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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某一天,有个名叫“利”的贵族参加了牧野之战。 利所在的一方,也就是周,打败了商,商周交替。 战后第七天,周王赏赐了利一些金,也就是铜。利很高兴,就让人用这些铜铸造了一个青铜器,內刻铭文,记载了这件事情。 这件青铜器,就是“青铜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今西安市临潼区),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那么,牧野之战,到底发生在哪一天呢? 利簋里的铭文就派上大用场了,铭文开头一句是“珷(武王)征商,隹(唯)甲子朝(zhāo,甲子日的清晨),岁鼎”。 对,右侧第二列第一个字,像个猫头的,是“鼎”字。 而“岁”,指的是岁星,也就是木星,“岁鼎”说的是木星在天空中间最高位置这个天象。 1996 年5月16日,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年9月15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验收。 专家学者们利用碳十四鉴定技术,再结合史料如《国语》和利簋上的铭文,专家们推算出来了牧野之战的准确发生时间是公元前 1046 年 1 月 20 日。 上面这段故事,我是从河森堡的微博看到的,很有意思,所以又去查了一些资料后,用我自己的语言讲出来,给大家看看。 这里我最大的感触是,三千多年过去了,我们后人居然能够看得懂利簋铭文上的一些字,如“征”、“朝”、“岁”等,这太神奇了。 中华文化从古至今传承不断,才有了我们后人学习了解前人历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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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第二位降到第八位,不再过问中央工作。十一月底他对家里人说过,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带你们去延安或者回老家种地。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学生几次勒令他到学校去作检查,毛泽东批示说,还是不宜去,让周恩来去向学生做工作。毛泽东后来对美国作家斯诺说过,一九六五年一月,他就决定打倒刘少奇。 一月十三日夜里,毛泽东派车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两个人单独谈了一次。刘少奇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三个职务,带着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者回老家种地,好让文化大革命早点收场。毛泽东不接话,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过了一阵,劝他认真读几本书,点了两本书名,一本是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本是狄德罗的《机械人》。送到门口,毛泽东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少奇回到家,对等在屋里的家人说,主席很客气,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全家悬着的心落了下来。这是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 这之前的两个星期,造反派已经两次闯进他家。头一次是一月三日晚上,二三十个人把他和妻子王光美叫到院子里,要他们背毛主席语录、回答问题,围了四十多分钟。一月六日,有人打电话来,说他的一个女儿在路上让汽车轧断了腿,要家长到医院签字截肢。刘少奇和王光美赶到医院,等在那里的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王光美当场被扣走,周恩来派秘书去要人,才放回来。一月十二日晚上又来了一百五十多人,要两个人站在台阶上低头弯腰背语录,让王光美站到一张独腿桌子上。刘少奇背不出,围着的人哄笑。他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讲的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哪一篇我都可以解答。 见面之后第四天,造反派来拆他办公室里的两部电话。他站起来拦,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谁也不能撤。第二天那些人又来,不再说话,把线扯断了。他和政治局之间,从此没有了联系。 四月一日,各报登出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成员写的长文,说他把一部讲清朝末年的电影《清宫秘史》捧成爱国主义,末尾连问他八个为什么,然后说,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他把报纸一摔,对孩子们说,这是栽赃,爸爸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爸爸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爸爸一九四五年在七大上提出来的,爸爸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四月十四日,他交出一份书面答复,把八个为什么逐条答了,工作人员抄成大字报贴在中南海院里,很快就被撕掉。 四月九日中午吃饭,女儿说,听说清华大学要开三十万人的大会斗妈妈。头一年夏天中央往清华大学派过工作组,王光美是成员。刘少奇推开饭碗,说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要挨斗他去。说完他缓下来,对孩子们交代后事:死后把骨灰撒进大海,像恩格斯一样。王光美哭了,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刘少奇说,骨灰总会给你们的,你们是我的儿女,这一点无论什么人都做得到;他不会自杀,除非被枪毙或者斗死。 第二天,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大学。造反派逼她穿上旗袍、高跟鞋,脖子上挂一串乒乓球串成的项链。陪斗的有三百个老干部,其中有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一年以前,把彭真清洗出去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 七月十八日清早,孩子们到中南海的职工食堂吃饭,看见饭桌边吊着一张大字报,说今晚要开会揪斗刘少奇。中午,刘少奇从衣袋里掏出两份文件给孩子们看,一份是毛泽东肯定他检查的批语,一份是毛泽东批示向全国推广王光美在河北一个村搞运动的经验,叫桃园经验。他说,你们都看了,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这是他第一次让孩子看中央文件。 晚上,三百多人把他和王光美分别拉到两个食堂。两个多小时,不许他说一句话,自始至终低头弯腰站着。他掏出手绢想擦汗,手绢被一巴掌打落在地。开会的同时,家被抄了。会后两个人被分开关在前后两个院子,四个人把他按倒在床上,抽走腰带。屋里的电压从二百二十伏改成二十四伏,绳子、刀子、剪子收走,安眠药由两个人送来,当面吃下去。北京还有人要在怀仁堂开一千多人的大会斗他。毛泽东这时在武汉,得到报告,先问是不是要开那个大会,接着说这样的会不要开: “不要面对面搞,否则别人要搞怎么办?同时,拉他上台,要他低头,他不低,你就用手压他,这样不好。你要他承认反党,他死也不会承认。” 北京没有照他说的办。 十九日早晨,刘少奇到食堂打饭,看见两个孩子在穿堂洗手巾,趁哨兵不注意走过去,小声问,你妈妈在哪里。孩子说,关在后院。哨兵走过来,他转身走了。从这天起,他每天站在后窗前望着后院,中间隔一道墙,什么也看不见,他一站就是半天。 八月五日,天安门广场开百万人大会,中南海里同时开批斗会。中央文革派来督阵的人嫌火力不猛,宣布休会,把两个人押出去,重新动员一遍再押进来。接下来是拳打脚踢,有人揪住他稀疏的白发按他低头,鞋被踢到一边,他穿着袜子站在那里挨斗,一张大字报中间掏个洞套在脖子上。摄影机对着这个场面响个不停,说是要拿到全国去放。三个孩子被命令到场,每个人身后站着几个战士。会开到一半,门口哇的一声,六岁的小女儿小小吓得号哭,往大门后面爬,儿子挣开战士跑过去抱起她。会场上喊打倒十几个老干部的口号,要他跟着喊,他不喊,说,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会散前,两个人被押到会场一角,按着向墙上的漫画鞠躬。王光美突然挣脱,一把抓住刘少奇的手,刘少奇也拉住她不放,几个人掰开他们,她又扑过去抓住他的衣角。这是夫妻两个最后一次碰到对方。 他被押回办公室,按铃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说,他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他;要审判,也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五四年,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这部宪法草案的,就是他。秘书当夜写了汇报,没有人回答他。两天后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免去党内党外一切职务,信里写了一句,我已失去自由。 九月十三日上午十点,三个大孩子接到通知,立刻收拾行李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他们想拖到中午开饭,能再见父亲一面,一会儿找衣服,一会儿找书,磨蹭了半天。看守人看出了用意,把东西扔上卡车,直接开走。下午,小小由保姆带着搬出中南海;王光美夏天就把两张照片交给了保姆,交代无论如何把孩子带大。当天,王光美被捕,带上了手铐。 刘少奇不知道这些。他照旧扶着走廊的窗台,拖着八月被打伤的腿,一步一步蹭到后院的墙根,想听里面的动静,什么也听不到。一天夜里,院子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他连墙根也去不了了。过了几天,他托警卫员给孩子们带话,让他们和爸爸妈妈划清界限。 吃饭也一天天成了问题。给他做了十八年饭的厨师六月里已经被捕,罪名是给两个想出门串连的孩子钱和粮票。十二月,内部供应站停止给他送食品,工作人员在报告里写,过去每餐三菜一汤,现在一菜一汤,不是炒白菜熬萝卜,就是炒萝卜熬白菜,酸奶、水果、饼干取消,酒喝完库存不再买,茶叶不给,手表坏了不修,能保证吃饱、饿不死就行。安眠药减了一半,白天睡觉夜里工作的习惯被强令颠倒过来,他整夜睡不着。到第二年春天另一个厨师也被调走,卫士到食堂买饭,食堂说中国赫鲁晓夫不能吃好饭,只卖次菜和窝头。他嘴里剩七颗牙,嚼不动,每月生活费五十元。 从卧室到饭厅三十米,他要走五十分钟,前后跟着的战士谁也不敢扶。手抖得筷子送不到嘴里,饭菜弄得满脸满身。医生来了先开批判会,一边听诊一边骂,用听诊器敲,用注射器乱捅。他吃了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也停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一日,他交出一份书面交代,说明自己入党的经过和一九二五年长沙、一九二九年沈阳两次被捕的情况。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份亲笔。三月以后,他走路小步拖行,站不稳,把裤子当上衣穿,假牙上下装反,小便失禁,尿了床不换衬裤。四月二日的病历上写,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四月十二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写着,他两个月没有理发,自己也不提;医生检查,神志不清,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判断他不像是装的。报告接着写,为防止他行凶或自杀,要进一步加强监护。五月十九日的报告说,他用梳子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两条腿穿进一个裤腿,装疯卖傻,尽出丑态。六月三十日晚上七点半,警卫的记录写他躺在床上大发脾气: “你们的治疗是假的,我的病反而严重了。”“你们注意点,最近几天我就死了。” 七月九日,他的支气管炎转成肺炎,生命垂危。这时才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医生,七次会诊,拉来器械就地抢救。医生提出把病人撤出监护环境住院,没有批准;请求摘掉卧室里挂满的标语口号,也没有批准。七月九日和八月六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交代: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刘少奇的子女后来写下了中办负责人的话: “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九大是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一次大会,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是刘少奇筹备的,政治报告也是他作的;九大开会以前,先要把他的问题定下来。警卫的口号跟着改成保护活证据,向九大献礼。到一九七〇年,专案组提出要判王光美的刑,毛泽东批示,暂时不宜判,对罪犯要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以便保存活证据。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北京五个红卫兵领袖,谈的是派工人宣传队进大学。谈话快结束时,他忽然说起刘少奇,还有同样被关押的原副总理薄一波: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肺炎还没有控制住,会诊的专家就陆续撤回原单位。八月到十月,肺炎反复发作五次。九月专家再次会诊,报告说病人年老,天气渐冷,今年冬天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周恩来批示加强会诊。十月五日,他哭了两次。十月九日起喂进去的东西不往下咽,十一日开始从鼻孔插管灌食,一直灌到死。病痛和窒息上来的时候,他十指乱抓乱撕,抓住什么就不放,护士拿两个硬塑料瓶让他攥在手里。护理记录写,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最后的几个月,他的两条腿被绷带绑在床上。 十月十三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开会。八届中央委员还活着的八十七个人,一半以上已经被定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不准到会。到会的四十个人不够半数,临时从候补委员里补了十个人才过半。另外请来七十四个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和各省革委会的人,比中央委员还多。会议前半段批几位元帅和老干部,后半段讨论专案组写的审查报告。报告给他定了三条历史罪名,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充当内奸。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小组会上不肯表态,主管专案审查的康生坐到她那个组,当面训她,简报里说她的政治觉悟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表决那天,陈少敏没有举手。十月三十一日,全会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专案组原来的处理意见里还有一句,提交专政机关依法惩办,就是交给公安法院治罪;毛泽东不同意,定稿时删掉了。公报登报,报纸从此直接点他的名字。 从立案到开除,没有人找刘少奇谈过一句话,没有给他看过一页材料,没有让他在决议上签字,决议也没有通知过他本人。十一月二十四日是他七十岁生日。子女后来查到,就在这天早上,他被安排听了全会的决议。全会十月三十一日闭幕,到这天整整二十四天,单单挑在这一天。他浑身发抖,大汗淋漓,大口呕吐,血压升到二百六十,体温四十度,一声不吭。从这天起他一句话不再说,治病的话、生活的话都不说。周恩来从北京医院调来两个护士,也没有用。有一天他忽然叫了一声小贾,那是从前给他当卫士的人。看守把小贾找来,问他有什么事,他朝小贾微微一笑,闭上眼睛。过几天他又叫来另一个卫士小于,也是一笑,闭眼。 一九六九年的病情报告,一月写他问话无反应,全身肌肉萎缩,不能自己咀嚼吞咽,翻身、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七月写他可能随时死亡。 十月,中苏边境吃紧,林彪发出紧急战备的指示,北京的老干部和审查对象一批批疏散到外地:朱德送广东,邓小平、陈云送江西,陶铸送安徽,刘少奇定在河南开封。十六日晚上,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走到他房门口瞧了一眼,叫人通知他。护士用棉签蘸着墨水,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字,拿到他眼前,纸上写的是,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他扭头不看。护士把纸换到另一边,他又把脸扭过去。给他当过卫士长的李太和凑到他耳边,把字念了一遍,他闭着眼。 十七日晚上,护理人员匆匆给他穿了一件上衣,裤子、鞋袜都没有穿,一条粉红缎面的被子裹上,抬上救护车,送到西郊机场。七点二十三分,飞机起飞,机上有两个专案组的人、一个医生、两个护士和李太和。九点半,飞机落在开封。他被抬进开封市革命委员会一号楼的小天井院,这里原来是一家银行,四面是三层楼,院墙高大,一道铁门,屋里有地下室。看护他的医生护士,是开封的驻军从军医院抽调来的。门口两道警戒线,床前昼夜双哨。电话联系用代号十七号,监护人员不准叫他的名字,只叫暗犯。第二天,押送他来的专案组副组长开会动员,一面组织看守和医护人员读他的罪证材料,激发阶级仇恨,一面讲保存活证据的意义。医疗上的指示,是来开封以前在北京商量好的:控制住现有的病情不再发展就行,不组织会诊,开封有什么药用什么药,不到外地买。北京来的医生住了一晚就回去了。 十月二十四日,他体温升到三十九度三,呕吐。屋里还没有通暖气,室温不到十七度。开封的医生在病历上写,如果恶化就送一五五医院会诊抢救。后来没有送,就地打针、输液、吸氧、冷敷,三天后烧退。就在二十四日这一天,河南省的负责人给中央打电话报告,刘少奇到开封后病情没有异常变化。三十一日,他又烧到三十九度四,腹胀,监护人员讨论后认为病情严重,原因不明,决定按肺炎治。十一月六日,北京来的护士、专案组人员和李太和全部奉命回京,北京带来的药一样也不留。走之前,专案组的人特意去火葬场看了一眼,说,千万不要死在我们手里;又向当地人员交代,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他们回北京后的报告说,两次发烧已经恢复正常,开封驻军的医护人员已能熟练掌握。当地的医生提出疑问,肺炎怎么会昏迷,要求透视、拍片、会诊,没有得到同意。 十一月十日他又发烧。十二日凌晨一点,他开始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吸氧没有变化,体温三十九度七,两个瞳孔对光没有反应。值班护士仍按原来的处方用药,到六点三十八分才通知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六点四十二分人到齐。六点四十五分,心脏停跳。遗体抬到地下室,拍了照。 李太和回北京后要向中办负责人汇报,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先休息一天。过了几天,深夜两点电话把他叫醒,说人昨天已经死了,你必须再去一趟。十三日凌晨李太和赶到开封,刘少奇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一条白床单,白发蓬乱着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李太和给他剪了头发,刮了胡子,穿上衣服和鞋。 十四日零点,遗体送到开封火葬场。监护人员对火葬场说,要烧一具烈性传染病的尸体,只准留两个工人看炉点火。遗体面部用白布包起来,护送的人都穿白大褂,带着消毒工具,二十多个军人把这个不大的火葬场围住。运尸体的吉普车车厢短,两条小腿和脚露在车外。火葬申请单由专案组的人填:死者姓名刘卫黄,男,七十一岁,湖南人,职业无业,死因病死;申请人刘原,与死者关系父子,住址八一七二部队。刘卫黄是他少年时用过的名字,外人不知道;申请人一栏签的是他儿子刘源的名字,写成了刘原,儿子那时在山西农村看管劳动,不知道自己签过字。骨灰装进一个普通木盒,存进火葬场的骨灰存放厅,编号一百二十三,寄存证由驻军保管。火化完,专案组宣布纪律,谁泄露出去,用党籍和脑袋担保;然后摆了酒,说任务圆满完成。 一九七二年,刘少奇的子女听说可以探望关押的老干部了,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见父母。八月十六日,专案组来人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可以见见妈妈。孩子们追问,爸爸呢,我们还要见爸爸。来人不答,走了。第二天他们又来,传达批示的头一句: “父亲已死。” 口头通知说,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早晨六点,因肺炎死于开封;骨灰由组织保存,不能给;不许对外人讲,有人问,就说不知道。孩子们一连问,为什么死在开封,为什么是肺炎,是谁抢救的,妈妈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叫我们去。来人说,我们只能说这些。第二天,他们在监狱里见到王光美,五年没见,她满头灰白,腰直不起来,看了他们半天,说了一句,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中午,刘少奇对孩子们说过,骨灰总会给你们的,这一点无论什么人都做得到。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62、69、82、104、109—112、119—126、146—161、164页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第188—221页;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第118—119页;均收入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初版,此据2019年全版第327—328、332—334页(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谈话、1972年批示,以及高皋《文革十年史》所记“绑在床上”,均转引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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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到1961年,中国没有战争,也没有大的灾年,却饿死了几千万人。人口学者曹树基按各地方志统计,三年里全国非正常死亡约三千二百五十万。1961年秋收,毛泽东仍然要各地按"高产卫星"报上来的指标征购粮食。省、地、县的书记们知道,再这样收,还要饿死人。他们不敢批评大跃进,更不敢批评毛泽东,就换了一个说法:按党章规定,该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了。党的代表大会要选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再选政治局,开会就有换人的可能。11月,毛泽东决定另开一个会:把全国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和大厂矿的负责人都叫到北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工作会议不选举,不换届。会议保密,代表不许给家里写信、打电话,报纸电台不报一个字。1962年1月11日开会,到会七千一百一十八人,后来叫七千人大会。 会前 刘少奇1961年春天回了湖南。他在乡下走了四十四天,最后几天住回宁乡炭子冲的老屋。村民告诉他,塘里有水,没有旱。他姐姐哭诉,一个小队两个月就饿死了十一个人:"你在中央做事,要做点好事,要让人有饭吃呀!"路边电线杆上有张纸条,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贴的:"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民兵把这当反动标语破了案,要给孩子挂牌、游乡。刘少奇对办案的人说:"你还不许人家骂娘?"他把孩子叫来问食堂好不好,孩子说:"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基层干部对他直说,要不再饿死人,只有包产到户。刘少奇表态:只要能恢复生产,什么办法都可以试。宁乡随即解散公共食堂,分田包产,湖南别的县跟着宁乡学,别的省跟着湖南学。回到北京,5月31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包产到户不止刘少奇支持。邓小平主张把它合法化,陈云、邓子恢赞成。到1961年底,毛泽东改口:生产已经恢复了,粮食增产了,要把责任田的办法变回来。安徽的曾希圣请求再试一段,毛泽东不置可否。 会上 毛泽东给这次会定的开法是:不开开幕式,每人发一份书面报告,直接分组讨论,各组记录先送他圈阅,再印发。全体大会原本只放在最后一天,聚一下就散。书面报告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 1月18日,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开会,彭真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第二天陈伯达开口:"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周恩来也说,主观上的错误"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 1月27日下午,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开全体会。刘少奇没有照念书面报告,手里拿着十几页用大字写的提纲,讲了三个小时。他讲了老家的水塘: "我问他们:一九六〇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 他说,过去讲缺点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讲到全党全民"饿了两年饭",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插了一句:"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 刘少奇留着余地。他说三面红旗"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说"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有人问,彭德怀庐山上那封信讲的,不就是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吗?他答,信里不少具体事情符合事实,可彭德怀的问题"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但他提出,这几年反右倾中打错的人,要平反。 就是这样一篇讲话,各组的口开了。批评一直说到中央。有人问:全国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死了多少牲口,这笔账应算清楚。有基层代表问,"退居二线"是什么意思。主席台上的人都听得懂,这是在问领袖换不换。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用过的办法是:先休会,到会下找支持,再复会把方向扭回来。这次他照办。1月29日,林彪上台讲了三个小时:"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眼下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林彪讲完,毛泽东带头鼓掌:"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大会材料里留下一句没有署名的话:"拿人命作学费是不好的。" 林彪讲完,毛泽东当场宣布会期延长,大家留在北京过春节,开"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1月30日,毛泽东讲话:"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警告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书记:"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他同意退到二线,由刘少奇主持一线。 2月7日闭幕。邓小平读完决议,毛泽东问:"同志们有什么修改的意见没有?"全场鼓掌。"就不需要付表决了吧?"全场又鼓掌。散会。 会后 大会散后,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议题是基层代表提出来的:毛泽东辞去党主席。毛泽东带着林彪不到会,去了南方。朱德、陈云、邓小平表态同意他辞任,其他人观望。周恩来出来说:"主席还是主席,党主席仍由毛泽东担任。"事情就这样定了。毛泽东不在会场,可会上谁说了什么,他都知道。 2月21日到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不在。刘少奇说:"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陈云说,全国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 春夏之间,田家英下乡回来主张包产到户,陈云找毛泽东谈分田,邓子恢带着调查材料力争责任田。主持一线的刘少奇没有拦。7月上旬一天下午,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在水里,刘少奇走到池边问候。毛泽东在池子里开口:"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在更衣棚坐下,等他上岸,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8月,北戴河会议。原定议题是农村、粮食、商业。8月6日毛泽东在全体会上问:这两年国内的形势究竟是一片光明还是一片黑暗?他说包产到户、闹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骂邓子恢"带头刮单干风",领导的农村工作部"十年没干一件好事",说田家英是右倾分子。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检讨。9月八届十中全会,他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包产到户被禁止。 1964年底。这两年刘少奇挂帅四清运动,整掉一批大跃进里作恶的基层干部。毛、刘发动这些运动,各有打算,都想整掉一批干部,换上自己的人马。各地干部开会讲"贯彻刘主席指示",他的像开始和毛泽东的像并排挂。12月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提出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说:"不管怎么提,主要是整当权派。"刘少奇讲到运动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毛泽东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毛泽东讲话时,刘少奇插了话。会前邓小平还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毛泽东认定,刘、邓这个中央"一线"要夺他的权。散会后毛泽东发火:"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12月26日,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在人民大会堂请四十多人吃饭,席间说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说党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没有人接话。12月28日,他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走进会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对刘少奇,他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1965年1月3日,三届人大选刘少奇再任国家主席,当天晚上毛泽东批他:"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中组部长安子文受众人之托去劝刘少奇:局面已经非常严重,千万不能跟主席发生矛盾。刘少奇在生活会上作了检讨。 1970年,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明确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答:"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为什么毛泽东一定要整死刘少奇 七千人大会让毛泽东看明白一件事:他闯了天大的祸,七千名干部关起门来骂了一个月,可军队支持他,林彪替他讲话;多数干部跟着周恩来,周恩来替他圆场;政治局议他辞任,最后还是"主席还是主席"。没有人能追究他。 可是刘少奇在游泳池说了"历史要写上你我的",毛泽东回答的是"我死了以后怎么办"。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斯大林死了三年,罪状被接班人一条条念出来。消息传来,毛泽东要中共把斯大林的功过定为七三开,让《人民日报》发文替斯大林辩护——维护斯大林,就是维护他自己的地位。现在他自己的接班人,当着他的面把饿死几千万人记成"你我"的账,记成要上书的"人相食"。他活着,刘少奇不敢写;他死了,写不写由刘少奇定。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通知,毛泽东亲手加了一段:"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8月5日,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骂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五十多天"何其毒也",接着一句:"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刘源问父亲,这"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什么。刘少奇给儿子讲的,就是游泳池那一场。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打倒之后,刘少奇要求回湖南种地,不准。1967年8月5日他在中南海被批斗,押回办公室后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9月王光美被捕,子女赶出中南海,他一个人关在家里,停药。1968年9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签报《关于刘少奇历史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称他"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全场只有陈少敏一人没举手。11月24日是刘少奇七十岁生日,中央这天把决定在全国广播,汪东兴送来一台收音机让他听。他听完浑身发抖,呕吐,血压陡升,从此再没有说过话。 1968年7月他就得了肺炎。医疗组接到的通知是:要尽力治好,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1969年4月九大开幕,毛泽东仍是党主席,林彪写进党章做接班人。10月17日,刘少奇只穿一件上衣,没穿裤子鞋袜,裹在被子里,用担架抬上飞机,运到开封。11月12日早晨6时45分死去,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江青后来在文革中说,毛泽东"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11月14日零点,遗体送开封火葬场。专案组对火葬场说,烧的是一具烈性传染病尸体,只留两名工人看炉点火。火葬申请单由专案组填写:死者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亡原因,病死。申请人一栏填的是他儿子刘源的名字,签字也是专案组签的。他的子女对父亲是死是活一无所知,三年后才知道。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19—421、425—426、441页;《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1961年5月31日),同书第337页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71、108、110、129、137、144—148、153、164、167、265、300、347—349页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91、117—118页 ——《刘少奇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1961年湖南调查;1962年西楼会议、北戴河会议;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12—113、147—148、154、158、161页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90页;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1970年12月18日),同书第十三册,第173页 ——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156页(西楼会议陈云讲话)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百年潮精粹·伟人印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85—86页(肖伏良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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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加密用户税务挑战与高净值用户生存指南》 昨天这个关于数据上报国税局的截图在中文加密圈引发了大量讨论,我浏览了一下各种说法,感觉都不是很完善,今天专门花时间针对中国KYC用户如何规避可能的税务追索做一些总结和建议。 本来中午已经发出,但跟币安的小伙伴进一步沟通后,发现有些重要信息不太准确,所以删除后再次编辑发出。 回答部分来源于Gemni,Grok 和Chatgpt,可能依然有不够准确的地方,请指正。 ~~~~~~~~~~~~~~~~~~ 随着 2026 OECD 推动的《加密资产申报框架》(CARF)正式进入“数据收集年”,对于拥有加密高净值用户来说,那个“只要不出金就没人知道”的隐身时代正步入倒计时。 下面我通过一系列 Q&A 来深入分析 1⃣什么是 CARF? 截图提到的 CARF (Crypto-Asset Reporting Framework) 是由 OECD(经合组织) 开发的“加密资产申报框架”。 目的: 为了应对全球加密货币避税问题。 逻辑: 类似于传统金融界的 CRS(全球税收信息交换)。它要求加密交易所收集用户的身份和交易信息,并自动交换给用户的税务居住地国家。 时间线: 2023年11月,包括英国、巴西、欧盟成员国、开曼群岛等在内的 48个国家和地区 发布联合声明,承诺在 2027年 前完成首次信息交换。这意味着数据收集确实会在 2026年 左右全面铺开。 简单说,2026会是全球加密不交税好日子结束的重要时间节点。之前你可能不需要考虑税务规划的问题,但现在你必须要面对了。 2⃣我在币安的资产信息是否已经被各国税务掌握?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这个,需要分国别而言。 对于CARF成员国而言,答案是肯定的,比如澳洲。目前澳洲ATO无疑已经掌握了澳洲KYC用户的资产和交易信息,如果没有及时报税将可能面临巨额罚款。 对于中国 KYC 用户还不用紧张,因为中国还没有加入CARF,而且要加入有不少前置条件,至少短期不会开始。 而且根据我和币安小伙伴的核实,币安也不存在账户数据自动分享的可能性, 是“可交换的基本信息”。 这也是昨天币安的小伙伴在多个渠道辟谣的重要原因,流传的截图中是AI自己编纂的信息,并不准确。 3⃣中国大陆如果要加入CARF需要多久 要加入CARF并不简单,前置条件包括: 💙修改需要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或出台专项法规,赋予税务机关强制加密资产服务商(CASPs)收集并报送用户身份、交易记录和税务居民信息的权力。 💙资产定性明确:虽然加密货币交易在境内被严厉监管,但从税收角度需进一步明确其作为“财产”的法律地位,以便按“财产转让所得”等科目征税。 💙中国需签署《加密资产申报框架多边主管当局协议》(CARF MCAA) 💙技术与行政基础设施建设 参照其他法域(如香港、新加坡、日本)以及此前中国实施 CRS(全球信息交换标准)的经验,整个过程通常需要 3 至 4 年 左右。 比如香港:2024 年底承诺,计划 2026 年完成立法,2027 年收集数据,2028 年 首次交换 所以使用中国KYC的小伙伴短中期内都可以安心,虽然随着全球 CARF 框架的推进,中国为了打击洗钱或增加税收,迟早会加入加密资产信息交换,但我们可以密切关注一下这些前置条件的进展,有相对宽裕的时间做好准备工作。 4⃣加密货币不合法,能收税吗? 这是一个常见误区,之前我讲到这个主题很多人跳出来反驳我,这次我专门多方收集了资料: 不合法并不代表不需要交税。在法律逻辑上,“违法所得”同样在征税范围内。 在中国税法中,并没有规定“只有合法收入才纳税”。相反,打击非法经济活动的手段之一就是追缴非法所得及其对应的税款。 在很多涉及洗钱或非法经营加密货币的刑事案件中,除了没收非法所得,法院和税务部门往往会核算其未缴纳的税款。 早在 2008 年,国家税务总局曾发布过关于个人通过网络收购玩家的虚拟货币(如游戏币、Q币)并加价销售取得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批复。 法律专家普遍认为,由于加密货币在定性上与这些虚拟币类似,税务部门可以参照“财产转让所得”按 20% 的税率对你的差价收益征收个税。 所以,不要想当然。国家真缺钱的时候,你们这个不合法合规的盾牌就是纸糊的。 所以先期待中国能晚点盯上加密收税这块肥肉吧。 ~~~~~~~~~~~~~~~~~ 对于注册地已经在CARF里的小伙伴没有怎么办? 🍀既然躲不了就合理避税 在 2026 年这个节点,简单的“藏”或“买身份”已经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更好的是“税务身份的实质性迁移”。 ❤️最强避风港:阿联酋(迪拜/阿布扎比) 税务优势: 阿联酋对个人投资者的加密货币收益征收 0% 的资本利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操作建议: 通过购买房产(AED 2M,约 54.5万美金)获得黄金签证(Golden Visa)。 核心逻辑: 既然数据迟早要上报给阿联酋税务局(FTA),那你干脆就成为阿联酋的税务居民。当币安把你的数据报给 FTA 时,FTA 看到你是本地税务居民且税率为 0,就不会再把数据转发给中国或澳洲(或者转发了也无所谓,因为你在阿联酋是合法免税的)。 难点: 你必须每年在阿联酋居住一定时间,并获得当地的税务居民证。如果你有小孩,那小孩也得去那边读书,不然你还是中国税务居民。 ❤️性价比最高:泰国(LTR 签证) 泰国为了吸引数字人才,在 2025-2026 年推出了极其激进的优惠政策。 税务优势: 泰国政府宣布,从 2025 年到 2029 年底,个人通过受监管平台交易加密货币产生的资本利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操作建议: * 申请 10年长期居民签证(LTR Visa) 中的“富裕全球公民”类别(资产要求正好是 100万美金)。 核心逻辑: 泰国虽然也参与国际协作,但其国内法目前明文免税。你可以在泰国合规地将 USDT 换成泰铢或美金,这笔钱在国际银行系统中是“完税/免税”的干净资金。 这些尤其对于CEX里的高净值人群值得参考。 其它还有一些方法,就不太方便公开说了。 最后,2026是加密行业全面合规的开始,我们已经享受了十年不交税的好时光了,总会有这么一步的。 应该庆幸的是中国还没有在CARF里,我们还比其他很多国家的小伙伴幸福了,但也得提前开始考虑税务问题,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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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毛泽东为什么卸任国家主席? 1959年,毛泽东卸任国家主席、接着刘少奇当选新一任国家主席,这事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只是“历史书上的一句话”。 但如果把时间线一点点拨回去,看清前因后果,你会发现:这不是简单的“职位交接”,而是一场在党内、在国家发展关键节点上,经过长时间酝酿、权衡和妥协的重大政治安排,背后牵着的是新中国权力结构的调整,和一代领导人对自身角色的重新定位。 先把事情说清楚:毛泽东为什么坚持要卸任?朱德为什么“让位”?刘少奇又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国家主席那个位置上的? 这事既不是谁临时起意,也不是简单的“谦让”,而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 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个事实是: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国家主席”这个职务。 那时候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担任的是这个职务,同时还是中共中央主席。 直到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出台,才正式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国家主席”。 从那一刻起,毛泽东多了一个宪法意义上的“国家元首”的身份,而朱德则成为国家副主席。 从资历、威望、群众基础来看,当时除了毛泽东,没人比他更适合做国家主席。这一点,无论党内党外,几乎没有异议。 问题不在于“他适不适合”,而在于:他自己要不要继续干。 很多人以为,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干到不想干,是后来的事,其实非常早——1955年前后,他就开始公开表达“不想再连任国家主席”的想法了。 第一次说的时候,身边不少人都觉得是“谦虚”“客气话”,没有太当真。 真正引起高层重视,是1957年。 那时候什么背景? 国内刚经历完“合作化”“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大框架稳定下来了,但经济建设经验严重不足,国际上冷战加剧,对抗很尖锐。 可以说,全国上下都还在摸索中往前走。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第二次较为严肃地提出:以后不要再由他担任国家主席。 他的理由,其实一点都不玄乎,很朴素,就是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国家主席”这个位置,在当时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特点——外事活动太多,要见各种外国元首、代表团,要出席各种礼仪和外交场合。 对他来说,这是负担,不是兴趣。 他本人更愿意、也更擅长的是抓党的路线、方针、思想理论这块,而不是频繁出现在外事礼宾场合。 说白了,他想把这部分从自己身上卸下去。 1957年,他在党内再次提起这件事,并把原因讲得比较透后,周恩来、朱德等一批对他非常了解的领导,态度就逐渐转为“理解并支持”。 他们不是不明白风险,而是知道,毛泽东真正看重的是“党和路线”,而不是那个国家主席的头衔本身。 到了1957年4月30日,五一节前夕的一场大会上,毛泽东当着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面,又公开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想法。 这一下,不光党内,民主人士那边都炸了锅。 很多民主党派和社会名流,对毛泽东是发自内心地信任。 他们经历过北洋政府的军阀混战,也见过南京政府的腐败无能,再对比解放后几年国家在秩序和民生上的变化,对毛的评价是——这是个真心要把国家带出泥潭的人。 于是,当他们听说毛要卸任国家主席,第一反应是:这对国家是不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当时有名的两封信,就是陈叔通、黄炎培写给周恩来、刘少奇的。 他们的担忧说得很直接:现在国内刚刚稳定下来,国际阵营对立也非常激烈,需要一个在“集体领导中非常突出的权威”坐镇,最好是十五到二十年之内不要更换最高领导人。 潜台词其实就是:毛泽东如果不再当国家主席,会不会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定海神针”?也会不会导致内部产生不必要的摇摆? 毛泽东看完信,没有当场回。 他先让邓小平转给政治局,走完党内讨论程序后,才把批复转给陈叔通、黄炎培。 批复内容很清楚:不连任国家主席,他有两个理由: 一是,四年一届,他觉得这个“周期太长”,不想被这个职务“绑定”太久。 二是,“个人威信”这件事情,不是靠职位和任期长短堆出来的。 即使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他在党内和国内的政治影响力,短期内也不会因为“职务变化”而削弱。 这是他当时相当自信的一点。 民主人士的担忧主要是从“形式”和“国际感受”出发,而毛更多是从“实际工作重心”和“党内权力结构”来考虑。 两边不完全对路,但都不是情绪化。 1958年底,事情终于走到了一个“必须拍板”的节点。 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提议,在党内外基本达成共识,正式通过。 接下来,一个躲不过去的问题就摆在桌面上: 下一个国家主席是谁? 要知道,在当时的党内高层,符合“国家主席”这个位置的,有好几位——资历、威望、能力都不差。 呼声最高、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当时的国家副主席朱德。 还有一部分干部比较看好刘少奇,希望他能进入考虑范围。 先说朱德。 这个名字在近代中国史上,几乎等同于“人民军队”的代名词。 “朱毛”这个说法来源已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一方面军”,朱德、毛泽东就是那对最重要的搭档。 朱德出身滇军,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军事才能和政治态度都是过硬的。 从早期游击战争,到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作为总司令和“军中定盘星”的地位,没人敢轻视。 他是开国元帅之首,这不是虚名,是几十年战火换来的。 在党内和军队内部,很多人都觉得——如果有谁能顺理成章接替毛泽东做国家主席,那一定就是朱德。 中央后来草拟第二届全国人大的人事方案时,最初打算就是:国家主席由朱德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由刘少奇担任。 这个安排,从资历、威望、党内平衡各个角度来看,都很“顺手”。 当时毛泽东也特别明确讲过一件事:他不会因为个人好恶和想法,去左右下一任国家主席的人选,这个完全交由二届人大按照程序来决定。 这话不是客套,是他的基本政治态度——“我可以不当,但谁接班,要按制度办。” 按照这个路径走下去,本来应该是:朱德接国家主席,刘少奇去做人大委员长。 这个局面,按现在话说叫“看上去一切都很合理”。 结果,就在这个节点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量”——朱德自己的态度。 当中央内部公布拟定的人选名单后,朱德拿到名单,看了很久。 他没有立刻表态,而是回到办公室,一个人静静思考。 过了不久,他提笔给时任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内容,成了整个权力安排转向的关键。 信里,朱德说得很直接: 一,他本人不打算参加国家主席的选举; 二,他认真推荐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人选。 他在信里对刘少奇的评价,是有分量的——从革命年代一路走到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在党内、在国家政务方面都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能力、作风、政治立场都经得起检验,完全可以胜任国家主席。 他还强调了一点:自己一贯服从组织安排,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个人打算,更不存在什么“顾虑”。 那为什么朱德自己不想当? 这里有几层原因,他平时也有在不同场合讲过: 第一,他觉得自己“过了那个年纪”。 1959年,朱德已经七十多岁,身体状况和精力水平,自己最清楚。 国家主席不是挂名,而是要承担大量繁琐又重要的事务——接待外宾、出访、主持大型活动、兼顾军队和其他领域的统筹。 朱德觉得,自己这个岁数,要长期承担这么多外事活动和代表性工作,很难做到游刃有余,可能不如中生代的领导人更合适。 第二,他很清醒地知道自己的长短板。 他的强项是军队、军事指挥和部队建设,对宏观经济、复杂外交、国家整体政务这些领域,他不否认能参与,但不认为自己是最擅长的那一个。 相比之下,刘少奇从早年就在工人运动、地方党组织建设、隐蔽战线、政务管理方面积累了深厚经验,建国后又一直主持或协助处理大量国家层面的具体工作,对“国家机器怎么运转”非常熟悉。 第三,一点看似细节、其实很中国式的考虑:他比毛泽东大七岁。 他曾私下对人讲过——从情理上说,自己要去接毛泽东刚卸下的国家主席这个位置,总是有点“辈分上不太顺”的感觉。 他尊重毛的核心地位,也不愿在外界形成“朱接毛班”的这样一种容易引发联想的印象。 对他这种一辈子打仗、习惯在集体里工作的人来说,这种感觉是很真实的。 还有一点更“生活化”的细节,也能看出他为什么对刘少奇放心。 1949年夏天,两人在中南海成了“邻居”,因为那时条件有限,大家没什么单独厨房,都在会场食堂吃饭。 朱德发现,刘少奇经常因为处理政务,错过正常吃饭点,很多时候一天只有晚上那顿饭是能见到人的。 这些细碎的生活场景,让朱德很直观地看到:刘少奇是那种真心肯往里“熬时间”“下苦功”的领导,不是喜欢抛头露面的那种类型。 从朱德的视角看,把国家主席这个位置交给刘少奇,他是放心的。 自己则退一步,更集中精力继续抓好军队、人大工作,这样整个领导层在分工上也更合理。 朱德这封信送到邓小平手上后,中央高层开始了比较严肃的一轮讨论。 大家不是简单“顺水推舟”,而是从整体布局来权衡: 毛泽东已经决定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下,但仍然是党的最高领袖,如果国家主席再由朱德出任,那在外界看来,可能会出现一种“军人国家主席”的印象; 而让刘少奇出任,则意味着国家政务系统的“管家角色”名正言顺,军队那块继续由朱德坐镇,两条线清晰分工。 最终,中央认为朱德“让贤并举荐刘少奇”的建议,是有很高“可操作性”的方案,于是决定由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正式候选人,提请全国人大选举。 1959年4月5日,八届七中全会上,邓小平代表政治局正式向与会同志说明这一安排。 此后,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也公开讲了一段话,点出了一个敏感现实: 朱德和刘少奇这两位,在党内都是很有威望的干部,无论选谁当国家主席,外界和内部都难免会有人拿他们相互比较、议论。 换句话说,他很清楚这次人事安排不会“零争议”,但这是必须走的一步棋。 从实际工作来说,刘少奇其实早就半只脚站在“国家元首的职责”里了。 新中国成立后,只要毛泽东外出视察、离开北京,很多国家事务,尤其需要有人来具体抓落实、管日常运行的部分,基本都是刘少奇在主持。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做事非常规整,一件事一件事盯到位,不搞虚头巴脑的形式。 很多参加过当时工作的人后来回忆,刘少奇“经手的事情,基本不出纰漏”。 这也是为什么在195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的干部心里认同:让他担任国家主席,是比较稳妥的方案。 1959年4月2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上,毛泽东作了卸任国家主席的讲话,这也算是对自己前几年的多次表态,做了一个公开的“最终确认”。 随后,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宣布:经选举,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当场的反应,跟很多人想象的那种“喜形于色”很不一样。 他一再表示自己“惶恐”,觉得这是党和人民极大的信任,压力比荣誉大得多,也曾当面提出过想推辞。 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组织原则下,他最终还是服从组织决定,接下了国家主席的职责。 外界看到的,是当天晚上全国的喜庆气氛——街上张灯结彩,单位里、居民区自发庆祝,敲锣打鼓,到处是“国家选出了新主席”的热烈场面。 刘少奇家里、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纷纷向他道喜。 但据当时身边人的回忆,那天刘少奇脸上没什么笑,他只是简单点头,然后像平时一样走回办公室,继续处理公文。 他为什么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棘手的境况里: 国民经济在“大跃进”和各种冲动指标的影响下已经严重失衡,农村的实际情况远比统计数字难看得多,很多地方的粮食产量和百姓生活状况,都在恶化。 作为刚刚“接班”的国家主席,他面对的是一堆“烂摊子”,不是一张白纸。 当上国家主席之后,刘少奇没有急着推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动作,而是先从最现实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入手,尤其是农村。 他去地方调研,不是只听汇报、看材料,而是走到农户家里,看粮食、看锅灶。 有一次,他为了弄清楚孩子们到底吃没吃饱,甚至亲手扒开小孩的粪便看里面有没有粮食残渣,这件事后来被不少亲历者讲起过。 这个细节听起来很“冲”,但正好说明,当时中央领导人已经意识到:真实情况被层层粉饰,要知道真相,只能自己用最直接的办法去看。 回到北京之后,刘少奇参与推动了一些调整政策,尽量把经济从极度偏离的状态往回拉。 这些努力后来被证明,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当然,限于当时大环境和各种力量博弈,他能做的也不是无限的,很多问题不可能通过几道批示就立刻解决。 在外交方面,他担任国家主席的那几年,中国的对外关系也明显“动”起来了。 他先后访问了缅甸、柬埔寨、越南等周边国家,与这些国家领导人建立了比较密切的互动。 这对当时还相当孤立、被西方强烈围堵的新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不仅拓展了外交空间,也让世界更多国家开始在现实层面接受、承认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 必须说一句:毛泽东卸任国家主席,并不等于他淡出权力核心。 为了回应民主人士和群众对他“继续在国家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期待,党组织后来在宪法中加了“国家名誉主席”的规定。 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国家名誉主席,继续抓党的路线、思想理论和方针,把大量时间用在阅读、思考、主持党内重大会议上。 这种安排,一方面满足了“毛继续在”的政治预期,另一方面也确实给了他更多精力去关注他最在乎的那些“方向性”的东西。 朱德则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还继续在军队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这样一来,国家权力格局大致形成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分工: 毛泽东把住党的大方向和战略,刘少奇抓国家具体运行和政务,朱德镇住军队和人大系统,周恩来继续总理政府日常工作。 这套搭配,在当时的条件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集体安排,不是几个人临时说说就定的。 站在今天回头看,1959年的这场“主席更替”,有几个特别明显的影响: 第一,它标志着新中国最高层权力结构从“党政合一集中于毛泽东”开始尝试往“党政有所分工”调整。 毛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下来,留在党的最高位置上,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角色从“对内对外都在台前”的那个形象,慢慢向“幕后定向”的那个位置移动。 刘少奇上来,更多承担的是具体治理、修复经济、稳定秩序的任务。 第二,它是在国际压力与国内困难并存的背景下,通过相对有序的程序完成的一次最高层权力交接。 这一点,在那个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并不多见。 至少在形式上,中国展示出了一种“按宪法程序更换国家元首”的治理能力,这对外界认识中国政治,也产生了影响。 第三,对刘少奇个人来说,这次当选国家主席,是他一生政治轨迹中的高点,也是后来一系列政治风波的一个重要起点。 很多后来发生的复杂斗争,并不是这次交接本身就埋好了“阴谋伏笔”,而是在后来的路线之争、形势变化中逐渐激化的。 但无论怎么评价,1959年他接任国家主席,确实承担起了那几年里中国国家机器运转的核心责任。 如果只用一句话把这件事的逻辑串起来,大概是这样: 毛泽东主动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是为了把精力转回到他认为更根本的“党和路线”上;朱德看清自己年龄和特长,选择让位,把更适合干政务的刘少奇推到前台;刘少奇在极其艰难的经济和外交环境中,接下了国家主席这个重担,尽力把一系列偏离拉回到相对可控的轨道。 整个过程,没有什么传奇戏剧性的桥段,更多的是一代领导人对自己、对国家处境的冷静判断和选择。 也正因为如此,这场“主席更替风波”,才值得我们今天反复回头看——它不是简单的职务更改,而是一套权力结构和国家治理重心,在特定历史节点上的一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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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相开记者会,一个记者站起来,当着面问了两句话:"你承认中国对台湾有主权吗?台湾问题算不算中国内政?" ​当着镜头。当着全世界。 全场安静,等他回答。 ​你猜他怎么说的?他说——日本的态度都写在1972年的声明里,没变。 没了。就这一句。 ​1972年的声明是什么?中日联合声明。里面日本白纸黑字写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 ​注意这几个字——"充分理解和尊重"。不是"承认",是"理解和尊重"。措辞的差别,日本人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 ​最妙的地方就在这。记者问的是"你现在承不承认",他回答的是"五十多年前那份文件里写了"。你品,你细品。 ​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说了"承认",国内右翼炸锅。说了"不承认",中国这边没法交代。编一个新说法?两边一起得罪。最安全的方案是什么?躲在历史文件后面,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 ​堂堂一国外相,被两个问题逼到墙角,最后只能拿一份五十多年前的文件挡枪。 这就是今天的中日关系。知道红线在哪,但就是不愿意自己大声说出来。 你们觉得他是不敢说,还是不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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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唐山地震的时候,毛泽东已经病重,工作人员把他从住处抬了出来,他似乎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一月周恩来去世,四月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被撤了职,华国锋当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全国正在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天中共中央给灾区发慰问电,电报说,相信灾区人民"一定会在省、市党委、革命委员会和部队党委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号召灾区的党员、干部、群众和解放军"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团结起来,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第二天《人民日报》登出第一篇地震新闻,标题是《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灾情只有一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死亡人数三年以后才公布,二十四万二千多人,重伤十六万四千多人。 地震的消息,外国政府当天就得到了。七月二十八日,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盖茨向华盛顿报告,在中国的美国人都安然无恙,他已原则上表示愿意提供中国人希望得到的任何援助。白宫新闻处同一天给记者准备的答问稿写着,国务院正在给盖茨拟指示,让他向中方提出,美国愿意提供中方认为合适的任何援助。七月二十九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从日内瓦给华国锋总理发电报,说联合国准备帮助灾区人民克服这场自然灾害。同一天,英国下院开会,前首相希思提出紧急质询,问政府是不是准备向中国提供医疗物资和设备。外交大臣克罗斯兰回答,政府愿意尽一切可能帮助,驻北京大使馆头一天已奉命去问中国当局需要什么援助,比如紧急物资和医药用品。议员丘吉尔,就是二战首相丘吉尔的孙子,建议派一架大力神运输机送医疗队和药品过去,还可以派一支皇家工兵部队去帮助恢复供水。克罗斯兰说这些建议都可以考虑,但要先等中国政府的答复,他还说,过去发生这类灾害的时候,中国政府的态度一向是非常自足的,不希望西方大张旗鼓地提供援助。 七月三十日,日本外相宫泽喜一在内阁会议上报告,对中国大地震,日本将采取迅速发出救灾物资的方针,内阁通过了。外务省当天动手准备药品、衣物、帐篷,宫泽指示驻华大使小川向中国政府转达:一俟中国方面作好接受的准备,就将发送。以色列总理拉宾地震后也给华国锋发了慰问电,电报里提出愿意提供医疗和其他援助。 也是七月三十日,中国外交部答复了日本大使馆。日本共同社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对日本大使馆说,中国谢绝外国因华北东部地震而提供的任何援助;外交部告诉日本大使,中国不接受外国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援助,中国人民正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震救灾,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精神克服困难。拉宾的电报在八月初被退回,附了一张便条,说北京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不能接受这份电报。八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说全国各地的医疗队和救灾物资源源运往灾区,"体现了我国人民自力更生的伟大力量和高度的共产主义风格","说明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把这篇社论散发给各国代表,以此谢绝了瓦尔德海姆提出的援助。八月十八日,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在华盛顿见基辛格。基辛格说,美国已经对地震表示过同情,对中国自力更生的处理办法也表示过赞同,在今天这是一种很不寻常的态度。黄镇答,地震很严重,但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有人民的支持,我们已经学会了克服大的困难。 地震当天,唐山机场卫生队的军医邵俊兰、汪雅莲把战备药箱全搬了出来,给伤员清创、固定、打强心针,急救药很快就紧张了,伤员越来越多,机场的各个角落都躺着人。开始手头还有强心针和绷带,后来只剩下红汞和四环素。有个八九岁的男孩哭着喊:"阿姨!快救救我的哥哥吧,我的爸妈全没了,只有我哥了,你们救救他吧……"他旁边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满口吐血,胸前一片殷红,一看就是内脏砸坏了,正在内出血。军医后来回忆:"可我们别说没有手术设备,就连止血药也已用完。孩子休克了,没法子,急慌了,给他掐'人中'。明明知道不管用,还是拚命地掐呀、掐呀,直到孩子的脑袋耷拉下来,身体越来越凉……"对尿闭的伤员没有导尿管,对骨折的人没有夹板,清创没有麻药。一个七岁的孩子头皮掀开一大块,里面全是沙子,只能用盐水冲、用刷子刷。当天晚上,解放军总医院的外科医生在机场搭起三个手术台,机场连自来水都没有,护士用煮沸的游泳池水消毒器械,医生在汽灯下开颅剖腹,没有血浆,伤员一个个在手术台上死去。手术帐篷外面有一个土坑,里面堆满截下来的胳膊和大腿。就在这几天,英国大使馆奉命去问中国需要什么援助,日本外务省在准备药品、衣物和帐篷,丘吉尔建议的医疗队、药品和工兵,英国政府说要先等中国政府的答复。 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刘贞找到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说:"伤员得向外转送!这样做手术,几个月也做不完!"七月三十日,国务院决定把唐山伤员向全国十一个省市转运,到八月二十五日,一共运出去十万零二百六十三人。救人的部队是赤手空拳进去的,没有带大型机械,用小锯条一根一根锯钢筋,把预制板一小块一小块分解开。到八月七日以后,救灾部队才陆续配发吊车、电锯、凿岩机、电焊切割机。埋尸体的士兵在最初几天没有任何防护,八月一日以后才开始运到防护用品。 一九七〇年一月五日云南通海七点八级地震,死了一万五千多人。几个国家通过外交渠道表示愿意援助,周恩来在外交部的报告上批示:"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需要。我们要自力更生重建家园,这是毛主席的思想。"一月九日,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按周恩来"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舞士气"的批示,打电话要求灾区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公粮照样上缴。全国各地送到灾区的,是十几万册《毛主席语录》、几十万枚毛泽东像章和十几万封慰问信。灾民在无粮、无水、无药、无衣的寒冬里大批死去,军队和军车把尸体运到山沟里掩埋。通海地震的死亡数字到二〇〇〇年三十周年纪念会上才公布。一九七五年八月河南板桥等水库垮坝,洪水淹死十万人,水退以后政府见死不救,又有十四万人死在无粮、无水、无药、无处安身的绝境中。这两次灾难,当局都封锁了消息。 一九七六年夏天,毛泽东病重,中共政治局正忙着一场权力斗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抓着批邓不放,邓小平的罪状之一是搞经济规划引进太多外国技术,不讲自力更生。拒绝外援的决定是这个政治局作出的,对外由外交部七月三十日答复日本大使馆,对联合国由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社论,对灾区由率领中央慰问团的中央领导人在帐篷里讲出来,理由都是一个:自力更生。抗震救灾一开始就被放进批邓这场运动。七月二十八日的慰问电已经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邓。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深入批邓 抗震救灾》说:"解放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也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激烈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妄图利用自然灾害造成暂时的困难,扭转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社论接着说:"抗震救灾的现场,也是批邓的战场。我们要以批邓为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八月号《红旗》杂志短评《人定胜天》写道,地震造成了困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灾害及其所造成的困难和一切'乱子'一样,具有二重性"。九月一日,华国锋在北京的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上讲话,会场的巨幅标语是"深入批邓,夺取抗震救灾的新胜利!"第二天的社论要求"批判邓小平鼓吹的洋奴哲学,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历史学者雷颐后来把那年的救灾纲领归纳成一句话:"以批邓促抗震""不能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要以"抗震救灾"来证明自力更生。按这个纲领,救灾要证明的是自力更生能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谢绝外援的那几天,华国锋还处理了外交部的另一件事,讲的也是国家尊严。七月三十日,北京传来还要有一次更大余震的消息,外交部长乔冠华安排各国使馆人员疏散,余震没有来,第二天华国锋打电话斥责外交部擅自行动,说这是惊慌失措,没有纪律,损害了国家尊严。两天以后外交部开始天天批判乔冠华的"严重错误"。同一天,中央慰问团的三个分团到了唐山、天津、北京,华国锋当总团长,八月初到唐山,去了开滦煤矿和唐山钢铁公司。 接受外援,外国的医疗队和救援人员就可能进灾区,死了多少人、灾区是什么样子,他们会看见,也会说出去,而这些正是当局要瞒的。地震后的几个星期里,中国报纸没有公布过一个伤亡数字,唐山的日本、法国、丹麦游客说那里被夷为平地,《纽约时报》八月二十一日写道,北京到底为什么不愿让民众知晓灾难的真实程度,是一个谜。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公室一九七七年五月的报告里,唐山地震那一段记的是:中国没有提出国际援助的请求,也没有给出官方的伤亡数字。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全国地震会商会议在大连开会,最后一天向到会专家通报了唐山的死亡人数。新华社记者徐学江写了一条稿子,送大会秘书长审。秘书长问他:"稿件一定要今天发吗?"徐学江说一定要今天发,又补了一句,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不是人为的,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秘书长签了字。 迟浩田那时是北京军区副政委,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成员。多年以后他对钱钢讲起"拒援"这件事:"那是我们的失策啊。"又说:"但那时我们谁意识到了呢?当时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慰问团到灾区,在我们的帐篷里,他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我们当时听了很激动,鼓掌,流泪,也跟着那么喊。多少年后才知道是干了大蠢事!自然灾害是全人类的灾害,我们每年不也都向受灾国家提供那么多的援助么!" ——钱钢《唐山大地震》(特别增订本),中华书局(香港),2008年,第66—68、72—75、83、173、186—190页 ——《人民日报》1976年7月29日第1版(中共中央慰问电);8月2日第1版社论《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8月5日第1版(中央慰问团报道);8月11日第1版社论《深入批邓 抗震救灾》;9月2日第1、2版;1979年11月23日第4版 ——英国下院议事录,1976年7月29日,"China (Earthquake)",vol. 916, cc. 873–875 ——白宫新闻秘书尼森档案,"Chinese Earthquake",1976年7月28日,福特总统图书馆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9—1976年第18卷,第152号文件,基辛格与黄镇谈话备忘录,1976年8月18日 ——犹太电讯社,"Peking Rejects Israeli Offer to Aid Chinese Earthquake Victims",1976年8月6日 ——联合国秘书长报告 A/32/64,1977年5月12日,第33段 ——雷颐《文革的三次地震与汶川之震》,《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第7—8页(《红旗》短评、救灾纲领、迟浩田回忆转引) ——徐学江《"迟到新闻":唐山地震死亡人数的报道背后》,新华网,2006年7月28日 ——包德甫《唐山大地震之后,中国为何拒绝接受国际援助》,《纽约时报》1976年8月21日(纽约时报中文网2016年译文) ——Frederick C. Teiwes,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M.E. Sharpe, 2007, pp. 521–522(乔冠华事件、毛泽东震时状况) ——1970年通海地震周恩来批示及云南省革委会电话指示,据通海地震相关研究转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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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黨黨校徐文立校長 優秀學員嘉獎令(2026年8月13日) 嘉獎令 (2026年8月13日) 全校未來將領和第一期教官培訓班學員 吾校自2026年5月24日義工同仁創立以來 已經完成了第一期「實戰學習」階段 從7月11日開始了「理論學習」階段 應馬迎來常務副校長推薦 我特授予 韓雲霄 同時授予 胡建華、趙志澤、程建、彭雲龍、許瀛濤、王奕翔 優秀學員獎 (難免掛一漏萬,請諒解) 关于表彰韩云霄先生的申请报告 尊敬的徐校长: 我谨向学院推荐韩云霄先生,并申请对其予以表彰奖励。 韩云霄先生在参与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海外)英国委员会各项工作期间,态度认真,积极负责,始终保持较高的工作热情。他不仅积极参与党务工作和街头抗议活动,而且十分重视自身政治理论素养的提高,能够认真学习学院开设的各项课程,积极参加相关学习活动。 韩云霄先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良好的责任感、进取精神和组织意识,在工作和学习方面均表现突出。为肯定其努力,鼓励其继续进步,同时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我建议学院向韩云霄先生颁发“优秀学员奖”或相应荣誉证书,以资鼓励。 以上申请,恳请徐校长审议批准。 此致 敬礼! 推荐人:马迎来 日期:2026年8月11日 Yunxiao Han 韩云霄 @leoefgf · 8月8日 回覆 @xu_wenli 感謝徐校長的勉勵!榮譽是鼓勵,更是責任。我們會記得前輩走過的路,接過這份責任,繼續為自由、民主與中國的未來努力。致敬前輩! 徐文立 於 2026年7月10日週五 下午4:01寫道: 深謝! Xiao Han 於 2026年7月10日週五 下午3:41寫道: 尊敬的校长,恩师: 您好! 值此八十三岁寿辰之际,谨向您致以最诚挚、最美好的祝福!八十三载春秋,阅尽人生风雨,积淀了智慧与慈爱,也凝聚了无数美好的回忆。您的勤劳、善良、宽厚与坚韧,始终是晚辈学习的榜样。 此致 敬礼! 您的学生:韩云霄 韓雲霄佳文品賞 寄件者: 徐文立 <@gmail.com> Date: 2026年7月9日週四 下午11:13 Subject: Re: To: Xiao Han <@gmail.com> 深謝! Xiao Han 於 2026年7月9日週四 下午7:寫道: 尊敬的徐校长: 早上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新学员韩云霄!6月4日经歐洲马迎来主席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党。我很荣幸能成为您的学生,并有机会聆听您的教诲! 作为一名刚接触政治、仍处于政治启蒙阶段的新人,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提高的地方。下面将我的三篇演讲稿按时间、地点和主题整理如下,希望您给予指导! 6月20日台湾民主两周年纪念活动演讲稿 地点: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主题一:中国跨国镇压离我们有多远? 主题二:台湾独立: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决定 7月1日反对中共民族团结进步法抗议活动演讲稿 地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门前 主题三:揭穿中共《民族团结进步法》的阴谋 下面是演讲稿具体内容: (一)中国跨国镇压离我们有多远?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 大家好! 很多人听到“跨国镇压”这个词,可能会觉得这是国际政治,是外交官和政府之间的事情,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来到英国读书、工作或者定居,你觉得自己应该拥有什么权利? 我相信大多数人的答案都一样: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可以参加和平集会,可以批评政府,也可以支持政府,而不用担心有人因为你的政治观点来威胁你。 然而,对于像我们来自中国、香港、新疆、西藏等背景的人来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2022年,在英国曼彻斯特,一群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人在中国领事馆外进行和平示威。结果,其中一名示威者被拖进领事馆范围内并遭到殴打。这件事被现场拍摄下来,也引起英国社会巨大震动。 为什么大家如此关注?因为英国人发现,原来有人即使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一个民主国家,仍然可能因为表达政治观点而面临压力和危险。 过去几年,越来越多居住在英国的香港人表示,他们在参加集会后被拍照、被记录身份信息,甚至有人担心远在香港的家人会因此受到影响。 有些学生在校园里参加讨论会时,会担心自己的发言被录下来;有些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要求匿名;还有一些人即使来到英国多年,谈论政治时仍然会下意识压低声音。 这其实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英国,本应获得英国法律的保护。英国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无论你支持什么政治立场,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你遵守英国法律,你就应该有表达观点的自由。 任何人在英国,都不应该因为和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受到威胁。如果一个香港人害怕说话,如果一个维吾尔人害怕参加活动,如果一个中国留学生害怕在课堂上表达意见,那么受到损害的不只是某一个群体的权利,而是英国社会一直珍视的自由和法治原则。 跨国镇压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让多少人沉默。而在于它让人们开始自我审查,让人们觉得“还是别说了”。当恐惧跨越国界的时候,自由就会开始退缩。因此,面对这一问题,我们不需要仇恨任何国家,也不需要敌视任何民族。我们需要做的,是坚持一个简单而重要的原则:在英国,每个人都应当能够自由地说话、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参与公共生活,而不必担心来自任何外国政府的压力。 谢谢大家的聆听! (二)台湾独立: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决定 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一个一直充满争议的话题——台湾独立。 很多人在讨论台湾问题时,总是在谈历史、谈政治、谈国际关系。但我认为,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一个地方的未来,应该由谁来决定?是由生活在那里的人决定,还是由其他人替他们决定?答案应该很简单: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台湾有2300多万人,他们在那里出生、成长、工作、纳税,也承担着这片土地的未来。既然如此,他们理应拥有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力。 今天的台湾,拥有自己的政府、军队、货币、护照和选举制度。台湾人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决定自己的政策,过着自己的生活。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主导自己的未来,而别人无权规划他们的未来。 既然台湾社会已经发展出自己的民主制度,那么台湾未来要怎么走,也应该通过民主的方式,由台湾人民自己来决定。 有人会问: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台湾人支持这样的想法?原因很简单,因为绝大多数年轻人,从出生开始就在台湾长大,他们接受台湾的教育,参与台湾的选举,对他们来说,“台湾人”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身份认同。他们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见,希望自己的选择被尊重。 台湾的未来,不应该通过武力决定,而应该通过和平、民主和人民意愿来决定。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别人希望台湾变成什么样子,而是生活在台湾的人希望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谢谢大家的聆听! (三)揭穿中共《民主团结进步法》的阴谋 今天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中共颁布并于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对我们这些海外的民主人士、华人群体以及外国公民的影响! 中共将于2026年7月1日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表面上高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规,实则暗藏极具侵略性的第 63条「境外适用条款」。该法将中共的管辖触角强行延伸至中国境外,形同向全球发放了「跨国镇压」的合法许可证,引发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和恐慌! 这部法律把热爱共产党放在首位!它要求我们要向孩子们灌输赞扬共产党、歌颂共产党的思想! 它要求少数民族学校及所有的教育机构,必须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标准的教学方式,这是中共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法,让它的汉化政策全面合法化的阴谋!这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是一个灾难性的法律,因为它彻底抹杀了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 它要求任何的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以文字、图片、广播、音频和视频等方式,制作和传播所谓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信息和内容,中共所谓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包含了全球华人和其他任何国家的公民,这是明显的霸权主义! 中共所谓的坚持宗教中国化,实际情况就是让寺庙的和尚升国旗,道家的道士唱国歌,基督教的教徒不知是信仰耶稣、还是信仰马克思、列宁? 说一句「支持台湾」就被入罪,该法本质上是为中共武统台湾铺路。未来不论是台湾人或外国人,只要在海外公开表态支持台湾、反对中共吞并,都可能被中共强行冠上“制造民族分裂”的罪名,面临跨国通缉与法律追究! 全球华人和民主人士集体遭殃,该法对全球自由言论进行了直接恐吓。 未来只要在海外社群媒体上批评中共的西藏、新疆少数民族政策,或宗教压迫,都将直接落入这部恶法的惩治范围,在境外将面临被定罪甚至被抓捕的风险! 合法化「海外秘密警察」,国际社会强烈质疑,习近平政府在透过《香港国安法》测试国际底线后,如今又推出新的恶法,企图为其在全球53个国家设立的102个「海外秘密警察据点」提供正当的执法依据,全面升级法律战! 这部新法的出台,暴露出中共极权统治的无限膨胀与内心的极度恐惧。当对内高压统治已无法维持政权稳定时,中共选择将极权黑手伸向国际自由社会。这种将跨国镇压「合法化」的无耻行径,不仅践踏了他国的国家主权,也对美、日、台等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与人身安全构成了威胁! 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香港独立!台湾独立! 谢谢大家! 徐校长,恳请您在百忙之中拨冗阅览,并对演讲内容、逻辑结构、表达方式以及存在的不足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希望能够不断学习、持续改进,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和对公共议题的理解。 非常期待您的指导! 学员韩云霄 2026年7月9日 英国 (韩云霄提供照片) ********* 有關胡建華 JH 於 2026年7月13日週一 上午2:14寫道: 我预言,这次将产生重大历史意义,未来一定会碾压浙江南湖那条游船! 让它沉入历史湖底! 留此言证,拭目以待! 中国民主党学员: 胡建华 2026年7月13日 JH H 于 2026年7月13日周一 08:05写道: 谢谢校长,收到(总字004)(实行令), 这次的完整规划,若落实到位,将为未来夯实完整坚实的基础,不会继续过去松垮混乱的局面,开创全新的局面,结束过去四分五裂的派内之爭,脱颖而出,重新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会重新竖起中国民主党的大旗,成为标志性旗杆! 宛如移民入境美国第一眼看到的是自由女神! 学员: 胡建华 JH H <@gmail.com> 于2026年7月5日周日 09:16写道: 谢谢校长! 这段时间以来,从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过去并不了解的历史知识。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种难得的机遇,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希望尽快学习和了解更多历史资料,努力形成自己基于事实的认识,并把这些认识分享给身边的人,尤其希望能让国内更多的人接触到不同的信息来源,拥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机会,而不是仅仅接受单一叙事。 我知道,一个人的力量十分有限,很难改变什么。但我也相信,思想和认知具有传播的力量。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主动了解历史、独立思考、理性交流,并把新的认知不断分享给身边的人,那么这种“人传人”的传播方式,终将汇聚成巨大的社会力量。正如古人所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认为,中国未来如果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推动力量未必会像历史上一些革命叙事那样“农村包围城市”,更有可能是知识、信息和观念首先在城市中不断传播,再逐渐扩散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这种变化不是依靠暴力,而是依靠思想、教育、信息和公民意识的不断积累。 在我看来,经过长期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教育,许多人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思维方式。与此同时,民族主义情绪、对外部世界的戒备心理,以及“强者生存”的社会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要改变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远比改变一种生活习惯或社会风俗更加困难,因为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人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模式。 长期以来,在单一信息环境下,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容易被简单归因于外部因素,而社会内部的问题往往得不到充分讨论。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指责、相互对立,有时会使社会矛盾更多地停留在普通人之间,而忽略了制度、治理和公共政策等更深层次的问题。这种现象容易导致社会资源被内耗,公众也难以形成更多的理性讨论与合作。 我始终认为,一个社会真正的进步,不是建立在仇恨和对立之上,而是建立在事实、理性、自由讨论和彼此尊重之上。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了解历史、尊重事实、保持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轻信,也不轻易否定不同观点,社会才有可能逐步形成更加成熟的公民意识。 我相信,历史终究会回归事实,思想终究会走向开放。每一个愿意思考、愿意学习、愿意传播真实信息的人,也许都只是微弱的一点光,但无数点微光汇聚在一起,就有可能照亮未来。 第一期学员: 胡建华 2026年7月5日 ********** 有關趙志澤 於 2026年8月3日週一 下午9:14寫道: 謝謝志澤深入、全面的理解! 赵志泽Zhao Zhize 於 2026年8月3日週一 下午8:32寫道: 校长您好! 我是学员赵志泽,我认真学习了本期《徐文立与“第三共和”》教材。读完以后,我对“第三共和”这一政治主张的历史脉络和核心含义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教材中提到,“第三共和”并不是简单否定中国过去的历史,而是把近代中国追求共和、宪政和民主的历程连接起来。它既“追随辛亥革命诸先贤开创的亚洲第一共和”,也“尊重一九四六年制宪国大确立的第二共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自由富裕、人权平等、宪政民主的中国第三共和”。我认为,这种表达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强调了历史的承接,而不是把民主建设理解为完全从零开始。 教材还特别分析了“追随、尊重、励志建设”这几个词的递进关系。对第一共和使用“追随”,体现的是对先贤和共和精神的继承;对第二共和使用“尊重”,体现的是对宪政法统和历史成果的承认;对未来则使用“励志建设”,说明最终目的不是停留在纪念历史,而是要付诸实际行动。我觉得这三个词虽然简短,却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表达得很清楚。 我个人最认同的一点,是教材所说的政治纲领应当重视“最大公约数”。民主事业如果只停留在少数人的语言和立场中,就很难形成广泛力量。“第三共和”试图把第一共和和第二共和的支持者团结起来,并以自由、人权、平等、宪政和民主作为共同目标。这让我认识到,政治理想不仅需要坚定,也需要包容,需要寻找不同群体之间能够共同接受的基础。 教材中还介绍,这一思想是在极其艰难的监狱环境中形成的,后来又在二〇〇七年中国民主党海外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得到确认。对我来说,这也说明一个政治理念能否长期存在,不只取决于口号是否响亮,更取决于它是否经过长期思考,是否能够回应中国民主转型中的现实问题。 学习完这期教材后,我更加体会到,民主不仅是一种愿望,也需要清楚的历史认识、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能够团结多数人的纲领。今后我会继续认真学习党校教材,加深自己对中国民主运动、宪政和政党建设的理解。感谢校长整理和分享本期学习内容。 ********* 有關程建 徐文立 <@gmail.com> 於 2026年7月10日週五 下午4:05寫道: 極好!極為重要! jian cheng 於 2026年7月10日週五 下午3:44寫道: 尊敬的徐文立校长: 您好!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一直在认真研读您此前提供给我的学习材料,并系统地了解了民主党的发展历史。在整个学习过程中 (引人深思),让我产生了许多新的认知,因此特写下这封信,向您汇报一下我的学习心得。 在研读这批材料期间 ,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材料中记录的历史脉络、细节与真实情况,同目前网络上公开流传的各种信息和言论,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网络上的信息往往流于碎片化、表面化,甚至存在不少断章取义或带有偏见的解读;而您提供的学习材料则更加严谨、立体,还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背景和关键决策。这种强烈的对比让我触动很大,也让我意识到,如果仅仅依靠网络搜索来了解民主党史,极易产生偏听偏信的误解。 这次的学习及时帮我澄清了许多过去模糊、甚至错误的看法,使我能够站在更宏观、更客观的角度,去理解民主党的初心、走过的曲折道路以及沉淀下来的历史经验。这也让我深刻体会到,珍贵且真实的文献记录对于我们廓清迷雾、保持清醒认知是多么重要。 非常感谢您抽空为我们准备并提供这些宝贵的学习资料。作为来自安徽的同乡晚辈,看到家乡前辈为民主事业做出的探索,我深受鼓舞。 在后续的学习中,我也会继续保持这种对比与思辨的态度,进一步深化理解。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顺遂! 学员: 程建 (安徽同乡) 日期: 2026年7月10日 ********* 有關彭雲龍 Peng Yunlong <@gmail.com> 於 2026年7月3日週五 下午4:18寫道: 尊敬的徐文立校长 您好! 读后感 读完这份徐文立先生的政治学院教材(8),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不是一本冷冰冰的历史资料,而是一群老人在铁窗内外用生命书写的坚持与澄清。1998年那场组党运动,像一束突然刺破黑暗的光,却也迅速招致了最残酷的镇压。文件里反复出现的,是对“投机”“急躁”等指责的回应,以及对历史真相的 painstaking 梳理。 最打动我的是那些老同志的互相印证。陈树庆的道歉、刘贤斌的“历史关头当仁不让”、王建军的波浪理论分析……他们没有把失败简单归咎于某个人,而是放在中共一党专制的必然逻辑里去理解。江泽民那段“必须立即制止在萌芽状态”的讲话,像一把冰冷的刀,赤裸裸地暴露了极权对任何组织化反对力量的恐惧。无论用“筹委会”还是“党部”的名义,结果都不会改变——只要触碰党禁,镇压就是注定的。这让我突然明白,1998年的行动不是莽撞,而是背水一战式的勇气。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政权,缓一步可能就永远失去窗口。 徐文立先生在文件里既是当事人,也是历史的守夜人。他承认自己“慢一拍”,却也一步步跟上时代,在牢狱中仍坚持思考中国未来的制度设计——“中华民国联邦”。这让我感受到一种罕见的韧性:不是浪漫的革命激情,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清醒与担当。尤其读到海外那些“假民主党”的搅局,更觉得心酸。真正的反对派不仅要在国内面对监狱,还要在自由世界面对伪装的渗透和污名化。这场战斗的复杂性,远超许多人的想象。 这份材料让我重新思考“民主”在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无数人用坐牢、流亡、被污蔑换来的真实代价。那些年逾古稀的老人还在为历史正名,为后人留下教训和旗帜(包括那面双十字星旗),这种精神本身就比任何理论都更有力量。 读完后,我最大的感受是敬畏与惭愧。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相对安稳的环境里,常常把民主当话题聊,却很少有人愿意付出他们那样的代价。历史不会被轻易抹杀,真相总会像这些文字一样,一点点浮出水面。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份坚持,中国的改变,或许就藏在这样不屈的薪火相传之中。 至此 敬礼! 学员:彭云龙 ********** 有關許瀛濤 徐文立 < 於 2026年7月7日週二 下午3:47寫道: 極好!謝謝! willy Rob 於 2026年7月7日週二 下午3:43寫道: 看到中国民主党党校徐文立政治学院,有众多同仁获得嘉奖,感到非常开心。 徐文立先生这一代民主运动参与者,经历了从思想启蒙、民间办刊、公开组党到长期政治迫害的全过程。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重新寻找自由、民主、法治和公民权利的时代。西单民主墙、《四五论坛》以及后来中国民主党的创建,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中国人在极权体制下争取政治主体性的连续努力。 这种历史传承的核心,不是某一个人的光环,而是一条清楚的政治线索:反对一党专政,主张宪政民主;反对政治恐惧,主张公民权利;反对个人依附,主张组织化、制度化和公开化的政治参与。 对于今天的中国民主党而言,纪念前辈最重要的方式,不是重复口号,也不是把历史变成仪式,而是从历史中提炼方法。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运动不能只依靠激情,必须有组织;不能只表达反对,必须提出建设;不能只依赖少数人的牺牲,必须培养更多能够承担责任的人。 这也是党校建设、干部训练和组织规范化的重要意义所在。中国民主党如果要面向未来,就必须逐步形成稳定的课程体系、清晰的组织纪律、可靠的人才培养机制和面向现实的行动能力。我们需要培养的不只是会发言的人,更是能够写作、沟通、组织、协调、执行和承担责任的人。 今天的海外民主运动处在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中共极权统治仍在延续,国内公共空间被高度压缩;另一方面,海外中国人拥有更大的表达空间、组织空间和国际连接能力。因此,海外民主运动不能满足于情绪宣泄,而应当承担起保存历史、训练干部、连接海内外、降低国内参与成本的责任。 徐文立先生这一代人留下的,不只是苦难记忆,也不是简单的道德资本,而是一种政治遗产:公开反对专制的勇气、坚持组织建设的意识、重视理论与制度的能力,以及在长期失败和挫折中仍然不放弃未来的耐心。 我们今天谈传承,就是要把这种遗产转化为新的能力。把历史记忆转化为政治教育,把个人经验转化为组织制度,把海外资源转化为支持国内社会变化的现实力量。 中国民主党的未来,不应只停留在纪念历史人物,而要真正成为一个能够培养人才、形成共识、组织行动、服务中国民主转型的现代政党。只有这样,历史才不是负担,而是根基;前辈的牺牲才不是被反复消费的故事,而是推动后来者继续前进的力量。 前辈对后来者的认了,塑造了这份前赴后继,重新打造出紧密的团队,给中国民运的未来打下基础。 ********** 有關王奕翔 2026年7月9日週四 下午3:10 Subject: 深謝!王奕翔!: 【投稿】恶法治下的文明黄昏:论《民族团结促进法》 深謝!王奕翔! yuanzhang li 於 2026年7月9日週四 下午2:02寫道: 徐文立先生: 您好!针对近期强推的《民族团结促进法》,我撰写了以下文章,现呈交阅览。 恶法治下的文明黄昏:论《民族团结促进法》的同化暴政与自由抗争 在中国,所谓的“民族团结”叙事早已脱离了单纯的文化融合与平等互助,演变成为了一部关于极权体制如何将多元文化工具化、将少数民族家庭炼狱化的悲剧长卷。在这里,每一个独特的母语、每一种传承的信仰,都可能在权力的黑箱中被标记、被清洗、甚至被强行剥夺。 一、 权力的黑箱与文化身份的“耗材” 在习近平主政的政治生态下,极端民族沙文主义与极权控制的结合,使得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了人权侵犯的重灾区。新推行的《民族团结促进法》打着“促进与融合”的旗号,实质则是将党权凌驾于各民族宪法权利之上的法律凶器。外界对于强迫同化、文化消杀的质疑始终未被解答,而这种怀疑并非空穴来风:在这片缺乏司法独立、完全由党权主导的土地上,独特的民族认同和宗教信仰被广泛怀疑成了体制试图抹去和清洗的隐性源头。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制度暴行。当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被视作政权的“消耗品”或“不稳定因素”时,权贵阶层通过这套法律体系获取所谓的“大一统”延续,而亿万同胞则被困在虚假的“民族大家庭”谎言里。这种操作不仅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更是在向每一个公民释放一个残酷的信号:在暴政面前,任何群体的文化尊严和生存权利都只是权力的附属品,随时可能被抹杀以换取体制的“绝对稳定”。 二、 骨肉分离的炼狱与文化根基的绝望 这场制度悲剧的最前线,是无数破碎的少数民族家庭。在强制推行单一语言教学、强行设立寄宿制学校切断血脉传承的压迫下,当孩子被强行剥夺母语和信仰,父母为了那家庭生存的一线生机,不得不低头哀求、倾尽毕生积蓄,却发现自己始终处于权力分配链条的底端。 人们的绝望是纯粹的,他们无法理解为何自己的文化根基在某些人眼中如此低贱;父母的绝望则更为深重,那是一种在权力碾压下,明知前方是文化灭绝的深渊却不得不为了孩子生存而强行跨入的无能为力。当父母被迫在“坚守民族尊严”与“孩子未来生存”之间做出非人抉择时,这种痛苦不仅是身体的煎熬,更是精神的崩溃。极权统治者利用这种绝望,将家庭拆解,让原本纯粹的亲情在文化清洗与权力勒索中腐蚀殆尽。 三、 铁幕下的“大熔炉”与沉默的代价 在这个体系中,官方的宣传机器不断高歌“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盛世和谐,却严密坚锁了强迫劳动、强行改造和文化消杀的真相。这种系统性的沉默,本身就是对社会良知的持续阉割。当民众因恐惧而不敢质疑、不敢追问那数百万被强制改变生活方式、被剥夺言论与信仰自由的同胞究竟面临何种灾难时,暴政的铁幕便在每一次沉默中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窒息的“强迫同化”并非命中注定,而是由于暴政的存在。只要权力的运作始终处于阴暗的黑箱,只要民族的价值始终取决于对政治的绝对忠诚而非普世价值,那么每一部恶法的出台、每一个家庭的破碎,都将成为这套极权体制运行的注脚。 四、呼吁结束强制同化,还多元以尊严我们不能再在恐惧中退缩,不能再对这种将公民视作“体制零件”和“同化指标”的罪恶保持沉默。这不仅是某个单一族群的灾难,更是全体追求自由的公民共同面临的防线——当一个民族的语言被强行消音,全体国民的言论与思想自由便已名存实亡。 为此,我们必须在历史的审判席前发出最严正的抗议,坚决要求立即废除一切限制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的强迫性恶法。那些割裂家庭、异化人性的寄宿制洗脑机构必须无条件解散,将抚养权与教育选择权完完全全还给父母。同时,必须打破权力对民族区域的资源掠夺,让多元文化在真正独立的司法护航下重获新生。 没有任何法律能战胜文明的生命力,没有任何暴政能锁死自由的灵魂。为了那些在恐惧中失声的同胞,为了让我们共同的未来不再是一片荒芜的文化沙漠,我们在此发出坚定的誓言:誓与极权同化抗争到底,直至自由与多元的光芒重新照亮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学员:王奕翔 2026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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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独裁者苏哈托,家族六名子女在至少564家印尼企业中持有重要股份,家族直接或间接控制约360万公顷土地(约3.6万平方公里),另有境外房产、游艇、高尔夫球场等 菲律宾独裁者老马科斯,1986年老马科斯一家逃离菲律宾时,带走了超过 400 件珠宝、24 根金条,装满了 22 个箱子的钞票。其中还包括黄金王冠和三顶镶钻头饰。一颗当年估值约29万美元的缅甸红宝石。一件估值约4.4万美元的镶钻发饰。出逃时,马科斯家族至少累积了多达 50 亿美元的财富 刚果独裁者蒙博托,在位时给自己修了三座宫殿,最大的那个占地 15000 平米,在 20世纪70年代建设这处奢华宫殿建筑群时,花费就达到了约1亿英镑,为了让宫殿显得奢华,他特意从意大利进口的大理石、彩色玻璃、欧洲古典家具。而当时刚果(扎伊尔)人的平均收入仅有 50 美元/月,这个数字到了 1979 年,全国三口之家吃不起饭,还要向外借钱 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1991年以来兴建的宫殿 48 所,八处总统建筑区总面积达 31.5 km²,个人财富 20 亿美元,巴格达的住所里养着狮子,猎豹和熊,豪华跑车及顶配汽车是他们的日常娱乐,大批古巴雪茄、香槟、外国葡萄酒摆成堆… 然后,毛泽东在位时,他的妻子杨开慧在 1930 年被反动派处决,他的三弟毛泽覃在战斗中牺牲,二弟毛泽民在新疆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处决,堂妹毛泽建 1929 年在湖南被处决,侄子毛楚雄在国共冲突中被杀,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被炸死。长子死后遗体运回国,拒绝给与特殊安葬,亡妻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希望凭借亲属关系获得较高职位被拒绝,亲戚在老家摆架子,他要求当地政府照样管理,不得搞特殊处理(1954年4月29日的正式书信。),坚持用自己稿费资助亲友,而不是动用国家的钱。 他推动建立保护婚姻自由的法律《婚姻法》落地,废除包办强迫婚姻,禁止纳妾、童养媳等,规定男女婚姻自由和权利平等。他将人口寿命从 35 岁提高到65.5岁;他领导的土地改革,推翻了地主阶层压迫,让 3 亿农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土地。 然后,今天法国那个叫姆巴佩的货把这样一位领袖称为独裁者。试问谁家的独裁不富到流油,鱼肉百姓,反倒为百姓谋福利? 老毛纵然有错,但远不止被称为独裁者。须知没有老毛在天安门上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是否当有后续的邓公改革开放,长者带领中国加入 WTO 以及今天习总的一带一路。 姆巴佩不可被原谅。无论什么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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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红色王朝十周年,世人看到的是有盛大的阅兵式,宏大建筑的献礼,遍地的饥馑,饿死人的人祸却在暗地里悄悄蔓延。这一年,一位曾真诚相信共产党的许诺、与共产党携手打天下的民主党派要人在香港出版《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他叫周鲸文,曾是东北大学校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常委 、副秘书长,他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周恩来电召北上共商国是的八个人之一,其他七人分别是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陈其尤、郭沫若、茅盾。那次唯他一人没有应召,直到一九四九年三月才随民盟总部北上。他出席开国盛典,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在京八年,他的亲身经历使他做出了出走香港的决定,并写下这本书“向历史作证”。 周鲸文这本三十八万字的回忆录,将红色王朝第一个十年的真实内幕首次呈现在世界面前。他目睹了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司法改革、贯彻婚姻法、反胡风、肃清反革命……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每个运动几乎都浸透着血和泪,特别是他参加的司法改革运动,更使他看清共产党的本质。独占经济制度造成的铺张浪费和生产上的低效,特权阶级的奢侈腐化的生活服务,以及带给国人的灾难,都令他惊心。“人民公社”把善良的农民剥夺得一无所有,这是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一幕。统一思想、指鹿为马和焚书坑儒带给文化上的浩劫,实际上没有等到文革,在第一个十年就已经展开。作为民盟的重要负责人,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有直接接触,对于他们如何利用统一战线的法宝,花言巧语骗取民主党派上船,与他们共建所谓联合政府这一幕看得尤其清楚。 就在一九四九年政协会议期间,说到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问题时,江山在望、毫无悬念的毛泽东说:“在选票上每个人有自由选举权,在选票上圈定什么人都可以,不过他抹了不想选的人名以后,最好别写西门大官人。”在场的人因此纷纷夸毛幽默。就在这次会上讨论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其实所谓讨论,无非是在文字上的“之乎者也”之间,文本的内容都是不许删动的。会上代表发言,也都是先拟好,然后交大会主席团看过批准。共产党称之为“新式民主”,特点是“背后协商”,具有特别的优越性。 政协会议开过之后,毛泽东被拥上大位,那么多民主党派似乎太多了,他想取消一些,剩下民盟、民革、民建三个,计画将救国会、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和九三学社取消,合并到民盟,将致公党合并到民革。后来毛泽东一想,这样合并于他一损,外边一定说他过河拆桥,拉完磨杀驴,因之他说:既然开销差不多,为何不多挂几个招牌,看来也火热。 从那时起,怀抱一脑子民主梦参加联合政府的周鲸文开始渐渐清醒,在未来的年月里,他进一步看清楚:党是光荣、利禄、权力集于一身的,是一切私人利益的源泉;于是在红色政权下,有很多的人想进党,而且也入了党。作了党员就一登龙门声价十倍,便处处有利可图,有权可施,有气可吐。他于是选择逃离虎口,并把自己知道的这些写出来。 ---三篇宏文见证红色王朝 作者: 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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