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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 【武陟县:展乡村才艺 享文化盛宴】7月3日下午,2026年武陟“我的乡村文化合作社”才艺展演在县文化馆精彩上演。本次活动以“四季村晚”“咱村有戏”“唱响村歌”为主题,依托全县乡村文化合作社,为全县人民献上一场极具乡土气息与时代风采的文化盛宴。#赞美新时代幸福生活# #文化# #表演# #sh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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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温柔把我宠坏了~ 夕阳下、稻田边, 自由又慵懒的自己, 好像把所有女孩的梦都穿在了身上✨你最想逃离城市去哪片山野呼吸呢?📷 #乡村生活# #女孩的浪漫# #山野治愈# #日常穿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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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闻昔日同班老大哥周宜地,早在疫情期间就已经走了。消息传来,我愣了很久,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 周宜地比我大16岁,跟我是湖南老乡。只是他在湖南最南边的邵阳武冈,我在靠近湖北公安县的湘北。一南一北,相隔几百里,却因为求学的缘分,阴差阳错成了同窗。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老周已经是湖南颇有影响的作家了。上大学之前,他就写过不少小说、散文,长篇小说《黑白》《红蛇》,中篇小说《父亲的寓言》《拗相公出山》,短篇小说《九癫子说书》《街坊》,还有《农民右派》《乡村木匠的上梁歌》等等。他走进大学校园的时候,不是一个青涩的文学青年,而是在生活里摸爬滚打多年、真正尝过人间酸甜苦辣的过来人。 我记得老周上大学第二年,他儿子就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今天的年轻人听起来觉得不可思议,在我们那个年代并不算特别稀奇。恢复高考以后,一批被岁月耽搁过的人重新走进大学校园,同一个教室里,有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也有已经成家立业、做了父亲甚至母亲的中年人。年龄相差十几二十岁,坐在一起听课、读书、谈文学、谈人生。老周自然就成了班里的老大哥。奇怪的是和他相处,沒人觉得他比我们老。 退休后他被广东一家杂志聘去当主编,那段经历好像并不十分愉快,他偶尔说起,只是淡淡几句,并不见多少抱怨。2011年,我从北京到广州办企业,有了机会和他多次见面。我们一起聊天,一起吃饭,说文学,也说各自这些年走过的路,说湖南,说同学,说那些已经远去的校园往事。 我印象最深的,始终是他的笑。老周是一个整天乐呵呵的人。脸上常常挂着一种近乎孩子气的笑容,说话不急不躁,声音温和,风趣幽默。岁月在别人脸上留下的是皱纹,在他那里却好像没有多少威力。无论外貌还是心态,都显得比我们这些比他年轻十几岁的人还要年轻。 我那时常常拿他开玩笑:“老周,你这个样子,至少要活到一百岁!”他听了又是呵呵大笑。 最后一次和老周出游,大概是他67岁那年。惠州同学相邀,我们满满的一车人同去,游了惠州市中心的西湖,去海边渔村吃海鲜,还到了同学当过镇长的地方品尝荔枝,老周一路上乐呵呵的和大家说说笑笑,非常开心。 那时候我们以为这不过是同学之间一次再普通不过的相聚。分别时他说准备回十堰,安安静静写点东西,专心创作。我想这倒很像老周,一个写了一辈子小说的人,大城市的热闹看过了,人情世故经历过了,最后还是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守着自己的书桌,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我们就这样分别了,谁也没有想到,那一次惠州之行竟成了永别。 后来十多年间,同学们不是没有找过他。有人打过电话,有人发过微信,可电话始终没人接,微信没有回音。大家偶尔说起老周,总会问一句:“老周到底到哪里去了?”也有人猜,也许他真是躲起来写东西了,或者换了电话号码,抑或年纪大了不大用微信了。 可是今天,从东风汽车公司那边终于传来确切的消息:老周几年前就已经走了,而且是在疫情期间。我们寻找了这么多年的老大哥,早已不在人世;这些年我们常常念叨他的名字时,他已经听不见了;那个我们一直以为暂时失去联系的老同学,早已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最让人难过的,有时甚至不是死亡本身,而是一个人的离去,我们竟隔了这么多年才知道。 老周一生写小说、写散文,写乡村,写农民,写父亲,写母亲,写那些小人物的命运。他用文字记录过那么多人的悲欢离合,到最后,自己也成了我们这些同学记忆里的片段。 人生到了这个年纪,越来越明白,同学之间每一次见面不应该觉得以后还有机会。年轻时说下次再聚,那个“下次”理所当然,年纪大了才知道,有些人的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根本看不出任何征兆。 没有郑重的告别,没有挥泪,没有一句“珍重”。只是像往常一样吃了一顿饭,游了一次山水,说了几句闲话,然后挥挥手,各自回家。从此天各一方,再后来竟是天人永隔。 今天翻检记忆,我已经想不起当年分别时老周最后说的究竟是哪一句话了,可我还记得他的笑。那个比我大16岁的湖南老乡,那个坐在同一间教室里的老大哥,那个写了一辈子小说的作家,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老去。他还是六十多岁的样子,笑呵呵地坐在那里。我甚至还能想象,如果再见到他,我还会拿当年的话取笑他:“老周,我不是说过,你至少要活到一百岁。”只是这一回,再也等不到他呵呵的笑声了。 有女同学写了几句感言: 惊闻周子已西驰, 宜把文心寄远思。 地厚难埋椽笔梦, 天高易断故人期。 同窗每忆班头暖, 旧照犹存英容姿。 此去泉台应不寂, 新篇还向九泉题。 还有老同学感慨唏噓,说看着老照片,回忆些在广州和周大哥往来的片段,有些眼泪出来,抹了抹。过往如何,各有不同感受。总是,开心多过伤怀。往事虽如烟,想起来,都是大家笑起来的样子。 照片不会老。而照片外面的我们,在一年一年老去,我们一边努力回忆,一边不断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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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2026年7月4日——美国建国250周年🌹 我想起当年有一部奥利弗·斯通导演的大片《七月四日生》。美国人对战争、对自己国家深刻的批评和反思,深深震撼了远在中国的我们。 这部1989年拍完的电影,国内根本看不到,那个时候网络也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我从朋友手中借了一盘录像带,画面模模糊糊。 即便如此,我和一堆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躲进小黑屋”看完了这部大片。 那个时候我们只能通过美国电影来了解美国。但移民之后,我才对真正的美国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些感受以后再和大家慢慢聊。 今天我想在25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和大家聊一个故事,内容不仅仅是关乎勇气和牺牲,而是真正美国精神的典范。 保罗·里维尔当年那场极具传奇色彩的“午夜骑行”,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最令人热血沸腾的起点。 故事发生在1775年4月18日夜间。当时的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波士顿也处于英国军队的严密监控之下。因为英军得知美国人想要反抗,局势变得剑拔弩张。 此时,一名叫里维尔的银匠收到了可靠的情报:英军正准备秘密前往康科德缴获民兵的武器库,并逮捕革命领袖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 紧接着里维尔开始了午夜狂奔。当晚,他划船绕过英军战舰,随后骑马飞驰在马萨诸塞州的乡村。他一路不停地敲门,唤醒了沉睡中的每一个人,那些随时准备和英军战斗的民兵。 里维尔一边策马狂奔,一边高喊:“他们正规军出来了!”(The Regulars are coming out !) 这一行动直接导致了次日凌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的爆发,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 🎖️ 为什么要向此人致敬? 里维尔当时是一名成功的银匠,拥有美满的家庭和事业。参与这种反叛行动意味着一旦被捕,后果不堪设想。甚至有可能搭上性命。 他的义无反顾,定义了美式价值观中的“爱国主义”。后来,里维尔成为了美国的文化图腾。 1861年,诗人朗费罗创作了名篇《保罗·里维尔的骑行》(Paul Revere’s Ride)。这首诗在南北战争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士气,里维尔从一个普通的父亲,一跃成为了美国的民族英雄。 对于当时英国殖民地上的美国人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日不落”帝国。 然而,当银匠保罗·里维尔和他的朋友们策马狂奔的那一刻,历史的航向改变了。 独立战争的第一枪更像是一种宣言!这源于一种深刻的信念——人类的尊严和自由不应该受制于任何权贵,哪怕是千里之外的国王。 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批开拓者,本来就是为了逃离宗教压迫和阶级枷锁才跨越大西洋的。反抗,就是为了秩序的重构。 因为美国的先辈们意识到:如果今天不为自由站出来,明天他们的子孙将失去选择生活的权利。这种反抗,是对“生而平等”这一神圣诺言的第一次集体捍卫。 在保罗·里维尔的故事里,最关键的细节是英军必须要拿下的目标:康科德的军火库。 为什么英军要收缴民兵的步枪?因为统治者深知,解除武装是奴役的开始。对于当时的美国先贤来说,枪支不仅仅是狩猎的工具,它更是“公民权利的体现”。 拥有枪支,意味着平民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这种精神演变成了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基石:自由的火种,必须有保护它的力量。 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并不诞生于字面意思上的疆土,而是诞生于每一个普通公民对自由的渴望。 如果不满意现状,就去改变它。 如果自由受威胁,就去捍卫它。 如果梦想遥远,就去追求它。 在历史漫长的黑夜里,一个普通的美国银匠证明了:只要有一个人愿意疾呼,整片大陆都会苏醒。 这种“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的信念,是美国精神中最具英雄主义色彩的部分。它告诉我们,无论面对多么庞大的压力,个体依然拥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回顾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它让我们意识到,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正是那些关于勇气、独立、牺牲与自由的价值观,触动了我们内心的最深处,使我们勇敢地奔向了这块土地。 愿这股力量能一直鼓舞我们,愿我们对自由的向往,永远照亮我们无悔的前行之路。 在第四张配图中,就是那个位于波士顿的老北教堂尖塔。 在那个没有月光的黑夜,尖塔窗口亮起的,正是名留青史的‘午夜狂奔暗号灯’。 那一刻,微弱却坚定的光芒,在最至暗的时刻燃起了自由的希望! 这就是美国精神的起点—— 美国🇺🇸——它年轻、勇敢、伟大!自带桀骜不驯的灵魂,美国人为追求自由而生,也为守护这份自由而牺牲。 如果以后朋友们有机会踏上波士顿那条著名的‘自由之路’,当你们走到这座尖塔下,当你们仰望那抹曾经在两百多年前照亮黑夜的光芒⋯⋯ 你们正好有机会和“自由的火种”——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合影。🤗 上帝保佑美国!🇺🇸 God bless America. 🇺🇸 Celebrating 250 years of American Liberty! 🇺🇸 —— ©️本文是原创。杜绝任何形式的挪用、抄袭,洗稿。盗版必究。 @realDonaldTrump @WhiteHouse @JDVance @marcorubio @ElonMusk @NRA @BenShapiro @SolomonYue @AwakenedOutlaw #America250# #July4th# #FourthOfJuly# #PaulRevere# #SecondAmendment# #GodBlessAmerica# #Patrio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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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默:“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 1、转型正义的概念与理论:在我们生活中,常见到先发生了一件事情,或是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而后我们经过沉思,再给予概念化,提出我们的理论。转型正义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转型正义是一个牵涉广泛的议题。二战以后、七零年代,许多国家民主转型以后,新的政府接替了被推翻的专制政体,不能不面对被推翻的政府侵犯人权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学术界也有非常多的讨论,但是“转型正义”一词与最早的一个转型正义理论,却是到了2000年才被提出来。本文中“转型正义”只涉及一个新兴的民主政府怎么样来面对被推翻的专制政府侵犯人权的罪行、怎么样去处理这问题,不涉及较广泛的范围。 2、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二战后,中国国共内战再起,蒋介石政权退到台湾,以专制手段统治,并实施长达30多年的戒严,直到蒋经国过世前一年才解除。但在这段长时期间,台湾经历了非常多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迁、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成长,使专制政府面对非常大的压力,不得不向新兴力量及民主改革的诉求妥协与让步,转型正义的议题也慢慢地浮现。 到了七零年代,党外运动逐渐成为一个力量。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坜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八零年代民主进步党成立,直到2000年陈水扁代表民进党参选,才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那么,台湾转型正义的经验是什么呢?蒋中正与蒋经国政府所犯下的严重人权侵害,最初在学术界与民间的讨论中,十分倾向于“南非模式”,这一点我有把握这样说,当时我也参加了相关的讨论。我与一些同仁最同情、认同的是“南非模式”──追求真相与和解,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处理,而非报复性地追究责任。这一做法,无疑比早期政府的态度进步一些。 蒋经国过世后,李登辉总统不愿意从事转型正义的工作,他在上任之初就公开表达不希望再回顾过去,而应该往前看,实质上采取的是所谓“遗忘”的立场,类似阿根廷的模式。但是,这种立场当然受到民间团体的反对。因此,他不得不推动一些象征性的措施,例如建立了二二八纪念馆、公园,公开道歉,并透过设立基金会,给予受害人或其家属申请,经过审查后进行补偿。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政府强调的是“补偿”而非“赔偿”,这两者之间的用语差异,在政坛上引起非常大的纠纷。 陈水扁政府初期作了不少承诺,一方面试图引进国际人权法典,另一方面也思考设立国家人权委员会。在我看来,我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陈水扁执政时应该是推动转型正义最为恰当的时机,当时军方已失去政治干预的能力,而国际社会、国内民间团体也都期待改革。然而,事与愿违,在他第二任时期,朝小野大,既受到国民党在立法院的牵制,同时,他与家人、亲信也逐步陷入反贪污的浪潮中,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政党轮替时的雄心壯志,也都付诸东流。2007年一些学界同仁对政府的表现非常不以为然,于是组成了“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希望透过民间的努力,推动真相调查,进而促进政府推动转型正义的工作。 马英九政府基本上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试图在课纲方面“拨乱反正”,推翻李登辉与陈水扁政府在教育方针上的“台独”倾向,但他却引进了国际人权法典,并建立了邀请国际学者专家来台湾审查政府人权报告的先例,不能不说是一大突破。 蔡英文总统八年任期内的政策,可说是一步一步转向“惩罚”,一个程度上学习“东德模式”,其中荦荦大者,一是透过党产会将国民党所设的企业、基金会宣告为“附属机构”,而其拥有的资产称为“不当党产”,收归国库。二是设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促转会),主要工作包括保存与整理政治档案,并开放受害人申请调阅;保存不义遗址,如当年枪决政治犯的刑场;拆除蒋介石铜像。蒋介石铜像遍布公共场所,公园、博物馆、学校纪念馆、军营,但这些年来国防部仍然据以力争,坚持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如何处理台北中正纪念堂也仍然争议不断、悬而不决。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了,如果以“东德模式”来讲,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促转会成立之初,一名副主任委员在内部会议中主张,应以政治手段干预、阻止某位国民党县市长候选人当选。这个消息传出后引起轩然大波。 促转会结束了任务后,转型正义的工作已经移交行政院,由不同的行政部门分别承办,整体来看,台湾转型正义的工作应该已经接近尾声。 3、想象中的中国转型正义:我们试探来想象中国民主转型与转型正义的问题。去年十月我在本刊《中华联邦: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选项》访谈文中指出,中国的民主转型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能发生。我的初步判断: 1)是经济衰败,人民生活极度艰难时,中国的菁英、掌权者、民间社会与海外意见领袖,才可能认真思考民主转型的问题; 2)是战争失败的情境下,比如说台湾问题引起美国与中国的战争,若中国以战败结束,就有民主转型的可能。 而转型正义,一个程度是伴随民主转型来的,这点想必大家现在已经十分了解了。我建议在讨论、谈判“联邦宪法”时也将转型正义的几个大原则做出决定。参考了南非、东德与阿根廷的经验,我先提出以下两个原则: 1)时间界定必需明确。中国的转型正义应该有清楚的追溯时期范围,不能无限制地回溯所有的历史事件。我建议以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的三十多年为期限。虽然毛泽东时代存在大规模的人权侵害,但许多当事人已逝,资料也较难取得。更关键的是,邓小平执政后已启动了一波平反的工程,在胡耀邦主持下,针对毛泽东时期遭受迫害的人民,进行名誉恢复与职务复原,虽然这工程并不完善,但也算是做过了。因此,我们应该将重心放在198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 2)聚焦重大事件。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企图处理所有的不公平、不正义的历史。阿根廷的经验提醒我们,应优先专注于关键的重大事件,而非日常发生的经验,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 我们应该从哪几个重大的事件做起? 1)八九民运的受害者; 2)江泽民执政期间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 3)八零年代以来,在城市化过程中广泛发生的土地侵占与迫迁事件。不论在城市或乡村,到现在还对很多人的生活造成影响; 4)近年来透过新科技的全面监控,包括人脸辨识、生成式人工智慧等科技,对人民隐私与自由的侵害; 5)西藏同化政策; 6)新疆的再教育营(集中营)问题; 7)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 8)中国政府在海外设立监控网络,例如建立海外警察局以监控海外中国公民与移民。 我想假如能在这些方面开始展开工作,已经是跨出一小步了。 ------- 在转型由掌权者启动、主导的情况,放弃起诉和审判反人权犯罪是否有合理性、是否有悖正义的原则?从迄今的情况看,中国未来最可能的民主转型模式是什么?基于不同的模式,应选择什么转型正义政策?为什么责任的追究需要限于少数犯有严重反人权罪行的人,而不宜扩大到在专制政权中工作的所有人员? 详见笔谈《转型模式与转型正义:中国必将面对的一个问题》: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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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2026年了,中国为什么还要再扫一年黑? 因为有种"不动刀的鬼",正在把老实人逼到墙角! 他们不动刀,不动枪,甚至对你笑脸相迎,满口"服务""赋能""帮扶"。 但几个月下来,你的生意黄了,存款空了,精神垮了,连报警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罪名。 国家这回突然宣布再扫一年黑,网上一堆人没看懂,嚷嚷着治安不是已经挺好了吗? 说白了,你以为这次扫的还是街头拿砍刀的混混? 错,这次要扫的是披着合法外衣、握着平台账号、躲在合同条款里的"软暴力寄生兽"。 我表弟在县城开了家奶茶店,去年秋天差点被人逼到关门跳楼。 不是黑帮来收保护费,而是一个叫"本地生活品牌维护中心"的机构找上了门。 他们没砸店,没骂人,只是"好心"提醒他最近网上差评有点多,要注意"品牌形象"。 第二天,我表弟的大众点评突然多了30条"喝了拉肚子""食材不新鲜"的差评,全是本地新注册的小号。 我帮他查了下,这些账号的IP地址集中在县城同一个写字楼里,明显是批量操作。 第三天,那帮人又来了,说每月交8000块"舆情管理费",他们保证"口碑回暖""差评下沉"。 说白了,这哪是什么商业服务?这就是把砍刀换成了键盘,把保护费改成了咨询费,把明抢变成了"合法"的围猎。 我表弟咬着牙没交,一周之内差评刷到200多条,外卖平台以"评分过低"直接将他下架。 更让我后背发凉的是,我后来托朋友打听,那家公司注册资本才10万块钱,办公场地是租的。 可他们手里捏着全县400多家小餐饮的"生死簿",想让谁死谁就得死,这已经不是敲诈,是系统性的经济吸血。 如果说县城的鬼还披着"公司"的皮,那乡下的鬼连这层皮都不要了。 去年我老家村里来了帮"直播助农"的年轻人,开着租来的豪车,满口"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他们跟村委会签了协议,说帮村民卖蜂蜜、卖山货,打开"互联网销路"。 条件很简单:账号必须由他们全权运营,村民先交2万块"流量保证金",卖出再分成。 王婶攒了五年的土蜂蜜,通过他们的直播间卖了8万块,高兴得整夜睡不着。 可到结账时,对方掏出合同第7页第3条,说"平台扣点+流量推广费+账号维护费+技术服务费"一共扣走7万7。 王婶到手只有3000块"辛苦费",还得按手印签"自愿结清证明",感谢人家"帮她打开了销路"。 说白了,不动一刀一枪,一张纸、一个小字条款,就能把农民一年的心血吸得干干净净。 这种鬼最毒的地方在于,你报警,警察一看有合同有签字,说是经济纠纷让你去法院。 你去找律师,律师费比赔偿金还贵,耗不起。 他们吃透了法律边缘的缝隙,把平台规则变成了吃人的磨盘,把技术壁垒变成了困住穷人的牢笼。 我朋友在街道办工作,去年处理一起"物业纠纷",揭开了更深层的盖子。 一个小区业主拒交物业费,结果每天晚上都有"消防安全评估中心"的人上门"检查"。 他们不发火,不骂人,只是"温馨提示":楼道杂物太多,电线老化,小心火灾隐患。 可那通知单一周送了7次,半夜12点按门铃,业主的孩子吓得直哭,精神几近崩溃。 我朋友一查,这家"评估中心"的注册股东里,好几个都有寻衅滋事和故意伤害的前科。 说白了,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黑社会,而是刑满释放人员+合法公司+基层渗透的"三合怪",把曾经的暴力经验转化成了"微权力"的骚扰术。 你以为这些只是孤立的骗子和流氓?那你就太天真了。 他们背后往往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前端有"法务"负责起草合同,中端有"运营"负责操控平台,后端有"保安"负责线下施压。 国家第一次扫黑除恶,扫的是街头拿刀的、敢明着对抗政权的。 这一次要扫的,是钻进社区、钻进平台、钻进合同条款里的"隐性黑",是那些在法律边缘反复试探的"灰色权力"。 说到根子上,为什么偏偏是2026年?因为经济形势越复杂,这种"软暴力"越猖獗。 实体生意难做,小商户现金流紧张,一根稻草就能压垮骆驼,他们看准了时机下手。 这些"不动刀的鬼"完成了从"硬掠夺"到"软围困"的进化。 他们不打你,他们"围"你;他们不抢你,他们"耗"你;他们不威胁你,他们"合法"地让你生不如死。 往深了说,这是对基层治理权的暗中争夺。 当一家公司能决定400家餐馆的生死,当一个团队能控制整个村庄的销售渠道,当一群人能半夜随意"检查"你的家门并让你无处可逃。 他们挑战的已经不是某个老百姓的钱包,而是国家在最末梢的治理根基,是老百姓对"安全"二字的底线感知。 2026年的这场清扫,本质上是一场"微权力"的反腐败,是对"不被骚扰权"的刚性兜底。 这种新型黑恶势力,就像霉菌一样,专挑潮湿阴暗的角落生长。 你不扫,他就敢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长出一副新的獠牙,最终侵蚀的是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 扫帚不握紧,毒牙就会换着法子长出来。 国家再扫一年黑,不是要搞运动,是要在灰色权力还没长成獠牙之前,一茬一茬把它连根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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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共产党何以席卷中国大陆? 论中共军队,抗战开始不过三万人,抗战完了不过三十万人,数目不过攻中国的日军十分之一强,武器皆系土枪土炮,亦不及日军远甚。何以我们能抗日而不能抗共?我愿对此作以下之说明: 第一、中美各有一部分人认错了中共是一个“政党”,没有认清中共是一个“乱党”。按政 党是拿投票取得政权,是以民意为依归;乱党是拿暴力夺取政权,是以战胜为凭恃。因之共产党表面上拿上政党的形态与世界接触,骨子里在中国实行乱党的政策,以暴力夺取政权。加之以共产党为世界革命的党,在宣传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几乎世界各国皆有共产党的组织,乡村皆有共产党的党员,国会皆有共产党的议员,各大城市皆有共产党的宣传据点与报纸、杂志。共产党的宣传,不是消息性的,批评性的,是阴谋性的,煽动性的。且其宣传的效果,并不完全寄托在报纸、杂志上,而是重在信件和口头的传播,及议场上的发言;更厉害的是官员的报告书,一封报告书,能直打入一国政府的心脏,甚过几千个报纸杂志的宣传。可以说共产党的宣传,不只对中国是优势,就是对世界其他各国亦是优势。因各国其他的党均是国内的党,各国的利害不同,一国的宣传,他国未必回应;共产党是国际性的党,各国的共产党主张一致,利害共同,一国共产党的宣传,全世界共产党均要多方面的回应。且是用阴谋、煽动、革命性的宣传办法,只求欺骗世人,不择明暗手段。又加之以世界上普遍的思想左倾,工潮扩大,学校、工厂对中共的宣传推波助澜,所以他能把假的完全弥漫成真的。尤其中国在世界上宣传效能薄弱,中共对中国的宣传更为优势,更易欺骗世人【2】。所以中共欺骗的宣传:第一阶段、使世界一部分人认中共为土地改良主义者,因而认识模糊,松懈了对中共在中国发展之注意。第二阶段、又使世界人士多认为中共与苏联不发生关系,而是努力于中国内部的改良者,因而使世界上对中共再度的认识模糊,松懈了对中共之防范;同时更减低了对中国政府反共之关切。第三阶段、世界部分人士认毛泽东可能成为中国狄托,却不晓得是中共暗中蛊惑,故意使人误解,还是世界上痴望和平者的一种希望,因此却又模糊了世人一度的认识,松懈了世界对中共又一个时期之防范。以上这三个时期的推演,可以说不只是懈怠了中国的反共,而且动摇了中国的军心,沮丧了中国的民气,渐渐由厌战而变为反战,由反战而变为主和。——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一原因。 第二、我们是工业落后、受经济侵略的国家,世人有“次殖民地”之称,工业发达的国家把他的工人失业社会恐慌的病,移至我们次殖民地的国家来,因劳动者被经济侵略,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及侵略国劳动报酬十分之一。因之就种下两个恶因而无法遏止:一个是人心之不平,思想之苦闷,因而思想日益左倾;一个是工人生活困难,促使工潮日益扩大。因此两者均系以破坏现实为目的,所以我们政府为遏制以上两个恶因,不得不采取以水扑火的办法,冀图消杀其势,以维持社会秩序,就形成逆势;而共产党却采取火上加油的办法,助长其焰,挑动思想斗争,扩大罢工风潮,达成其推翻现实的目的,遂造成共产党顺势。一顺一逆,其难易不言而喻。——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二原因。 第三、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两千多年前,曾实行过井田之制,土地均归国有,耕种权属于人民,每人可养八口之家。自土地私有以来,佃雇农遇丰年亦只能养四口之家,而地主则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此点人心上之不平,在专制时代人民有口难言,在民主时代需要人民参与政事,投票表决,人民即要提出此项不平。我们政府解决土地问题,是按地价收买,与二五减租。按地价收买,一时尚难做到,二五减租,不过减轻剥削,不能尽去剥削;而共产党号召“跟上我来佃雇农所种土地尽归佃农所有”,二千年来佃雇农的痛苦,共产党可以没收与分配的两个横暴方法,一举而解决。但此种没收的做法,造乱者易为,政府则难行,所以政府安慰佃雇农守法,如逆水逆风;共产党号召佃雇农造乱,如顺水顺风。何难何易?不待明辨。——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三原因。 第四、我们是国家,是尽上全力的保护人民;中共是乱党,是千方百计的清算人民。中共不需要人民安居,需要人民和他共同造乱。他认成需要即是真理,他需要什么,当然他就做什么。他需要的是以富人之钱、地主之地,做他造乱的经费;他更需要的是以穷人的命做他人海战法之工具。所以他对富人之钱、地主之地,有多少没收多少;没收之后,分给穷人,使之感激。更以顶惨酷的极刑,杀害富人、地主,藉以恐怖穷人,使之害怕。富人、地主虽恨共产党百倍;穷人感激共产党害怕共产党也是百倍。自来中国历史上造乱的人没有不是杀富济贫;共产党这杀富济贫的办法,把恨共产党的人全杀了,感激共产党的害怕共产党的人留下替他卖命。我们是国家,不能用共产党这种做法,使富人恨百倍;当然也就不能使穷人感激百倍,害怕百倍。所以穷人感激共产党分给他的土地、房屋,胜于感激国家保护他、替他找工作、使他安居乐业;怕共产党的惨杀,也胜于怕国家法律的制裁。固然不是大多数穷人皆感激共产党,但是替共产党领导控制人的穷人,却都须是这样感激共产党的人,共产党才肯用。这些人有多少?按共产党占领区之人口约有两万万,在共产党占领区,有的省份平均四人一户,有的省份平均五人一户;即以平均五人一户,两万万人也应平均四千万户;按共产党规定的第一期先清算百分之卅,四千万户中,即要清算一千二百万户;以此被清算的一千二百万户的财产,收买一千二百万穷人,且这些穷人都是选的有控制能力的豪霸;按华北华中十八岁至四十七岁之兵役年龄壮丁,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两万万人中兵役年龄壮丁即应有五千万人;共产党以收买了的一千二百万人,一人控制三人,即可把五千万壮丁全控制了;控制了五千万壮丁之后,其余都是老弱妇孺,也等于把两万万人全控制了。故虽感激共产党的人是少数,控制住之后,其作用即等于多数。这是中共超历史、超世界之造乱做法。——亦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四原因。 第五、我们政府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如征粮、征兵、征税必须经立法院通过;处理民、刑各事,必须根据制定的法律【3】;共产党则是一意推翻现政权,摧毁现社会,无所谓法律。故共产党对人民的财产是没收,生产物是夺取,粮食是征收三分之二,人民还不敢迟滞;我们征收二十分之一,尚不能痛快征齐。以致我们防乱的财政是个一,共产党造乱的财政是十与百。就令人民当兵言,我们必须本兵役法及征兵令实行;而共产党则拿上赤化恐怖的做法,初则劝导,继则强迫,终则不当兵即对其全家处死,结果是父劝其子,妻劝其夫,兄劝其弟,赶紧当兵,并且对当兵的人说:“去了以后,无论如何,宁死在战场上,也不要回来”。死在战场上是一个人死,回来则全家不得了。可以说共产党是以人民的财产为财政,以人民的生命为兵源,故不虑无钱,亦不虑无兵;并实行所谓人海战法,以人肉换枪弹。故在作战上,共产党比如下坡行车,我则如上坡行车,同样的载重,其难易有天渊之别。——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五原因。 第六、中国为五千年的专制国家,近始学习民主,当然不易上路;又加之以友邦人士热烈的鼓励,加紧的督促,因之我们实行民主,不免有点躐等而进,出乎民主轨道之外,人民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每致纷歧,减少了政治的统率功能。遂至一面要求剿共,一面要求停止征粮、征兵、征税。我们中国古来有两句话:“民生有欲,无主乃乱”。有主是共是其是,共非其非;无主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君主时代,君不能作主即乱;民主时代,民不能作主亦乱。乱的开端,是是非混淆。是非混淆了,政治的效能就减少了。共产党是集权独裁,对人民造的恶因固然不少,而政治上统治力强,造乱上收的效亦不少。所以中共曾以七十万人的区域,解决十万兵的衣、食、饷项;我们则以偌大的土地、众多的人民,解决我们部队的衣、食、饷项,尚时感不够。这并不是说共产党有能,我们无能,是彼此的政治目标不同;我们是民主幸福,中共是集权造乱。中共无法律、舆论、民意的拘束,如同一个野马,任凭他跑,那里有水那里饮,那里有草那里吃。我们有国家的国格,且须守法律、遵舆论、重民意,不合乎现时的法律,我们也得守,不适于剿匪的舆论,我们也得遵从,不适于剿匪的民意,我们也得尊重,等于一个带上笼头、脚绊,圈在藩篱中的马,甚至跟前有水不能饮,跟前有草不能吃。中共何以七十万人能解决十万兵的衣食饷项?因为他能使人民将收入三分之二全送给他,假定不送,他有他拿上富人的钱收买住的穷人,一面说服一面恐怖的办法,使人民感到:拿出三分之二是家里受点饥寒,不拿出三分之二是全家被惨杀;当然宁愿拿出来,以饥寒换生命。我们为什么以偌大土地、众多人民,解决不了我们部队的衣、食、饷项?病在我们过渡的民主中,基础未臻巩固,而友邦对我们以援助民主、自由者为鼓励、为督促,我因想赶快上民主之路,不免行之太快,使一般人误解了民主和自由。因之民主不免偏于感情的民主,自由不免偏于自便的自由。感情的民主,是负担愈轻愈好,赈济愈多愈好,乡不愿对县负担,县不愿对省负担,省不愿对国负担。自便的自由,守秩序与自己不便,即曲解自由而不守秩序;守时间与自己不便,即曲解自由而不守时间;言论自由,恰好给共产党污辱、毁灭、瓦解我们政府威信的一个好机会,模糊了我们内外上下一致的认识,减低了我们的政治威信与政治效能。但我这并不是说民主不好,自由不好,是说躐等的民主,民主上易表现感情作用,能减低政治效能;歪曲的自由,易作为自便的借口,能破坏社会秩序。且民主、自由,利于和平、幸福;集权、独裁,利于侵略、战争。今日中共是集权、独裁,我们攻击他不适于和平、幸福,他却认为正适宜于侵略、战争。和平、幸福固为人类基本之希望,但侵略者则不顾及。抵抗侵略与要求和平、幸福,是我们之所需要,但中共则不需要。我们欲以和平、幸福要求于中共,反懈怠了我们备战之心理,给了中共进攻我们的良好机会。——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六原因。 第七、共产党以世界革命做号召,乘民主国家工人失业、社会恐慌之病象普遍蔓延,逼迫的争剥殖民地,实行经济侵略,无止境的大战下,重提出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又兼在资本剥削劳动者的高度发展下,予共产党以鼓舞劳动者靠近共产党的良好机会。故他以世界革命成功之企图,鼓舞干部,以去剥削之口号,号召无产阶级及准无产阶级之劳动者;此种鼓舞与号召,是动的、进攻性的,能用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我们则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以生活安慰干部,以安居乐业号召人民;此种安慰与号召,是静的、防御性的,用不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是故共产党的干部能以企图克服饥饿;我们的干部因生活困难,即影响工作。——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七原因。 第八、造乱与防乱,其难易有天渊之别。况中共造乱有主义、有组织、有背景,又乘资本剥削劳动者的不平,与工人失业、社会恐慌之空隙,殖民地、次殖民地与被经济侵略之国家人民生活之艰苦,与心理之愤慨。其造乱,犹如顺水顺风之势;防乱者,则等于逆水逆风之难。因此难易悬殊,一切一切在中共持有,则成造乱之资产;在政府持有,则成防乱之负债。政府保护乡村有义务,并有必要。政府应保护乡村是义务;乡村即是土地、人民,若不保护乡村,则无土地、人民,故是必要。因政府保护乡村是普遍的事,中共破坏乡村是集中兵力各个进行的。所以政府保护乡村的军队,便成了为中共运送枪械、补充兵源的运输队;但不保护乡村,就无土地、人民,在义务及必要上当做的事,反成了极大的损失,极大的负债。而中共占管乡村,占一村是一村的收获,占一天有一天的收获;且占管乡村除有七个收获之外可消灭国军壮大共军。乡村为政府之累,成中共之宝。再说城市:我们占上是不生产,且要供给需要上的优越;因现在大城市居民,大多数是各地逃难的人,在政府占管城市,是极大的负债。在中共占管城市,把避难的富豪全驱回本乡,所有动产、不动产,全数留下交给中共;逃难的富人,每人至少平均一千元,可能至一万元,即以一千元计,他遣回十万人,即可有一亿元的收获,若以一万元计,遣回十万人,则有十亿元的收获。现在中共已占的大城市,可遣回的不下五百万人,他即可得五十亿至五百亿元之资产,可能抵数十个援助国民政府国家所援助的数额。这是他造乱上的大资财,十年军费也用不清。 此外,城市贫苦劳动者,他拿上救济失业的口号,驱之当兵,至少亦可得二三百万战斗员,这也是他造乱的大资产。 这可以说乡村、城市,政府拿上是极大的负债,是个失败的致命伤;中共占了是极大的收获,是个成功的大凭借。这都是政府的地位所带来的败着,中共造乱所取得的顺利,这不是有能无能的问题。这种难易不只占管乡村、城市为然,一切军事、政治、经济、宣传、保密,无不如此。——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八原因。 以上八个致败之因,或是环境之支配,或是历史之影响,或是经济制度之空隙。我们固然不回护我们人谋之不臧,但亦不应抹煞了环境、历史及经济给我们的困难,使我们失败的事实。我们本身今日之认识、觉悟,固要紧;友邦对中共以武力侵略世界之野心,造乱之各种因素,与中共超历史超世界的造乱办法之认识,尤为要紧。若再不认识此,中国之错,可能变成世界上集权国家以外之国家共同之错。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十日在反侵略大同盟常委会之讲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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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招生就业老师的良心呐喊:太多大学专业,早已过时害人! 我在高校负责招生就业十余年,看过太多普通家庭的心酸。 父母省吃俭用大半辈子,供孩子苦读十几年,四年学费生活费掏空家底。孩子耗尽最好的青春,埋头苦学,最后手握一张不断贬值的文凭,走出校门——无业可就,无岗可归。 不是学生不努力。是很多大学的专业设置,从根上就错了、滞后了、脱节了。 李昌平有句话刺耳却真实:不少高校办学现状,只剩六个字——坑人、吸血、造废。 这话难听,但这是一线最真实的现状。 教学悬浮,严重脱离现实 部分社科、公共管理、泛理论类专业尤为典型。学生四年背满晦涩理论、堆砌千篇一律的论文、熟稔各种书面报告,看似学业满满。可一旦走进基层、步入职场,面对真实的民生问题、职场难题、基层矛盾,完全手足无措,没有半点实操能力。 学生没错,错在僵化的办学模式。 很多高校师资,一辈子囿于校园围墙,从学生到老师,从未走进产业一线、从未扎根基层实践。课堂上讲的是十年二十年前的陈旧教材,传的是脱离市场的老旧理论。AI迭代、产业升级、岗位革新日新月异,可很多大学的课程体系常年不变。学生学的知识早已被时代淘汰,既解决不了社会问题,也适配不了职场岗位。 最终造成全社会的荒诞悖论:企业招工难,大学生就业难。岗位缺实干人才,校园批量产出“理论闲人”。 盲目跟风,贪大求全 不管师资匹配与否、不管市场需求与否,热门专业一哄而上,重复开设、同质化严重。产业早已升级迭代,高校专业原地踏步;市场早已饱和过剩,学校仍在持续扩招。 这是典型的无效办学、无效育人。耗费国家财政资源,消耗普通家庭积蓄,耽误一届届年轻人的人生黄金期,最终只制造无尽的学历内卷和就业焦虑。 教育部早已明确提出:优化高校学科布局,淘汰过剩、滞后、低效专业,持续推进专业动态调整,砍掉“纸上办学”,杜绝无效育人。这恰恰印证了一线教育人的共识:大学必须改革,专业必须洗牌。 三条改革路径,句句切中要害 第一,坚决裁撤整合无效院校、低效专业。 对脱离产业、脱离实践、只造内卷不造人才的专业,果断清理淘汰,不再浪费资源、耽误学子。 第二,打破围墙办学,让教育扎根现实。 课堂不该只在教学楼,更该在基层、在乡村、在产业一线。课题源于真实难题,育人标准重在实干能力,让所学皆能用、所学皆有用。 第三,革新人才评价体系。 摒弃唯学历、唯论文的僵化标准,重视基层历练、实战能力、解决问题的本事,让实干者有出路,让笃行者有舞台。 教育的本质,从来不是一纸文凭 真正的大学教育,应当让学子学有所得、学有所用、业有所成。不该让普通家庭负重前行,不该让青春岁月付诸东流,不该让寒窗苦读沦为一场空耗。 从业十余载,我始终坚信:教育兴则国家兴,专业实则就业实。 愿未来的高校办学,少一点浮躁跟风,多一点脚踏实地;少一点纸上空谈,多一点经世致用。 让每一份父母的付出都不被辜负,让每一段青春的奋斗都终有回响。 让大学,真正回归育人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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