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的利益结构无法容忍崭新的经济运转形式,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但这一次,甚至连兼容都兼容不了。AI并不因为它是AI,就会让用AI的人自然站在旧利益结构的顶峰,因为那归根结底只是一个分配方式而已。
如果这个分配结构生存的根基都会被打碎,那么以高尚的名义去负隅顽抗,难道是什么无法想象的事情吗?桑德斯的那些提案看起来滑稽愚蠢,但,它们反映的就是现实。
如果说从前人类的抵制是没有用的,那么这一次很可能让人意外:因为不抵制的社会真的会崩溃,只有抵制的社会才能苟活。中美之间的对比,会成为那个最明显的例子。
当前社会的组织形式能创造出的信任总量是如此稀薄,以至于AI真的可以冲垮社会契约的基石。只有采用新组织方式的人,才能得到真正可以持续的红利,而指望做permanent upperclass的人,只能因火中取栗被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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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e slowly came to realization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hate AI. Artists hate it, programmers hate it, mathematicians hate it, and everyone thats currently impacted in business hate it. It used to be small number of people, but its quite a lot now.
I've been truely in a bubble because for past one year ive just met my peers in AI field / my workplace and my close friend, and noone else outside my existing network group.
Ai researcher is slowly becoming most hated occupation and I dont know what / how to feel about it. We now have some big obligation to 'make it all work', i.e., permanent upperclass for everyone, or get 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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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的瓶颈被克服之后,下一个瓶颈是信任。信任是当前人类社会极度稀缺的资源。这件事实现大量的稳定供给以前,不仅无法幻想星辰大海,甚至无法幻想人类的生存条件能比以前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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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长期以来,在人类社会都是极度稀缺的。
仅仅在一百多年以前的中国以及全世界,连传递家书这样的需求,大部分人都要通过请人帮助才能满足。
普鲁士依靠领先的义务教育和大量供应的受教育阶层,在一战之前实现了智力立国,然后是经济立国,遗憾的最终因为实力刺激了野心,多次挑起战争。
但这不改变智力对人类的意义:人类活动中,存在大量的未被优化的空间。智力可以帮助我们更高效,更优雅的生产生活。
而今天,智力终于成为了水和电一样自然的事情。全人类,迎来了我们的普鲁士时代。
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必将效率升级,让自然出产更多,让每个人的生活更加优雅(如果认为有效率就是繁忙,繁忙也许不可避免),向宇宙进发,成为星际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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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对于将来的“世界大战体制”,就像布尔战争和日俄战争之于一战
(b站补档)俄军如何抓炮灰,让每一个贪生怕死俄罗斯人,变成“勇士”
只要让你生不如死,你就会自己去死。
这个视频在b站被举报下架了。
俄罗斯宣传只能在安全区耍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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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开发中的去中心化法权基础设施,就默认跑在以太坊L1上。可以期待以太坊的技术路线进步大大利好这个系统的可行性。
年底的以太坊值得期待。Glamsterdam有些了不起的升级,其中之一要达成的效果是,可以逐步接近于如今以太坊二层robinhood/base的低费用高吞吐能力。
想象一下,在以太坊L1的安全级别上,同时获得如今L2的能力,这有机会会催生以太坊L1热潮,由此,今年底或明年初的以太坊会很有意思(考虑到以太坊推出主网总会有延迟)。
再具体一点来拆解:
Glamsterdam 主网目标是 Q4 2026,Sepolia 测试网分叉暂定 10 月 6 日,随后才是 Hoodi,再决定主网,具体日期未定。
为什么L1 自己的处理能力会大幅度提升:
ePBS(EIP-7732):把提议者–构建者分离写进协议,传播窗口从约 2 秒拉到约 9 秒,给更大区块留出空间;
Block-Level Access Lists(EIP-7928):区块预先声明会碰到哪些账户/存储槽,为并行预取和并行执行铺路;
Gas limit 目标:从当前约 6000 万提到 2 亿(约 3 倍+),测试网上已经在操练这个上限;
费用重定价:有人分析,简单转账/常见调用费用下降约 78% 量级(前提是需求没有同比例暴涨)。
这样的话,以太坊演化的可能性会是:
Glamsterdam 之后,L1 会吸引“一批现在只能放在 L2 上的中高频、中低复杂度应用”,同时仍保留 L1 的结算与安全属性。
Base/Robinhood这类 L2 的极低费用、极高吞吐不会被一次性抹平,L2 仍然可以继续吃数据可用性/并行执行以及专门优化的红利。
可能的演化是,一部分对延迟、原子性、可组合性要求高的应用重新考虑直接上以太坊L1,以及 L1 本身重新变成“值得部署”的环境,不再是只被看作为结算层。
对今年底的 ETH,这件事值得盯一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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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也许很简单:《主权个人》以及它所掩盖的美国宪法的内在冲突:是国家承诺保护资本,还是资本承诺维护国家。它将秩序成本,也就是社会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成本默认为零,得出了“国家将不得不服务少数超级个体”的结论。然而事实上,这些成本不仅并不为零,还非常高昂。如果有人可以只掠夺而不付出,那么整个系统内的自然博弈倾向就是所有人都去掠夺,直到剩下一片白地。
我正在做的项目,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Unbundled Sovereignty: a Decentralized Infrastructure of Right". 其本质就是将“主权”拆分成各个独立自足的部分,并在区块链上搭建基础设施,使每个部分都可以交与个人与个人之间自发形成的组织来执行,让个人能够付出信任成本参与秩序市场的竞争。包括并不限于记录/立法和司法/交易/商业/产权/认证,涉及一整套协议框架与示例开源客户端。
只有秩序成本从国家主权拆分出来,能真正被普通人参与,付出与相互竞争,整个社会系统才有其基本的自足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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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老登们和他们的崇拜者的寄生和诈骗本质暴露无遗。既然认为互联网、AI和区块链是先进的技术,那么为何选择“稳定的民主国家”作为地点?合理的选择难道不是去民主制度无法触及的地方,国家治理已经失败和崩溃的地方,社会契约已经被彻底撕毁的地方,去创造比民主国家更先进的法权形式吗?
在法权生态位上有别的选择的时候,人们为什么选择你呢?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他们是创造不了什么东西的。民主国家只是他们的食物,他们只是在那里消费他人的信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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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三国演义吧,曹魏领土北朝鲜,孙吴领土菲律宾。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有过于坚固的旧利益结构,统一国家的经济体系坍塌只会让固有的利益结构加倍固化,生长成更纯粹的那个样子。
蜀汉的领土,那就得去中心化的朋友们多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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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k和GPT的智商和Claude比起来差得十万八千里,这件事如果只是把AI当赛博牛马,而不做充满创造性的前沿工作,是体验不到的。在这个创造概念与世界机制等级的工作中,基本上只有Claude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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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老登们和他们的崇拜者的寄生和诈骗本质暴露无遗。既然认为互联网、AI和区块链是先进的技术,那么为何选择“稳定的民主国家”作为地点?合理的选择难道不是去民主制度无法触及的地方,国家治理已经失败和崩溃的地方,社会契约已经被彻底撕毁的地方,去创造比民主国家更先进的法权形式吗?
在法权生态位上有别的选择的时候,人们为什么选择你呢?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他们是创造不了什么东西的。民主国家只是他们的食物,他们只是在那里消费他人的信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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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的「建国梦」找到了新地址,民主稳定成了卖点。
9 月 22 日,Peter Thiel 出资的 Praxis 宣布把第一座城市规模的项目放在乌拉圭,进入当地已经在开发的 +Colonia,计划未来三年动员 10 亿美元投资,首批居民目标是 2027 年中入住。
选址理由里,除了自然风光和经济稳定,明确写着强健的民主制度。一个自称要创造新国家的组织,开始认真考虑哪个现有国家比较靠谱了。
一直在追踪关注 Peter Thiel,Praxis 的投资方包括 Pronomos Capital,Peter Thiel 则是 Pronomos 的出资人。同一个基金投过的,还有洪都拉斯的私人城市项目 Próspera。
今年春天,Peter Thiel 带家人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暂居,并在乌拉圭买地。现在,Praxis 选中的 Colonia,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河对岸。
Thiel 早就不信任民主来。2009 年,他说自己已经不再相信自由与民主能够兼容。那篇文章里,他认真讨论海上定居,希望技术能开辟新的自由空间,让人有机会逃离政治。
我的理解是,他对说服大多数人已经失去了耐心,希望有一部分人可以先离开,另找地方实践自己的生活。
但「退出」一旦涉及买地盖房,就得重新回答一个问题,谁来保证你买下的东西还属于你。
Praxis 如今看中的,恰好是乌拉圭稳定的民主制度和法治。项目公告也明确承诺,社区机构将在乌拉圭的宪法、法律和民主框架内运行。至少按照目前公开的方案,这里还远谈不上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网络国家」。
Pronomos 在自己的问答里解释过,项目需要通过现有国家的主权接入国际法律体系,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保障投资的产权。他们很清楚国家有什么用,也没有真的打算从第一天起就生活在无法可依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理解 Thiel 这条思想路线,不能只停在「反对国家」上。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开始拥有挑选国家、再为自己安排一套共同生活的能力。 稳定的制度要保留,自己不喜欢的约束则希望尽量减少。对一个可以带着资本四处选择的人来说,「不满意就离开」很有吸引力。
Praxis 这次又给它加上了 AI 的理由。它设想 AGI 承担大量生产工作,把创造出的财富投入住宅和文化生活;还提出将部分住宅销售收入用于艺术家资助、驻留项目和文化机构,让没那么有钱的创作者也能住进来。
不过,更让我在意的,是以后这里的人能怎样参与决定自己的生活。
买房的人、接受资助的艺术家、原有的当地居民,各自能对社区规则产生多大影响?等到居民不赞同创始人的安排时,他们有没有办法改变它,还是只能再搬一次家?
「退出」讲了这么多年,这个问题总得有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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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利益结构明显由两个互相矛盾的需求构成:其一是保卫政权,竞赛工业产能的北朝鲜式的需求;其二是与接入世界市场与美元利益体系的菲律宾式的需求。这两个互相矛盾的部分之间,在1970年代以后,以对全社会进行抽取为共同目标,达成了某种共存协议,因为共存比起分裂,对于它们来说都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但是这两个需求分别都需要一个宗主,因为它们都不是一种可以完全脱离外部意义支撑而存在的,自洽的逻辑。于是,保卫政权的需求逐渐靠拢莫斯科,接入美元利益体系的需求逐渐靠拢华盛顿。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正在面临对劳动力和工业产能的饥渴;美国则正在面临对金融接盘者的饥渴。
在一个市场上,有供给,有需求,双方的需求正在对接,而现在的需求错配正在伤害每一方。北京需要莫斯科,莫斯科也需要北京;上海需要华盛顿,华盛顿也需要上海。一个内部只是用权宜与机会主义结合起来的星团,在旁边两个嗜血如命的星团撕扯下,碎裂是必然的,也是更符合稳态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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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总是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发生,而对每一个旧国家来说,阻力最小的方向,恰好都是那个不需要改变谁握着那只手的方向。改革要把权力从现在握着它的人手里拿走,所以阻力最大。战争、抽血、封闭都只是让同一只手换一个抽取对象,握手的人不变,所以阻力最小。四家各自走向的,都是能保住那只手的那条路。
先看欧洲,2025年德国为国防开支在债务刹车上开了口子,超过GDP一个百分点的军费不再受限,而几十年来无论基础设施、数字化还是创新投资都没能让它松动的那道刹车,是为军费松开的。欧盟的重新武装计划动用的也是同一个逻辑,钱可以为国防而来,不能为别的事而来。
原因在于,要让欧洲转向创新和商业活力,就得动它的劳动法、福利结构、行业准入、层层叠叠的监管,就得让一大批靠现状吃饭的人输掉,每一步都是一场政治战争。转向军工不需要动这些,它甚至保护这些。德国那些正在失去竞争力的汽车厂、机械厂,它们的工程师、工人、工会和供应链,可以原样搬进军工订单里,结构不变,只是产品从汽车换成装甲车。
战争经济是欧洲唯一一种不需要打破旧结构就能创造新需求的方式,而且它还附带一份新的正当性,增长的承诺死了,保卫文明的承诺接上。它能逃避对第三世界经济殖民留下的那些旧债,机制正在这里。紧急状态下,没有人会问福利国家是用什么供养的;所有旧的账都可以挂起来,等战后再说。
俄罗斯把这条路走得最远,也最能说明它的代价。那套被一些俄国经济学者称为"死亡经济学"的东西,是真实的:高额的签约奖金和阵亡抚恤金,大量流向布里亚特、图瓦、达吉斯坦这些最穷的边疆地区,一个人签约上前线,他家拿到的钱可能是他一辈子在家乡挣不到的。结果是那些地区的收入、存款和消费在战争期间反而上升了。
这在冷冰冰的意义上确实是成功的,它用最小的阻力解决了两个问题,兵源和边疆的贫困,而且完全不需要改革任何东西。可它的陷阱也在这里:这些地区的经济现在是靠战争在转的,和平对它们是一场经济危机。一旦抚恤和军饷停下来,收入会断崖式下跌,退伍回来的人找不到任何能匹配前线收入的工作。
阻力最小的路,往往也是没有出口的路,走得越久,停下来的成本越高,最后它不是一个选择,是一个必须维持的状态。
美国的那条路,也已经被写进了法律。2025年通过的稳定币法案,要求美元稳定币以短期国债等资产作储备,这等于为国债造了一个新的、全球性的、自动的买盘。制造业回流需要重建供应链、培训工人、忍受更高的成本和物价,需要十年和一整代人的耐心,而且每一步都要和资本的利益打架。让全世界通过链上持有美元,从而持续地为美债融资,几乎不需要任何人付出代价,至少在它开始付出代价之前不需要。这就是那道抛物线的上升段,它是阻力最小的,因为它让美国在不改变任何东西的情况下,继续用别人的储蓄过日子。
AI对就业和社会意义的冲击,会制造出大量找不到位置的人,尤其是年轻的男性,而旧的意义体系给不了他们位置。战争经济恰好是历史上吸收过剩劳动力和过剩意义需求最古老的装置,它给人一份工资,一身制服,一个敌人,一种被需要的感觉。AI越是把人从生产里挤出来,战争经济作为一个劳动力和意义的收容所就越有吸引力,这会让欧洲和俄罗斯沿那条路滑得更快。
然后是中国。它之所以转不了轨,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有单一目标的行为体。它同时想要党的全面控制和市场的活力,出口导向和内需驱动,地方的扩张和中央的纪律,民族复兴的叙事和对美元体系的依附,技术自主和全球市场,每一个目标都被另一个器官挡着。
欧洲、俄罗斯、美国都能找到阻力最小的方向,因为它们内部至少对自己要保住什么是一致的。中国内部各器官要保的东西互相矛盾,于是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有一部分自己在拼命往反方向拉。一个被缝在一起的身体,无法朝任何一个方向跑。所以对它来说,阻力最小的转型恰恰是撕裂本身。
撕开之后,每一块都第一次有了一个一致的目标:北方要保党,于是有指令经济,加入欧亚黑帮国家辛迪加;东南要保和世界市场的连接,于是变成美元生态中的一个殖民地;西南要的是不再被任何一个中央政权抽取,于是用链上账本管理自己的社会运转。每一块都找到了它自己的最小阻力方向,而这些方向在一个统一的中国里是互相抵消的。撕裂是它唯一能动起来的方式。
这也让整个图景显出一个共同的形状。四家都在经历同一件事:那个用增长和涓滴维持的全球化承诺死了,每一家都必须给自己的人一个新的承诺。欧洲给的是战争和保卫,俄罗斯给的是牺牲和抚恤,美国给的是货币的永续,北京给的是保卫政权和忠诚,上海给的是回到一个亲西方的国家,而西南中国给的是一个没有承诺的秩序,你自己负责,没有人替你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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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把自己绑在敌我和国族叙事上的政府,在一个他们并不理解的自由市场的定价前,除了打肿脸充胖子、一条路走到黑之外,别无他法。继续这么走下去是慢性自杀,真正的认错自救就是立刻打碎叙事,是急性自杀。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是慢性自杀还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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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森特:我就是庄家,要赌国债就冲我来吧!
国债市场:好的!
人类的护城河不是,而且本来就不应该是智力的能力。而是品格、选择和创造可信任的、可持续的人际规则与系统的能力。后者由于民族国家体系还在提供奇烂无比的“兜底”,所以压根就没进入人们思考“能力”是什么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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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OpenAI 研究员 Will DePue 表示:人类几乎不存在真正安全的能力护城河。
昨天他连发十几条帖子,给出了一个相当激进的判断:
很快,我们会面对一种在几乎所有智力能力,甚至身体能力上都超过人类的机器。
程序员和数学家只是最早感受到这一切的人。
接下来,投资人、创业者、顾问、内容创作者、音乐家……都不会例外。
更狠的是,他认为连我们人类一直觉得 AI 最难取代的东西,也守不住:那就是审美、品味、判断力、同理心,甚至让另一个人感受到“被爱”的能力。
未来最好的小说、诗歌、音乐和视觉艺术,也可能来自 AI。
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未来所有人类工作,最终可能都会变成一种“手工艺”。
就像今天已经没人会因为 Stockfish 比人类更会下棋,就停止看人类棋手比赛。
未来我们依然会看人写的小说、听人唱歌、和真人恋爱、加入真人社区。
但理由可能不再是:
“因为人做得更好。”
而只是:
“因为这是人做的。”
能力本身会越来越不值钱,“人类制造”反而可能成为新的溢价。
他最后提醒了一句:
不要太依赖自己的能力,它们可能很快就不再稀缺。
这可能才是 AI 时代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地方。
以前我们担心的是“我的工作会不会被 AI 替代”。
现在变成了:如果有一天 AI 连“人味”都比人更懂,那什么东西还属于我们?
没有人能够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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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劳动已经不再是门槛的时候,社会组织就会变成新的,也许是唯一的门槛
这一次工业革命,最先感到寒意的,可能是智力劳动者。
9 月,25 位菲尔兹奖得主联署提醒:如果 AI 只追求“把题做出来”,数学里真正重要的理解、解释、引用和人才培养,可能会被快速答案一点点挤掉。
几天后,陶哲轩参与推动 Open Math Model,准备做开放权重的数学模型,把训练、评测、数据控制和社区治理尽量留在研究者手里。
这件事让我有点不安。
AI 根本不需要成为下一个陶哲轩,才足以改变数学研究。
它只需要把原本昂贵、稀缺、需要多年训练才能完成的智力劳动,变得足够便宜、足够快、足够稳定。
然后人的位置可能会不断往后退:
从计算,到验证;
从证明,到解释;
从给答案,到提出问题;
最后只剩下决定什么值得研究、什么值得相信,以及出了问题谁来负责。
上一轮工业革命,把大量体力劳动变成了廉价商品。
这一轮,正在发生在智力劳动上。
真正让我担心的是,当写作、编程、设计、科研甚至陪伴,都逐渐变成随取随用的能力服务,一个人的价值最后还剩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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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不需要道理,恐惧本身就是道理。“人工智能推动生产力发展,更多的利润会导致雇佣更多的人”,你是在说笑吗?根本原因是因为生产力不够吗?在于对未来信用的透支与固化的金融权力结构,使得经济不仅根本无法雇佣更多人,反而还正在找机会令尽可能多的人失业而续命。
AI是,且仅仅就是一个靶子,并且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结构下也注定成为这个靶子。这样的技术乐观主义逻辑,在当下的政治现状中是极度盲目的。它注定在这里四处碰壁,到这个旧政治结构彻底倒下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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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orrow on the show:
@JensenHuang, the CEO of NVIDIA, who thinks A.I. fear is getting way out of hand.
“在欧洲,那些被称作纳粹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与纳粹十分接近,却在经济方向上却与纳粹相反,因为它们想保住的是全球化殖民体制下的旧租金;而一个以反纳粹为己任的民主体制,在经济方向上正被结构性约束推向战争经济,因为那是它阻力最小的路。这就是当前局面最讽刺之处。
那个真正要害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以军工为抓手的信用再创造很难停下来。原因在于这笔信用的抵押品。
一笔正常的贷款投进工厂,工厂产出商品,商品卖出去的收入用来还债;可一笔投进军工的信用,产出的是炮弹和坦克,它们不在市场上产生任何收入,还债只能靠三条路:持续扩大开支让债务滚下去,通过通胀把债务稀释掉,或者通过战争的胜利拿到对方的资产。
纳粹德国的扩军经济到1938、1939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紧张,外汇枯竭、原材料短缺、劳动力不足。历史学家梅森曾经提出,正是这种经济上的困局推着纳粹政权在一九三九年"逃向战争";这个论点在学界有争议,奥弗里等人就认为战争的时间主要是由外交和战略决定的。
但无论战争的直接原因是什么,结构是清楚的:一台以军工为引擎的信用机器,它的最终偿付要靠战争的战利品。这笔信用真正的抵押品,是胜利本身。
这就是这一次最可怕的地方,而且它比二战更糟一层:因为这一次,如同一战一样,胜利不存在。二战里,这笔信用最后被兑现了,只是只兑现给了一个国家。美国在战后握着全世界大部分的黄金和唯一完好的工业体系,用布雷顿森林把美元变成世界货币,战后二十年的繁荣就是那笔战时信用的回报。德国和日本则是被彻底清算的一方。那一次的战时信用有一个终点,有一个赢家来收取它的回报。
这一次找不到那个终点。假如欧洲打赢了俄国,它能拿到什么?一片被战火摧毁的土地,一群财富已经逃到链上的权贵。没有任何一个布雷顿森林在战后等着它,因为它自己的货币体系也正在被同一个链上的世界抽干。
俄国打赢了欧洲,同样什么都拿不到。当战时信用的抵押品是胜利,而胜利本身已经兑现不出任何东西的时候,这笔信用就只剩下一条路,就是继续扩大开支让它滚下去。战争停下来的那一天,就是这笔信用被宣布为坏账的那一天,而没有任何一个民选政府能承受那一天,因为那一天意味着失业、通胀、和那个被战争挂起来的旧债同时到期。
"民主之间的二战"在这里还有一层特殊的锁。独裁政权至少可以在某个时刻由一个人决定停下来,哪怕它很少这样做;民主政权的每一次选举,都在由那些靠军工订单活着的地区、工会、企业来投票,而它们的票会投给继续。战争经济在民主体制下会长出自己的选民,它的延续不需要一个独裁者去推,只需要每四年一次的多数。
如果问这台机器一旦开动会往哪里去,它是二战那种以军工重建信用的机制,套在一战那种无法决胜、只能消耗的战场上。而它和前两次最大的不同在于,这一次在终点等着的不是一个赢家,而是一个再也兑现不出任何东西的胜利。一台以胜利为抵押的信用机器,在胜利已经一文不值的世界里,唯一能做的就是一直开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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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总是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发生,而对每一个旧国家来说,阻力最小的方向,恰好都是那个不需要改变谁握着那只手的方向。改革要把权力从现在握着它的人手里拿走,所以阻力最大。战争、抽血、封闭都只是让同一只手换一个抽取对象,握手的人不变,所以阻力最小。四家各自走向的,都是能保住那只手的那条路。
先看欧洲,2025年德国为国防开支在债务刹车上开了口子,超过GDP一个百分点的军费不再受限,而几十年来无论基础设施、数字化还是创新投资都没能让它松动的那道刹车,是为军费松开的。欧盟的重新武装计划动用的也是同一个逻辑,钱可以为国防而来,不能为别的事而来。
原因在于,要让欧洲转向创新和商业活力,就得动它的劳动法、福利结构、行业准入、层层叠叠的监管,就得让一大批靠现状吃饭的人输掉,每一步都是一场政治战争。转向军工不需要动这些,它甚至保护这些。德国那些正在失去竞争力的汽车厂、机械厂,它们的工程师、工人、工会和供应链,可以原样搬进军工订单里,结构不变,只是产品从汽车换成装甲车。
战争经济是欧洲唯一一种不需要打破旧结构就能创造新需求的方式,而且它还附带一份新的正当性,增长的承诺死了,保卫文明的承诺接上。它能逃避对第三世界经济殖民留下的那些旧债,机制正在这里。紧急状态下,没有人会问福利国家是用什么供养的;所有旧的账都可以挂起来,等战后再说。
俄罗斯把这条路走得最远,也最能说明它的代价。那套被一些俄国经济学者称为"死亡经济学"的东西,是真实的:高额的签约奖金和阵亡抚恤金,大量流向布里亚特、图瓦、达吉斯坦这些最穷的边疆地区,一个人签约上前线,他家拿到的钱可能是他一辈子在家乡挣不到的。结果是那些地区的收入、存款和消费在战争期间反而上升了。
这在冷冰冰的意义上确实是成功的,它用最小的阻力解决了两个问题,兵源和边疆的贫困,而且完全不需要改革任何东西。可它的陷阱也在这里:这些地区的经济现在是靠战争在转的,和平对它们是一场经济危机。一旦抚恤和军饷停下来,收入会断崖式下跌,退伍回来的人找不到任何能匹配前线收入的工作。
阻力最小的路,往往也是没有出口的路,走得越久,停下来的成本越高,最后它不是一个选择,是一个必须维持的状态。
美国的那条路,也已经被写进了法律。2025年通过的稳定币法案,要求美元稳定币以短期国债等资产作储备,这等于为国债造了一个新的、全球性的、自动的买盘。制造业回流需要重建供应链、培训工人、忍受更高的成本和物价,需要十年和一整代人的耐心,而且每一步都要和资本的利益打架。让全世界通过链上持有美元,从而持续地为美债融资,几乎不需要任何人付出代价,至少在它开始付出代价之前不需要。这就是那道抛物线的上升段,它是阻力最小的,因为它让美国在不改变任何东西的情况下,继续用别人的储蓄过日子。
AI对就业和社会意义的冲击,会制造出大量找不到位置的人,尤其是年轻的男性,而旧的意义体系给不了他们位置。战争经济恰好是历史上吸收过剩劳动力和过剩意义需求最古老的装置,它给人一份工资,一身制服,一个敌人,一种被需要的感觉。AI越是把人从生产里挤出来,战争经济作为一个劳动力和意义的收容所就越有吸引力,这会让欧洲和俄罗斯沿那条路滑得更快。
然后是中国。它之所以转不了轨,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有单一目标的行为体。它同时想要党的全面控制和市场的活力,出口导向和内需驱动,地方的扩张和中央的纪律,民族复兴的叙事和对美元体系的依附,技术自主和全球市场,每一个目标都被另一个器官挡着。
欧洲、俄罗斯、美国都能找到阻力最小的方向,因为它们内部至少对自己要保住什么是一致的。中国内部各器官要保的东西互相矛盾,于是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有一部分自己在拼命往反方向拉。一个被缝在一起的身体,无法朝任何一个方向跑。所以对它来说,阻力最小的转型恰恰是撕裂本身。
撕开之后,每一块都第一次有了一个一致的目标:北方要保党,于是有指令经济,加入欧亚黑帮国家辛迪加;东南要保和世界市场的连接,于是变成美元生态中的一个殖民地;西南要的是不再被任何一个中央政权抽取,于是用链上账本管理自己的社会运转。每一块都找到了它自己的最小阻力方向,而这些方向在一个统一的中国里是互相抵消的。撕裂是它唯一能动起来的方式。
这也让整个图景显出一个共同的形状。四家都在经历同一件事:那个用增长和涓滴维持的全球化承诺死了,每一家都必须给自己的人一个新的承诺。欧洲给的是战争和保卫,俄罗斯给的是牺牲和抚恤,美国给的是货币的永续,北京给的是保卫政权和忠诚,上海给的是回到一个亲西方的国家,而西南中国给的是一个没有承诺的秩序,你自己负责,没有人替你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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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总是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发生,而对每一个旧国家来说,阻力最小的方向,恰好都是那个不需要改变谁握着那只手的方向。改革要把权力从现在握着它的人手里拿走,所以阻力最大。战争、抽血、封闭都只是让同一只手换一个抽取对象,握手的人不变,所以阻力最小。四家各自走向的,都是能保住那只手的那条路。
先看欧洲,2025年德国为国防开支在债务刹车上开了口子,超过GDP一个百分点的军费不再受限,而几十年来无论基础设施、数字化还是创新投资都没能让它松动的那道刹车,是为军费松开的。欧盟的重新武装计划动用的也是同一个逻辑,钱可以为国防而来,不能为别的事而来。
原因在于,要让欧洲转向创新和商业活力,就得动它的劳动法、福利结构、行业准入、层层叠叠的监管,就得让一大批靠现状吃饭的人输掉,每一步都是一场政治战争。转向军工不需要动这些,它甚至保护这些。德国那些正在失去竞争力的汽车厂、机械厂,它们的工程师、工人、工会和供应链,可以原样搬进军工订单里,结构不变,只是产品从汽车换成装甲车。
战争经济是欧洲唯一一种不需要打破旧结构就能创造新需求的方式,而且它还附带一份新的正当性,增长的承诺死了,保卫文明的承诺接上。它能逃避对第三世界经济殖民留下的那些旧债,机制正在这里。紧急状态下,没有人会问福利国家是用什么供养的;所有旧的账都可以挂起来,等战后再说。
俄罗斯把这条路走得最远,也最能说明它的代价。那套被一些俄国经济学者称为"死亡经济学"的东西,是真实的:高额的签约奖金和阵亡抚恤金,大量流向布里亚特、图瓦、达吉斯坦这些最穷的边疆地区,一个人签约上前线,他家拿到的钱可能是他一辈子在家乡挣不到的。结果是那些地区的收入、存款和消费在战争期间反而上升了。
这在冷冰冰的意义上确实是成功的,它用最小的阻力解决了两个问题,兵源和边疆的贫困,而且完全不需要改革任何东西。可它的陷阱也在这里:这些地区的经济现在是靠战争在转的,和平对它们是一场经济危机。一旦抚恤和军饷停下来,收入会断崖式下跌,退伍回来的人找不到任何能匹配前线收入的工作。
阻力最小的路,往往也是没有出口的路,走得越久,停下来的成本越高,最后它不是一个选择,是一个必须维持的状态。
美国的那条路,也已经被写进了法律。2025年通过的稳定币法案,要求美元稳定币以短期国债等资产作储备,这等于为国债造了一个新的、全球性的、自动的买盘。制造业回流需要重建供应链、培训工人、忍受更高的成本和物价,需要十年和一整代人的耐心,而且每一步都要和资本的利益打架。让全世界通过链上持有美元,从而持续地为美债融资,几乎不需要任何人付出代价,至少在它开始付出代价之前不需要。这就是那道抛物线的上升段,它是阻力最小的,因为它让美国在不改变任何东西的情况下,继续用别人的储蓄过日子。
AI对就业和社会意义的冲击,会制造出大量找不到位置的人,尤其是年轻的男性,而旧的意义体系给不了他们位置。战争经济恰好是历史上吸收过剩劳动力和过剩意义需求最古老的装置,它给人一份工资,一身制服,一个敌人,一种被需要的感觉。AI越是把人从生产里挤出来,战争经济作为一个劳动力和意义的收容所就越有吸引力,这会让欧洲和俄罗斯沿那条路滑得更快。
然后是中国。它之所以转不了轨,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有单一目标的行为体。它同时想要党的全面控制和市场的活力,出口导向和内需驱动,地方的扩张和中央的纪律,民族复兴的叙事和对美元体系的依附,技术自主和全球市场,每一个目标都被另一个器官挡着。
欧洲、俄罗斯、美国都能找到阻力最小的方向,因为它们内部至少对自己要保住什么是一致的。中国内部各器官要保的东西互相矛盾,于是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有一部分自己在拼命往反方向拉。一个被缝在一起的身体,无法朝任何一个方向跑。所以对它来说,阻力最小的转型恰恰是撕裂本身。
撕开之后,每一块都第一次有了一个一致的目标:北方要保党,于是有指令经济,加入欧亚黑帮国家辛迪加;东南要保和世界市场的连接,于是变成美元生态中的一个殖民地;西南要的是不再被任何一个中央政权抽取,于是用链上账本管理自己的社会运转。每一块都找到了它自己的最小阻力方向,而这些方向在一个统一的中国里是互相抵消的。撕裂是它唯一能动起来的方式。
这也让整个图景显出一个共同的形状。四家都在经历同一件事:那个用增长和涓滴维持的全球化承诺死了,每一家都必须给自己的人一个新的承诺。欧洲给的是战争和保卫,俄罗斯给的是牺牲和抚恤,美国给的是货币的永续,北京给的是保卫政权和忠诚,上海给的是回到一个亲西方的国家,而西南中国给的是一个没有承诺的秩序,你自己负责,没有人替你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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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民族国家下固化成的权力结构想要自我维持,便只能诉诸一场没有尽头的、一九八四式的旷日持久的战争,无论它们属于所谓的民主阵营还是专制阵营。旧世界的舆论与经济现实会越来越接近一种“世界大战体制”:仅为旧利益结构的维持而互相杀戮的人命熔炉。
新的链上社会与秩序的建立是以市场的自由定价为原则的,体现为信任与秩序的自由定价;而与此同时,旧民族国家之间的世界大战体制却也是以市场自由定价为原则的,体现为对人命的自由定价。
国家动员公民军队的时代已经过去,因为它的代价在“维持利益结构”为目的的前提下逐渐已经变得不可承受。而把一条走投无路的人命拖上战场需要多少价格,这个答案是市场随时能够根据供需关系给出的;供需关系在国家体制存量博弈中严重的失业与经济不平等之下,会成为不对等的买方市场。
战争造成的萧条本身降低命价,喂养战争。无论是俄罗斯代表的欧亚还是欧美代表的西方,都会无可避免地加入这套市场化的人命定价体系来最低成本地喂养战争。
当这道世界大战体制的铁幕,在作为全球化时代压舱石的中国土地上落下之后,北中国的指令经济与供给体制下,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失业人口,其唯一的出路便是将自己贱卖给俄罗斯的战争机器。由此,山河四省的青年会成为东欧战争俄罗斯的最大兵源,在这之外还有大量中亚、中东与非洲的竞争者参与这场人命定价的内卷式竞争。
西方那边也一样:他们的兵源同样来自拉美、非洲、东南亚/南亚与南中国。而他们与利益体制内的本国公民之间人权待遇的巨大区别,会让所有人权与民主的宣言看起来苍白又讽刺。
在这场所有伟大的东西的信用都被现实打倒的大淘汰中,当北京政府指责上海政府“殖民体制”,上海政府指责北京政府“极权体制”的时候,两边说的都是真的。美国对俄罗斯黑帮国家的指责,与俄罗斯对美国剥削国家的指责,也都将是真的。对自己撒谎,对敌人讲事实,将成为旧民国家权力体制下的公理和常态。
然而就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下,通往新秩序的门将随时开着;东亚的山地王国会无条件地欢迎愿意为自己承担责任、接受他人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进行定价的每一个人。三十年战争的时候有瑞士,1848年之后有美国。今天,另一片土地将会承担这个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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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民族国家下固化成的权力结构想要自我维持,便只能诉诸一场没有尽头的、一九八四式的旷日持久的战争,无论它们属于所谓的民主阵营还是专制阵营。旧世界的舆论与经济现实会越来越接近一种“世界大战体制”:仅为旧利益结构的维持而互相杀戮的人命熔炉。
新的链上社会与秩序的建立是以市场的自由定价为原则的,体现为信任与秩序的自由定价;而与此同时,旧民族国家之间的世界大战体制却也是以市场自由定价为原则的,体现为对人命的自由定价。
国家动员公民军队的时代已经过去,因为它的代价在“维持利益结构”为目的的前提下逐渐已经变得不可承受。而把一条走投无路的人命拖上战场需要多少价格,这个答案是市场随时能够根据供需关系给出的;供需关系在国家体制存量博弈中严重的失业与经济不平等之下,会成为不对等的买方市场。
战争造成的萧条本身降低命价,喂养战争。无论是俄罗斯代表的欧亚还是欧美代表的西方,都会无可避免地加入这套市场化的人命定价体系来最低成本地喂养战争。
当这道世界大战体制的铁幕,在作为全球化时代压舱石的中国土地上落下之后,北中国的指令经济与供给体制下,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失业人口,其唯一的出路便是将自己贱卖给俄罗斯的战争机器。由此,山河四省的青年会成为东欧战争俄罗斯的最大兵源,在这之外还有大量中亚、中东与非洲的竞争者参与这场人命定价的内卷式竞争。
西方那边也一样:他们的兵源同样来自拉美、非洲、东南亚/南亚与南中国。而他们与利益体制内的本国公民之间人权待遇的巨大区别,会让所有人权与民主的宣言看起来苍白又讽刺。
在这场所有伟大的东西的信用都被现实打倒的大淘汰中,当北京政府指责上海政府“殖民体制”,上海政府指责北京政府“极权体制”的时候,两边说的都是真的。美国对俄罗斯黑帮国家的指责,与俄罗斯对美国剥削国家的指责,也都将是真的。对自己撒谎,对敌人讲事实,将成为旧民国家权力体制下的公理和常态。
然而就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下,通往新秩序的门将随时开着;东亚的山地王国会无条件地欢迎愿意为自己承担责任、接受他人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进行定价的每一个人。三十年战争的时候有瑞士,1848年之后有美国。今天,另一片土地将会承担这个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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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时候花大力气和价钱入籍/移民任何国家,都和在中国交税交社保或者结婚交彩礼没有本质区别,属于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当越来越多人放弃画大饼和延迟满足的幻想,这个世界才真的变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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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看到我在阿根廷筚路褴褛,天天吐槽各种离谱的真实情况,会认为我后悔来到这里。
恰恰相反,我认为来到阿根廷是自己最近两年做过最正确的选择。
很多坑不亲自踩永远不可能长教训,这是人性使然。 24岁,只用了半年时间和几万人民币,就为未来几十年的人生买断了一份超级大保底保险。
在中国的地球正背面魔幻现实主义的阿根廷所见所闻所思所悟的一切都是通过文字、语言、视频、道听途说、口耳相传永远无法触及的无价之宝。
在阿根廷龙场悟道之后,个人主观方法论的改变:
放弃幻想,脚踏实地,充分认识到自身掌握资源的局限性与当下世界范围内移民客观难度之间的鸿沟,无限期搁置以永居和入籍为目的的移民计划。
不会去发达国家没苦硬吃干苦力,然后用延迟满足叙事自我洗脑;也不会再去类似阿根廷的国家按图索骥,为了移民而移民。
我会去经济欠发达、物价低廉的热带国家继续做数字游民、过游牧生活,并且再也不会离开热带长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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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大势是系统性地有利于加密,不利于AI。帝国的中产社会要靠加密创造的海外奶牛供养,而要杀死中产社会的AI会被扣上最沉重的枷锁。从生产力的幻觉转向食利社会的现实,现在的价格压根没计价这个趋势,计价的不足恰恰就是超额收益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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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法案,要是真能反弹上去就是送钱的。
这玩意,就算通过了也不算是什么利好,甚至之前一段时间原生家庭的强势已经充分计价了。场内资金借个由头自嗨罢了。
目前还有中期选举的不确定性,市场还并未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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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加密公司的高管们真的很傻,稳定币真正的存在意义,恰恰就是不允许发息啊。没有这件事,加密叙事就做不了AI叙事的继承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币圈才能后知后觉地发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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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Clarity法案通过无望】
明天,有关稳定币的Clarity Act《清晰法案》将在参议院投票,决定该法案是否能够避免冗长辩论(Filibuster),而直接进入全院投票的阶段
所以即便明天投票通过,也只是决定该法案能够进入参议院全体正式投票;如果通过,还需要参众两院再次统一版本后,再次投票;需要上述投票全部通过,才能交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我在多个,跨越好几个月的推文中,持续表达了对此的预测和观点;Clarity Act通过的最好时机就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但是当时Coinbase的CEO竭力反对银行提出的对被动持有稳定币的投资者发放利息的条款,认为自己拿到的条件还不够好而阻止了Clarity法案在参议院的停摆
事实上,后来的各个版本并未解决Armstrong当时的诉求,反而让类似于coinbase和Circle一样的加密行业领军者一退再退,退无可退;谈判条件越来越差;甚至完全错过了法案通过的时间窗口和谈判先机
此次,Clarity法案在我看来,很难通过;大银行与民主党人不会退让;而这次Clarity法案不通过,那么接下来的6年也很难,至少需要等到2032年再次大选,共和党人有机会上台(本次中期选举,乃至2028年大选,个人认为共和党人很难翻盘,控制参众两院,并拿到总统位置)
支付/金融创新本来就是要去撼动整个社会的肌肉骨骼,很多传统机构都有刮骨之痛,在它们尚未准备好的时候,是不会放行的......当然,如果大银行或者是民主党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也有可能比我预想的乐观;但明天,肯定没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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