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2025年从亚洲到非洲和拉美蔓延开来的Z世代抗议浪潮都是围绕反腐败议题，可见反腐败也可能是比较容易达成共识、比较容易凝聚人心的议题，刚好就是那种不大不小刚好足以引爆全国性抗议浪潮的反抗切入点。可惜，中共提前用政府主导的“反腐败运动”占据生态位，堵住了中国民众在反腐败号召下起来反抗的缺口。但这个缺口还是有溃堤的可能性，因为中共当局的“反腐败运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腐败问题，反而重创了经济和进一步加剧腐败横行。

年轻人参与抗议的动机源于多种因素。青年群体在经济动荡中尤为脆弱，停滞不前的经济使年轻人陷入长期的失业困境，使其向上流动的梦想化为泡影，即便是有学历的大学毕业生也是如此。以2010年的突尼斯为例，经济疲软、恶棍统治以及政府滥权且逍遥法外，令受挫的年轻人满腔愤慨。他们围绕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布阿齐齐的自焚事件集会抗议，由此拉开了“阿拉伯之春”的序幕。此外，年轻人在正式的体制内政治中代表性严重不足，由于老人政治体制排挤，年轻一代被隔绝在左右其命运的权力殿堂之外。 Z世代的抗议潮正是这些趋势的缩影。 许多爆发Z世代抗议的国家都有以下特征：经济持续疲软、青年失业率高，持续增长的青年人口受制于老龄化政治精英。在爆发抗议活动之前，尼泊尔青年失业率约为20%，摩洛哥更是达到了35%，两国经济均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举步维艰。 但Z世代抗议真正诉求似乎是反腐败：年轻人对政治精英感到极其愤怒，这些政治精英在国家遇到困难时，仍厚颜无耻地收割特权红利。 尼泊尔 “权贵子弟”炫耀奢侈品的照片在网上疯传引发了大规模民愤。印度尼西亚议员领取的每月住房津贴竟然是普通人最低工资的很多倍，这个情况披露出来也引爆了抗议。塞尔维亚 2024年诺维萨德（Novi Sad）火车站坍塌导致十余人丧生，青年群体随即动员起来，指责政府腐败和渎职。秘鲁抗议者要求惩治日渐泛滥的勒索和暴力犯罪，他们指责政府明目张胆勾结有组织犯罪。菲律宾2025年7月一份政府报告显示，有超过20亿美元的洪灾救济款被贪污，这也引爆了抗议浪潮。 在所有这些案例以及其他没有提到的案例中，Z世代都是反抗将特权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的贪得无厌的精英阶层。 2025年的“反腐败十字军东征”首先在亚洲蔓延。其中，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尼泊尔的抗议活动，受到斯里兰卡（2022年）和孟加拉国（2024年）早前起义启发。随后，反腐运动开始席卷全球。 从马达加斯加到秘鲁，日本漫画《海贼王》标志性符号频频浮现在公众视野。Z世代抗议者们用各种创意办法打出各式各样的“草帽海贼旗”，作为将民众从腐败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的象征。 反腐败是一个能引发广泛共鸣的普遍主题。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不断深化的全球互联互通，很可能促成抗议活动跨越地域边界进一步扩散。 ------ 以上内容，编译自《民主学刊》（Journal of Democracy）近期刊文：《为什么说Z世代正在崛起》（Why Gen-Z is Rising）。 请继续关注中国民主季刊，我们会将余下内容陆续编译过来。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心理学上有个词叫“灾难化思维”（Catastrophizing）。 它是一种认知扭曲，指在面对问题时习惯性的放大负面事件，坚信最糟糕的结果必然会发生。 很多人把这种在脑海里疯狂预演悲剧的习惯，美其名曰“未雨绸缪”或者“做最坏的打算”，但它实际上却是一种病态的思维惯性。 人类最恐惧的不是灾难，而是“失控”和“不确定性”。灾难化思维的底层逻辑，是一种扭曲的自我防御机制。 当你在脑海里逼真的预演失业、破产、背叛和死亡时，你的神经系统会立刻拉响最高级别的防空警报。你的肾上腺素狂飙，皮质醇大量分泌，你的胃肠道停止蠕动，你的肌肉紧绷...... 但这只是一个想法，这不是事实！想法是没有杀伤力的，除非你选择相信它！ 下次当你觉得天要塌下来的时候，去看看窗外。天还在那里，树还在那里，你还在呼吸。什么都没有发生......

长期以来，中共当局通过跨国镇压，将它在中国境内的恐惧统治延伸到海外。 今年3月，意大利以国家安全理由驱逐8名涉嫌参与对李老师进行跨国镇压的中国公民。这是欧洲国家在应对中共跨国镇压问题上的一次重要行动。 也说明民主社会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共的跨国镇压，不只是海外中国人的私人困境，更是对民主国家主权、法治与公共安全的直接挑战。 在美国，司法部和 FBI 也已经采取行动。美国曾起诉涉嫌在纽约曼哈顿运营中共秘密海外警察站的人员，并指控多名中国公安部人员通过假账号、网络骚扰和威胁手段打压在美中国人和民主活动人士。美国政府已经把中共跨国镇压视为对美国主权和居民安全的威胁。 同样，德国、瑞典、英国等国家也开始积极展开针对海外侨民实施此类活动的个人进行了调查和起诉。 这些行动证明了一件事：只要我们把证据留下来，把案例讲出来，把零散的恐惧变成系统的记录，跨国镇压就不再是无法追责的黑箱。 这不只是针对少数异见者的个案。现如今越来越多普通海外中国人，也开始遭遇监视、威胁、骚扰、定向举报、社交平台封禁、银行账户冻结、家人被派出所约谈、被要求“回国配合调查”、参加集会时被拍照跟踪，甚至在民主国家境内仍然被迫自我审查。 基于我们自身长期遭受跨国镇压的经历，也基于许多海外中国人正在承受却难以说出口的恐惧，我们决定不再沉默。 今天，我们与保护卫士（@SafeguardDefend）合作，正式启动跨国镇压专题项目： 这是一个面向海外中国人、留学生、移民、异见者、活动人士、记者及其家属的匿名案例收集项目。我们希望系统记录中共在海外实施跨国镇压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派出所、国保或街道办联系国内家人，要求劝阻海外亲属发声； 海外人员被拍照、跟踪、威胁，或被要求参加“谈话”； 推特、YouTube、Instagram、TikTok 等账号遭到定向举报、封禁或人肉攻击； 银行账户、支付账户、国内资产或亲属生活受到威胁； CSSA、侨团、同乡会或其他组织参与反游行、盯梢、拍摄、施压； 被要求或胁迫配合亲共活动，向中国国内部门提供海外同学、朋友、社群成员的信息，或协助监视、举报、阻挠他人发声； 中国使领馆、海外警察站或相关人员介入骚扰、恐吓、信息收集； 因参与抗议、转发信息、接受采访、发布评论，而导致本人或家人在中国境内遭到报复； 被要求删除内容、停止发声、回国“说明情况”，或被暗示“不听话会有后果”。 我们收集这些案例，不是为了制造恐惧，而是为了终结恐惧。 所有提交内容都可以匿名。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保护提交者安全，并在去识别化、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对案例进行整理、研究和国际倡导。相关资料将用于向媒体、人权组织、议会、政府机构和国际社会揭露中共跨国镇压的真实规模与具体手法。 每一份记录，都是一份证据。 每一次讲述，都是对沉默的突破。 每一个案例，都可能成为保护其他人的基础。 中共希望海外中国人在民主国家继续害怕、继续沉默、继续觉得“说了也没有用”。 但我们想说：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把恐惧留给自己。 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曾经遭遇类似经历，请填写匿名问卷。 让我们一起记录中共伸向海外的黑手，揭露跨国镇压，捍卫民主社会的自由、安全与尊严。

郝志东：非黑即白、敌我划分、二元对立这类思维根本上是文革余毒。上到王毅和李鸿忠这样的高级别官员，下到普通网民，文革思维依然盛行。 以下是《文革思维：从苏区反 AB 团和延安整风到平定土改和文革》精彩片段，全文详见： （上） （下） 时任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曾有过一句名言，如果一个人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有些人不认为已故的钱钟书和杨绛这两位著名文学家是真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没有公开挑战中国的专制和独裁统治。许多人仍然将日本和美国要么视为朋友、要么视为敌人，而忽略了其中的灰色地带。他们经常只要结论不要证据，因为他们事先已经决定了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他们不屑于查找证据来支持或否定他们的结论，而是轻易地将人们放入一个个僵硬的类别。 2016 年6 月，在加拿大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回答加拿大记者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提问时，只是质问了记者一系列问题。这种反问只能说明王毅自己的反逻辑。 他问：“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他假设如果一个人去过中国，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殊不知这个问题和去没有去过中国并没有关系。去了可以问，没有去过也可以问。他还问道：“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保护人权的话，中国能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吗？” 中国发展了，那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人权问题。事实上，相当一部分的发展和人权的侵犯不无关系。 他又问道：“你知道中国已经把保护人权列入我们的宪法当中了吗？”人权出现在宪法中并不意味着它被实践。这是个常识，他不应该不懂。 他说：“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人有发言权。”王毅显然不了解媒体的作用，也不了解人们在中国并不总能畅所欲言，那个发言权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或者他假装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他把记者当成“敌人”，明目张胆地说她“没有发言权”，说明即使是像中国外交部长这样的高级官员，也会诉诸攻击批评者，而不是采用逻辑和事实推理来说明问题。这是对立思维教育、二分法教育的结果。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文革结束至今，普通人在观念跟习性方面有什么长进呢？至今毛泽东语录仍常见于年轻人的口头禅。至今有人把“枪杆子里出政权”奉为社会变革圭臬（实际落后时代近百年）。一遇到不同意见就要“打倒”、“消灭”、“铲除”。一提到社会问题就想杀人泄愤。一提到知识分子，就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凡表达意见，必先把对方祖宗十八代问候一遍。种种崇尚暴力、轻侮知识、且独断专行的观念和流氓习性，与文革时代一脉相承。甚至在不同政见群体中，文革式思维习惯也依然清晰可辨。假如你自己都抗拒革新，怎么能指望你去推动社会变革呢？

专制政权对反对派群体的长期抹黑、打压和定罪很难平反，除非政权倒台，受害者很难自证清白。专制政权的拥护者往往就利用这个困难大肆攻击受到抹黑和打压的反对派群体。文革结束后很多人平了反，恢复了名誉，但如果华国锋和邓小平不给这些人平反，你们今天依然要指着那些被冤枉的人大骂。这就是现实。 你被平反了，当年攻击你的人不见得会给你道歉；但你没被平反，群氓就呲牙咧嘴揪着你不放。群氓这样做是没有代价的，他们永远不缺攻击对象。 如果东欧共产主义政权不倒台，群氓至今还会浑得屁滚尿流地骂街。像哈维尔、米奇尼克这样的多次入狱的知名反对派人物会被扣上永远洗不干净的罪名。 旧政权倒台了，那些曾经辱骂反对派、污蔑反对派、攻击反对派的群氓实际上得不到惩罚。群氓也不会认错。社会就是这样不公平。

马克斯.韦伯指出，在政治家必备的三项品质－－判断力丶热情和责任感－－中，责任感一项最为重要。政治家不能只强调自己的良好意愿而不顾自己主张与作为的客观效果。他必须考虑自身行动在现实世界中的意义，必须愿意为其行动的后果承担所有的责任。这就叫责任伦理，与之相对的是意图伦理（或曰信念伦理）。意图伦理强调当事人的主观意图或信念，不考虑丶不重视其言行的客观后果。

前中央党校蔡霞教授：毛泽东死后中共党内“4000人大会”和中共第二个历史决议，未能清算毛泽东遗祸，不但给改革造成严重桎梏，还给“毛N世”复活极权统治埋下祸患。 文革发动60周年，更多精彩内容，详见《中国民主季刊》本期笔谈《未完成的反省：“文革”60年之后》： 蔡霞：自 1978 年底以来的将近五十年，中国始终被“文革”重来的阴影笼罩着。尽管社会各方精英和中共党内一些人士一再发出反思文革的呼声，然而不仅反思文革本身成为禁忌性话题，而且现实生活中比文革更甚的历史倒退现象一再出现。或许我们在讨论反思文革的同时，也需要对反思的“反思”作一些探究。反思的“反思”要从 1981 年中共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说起。 1980 年 10 月，中共举行了有党内高级干部、部分理论研究者、军队高层将领参加的内部“4000 人大会”，就如何形成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进行讨论。会议期间争论激烈，焦点在于如何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等问题，讨论中出现了大量尖锐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观点。邓小平压制了这场大讨论。邓小平强调 ：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决议》最核心的一条，“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部分，整个决议不如不做”。正是在这一基调上出台的《历史问题决议》。尽管《决议》在当时推动了中共党内扫除思想障碍，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但由于未能彻底清算文革、清算毛泽东及毛思想，使此后至今近 50 年来，文革得以死灰复燃的思想基础、制度痼疾和社会心理条件依旧存在。习近平上台后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搞历史倒退，其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粗略说来，这个《历史决议》有三大问题 ： 1. 《决议》在本质上是一份高度政治化的总结性文件，其政治功能远大于史学意义上的详尽考证与多角度剖析，为遮掩历史真相、限制对真实历史的深度公开讨论，设立了不可逾越的政治红线。邓小平强调《决议》必须有利于维护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强调对史实的追溯“宜粗不宜细”，这使得 60 年代晚期以后出生的许多人基本上不了解文革真相，甚至把薄熙来搞的“唱红打黑”、“三进三同”等毛时期曾经流行的做法当作是薄的“创新”之举。 2. 《决议》对毛泽东的“罪错”和毛泽东思想作诡辩性的切割分离，把文革劫难的责任归咎于林彪和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这就把毛泽东本人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甩锅给林彪、江青、陈伯达等，给清算毛泽东设置禁区，阻止了本来还能继续推进的思想解冻和理论解构进程，从而一方面使整个中国的思想学术被继续禁锢在以马列毛为圭臬的精神枷锁之中，另一方面利用底层民众对毛泽东时期的扭曲记忆和错误认知，纵容民间的“仇富”心理和仇视现代文明，使得文革式思潮在中国仍有厚实的社会土壤。 3. 《决议》虽然指出存在“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的严重制度弊端，但回避了事实上存在的“一党专政”和“领袖个人独裁”等根本性的制度问题，由此就无法深刻认识为何领袖个人的罪错，能造成几千万人死亡和长时间的全国性内乱等民族浩劫。这不但无法避免类似文革劫难的再次发生，而且将“党的领导”定为国家宪法的根本原则，使得中国难以走出百年动乱的历史迷途。 最后，如果把毛泽东死后的中共党内“4000人大会”及中共第二个历史决议，与斯大林死后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作比较的话，可以看到，苏共与中共的历史道路和国家命运的分叉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简单说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开启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去斯大林化”进程，为 30 年后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埋下了历史伏笔。而邓小平的阻挡与中共第二个历史决议，则使中共未能实现“去毛化”，并进一步将中共和中国锁死在“四项基本原则”内，一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触动中共体制深层矛盾时，所谓的改革就寸步难行。 就此，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历勃列日涅夫的十七年停滞时期后，戈尔巴乔夫和苏共党内的改革力量重新启动历史前行的齿轮，最终迎来颜色革命。尽管俄国在走向现代民主政治方面还路途艰难，但毕竟迎接现代政治文明的大门已经打开。 而中国在 1989 年“六四事件”之后，改革基本停滞。胡温时期，尤其是胡锦涛第二个五年任期时，用“不折腾”来抵御来自党内外保守力量与改革力量的两面夹击，最终把一个本有可能在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下，通过政治改革使中国与现代政治文明接轨的可能前景，生生地反转成习近平上台当“毛二世”，用超过毛时期的高压恐怖统治，使国家陷入长夜无尽的黑暗时期。 就此，关于“反思”的反思十分必要。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我刊最新一期及往期下载，敬请移步至：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社会学泰斗马克斯·韦伯在《以政治为志业》里说： 从立宪国家出现之时开始，或者更确定地说，从民主政体建立之时开始，在西方，“群众政治家”（Demagogie）一直是领袖型政治家的典型。我们诚然不会喜欢这个字眼，但我们不要因此忘了，头一个被称为群众政治家的人，不是克里昂，而是伯里克里斯。 在古代民主中，官职人选由抽签来决定；毫无官职，或者说位居唯一选举出来的官职──最高司令官（Oberstrategen）──的伯里克里斯，居然领导雅典市民的最高大会。近代的群众政治家自然也利用演讲；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近代一位候选人要做多少竞选演说，就知道这在量上，已经到了极高的程度。不过，印出来的文字效果更持久。 在今天，群众政治家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乃是政治评论者（Publizist），尤其是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 ------ 古希腊文的“δημαγωγός”，现在通常都翻译成“煽动家”，但在古希腊原始语境中它指的就是“群众领导者”，并不一定含有贬义，正如不少古典学者指出那样，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核心就是“煽动”。在其原始语境中，“δημαγωγός”大致跟韦伯所说的“群众政治家”是同一个意思。 韦伯为什么将政治评论者（尤其新闻工作者）看成是“群众政治家”❓还有其他形式的“群众政治家”吗❓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如何培养自己的“群众政治家”❓今后我们将在这里发起一系列讨论，敬请持续关注《中国民主季刊》。 ------ 请您持续关注《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我刊最新一期及往期下载，敬请移步至：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独立知识分子李厚辰：文革如此近，又如此之远 今年是文革发动60周年，《中国民主季刊》邀请了9位专家和评论人士参与笔谈《未完成的反省：“文革”60年之后》，其中既有文革亲历者，也有80后、90后新生代学者： 李厚辰说有个被低估的真正的危险是“数字化、道德化的群众政治”： 李厚辰：60 年后，1976 年见证文革结束的人应该不会想到，我们今天可以离文革如此接近。2025 年 12 月初，电影《芳华》的解说视频席卷网络，其第三期，数天内达到 1600 万次播放。其中明确表达文革是“未完成的伟大实验”，并将改革开放称为“政变”，赤裸裸地利用《芳华》男主角黄轩的外貌影射王洪文，甚至“黄轩 = 王洪文”已经成为网络热梗。直到该视频被网信部门删除。 在“Bilibili”（中国知名视频网站）上，崇拜毛泽东，崇拜王洪文，怀念文革已经不是亚文化，而是平台主流。60 年后，我们再次离文革如此之近。 但实际上，已经深度市场经济化和金融化的中国，离文革又非常遥远。今天的中国不存在伟大领袖与官僚系统的对抗，也不存在要利用民粹力量颠覆官僚系统来掌握权力的空间。今天的人即便怀念想象中并不存在的文革之“公平”，也不可能接受文革的贫困，也不可能怀念被浪漫化的“人民尊严”，也不可能接受高强度的革命动员，搞上山下乡。甚至如今要让城市青年接受绝对平均主义，或在既有产权制度下，要他放弃自己的 iPhone17，改用红米手机，也有相当难度。字面意义上的“文革复辟”我想已经不再可能。其实 60 年后，我们离文革已经如此之远。 这里需要被理解的是一种真正的危险——数字化、道德化的群众政治。今天的年轻人不可能再被允许组织搞武斗的线下团体，却可以在线上被算法和 KOL（关键意见领袖）动员，变成网络暴力群体。年轻人不可能依靠自己拥有最终裁决权，却可以在党、网信办、平台的裁决权下，充当最基础的网络批判力量。在 2026 年，群众激情动员并不游离于官僚机器之外，而是已经与官僚机器深度共振。国家通过网络审查、算法控制、热搜整治、评论区操控，再加上新的 AI 全面渗透，已经学会驾驭无序的群众道德激情，虽然并不总是每次都有效。 从此，中国的制度问题、分配问题都可以转化为某种敌我问题，某种道德对峙，不管是阶级、性别、国家还是什么。国家精密地控制着草根的激情与愤怒，在国家设定的轨道内释放某种文革式的道德激情。这是比毛时代更精致、更高超的“权力”，如同福柯在《主体与权力》中的描述 ：这是一种“生产性”的，“针对行为的行为”（conduct of conducts），而不只是一种压迫。这种权力逻辑，对于社会是窒息和恐怖的。 文革之近，在其与 60 年前一样，是一种被动员的草根道德激情。文革之远，在于其已经不是 60 年前失控的社会运动，而是被牢牢编织在权力网络中的，被驾驭的激情。所以现在无法像文革一样以其自身的不可持续性被简单终结。这股激情将一直伴随着中共的庞大统治，直到“权力”被彻底改变的一天。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我刊最新一期及往期下载，敬请移步至：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就躺平，居然是犯法的？ 如果你生活在今天，“躺平”最多被批评几句不够努力。但在20世纪的苏联，有一段时间，一个人如果在岗位上消极应付，甚至只是打个盹，都可能一步步滑向违法甚至被判刑。这听起来夸张，但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晰。 在约瑟夫·斯大林执政时期，工作不只是个人谋生手段，而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每一家工厂、每一条生产线都有刚性的产量指标，这些指标不是参考，而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一个人的状态不再只是个人问题，而会被理解为对整体生产的影响。当一个人开始“躺平”，问题就从懒不懒，变成有没有拖累国家计划，甚至会被怀疑是否存在消极对抗。 1940年前后，苏联出台了一系列严厉的劳动法令，把这种逻辑推向极致。法律规定，迟到、早退、旷工都可能被认定为违法行为，严重时会进入刑事程序。在这样的制度下，“躺平”不会以这个名字出现，但会被归入“违反劳动纪律”。如果情节被放大，还可能被认定为“破坏生产秩序”。一个原本属于个人状态的问题，被制度直接改写成公共问题。 当时的官方媒体，比如真理报，经常塑造两种典型形象。一种是拼命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任务的劳动英雄，另一种是被点名批评的“落后分子”。这些“落后分子”的行为，有时并不严重，比如动作慢、效率低，甚至在岗位上打瞌睡，但在报道中，会被直接上升为“破坏劳动纪律”“损害国家利益”。从一个人的疲劳状态，到国家层面的损害，中间几乎没有缓冲。 历史档案中确实出现过类似案例。在一些工厂纪律审查和法院记录里，有工人因为在岗位上睡觉，被认定为严重违反劳动纪律，进而被按“旷工”或“破坏生产秩序”处理。有的案件发生在夜班或高强度工种中，工人因为疲劳短暂打盹，但在当时的制度解释下，这种行为被视为“主观懈怠”。如果再叠加此前的迟到或效率问题，就可能被认定为反复违反纪律，最终进入刑事处罚程序，被判处短期拘禁或强制劳动。 你可以把这个过程具体化来看。一个普通工人在流水线上，因为连续加班，在岗位上打了个盹。在今天，这可能只是需要休息。但在当时，他可能经历的是一整套升级流程。1 被班组记录为纪律问题 2 在集体会议上被点名批评 3 被认定为违反劳动纪律 4 多次出现后被归类为旷工或消极怠工 5 在严厉时期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很少有人去区分他是因为疲劳，还是故意偷懒，因为制度并不关心动机，只关心是否影响了生产指标。 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而是由当时的结构决定的。1 计划经济对稳定和可控性的极端依赖，使任何效率波动都被视为风险 2 工业化和战争准备带来的压力，让国家无法容忍“松弛” 3 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使几乎所有行为都可能被赋予政治含义。在这种叠加之下，一个普通的动作，从打瞌睡开始，可以被不断放大，变成纪律问题，最终变成法律问题。 最荒诞的地方，并不在于处罚本身，而在于评价标准的改变。一个人对工作的状态，被直接等同于对国家的态度。当“努力工作”成为唯一被允许的姿态时，“不够努力”就很容易被理解为不忠诚。在这样的逻辑下，一个人连疲劳的空间都被压缩掉了。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在苏联“躺平”是不是犯法。从法律条文上看，并没有这个罪名，但在那个制度之下，从打瞌睡到被判刑，并不是一条遥远的路径。真正决定这一切的，不是一个人有没有偷懒，而是制度如何定义什么是正常，什么是错误。 （本文感谢@22HomoPoliticus 提供思路和指导）

玻利维亚民主迎回民主：打败专制主义，需要做什么？ 玻利维亚在2025年大选前面临高通胀、食品和燃料短缺。当时执政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MAS）已经统治了二十多年，造成严重权力垄断、机构空心化、政治极化等多重危机。前总统埃沃·莫拉莱斯甚至公开威胁要煽动骚乱阻断大选。 玻利维亚人怎么做的？ 2025年，玻利维亚全国200多个民间社会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守护选票”（Cuidemos el Voto）组织，招募了全国6万多名志愿者后进行平行计票。 选举前夜，执政党以独立选举监督机构涉嫌预谋大选舞弊为名，试图强行干扰独立计票。 “守护选票”（Cuidemos el Voto）成为玻利维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选举监督行动。这个联盟的成员包括青年活动家、环保团体、商界人士、原住民领袖、非政府组织以及许多普通民众。 缔结联盟的各组织为2025年大选提前布局了多年，做好了充分准备。玻利维亚的教训至关重要对混合政体国家至关重要：民主的捍卫不仅依赖于正式的制度，也依赖于公民自身的独立能力。 公民社会建立起自己的核查机制，包括独立统计、文件系统、监督网络，就是削弱了政权对真相的垄断。著名非暴力理论家和思想家吉恩·夏普（Gene Sharp）在几十年前就预见到了这一点，他将构建“平行机构”说成是最先进的非暴力干预形式之一。这些并非是象征性的抗议，而是国家机器的实际替代方案。官方机构失去公众信任之后，公民社会就会建立自己的公信力机构。 玻利维亚给我们哪些启发呢？ 首先，你必须拥有自己的统计数据。传统的观察和记录违规行为是不够的。没有独立数据，你无法消除恐慌或证明存在操纵行为。如今，即使在基础设施有限的国家，技术也使得平行统计变得越来越可行。 其次，必须大规模招募志愿者。当普通公民参与到核查过程中时，他们会对结果产生主人翁意识。强调这一点，是因为通常的“选举监督”工作往往由一些历史悠久的非政府组织（通常是外国组织）负责，而这些组织只聘用选举专家。虽然这项工作有其价值，但同样重要的是，要开展一项面向全国人民的选举监督工作。毕竟这是他们的民主，他们的参与能将选举从精英的角逐转变为集体的责任。 第三，非暴力纪律不容妥协。玻利维亚公民社会运动的​​工作基于非暴力战略的三项原则：团结、组织和纪律。公民社会与不同意识形态的行动者合作，包括以前从未合作过的政党。同时还严格保护志愿者数据。即使在与政党等机构行动者协调时，公民社会组织也保持独立性。威权体制依靠挑衅和混乱来巩固自身，但内部的非暴力纪律剥夺了它们这种利用手段的能力。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我刊往期下载，敬请移步至：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 上述文章地址：

旅日作家刘燕子谈藏人作家唯色：中共原本培养她，是希望她做传声筒 ；可她居然用了中共的语言来反对它，来讲述它最不想被讲述的历史。所以她后来除了没有坐牢之外，几乎一切都失去了：工作没了，职位没了，护照拿不到，回自己的故乡也处处受限。 刘燕子访谈全文： “唯色从小其实没有受过完整的藏语教育。她接受的是国家设计给少数民族干部的一套教育。你可以是‘少数民族’，但你必须先成为一个用汉语、用官方框架理解世界的人。她自己说过，小时候知道万里长城，却不知道布达拉宫背后的真实历史。上大学时，她念中文系，在所谓‘民族学院’。毕业后，她曾经在《甘孜报》中文版工作，也是用汉语写作。 “后来她回到拉萨，亲戚问她 ：‘你的舌头被割掉了吗？’因为她不会说藏语。这句话对我自己的震动很大。因为它说明，一个人明明出生于自己的民族之中，但因为语言被剥夺，在自己人那里，也会变成陌生人。 “唯色后来通过父亲留下的文革时期的西藏照片底片，开始追索西藏文革的历史，写成《杀劫 ：镜头下的西藏文革》（我将这本书翻译成了日文）。这个过程对她来说，不只是历史写作，也是重新寻找‘我是谁’的过程。她慢慢恢复了自己的藏名，也越来越清楚地认同自己是一个藏人，即使她主要使用汉语写作。 “但也正因为如此，中共对她特别忌讳。因为它原本培养你，是希望你做传声筒 ；可你居然用了它的语言来反对它，来讲述它最不想被讲述的历史。所以她后来除了没有坐牢之外，几乎一切都失去了：工作没了，职位没了，护照拿不到，回自己的故乡也处处受限。 “她曾经说过：‘写作就是流亡，写作就是祷告，写作就是做历史的证人。’我觉得这句话，对她来说不是修辞，而是信念，藏人作家的命运。” ------ 更多精彩内容，请读者下载我们本期季刊阅读本次访谈全貌吧！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完整版下载：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往期下载，敬请移步至： 欢迎订阅我们的Substack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