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无产者的篡位与理想主义者的觉醒——一个红三代的反思 只有地方上那些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最热衷于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而中共也恰恰看中了他们，视其为“贫苦工农”的典型。 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生产。他们不过是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浪潮，来满足自己一夜暴富的妄想。他们对中共唯命是从，且为了表忠，做得比谁都更激烈、更残酷。于是，这批流氓地痞便被中共奉为革命的积极分子，大量吸收入党，不断提拔，一步步被捧上了统治阶级的宝座。这批鸡鸣狗盗、好吃懒做之徒，便一跃而为新统治阶级，大多数成了地方苏维埃政府的要员，或是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地方政权，领导民众团体，他们便无法无天，胡作非为。 有一个时期，中共也察觉此等情势极其严重，曾下达“反贪污、反腐化、反保守报复的农民意识”的指示，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进行思想教育，试图纠正地方干部的错误。然而，这些流氓地痞本性已坏，任凭如何斗争、教育，皆无法改过。他们早已成为新兴的统治阶级，苏维埃的骨干，若无他们，苏维埃便将一无所有。所以，揭开苏区统治阶级的面幕，所见完全是一群贪污腐化、卑鄙龌龊的魔鬼在狂舞！如此无产阶级专政，怎能不让善良的工农百姓受尽磨折！ 及至红军主力突围长征之后，这班流氓地痞自知来日无多，其丑态更是毕露：有窃取公款潜逃出苏区的，有拥着娇妻遁入深山躲避清算的，更有原形毕露者，打着为红军借粮筹款的旗号，持枪抢掠稍有存粮存款的红军家属，甚至强奸红军家属中的妇女。彼时，乡、区两级政府多已找不到一个负责人，整个苏区陷入无政府的恐怖状态。项英虽曾严令各省级党政负责人务必消除此等极严重现象，迅速恢复秩序，却已回天乏术，毫无办法——此即苏区最后的真实状况。 这一系列的悲剧，正是促使龚楚最终决意脱离红军的根源。 纵观所述，我作为一个红三代，感触至深。当年诸多怀抱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但凡良知未泯者，最终都选择了反抗与决裂！李锐老先生如是，其后半生皆在对年轻时道路选择的追悔与反思中度过。我家祖辈陈炳南、陈光等将军亦如是。 此等剧情，与当年苏俄如出一辙：当年带头起义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发现被骗之后，再度起义反抗苏维埃，何其狗血淋漓！中共亦然，口口声声“五星共和”，如今五星何在？那四颗小星早已荡然无存！按理说，这个国早在1956年前后便已亡国灭种，还挂什么五星红旗？红色权贵们早已成了国旗上仅存的那颗大红星！ 这个口口声声以人民名义服务的国家与政权，宪法中明言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在政治局、人大、政协中，看不到一个真正的工人与农民代表，岂非咄咄怪事？ 红魔共匪成功偷梁换柱之后，却处处以人民代表自居，胡作非为，视人民如草芥！当年苏俄首义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再次起义，反对挂羊头卖狗肉的假苏维埃，与中土大地上龚楚、陈独秀、李锐、陈光、陈炳南等人后来反对假社会主义、假共产主义，何其相似！革命的理想主义者被残酷的现实所欺骗，而他们因良心发现，终而奋起反抗！ 事到如今，真如国歌所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难道不是极大的讽刺与魔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