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近通过了新的出入境管制措施, 很多人最关心的, 是中国要闭关锁国了, 但其实想想, 还有一个面向, 其实挺耐人寻味的, 那就是: 一个独裁极权的政府, 什么时候, 为了什么, 才会拼命去加强对全社会的控制? 甚至连出国都要开始加以限制? 甚至都要准备开始闭关锁国了呢? 我想, 原因绝不是因为这个政权, 这个统治者江山稳固, 充满自信. 相反, 这样的疯狂举动的背后, 流露出的, 其实是一张忐忑不安的心情, 是一种危机感, 是一种自信的欠缺. 管制技术出国, 或许还有经济战略上的考量, 但管制资金和人的流动, 就不仅仅是经济考量了. 当局恐怕是不愿意看到这几年的“润”的趋势愈演愈烈, 担心如果大家都能自由进出, 这股流失潮冲击的, 是政权的稳定. 同时, 闭关锁国, 也是担心国内的人听到外面的不一样的声音. 过去还仅仅是封锁网络翻墙, 现在连肉身翻墙都要限制了, 这是一个自信的政权会做的事情吗? 我们都知道, 真正强大的治理, 靠的不是堵, 而是疏通. 中共堵得住别人的路, 就能留下人的心吗? 人家想离开了, 你以死威胁也不让人家走, 这本身, 其实暴露的是对统治危机的恐慌, 只有恐慌,才会如此蛮横. 管控的强化, 表面看是政权的强大, 但背后真正显现出来的, 正是那种无法掩饰的感危机与自信的流失. @baodiantimes

中国政府周五表示，坚决反对英国政府将英国钢铁公司(British Steel)国有化的决定，并警告称，强行接管中资企业敬业集团(Jingye Group)的资产将严重打击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英国政府周四将英国钢铁公司收归公有，称此举是保护其国家利益的必要举措。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表示：“这一决定保障了英国钢铁制造业的未来，保护了技术岗位，并维护了一项关键的国家能力。” 中国商务部周五表示，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 中国商务部表示，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敦促英方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 2020年，在英国钢铁公司的前私募股权所有者倒闭后，敬业集团从破产程序中收购了亏损的英国钢铁公司。为防止位于英格兰北部斯肯索普(Scunthorpe)的钢厂关闭，英国政府去年从敬业集团手中接管了英国钢铁公司的运营控制权。 中国商务部表示，敬业收购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使多年前就可能流失的就业岗位得以保留。

面对当代中国复杂而深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现实，旅居东京的政治学者刘军宁较早提出了“晚共时代”这一概念，用以描述中国共产党统治进入晚期阶段可能呈现出的政治特征。近年来，这一概念逐渐成为海外学界、媒体及观察人士分析中国现实的一种框架。 所谓“晚共”，并非简单意味着一个政权即将终结，更不是对时间的预测，而是一种制度状态的描述。指的是一个政权虽然仍然拥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但其内部已经出现权力老化、制度僵化、财政透支、社会信任流失等一系列结构性症候。 判断一个政权是否进入“晚期”，不能依靠情绪，也不能依靠政治立场，而应观察其权力结构、制度活力、财政基础以及社会治理多个维度。 过去数十年，中共虽然始终坚持一党专政，党内仍保留一定程度的集体决策和制度化交接安排，使最高权力能够相对平稳过渡。而习近平上台之后，权力进一步向个人集中，重大决策更加依赖拍脑袋，制度性制衡空间全面收缩。 当整个官僚体系越来越依赖揣摩上意而不是独立判断时，决策风险不断累积。地方官员首先考虑的不再是”如何解决”问题，而是符不符合政治要求；专业判断让位于政治安全，治理能力随之弱化。 由于习近平修改宪法定于一尊，不再培养接班人，使得中共权力交接充满更多不可预测因素。历史经验表明，任何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一旦缺乏稳定、明确、可预期的接班传承，很容易在关键时刻放大政治风险。 改革开放初期，中共曾展现出务实的政策调整能力。面对现实问题，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试错、修正甚至否定过去的政策，因而在一个时期内迷惑了不少人。 然而今天，”绝对忠诚”成为官员考核评价的重要标准，越来越多的官员奉行”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于是，一边是基层普遍躺平，不愿承担责任；一边是层层加码、机械执行，唯恐政治表态不够坚决。结果形成一种看似矛盾却同时存在的乱象：既不作为，又乱作为。所谓的治国理政越来越像一台依靠惯性运转的僵硬机器。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土地财政、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这一模式支撑起城市化高速发展，同时积累了庞大的债务压力。随着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土地出让收入下降，不少地方财政面临断炊的危险；隨着新生人口大幅下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公共服务支出增加，沉重的地方债务很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越来越多地方不得不压缩行政开支，调整公务员待遇，减少固定资产投资，甚至扣减维稳经费。 而中国的财富早就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益集团掠夺和瓜分，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是一番弱肉强食的光景，即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良知，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财富掠夺的游戏之外。当人民被当作包袱而不是财富抛弃的时候，社会稳定的基础越来越脆弱。于是，一 种关于增长、稳定的恶性循环就开始了：越是不稳定，就越要推动GDP高速增长；越要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就越要推动符合利益集团的政策举措；越是推动这种政策，就越是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对立。 历史上，无论是晚清、晚明，还是苏联东欧进入晚期之后，既可能经历长期停滞，也可能通过重大改革实现转型；既可能在危机中瓦解，也可能在调整中延续。所谓“晚共”还能维持多久，是否仍具备自我修正和重新赢得社会信任的能力。 一个越来越依赖暴力和谎言维持的政权，必然得不到人民的信任。正如苏共缔造者列宁生前所言：“统治者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而社会底层也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这大概就是“晚共”的基本形态。 @baodiantimes

如果特朗普真的推进禁止使用中国开源人工智能模型的计划，那么：巴西将获得前沿模型，但美国不能。俄罗斯将获得前沿模型，但美国不能。印度、土耳其、巴基斯坦、越南都将获得。 美国公司将被迫使用政府批准的、简化的、被削弱的人工智能模型，这些模型故意被设计得比较弱智，功能有限。因此，所有规模较大的美国公司都会解雇他们的美国技术员工，并在巴西、阿根廷、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地设立新的办事处，在那里他们可以使用世界上最好的人工智能模型（来自中国）。大量科技工作岗位会从美国流失，而美国也会在人工智能竞赛中输给中国的超级智能。 我相信Claude和 OpenAI 会积极推动此事。同时间，整个美元绑定AI的叙事崩盘，这就是未来一年半我们将看到的结果。 Karma is a BITCH.

英伟达黄仁勋承认，该公司在中国 AI 加速器市场份额正直线下滑。 他表示，放弃一个像中国这么大的完整市场，从战略上看，可能并不是很合理。所以他认为，之前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政策，已适得其反。 让美国芯片公司以及其他美国公司，继续留在中国，是非常有意义的。 今年早些时候，Bernstein 曾预计，英伟达在中国 AI GPU 市场的份额，可能已从 2024 年的 66%，降低到 54%，中国本土芯片厂商，正在加速抢占英伟达流失的市场份额。

野村证券：自2021年行业见顶以来，中国房地产投资降幅达35%，新建商品房销售额下滑40%。多家民间机构调研显示，房价累计下跌15%至30%，跌幅远超官方统计数据。由于中国家庭60%的财富集中在房产，房价持续贬值引发显著的负财富效应，大幅压制居民消费意愿。2026年4月，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0.2%，反映出内生消费动力极度疲软。 地方财政成为房地产下行的最大承压端。2021年至今，土地出让收入暴跌60%，地方综合财政收入缩水38%。内陆地区普遍陷入财政紧缩、公职人员降薪的困境，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持续攀升。2.2 连锁传导效应房地产下行引发了全域持续性通缩压力。自2022年起，中国消费物价持续通缩，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首次低于日本，充分体现出市场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期。 居民与企业普遍开启去杠杆模式，信贷持续收缩，新增贷款增速创下20年新低，极大削弱了宽松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与此同时，就业压力持续加剧，15至24岁青年官方失业率持续高于20%。2021年以来，房地产及建筑行业流失就业岗位超500万个，低技能从业者再就业能力薄弱，受冲击最为严重。

宁可我负天下人——中美巨头的宿命 当大多数中国AI公司都用免费招揽客户的时候，美国的同行在进行一个疯狂的商业试验，越是对核心用户： 他们涨价越凶。 OpenAI的收费等级已经有六层，像六把镰刀大力收割付费用户；黄仁勋多次力挺的Perplexity，也在大力涨价，首席执行官多次说： 没有上限，你花多少钱都行。 最典型的是Anthropic， 2025 年初，他们宣布涨价，Claude API 的价格比对手高出 50%。 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个坏主意，用户会大量流失。但现实接连打脸，Claude 在B端市场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甚至远远甩开了OpenAI。 这家完全不管用户死活的企业，现在是人类有史以来收入增长最猛的企业。 1 在中国，这种事情是不可想象的。 不是企业不想涨价，而是多数行业的定价权正在流失。比亚迪卖一辆车，就赚几千块钱；光伏板漂洋过海卖到欧洲，欧洲人拿来当瓷砖砌墙；亚朵好不容易做成了一款上千块的被子，马上就有无数“代工厂”跳出来，把价格砍到一折。 工业克苏鲁的诅咒就是，现在没有人想做品牌了，企业辛辛苦苦建立的品牌，非但不能带来溢价和护城河，反而成了一笔沉重的成本负担。对很多企业来说： 品牌是负资产。 经历了一轮毒打的房地产公司，更是已经完全沦为组装工厂；连豪宅也都在比拼功能参数，没有任何溢价。几乎所有开发商，都退回极致性价比： 白牌路线。 但现在，一个非常有种的企业跳出来了。 2024年10月20日，宸嘉发展击败了一众央企国企，在万众瞩目之下，买下了徐汇区龙华街道的两万方地块，楼面价超过12万/平方米。 从那天开始，这个地块从公众眼中消失了18个月，在以资金周转率为第一要务的房地产行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这块地并不大。 前几天，这个名为嘉佰道·徐汇的项目姗姗来迟，终于低调开门了，价格十分炸裂，120平小户型的高层住宅，总价要超过2000万；叠墅更是要： 7000万起。 可以说，放眼中国房地产历史，叠墅还没有这么贵过。 700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1000万美元了，在上海足够买下大多数独栋别墅，足够拿到美国比富丽山庄别墅的入场资格；在伦敦切尔西，也够买一幢传统排屋。 但在嘉佰道·徐汇，它只是一套叠墅。 定价即经营，定价即生死，嘉佰道·徐汇却非要跳出务实的生存策略，挑战的那个固若金汤的定价体系： 宁可我负天下人。 2 1982年，有一位15岁的少年天才站到杨振宁面前，想做他的研究生。在面试中，杨振宁问的量子力学问题，他都对答如流。但有一个问题，却回答不出来： 这些问题，哪一个你觉得是美妙的？ 杨振宁因此而拒绝了这位天才，理由是他没有发展出taste（品味）。 嘉佰道·徐汇在找的，是愿意为taste买单的那批客户，验资只是第一步。保罗福赛尔在《格调》里说： 与金钱同样重要的因素还有风范、品味和认知水平。 嘉佰道·徐汇可能是上海最低调的千万美元住宅，入口藏在龙华西路上，参观者在正式进入之前，要先穿过前院，来到艺术前厅。 艺术前厅面积并不大，挑高也不算夸张，没有任何富丽堂皇的装饰。光从穹顶静静地打下来。 这一束光，就定义了嘉佰道·徐汇的全部品味。 香港豪门的向太陈岚，现在特别喜欢在直播里科普富豪生活，她说有钱人戴劳力士、爱彼、百达翡丽： 更有钱的人什么都不戴。 嘉佰道·徐汇完全不追求视觉冲击力，市面上最流行的奢石，他们都没有用。他们似乎给参观者举办了一场考试，测验他们能不能从泉潭里铺装的太行金岩浆岩、院子里那棵15米高的乌桕，以及别墅外立面的镶嵌花岗岩，看出它的成本。 很多成本和工艺都没法写出来，只能交由参观者自己去估价。 阿拉伯风格的泳池、南法风情的会所，庭院的造景，出自京都最古老的造园公司植弥加藤之手；当然还有庭院里那只巨大的大象雕塑，是艺术家向京的作品。 嘉佰道·徐汇把别墅的地下室都做了精装修，在上海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做，他们不希望未来的业主自己动手，因为那很可能破坏一套完整的设计语言。 他们在12套房子的露台上，放着一个约10米长的冲浪泳池，那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符号。 他们很自信地告诉来访者，你花的几千万，不只是买一幢私密住宅，买昂贵的石材和配套，而是来购买我的品味： 我的品味，真的很贵。 为什么多数企业不敢涨价？因为买家会立刻找平替。但如果只有通过考试才能购买，情况就变了。 通过考试的人会自我说服，我是被选中的，我配得上这个产品。 太便宜了，考试就失去了意义。 3 爱马仕之所以贵，卖的根本不是皮料，甚至不是工匠的手艺，他们卖的是帝王的体验： 一位工艺大师，一年时间埋头苦干，为我做一个包。 操盘嘉佰道·徐汇的这群地产老炮，相信自己的埋头苦干，值得用户花大价钱买单。 在动笔做设计前，他们几乎跑遍了全球豪宅。这应该没有公费旅游的嫌疑，因为他们又花了几个月时间，跑遍了德国梅赫拉特、法国‌贝唐库尔这样的小镇。 THG、劳芬、嘉格纳、美诺、当代等十几个欧洲顶奢厨卫品牌，生产腹地都是放在小镇上，甚至是乡下工坊里。

据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在15个欧洲国家中，德国民众对中国持更为质疑的态度。 40%的德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9%的德国受访者认为是冲突中的敌手。基民盟及社民党支持者中，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或冲突敌手的比例不低于六成。 相形之下，仅14%的西班牙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4%认为是冲突敌手。在意大利受访者中，这两个比例也仅为19%和5%。 比较接近德国受访者对中国质疑态度的是法国：3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8%认为是冲突中的敌手。 有35%的德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必须与之战略合作的伙伴。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一比例分别为56%和51%。法国为33%。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写道，中国冲击波对德国的影响尤其明显。德国工业正在流失大量就业岗位。 该智库认为，鉴于该民调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德国民众对于对华鹰派政策持更为开放的态度。

【14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国务卿鲁比奥，就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达严重关切】该法已于今年3月12日由中国全国人大通过，7月1日起正式施行。议员们指出，该法名义上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实质上是中共针对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等非汉人族群推行多数民族同化政策的法律化与扩大化。 该法第一条明确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列为核心目标，议员们认为这反映出一种由统治精英单方面定义国家身份的等级结构，其民族属性、文化与宗教观被设定为全民必须服从的国家认同，构成强制同化。 信中特别援引鲁比奥本人2020年作为参议员时，对西藏地区类似"民族团结"法规的评价，他当时称其为中共"重塑藏人文化的明确声明"。议员们指出，这部新通过的全国性法律正是将同一模式推广至全中国境内。 议员们强调，该法的影响远不止于政治口号，而是系统动员学校、教材、博物馆、媒体平台、家庭、干部、财政预算与安全机关，共同执行意识形态上的整齐划一。民族团结不再被视为应予尊重和保护的社会状态，而被当作可以被设计、监控与强制达成的行政指标。 对藏人而言，该法律威胁母语教育、藏传佛教宗教实践，以及家庭与社区向下一代传承身份认同的能力，并与中国宪法及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宗教与生活方式的规定相矛盾。议员们指出，该法对普通话教育与意识形态忠诚的强调，将进一步加速母语教育与文化自主权的流失。 对维吾尔人而言，该条例同样构成实质威胁。条例所推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框架，与近年来在新疆已系统化推行的强制同化措施一脉相承，包括限制维吾尔语教学、压制伊斯兰宗教生活与文化习俗、推动通婚与人口结构改变政策等。议员们指出，该条例将这些原本局限于新疆、西藏等特定地区的"民族团结"治理模式，正式上升为全国性法律框架，意味着对维吾尔人语言、信仰与文化身份的压制将获得更系统、更长期的法律支撑，而非仅停留在行政或地方政策层面。 联署议员包括詹姆斯·麦戈文（James P. McGovern）、克里斯托弗·史密斯（Christopher H. Smith）、罗·卡纳（Ro Khanna）、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T. McCaul）、亚斯明·安萨里（Yassamin Ansari）、吉姆·考斯塔（Jim Costa）、维罗妮卡·埃斯科瓦尔（Veronica Escobar）、乔纳森·杰克逊（Jonathan L. Jackson）、埃莉诺·霍姆斯诺顿（Eleanor Holmes Norton）、约翰尼·奥尔谢夫斯基（Johnny Olszewski, Jr.）、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苏哈斯·苏布拉马尼亚姆（Suhas Subramanyam）、托马斯·苏齐（Thomas R. Suozzi）、詹姆斯·沃尔金肖（James R. Walkinshaw）等共和与民主两党14位国会议员，呼吁国务院确保美国长期以来支持受压迫民族保存其语言、宗教、文化与身份认同权利的原则，继续作为对华政策的核心。

中共成立105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从三重力量感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文章，大谈所谓”信仰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人格的力量”：信仰可以固本培元、凝心铸魂；真理能够穿越风雨、烛照征程；人格足以激浊扬清、直抵人心。 然而，一个已经存续105年的政党，虽然号称拥有上亿党员，却早已难言真正的信仰，也谈不上真理，更缺乏令人信服的人格力量。至于理想、奉献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建党时反复宣扬的价值，更早已沦为政治口号。 因此，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今天的年轻人，为什么还要入党？如果对今天高校、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金融机构乃至公务员系统的党员来源做一次真实调查，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加入共产党，首先是一种现实选择，而非精神选择。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在今天的中国，党员身份依然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会。公务员晋升往往将党员身份视为重要条件；国企领导干部几乎清一色要求党员；高校辅导员、行政岗位优先录用党员；不少事业单位的重要职位，也默认党员身份是基本门槛。 于是，入党逐渐从一种政治信仰，演变为一种政治资格认证。许多年轻人在递交入党申请书时，并不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很少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更不了解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历史。他们甚至并不关心那套理论是否成立，只是在权衡一个现实：入党意味着更多机会，不入党则可能失去竞争资格，甚至被边缘化。 一个本应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政党，越来越像一个依靠利益维系的共同体。这也意味着，中共赖以立党的意识形态基础实际上已经严重流失，维系组织运转的越来越不是共同信念，而是共同利益。 中共自身对此并非毫无察觉。因此已经很少要求党员”相信什么”，而是越来越强调党员”服从什么”。政治忠诚、组织纪律、“两个维护”、“四个意识”不断被强化，本质上指向同一个要求：服从组织、保持一致、绝对忠诚。 越来越多的人入党，不是为了改变国家，而是为了分享资源；不是为了追求理想，而是为了获得机会。 一个政党的衰败，往往并非始于组织规模的大小，而是始于精神内核的空洞。当一个政党越来越频繁地高喊”绝对忠诚”，恰恰说明越来越缺乏自信。 真正强大的政党，能够容纳不同意见，允许公开讨论，甚至接受内部批评；只有缺乏安全感的政党，才会执着于整齐划一的口号，不断强调思想统一、步调一致，把忠诚置于能力之上，把服从凌驾于真理之上。 历史有时充满绝妙的讽刺。1949年前夕，随着国民党政权迅速走向衰败，大批党员退党、倒戈，但与此同时，仍有不少年轻人在那个历史节点选择加入国民党。今天回头看，人们很容易认为，那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当一个政权进入衰败周期，个体的命运往往会随之被裹挟。 那么，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今天加入共产党，会不会像1949年加入国民党？当然，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今天的中共，无论组织能力、社会控制能力，还是国家机器的动员能力，都远远超过当年的国民党。它仍然拥有庞大的财政资源、严密的官僚体系和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 但是，再强大的组织，也无法摆脱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当组织逐渐老化，制度日益僵化，利益集团不断固化，意识形态失去感召力，而权力只能依赖纪律和控制来维系时，一个政党的衰败，便已经悄然开始。 真正决定一个政党命运的，从来不是党员数量，也不是宣传机器的音量，而是是否仍然拥有能够赢得人心的价值、制度和未来。 @baodian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