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立法院周二(5月19日)就总统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结果未达法定通过门槛,弹劾案宣告不通过。
投票结果显示,国民党与民众党共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则有50名立委投下反对票。由于未达规定门槛,弹劾案遭到否决。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将持续稳健带领国家前进,同时呼吁立委尽速审查今年度总预算,做出对人民“真正正面且有意义的事”。
国民党团总召傅崐萁则指,这是“历史的纪录”,是赞成弹劾的多,还是反对弹劾的多,是对赖清德就任两周年成绩单的烙印。民进党则回应,这是一场“政治作秀”,浪费大量社会关注。
这项弹劾案源于去年12月19日,在野党宣布推动弹劾赖清德,被视为继“大罢免”之后,朝野对立升温的最新一轮攻防。
弹劾案的导火线,则是围绕《财政收支划分法》(财划法)的争议。此前,在野党主导的立法院已三读通过法案,但行政院长卓荣泰拒绝按宪法规定副署,使法案施行程序被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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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何以堕落至此?】
古特雷斯日前终于承认某些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在以色列问题上持反以偏见,已经到了“完全失控”的地步。然而,秘书长这种把联合国在以色列问题上的偏见和仇恨归结为几个失控的特别报告员的问题,显然不是在正视问题,而是在抛出替罪羊,为联合国长期以来的反以偏见和支持恐怖主义的罪孽开脱责任。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联合国的制度本身。几十年来,以色列在联合国受到的充满仇恨和偏见的审议和谴责,在数量和制度安排上都具有明显的特殊性。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甚至专门设有针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固定议程项目,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并没有受到同样的常设安排。联合国大会每年针对以色列通过大量决议,与其对许多严重侵犯人权国家的处理形成强烈反差。这已经很难用个别官员的个人偏见来解释。
恐怖主义问题也是如此。联合国表面上当然也谴责恐怖主义。但几十年来,成员国在如何定义恐怖主义、如何区分“民族解放斗争”与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等问题上始终存在政治化的双重标准,使联合国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反复陷入语义和政治上的暧昧。
所以问题不是“几个特别报告员失控了”,而是为什么一个运行了几十年的国际体系,会持续产生如此不成比例的关注、决议和政治语言偏差,如此支持仇恨、偏见和恐怖主义。如果一种偏差能够跨越不同秘书长、不同报告员和不同历史时期反复出现,那么我们至少有理由相信:这绝非个人的问题,而是联合国制度结构的一部分!
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合作为己任的国际组织,何以一步步堕落今天这个地步?这是一个值得所有人深思的问题。
在我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与责任之间严重失衡,缺乏真正有效的追责机制。
联合国虽然不是国家政权,却掌握着巨额资金和庞大的国际资源。它可以调配资金和物资、实施援助项目、进行调查和监督,也可以通过决议、报告、制裁机制以及国际合作网络,对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乃至个人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换句话说,它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却没有与这种权力相匹配的问责制度。
问题因此不断重复出现。
新冠疫情期间,世界卫生组织在疫情初期的信息判断、对成员国提供信息的依赖以及国际预警机制等方面受到过严重质疑。然而疫情过去之后,这些争议究竟导致了多少真正针对决策者个人的责任追究?谭德塞不仅没有因此承担政治责任,而且获得连任。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近年来也暴露出严重问题。部分工作人员被指与哈马斯有关,甚至涉嫌参与10月7日袭击;围绕其设施、人员以及教育体系与哈马斯之间关系的争议更是由来已久。即使不能因此把整个机构等同于哈马斯,一个拥有数万名工作人员、每年接受巨额国际资金的联合国机构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本来也应该引发彻底的制度审查和责任追究。然而争议之后,讨论的重点往往很快又变成如何保证这个机构继续运转。
现在,连古特雷斯本人都承认,一些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在以色列问题上已经“totally out of control”。问题是,如果联合国秘书长都认为某些以联合国名义拥有巨大国际影响力的人已经到了“完全失控”的程度,那么接下来呢?调查在哪里?责任在哪里?纠错机制又在哪里?如果最后只是承认一句“失控”,而有关人员依然可以继续拥有联合国赋予的平台和权威,那么这种承认本身又有什么意义?
一个机构最危险的状态,并不是它会犯错误——任何机构都会犯错误——而是它拥有巨大的权力,犯了严重错误之后却几乎没有人需要为此承担责任。
因此,联合国如果真的需要改革,第一步或许不是赋予它更多权力,而是建立与其权力相匹配的问责制度:独立调查、利益冲突审查、公开听证、纪律处分、罢免机制,必要时还应承担法律责任。
国际司法机构在讨论如何追究那些根本不承认其管辖权的外国领导人的责任之前,国际社会或许也应该先回答一个更加切身的问题:谁来监督监督者?谁来调查调查者?谁又来追究那些以国际社会名义行使巨大权力、却严重失职甚至违法的国际官员的责任?
没有问责的权力,无论披着多么崇高的外衣,最终都有可能走向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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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BBC有一個訪問中配秋涼的片段,裡面說到她在大罷免的時候看到有人舉牌反對「中配洗人口」,因而感到憤怒。這種針對性的政治語言,只要是承受的一方,誰能不有情緒?身為在美國的移民,如果有人當著我的面罵移民滾回去,我會這樣的憤怒嗎?不會,因為這是不同的類比,要比的,可能是在美國的穆斯林移民,尤其是九一一之後面對的壓力,可能情況差不多。秋涼這種受過台灣學院浸禮的年輕人,無可避免地被左派上身,把左派國際主義的那套放在這個令她憤怒的事件來分析。他們看世界用的是階級鬥爭的角度,採取的方式是爭平等的抗爭,因此要求台灣人要不分出身背景,只要取得台灣公民的地位,就要享有同樣的權利。但當你在台灣要平權的時候,你有想過台灣真正的生存威脅是什麼嗎?平權的保護,那是要一個安全的國家才給得起。
我在美國當移民,我沒有任何一點內心的衝突,我來的地方既不是美國的敵人,我也沒有不認同美國的理念,我更驕傲我延續了美國移民立國的傳統,所以如果有人真地當我的面罵我,要我滾回我的國家,我會毫無障礙地罵回去,我比你還美國人,你才他媽的滾回去。如果說,人家當著你的面要你滾回去,你會臉紅,你會憤怒,那是為什麼?是因為你犯了錯嗎?你不認同你移入國家的理念,你不接受你新的祖國的文化,還是你還在代表你的出身地?美國的穆斯林移民,如果真的因為理念相同而移民,那就會自己在內心的文化衝突取得平衡,如果無法平衡,那是不適合移民的。如果你真的接受這個新國家,那你就入境隨俗,至少不要你的小孩繼續戴頭巾,不要相信左派那種「愛你自己的身份認同」那種白痴空話。你如果還是那麼愛你自己的原生身份認同,那真的不要留在美國。
秋涼這種進步主義派,和上官亂那種很明顯被共產黨收編的中配有所不同,但他們都想要用左派的進步思想,綁架民進黨裡的進步派,但這是不可能的任務,誤認民主進步黨就應當像他們一樣「進步」,所以他們會因愛生恨。說實話,中配在台灣的地位,理應要比美國的穆斯林移民更艱難,因為沒有一個穆斯林國家可以推翻美國,改變美國的生活方式,但中國不但有這個能力,還有這個表定的任務,所以中配在台灣的地位,本來就不能與一般移民相比而論。以色列全民皆兵,但阿拉伯裔的以色列公民,不用當兵。新加坡建國初期,馬來裔的新加坡公民,不能擔任軍警。這些舉措,都是基於國家安全。用這些「不公平」的方式對待公民,那是不得不然的措施,如果敵人利用這種破口,把台灣的現狀打破了,那不是幾十萬中配人權的問題而已,那是兩千三百萬人的生活方式、生命財產受到威脅的問題,連中配自己都要面對的生活方式被改變的問題。有這麼現實的問題,民進黨如果要在台灣當家,就不可能「進步」到對中配一無防備。如果不是要尊重台灣人婚配的自由,依中國對台灣如此巨大的威脅,台灣應該禁止與中國人通婚。
說實話,台灣的政府並沒有執行任何歧視中配的政策,中配在台灣受到台灣人的言語攻擊,那是很無奈的發展,我也很同情秋涼他們受到的待遇,雖然看到那些住在台灣又要講武統台灣的中配,讓人實在很難同情他們的立場。所以說,如果中配有原罪,那個源頭來自共產黨,不是來自台灣人的歧視。共產黨一日不滅,中配一日不能洗去原罪,而如果共產黨已滅,那這些中配又何需「委屈自己」住在台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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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台賊藍白惡搞台灣兩年半,沒有一個共犯是無辜的,好好享受你同志給你的鐵拳🤛
反正支持賣台賊國民黨的都該死,活該,迴力鏢射到有痛嗎?終於...自食其果了!只能說自作孽不可活,真開心
智障教訓自己 32:0大罷免,大落塞‼️崩潰吧,你們大家😎再反對大罷免啊🥰看爽到誰
一個合格的會長,職責是幫基層爭取福祉,就要有保護會員的警覺心。而不是當特定陣營的政治應聲蟲。當初選擇盲目力挺、放棄制衡時,就該想到預算被同陣營立委砍掉的風險。
現在被砍了才出來喊基層無辜,是不是該先檢討自己當初的決策根本缺乏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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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伯洋參選台北市長的結局,
會跟 #
大罷免大成功# 一個結局誒...
禹宣提醒支持者的這段還蠻重要的,先打預防針,樹大必有枯枝!人多必有白癡❗️
理性不謾罵,停、看、聽,不亂跟風、亂上車!禹宣這段話,是對於這次能不能有機會贏得這場選舉很重要的提醒!
不挑釁 ,不起鬨
靜靜的用神聖的一票守護到11/28
真的 沈伯洋盡力在避免犯錯
我們也是眼睛睜亮一點 ,不要起衝突,我們講政策 、談願景
他說中一個事實,大罷免時,大家合法理性努力論述,卻被認爲是暴民,綠被當成當家鬧事,被罷免立委裝可憐,說選上了讓他們做完就好,這的確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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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慶典前,現役美國空軍少校傑森·沃森身穿軍裝,在國會大廈台階前呼籲彈劾並罷免川普被拘捕。罪名是:「擁擠、阻礙與擾亂秩序」。
這麼大的台階,就一個人抗議,阻礙什麼了?哪擁擠了?這要是發生在中國還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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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大于绿”的台北真的有可能翻盘吗?
台北市长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有民调显示,民进党候选人沈伯洋与国民党候选人、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差距似乎正在缩小。
今年44岁的沈伯洋在台北出生、长大,与蒋万安一样拥有菁英学历以及留美背景。他2017年返台教书,之后参与创办“台湾民主实验室”和“黑熊学院”,关注资讯战与民防议题。直到2023年才踏入政坛,并于隔年当选民进党不分区立委。他被北京列为“台独顽固份子”并通缉,“抗中保台”的形象鲜明,也是2025年民进党内积极参与“大罢免”的核心人物之一。
相较于2015年便踏入政坛、有“蒋家第四代”光环的蒋万安,沈伯洋从政经历不算丰富,基层知名度也不高;加上台北政治结构长期都是“蓝大于绿”,自1994年恢复直辖市民选以来,民进党只有1994年在蓝营分裂的背景之下,靠著陈水扁赢过一次。
外界一开始并不看好沈伯洋挑战蒋万安,不过到了8月中旬,沈伯洋到台北宁夏夜市扫街拜票,开始吸引人潮,也有支持者自制“洋流”文宣到场。部分观察认为这是“洋流”成形的时间点,这个词汇也越来越常被用来正面形容沈伯洋带起的政治旋风。
东海大学政治系主任张峻豪向DW分析,蒋万安作为现任市长且台北选举结构“蓝大于绿”,本来不需要选情升温,就可以维持他所认为的优势;相较之下,沈伯洋接连炒热多项议题,加上台北作为都会型选区,突发议题本就容易在网络产生大量讨论。
“他(沈伯洋)在所谓打‘空战’的议题上面,远远强过于蒋万安。”张峻豪指出,沈伯洋在社群网络的舆论攻防与议题设定方面,“具有非常高程度的专业”。凭藉“空战”优势以及“洋流”呈现年轻、英文流利等形象,会为台北的都会型选民带来一定程度的新鲜感。
同时,蒋万安执政4年,“被很多人认为在市政上面,其实没有太多很积极的作为,也没有很明显地改变台北市”,如今市政表现会面对“非常大程度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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