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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澳大利亞聯邦關於氣候變化與清潔能源轉型的聯合聲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澳大利亞聯邦(以下簡稱“雙方”)重申共同致力於推動全球氣候行動,釋放全球清潔能源轉型蘊含的經濟機遇。 氣候目標與清潔能源轉型 雙方重申《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黎協定》作為國際社會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基本法律遵循和主渠道地位,重申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黎協定》原則,包括公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原則的指導下,考慮不同國情,加強全球氣候治理的共同承諾。 雙方重申致力於應對氣候變化,支持全面、善意、有效地落實《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黎協定》。雙方重申將立足本國國情,採取務實行動,兌現各自氣候承諾。 雙方重申《巴黎協定》溫控目標,即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低於2℃之內,並努力將氣溫升幅限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1.5℃之內。雙方重申致力於加強全球集體氣候行動以保持1.5℃目標可實現,最大限度降低氣溫過衝幅度、縮短回調持續時間。雙方指出,應對氣溫超調還需加大適應行動力度並提供相應支持,推動從地方到全球各層級迅速開展大規模行動。 雙方重申各自立足本國國情提出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以及碳中和/淨零排放承諾。雙方認識到,各國轉型路徑、國情與優先事項各不相同,認為在轉型進程中構建安全、可負擔、可靠且具備韌性的能源體系十分重要。 雙方歡迎開展國際合作,助力全球加快清潔能源的開發與部署,爭取到2030年實現全球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增至三倍、全球年平均能效提升速度翻一番。雙方認識到加快電氣化與清潔能源轉型的重要意義,歡迎國際社會不斷提升電氣化領域的雄心並深化相關合作,爭取到2035年前在自願的基礎上將電力佔全球終端能源消費比重提高至35%。雙方同時認識到上述轉型能夠帶來經濟、就業、能源安全、公共衛生以及民生福祉等多重收益。雙方認為,氣候行動應當具備包容性,確保不讓任何人掉隊。 雙邊政策、技術與經濟交流 雙方對2026年8月27日在澳大利亞舉辦的第十次中澳氣候變化部長級對話表示歡迎。雙方承諾繼續落實《中澳氣候變化合作諒解備忘錄》,圍繞氣候透明度、適應行動以及其他共同關注的重點議題持續開展富有成效的交流。雙方歡迎2026年11月2日在堪培拉舉行的首屆中澳鋼鐵減碳政策對話。 雙方認識到,應當開展合作,促進有利的和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這種體系將促成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經濟增長與發展,從而使他們有能力更好地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條第五款,雙方重申,為應對氣候變化而採取的措施,不應當成為國際貿易上的任意或無理的歧視手段或者隱蔽的限制。雙方鼓勵兩國政府、科研機構、產業界等在共同關心的清潔能源轉型領域開展適度的技術、科研與知識交流。上述領域所有活動均遵循自願、雙方商定原則,符合各自法律法規、國內政策安排及國家利益。 雙方重申,將通過加快清潔能源轉型,共同加強能源安全領域合作。 多邊與區域合作 雙方將繼續依託《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及相關區域論壇開展建設性互動,助力全球氣候治理。 雙方認可澳大利亞作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十一次締約方大會談判主席國發揮引領作用,推動各方達成富有雄心、公平、平衡、包容的成果,同時肯定中方為取得相關成果作出的貢獻。雙方重申支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十一次締約方大會取得圓滿成功,並指出多邊合作對於推動富有雄心且務實的氣候行動具備持續價值與實際效用。 澳大利亞祝賀中國成功主辦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會議,認可亞太經合組織在促進可持續經濟增長、保障能源安全以及推動清潔能源轉型方面發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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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訊:高牆內外的歲月 徐文立夫婦22年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 2026-11-09 09:37閱讀時間 8 分鐘 徐文立賀信彤夫婦金婚合照。(受訪者提供) 【大紀元記者林子晨採訪報導】一份從監獄裡輾轉傳出的手稿,讓一位母親讀到深夜,仍捨不得放下。數十年後,83歲的徐文立回憶母親當年的話——兒子沒有做錯事,跟他的父親一樣。說到這裡,他一度情難自已。 11月6日,徐文立教授接受本報遠程專訪,講述與妻子賀信彤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的經歷。兩度入獄、實際服刑16年,他記得在三平方米的「反省號」監房裡度過的五年寒暑,也記得妻子如何將家裡的一點一滴寫進信中,讓無法相見的丈夫彷彿仍在家中。 從2004年起筆、2021年中文書出版,到今年英文版《Prison Within and Beyond》在全球問世,夫妻倆用了22年時間。他稱之為「22年磨一劍」:透過一家人的遭遇,揭示中共統治下「不在獄中,便在獄外獄」的處境;也將兩人的經歷留下,獻給父母與後代,向歷史交出一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不食言的人生答卷。 夫妻分別執筆,留下高牆內外的記憶 2002年12月24日聖誕夜,徐文立以保外就醫名義,在妻子陪同下抵達美國,與女兒團聚。此後,他在布朗大學沃森國際研究院任資深研究員。 徐文立教授在哈佛法學院。(受訪者提供) 來美後,老友胡平勸他寫下這段經歷,並將記憶比作珍珠:若不及時串起,散落後可能再也撿不回來。 夫妻倆決定分別執筆:他寫獄中的生活,她寫獄外的遭遇。那些年,兩人被迫分離,各有對方無法親見的生活,如今終於能一起慢慢回想、寫下並編輯成書。 當時他既要教課,又忙於政治事務,只能抽空寫一點。他說,兩人性格都很頑強,決定做的事,就從未想過放棄。 三平方米的「獄中獄」 徐文立1978年參與民主牆運動,創辦了《四五論壇》及其前身《四五報》;1981年被捕,後被判15年徒刑。1998年參與創建中國民主黨,再被判13年。兩次刑期共28年,實際服刑16年。 第一次走進監獄時,他還不到40歲,心想:「我還能夠出得來嗎?」於是決定把自己的經歷與想法寫下來。 據他回憶,他在六平方米的單人監房裡,以申辯形式撰寫《獄中手記》。1985年前後,手稿傳到海外,在《中國之春》發表,隨後,他被轉入「反省號」。 那裡約三平方米,兩平方米睡覺,一平方米踱步,沒有窗戶。一排十幾間監房,其他監房的人都被移走,只留下他一人,約五年不能與家人見面。 北京的冬天,太冷了,他只能一層層裹上棉衣,像一個棉球般;夏天,沒有通風條件的監房如同一個暖爐,只能把身體貼在水泥牆上降溫。他還被限制用筆,只有寫家信時才能領取,寫完即被收走。 後期,他曾養貓、養狗,也讓蜘蛛走進瓶子,觀察牠結網、產卵。他說,有這些事情能轉移他的思緒,緩解長期獨處的壓力;看著小蜘蛛出生,也讓他想到,一代人過去,下一代自會「奔向前方」。 家書讓他彷彿仍在家中 高牆外,賀信彤與女兒徐瑾也承受著分離的痛苦。徐文立回憶,被捕最初一年多,家人不知道他關在哪裡,也不知他的死活。女兒曾設法尋找能望見監獄的高處,也盼望從經過的囚車裡看見父親。 不能相見時,夫妻便靠書信互訴近況。賀信彤兩三天就寄一封,連家中的房間怎樣整理、書櫃搬到哪裡,都細細寫下,讓丈夫知道家裡的一切。 談及這些信,徐文立說,妻子不僅體貼,文筆也好。兩人總有說不完的話,連監獄警察都曾問,怎麼有那麼多話可講。 徐文立妻子賀信彤。(受訪者提供) 他認為,家人雖未被判刑,卻因他的政治身分受到監視、歧視,生活也充滿不確定,這就是,「獄外獄」。 母親抱著手稿,像抱著孩子一樣 談到妻子與母親,徐文立一度難以繼續。 據他回憶,賀信彤設法取得獄中傳出的手稿後,母親連夜讀完。老人抱著它,像抱著嬰兒,一遍遍的翻看,夜裡仍忍不住與兒媳談論手稿中的內容。 他記得妻子描述當時的情景,老人抱著手稿邊說邊哭:「兒子沒有做錯事,跟他爸爸一樣。」 父親徐裕文在抗戰期間放下醫學院的平穩工作,帶學生到江西建立後方軍醫院。這段經歷影響了他,使他從年輕時起便立志踐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徐文立父親徐裕文抗戰勝利紀念章證明書與紀念章。(受訪者提供) 母親從文字中理解了兒子的選擇;她對兒媳的疼愛,也讓獄外苦撐的賀信彤得到溫暖與鼓勵。徐文立特別感念妻子的努力,讓母親有機會理解他的政治理念。 從一家人的遭遇,看見「獄外獄」 徐文立希望讀者看見的,不只是家庭的分離。 他認為,中共透過基層組織、思想匯報及日常監視,把控制延伸至工作、鄰里和家庭。他回憶,妻子一次探監時,曾在監獄獄政科辦公室牆壁上看到各監號負責監視、向獄方提供情報的報告員名單。 在他看來,當人們擔心自己的言談被人偷偷報告時,彼此之間便難以互相信任;即使身在監獄之外,也可能生活在互相無法信任的恐懼與轄制中。 「中國一定要回到一個正常社會。」他希望年輕人了解所處的環境,再思考如何改變。出版英文版,則是希望海外讀者透過他們一家人的經歷,更透徹的了解中國。 向歷史交卷,把選擇留給後人 夫妻將書獻給雙方父母與後代。談到這份歷史答卷,徐文立提及「不食言」:年輕時把對國家、社會的責任付諸行動,現在,再用文字留下這些經歷。 如今,他的獄中手稿、書信、照片等文獻原稿,已由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館與檔案館收藏。 他希望後人讀到這些故事,但不強求子女走自己的路。「一,不打聽;二,不干涉。」讀不讀、學不學,都由他們自行決定。 從獄中偷偷寫下手稿,到與妻子共同完成《獄中獄與獄外獄》,再到英文版問世,兩人如今都已年邁,平均已80歲高齡。 徐文立說,希望透過自己的獄中生活與妻子的獄外遭遇,讓讀者了解他所說的「不在獄中,便在獄外獄」,也向歷史交出一份答卷。他多次強調: 「這(代指英文版書籍出版)是我們人生當中最喜悅、最難得的事情之一。」 作者簡介 徐文立,1943年7月9日生,1978年北京民主牆運動參與者與組織者、《四五論壇》主編,1998年中國民主黨創黨領袖之一。兩次被中共判刑共28年,實際服刑16年。在美國克林頓、喬治·W·布什政府及國際社會營救下,先後於1993年、2002年獲釋,2002年聖誕夜流亡美國。曾在布朗大學服務10年,2003年獲該校人文科學榮譽博士學位(L.H.D.)。 出版資訊 徐文立、賀信彤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英文版《Prison Within and Beyond》,紙本於2026年11月7日發行,全書696頁(電子書1159頁),含80頁彩色文獻圖片與歷史照片,定價60美元。另有中、英文電子書,可透過Amazon、Kobo等平台查詢選購。 英文版紙本書: 英文版電子書: 中文版電子書: Amazon Ki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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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全球新書發布】徐文立、賀信彤伉儷巨著《Prison Within and Beyond》英文紙製實體書11月7日全球正式發行! 歷史的見證,堅韌的史詩。 由知名中國民運人士 徐文立 先生與其妻子 賀信彤 女士合著的時代巨著 —— 《Prison Within and Beyond》(中文書名:《獄中獄與獄外獄》),現已由全球最大圖書分銷網路正式發行! 本書寫作始於 2004 年徐文立先生於美國布朗大學擔任資深研究員期間,歷時多年,真實而深刻地記錄了徐文立先生在「獄中獄」歷經二十載囹圄的生死磨練,以及妻子賀信彤女士在「獄外獄」面對強權時的堅忍守候與無私付出。這不僅是一部個人的血淚記憶,更是一部不可磨滅的當代歷史見證。 本次發行除了各大數位平台外,更隆重推出英文紙製實體書。全書精簡優化至 696 頁,並極具歷史價值地內嵌了 80 頁珍貴的彩色文獻插圖與歷史照片。無論是數位收藏或實體研讀,皆已開通全球購買渠道: 📘 【全新上市】英文紙製實體書(English Paperback / Hardcover) 規格: 696 頁 / 內含 80 頁彩色圖片 定價: $60.00 USD 全球購買渠道:Amazon 亞馬遜全球書店: 👉 點此前往 Amazon 購買實體書 (請於亞馬遜搜尋:Prison Within and Beyond,即可享有全球配送服務) Barnes & Noble(美國最大連鎖書店): 👉 點此前往 Barnes & Noble 購買實體書 (註:全球數萬家與 Ingram 合作的獨立書店、學校與社區圖書館,亦可直接透過系統查閱 ISBN 下單訂購。) 🌐 數位電子書版本(E-book Edition)同步熱銷中 英文版(English Edition) 樂天 Kobo(購買永久收藏): 👉 點此前往 Kobo 購買英文電子書 Everand / 原 Scribd(訂閱即刻線上閱讀): 👉 點此前往 Everand 線上閱讀全文 中文原著(Chinese Edition)《獄中獄與獄外獄》 Amazon Kindle 商店: 👉 點此前往 Amazon 購買 Kindle 中文版 Google Play 圖書: 👉 點此前往 Google Play 購買行動版電子書 樂天 Kobo 商店: 👉 點此前往 Kobo 購買中文電子書 💡 讀者溫馨提示: 不論您身處全球哪一個國家,只要點擊或複製上方相應平台的連結,即可依照您當地的貨幣與閱讀習慣,直接線上刷卡付費下載或訂購實體書。 感謝您對歷史真相的關注與對自由發聲的支持!歡迎各界讀者廣為轉發分享。 🙏 💡 社交平台簡短版(適合 X / Twitter 等字數限制平台) 📣【新書發布】徐文立、賀信彤合著巨著《Prison Within and Beyond》(獄中獄與獄外獄)英文紙製實體書全球正式發佈! 📖 規格:696頁,內含80頁珍貴彩照,定價$60。真實記錄「獄中」生死磨練與「獄外」堅忍守候的時代史詩。 全球 Amazon 亞馬遜實體書店及各大電子書平台(Kobo/Google/Everand)現正同步熱銷中! 🔗 實體書與中文版購買: (請搜尋 Prison Within and Beyond) 🔗 英文版 Kobo 購買: 歡迎轉發,共同見證歷史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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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秋天,贺龙和妻子薛明已经在北京西山一处平房院子里关了大半年,除了看守,什么人也见不到。年初送他上山时,周恩来答应过秋天来接他。天凉以后,他天天等。树叶黄了,落光了,没有人来。他对薛明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已无能为力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休息室里,把一封告状信递给贺龙。信是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写的,告的就是贺龙,林彪转上来的。贺龙看完,问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一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又说: “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 贺龙那年七十岁,元帅,军委副主席。毛泽东接着说,他对贺龙的评价还是过去那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三天以后,林彪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要大家对贺龙的“夺权阴谋”提高警惕。 那一年,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军队得由林彪替他压住。头一年冬天,林彪先要拿掉总参谋长罗瑞卿,那是毛泽东自己的爱将,毛泽东照样撤了他。有林彪撑腰,接下来几位老帅都可以一并整肃。 告他的材料一份接一份送上去。有一份说,贺龙枕头底下压着一支进口小手枪;又有人说,这支枪藏在董必武的女儿那里,准备在怀仁堂开会时刺杀毛主席。董必武的女儿从箱子里把枪翻出来交上去,那是一九五七年贺龙拿给孩子们玩的,枪栓锈得拉不动,验枪的人笑着说,这支枪根本不能用。林彪还是把这些材料一起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年底造反派要揪斗他,他和妻子薛明躲进了周恩来的家。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周恩来找他正式谈话,转告林彪的话: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到处伸手,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洪湖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你也有责任。贺龙几次站起来想说话,周恩来不让他说: “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贺龙说,他没想到把他看成这样的人。 第二天凌晨,贺龙和薛明被送上西山。他起身穿鞋,说要回去找他们算账,看见门外警卫走来走去,又坐了下来。 在山上,他对薛明说,湘鄂西肃反要他负多大责任,他想不通,那时审讯、杀人他都不知道。说起当年被杀的那些人,他说:“啊,一滩滩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噢!”又说:“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对待,是要不得的呀。我真担心有人再搞这一套!” 那是三十多年前湘鄂西苏区自己人杀自己人。两年里杀了两万多红军、干部和百姓,红军从三万多人减到三千,领导层最后只剩四个党员活着,贺龙是其中唯一幸存的红军高级将领。主持杀人的是中央派来的夏曦,肃反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再督促下搞起来的;事后,中央又说夏曦“肃反扩大化”,撤了他的职。 这是他自己的说法。研究者指出,他是分局委员,一次次举手支持夏曦。 那年夏天,一连四十五天,每天只给他们一小壶饮用水。下雨天,两个人把水盆、脸盆、水杯都摆到门前接雨水。有一回两人抬着一盆雨水上台阶,贺龙脚下一滑摔倒,扭了腰,十八天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医生不来。薛明找出一根用空的氧气筒导管,自己用嘴含着洗衣服的肥皂水给他灌肠,口腔黏膜大片烧坏,吃饭说话都受影响。 孩子们在哪里,两个人都不知道。周恩来派人上山问有什么事要办,贺龙只托了一件:请总理找找孩子。孩子找到了,小女儿躲在廖承志家,两个大的隐姓埋名在一条海船上干活。从那以后,这个一辈子没给孩子写过信的人,一封接一封地写,孩子们一封也没有收到。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叶群提出,贺龙当年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要立案审查。周恩来附和了。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批准立案。 所谓投敌,说的是一九三三年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熊贡卿。贺龙把他枪毙了,又把经过报告了中央。专案组翻出了这份报告,压着不报,照样往上写贺龙投敌叛变。康生和叶群批准的专案工作设想里,要求专案组“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贺龙写的交代材料送上去,康生批:“我建议专案组要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一九六八年三月,贺龙突然说不出话来,被送进医院,接诊的医生诬称他是“诈病”,病没好就让他出院了。六月,专案组接管了西山的住处,窗帘拉上,不许再拉开,被褥和枕头收走,两个人睡在光木板上,拿胳膊当枕头。过年过节,看守杀猪会餐,他们吃忆苦饭。 九月,第一批问题写在纸上递了进来:一九三三年熊贡卿到你那里叙旧,你是怎样表示乞降蒋介石的?贺龙把纸往桌上一摔: “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 一连几天,他抽烟很多,话很少,有时翻开笔记本,用毛笔一遍一遍写“冤枉”两个字。六年前,贺龙主持审查彭德怀,用的是同一套办法,把彭德怀定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中国代理人、篡党篡军的头子。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对贺龙不保了。同一次全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原来给贺龙看病的,是警卫部队营部的沈医生,常帮他买药,有时还给买点吃的。年底,总参谋长黄永胜把专案组的副组长找去,说听说贺龙那里还有不少药,“中央决定给他派个医生或护士,专门管他吃药问题,把他的药收管起来。”沈医生不见了。换来的人经过六次政审才挑中,叫“医生”,其实是神经科的男护士,不懂糖尿病,也不懂高血压。他一来,就把贺龙从家里带来的药全部收走。贺龙有糖尿病,每天三片最普通的降糖药,从此也没有保证了。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五日,专案组给这个“医生”下了指示: “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向(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一天,送来的胶囊破了,药末漏出来,上面还有手印,薛明退了回去。过了几天,药里多了一片别的药,那人说是送错了。贺龙问他,把药都送错了,你还算个医生吗。他说:“要不是上级决定,我还不愿意来呢。”贺龙拿手杖往门口一指,叫他滚。人走了,贺龙对薛明说: “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 四月,九大开幕。贺龙让薛明给他弄了个布挎包,装上一点粮票、钱和常用药,挂在墙上,说随时准备出去,去见群众,跟他们讲毛主席对他的那三条评价。一天,他用手指着墙上毛泽东和林彪的像片说: “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指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五月上旬,他接连摔倒了七次,看守日志上都记着。薛明一次次要求给他查血糖、尿糖,始终没有得到同意。 六月八日早上,贺龙连吐了三次,喘不上气,浑身没有力气。薛明去找那个“医生”,人出去了,中午才回来,下午三点打了一针止吐针,没有止住。有人送来一碗黄瓜汤,薛明端到他面前,贺龙说:“你看那汤。”薛明拿筷子一挑,里面全是老黄瓜皮。这是他最后一顿饭,没有吃成。 下午五点,血压往下掉,看守的人这才往上报。那天晚上,专案组几个人正在办公室打扑克,西山来电话,说贺龙病重。一个副组长说:“报告总理吧!”另一个人把牌一扔:“不用,我要个车先去看看。” 派来的医生到的时候,离早上发病已经十三个钟头。他们不验血糖、尿糖,先把他的尿样送到丰台的药品检验所,想坐实他是畏罪自杀。九日零点五分,已经确诊是糖尿病酸中毒,他们照样给他输高渗葡萄糖,不用胰岛素。贺龙看见两个医生都走出了房间,对薛明说: “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早上七点左右,三〇一医院回话可以送来。贺龙不肯去:“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他们说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贺龙仰起脸看着薛明: “我去住院,你呢?” 薛明看看周围的专案组人员和医生护士,没有一个人表态。她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贺龙躺上担架,她握住他那只瘦得皮包骨头的大手,他也紧紧握住了她。上救护车的时候,她跟在后面想一起上去,医生护士用膀子把她挤到一边,关上车门开走了。 医院这边,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事先交代过:专案组要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贺龙八点五十五分住院,十点二十五分才开始治疗。十一点半,主治医生提出请专家会诊,医院负责人不许请管糖尿病的代谢科专家,又把会诊推迟两个钟头;会诊时不让专家接触病人,也不告诉他们病人是谁。下午三点零四分,贺龙死了。从进医院算起,六个小时零九分钟。 薛明被叫到医院,有人对她说:“人已经死了。”又说:“在他死以前,他的反革命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遗体躺在一张单人钢丝床上,脸上蒙着一块纱布,一头蓬乱的长发从纱布底下散出来。专案组的人问她遗体怎么处理,她只说了一句:“由组织决定吧。” 当天夜里,遗体被悄悄送到八宝山,用“王玉”这个名字火化,没有一个亲属在场。骨灰盒上写的也是王玉,秘密存放在一个小殡仪馆里,专案组每年六月九日派人去交保管费。 第二天,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把专案组的人召去,交代死亡报告怎么写:“要写得详细,某年某月治过病,(让人们)知道我们做过许多工作”,“专门有医生照顾到,人家一说,我们尽到了责任”。六月十一日的报告上说,贺龙“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无效而死”。 贺龙死后,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说薛明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要把她送得远远的:“一不能让她死,二不能让她逃,三不能让她胡说八道。”薛明被押到贵州一个山沟里,走路、吃饭、上厕所、睡觉都有人看着,每天去茶田里干重活。后来周恩来派人把她接回北京,她已经满头白发。 一九七一年,专案组写出审查报告,定贺龙是通敌分子、篡军反党分子。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又说:“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一九七四年,中央发文给贺龙恢复名誉,文件上写他是病故。 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八宝山为贺龙补办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抱病来了,一下车就喊薛明,握着她的手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呀。”他在遗像前一连鞠了七个躬。看过档案的人后来说,报给中央的审查报告正是经过周恩来的手,他亲自改过,写了大段批语;据知情人揭发,这些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贺龙的逮捕令,也是周恩来签的。 一九八二年,中共中央为贺龙彻底平反,决定里写,贺龙是被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示要为贺龙同志平反,恢复名誉。” 一九六九年春天,贺龙指着墙上的像片说过,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一九七三年二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那时贺龙的骨灰还装在写着王玉的盒子里,已经存了三年零八个月。 ——《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初版,此据1997年第3次印刷本,第610—636页 ——张嵩山《一个中央专案组长的忏悔》,《炎黄春秋》1994年第9期,第22—34页(薛明1977年向中央所写材料,转引自此文) ——宋永毅《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联经出版公司,2021年,第四章《皇权和相权》(知情人对批语的揭发,转引自此书)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第191页(审查报告经周恩来修改批示) ——张宁《尘劫》,香港明报出版公司,1997年,第330页(知情人对批语的揭发)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公开电子本页脚第340页(周恩来签署逮捕贺龙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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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朱德30岁的儿子朱琦还打着光棍,腿有残疾、为人木讷,谁见了都直摇头。贺龙一听拍了桌子:“不结也得结!”一张条子硬是把婚事定下。 主要信源:(央视网——儿媳赵力平眼中的朱德总司令) 贺龙叼着烟斗,往椅背上一靠,话说得斩钉截铁:“人家朱琦哪点不好?我是司令员,我说了算,结!” 说完抓过纸笔,刷刷几行字,一张“批准结婚”的条子就这样拍在了桌上。 赵力平站在一旁,脸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话。 屋子里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一阵善意的哄笑,这门亲事,就这么定。 1946年春天,绥远丰镇的临时营房里摆了几张桌子,30来个战友挤在一起,算是婚礼现场。 新郎朱琦拄着拐杖,新娘赵力平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没有鲜花,没有鞭炮,没有像样的喜宴。 只有贺龙那一声洪亮的“我贺龙做主”,和满屋子的笑声。 喝到高兴处,有人偷偷抹了把眼睛,谁都清楚,这个新郎官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有多不容易。 朱琦这辈子,几乎没有平坦过,3岁没了亲娘,父亲朱德常年在外打仗,连面都见不着。 继母陈玉珍带着他东躲西藏,就这么熬着长到十几岁。 又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稀里糊涂穿上了那边的军装,一穿就是好几年。 直到重庆谈判前后,有人发现队伍里有个叫朱琦的年轻人,眉眼和朱德有几分像。 消息一层层报上去,父子俩才在延安见了面。 那会儿朱琦20出头,站在父亲面前,看着那张陌生的脸上满是刀刻似的皱纹,张了张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朱德也没多讲什么,只是握着他的手,老半天没松开,第二天,朱琦就递了申请,要去前线。 他是真不要命,冲锋在最前面,撤退垫后,战友们都说这小子有他爹那股狠劲。 短短几年,从普通战士拼到连长,战功章挂了好几块,身上的伤疤也添了一道又一道。 直到1943年秋天,炮弹在壕沟边炸开,把他整个人掀翻在土里。 等他醒过来,腿上的血已经浸透了半条裤子,军靴炸得不知飞到哪里去。 军医尽了力,保住了一条腿,但神经坏死,从此走路就一高一低。 那一年他27岁,从前线连长变成拄着拐散步的教官,在抗大教队列课。 一个腿脚不灵便的人站在操场上喊“立正、稍息”,那画面怎么看都是心酸。 他心里憋屈,但从不挂在嘴上,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摆手推了,觉得自己这副样子,别拖累人家才好。 可继母康克清看不下去了,她打听到党校有个叫赵力平的姑娘,河北定县农村出来的,干活利索,模样周正。 朱琦自己其实也留意那姑娘有一阵子了,可就是不敢开口,人家好好一个姑娘,凭啥嫁个瘸子。 后来两个人调到同一个单位,天天见面,他看她忙前忙后,偶尔搭把手,不献殷勤,也不越界。 赵力平看他拄着拐还抢着干这干那,待谁都实诚,慢慢也就关注他。 只是两个人都脸皮薄,谁也不先捅破那层窗户纸。 康克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干脆去找贺龙。 贺龙那性子,听不得这些磨磨唧唧的事,直接把两人叫到跟前,一顿话说完,条子一写,章一盖,夫妻名分就这么定。 婚后第2年,战事吃紧,朱琦被调到华北前线。 家里的日子刚刚有了点热气,又散在硝烟尘土里。 胜利之后,他脱了军装,以为自己总算能歇口气,父亲朱德却给他指了一条谁也没想到的路,去铁路上当工人。 那会儿的蒸汽机车烧煤,司炉就是抡着铁锹往炉膛里添煤,一锹接一锹,煤灰扑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他腿脚不便,站着就疼,可从不吭声,咬着牙一趟一趟跟车。 同事们只知道来了个复员军人,腿有毛病,话不多,干活舍得下力气,谁也没把他往“朱德的儿子”上头想。 他就这样从司炉学到副司机,再从副司机考下司机本,整整磨了5年,才算真正握上了火车头的手柄。 后来他调去天津铁路局车辆段,一干就是20多年。 3个孩子相继出生,工资不高,日子紧巴,家里却总是热腾腾。 朱琦从不跟孩子提爷爷的事,也不许孩子在外头说。 有一回儿子在学校填家庭情况表,要写爷爷,他拦下来,让写“退休工人”。 四个字,平平常常,把一段显赫的身世轻轻盖了过去。 1974年6月,他正在家里跟来客说话,忽然捂住胸口,歪倒下去,送到医院,人已经去世。 心脏病,来得太急,一句话都没留下。 朱琦这一辈子,没有功勋卓著的战功,没有风光体面的职位,甚至没有一条好腿。 可在机务段那些老同事的记忆里,那个拄着拐杖、满身煤灰却从不肯偷懒的人,是让他们记了很多年的好司机。 他走完这一生,从战场的枪声到火车的汽笛,中间隔着延安的一纸婚书和石家庄5年烧煤的炉膛。 命运给他的不算厚道,可他也没低头。 那根拐杖撑着的,是他后半辈子的体面,一个普通人的、实打实的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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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那几年,几乎人手一本的《毛主席语录》,翻开扉页,是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当年向林彪约这幅字的《解放军报》记者韦梅雅回忆:“后来有人说,林彪的题词是从雷锋那儿‘偷’去的。实事求是地说,是我们请他‘偷’的。” 这四句话最早写在一九六〇年的一份军队文件里,那正是毛泽东最难的时候。他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各地饿死人,有的地方出了人吃人的事。地方官员纷纷呼吁召开中央全会,间接要求领袖换人。前一年的庐山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批评大跃进,被毛泽东撤了职,军队交给了林彪。毛泽东嘱咐林彪,要解决军队忠于谁的问题。 一九六〇年秋天,林彪主持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份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毛泽东让人组织班子修改,自己也在草案上动了笔。决议号召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随后让总政治部在全军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要各军区树自己的标兵。 沈阳军区挑中的,是驻抚顺的一个汽车兵,雷锋。他十九岁,湖南望城人,七岁成了孤儿,这年一月刚入伍。他从小要强,当过全县第一个拖拉机手,还写过小说和诗。八月辽阳发大水,他给中共辽阳市委寄去一百元,信的末尾写:“最后请市委对我多多培养,使我不断前进。” 这一年,雷锋所在的工程兵部队为他订了一个“报大典型”的计划:把这个新兵做成“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树起来往上报,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杜平批准了。部队专门组了写作班子,替他写学习心得、讲稿、日记和苦难家史,还派了摄影员跟拍。十一月,军区《前进报》写他的通讯送审,题目原叫《党的好后生》,杜平改成了《毛主席的好战士》。 十一月二十一日,雷锋见了工程兵部队的首长,听政委传达了那份军委决议的精神,回来在日记里写:“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忠实于毛主席……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十二月一日,《前进报》选登了十五篇雷锋日记,选稿的是报社编辑董祖修。董祖修后来回忆,他在连里翻雷锋的笔记本时,一张小纸条飘了下来,上面写着:“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几句不在日记里,董祖修很喜欢,就把它接在雷锋一篇日记后面,中间替雷锋添了一句“我要牢牢记住这段名言”。报社讨论后认为,它不违背雷锋平时的为人,就当作雷锋日记登了出来。后来这几句在六七十年代广泛传颂。 《解放军报》转载了这些日记,毛泽东在报上读到了。一个普通士兵在日记里写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十分赞赏。林彪随即决定,把雷锋从沈阳军区的典型升为全军学习的榜样。此后半年,雷锋在部队和地方作了四十多场报告,人基本不在连队。 一九六二年一月,饥荒还没过去,中共中央召集七千名干部开会检讨大跃进。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会上讲,湖南农民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矛头指向大跃进。林彪上台替毛泽东说话:“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泽东带头鼓掌。会后他退居二线,日常工作交给刘少奇,刘少奇的声望升了起来。 七月,刘少奇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毛泽东答:“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三面红旗,是他定下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分地,指的是一些地方让农民包产到户。 就在这一年,毛泽东拍板,把军队里的学雷锋推向全国。全国要学的,就是林彪决议里那四句: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场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运动,压的是刘少奇上升的声望。 八月十五日,雷锋在营房边被一根弹回的木杆打中太阳穴,死了,二十一岁。九月,《人民日报》记者问他生前所在连队的干部要不要宣传他,干部说:“出了恶性事故。检查还检查不过来呢,还宣传什么。”沈阳军区政治部却组成“雷锋日记再整理工作组”,把日记又加工了一遍。 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全国各报在头版头条登出毛泽东亲笔写的七个字:向雷锋同志学习。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的题词也登了出来。 毛泽东题词登报的同一天,总参谋长罗瑞卿在《人民日报》上告诉全国学雷锋学什么。他说全军几年来“坚决执行了林彪元帅的指示”,雷锋最值得学的一条,就是:“他反反复复地读毛主席的书,老老实实地听毛主席的话,时时刻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美国记者斯诺问起文革开头时的刘少奇,毛泽东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阿陀《雷锋与文革》,《黑夜豆灯》上卷第254—265页(韦梅雅语、1960年军委决议、雷锋1960年11月21日日记转引自此);舒云《是否宣传雷锋曾有一场争议》,《炎黄春秋》1993年第5期;贺照田《如何让历史文献更充分向我们敞开……——从雷锋一则日记的读解说起》,《开放时代》2021年第6期(董祖修回忆转引自此) ——《人民日报》1963年3月5日第1、2版、10月8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15册、第16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74页(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雷锋致辽阳市委信 ——张峻访谈(央视《社会记录》,2006年3月6日);史宝光口述(新华社,2005年3月7日)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林彪1962年1月29日讲话);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962年7月游泳池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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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崩过后,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惊闻广州新天地再次发生无差别乱砍美女靓妹事件!这让我立刻想起这一切的开端——当年福建南平那起外科医生无差别捅杀当地最有名幼儿园儿童的原始事件。从那以后,多少起类似的人间惨剧?已经数不清了! 站在人间正道和人道人伦的立场上,但凡是个正常的自然人,都会谴责这种袭击无辜的暴行。除此之外,我们只剩下谴责与无奈!因为这绝不是第一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坏的榜样亦是如此!当这种恶性事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发生时,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谴责和愤怒上,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更是苍白无力的! 人们不禁要问:他们为什么偏要找弱小和无辜下手?!这些死伤的无辜受害者中,不会有一个是正四品以上的官员和他们的亲属孩子!甚至连正七品以上的都没有一个!为什么我们这些普通的韭菜和骡马,在这末法时代,不得不承受这不该承受之重?! 不是我们站在懦夫和施暴者一边。我等一向是以谴责中东恐怖分子一样的态度,来谴责和不齿这些害人精、暴力狂、神经病!我必须再次声明强调:我是虔诚40多年的基督徒,我是和平主义者!想必绝大多数人和我们一样,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等何尝不是希望他们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拐找症腐,像杨佳、张扣扣那样?可是我们都失望了,无奈了,这难道不是现实吗?若真能做到那样,社会上连警察和军队都显得多余了! 古人云: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物种有多样性,人也一样,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当年南平第一起砍无辜幼儿事件爆发后,那时言论还算开明,容许有限的公开讨论和传播。我那时恰好在江浙沪一带工作,因为工作便利和交通近捷,我还专门托人去南平调查那件变态的事。虽然当地人说法各异,口径略有不同,但基本情况是清楚的:他本是当地一个集体企业下属医院的外科医生,据说医术和业务能力还不错,口碑也不错,俗称“一刀”。医院重组分流时,就他一个没被分到其它医院实现再就业,一直失业。再加上恋爱和地位上的失落等诸多打击,遂产生了报复社会的罪恶想法!他事后自己坦言:自己白面书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若去官府衙门行凶砍不了几个人。要想获得巨大的社会关注度和轰动效果,他选择了无差别砍杀当地最著名的幼儿园小朋友来作为他扬名立万、遗臭万年的戕害对象,于是悲剧就发生了!倘若不是当天在校门口扫大街的阿姨勇猛打落他手中的刀,还不知道要死多少无辜的孩子! 自那次暴力袭击之后,坏的影响和感染一直不断,直到现在都没停!广州新天地听说这次是四个坏蛋联合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作案,专抹正在逛街的美女靓妹,现场一片鬼哭狼嚎。截止昨日墙外爆料,只逮住一个,还有三个在逃!这也算极端社会事件的最新翻新版本了。有用爆炸物的,有用自家汽车撞人的,有跳桥跳楼的,五花八门,花样繁多。俨然一副红魔共匪国末代来临之乱象! 有人会觉得我等期盼世道大乱,心理阴暗扭曲变态,是个待犯罪分子。呵呵,我等无言以对!老祖宗说得好: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谁他妈的希望世道真的乱起来?!我们不也一样希望中华大地越来越美好吗?!谁他妈的愿意选择自我流亡海外呢?!海外华人华侨华裔,哪个当年是自愿选择流亡海外的?! 我等美好的愿望和祝福其实一文不值,狗屁不是!你得先问问,当年被红魔共匪捕杀的260多万全国大小地主,哪个就是该死的?!被贺龙贺胡子一把菜刀砍死的七个民国税警,哪个背后没有妻儿老小?他们就该被活活砍死?!文革中那些被无辜批斗致死的严凤英和著名京剧演员言慧珠等,就活该被斗死?!红魔共匪国的死囚犯,有多少是被屈打成招或被活生生冤枉到牢底坐穿的?!这也就罢了,为什么死囚犯的人体器官可以被政权任意处置呢?!罪与罚相抵的时候,尸体难道没有按照生前意愿自由处置的自由吗?!晚清黄花岗起义72烈士,满清也就暴尸三日之后容许自由迁葬,咋就红魔共匪如此离奇,刻意违背千百年来的华夏公序良俗呢?!在混蛋透顶的年代里,枪毙死囚的子弹费还要找家属索要,这样的无厘头要求就是极大的羞辱和杀人诛心之举! 倘若尔等在红魔共匪国犯了官司,即使在相对开明的邓江胡时代,你若无权无势、没有过硬的当地社会关系背景,即使有理有据,浑身是嘴也说不清道不明。我的朋友圈里至今还有三峡拆迁户和新安江水库拆迁户,上访维权至今未果!你敢相信吗?据我所知,他们也就想获得基本补偿和生计而已,并非狮子大开口,更不是钉子户或精神偏执狂!可以想象,在红魔共匪国维权是多么费时又费力! 南平那位下岗医生,哪怕周围有一个关心和在乎他生计和出路的人,至于如此丧心病狂地报复社会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天下苦红魔共匪久矣! 是不是觉得我等扯得太远、太无厘头?果真如此吗?!难道每一个人真的没有为红魔共匪铁血统治维系77年之久、为习包子称帝13年添瓦加砖、尽献绵薄之力吗?!非也,非也!至少我每天都得向主祈祷千百回! 总之一句话: 共匪不亡,华难不已;红魔不灭,中土难兴! 【讀者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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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前一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夜里十点左右,张学良从宴会上赶回西安的公馆,把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叫进客厅。东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都坐在屋里。他当着众人下令:明天凌晨去临潼华清池,把住在那里的蒋介石扣起来。 “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铭九正要退出去,张学良回过头盯着他,又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他用手比了一个鸡蛋大的圈。 张学良这时的官衔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剿的是陕北的红军。他敢在这一夜押上身家性命,是因为他剿了一年的陕北中共告诉他,斯大林会扶他。 他这样指望斯大林,因为他手里只剩一支军队,脚下已经没有一寸自己的地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东北军没有抵抗,退进关内,东北老家丢给了日本;一九三三年又丢了热河;一九三五年,南京照日本人的要求,把留在河北的东北军也调走。从此东北军每月二百万元的军饷,只能向南京要。照他的想法,吃人家的饭,也得听人家的话。 南京要东北军去打红军。部下私下抱怨:“副司令真傻!”“人死了,枪丢了,国民党政府也不给补……都打光了怎么办!”有人把这些话说给张学良听,他有时说:“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会有办法的!” 到了西北,先来的是败仗。一九三五年秋天,东北军在陕北的劳山、直罗镇被红军接连吃掉两个师,两个师长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补充枪弹,给两位阵亡师长各发十万元特别抚恤。蒋介石的答复是:“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东北军上下都明白,蒋介石派他们剿共,是要他们和红军两败俱伤。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打光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要另找靠山,新疆的盛世才就是个样子。他几次私下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斯大林:靠苏联撑腰坐稳新疆的盛世才,是他的老部下,苏联扶得了盛世才,也该扶他。斯大林这时最怕日本从东边打苏联,要的是蒋介石领着中国去打日本,不会为张学良拆蒋介石的台;可他也不把话说死,只让人捎话,叫张学良去和中国共产党联系。他就去了。 这时的中共也走投无路。红军长征到陕北,剩下几万人,四面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马家军,陕北地瘠人穷,养不活这支队伍。围剿他们的主帅自己找上门来,毛泽东求之不得。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到了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他自己带着密码,借军长王以哲的电台,在洋蜡烛底下译电,往陕北发报。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给再去洛川的李克农下了谈判训令,头一条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十八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谈定一个口头谅解,里面有一句:“红军过路应予通行”。 这时红军主力已经从陕北渡过黄河,到山西去弄粮食和兵。红军在山西打土豪,也向县城要钱,彭雪枫打电话给浮山县县长,“要他交出5万元款子,否则就派兵攻打县城”。阎锡山向南京告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匪主力过河既已明了……则我军应速向北推进,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此机万不可失。”张学良回电推说陕甘边区“股匪极为活跃”,要“先行肃清”。蒋介石再三催,他不动。 三月五日凌晨,张学良自己开着飞机到洛川,见了李克农。中共让李克农备好一套话,预备张学良替蒋介石说话时驳他,几乎没用上。张学良只催着要尽快见中共的领导人,还请中共替他介绍代表去苏联。 四月九日晚上,周恩来被张学良派去的人接进延安城,两人在城里的天主堂从九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张学良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周恩来会后给中央的报告里,记下了他那一夜问的事: “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 周恩来请他到时候放红军渡回黄河西岸,再接济红军弹药。张学良都答应了。两边谈定了停战、通商、互派代表,“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跟周恩来同去的戴镜元记得,张学良“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周恩来报告中央:“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张学良也有自己的算盘:他想让红军留在黄河东边和中央军拼,自己好扩大地盘。 二十二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头一句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又说:“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刘鼎临走,周恩来交代他:“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己掌握”。张学良在洛川见到刘鼎,握着他的手说:“好呀,你再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又对他说,延安那一夜,“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最后说: “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几天后,张学良亲自开飞机带刘鼎回西安,让刘鼎坐到驾驶座上,绕道黄河上空。刘鼎住进张公馆的东楼,对外是张学良的随从军官。他在东楼地下室装了一个小电台,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的来往电报,从此都从这间地下室进出。 五月初,红军在山西站不住了,带着钱粮,押着近万山西壮丁,分批渡回黄河西岸。西岸是东北军的防区,红军西渡没有受到东北军阻碍。五月十二日夜里,周恩来又和张学良谈了一次,张学良答应给红军七九子弹十万发;六月一日,其中六万发送到了延安。 这年夏天,中共长征以来和莫斯科断掉的电讯,借张学良剿总的电台接上了。李克农后来说:“张学良部队还给我们送电台、送药品过来。”线一接通,中共就向莫斯科要钱,理由是东北军的军饷“全部靠南京拨款”,一旦起事就会断,问能否“每月给我们300万元的援助”。 六月底,刘鼎给中央发电报,电报里的“日”是张学良的代号: “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 七月二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把这件事报告莫斯科。电报说东北军“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又说“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对张学良入党,写的是:“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八月九日,毛泽东等人给张学良的信里已经叫他“同志”,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 八月十五日,莫斯科回电。电报说,叫他们特别不安的,是“你们关于甚至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说法”,“只有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才能加入党的队伍”;同张学良的接触必须保持,“利用这种接触在张学良的军队中开展我们的工作”,“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 这封回电,毛泽东瞒住了张学良。他一面向莫斯科表示服从,一面告诉张学良,入党的申请批准了,往来的密信里照旧叫他同志;还说苏联已经在新疆备好了大批军火,等红军去取,请他配合打通道路。张学良信了,以为是斯大林接纳了他。早在七月里,他已经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西北大计划:打通苏联,割据西北,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里要打的是中央军和宁夏青海的马家军,华北的日军不在里面。计划成了,他就有了西北这块地盘,背后靠着苏联。中共也指望它救命:八月二十五日给莫斯科的电报说,红军财政粮食已经十分困难,联不成东北军反蒋,南京又不肯停止剿共,就只好放弃陕北。 钱也一直从他这里出。八月,中共派到西安的潘汉年报告:“我们借钱,立刻应许,已交五万元(存刘处)”。十月,叶剑英到了西安,说红军经费困难已极,冬衣更难,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借三十万元。张学良一口答应,只说西安一下只能办到五万元,其余二十五万元到上海去想办法;棉衣给一万套,从西安送往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入冬以后,中共给莫斯科的电报叫苦:“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这时中共向张学良借的钱已经有六十万元;十一月下旬,又从他那里借了十万元。 十一月底,德国和日本签了反共协定,矛头对着苏联。斯大林更要蒋介石领着中国抗日,严令中共放弃反蒋,拥护蒋介石。毛泽东不理会这道命令,反倒派周恩来去和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请到西安来,扣下。张学良几次打电报请,又亲自到洛阳去请蒋介石来西安,给将士们训话。 蒋介石这边,红军已经被压在陕北一角,他要趁这时一举剿灭。十二月四日,他住进临潼华清池,召见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给了两条路: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上前线剿共;不然,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陕甘交给中央军。杨虎城是陕西本地人,十七路军三万来人,全靠陕西这块老地盘,调去安徽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身边多年埋着中共党员,妻子谢葆真也是党员。七日,张学良当面求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介石说,剿共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动手。张学良发电报到陕北,要中共的叶剑英回西安一起策划。毛泽东回电说叶剑英已经上路,其实没有让他动身。 十一日夜里,张学良对将领们说,蒋拍着桌子骂他:“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一位军长问:“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说: “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孙铭九出门的时候,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旁边对他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十二日凌晨,卫队营的卡车冲到华清池门口,门卫开枪拦,被打倒,枪声和喊声混成一团。孙铭九一路趴着往前爬,摸进蒋介石住的五间厅,人已经不在了。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朦胧的曙色里,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乱摆在桌上。一个卫士跑来报告:“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蒋介石的亲信蒋孝先从西安往这边赶,在公路上被截住,枪毙了。 天色快要全亮的时候,卫队营满山搜。一个叫陈思孝的班长在前面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他们先前看见一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走动,搜过去,洞里蜷着一个人。士兵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蒋介石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光着两只脚,上身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一条白色睡裤,浑身是土,冻得发抖。他抬头看了孙铭九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上午,蒋介石被押进西安城的新城大楼,一言不发,送来的大衣不穿,牛奶不喝,只问孙铭九:“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大约半个钟头后,张学良穿着一件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带着得意,对他微微欠身: “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 蒋介石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孙铭九退出门,就听见两个人在屋里吵了起来,声音很高。 同一天将近中午,陕北保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中共的领导人围着读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张国焘也在场。有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朱德抢先说:“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指的是蒋介石和他的随员。毛泽东一直在那里狂笑,接着说: “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张、杨,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国焘记得,当天发给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说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他给张学良起草复电,尊他为全国抗日领袖,夸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说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朱德要毛泽东明明白白叫张学良杀蒋,毛泽东笑着说,他已经着力暗示了,“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他对张国焘解释过,电文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 十三日晚上,莫斯科的电报到了,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不会给任何支援,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能领导抗日的只有蒋介石,中共要促成和平解决。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说斯大林当时对他讲,张学良分量不够。窑洞里,毛泽东踱来踱去,急躁地说: “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周恩来坐着张学良派去的飞机到了西安。张学良见面就问:莫斯科有没有电报?对西安的事是什么态度?周恩来告诉他,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当场发了火,觉得自己被共产党卖了:从前他们一直说苏联会帮忙,现在他骑在虎背上,他们临阵抽腿。周恩来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中共一定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 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来西安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带去斯大林的许诺:把蒋介石的长子、扣在苏联多年的蒋经国放回来。蒋介石的态度一下子变了,答应停止剿共,事变照斯大林的意思收了场。毛泽东想借张学良的手除掉蒋介石,没有做成;被围在陕北、眼看要被剿灭的红军,倒因此活了下来。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着蒋介石夫妇和宋子文飞离西安。孙铭九后来记得,他临走前说过,三天以内就回来。飞机上,蒋介石对他说: “你闯下了这样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 张学良说:“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 很多年以后,他说起这一趟:“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急电到了保安。张国焘记得,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断断续续地说,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 “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 他接连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对蒋介石的亲信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和张、杨断绝明显的来往,还要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 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的飞机落在南京,林森以下文武百官都在机场,军乐、爆竹,人山人海。下午两点左右,张学良和宋子文坐的第二架飞机落在城外一个军用机场,没有欢迎的人,只有宪兵和特务。宋子文和军统的戴笠把他拉上汽车,送进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两天前的晚上,戴笠已经把话交代给手下:“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他让特务队长刘乙光挑十几个机灵可靠、仪表好的人,都穿蓝色中山服,佩二号左轮,去看守张学良。 也是这一天,保安的中共中央听说蒋介石已经由张学良送回南京,立即把中央机关往延安搬。张国焘记得,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大家心胸都大为开朗。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法会审,张学良在庭上说,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他没有把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反倒替中共开脱。判决是有期徒刑十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民政府特赦了他,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他被扣以后,军需账上查明,前后接济红军的钱有七十六万元。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宣传指示。第一条说,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第二条说,本党“对于张、杨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第三条说: “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 西安城里,张学良没有回来。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杨虎城把身边的中共党员南汉宸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 “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南汉宸把这些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回去告诉杨先生:“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东北军里,主和的将领要服从南京,少壮军官要接着和中央军打。周恩来没有告诉他们,中共已经向蒋介石保证不再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红军改换番号,反倒照毛泽东的盘算,鼓动孙铭九这班少壮军官去打: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打起来,红军好坐收渔利。二月二日早上,孙铭九他们开会,决定杀主和派的头领王以哲。奉命带兵去的连长于肇中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一排兵坐卡车到王家的胡同口,排成队唱着歌从门口过,走到一半突然散开,缴了门口警卫的枪,冲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传令的营长商同昌随后赶到,看见院子里绑着一个女人,是王以哲的太太。他叫人松绑,让她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收殓起来。她哭着说: “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东北军的将领们一致要求惩办孙铭九。孙铭九跑去向周恩来跪下磕头,求他帮忙,周恩来派人把他送进红军的地盘暂避。东北军随后被拆散东调,从此不复存在。 红军保住了自己的队伍和地盘,换了个番号,每月从国民政府领二三十万元的军饷。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写道,八年剿匪之功,本来预计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就能完成,几乎全毁于一旦。 张学良这一管束就是十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关在重庆松林坡,军统的张严佛来报告他: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天拂晓从白市驿机场起飞,直飞南京。他信以为真,很高兴。当晚给他饯行,军统的毛人凤端起酒杯对他说,委员长来电,情况有些变化,不去南京了。张学良瞪着眼问,不去南京,去哪里? “委座指示,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 张学良一掌拍在桌上。赵一荻忙拉住他,递给他一条湿毛巾。他呆坐了一会儿,闷声问什么时候走。看守他的仍是那个特务队长刘乙光,站起来开口:“报告副座……”他打断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的,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 第二天早上,赵一荻挽着他的胳膊上了飞机。他被关进新竹五峰乡的深山,在那里写过一首诗: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杨虎城后来被撤了职,打发出国考察,到了莫斯科,向斯大林要军火要钱,说回国要再发动一次兵变。斯大林转手把这些话通报了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底,杨虎城被宋子文的电报诱回国,随即被扣,从此再没有出来。他的妻子谢葆真一九四七年死在囚室里。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夜里,特务把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带到重庆松林坡,说请他们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杨拯中走在前面,怀里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一进门,埋伏在屋里的特务拿匕首扎了进去,血喷在骨灰盒上。杨虎城往前赶了几步,刀已经刺进他的胸口。第二天凌晨,他在狱中出生的小女儿杨拯贵也被杀了。命令是蒋介石亲自下的。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台北给张学良办九十岁寿宴,他刚刚恢复人身自由。墙上挂着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发来的贺电: “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 这是五十四年来,他头一次当众答谢关心他的人。他站起来说: “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即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但是罪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自己感觉真是万分的惭愧。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这样来给我做寿,我怎么能做寿,我有什么寿!” 他说过:“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晚年说到西安事变,他把事全揽到自己身上:“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杨虎城只是同意。 后来他住到夏威夷。中共多次托人请他回大陆看看,他都推掉了。他对张家的后人交代,西安就不要再去了。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张学良死在檀香山。从西安事变到九十岁恢复自由,他有五十四年是被人看着过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1998年版,第330—335、342、347—348页;孙铭九《临潼扣蒋》,收入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7—223页,另孙铭九、商同昌回忆见第481、494、506—507页,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见第67—69页,戴镜元回忆见第52—53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8、59、61、63、76、82—83、85、105—107、121—122、171、196、249、256—257页(李克农、周恩来、刘鼎、张闻天、潘汉年电报和报告,毛泽东等致张学良信,均转引自此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26、242、24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7—28、82页;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4—375页(蒋介石、张学良往来电报转引自此书);百年潮杂志社编《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转变: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李克农谈话);侯金卓《红军东征中党的“扩红、筹款、赤化”工作研究》,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2页 ——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524、562、611、687—689、708—710、720—723、930—932、947、1063—1068、1194、1202、1206页;台湾档案管理局《幽禁岁月:张学良在台湾的后半生》,2016年;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小萝卜头的故事》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收入《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杨奎松《1920—1940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第44—45页;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注释索引卷,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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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中本聪的110万枚比特币分散在2.2万个钱包里? 你们是不是经常看到网上晒这张图的?以为中本聪的 万枚比特币就在一个钱包里静静地放着? 实则不然, 真相可能会让你大跌眼镜。 链上数据清清楚楚地显示,那些从未移动过的 “中本聪币”,根本不在一个钱包里,而是像撒豆子一样,散落在差不多 2.2 万个完全不同的地址里。每一个地址都孤零零地躺着当年的区块奖励——整整 50 枚 BTC 。你没看错,不是一个巨鲸,而是一支由 2.2 万个“小钱包”组成的超级舰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 就让我来跟你们科普一下 ,藏着比特币设计最底层的极客浪漫。 别被 “钱包”这个词骗了 在区块链上,我们平时说的 “一个钱包”,很多时候其实只是一个地址。但谁规定一个人只能有一个地址?用今天的银行卡来想,你可能只有一张卡,但在比特币的世界里,你和世界每一次交互,系统都建议你换一张全新的“卡”。 中本聪只是把这个设计哲学用到了极致 ——不对,他甚至没特意去“用”,一切都只是挖矿软件在自动运行。 2009 年到 2010 年,全网几乎没有算力,中本聪一个人用几台电脑默默守护着比特币的创世岁月。那时候客户端有个默认机制:你每挖出一个新的区块,程序会自动生成一个全新的、从未使用过的地址,来接收那 50 个 BTC 的区块奖励。为什么?为了隐私,为了防止任何人通过同一个地址把你的资金流向摸得一清二楚。 于是,中本聪就那么日复一日地挂着程序,一个个区块被敲出来,一个个崭新的地址被自动创建,每一笔 50 枚 BTC 被干净利落地打入新家。他一共挖出了大约 2.2 万个区块,也就自然而然地留下了这 2.2 万个收币地址。整个过程没有刻意,没有规划,只有代码在忠实地执行底层逻辑。 灵魂拷问:那得记 2.2 万个私钥?疯了吗? 这可能是每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人,脑海里蹦出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平时丢一个私钥就痛不欲生了, 2.2 万个,谁能管得过来? 答案其实优雅得让人拍大腿: 一个文件就够了。 早期比特币客户端的钱包,并不是一个地址一个独立文件,而是把所有私钥都装在一个叫 wallet.dat 的加密文件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超级保险柜,里面有 2.2 万个独立的小抽屉,每个抽屉里躺着一把私钥,而管住这个保险柜的只需要一把“总钥匙”——你的钱包密码。 对于中本聪来说,他不需要在纸上抄下 2.2 万组毫无规律的字符,不需要把私钥分藏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他只需要像保护自己的日记本一样,把那一个 wallet.dat 文件保管好,必要时再设个强密码,所有地址里的 枚比特币就全在他的控制之下。 所以你看,技术上的 “散”,和管理上的“聚”,在中本聪这里达成了某种奇妙的统一。链上看来如同满天繁星,在私钥层面却是一根线牵着的全家桶。这真是只有创造者才玩得出来的操作。 史上最大的谜团:那个文件去哪儿了? 这就不得不提到比特币世界排名第一的悬案了。这 万枚比特币,自从中本聪 2010 年彻底消失后,就像被人按下了永久暂停键,十三年来没有哪怕 0.0001 个 BTC 被转出过。链上侦探们日夜盯着这 2.2 万个地址,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币圈海啸,但它们永远沉默。 主流的猜测有两种,每一种都足以载入史册。 第一种:自我销毁。很多深度研究者认为,中本聪为了让比特币真正实现 “去中心化”,在功成身退的那一刻,就把那个掌管万亿财富的 wallet.dat 文件彻底销毁了。键盘一敲,文件粉碎,私钥从物理世界上消失。如果是这样,那这 万枚比特币就成了区块链上永恒的数字纪念碑,任何人都无法染指,等同于一把火烧掉了价值上千亿美元的通天财富。这种狠劲,神性远大于人性。 第二种:深冷封存。那个文件可能被加密后,装进一个小小的 U 盘里,或者刻录成一张光盘,埋在后院树下,或者锁在某家银行的保管箱最深处,永远不联网。这种极端的“冷存储”同样能达到让资产永久休眠的效果,给世界留下一个永远无法证实的传说。 散落在两万个地址里的信仰图腾 回过头来看,这 2.2 万个地址的“离散”,其实充满了隐喻。 它用最直观的方式告诉你,比特币的去中心化是从骨子里长出来的,连创造者都没有享受任何 “特权大钱包”,他和你我用着同样的客户端,遵循着同样自动换地址的规则。他没有给自己开一扇后门,把所有的币舒舒服服地放在一个 VIP 账户里。 如今,这 2.2 万个地址像 2.2 万双眼睛,静静注视着这个越发喧嚣的加密世界。它们是沉默的,但比任何白皮书都更有力地宣告着比特币最初的愿景。 下次再有人跟你说 “中本聪的大钱包”,你可以把这篇转给他,然后告诉他:哪有那么简单,那是一个散落在代码森林里的奇迹,更是极客留给世界最冷峻也最浪漫的谜题。 #B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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