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正式发动文革。中共中央将“决定”刊登在1966年8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冯小刚2012年谈文革：“中国必然再次发生文革，并且这次文革，中国人会更有快感”。同年，温家宝在任期间警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不过，冯小刚的电影“芳华”，被严重怀疑美化文革。 在后来的学术演变与政治思潮中，确实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或政治立场出发，对文革或其部分理论、现象进行了重构、重读乃至一定程度的赞赏、肯定或“洗白”。譬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学术界兴起了“新左派”思潮。这一派学者主张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化和自由主义，他们往往从“反官僚化”、“大众民主”或“挑战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角度重新阐释文革中的某些机制。 崔之元(清华大学教授)。理论表现：提出了著名的“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论述。他认为文革期间推行的“鞍钢宪法”(即“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相结合)，超越了西方传统的“福特制”僵化分工，是“经济民主”和“团队合作”的先驱，体现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创新。争议点：学者批评其将文革中政治动员导致的生产混乱与去专业化脱离具体语境，强行包装为现代管理学创新。  甘阳(清华大学教授)。理论表现：提出“通三统”论(主张将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和邓小平的传统统一起来)。在解释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根源时，他试图将毛时代(包括文革时期)的政治破坏解读为“彻底打破了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僵化体制”，从而为后来的市场经济改革扫清了地方与基层干部的官僚阻碍。  争议点：被指通过“结果正当性”反向为文革的破坏性进行历史合理化辩护。  汪晖(清华大学教授)。理论表现：在其关于“去政治化”的学术探讨中，将文革解释为“摆脱政党官僚化、防止国家机器异化”的尝试。他主张文革初期包含了民间自主组织、大字报等“参与式民主”和“再政治化”的潜能。争议点：批评者认为，这种脱离文革中严酷的个人崇拜、群众暴政以及对基本人权毁灭性打击的抽象理论构建，掩盖了历史的残忍事实。 温铁军的“人民经济”，试图创造一套新的理论话语，但在客观上模糊了市场经济的核心地位。清华大学的崔之元、甘阳、汪晖的所谓理论，完全不值得批驳，因为太肤浅了。这些文革美化者，也是热衷于高谈复杂的政治学、社会学“概念”，如后福特主义、去政治化、激进民主，却刻意回避或淡化了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暴力私刑、文化浩劫以及经济濒临崩溃的残酷史实。他们概念盗用与乌托邦幻觉：将统治者动员群众进行的权力斗争与个人崇拜狂热，包装成现代意义上的“大众自由”或“基层民主”，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历史逻辑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