讲堂讲“自由主义”，坐惯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中华民国”大牢的李敖老先生也来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大讲“言论自由”，来摸老虎的屁股，还号称是“偏要摸！”，“是老虎让我摸他屁股的。” 中国共产党也想学好了，温家宝说：“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胡锦涛说“我们所建立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社会。” 多好听啊，如此美丽的语言。 世界变化大啊，“64”以来，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没剩几个了。 记得89年在秦城看守所的时候，当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政权出事的时候，所长把我提出去问话，问我怎么看：我很谨慎的回答说“既有今日，必有当初”。（以民间俗谚当解说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或者“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报销”。）至此之后，所长就不怎么搭理我了。 当时有个自感“理论修养”满高的“管教”（想想看，这些昔日的看守或曰狱卒，却要代父母管教你勒。），跑来与我说：波共，罗共的江山是苏共帮着打下来的，党的根基不深，南斯拉夫是不会有问题的，不旋踵，南斯拉夫也出事了，他又解释说：还是苏共牢靠，时间久，江山稳。 等到苏联“819”解体，我已经出了秦城（但按海外朋友的话解说，还在“里面”），无从找他理论了。 正是： 具网易，搜遍全球，数风流共党，朝越中巴。 1989年，在与世界音讯隔绝的两年里，除了坚信“学运”中自己的作为无论对错都在“天理良心”的基线上之外，我所接触到的大部分的警察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你们是对的，没有错”表示，也支持了我的信心，那时，我开始熟悉这个特别的角色和良心背离的群体。 很感慨啊，有事无事，也与一处的先生们打了十几年交道，时至今日，“同志们”退休的退休，升职的升职，调离的调离。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喜欢也好厌恶也好，时间长了都生了亲近感，或者，这就是传说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西安政保的老张处长都退休好几年了，那是1992年喽，13年前，记得那是1992年的64前夕，张先生带着两个随员来看我，谨慎而客气，当我按耐着严肃要求查看证件时，人家忙掏出来递上，两个随员也忙递上来，我一下子对他产生好感。 1993年的北京中日青年友好中心，几个身份不明人，并不出具证件，也无合法手续，就要扣留我，当我欲走时，其中一位女士说：北京是我们的地盘，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说，北京不是中国的地方啊，你们黑社会啊。他们不是黑社会，他们把我挟持到了新源里派出所，派出所所长向我保证他们是警察，雪夜里，他们把我押到了老“炮局”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没道理讲啊。 （你说，那一年，你在送我去北京车站的北京警察里，你看见我摔倒了。） 三进宫，使我变成了对意外过敏的人，我的交往不多，对于任何没有事先预约的门铃声，我都心中忐忑，是一处吧？是片警吧？真格是“作了良心事，倒怕鬼敲门”，看来不是我有问题，就是这个政府有问题，抑或我和这个政府都有问题？看来是我们都有问题了，我建议，等到中国人自由的那一天，大家一起去做心理治疗吧。 王丹曾告诉过我讲：北京一处某处长与他恳谈，讲等“六四”平了反，你也不做政治的，我也不做政府的活了，我们一起写“89后民运史”吧，多么美好的意境啊，领导就是领导，境界和觉悟都不凡。 当然，从“政保”到“国保”再到“联邦调查局”，大部分的同志还是想为国家继续服务下去，直至领到退休金。 好了，共产党垮台后的事不提了，我问你从那里知道我的电话，你说早知道了，问谁告诉你的，你却忘了。 “真的忘了”，你说。 我一再声明，我们的见面越少越好。 “你也不希望领导安排我随身跟着你吧”，你说。 “不不，还是有话直说的好”，我忙声明。 我说到了法治，说到了恶法，也说到了大陆经济和投资理论。 你提到我应可以感到“政府”的变化啊，我说我只是对和我打交道的个人有感受，“政府”既不是人，又不是东西，我把握不了。 你说，我们说说正事吧，你平常和谁来往多。 我答：我自己。 我是个迟钝而敏感的人，当你的随员提到刑讯逼供时，我当时就恨道，我对此类行为深恶痛绝。你说你的有些同事对我们这些人很不耐烦呢，唉，叫我说什么好呢？马不知脸长啊。 你要走了，我说急什么，再聊聊啊，你说要接孩子放学啊。 临走你问我，当地没警察找我吗？我说没有，你说：可能他们还不知道吧。 （你希望他们来照顾我吗？） 你问了我妻子的户口，我说“在西安”。 “儿子也是西安人啊”，你说道。 （你想帮我的儿子办北京户口吗？） 你们走了，雨仍在下。 说实在的，我很不舒服，这样的见面，每一次对我都是一种伤害，一种屈辱。我可怜自己，失去了那种血气：不见，去拿手续来！请把你们的证件出示一下。 多年来，我把这个政府这个党的存在，就当了一个自然灾害。然而你们却一定要提醒我：政府不可能不关注你。即使你的老朋友把你忘了，政府也会记得你，关注你。 “自然灾害”惦记上了我，这太不自然了。 我也早说过，你们的身份我们很难做朋友，况且工作是你的不是我的。见你对我没有任何好处，你说“没有坏处吧”我说“没有好处”之外“剩下的全是坏处了”，见我是你的工作，有工钱奖金可领，对我却是我的私生活了。这种不尴不尬的朋友约见还是没有的好。 然而，你一定要约见我，“为了我好”，代表“政府”，以“工作”的名义，也以“朋友”的名义。 可能，我也想了，我与你们见面的好处倒是有一条，提醒我：一切都没有过去，我十六年前的那场“罪过”还没有过去，我仍需为此“赎罪”，继续付出代价。装孙子，那是不可以的！ 难受了要说话，铁树要开花，我的心无奈而柔软得包不住那坚硬的仇恨了。 《无间道》上说，“出来混，都是要还的”，老天在上，为了我在89年以来的“罪”，我已经还了十六年了，还没有看到尽头，你们呢？你们这些为这个党这个政府做事的人呢？ 谁能说自己是无辜的？ 我相信，就像中国人说到“六四”时常说的一句话：迟早的事！ 我相信，当天谴来临，当报应开始，一切终究会被清算。 好在老天有眼，早就给了每个“罪人”忏悔赎罪的路，就看他觉悟不觉悟，有没有造化了。 2005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之夜。 旧文重发说明：年轻时候，不觉得记录的重要性，现在翻起来过去的一两篇记事，才发现大脑记忆真是远远不够的。

胡平：几年前，在美国关塔那摩监狱，有犯人绝食抗议，狱方对绝食者强制灌食。2006年3月9日，来自英国和美国等7个国家的260多名医生，在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一封联名信，指出，用强制灌食的方式来解决在押犯人绝食抗议的问题“无疑是错误的”。联名信呼吁美国关塔那摩监狱管理部门准许在押犯人绝食而死。 医生们要求，对绝食犯人进行强制灌食的军医必须受到惩罚，因为他们违反了禁止强制灌食的国际医学协议。医生们在信中说，对绝食者如此做法，医生的最基本职责是要承认犯人有权拒绝。 联名信里提到的国际医学协议，是指在1975年10月于东京召开的29届世界医学大会通过的《东京声明》。该声明在2005年和2006年两次理事会会议上又分别修订。其中第六条是：“当囚犯拒绝食物/饮水，且医师认为他（她）的自愿绝食出于自主、充分理性的判断时，不得对其进行人工喂食。囚犯作决定的能力应经过一位以上独立医师的确认。医师应该向囚犯解释绝食的后果。”

“中共建政十宗罪” 人类普世价值是指“生命权与人身安全、人身自由不受任意剥夺的法治 、思想与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知情权、政治参与权”等，这是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底线共识，中国政府本身也是联合国成员、多项人权公约的签署国，其自身宪法亦写有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条款。 以普世人权为尺度审视中共，并非"外部标准强加"，而是以其公开承诺过的原则，检验其实际行为。中共党庆105年，其罪恶罄竹难书，本文谨从普世价值角度理出中共建政后十宗罪。 第一罪：土改、镇反与以阶级斗争为名的大规模处决与政治清洗（1949–1953） 中共建政初期的“土地改革”是对于地主富农财产权的残酷剥夺，与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造成大规模处决与批斗致死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估计从几十万到超过两百万不等。 第二罪：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的系统性迫害（1957）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知识分子提意见之后，反右运动骤然反转，将数十万人打成"右派"，剥夺公职、下放劳改、株连家属。 第三罪：大跃进与大饥荒——人祸酿成的空前死亡（1958–1962） 因浮夸风、强制征粮、"大炼钢铁"与政策失误引发的饥荒，学术界普遍估计造成一千五百万至四千五百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之一。是对生命权最大规模的漠视。 第四罪：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1966–1976） 以"革命"之名摧毁司法体系、社会信任与文化传承的运动，大规模非正常死亡（估计从数十万到逾百万）、无数家庭被迫害至妻离子散，以及对文物古籍的大规模损毁，构成对人身安全、法治与文化的系统性破坏。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却无任何法律程序，本身即是"无人身安全可言"的极端象征。 第五罪：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武力镇压及事后清洗（1989年迄今）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及全国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学生与市民和平抗议，要求政治改革与反腐。6月3日晚开始，军队以武力强行开进清场造成平民死伤逾万。此后至今，"六四"在中国大陆的公开讨论、悼念与档案查阅始终被严禁。以军队对本国和平请愿的民众开火，是对生命权与和平集会权的直接侵犯；对历史记忆的长期封锁，则是对知情权的持续剥夺。 第六罪：强制计划生育——对身体自主权的国家侵入（1980–2015） 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三十余年间，强制堕胎、强制绝育、"社会抚养费"高额罚款等手段被大规模使用，尤其在农村地区造成大量人权侵害个案，并导致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与数以千万计"黑户"人口问题。国家以整体人口指标之名，介入本应属于个人与家庭的生育决定，是对身体自主权这一基本人权的系统性侵犯。在“生不如死”的生育断崖之下，要谨防中共以计划生育之名实施“强迫生育”。 第七罪：对信仰、良心与特定群体的持续压制（1999年迄今） 从1999年起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系统性打压（大规模拘押、劳教），到对家庭教会基督徒的骚扰与拆除十字架，再到新疆政策——自2017年起被曝建立大规模"再教育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2022年的评估报告认为，相关拘押行为"可能构成国际罪行，尤其是危害人类罪"。 第八罪：香港"一国两制"承诺的实质收缩 《中英联合声明》承诺香港"五十年不变"，但2020年颁布的《香港国安法》及其后一系列检控，使公开集会、独立媒体（如《苹果日报》停刊）与反对派参政空间被大幅压缩，众多社运人士、记者、律师被判刑或流亡。 第九罪：“习近平治下2012年以来的数字化极权（2012年迄今） 习近平监控国家的技术化升级："防火长城"、人脸识别、大数据与社会信用体系，使国家对个体行为的掌控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精细程度，隐私权与匿名空间被大幅压缩；习近平顽固坚持"动态清零"， 2022年多地长期极端封控引发次生人道危机（就医延误、经济停摆）。 “第十罪：司法迫害、公民社会与新闻自由的系统性压制（1990年代至今）” 针对人民的任意拘押、维权律师打压的709案、NGO管制及独立媒体消失、公民记者与公共知识分子被压制。 以人类普世价值为尺，本文所列十条——无论发生在夺权年代还是执政岁月——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一个反复以"人民"之名自我正当化的政权，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尊重了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命、自由、尊严与选择？ 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毛泽东住所窑洞客厅里的一次关于民主中国的谈话。在被黄炎培问及如何改变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时，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5年9月，英国路透社记者甘贝尔以书面形式提出12个问题，请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答。其中的第十问是“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限为何？” 毛泽东这样回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习近平的“第二个答案”：2021年11月8日至11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看起来，习近平给世界下了一个战书：如果中共“自我革命”不成，那就等着一场“民主革命”吧? 从毛泽东所谓‘人民监督’到习近平所谓‘自我革命’，中共始终回避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自由选举、新闻监督、司法独立和公民社会，权力不可能真正自我约束。本文所列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同一党国体制在不同年代对生命、自由、尊严与真相的反复侵害。 @baodiantimes

CHTGPT的分析： 这篇短文有一个核心点是对的：“移民本人支持更严格的移民政策”不必然等于伪善。如果一个人区分的是合法/非法、技能/非技能、规模可控/失控、筛选/来者不拒，那他不是简单地“自己上车就关门”，而是在讨论政策边界。 但这篇文的问题也很明显：它把一个合理区分，写成了偏一边的战斗檄文。 几点看法： 公交车比喻确实过于简单 国家不是公交车，移民政策涉及财政、住房、教育、治安、劳动力、文化融入等长期问题。所以“你也是移民，凭什么反对移民”这个攻击不够严谨。 但“上船超载”这个反比喻也可能自利 如果某人当年正是靠宽松政策、家庭团聚、庇护漏洞、低门槛移民进来的，后来却把门槛提高到“过去的自己也进不来”，那确实有“拉梯子”的嫌疑。关键不是他是不是移民，而是他的原则是否前后一致。 文中数据表述过于绝对 例如它说低技能/非法移民“长期财政净负”，这要看国家、年龄、就业率、福利制度、联邦还是地方财政、第一代还是第二代。 美国 CBO 2024 年估计，2021-2026 年的移民激增会在 2024-2034 年间让联邦赤字净减少约 0.9 万亿美元，但 CBO 2025 年也估计它在 2023 年给州和地方财政造成约 92 亿美元直接净成本。也就是说：联邦可能赚，地方可能吃紧，不能一句话概括。来源：CBO 2024、CBO 2025 更完整的研究结论比短文温和 美国国家科学院 2017 年报告认为，移民对本土劳动者整体工资和就业的长期影响很小，负面影响更可能集中在早期移民和本土高中以下学历劳动者；第一代移民财政成本较高，但第二代是美国最强的财政和经济贡献群体之一。 来源：National Academies “犯罪率、文化冲突、平行社会”不能粗暴归因 这些问题有现实面，尤其当移民集中、贫困、失业、语言隔离、教育失败叠加时。但把它直接归结为“移民背景”容易误导。连瑞典犯罪统计机构 Brå 也提醒，犯罪数据很容易被误读，跨国比较尤其要谨慎。来源：Brå 我的判断：这篇短文最有价值的地方，是提醒人们不要把“反对无限制移民”偷换成“反对移民”；最大的问题，是它用太多未经限定的断言，把复杂政策问题写成了阵营口号。 更稳妥的说法应该是： 移民本身不是善恶问题，移民政策才是问题。一个国家可以欢迎移民，同时要求合法、有筛选、有吸纳能力、有融入机制，并照顾地方财政和底层劳动者的承受能力。但反过来，也不能把所有后来的、低技能的、庇护类的移民都默认成负担或威胁。

历史学家二十年后回看这一刻时，可能会做出一个残酷的判断：2026年5月的北京峰会，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台战略最深远的一次调整 。 没有条约，没有公报。但“釜底抽薪”式的改变已经发生 。这篇万字长文，带你透视这场峰会的“暗中央” 。你将看到： 🔹为什么白宫关于峰会的官方文本中，"Taiwan"、"Taiwan Strait"和"one China"出现了诡异的“三重沉默”？ 🔹 为什么标题使用了商业语言 "Deals"，而不是外交语言 "Agreement"？ 🔹 川普的短期选票算计（大豆、波音、稀土），如何兑换了习近平的长期战略框架？ 当台湾从“被保护方”向“被管理方”过渡 ，“硅盾”进入贬值期 ，未来的台海危机将以一种我们极其陌生的方式展开。 失去对累积性变化的警觉，才是最危险的 。 👇 点击阅读《围绕台湾战略的美中关系大变迁：对川习会的全面战略评估》完整深度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