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您參與推動動保相關法律的修訂，能否談談這方面的努力？ 莽：看到如此多的虐待動物的狀況，就會想去推動法律的改變，這應該是很自然的。如果在一個社會，傷害、虐待動物的成本太低，事實上就會放任甚至鼓勵虐待動物。其實，法律不僅具有懲罰性，還具有引導人心的作用。這一點被我們的立法者大大地忽視了。 我從1997年開始撰文呼籲制定《反虐待動物法》。2002年因為清華大學學生劉某用硫酸、火堿潑燒北京動物園黑熊事件，又寫了一些文章，述及立法保護動物的迫切性。劉某傷害五頭熊的殘忍行為當時引起公憤，警察在第一時間將他抓捕歸案，公眾也很自然地認為，故意傷害動物是一種犯罪行為。但法律學者們卻發現，在中國法律裡竟然沒有一個適合的罪名起訴劉某，最後只好以毀壞財物罪起訴他。這個結果讓公眾、包括抓捕他的警員都很難理解，甚至感到失望。這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制定《反虐待動物法》的時機，因為大眾在當時的認知是比較明確的。 陳：結果，錯過了那個時機？ 莽：是的。記得電視裡一位接受採訪的老人說，你一個大學生去殘害動物，太不應該了，罪過。這是一種很樸素的倫理認知。其實在中國，一直存在一些婦孺皆知的反對傷生害物的基本道理。這些道理歷經千百年傳到今天，是我們社會基本觀念的一部分。這一點從社會大眾對劉某案的態度裡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是保護動物立法的民意基礎。 同樣在2002年，一些深圳的小學生在世界環境日發出稚嫩的聲音，懇請人們善待動物，不要折磨牠們。這些小學生在菜市場裡看到殺雞場地與活雞籠子靠得很近。殺雞人靠近雞籠，雞就很恐懼往後躲。他們又看到殺豬場裡待宰的豬在聽到被殺的豬嚎叫時，都嚇得背對著躲到一邊，有的豬哆嗦到無法走路。所以，孩子們請求「不要在活的動物面前宰殺動物了」。當時，這樣的倡議得到了輿論的積極呼應。 那時候，大規模偷貓偷狗野蠻食用的情況還沒有演成廣泛的違法犯罪，也沒有引致民眾對吃狗吃貓等問題的認知分裂。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當時在中國、韓國和越南做了一次民意調查，詢問人們對待動物的態度。有90%的受訪者認為「我們對盡可能減少動物的苦難負有道德責任」；其中有77%的中國人和韓國人，以及90%的越南人表示「法律應該規定，動物遭受的苦難應該盡可能減少」。一些研究者認為，從調查結果來看，在這些國家為保護動物而立法的時機已經成熟。 但遺憾的是，立法機關並沒有及時回應民意和治理上的緊迫需要，為社會架起一道防止虐待動物和保護人心的法網。立法機構在制定保護動物法律上面的遲鈍與拖延，會對社會和國家的治理造成深層危害。這一點隨著整個社會的日益商業化將愈益明顯。在未來，如果還是遲遲不能為保護動物提供法律保障，殘害動物的暴戾氣息會更加漫延。而虐待動物的暴戾習氣終究會轉化到傷害人與人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