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刚看完《大濛》。 这片子最近在台湾很热，第 62 届金马奖入围 11 项，最后拿了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等几个大奖，观众票选也很高。英文名叫 A Foggy Tale，背景放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讲 1954 年左右，一个嘉义农家少女阿月北上找姐姐，同时去认领被枪决哥哥遗体的故事。 从纯艺术的角度，这部片子拍得确实不错。 但我看完以后，一直有个很不舒服的感觉。 不是说白色恐怖不能拍。国民党当年很多审判、处决、镇压，当然可以批判。 问题是，这类电影很容易玩一种叙事魔术：把一个人的政治身份、组织关系、当时国共战争的背景全部雾化掉，只留下他作为“好哥哥”“好儿子”“善良的人”的那一面。 比如片中的哥哥，一直在描述的那个“无数水滴汇集起来，到天上变成云看风景”的隐喻，已经说明了，他就是共产党。 但你全程刻意隐去这些背景，观众看到的就会变成：一个无辜的普通人，被残忍的国家机器杀掉了。 这就很微妙。 因为一个人是不是温柔、是不是爱妹妹、是不是孝顺，和他当时参加了什么组织、做过什么政治行动，是两回事。 共产党人当然也可以很温柔，也可以很善良，也可以爱家人，但他们也可以杀人如麻。人本来就是复杂的。 但你如果只拍这一面，不拍另一面，那就不是复杂性了，那是在用温情剪辑历史。 说难听点，这种拍法可以给任何人洗白。 不拍他做过什么，只拍他爱妈妈。 不拍他的组织身份，只拍他临死前的眼神。 不拍他的政治目标，只拍妹妹千里认尸。 观众当然会哭。 但哭完以后，他得到的历史理解可能是残缺的。 我现在比较不安的是，台湾长期以来的白色恐怖叙事，正在形成一种很舒服的政治正确：为了控诉国民党，会很自然地把当年的共产党因素、国共内战背景、苏联和中共扩张的现实压力，全部处理成背景噪音。 最后故事就变成：国民党是加害者，被处决的人都是受害者。 这当然有一部分是真的。 但有些人确实是无辜受害者，有些人是政治行动者，有些人可能两者都是。 你可以反对秘密审判，反对威权统治，反对滥杀，甚至反对死刑。 但你不能为了反国民党，就把共产党在那个时代的角色剪没了。 电影当然是艺术，导演当然有选择视角的自由。 但政治电影最危险的地方也在这里：它可以用镜头把历史剪成道德童话。 雾拍得很美，亲情拍得很动人，观众哭得也很真。 可真正被雾遮住的，可能恰恰是最关键的那部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