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溫郭文貴先生直播爆料# （2022.02.06) 【河南山東拐賣婦女黑幕】 🔶2017年爆料，七哥親赴河南台前縣、範縣等地，看到地下室公開買賣女性。價格為：女學生3000元，已婚或不能生育者500-1000元。 四川、湖北女孩受歡迎常被綁架，全村共享玩弄再轉賣，如豬狗般對待。山東河南農村拐賣猖獗。前公共安全部李東生透露，河南在冊被拐婦女就超100萬，中共清楚真相卻全力掩蓋，相關打拐節目因「沒法拍」而取消。 #拐賣婦女# #河南台前# #人口販賣# #四川女孩# #中共掩蓋# #李東生# #中共不等於中國人# #中共是不合法政府# #中共不能代表中國# #中共釋放病毒#

中國民主黨黨校徐文立校長 優秀學員嘉獎令（2026年8月13日） 嘉獎令 （2026年8月13日） 全校未來將領和第一期教官培訓班學員 吾校自2026年5月24日義工同仁創立以來 已經完成了第一期「實戰學習」階段 從7月11日開始了「理論學習」階段 應馬迎來常務副校長推薦 我特授予 韓雲霄 同時授予 胡建華、趙志澤、程建、彭雲龍、許瀛濤、王奕翔 優秀學員獎 （難免掛一漏萬，請諒解） 关于表彰韩云霄先生的申请报告 尊敬的徐校长： 我谨向学院推荐韩云霄先生，并申请对其予以表彰奖励。 韩云霄先生在参与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海外）英国委员会各项工作期间，态度认真，积极负责，始终保持较高的工作热情。他不仅积极参与党务工作和街头抗议活动，而且十分重视自身政治理论素养的提高，能够认真学习学院开设的各项课程，积极参加相关学习活动。 韩云霄先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良好的责任感、进取精神和组织意识，在工作和学习方面均表现突出。为肯定其努力，鼓励其继续进步，同时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我建议学院向韩云霄先生颁发“优秀学员奖”或相应荣誉证书，以资鼓励。 以上申请，恳请徐校长审议批准。 此致 敬礼！ 推荐人：马迎来 日期：2026年8月11日 Yunxiao Han 韩云霄 @leoefgf · 8月8日 回覆 @xu_wenli 感謝徐校長的勉勵！榮譽是鼓勵，更是責任。我們會記得前輩走過的路，接過這份責任，繼續為自由、民主與中國的未來努力。致敬前輩！ 徐文立 於 2026年7月10日週五 下午4:01寫道： 深謝！ Xiao Han 於 2026年7月10日週五 下午3:41寫道： 尊敬的校长，恩师： 您好！ 值此八十三岁寿辰之际，谨向您致以最诚挚、最美好的祝福！八十三载春秋，阅尽人生风雨，积淀了智慧与慈爱，也凝聚了无数美好的回忆。您的勤劳、善良、宽厚与坚韧，始终是晚辈学习的榜样。 此致 敬礼！ 您的学生：韩云霄 韓雲霄佳文品賞 寄件者： 徐文立 <@gmail.com> Date: 2026年7月9日週四 下午11:13 Subject: Re: To: Xiao Han <@gmail.com> 深謝！ Xiao Han 於 2026年7月9日週四 下午7:寫道： 尊敬的徐校长： 早上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新学员韩云霄！6月4日经歐洲马迎来主席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党。我很荣幸能成为您的学生，并有机会聆听您的教诲！ 作为一名刚接触政治、仍处于政治启蒙阶段的新人，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提高的地方。下面将我的三篇演讲稿按时间、地点和主题整理如下，希望您给予指导！ 6月20日台湾民主两周年纪念活动演讲稿 地点：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主题一：中国跨国镇压离我们有多远？ 主题二：台湾独立：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决定 7月1日反对中共民族团结进步法抗议活动演讲稿 地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门前 主题三：揭穿中共《民族团结进步法》的阴谋 下面是演讲稿具体内容： （一）中国跨国镇压离我们有多远？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 大家好！ 很多人听到“跨国镇压”这个词，可能会觉得这是国际政治，是外交官和政府之间的事情，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来到英国读书、工作或者定居，你觉得自己应该拥有什么权利？ 我相信大多数人的答案都一样：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可以参加和平集会，可以批评政府，也可以支持政府，而不用担心有人因为你的政治观点来威胁你。 然而，对于像我们来自中国、香港、新疆、西藏等背景的人来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2022年，在英国曼彻斯特，一群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人在中国领事馆外进行和平示威。结果，其中一名示威者被拖进领事馆范围内并遭到殴打。这件事被现场拍摄下来，也引起英国社会巨大震动。 为什么大家如此关注？因为英国人发现，原来有人即使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一个民主国家，仍然可能因为表达政治观点而面临压力和危险。 过去几年，越来越多居住在英国的香港人表示，他们在参加集会后被拍照、被记录身份信息，甚至有人担心远在香港的家人会因此受到影响。 有些学生在校园里参加讨论会时，会担心自己的发言被录下来；有些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要求匿名；还有一些人即使来到英国多年，谈论政治时仍然会下意识压低声音。 这其实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英国，本应获得英国法律的保护。英国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无论你支持什么政治立场，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你遵守英国法律，你就应该有表达观点的自由。 任何人在英国，都不应该因为和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受到威胁。如果一个香港人害怕说话，如果一个维吾尔人害怕参加活动，如果一个中国留学生害怕在课堂上表达意见，那么受到损害的不只是某一个群体的权利，而是英国社会一直珍视的自由和法治原则。 跨国镇压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让多少人沉默。而在于它让人们开始自我审查，让人们觉得“还是别说了”。当恐惧跨越国界的时候，自由就会开始退缩。因此，面对这一问题，我们不需要仇恨任何国家，也不需要敌视任何民族。我们需要做的，是坚持一个简单而重要的原则：在英国，每个人都应当能够自由地说话、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参与公共生活，而不必担心来自任何外国政府的压力。 谢谢大家的聆听！ （二）台湾独立：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决定 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一个一直充满争议的话题——台湾独立。 很多人在讨论台湾问题时，总是在谈历史、谈政治、谈国际关系。但我认为，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一个地方的未来，应该由谁来决定？是由生活在那里的人决定，还是由其他人替他们决定？答案应该很简单：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台湾有2300多万人，他们在那里出生、成长、工作、纳税，也承担着这片土地的未来。既然如此，他们理应拥有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力。 今天的台湾，拥有自己的政府、军队、货币、护照和选举制度。台湾人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决定自己的政策，过着自己的生活。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主导自己的未来，而别人无权规划他们的未来。 既然台湾社会已经发展出自己的民主制度，那么台湾未来要怎么走，也应该通过民主的方式，由台湾人民自己来决定。 有人会问：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台湾人支持这样的想法？原因很简单，因为绝大多数年轻人，从出生开始就在台湾长大，他们接受台湾的教育，参与台湾的选举，对他们来说，“台湾人”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身份认同。他们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见，希望自己的选择被尊重。 台湾的未来，不应该通过武力决定，而应该通过和平、民主和人民意愿来决定。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别人希望台湾变成什么样子，而是生活在台湾的人希望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谢谢大家的聆听！ （三）揭穿中共《民主团结进步法》的阴谋 今天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中共颁布并于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对我们这些海外的民主人士、华人群体以及外国公民的影响！ 中共将于2026年7月1日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表面上高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规，实则暗藏极具侵略性的第 63条「境外适用条款」。该法将中共的管辖触角强行延伸至中国境外，形同向全球发放了「跨国镇压」的合法许可证，引发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和恐慌！ 这部法律把热爱共产党放在首位！它要求我们要向孩子们灌输赞扬共产党、歌颂共产党的思想！ 它要求少数民族学校及所有的教育机构，必须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标准的教学方式，这是中共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法，让它的汉化政策全面合法化的阴谋！这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是一个灾难性的法律，因为它彻底抹杀了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 它要求任何的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以文字、图片、广播、音频和视频等方式，制作和传播所谓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信息和内容，中共所谓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包含了全球华人和其他任何国家的公民，这是明显的霸权主义！ 中共所谓的坚持宗教中国化，实际情况就是让寺庙的和尚升国旗，道家的道士唱国歌，基督教的教徒不知是信仰耶稣、还是信仰马克思、列宁？ 说一句「支持台湾」就被入罪，该法本质上是为中共武统台湾铺路。未来不论是台湾人或外国人，只要在海外公开表态支持台湾、反对中共吞并，都可能被中共强行冠上“制造民族分裂”的罪名，面临跨国通缉与法律追究！ 全球华人和民主人士集体遭殃，该法对全球自由言论进行了直接恐吓。 未来只要在海外社群媒体上批评中共的西藏、新疆少数民族政策，或宗教压迫，都将直接落入这部恶法的惩治范围，在境外将面临被定罪甚至被抓捕的风险！ 合法化「海外秘密警察」，国际社会强烈质疑，习近平政府在透过《香港国安法》测试国际底线后，如今又推出新的恶法，企图为其在全球53个国家设立的102个「海外秘密警察据点」提供正当的执法依据，全面升级法律战！ 这部新法的出台,暴露出中共极权统治的无限膨胀与内心的极度恐惧。当对内高压统治已无法维持政权稳定时，中共选择将极权黑手伸向国际自由社会。这种将跨国镇压「合法化」的无耻行径，不仅践踏了他国的国家主权，也对美、日、台等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与人身安全构成了威胁！ 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香港独立！台湾独立！ 谢谢大家！ 徐校长，恳请您在百忙之中拨冗阅览，并对演讲内容、逻辑结构、表达方式以及存在的不足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希望能够不断学习、持续改进，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和对公共议题的理解。 非常期待您的指导！ 学员韩云霄 2026年7月9日 英国 （韩云霄提供照片） ********* 有關胡建華 JH 於 2026年7月13日週一 上午2:14寫道： 我预言，这次将产生重大历史意义，未来一定会碾压浙江南湖那条游船! 让它沉入历史湖底! 留此言证，拭目以待! 中国民主党学员: 胡建华 2026年7月13日 JH H 于 2026年7月13日周一 08:05写道： 谢谢校长，收到(总字004)(实行令)， 这次的完整规划，若落实到位，将为未来夯实完整坚实的基础，不会继续过去松垮混乱的局面，开创全新的局面，结束过去四分五裂的派内之爭，脱颖而出，重新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会重新竖起中国民主党的大旗，成为标志性旗杆! 宛如移民入境美国第一眼看到的是自由女神! 学员: 胡建华 JH H <@gmail.com> 于2026年7月5日周日 09:16写道： 谢谢校长！ 这段时间以来，从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过去并不了解的历史知识。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种难得的机遇，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希望尽快学习和了解更多历史资料，努力形成自己基于事实的认识，并把这些认识分享给身边的人，尤其希望能让国内更多的人接触到不同的信息来源，拥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机会，而不是仅仅接受单一叙事。 我知道，一个人的力量十分有限，很难改变什么。但我也相信，思想和认知具有传播的力量。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主动了解历史、独立思考、理性交流，并把新的认知不断分享给身边的人，那么这种“人传人”的传播方式，终将汇聚成巨大的社会力量。正如古人所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认为，中国未来如果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推动力量未必会像历史上一些革命叙事那样“农村包围城市”，更有可能是知识、信息和观念首先在城市中不断传播，再逐渐扩散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这种变化不是依靠暴力，而是依靠思想、教育、信息和公民意识的不断积累。 在我看来，经过长期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教育，许多人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思维方式。与此同时，民族主义情绪、对外部世界的戒备心理，以及“强者生存”的社会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要改变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远比改变一种生活习惯或社会风俗更加困难，因为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人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模式。 长期以来，在单一信息环境下，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容易被简单归因于外部因素，而社会内部的问题往往得不到充分讨论。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指责、相互对立，有时会使社会矛盾更多地停留在普通人之间，而忽略了制度、治理和公共政策等更深层次的问题。这种现象容易导致社会资源被内耗，公众也难以形成更多的理性讨论与合作。 我始终认为，一个社会真正的进步，不是建立在仇恨和对立之上，而是建立在事实、理性、自由讨论和彼此尊重之上。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了解历史、尊重事实、保持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轻信，也不轻易否定不同观点，社会才有可能逐步形成更加成熟的公民意识。 我相信，历史终究会回归事实，思想终究会走向开放。每一个愿意思考、愿意学习、愿意传播真实信息的人，也许都只是微弱的一点光，但无数点微光汇聚在一起，就有可能照亮未来。 第一期学员： 胡建华 2026年7月5日 ********** 有關趙志澤 於 2026年8月3日週一 下午9:14寫道： 謝謝志澤深入、全面的理解！ 赵志泽Zhao Zhize 於 2026年8月3日週一 下午8:32寫道： 校长您好！ 我是学员赵志泽，我认真学习了本期《徐文立与“第三共和”》教材。读完以后，我对“第三共和”这一政治主张的历史脉络和核心含义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教材中提到，“第三共和”并不是简单否定中国过去的历史，而是把近代中国追求共和、宪政和民主的历程连接起来。它既“追随辛亥革命诸先贤开创的亚洲第一共和”，也“尊重一九四六年制宪国大确立的第二共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自由富裕、人权平等、宪政民主的中国第三共和”。我认为，这种表达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强调了历史的承接，而不是把民主建设理解为完全从零开始。 教材还特别分析了“追随、尊重、励志建设”这几个词的递进关系。对第一共和使用“追随”，体现的是对先贤和共和精神的继承；对第二共和使用“尊重”，体现的是对宪政法统和历史成果的承认；对未来则使用“励志建设”，说明最终目的不是停留在纪念历史，而是要付诸实际行动。我觉得这三个词虽然简短，却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表达得很清楚。 我个人最认同的一点，是教材所说的政治纲领应当重视“最大公约数”。民主事业如果只停留在少数人的语言和立场中，就很难形成广泛力量。“第三共和”试图把第一共和和第二共和的支持者团结起来，并以自由、人权、平等、宪政和民主作为共同目标。这让我认识到，政治理想不仅需要坚定，也需要包容，需要寻找不同群体之间能够共同接受的基础。 教材中还介绍，这一思想是在极其艰难的监狱环境中形成的，后来又在二〇〇七年中国民主党海外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得到确认。对我来说，这也说明一个政治理念能否长期存在，不只取决于口号是否响亮，更取决于它是否经过长期思考，是否能够回应中国民主转型中的现实问题。 学习完这期教材后，我更加体会到，民主不仅是一种愿望，也需要清楚的历史认识、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能够团结多数人的纲领。今后我会继续认真学习党校教材，加深自己对中国民主运动、宪政和政党建设的理解。感谢校长整理和分享本期学习内容。 ********* 有關程建 徐文立 <@gmail.com> 於 2026年7月10日週五 下午4:05寫道： 極好！極為重要！ jian cheng 於 2026年7月10日週五 下午3:44寫道： 尊敬的徐文立校长： 您好！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一直在认真研读您此前提供给我的学习材料，并系统地了解了民主党的发展历史。在整个学习过程中 （引人深思），让我产生了许多新的认知，因此特写下这封信，向您汇报一下我的学习心得。 在研读这批材料期间 ，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材料中记录的历史脉络、细节与真实情况，同目前网络上公开流传的各种信息和言论，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网络上的信息往往流于碎片化、表面化，甚至存在不少断章取义或带有偏见的解读；而您提供的学习材料则更加严谨、立体，还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背景和关键决策。这种强烈的对比让我触动很大，也让我意识到，如果仅仅依靠网络搜索来了解民主党史，极易产生偏听偏信的误解。 这次的学习及时帮我澄清了许多过去模糊、甚至错误的看法，使我能够站在更宏观、更客观的角度，去理解民主党的初心、走过的曲折道路以及沉淀下来的历史经验。这也让我深刻体会到，珍贵且真实的文献记录对于我们廓清迷雾、保持清醒认知是多么重要。 非常感谢您抽空为我们准备并提供这些宝贵的学习资料。作为来自安徽的同乡晚辈，看到家乡前辈为民主事业做出的探索，我深受鼓舞。 在后续的学习中，我也会继续保持这种对比与思辨的态度，进一步深化理解。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顺遂！ 学员： 程建 （安徽同乡） 日期： 2026年7月10日 ********* 有關彭雲龍 Peng Yunlong <@gmail.com> 於 2026年7月3日週五 下午4:18寫道： 尊敬的徐文立校长 您好！ 读后感 读完这份徐文立先生的政治学院教材（8），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不是一本冷冰冰的历史资料，而是一群老人在铁窗内外用生命书写的坚持与澄清。1998年那场组党运动，像一束突然刺破黑暗的光，却也迅速招致了最残酷的镇压。文件里反复出现的，是对“投机”“急躁”等指责的回应，以及对历史真相的 painstaking 梳理。 最打动我的是那些老同志的互相印证。陈树庆的道歉、刘贤斌的“历史关头当仁不让”、王建军的波浪理论分析……他们没有把失败简单归咎于某个人，而是放在中共一党专制的必然逻辑里去理解。江泽民那段“必须立即制止在萌芽状态”的讲话，像一把冰冷的刀，赤裸裸地暴露了极权对任何组织化反对力量的恐惧。无论用“筹委会”还是“党部”的名义，结果都不会改变——只要触碰党禁，镇压就是注定的。这让我突然明白，1998年的行动不是莽撞，而是背水一战式的勇气。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政权，缓一步可能就永远失去窗口。 徐文立先生在文件里既是当事人，也是历史的守夜人。他承认自己“慢一拍”，却也一步步跟上时代，在牢狱中仍坚持思考中国未来的制度设计——“中华民国联邦”。这让我感受到一种罕见的韧性：不是浪漫的革命激情，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清醒与担当。尤其读到海外那些“假民主党”的搅局，更觉得心酸。真正的反对派不仅要在国内面对监狱，还要在自由世界面对伪装的渗透和污名化。这场战斗的复杂性，远超许多人的想象。 这份材料让我重新思考“民主”在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无数人用坐牢、流亡、被污蔑换来的真实代价。那些年逾古稀的老人还在为历史正名，为后人留下教训和旗帜（包括那面双十字星旗），这种精神本身就比任何理论都更有力量。 读完后，我最大的感受是敬畏与惭愧。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相对安稳的环境里，常常把民主当话题聊，却很少有人愿意付出他们那样的代价。历史不会被轻易抹杀，真相总会像这些文字一样，一点点浮出水面。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份坚持，中国的改变，或许就藏在这样不屈的薪火相传之中。 至此 敬礼！ 学员：彭云龙 ********** 有關許瀛濤 徐文立 < 於 2026年7月7日週二 下午3:47寫道： 極好！謝謝！ willy Rob 於 2026年7月7日週二 下午3:43寫道： 看到中国民主党党校徐文立政治学院，有众多同仁获得嘉奖，感到非常开心。 徐文立先生这一代民主运动参与者，经历了从思想启蒙、民间办刊、公开组党到长期政治迫害的全过程。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重新寻找自由、民主、法治和公民权利的时代。西单民主墙、《四五论坛》以及后来中国民主党的创建，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中国人在极权体制下争取政治主体性的连续努力。 这种历史传承的核心，不是某一个人的光环，而是一条清楚的政治线索：反对一党专政，主张宪政民主；反对政治恐惧，主张公民权利；反对个人依附，主张组织化、制度化和公开化的政治参与。 对于今天的中国民主党而言，纪念前辈最重要的方式，不是重复口号，也不是把历史变成仪式，而是从历史中提炼方法。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运动不能只依靠激情，必须有组织；不能只表达反对，必须提出建设；不能只依赖少数人的牺牲，必须培养更多能够承担责任的人。 这也是党校建设、干部训练和组织规范化的重要意义所在。中国民主党如果要面向未来，就必须逐步形成稳定的课程体系、清晰的组织纪律、可靠的人才培养机制和面向现实的行动能力。我们需要培养的不只是会发言的人，更是能够写作、沟通、组织、协调、执行和承担责任的人。 今天的海外民主运动处在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中共极权统治仍在延续，国内公共空间被高度压缩；另一方面，海外中国人拥有更大的表达空间、组织空间和国际连接能力。因此，海外民主运动不能满足于情绪宣泄，而应当承担起保存历史、训练干部、连接海内外、降低国内参与成本的责任。 徐文立先生这一代人留下的，不只是苦难记忆，也不是简单的道德资本，而是一种政治遗产：公开反对专制的勇气、坚持组织建设的意识、重视理论与制度的能力，以及在长期失败和挫折中仍然不放弃未来的耐心。 我们今天谈传承，就是要把这种遗产转化为新的能力。把历史记忆转化为政治教育，把个人经验转化为组织制度，把海外资源转化为支持国内社会变化的现实力量。 中国民主党的未来，不应只停留在纪念历史人物，而要真正成为一个能够培养人才、形成共识、组织行动、服务中国民主转型的现代政党。只有这样，历史才不是负担，而是根基；前辈的牺牲才不是被反复消费的故事，而是推动后来者继续前进的力量。 前辈对后来者的认了，塑造了这份前赴后继，重新打造出紧密的团队，给中国民运的未来打下基础。 ********** 有關王奕翔 2026年7月9日週四 下午3:10 Subject: 深謝！王奕翔！: 【投稿】恶法治下的文明黄昏：论《民族团结促进法》 深謝！王奕翔！ yuanzhang li 於 2026年7月9日週四 下午2:02寫道： 徐文立先生： 您好！针对近期强推的《民族团结促进法》，我撰写了以下文章，现呈交阅览。 恶法治下的文明黄昏：论《民族团结促进法》的同化暴政与自由抗争 在中国，所谓的“民族团结”叙事早已脱离了单纯的文化融合与平等互助，演变成为了一部关于极权体制如何将多元文化工具化、将少数民族家庭炼狱化的悲剧长卷。在这里，每一个独特的母语、每一种传承的信仰，都可能在权力的黑箱中被标记、被清洗、甚至被强行剥夺。 一、 权力的黑箱与文化身份的“耗材” 在习近平主政的政治生态下，极端民族沙文主义与极权控制的结合，使得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了人权侵犯的重灾区。新推行的《民族团结促进法》打着“促进与融合”的旗号，实质则是将党权凌驾于各民族宪法权利之上的法律凶器。外界对于强迫同化、文化消杀的质疑始终未被解答，而这种怀疑并非空穴来风：在这片缺乏司法独立、完全由党权主导的土地上，独特的民族认同和宗教信仰被广泛怀疑成了体制试图抹去和清洗的隐性源头。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制度暴行。当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被视作政权的“消耗品”或“不稳定因素”时，权贵阶层通过这套法律体系获取所谓的“大一统”延续，而亿万同胞则被困在虚假的“民族大家庭”谎言里。这种操作不仅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更是在向每一个公民释放一个残酷的信号：在暴政面前，任何群体的文化尊严和生存权利都只是权力的附属品，随时可能被抹杀以换取体制的“绝对稳定”。 二、 骨肉分离的炼狱与文化根基的绝望 这场制度悲剧的最前线，是无数破碎的少数民族家庭。在强制推行单一语言教学、强行设立寄宿制学校切断血脉传承的压迫下，当孩子被强行剥夺母语和信仰，父母为了那家庭生存的一线生机，不得不低头哀求、倾尽毕生积蓄，却发现自己始终处于权力分配链条的底端。 人们的绝望是纯粹的，他们无法理解为何自己的文化根基在某些人眼中如此低贱；父母的绝望则更为深重，那是一种在权力碾压下，明知前方是文化灭绝的深渊却不得不为了孩子生存而强行跨入的无能为力。当父母被迫在“坚守民族尊严”与“孩子未来生存”之间做出非人抉择时，这种痛苦不仅是身体的煎熬，更是精神的崩溃。极权统治者利用这种绝望，将家庭拆解，让原本纯粹的亲情在文化清洗与权力勒索中腐蚀殆尽。 三、 铁幕下的“大熔炉”与沉默的代价 在这个体系中，官方的宣传机器不断高歌“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盛世和谐，却严密坚锁了强迫劳动、强行改造和文化消杀的真相。这种系统性的沉默，本身就是对社会良知的持续阉割。当民众因恐惧而不敢质疑、不敢追问那数百万被强制改变生活方式、被剥夺言论与信仰自由的同胞究竟面临何种灾难时，暴政的铁幕便在每一次沉默中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窒息的“强迫同化”并非命中注定，而是由于暴政的存在。只要权力的运作始终处于阴暗的黑箱，只要民族的价值始终取决于对政治的绝对忠诚而非普世价值，那么每一部恶法的出台、每一个家庭的破碎，都将成为这套极权体制运行的注脚。 四、呼吁结束强制同化，还多元以尊严我们不能再在恐惧中退缩，不能再对这种将公民视作“体制零件”和“同化指标”的罪恶保持沉默。这不仅是某个单一族群的灾难，更是全体追求自由的公民共同面临的防线——当一个民族的语言被强行消音，全体国民的言论与思想自由便已名存实亡。 为此，我们必须在历史的审判席前发出最严正的抗议，坚决要求立即废除一切限制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的强迫性恶法。那些割裂家庭、异化人性的寄宿制洗脑机构必须无条件解散，将抚养权与教育选择权完完全全还给父母。同时，必须打破权力对民族区域的资源掠夺，让多元文化在真正独立的司法护航下重获新生。 没有任何法律能战胜文明的生命力，没有任何暴政能锁死自由的灵魂。为了那些在恐惧中失声的同胞，为了让我们共同的未来不再是一片荒芜的文化沙漠，我们在此发出坚定的誓言：誓与极权同化抗争到底，直至自由与多元的光芒重新照亮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学员：王奕翔 2026年7月9日

#中国人权# #每日一推# #良心犯# 第381期:今天(2026年6月27日)是著名民主异见领袖;中国民主党海外联合总部顾问;被誉为“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第一人”的王炳章先生被中共抓捕24周年纪念日。2002年6月27日炳章被不明身份人在越南绑架后带至中国拘捕；03年2月10日被以“间谍罪"和"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判处无期徒刑 #王炳章：1947年12月30日出生，河北省石家庄市籍人，基督徒，美国永久居民，民主异见人士，中国民主正义党发言人、中国民主党海外联合总部顾问，民间誉为“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第一人”，中国在押良心犯。# 1982年曾在美国创办《中国之春》杂志，中国民联创始人、第一届主席，被捕前任中国民主正义党发言人、中国民主党海外联合总部顾问； 2002年6月27日被不明身份的人在越南绑架后带到中国境内被警方拘捕； 2003年2月10日被以“间谍和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被刑无期徒刑；据悉，其在狱中长期被单独关押，身体受到极大迫害，期间大中风一次，小中风两次，并患上严重的过敏症，病发时气喘，过敏性鼻炎，喷嚏咳嗽打个不停，使肺部、胸腔受到很大伤害，常感生不如死，冬天则是长冻疮，褥疮，薄薄一堵墙，难御严寒；其多次要求换监均不允许，其家属数年要求探监，也被拒绝，直至2014年2月28日，其弟王炳武才被准予代表家属与其会面10分种，并得知其一直被单独关押在狱中小号里，既不知外界任何信息，也不能有任何书信往来； 2016年9月20日，因其身体可能随出现生命危险，狱方已在其囚室安放了警报器，称其一旦感到有不适即马上警报; 2021年10月15日，加拿大感恩节期间，其在加拿大生活的胞弟终于收到中国大陆狱方获准会见通知书，称此应表明其兄还活着; 2024年5月9日，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为其颁发了2024年度自由奖，以表达其对中国民主及自由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 2026年5月,王炳章弟弟王炳武通报：“王炳章还活着! 昨天家人去监狱探望了王炳章。79岁的他看起来不是很好。老了许多。狱医对家人说他问题是老年病，有脑中风的危险。还有他前列腺疾病，皮炎好一些了，脾藏也有问题。他不肯做前列腺手术。家人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腰好像很不好，走的很慢。要他们扶着，有腰间盘突出的症状。”“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监狱方面的情况，警官说无期徒刑无法保外就医，先要做到减刑，再申请。减刑需要他自己承认错误。 家人也说了王家的癌症基因问题，希望他们得以重视。 目前王炳章仍然在广东省韶关市北江监狱（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梨市镇7号信箱6-9，邮政编码：512140）服刑。 #HRIC# #关注在押良心犯# #王炳章无罪# #释放王炳章#

《人的自由不是政权恩准的：从六四到中国的未来》——王苡儒 “各位牧長、各位前輩、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 我是公民抵抗協會的理事長王苡儒。今天因為人在臺灣，無法親自到場跟各位一同與會，我感到非常遺憾。但我也非常感恩，能夠透過錄影的方式，代表公民抵抗協會，向在場每一位為自由、人權、信仰，還有為中國未來持續守望的朋友，致上最深的敬意。 今天我們聚集在這裡，不只是為了紀念一場歷史事件，更是為了回應一個尚未完成的使命。三十多年過去了，六四不是過去式。因為真相仍然被掩蓋，受難者家屬仍然沒有得到公義，許多中國人仍然不能自由地哀悼、不能公開地發問、不能誠實地記憶自己的歷史。當一個政權害怕人民記得歷史，正說明歷史本身仍然有力量。 六四告訴我們，人的尊嚴不是國家賞賜的，人的自由也不是政權恩准的。天賦人權，意思就是人的良心、人的信仰、人的言論自由、人的政治參與權，不是任何極權政府可以任意剝奪的。坦克可以壓過街道，卻壓不碎人對自由的渴望；子彈可以奪走生命，卻不能消滅公義的呼聲。 今天我們談公民抵抗，並不是鼓吹仇恨，也不是追求暴力。真正的公民抵抗，是在恐懼面前仍然選擇站立；是在謊言面前仍然選擇說真話；是在犬儒與麻木成為常態時，仍然相信人可以被喚醒，社會可以被重建，中國也可以有不一樣的未來。 我們深知，中國民主化不會只靠某一個英雄，也不會只靠某一次運動。它需要長期的公民教育，需要跨族群、跨信仰、跨世代的連結，需要中國人重新學會什麼是責任、什麼是權利、什麼是自治、什麼是尊嚴。更重要的是，它需要我們在海外、在臺灣、在香港、在美國、在世界各地，把被中共切斷的歷史重新接起來，把被恐懼打散的人心重新連起來。 所以，公民抵抗協會存在的意義，就是希望與所有追求自由的人站在一起。與六四受難者家屬站在一起，與仍在中國境內受逼迫的基督徒、維權人士、良心犯站在一起，與香港人、維吾爾人、蒙古人、藏人，以及所有被極權壓迫的群體站在一起。因為我們相信，任何一個群體的苦難，都不應該被孤立；任何一個人的自由被剝奪，都是對整個人類尊嚴的挑戰。 作為一名來自臺灣的民間工作者，我也想特別說，我們的自由不是理所當然的。臺灣地區今天能夠公開討論六四，能夠紀念受難者，能夠批判極權，能夠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投票，這一切都提醒我們：自由需要被守護，民主需要被實踐，而中華民國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極權敘事的一種見證。 它告訴我們，華人社會不是天生只能接受專制。中國人不是天生不能民主。說中文的人，也可以擁有自由的國會、自由的媒體、自由的教會與自由的公民社會。 今天，我們在六四的記憶前低頭默哀；但默哀之後，我們仍要抬起頭來，繼續前行。 願我們記得死難者，不只是以悲傷記得，而是以行動記得。願我們紀念六四，不只是為了控訴過去，而是為了開啟未來。願我們推動公民教育，不只是傳播知識，而是幫助更多人重新成為有尊嚴、有良心、有責任感的公民。願我們的信仰參與，不只是停留在禱告，更能成為愛與公義的實踐。 最後，我代表公民抵抗協會，感謝今天所有主辦、協辦單位，感謝各位牧長、嘉賓、義工與朋友的付出。也向所有六四親歷者、天安門母親、政治受難者家屬，以及仍在黑暗中堅持的人，表達最深的敬意。 願真相不被遺忘，願公義終必彰顯，願自由的火焰，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繼續傳下去。願上帝賜福各位，也願上帝憐憫中國，帶領中國走向自由、民主與尊嚴的未來。謝謝大家。”

台湾何去何从：北京会在什么时候认为“不能再等”？ ---从台湾世代变化、芯片产业、中美军力和2035窗口谈起 讨论台湾问题时，人们往往喜欢寻找一个年份。 有人说2027，因为那是解放军建军百年节点；有人说2049，因为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还有人认为根本不会打，两岸会无限期维持现状。 我越来越觉得，这三种说法都把问题简单化了。 真正决定台湾问题何时进入终局的，未必是哪一年写在日历上，而是北京什么时候得出一个判断： 继续等待，已经不会让统一变得更容易。 如果这个判断始终没有出现，两岸完全可能继续拖下去。 但如果中国的军事、经济、科技条件已经成熟，而台湾社会又越来越明确地把“永久维持分治”当成最终状态，那么北京的决策逻辑就可能发生根本变化。 从今天能够看到的趋势出发，我认为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2027，而是2035年前后。 一、先说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台湾化”，却不等于越来越支持法理独立 台湾最明显的长期变化，不是哪一个政党支持率高了几个百分点，而是身份认同。 政大选举研究中心几十年的长期调查非常清楚地显示，单一“台湾人认同”长期上升，而单一“中国人认同”已经降到很低；在统独选择上，各种形式的“维持现状”长期占据主体。 这意味着未来台湾年轻人的主流政治心理，很可能既不是传统国民党的“中国统一”，也不是早期独派意义上的“赶快成立台湾共和国”。 更像是： “我是台湾人。” “我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 “但是没有必要为了改国号打一场战争。” “现在这样自己选总统、自己治理自己，最好一直维持下去。” 这是台湾社会最值得北京重视的变化。 因为从台湾人的主观角度看，这叫“维持现状”。 但从北京的长期国家目标看，如果“维持现状”的真实含义逐渐变成： 2026这样，2046这样，2066还是这样，而且永远不讨论统一， 那它最终就不再是一个临时状态，而接近永久分治。 问题就出在这里。 《反分裂国家法》并没有规定“台湾必须在某年以前统一”，但它明确保留了在“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等情况下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空间。2025年《反分裂国家法》实施20周年时，北京仍把“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并强调大陆发展进步和综合国力是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 所以台湾社会越觉得“永久维持现状”是最安全的选择，北京反而越可能在更远的未来产生另一个判断： 如果再等下去，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只会越来越小。 这是两岸今天最大的结构性矛盾。 二、但是，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台湾化，不代表台湾一定越来越支持民进党 这一点经常被混淆。 2024年总统选举的年龄结构很有代表性。柯文哲在年轻人中明显占优，侯友宜在年轻层严重落后，赖清德则保持了相当稳定的基础。 这说明台湾年轻人的变化首先是： 传统蓝绿政党认同变弱，台湾身份认同却变强。 一个30岁的台湾人完全可以同时认为： “台湾当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一部分。” “我不想统一。” “但我也讨厌民进党。” 所以未来真正可能消失的不是“国民党”这个组织，而是传统国民党的某些政治叙事。 如果国民党想长期活下去，它最终很可能必须进一步台湾化，变成一个主张中华民国框架、反对法理台独、重视两岸交流、但同时明确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控制的台湾中间偏右政党。 民众党或者未来其他第三势力同样可能占据这个空间。 换句话说，台湾未来未必越来越“绿”，却很可能越来越形成一个跨党派的共识： 不主动宣布独立，也不愿接受统一。 这才是北京真正要面对的东西。 三、台湾今天经济很好，但最大的长期危险不是衰退，而是“不再不可替代” 有一种说法认为台湾已经经济不行了，这与现实不符。 2025年台湾实际GDP增长超过8%，2026年在AI、半导体和服务器需求推动下，官方最新预测甚至达到11%左右。台湾2025年出口达到约6400亿美元，美国已经以31%的占比超过中国大陆及香港的26.6%，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 所以台湾现在绝不是一个正在经济崩溃的地方。 真正的问题在于另一件事： 台湾目前最重要的战略价值，很大程度建立在它拥有一些大陆和世界短期难以替代的技术与产业。 最典型的当然是先进半导体。 台湾过去几十年很多优势其实已经经历过类似过程。 LCD面板、普通电子制造、部分PCB、LED、太阳能等领域，过去台湾都有很强的领先地位。大陆产业规模扩大以后，并不是台湾突然不会做了，而是大陆也会做，而且很多领域做得更多、更便宜。 台湾于是只能继续往产业链上游跑。 从PC代工跑向晶圆代工，再跑向先进封装、AI服务器、高性能计算。 问题是，这是一场永远不能停下来的比赛。 中国目前已经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约32%，超过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四国之和。 所以长期真正值得问的问题不是： “中芯国际今年是不是已经追平台积电？” 而是：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制造体系、远大于台湾的研发投入、完整产业链和巨大工程师规模的经济体，如果连续二十年把先进半导体国产化当成战略目标，台湾能否永远保持两三代优势？ 我认为很难把答案理所当然地设定成“可以”。 如果到2035年前后，大陆在先进逻辑制程、存储、半导体设备、材料、AI芯片等主要领域都已经能够满足自己的核心需求，那么台湾对大陆最重要的一张经济牌就会明显贬值。 大陆未必需要制裁台湾。 只要自己会做了，台湾原来的稀缺价值自然就下降。 这反而比制裁更加不可逆。 四、台湾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大陆从下面追，美国从上面搬 台湾现在有一个长期容易被忽视的夹击。 大陆不断向高端制造爬升。 与此同时，美国又在主动降低先进半导体过度集中台湾的风险。 2026年美台达成的半导体与投资安排中，台湾半导体及科技企业承诺至少新增2500亿美元美国投资，以加强美国本土先进半导体、能源与AI产业能力。 这当然不会让台湾半导体产业明天消失。 台积电最重要的研发、人才和先进产能目前仍然高度集中台湾。 但长期方向很值得关注： 大陆希望降低“没有台湾芯片就无法正常发展”的风险； 美国也希望降低“台湾出事美国科技产业就瘫痪”的风险。 这意味着台湾过去最重要的“硅盾”，实际上同时受到两边侵蚀。 大陆追赶它。 美国复制它。 台湾仍然可能长期保持富裕、先进和高技术，但存在一种2035至2045年的可能： 台湾从一个全球高度不可替代的科技节点，逐渐变成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富裕，却没有过去那么不可替代的发达经济体。 如果出现这种变化，最大的影响甚至不是台湾人的收入，而是台湾在大国战略计算中的重量。 五、为什么我认为北京最容易做的，反而不是政治工作，而是继续发展经济和扩充军力 两岸和平统一最难解决的，其实一直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政治互信。 北京可以承诺： 统一以后台湾保持现有生活方式； 保护私人财产； 保持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 台湾可以享受大陆巨大市场。 2022年大陆统一白皮书确实仍然强调这些内容。 问题是台湾人真正担心的是： “今天答应了，三十年以后怎么办？” 这是一种典型的可信承诺问题。 哪怕大陆明天把香港政治制度重新放宽，也未必能让台湾多数人马上接受统一。 因为台湾对统一的拒绝已经不只是制度恐惧，还包含非常深的政治共同体认同。 一个人完全可能认为大陆民主、富裕、自由，却仍然说： “很好，那我们就做关系很好的两个华人社会，为什么一定要合并？” 所以政治互信可能是北京最难解决的问题。 相反，有两件事的结果非常容易验证： 经济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军事实力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芯片造出来就是造出来。 军舰下水就是下水。 导弹、无人系统、核力量、造船工业和航空工业有没有形成规模，也都是客观能力。 这就产生一个非常现实的战略逻辑： 如果北京认为未来十年自己的综合实力仍然会上升，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在今天承担战争、制裁、资本外逃和战后重建的巨大成本？ 继续投入经济、科技、军工和抗制裁能力，本身就具有更高的期权价值。 最理想的军力从来不是打出去的军力，而是让别人重新计算选择的军力。 六、2035为什么比2027更值得注意 2035不是公开的台湾统一期限。 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但是2035本身确实是中国官方军事现代化的重要节点。中国公开规划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美国国防部最新中国军力报告也仍然把2027、2035和2049作为解放军三个主要现代化节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真正值得观察的是2035前后，而不是把2027当成所谓“攻台截止日期”。 到2035年可能同时出现几件事。 第一，中国在第一岛链的常规军事能力与今天相比更加成熟。 第二，中国战略核力量更加完整，美国干涉台海需要考虑的已经不是损失几十架飞机，而是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失控升级的可能。 第三，大陆先进产业对台湾关键技术的依赖进一步下降。 第四，台湾年轻世代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固化，北京对“台湾民意以后自然转向统一”的期待更低。 第五，美国、日本、台湾也在加速军事建设，因此北京同样不能假设时间永远只对自己有利。 所以2035的特殊意义不是： “到这一年必须打。” 而是： 到这一阶段，北京可能第一次同时具备更成熟的实力，又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继续等待的政治收益在下降。 这两个条件同时出现，才是真正的风险窗口。 七、美国到底会不会为了台湾与中国开战？ 这是台湾问题里最容易被情绪化讨论的问题。 支持台湾的一方经常默认美国一定会来。 另一边又经常默认美国绝不会来。 两种判断都缺乏依据。 美国对台湾没有类似美日安保条约那样的自动共同防御义务。美国长期政策本身就是战略模糊。 这意味着美国希望同时达到两个目标： 让北京相信美国可能介入，因此不敢轻易动武； 又不提前把自己锁死，真正发生战争时仍然保留选择。 台湾对美国当然重要。 它位于第一岛链中央，关系日本、菲律宾、西太平洋力量平衡和美国亚洲联盟信誉。 因此把台湾简单说成“美国只关心芯片”同样不准确。 但台湾对中美双方的重要性是不对称的。 对北京而言，台湾同时涉及： 国家统一、民族历史叙事、中共政治使命、沿海安全、西太平洋军事地理和中美战略竞争。 对华盛顿而言，它主要涉及： 地区力量平衡、亚洲联盟信誉、第一岛链、供应链、经济利益和民主价值。 中国可以认为： “这是我的国家统一问题。” 美国不会认为： “没有台湾美国就不是完整的国家。” 这个差异非常重要。 如果未来中国第一岛链常规军力越来越强，核二次打击能力越来越可靠，而美国又逐渐把先进芯片产能分散出去，华盛顿最终面对的问题会越来越尖锐： 台湾很重要，但重要到值得美国本土冒核战争风险吗？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美国和整个北约可以提供巨额武器、资金、情报和制裁支持，却始终避免美俄军队直接全面交战。 台湾与乌克兰当然不能机械类比，中国与俄罗斯也不是同一个国家。 但乌克兰战争至少证明了一点： 面对另一个核大国，“支持一个伙伴”与“本国军队亲自参战”是完全不同的决策。 未来中国实力越接近甚至局部超过美国，这个区别只会更加重要。 八、日本也是同样的问题，而且风险比美国更加直接 日本近年来明显把台湾海峡稳定与自身安全联系起来。 日本2025年防卫白皮书继续把中国军事活动称为日本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之一，同时反复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从地图看，日本有充分理由担心台湾被大陆控制以后西南诸岛安全环境恶化。 但另一面同样存在。 如果日本真正参加台海战争，就意味着日本与中国发生热战。 这不是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能够概括的事情。 战争意味着冲绳、九州军事基地可能进入攻击范围，中日经济关系断裂，而且还要面对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武大国和世界级工业国。 所以日本同样面临一个悖论： 为了避免未来安全环境恶化，要不要今天承担一场可能直接破坏自身安全的战争？ 我认为日本会长期坚持“台海和平关系日本安全”。 但未来日本政府是否愿意把这句话自动兑换成军事参战，则会越来越取决于当时的中美军事力量和日本社会自己的风险判断。 九、经济压力真正可怕的，不只是金融，而是现代工业的“不可替代时间” 过去谈长臂管辖，人们通常想到美国。 美元、银行、保险、金融结算使美国拥有非常强大的域外制裁能力。 但中国拥有另一种性质不同的力量： 实体制造和供应链。 中国目前占全球制造业约32%，在大量工业中间品、电子零部件、关键材料和加工环节拥有巨大的规模优势。 对于台湾这种高度发达、供应链极其复杂的岛屿经济体，危险之处不是“少买一些中国手机”。 手机可以晚一年换。 真正困难的是工业系统中某一个价值很低，却必须每天供应的零件、材料或中间品突然消失。 现代工业的特点是： 一个几美元的零件可能卡住几万美元的设备。 找到第二家供应商，也不代表第二天就能使用。 可能还需要验证、认证、重新设计生产流程。 所以中国制造业形成的经济影响力不能简单按进口金额计算。 当然，这种工具一旦频繁使用，也会产生强烈反作用，刺激台湾、美日欧不计成本建设替代供应链。 这也是为什么从北京自己的长期利益看，最理想的状态并不是不断制裁，而是： 中国的市场和产业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别人主动认为脱离中国的成本太高。 威慑的最高状态仍然是不用。 十、台湾相对大陆越来越小，也会改变统一后的政治经济计算 九十年代，两岸经济体量差距远没有今天这么大。 今天台湾已经是一个不到大陆5%经济规模的经济体，而且随着大陆继续增长，这个比例未来还可能下降。 这会产生两个方向相反的结果。 一方面，北京越来越没有必要为了台湾的财富破坏台湾经济。 未来大陆如果比台湾大几十倍，那么即使给予台湾非常优厚的财政、税收、市场和社会制度安排，对全国来说也只是很小的成本。 从这个角度看，台湾人担心“统一以后大陆会把台湾的钱拿走”，反而越来越缺乏经济逻辑。 但另一方面，台湾经济占全国越小，也意味着一旦台湾某些政治制度与北京认定的国家安全和中央权威发生冲突，北京为了保护台湾经济而克制自己的动力也会降低。 所以未来统一承诺中： 财产权、企业制度、福利和商业规则可能相对容易保障； 真正最困难的仍然是政治权利。 问题最终还是那几个： 台湾还能不能选出一个北京不喜欢的领导人？ 媒体能否主张台湾重新独立？ 台湾地方政治与中央国家安全发生冲突时，谁拥有最终裁决权？ 这不是钱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政治互信可能永远比经济利益难解决。 十一、所以我为什么把真正的窗口放在2035前后 把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很特殊的交叉。 台湾社会长期来看，统一意愿没有明显上升的理由。 大陆的经济、工业、军力和科技能力却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美国和日本当然也会加强准备，但中国具有本土地理、全球最大制造业体系和军力集中于西太平洋的优势。 于是北京未来真正需要判断的是： 我的实力增长速度，是不是仍然快于台湾及其外部支持体系的增强速度？ 如果答案一直是“是”，那么北京越没有理由提前行动。 因为2026能做的事情，2030可能成本更低。 2030能做的事情，2035可能根本不用做就能形成威慑。 但到了某一个阶段，情况可能反转。 台湾身份继续固化。 美日军事体系继续强化。 台湾供应链继续向美国和东南亚转移。 大陆人口和经济增长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于是北京可能开始问： 再等十年，到底会更容易，还是更难？ 我认为这个问题真正进入决策层核心议程的时间，很可能就在2030年代。 所以我的基准判断不是： “2035年中国会攻打台湾。” 而是： 2035前后很可能成为北京重新评估“时间到底还站不站在统一一边”的关键节点。 如果北京仍然认为时间有利，完全可能继续等。 如果北京认为军事实力已经足够，而台湾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正在永久消失，继续等待反而降低统一概率，那么整个台海战略逻辑就会发生改变。 十二、最理想的结果，反而可能是不打 中国真正追求的最优结果显然不是： 花费巨大军费建设几十年，然后把这些军力全部投入一场破坏两岸经济、摧毁台湾基础设施、触发全球制裁甚至中美战争的大战。 如果实力增长最终能够让三个地方同时改变计算： 华盛顿认为直接与中国战争的成本超过台湾的战略价值； 东京认为台海虽然重要，但没有重要到值得日本本土进入中日战争； 台湾社会认为永久拒绝政治谈判已经不是一个没有成本的选择； 那么北京就可能获得远高于今天的谈判地位。 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正含义。 它并不是台湾人突然热爱统一。 甚至可能大多数台湾人在感情上仍然最喜欢维持现状。 只是到了那时，他们面对的现实选择已经从： “统一还是永远维持现状？” 变成： “在现有力量格局下，怎样安排两岸关系能够最大程度保留台湾现有生活方式？” 一旦问题发生这种变化，台湾政治就已经进入了完全不同的时代。 结语：台湾问题真正的倒计时，不在日历上 我不认为北京已经存在一个公开或可以证明的“2035统一时间表”。 我也不认为战争是必然。 台湾经济目前仍然非常强，台湾也正在强化防御、降低对大陆贸易依赖并重新组织供应链；美国、日本同样不会坐着等待中国实力增长。2027年台湾国防预算预计首次突破1万亿新台币，本身就说明力量变化一定会产生反作用。 所以任何简单的线性外推都可能失败。 但如果一定要回答“台湾问题什么时候最值得担心”，我不会选择2027，也不会机械地选择2049。 我会看2035前后。 不是因为2035有什么神秘期限。 而是因为到那个阶段，有可能同时出现： 中国军事现代化进入新的成熟阶段； 先进产业对台湾依赖明显下降； 战略核威慑进一步增强； 台湾年轻世代的身份认同更加固化； 美国和日本是否愿意为台湾承担战争风险变得更加现实； 北京也第一次需要认真判断，继续等待究竟是在积累实力，还是在永久失去和平统一的政治基础。 台湾问题最后真正的临界点，很可能不是台湾哪一天宣布独立。 而是北京哪一天得出一个判断： “继续等下去，已经不会更好了。” 在那以前，时间是战略资源。 在那以后，时间本身就可能变成压力。 所以，与其天天猜“哪一年开战”，不如关注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 未来十年，中国的实力增长，台湾的身份变化，以及美国、日本承担战争风险的意愿，究竟哪一条曲线变化得更快？ 这三条曲线最终交叉的位置，才可能是真正决定台湾何去何从的地方。

二战终战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仍遭中国官方批判，说她交了“香火钱”。如果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肯定二战侵略，那么高市首相访美时，去阿灵顿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埋葬有二战时轰炸东京的美军官兵尸骨，她难道去肯定美军向日本扔原子弹？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议背后，主要是中共当局刻意煽动反日仇恨。我的最新文章—— 曹长青：参拜靖国神社的中日较量 在标志二战结束（日本称之为终战日）的8月15日，很多日本人，包括政界人士，去东京的靖国神社祭拜。但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只是自费献了“玉串料”（祭祀费），而且是以自民党总裁身分，而不是首相。以高市早苗的既往立场，她会去祭拜；这次明显是为了不刺激中国，而特意选择没去。但是，她对中国释出的一番善意，还是被中国官方扭曲，渲染她交了“香火金”。然后就是一顿批判。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多年来都被中国政府刻意渲染成政治问题，近年更演变成诋毁日本、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巩固中共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2008年我曾去参观靖国神社。随后撰文比较了靖国神社和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我在夏威夷住过一年半，曾两次参观珍珠港纪念馆）。在近二十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我对靖国神社内当时尚存的退役老兵在那儿摆姿态喊口号的现象及讲解影片颇批评，更欣赏美国人对二战事件的理性、平和审视的人生哲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靖国神社已经大为改观，尤其是我对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日本人的信仰等问题的进一步理解，越发感到，中国政府是刻意利用中日两国人民对宗教的不同理解，尤其是通过垄断媒体，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洗脑毒化中国人，目标清晰地煽动仇恨。 对靖国神社，可从这几个层次来看： 第一是死亡和神灵观。日本人多信奉神道，神社在日本最为常见，可谓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神社。日本人的神道观念是，人死后成为神灵，被祭祀后成为“守护神”的一部分。在这种观念下，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246 万战殁者的名册（神社内既无骨灰也无牌位），他们祭祀的是“灵”，而非个人的道德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包含甲级战犯，也被视为“战殁者的灵”。在宗教层面，祭祀不等于为其历史行为背书。 此外，日本社会还有“死者净化”的传统，主张避免对死者过度批评，重视“成佛”与“安息”，认为对亡者过度指责会招致不祥。这种观念部分源自佛教的往生思想与神道的祖灵观。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生前可受严厉批判，死后随即转为“追悼对象”。日本没有“鞭尸”，或像中国那样制作跪像供人唾骂（如秦桧像）的习俗。 日本这种宗教哲学跟西方也有很大差异。基督文化中，“罪”具有永恒性审判意义，“悔罪”是核心概念。而日本传统文化更重视“和解”与“安魂”，较少强调“永远的罪”。这导致对历史责任的语感差异。对中国和韩国而言，战争记忆仍属历史创伤，祭拜被理解为荣耀战争。但对日本人而言，祭祀亡灵并非道德肯定。两种文化的碰撞，老百姓不懂，政客就拿来操作成保住自己权力的工具。政客可耻，百姓可悲。 据日本宪法第20条：政教分离。国家不可给宗教以特权，但同时也不可干预和剥夺宗教自由。这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强调政教分离、但保护宗教自由的原则几乎一样。 因此：日本政府不可以命令靖国神社“撤下”某些祭拜对象，不能强制分祀甲级战犯，也不能改变其祭祀方式；这些权利属于神社自身。 1978年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后，曾有日本首相私下希望“分祀”，但神社方面明确表示：合祀后不可撤回，这是宗教仪式，不是政治名册。所以法律上政府无权强制。 虽然无权干预神社内部事务，但政府可以决定：首相是否参拜。这是政治选择，而非宗教仪式问题。例如：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安倍晋三曾在任内参拜一次。如果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可能被质疑违反政教分离。但日本法院历来倾向：不明确判定违宪，视为政治人物自己的判断范围。所以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日本首相的拜谒，本质上是出于对战死官兵的传统追思，而非肯定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如前所述，在日本宗教文化中，人死后转化为灵，便与生前的罪错脱钩，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脱与超越。 回顾历史，中方曾经热情款待二战时日本军政人物，毛泽东曾在北京招待二战时侵华战争主要指挥官之一的远藤三郎中将；周恩来也曾多次接见二战时日本陆军中将藤田茂（Fujita Shigeru），他去世时把周恩来赠送的中山装作为寿衣。 更值得注意的是，1978 年靖国神社将 14 名甲级战犯入祠合祀时，中国官方并未立即抗议。次年日本首相参拜，北京方面也无显著反应。直到七年之后的1985 年，北京才开始把此议题政治化，以此煽动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国内统治。 第二个层次，中国官媒和御用学者热衷渲染的是，日本对二战责任“不认错、不谢罪”。但这完全不是真实情况： 二战后，日本政府对“侵略与殖民统治”向中国及亚洲多国正式或准正式道歉过很多次。如果只算“首相或内阁级正式表述”，一般学界与媒体整理大约 10多次；如果把外相、官房长官与国会决议也算上，超过20次。大致如下——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首相田中角荣）表述：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中国时表示，“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不幸，我们对此深感遗憾。”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时说：日本过去有一段时期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我对此深感痛惜。那是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 1993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本军方与慰安妇制度有关，表示：衷心道歉与反省。 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日本在过去某一时期的国策下，走上战争道路，对亚洲诸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我在此表明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官方道歉。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过去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 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战后60年讲话：对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国家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由衷道歉。 2010年日本首相菅直人日本战后65年谈话：对殖民统治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 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过去的战争给许多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并表示：历代内阁的道歉立场将继续坚持。 而且，1995年日本国会战后50周年正式通过决议：对殖民统治与侵略表示深刻反省。 总结来看，首相或内阁正式谈话约10次以上；外交文件（联合声明等）约5次；国会决议1次；天皇表述多次。合计约15-20次或以上。 所以，很多国际学者的评价是：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中道歉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德国虽然道歉非常深刻，但次数反而没有日本这么多，因为德国更强调国家制度与法律层面的责任。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这些道歉刻意回避，官媒不予报导。所以日本社会，尤其保守派认为，日本这种不被接受的道歉不要再继续了，应该摆脱二战阴影。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至今仍是专制国家，仍在做残害中国人民的事情。二战期间，因为日本侵略，确实造成中国军民死伤惨重，中国政府最高估计是3500万人。但是，在没有任何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可能多达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于政治迫害、枪杀、人为政策造成的饥荒，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导致的自杀等等。造成如此大众死亡的中共政权没有道德资格谴责日本。它应该先向本国人民谢罪，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点，中共官方多年给民众灌输：日本没有赔偿二战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这更是故意扭曲事实。 真实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掌权的七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签署声明，中方正式放弃了对日本的二战索赔。这不是毛泽东们的慷慨大度，而是背后的政治算盘，或者说是“交易”。北京政权用正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政府同意一个中国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放弃和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 而在中国正式放弃对日索赔后，日本却做出了变相的赔偿行动。在中国经济开放起步时，日本向中国投入各种援助，包括低息贷款，无息贷款，还有无偿援助等，高达3.66万亿日圆。到2022年3月全部援助项目结束，前后跨度长达42年！ 日本援助资金重点投入中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民生。主要有：上海港改扩建工程，秦皇岛港煤炭码头扩建，天津港改造工程，京秦铁路（北京—秦皇岛），广深铁路部分改善工程，大亚湾核电站（技术与融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 仅以中国上海为例，如果没有日本援助，上海港口的吞吐能力提升可能晚5–8年。如果按“结构性影响”排序，中国最得益于日本援助的城市是：上海，天津，秦皇岛（能源枢纽），广州／深圳（间接），北京（公共与环境）。据专家推算，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中国的工业基础建设会延迟约5-10年，出口起飞可能晚一个五年规划期。 但这些中国官方媒体都不愿报导，甚至有意回避。所以至今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日本做了这些，还在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反日”，跟着抗日神剧“仇日”。 中国的经济开放，当然得力于邓小平的改革决断。但若只谈“改革勇气”，却刻意忽略改革最初的资金来源，那就是选择性地讲历史。经济转型不是口号工程，而是资金工程。 中国在1978年之后，能够避免社会崩溃式转型，靠的不是单纯制度设计，而是两笔关键性外部资源。第一笔，是来自香港、台湾、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资本。这些资金既有文化连结，也有风险承担能力，成为改革初期的第一波托底力量。 第二笔，更关键——是日本长期、大规模的低息贷款、无息贷款与无偿援助。这不是象征性姿态，而是实打实的基础设施投资：港口、电力、交通、环保工程。没有这些工程，中国沿海出口体系不可能那么快成型。中国经济腾飞，背后站着日本的融资支撑，这是结结实实的事实。 对比俄国，更凸显中国的超级“幸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震荡疗法”，价格放开、国企私有化，结果经济急剧萎缩，社会秩序崩坏。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外部启动资金托底。俄国没有自己的“香港、台湾”，也没有一个日本式的邻国，愿意长期低息融资。 当年推动俄罗斯改革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电视受访时说，他当时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应该向亲西方的叶利钦总统领导的俄国提供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支持，帮助当时俄国一下子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度过资金缺口的难关，但遭到老布什政府，以及随后的克林顿政府的完全拒绝。 与白宫高层有相当关系、深知内情的萨克斯教授后来说，这是因为美国要保持全球唯一超强，阻止俄罗斯再次强大的心理因素作祟。 作为当时叶利钦政府的头号美国经济顾问，萨克斯在波兰等好几个前东欧国家推动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都相当成功，因为美国在关键时刻给了这些国家援助，尤其是对波兰帮助最大。萨克斯当时以为美国一定会同样援助俄国、力挺俄国成功进行市场经济转型、进一步鼓励支持俄国当时非常亲西方的立场。但完全出乎萨克斯的意料，美国一口拒绝了。这是俄国那场震荡疗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俄国因缺乏外部资金托底，没有像中国那样有香港、台湾、美国的华人投资，更没有中国那样的邻居日本，在关键的经济起步阶段，大量给予低息、无息贷款，甚至无偿援助。而日本就没有防范中国经济强大的那种美国防范俄国的心理。日本人和美国人的这种对比，太多中国人，甚至学者们完全不知道，当然就更不知道领情、感恩。 结果因为缺乏外部资金支持，叶利钦总统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失败，俄罗斯的经济近乎崩溃，民众生活水准剧降。后来普京当选总统，力挽狂澜，才开始经济复苏，这也是很多俄国人感激和支持普京、对叶利钦多有批评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共产大国转型，结果巨大差别，有无启动资金是最重要一环。就如同大家都在创业初期，谁拿到银行贷款或资助，决定了谁能成功。所有创业者都知道第一桶金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无米之炊谁做得出来？ 更讽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给苏联造成约2700万人死亡。这是一个极其惨烈的数字。但1990年冷战结束后，已经相当繁荣富有的德国，并未对俄罗斯提供长期、有规模的经济援助。德国选择的是什么？是姿态政治。当时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下跪道歉的那一幕，确实震撼。但那是一个动作，一个象征，一个历史镜头。象征感人，却不能当钱花。 德国的历史反思，在道德语言上高度鲜明；但在实际经济补偿层面，并没能给俄罗斯托底。而日本呢？没做戏剧化的忏悔场面，却在长达42年期间持续向中国提供低成本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完成援助项目。这种方式，不够上镜、不够让媒体鼓掌，但它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下跪，是瞬间。融资，是几十年。 如果要比较“实质性谢罪”，那么长期资金投入与基建支持，远比一次政治动作更具有实际意义。 问题是——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这段历史被刻意淡化。援助不被提及，合作被简化为“正常往来”，却在需要动员情绪时，重新高喊“对方从未谢罪”。这种叙事选择，不是历史评价，而是政治需要。中国改革成功，固然有自身努力；但若否认外部资金与合作的作用，那就是违背现实，否定真实，没有感恩之心。 真正的反思，不在媒体的闪光灯上，而在几十年流动的资金上。日本选择的是实质性补偿；德国选择的是象征性忏悔。谁更“高尚”？可以各有看法；但谁对经济命运产生直接影响，答案并不复杂。 真实且完整的历史，不能只播放下跪的画面，更应该同时列出融资数字。否则，那不叫记忆，而叫选择性记忆。所有选择性记忆，都是为了意识形态服务。 中国当局利用对官方媒体的控制，对社交媒体的管制，在靖国神社、日本援助、二战是否道歉谢罪等问题上，都不仅是“选择性记忆”，而且是“选择性攻击”，以扭曲事实来攻击日本，煽动中国人的仇日情绪。而被仇恨烧焦的灵魂，绝无法建出一个健康的社会。 尽管被视为强硬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示了成熟政治家审时度势的一面。在拜谒靖国神社问题上，她表现得相当谨慎。例如在去年10 月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高市早苗并未现身，当时她还没有当选党总裁和首相。虽让部分保守派失望，但她是为了避免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并防止国内左翼媒体的攻击。这种“忍耐”反映出她在追求目标时，仍会优先考量国家的大局利益。 这次她在“终战日”仍然选择没有去靖国神社拜祭，也是在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但仍是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攻击，说她给靖国神社交了“香火钱”。 看看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就懂得，西方文化的核心不是仇恨，而是不忘记历史，但向往与追求的是和平（以及平和之心）。日本的靖国神社，连任何灵位都没有，只是一本花名册，里面是自明治维新以来、过去150多年日本246 万战殁者的名字而已。 靖国神社今年6月还推出新规，禁止穿军服（现役军人除外）、带军械、以及奇装异服等进入靖国神社，就是阻止极右翼破坏靖国神社的设立初衷。 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首次访问白宫时，特意去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有二战时轰炸东京、向广岛扔原子弹的美军官兵尸骨，这就是日本的文化，高市首相是拜祭死者，没有道德和政治评价，对于日本人来说，人死了，就变成了神灵，无数的神灵汇集一起，就成为活着的人们的保护神。 而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他们什么也不信，也不懂，只懂得要权力、煽动仇恨，而有了众多义和团，就最容易保住慈禧太后们。 一个煽动和制造仇恨的国家，形成世界的奇观：韭菜们在欢呼镰刀！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7日

川习会短暂的热闹过去了，关键是接下来能不能把有限的共识付诸行动。刚刚新华社发了一条快讯：中美同意设立投资与贸易委员会，处理中美两国投资与贸易问题，类似这样的机构以前就有，但最终都是务虚拖延，这一次也差不了多少，表面的和气，掩饰不了双方在各个方面的重大分歧和严峻挑战。 从1840年以来，大清政府、民国政府、中共政府都是沿用官僚商人对抗西方自由贸易。从当年的十三行到今天的央企国企，上下其手将平常的自由贸易操弄成国与国之间的民族对抗，至今还是同样的剧夲。当年跟美国贸易代表谈判的时候，龙永图不停给朱镕基递条子，说这不行那也是不行，朱镕基不耐烦了，告诉他签协议是最重要的，至于履行不履行以后再说。从南京条约一直到世贸承诺，中国签的诸多协议最终都如同废纸一张。虽然今天中国制造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商品。但依然不遵守基本的游戏规则，依然沒有融入自由经济体系，还是搞的举国体制还是奉行计划经济那一套，并且试图改写国际游戏规则。

網上吵鬧讓美國罪犯不會害怕，找幾個受害者及相關證據遞交移民法律和移民局欺诈辦公室從嚴審核。 他在法律上一些犯罪證據固定好、截圖，及社交軟件，甚至電話說的時間地方和內容：電話語音可以找運營商調取通話做證據、多次偽證加勒索錢財巨大已經構成重罪指控、他現在庇護結果還沒有出，給移民局護辦公室呈報案件希望移民局嚴格審批背景案件，絕對不能讓中共代理人獲得政庇。 对中共放出的沒皮沒臉，中共老不死賊頭必後悔莫，来到海外两年多到處破壞各組織，挑拨离间、使用毛泽东中共整人手段打壓有能力年輕人，中共浙江國保給你的養老金據說都幾萬。把你遣返回共產黨懷抱更是體現美國法治及自由正義之舉、 在美國的一切犯罪必讓中共代理人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老底坐船。最后怀你共匪怀抱继续害人。 電報群组楊晓； 不了解不要胡说， 大风作证从来没有收过任何钱，不像自封作证专家的朱某人。 朱自己在日本看病的时候缺救命钱。大风发动全委会全体成员捐款，通过人道中国和他的妹妹朱小研捐款数额巨大，很多刚来美国的人本来自己当时收入不高，当时给他的捐款非常迅速和不吝惜自己的荷包，很多人一下捐出500一笔。闯创和我家是捐款最多的。把他从生命垂危中解救出来，后来连从日本到美国的机票都是大风和闯创每人2000美金，通过购买他的书法，实则也是捐助帮他来到美国。到美国后，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给了一笔5000 美金捐助。 后来他跟界立建吵架的时候，我们整个律所看这病体老头很可怜，马上发动整个律所给其捐款等等。 请他作证无非是一个坐牢数载的反革命分子，至少能证明组党反共可能坐牢的事实。当然这个不需要他作证一样可以证明。我在请他作证之前就听闻这老头对我和大风不知道哪里来的很多微词。尽管不解，但是本着尊重，也从来没有攻击过他。江湖就是这样，咱也不强迫别人非要把你认定为朋友，没法共事就少共事，很多人都把朱老对我们的各种攻击言论传到我们的耳朵里。但是我们都是跟大家说，人老了，会有判断错误的时候，但是他不是敌人。 但是这老头竟然以拒绝给我妈妈作证为谈资到处给人炫耀，实在是没啥品德。 我以前只是以为他是糊涂，被人利用。但是现在对他的判断是，他自己就是个坏老头。 我说这话不是单单出自一些个人恩怨。还有以下一些判断依据 1. 骚扰女党员。 在纽约演讲的时候，跟一个女党员眉来眼去后，给女党员发信息称：“ 看不到你，我魂都没了。”在洛杉矶也听到数起骚扰女党员的案例 转发杨晓：给虞夫的话： 朱自己在日本看病的时候缺救命钱。大风发动全委会全体成员捐款，通过人道中国和他的妹妹朱小研捐款数额巨大，很多刚来美国的人本来自己当时收入不高，当时给他的捐款非常迅速和不吝惜自己的荷包，很多人一下捐出500一笔。闯创和我家是捐款最多的。把他从生命垂危中解救出来，后来连从日本到美国的机票都是大风和闯创每人2000美金，通过购买他的书法，实则也是捐助帮他来到美国。到美国后，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给了一笔5000 美金捐助。 后来他跟界立建吵架的时候，我们整个律所看这病体老头很可怜，马上发动整个律所给其捐款 1. 骚扰女党员。 在纽约演讲的时候，跟一个女党员眉来眼去后，给女党员发信息称：“ 看不到你，我魂都没了。”在洛杉矶也听到数起性骚扰女党员的案例。 2 自己口中天天批评别人在美国反共，是吃中国民主党人的人血馒头，满口把别人甚至是做庇护案件的律所称为，产业链，利益链等，并且指责闯创作为民主党员给其他民主党员做案子，为啥不给优惠？ 而自己来到美国后，就轰轰烈烈的加入了自己口中所谓的政治庇护产业链的一环。 自称“作证专家” 动辄收费1000-2000美金（我私下认为，这个价格不菲），而证词却很不走心。 法庭也多次询问，你给人作证是否收费啊？ 朱老脸不红心不跳的回答，不收费。 3 我亲眼亲耳见证老朱在法庭上作伪证。 老朱给人作证，不太看这人在民主运动当中的参与度和贡献，只要是收过钱的。就敢在法庭上敢给一顿吹嘘。哪怕自己在收钱之前从来也没有见过此人，就敢在法庭上说跟这人一起参加过很多活动。实在是吓人。这是不是另外一种吃人血馒头的方式？ 在美国法庭做伪证是重罪， 此人竟然还以此炫耀，这个人案子啥也不是，全凭他的作证就通过了。 4.再说加入政协倡议，我早先就说过，要加入政协，哪怕中共承认反对党的存在，但是欲加入政协，首先就代表你认可中共执政以来杀人无数的合理合法性，并且可能也想在中国蓬勃发展的器官产业链上分一个器官，只可惜，正如某网友的评价 王希哲是没上台的共产党 朱虞夫是上不了台的共产党 一样。朱老只能做个流亡共产党，流亡毛泽东，热衷于在民运圈子搞政治整风运动。斗争的对象不是共产党，而是界立建，王军涛，陈立群，陈闯创，杨晓， 大风。 我在这里提醒朱老：中共执政以来杀人无数，是经过审判的，而不是打不过就加入。 #朱虞夫# #杨晓# #法庭伪證# #作1000-2000# #涉嫌严重欺勒索# @ICE @POTUS @Statedent @ElonMuskAOC @FBI @FBIDirectorKash FBI Los Angeles

为什么中共如此关注列治文市选？从地下洗钱网络、袁荣祥到华人社团与加拿大政治的关系 一个只有20多万人口的加拿大城市，为什么会出现在洗钱调查、外国干预情报与跨国政治关系网络的交汇处？ 把过去十多年的调查资料放在一起，会发现列治文（Richmond）具有几个特殊条件：庞大的华人社区、活跃的跨境资本、复杂的社团关系，以及能够进入加拿大政治体系的地方性接触渠道。 这些条件不代表华人社区存在问题，却能解释为什么外国政府可能特别重视这里的政治影响力。 一、为什么是列治文？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2021年人口普查，列治文约54.3%的居民属于华人人口，是加拿大华人人口比例最高的主要城市之一。 与此同时，列治文拥有国际机场、重要的物流与贸易设施、大量房地产投资，以及与中国和亚洲密切往来的商业社区。 必须强调，机场及主要港口设施并不由市政府直接管辖。但市议会掌握土地规划、开发审批、地方基础设施、部分公共采购及社区政策等权力。 对于试图在加拿大建立长期影响力的外国政府而言，地方政治的价值不只是控制某个市政决定，更可能是建立商业联系、培养政治关系和接触未来更高层级政治人物。 这不是没有现实依据的推测。 2023年3月，《环球邮报》披露一份日期为2022年1月10日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报告。 据报道，时任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佟晓玲曾讨论利用社区组织及相关人士，支持符合北京利益的温哥华地方政治人物，并培养未来可能进入更高级别政治职位的人选。 这份情报针对的是温哥华2022年市选，并不能直接证明2026年列治文发生了同样的行动。但它揭示了一种值得注意的长期政治影响模式： 地方政治接触，可以成为未来更大政治影响力的起点。 二、列治文曾是加拿大重大洗钱调查的中心之一 2022年，BC省Cullen洗钱调查委员会确认，数以亿计加元的犯罪收益曾通过BC省赌场清洗。 列治文的River Rock Casino，以及涉及地下汇兑的Silver International调查，都是其中的重要案例。 警方调查披露，一些地下汇兑网络能够在加拿大提供大量现金，再通过海外资金安排完成价值转移。 这种机制使毒品犯罪等活动产生的现金有机会进入跨境资金循环。 调查还涉及高额赌场现金贷款和私人放贷活动。 但Silver International相关刑事检控最终中止，不能把所有被调查人员认定为已被法院判定有罪。 这些历史案件提出一个重要问题： 当跨国资金网络与房地产、赌场、私人贷款和商业活动交织时，犯罪资金的来源与真正受益人可能变得难以辨认。 而当拥有大量资金和社会资源的人士同时活跃于政治捐款、社区组织及政界活动时，公众自然需要更清晰的资金透明度。 但金融风险与政治关系同时存在，并不自动证明犯罪资金流入政治活动。 三、袁荣祥：赌场调查与政治关系之间的真实交集 2026年10月13日，Global News再次报道袁荣祥（Rong Xiang “Tiger” Yuan）。 他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2008年取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后来在加拿大经营商业活动。 根据Global News引述的BC省博彩监管记录： 2015年，袁荣祥在列治文River Rock Casino的现金买入超过400万加元。 由于现金来源问题，他被列为需要加强审查的高风险赌场客户。 相关法院资料还记载，他表示曾向他人借入大笔加元现金赌博，并在中国偿还债务。 这种跨境结算方式与历史调查发现的某些地下汇兑模式存在结构相似性，但不能因此认定袁荣祥进行了洗钱。 他从未因这些赌场交易受到洗钱刑事起诉，其律师也明确否认任何违法金融活动。 然而，袁荣祥的另一组公开记录同样值得关注。 他是Canada-China 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Friendly Relations（CCAPFR，中加友好关系促进组织）的创始董事之一。 他曾与加拿大联邦、省、市三级政府政治人物及中国领事官员共同出席社区活动。 Elections Canada记录显示，2016年他向特鲁多所在的Papineau自由党选区协会捐赠1,500加元，另向自由党捐款约2,800加元。 同一时期，与他相关公司的其他董事也有政治捐款记录。 2018年，他与曾进入赌场现金调查视野的Paul King Jin（金京），以及时任自由党国会议员Joe Peschisolido，出现在相关社区活动的公开照片中。 这些事实证明了什么？ 一个曾受到博彩监管关注的人士，也能够通过合法捐款、社团活动和社区关系接触加拿大政治人物。 它们尚不能证明其捐款违法，也没有证据证明袁荣祥接受中共指令、利用洗钱资金资助选举。 袁荣祥的律师表示，他没有与加拿大政治人物建立私人关系，也未进行超出合法捐款范围的政治游说。 2026年，CBSA又对袁荣祥提出涉及历史战争行为和移民申请陈述的严重指控，案件已被转交移民与难民委员会。他否认指控，尚未经听证裁定。 这个案例真正揭示的是：赌场监管、移民审查、跨境财富及政治接触，可以集中在同一人物的公共记录中，而这些系统过去未必能够充分共享信息。 四、中共可能通过地方社团获得什么？ 公开的加拿大安全情报报告与外国干预调查，已经指出一种重要风险：外国国家行为者可能借助社区组织、商业关系、媒体渠道及代理人士建立政治影响。 这与正常的华人社团活动必须明确区分。 华人社团组织节庆、接待官员、举办商业活动、鼓励加拿大公民参与政治，本身都是正常而合法的公共活动。 问题在于：如果这些活动背后存在未披露的外国政府指令、秘密资金、胁迫或有组织的欺骗，性质就可能从正常交流转变为外国干预。 从国家利益角度分析，外国政府可能希望通过这些渠道实现几种长期目标： 首先，建立政治关系。 地方政治人物经常参与社区活动，可能在未来进入省级或联邦政治。 其次，扩大政策影响。 包括经贸合作、公共采购、对中国企业投资的态度，以及涉及台湾、香港、人权或外国干预问题时的公开立场。 再次，影响公共讨论。 地方华文媒体和社交网络能够塑造居民接触到的信息；但不能把所有亲中言论都认定为外国政府操控。 最后，建立持续的人脉网络。 相比一次性支持某场选举，能够跨越多届政府、多个党派和不同层级政治机构的关系更具有长期价值。 这也是为什么地方选举不能简单视为与国家安全毫无关系。 五、2026年的列治文，出现了什么新的警讯？ 2026年8月，调查记者Sam Cooper在The Bureau报道，据直接知情消息来源，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曾向列治文市长和市议员进行关于中国外国干预风险的闭门简报。 列治文市政府确实公布过7月6日特别闭门会议的议程，但公开议程没有确认完整简报内容。 因此，CSIS简报的具体情况仍应归于记者消息来源，而不是宣称市政府已经公布全部证据。 这至少说明，有调查记者获得消息认为，列治文地方政治面临值得情报机构关注的外国干预风险。 但截至2026年10月15日，公开资料仍没有证明某位列治文市长候选人接受了中国政府的秘密竞选资金或直接指令。 六、那张“从渥太华到维多利亚”的关系图说明什么？ 附图来自Canadian Friends of Hong Kong与Found in Translation联合发布的关系图。 它将中国政府及相关机构、商业团体、智库、华人社团和加拿大政治人物之间的多种联系放在一起。 其中涉及前BC省长Christy Clark、前厅长Teresa Wat、加拿大参议员Yuen Pau Woo，以及多名商界和社团人士。 这张图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跨机构关系研究的思路，但它是民间组织绘制的分析图，并非CSIS或法院认定的犯罪关系图。 公开接触、正常商业合作、政治捐款、政府任命、被调查的犯罪活动以及未经证实的政治指控，不能仅凭箭头连接就视为同一种关系。 它提出了值得核查的问题，却不能代替司法证据。 七、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资金和政治影响之间的透明度 将列治文的历史洗钱调查、袁荣祥的公开记录、华人社团政治活动，以及CSIS披露的外国干预情报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三个已经存在的现实： 第一，列治文曾经存在严重的跨境非法资金流转问题。 第二，部分在赌场调查中受到关注的人物，同时拥有政治捐款和社团活动记录。 第三，加拿大情报机构已经识别出中国政府试图影响地方政治、培养未来政治关系的风险。 这三项事实能够支持对金融网络、政治接触和外国影响活动之间潜在交集的严肃调查。 但它们还没有形成一条经证实的“洗钱资金→袁荣祥→中共组织→2026年列治文候选人”的完整证据链。 为什么北京可能重视列治文？ 因为这里同时拥有与中国联系密切的经济活动、成熟的社区组织、重要的地方行政权力，以及通往加拿大更广泛政治体系的潜在关系渠道。 对于长期政治影响活动而言，这种组合具有现实吸引力。 但能否证明某项具体选举确实受到操纵，最终仍取决于资金记录、组织指令、通信证据和执法调查，而不是政治人物的族裔、合影或一般性对华立场。 列治文最值得追问的问题，不是哪些候选人与中国人交往，而是谁向竞选活动提供了资金、资源或指令，这些关系有没有依法披露，以及加拿大选民能否充分了解其中的外国政府利益。 地方民主的边界应该由依法享有政治权利的当地居民决定，而不是由任何外国政府秘密决定。 主要调查来源： Cullen Commission（2022） Global News，袁荣祥调查（2026年10月13日） The Globe and Mail，CSIS温哥华市选情报（2023年3月16日） The Bureau，列治文CSIS闭门简报报道（2026年8月1日） Elections BC，地方选举政治捐款规定 #RichmondBC# #列治文市选# #ForeignInterference# #MoneyLaundering# #CanadaPolitics#

只有可怜的8%！中南海居然还做“春秋大梦”/（颜纯钩评论文章）台湾籍经济学家在大陆“捞”得风生水起的有两个，一个是林毅夫，一个是郎咸平。林毅夫是从台湾游水偷渡大陆，长时间受中共重用，曾代表中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可算体制中人。郎咸平相对以民间身份，活跃于大陆不同的传播平台，因为算不上体制中人，所以针砭时弊比较敢言。 最近看到郎咸平一个视频，他以各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来比较各国国民收入的平均水平，数字很有趣，值得转述给大家知道。 美国全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是58%，英国是56%，日本53%，法国53%，加拿大51%，澳大利亚47%，西方先进国家在50%至60%之间，这是第一个层级；此外，韩国44%，阿根廷36%，墨西哥33%，委内瑞拉31%，拉美国家大多在33%左右，这是第二个层级；亚洲国家中，泰国和菲律宾28%，伊朗和土耳其25%，这是第四个层级；非洲国家没有具体数字，郎咸平估计都在20%以下，这是第四个层级。 郎咸平在节目中请现场观众估计中国的数字，九成以上观众都认为中国国民收入占GDP比重，应该与非洲差不多，但郎咸平最后“开古”，中国人的收入总额占GDP比重只有8%，这是全世界包尾，属于第五个层级。 郎咸平是经济学家，在大陆舆论环境下，他不敢说假话，所以这些数字都是经得起拷问的，绝对可信。 这个数字比较的不是国民平均收入的绝对数字，而是国民收入总额占GDP数字的比重。中国人的收入总额，只占中国国家GDP总额的8%，相对于非洲国家的20%，中国少了一倍多。 中国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是怎么样的国家？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权利归于人民，三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四是实行计划经济。其他的暂时放过，先问一句，是谁决定今日中国国家的财富分配，是中国人民吗？显然不是；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吗？更不是；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吗？实际上也不是，因为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共中央决定以后，交给人民代表大会去举手通过的。 因此，决定中国财富分配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一家。中共政府只分配给国民8%的GDP，剩下92%的GDP去了哪里？一是去了搞国家级投资，二是去搞国际战略扩张，三是去搞国防，四是去维持地方政府营运，五是去扶植政府的高质生产力，六是满足各级党官贪腐的胃口，最后才轮到分派给一般国民的残𡙡剩饭。 所谓社会主义，顾名思义，便是“社会”是最高原则。何为社会？社会即是全体国民组成，全体国民是这个制度的利益所在，意味著国家财富应该最先用来提高全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政府决策时，国家利益虽然重要，但国民利益应该凌驾国家利益。如果国民利益被国家利益剥夺，国家对国民便没有意义，那不叫社会主义，叫国家主义。 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先设法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在此基础上，才去满足国家发展的其他需求，而不是反过来，以国家碾压国民，置国民基本需求于不顾。今日中国人大面积返贫，中共政府对此无动于衷，这便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角度。 为什么非洲国家那么穷，但他们分配给国民的收入总额却比中国高？因为他们的政府重视国民生活多于国家发展，国家发展可以慢一点，但国民不能朝不保夕。为什么中国人收入占GDP比重那么低，因为中国政府维持统治需要更多钱，这些钱从哪里来？唯一的途径就是从每个中国人口袋中来。 说穿了，中共搞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国人的社会主义，只是中共以社会主义为名，巧取豪夺的一种口实而已。为什么中共的改革开放做到一定程度就要往回收，绝对不会搞政治改革，因为一搞政治改革，就把社会主义改到资本主义那头去了。中国一实施资本主义，最终就会改行议会民主、全民投票、健全法治与人权、实现充份的个体自由，那时中共就“冇碇企”，国家就不是中共的，红色家族就会“见财化水”。 中国2025年的GDP总值为140万亿元人民币，如果中国人的收入占GDP提升到泰国与菲律宾的28%（都是亚洲国家，没有理由不如他们），那就相当于39.2万亿人民币，这笔财富给全中国13亿人分，每人可得3万元。每年多收入3万元，等于每个人平均月收入多二千多元。 这𤴓以常识推断的数字，以目前中国国民收入占GDP低至8%，要提升到28%，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不管如何，即使赶上泰国菲律宾，对中国人也是不无小补，再努力几年，中国有没有机会追上韩国呢？按理也应该是可以的，可惜中共不要这样干。 郎咸平的数字里没有台湾，我问了AI，它的回答是：受雇人员报酬（劳工薪资与福利），占GDP比重43.1%，正差不多是韩国的44%，可见台湾人现在的收入占GDP比重，已经居于世界第二高层级，同样是中国人，遭遇如此不同，而中共居然还有脸要去统一人家！ 看了这些数字，我们便明白，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实质是中共诓骗中国人的伎俩，说穿了一毛钱不值。问题是，还有那么多中国人，至今说到“祖国母亲”，还要热泪盈眶，有谁反对共产党，还要骂人家是汉奸——这些人是蠢到家了，还是活该永世为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