販毒的黑道常會告誡手下，「不要用自己賣的東西」，我最近找到一個新的例子，芝加哥教師工會的會長，把自己的小孩，送去唸私立學校，拒絕用自己賣的產品。這是很不可思議的虛偽，更暴露出教師工會現在把美國的公立學校弄成什麼樣子。芝加哥的公立學校，是美國數一數二大的學區，但二十年來，學生人數少了近八萬人，教職員卻多了三千人，整體學區預算幾乎加倍，師生比拉這這麼高，資源這麼豐富，教育品質一定好了？沒有，芝加哥公立高中學生達到伊利諾規定的學業水準，只有兩成！州定的標準，已經相當低，還有近八成的芝加哥學生達不到。我有很多芝加哥高中畢業的學生，所以我深受其害，面對這麼多基本算數、識字寫作都有問題的學生，我只能一直放鬆教學內容，連帶影響其它程度好的學生。 公立學校資源一點都不是問題，但工會教師就一直用錢不夠的理由，找到機會就罷工抗議。如果不是家長太過憤怒，讓政治人物害怕，工會原本還要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停課，讓學生上街抗議。抗議什麼？名義上是為教師勞動權益，但很多是想拿反川的標語上街。他們要抗議川普是有道理的，芝加哥學區這幾年本地學生巨幅外流，如果不是非法的拉丁裔移民填補了空缺，芝加哥還要少更多的學生，預算還會有更大的問題，所以他們當然要抗議川普抓非法移民。有一個學生告訴我，他的朋友最近經濟發生困難，因為他原本的工作是安置芝加哥的非法移民，拿的是政府經費，結果被川普政府搞到沒有收入。我忍不住問他，你沒有覺得奇怪嗎？我沒沒有說出來的是，幹得好。稅金，就給這些米蟲拿去了。 很多移民來到美國，小孩上學了，就會發現，這國家錢真多。公立學校教室設備一流，公發的電子產品人手一台，學生自由，活潑開放。但時間一長，就發現這是個糞坑，這是個教師工會的社會福利機構。老師經常請假，代課老師只會點名，上課時間很少，管秩序時間很多，老師的精力，都花在處理少數具有破壞性的學生，好的老師不敢管教學生，壞的老師不懂教學，浪費學生時間，再不然就整天講黑命貴、川普種族主義、LGBTQ權益，每日上課時數極短，每年上課天數極少。然後一天到晚道德綁架家長，只有他們懂教育，只有他們最辛苦，只有他們收入最少。但讓我講一個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大部份的美國公立學校教師，不用繳Social Security，這個僱主和員工合繳12.4%的稅，老師是不繳的。 工會殘害美國至巨，但要怎麼改革這個問題呢？目前有一個聲音是要在最高法院打官司，禁止教師成立工會。這有法律上的道理，因為如果反拖拉斯的目的是反對商業市場壟斷，那教師工會在實質上也是在就業市場壟斷，同樣是傷害消費者行為。進行這個訟訴也有政治上的道理，因為民主黨和教師工會交相苟且，一個把會費金錢輸送給政黨，一個用政黨控制政府的能力，保證工會的利益。這就是芝加哥教師工會這麼囂張的原因，如果把教師工會判為違法，那是一石二鳥。但也因為這個關係到民主黨的權力掌控能力，所以民主黨一定會誓死而反對。 但更重要的是，我認為把工會廢了，公立學校也救不回來。美國沒有什麼師範學校，普通大學畢業，上個教育學程，滿足州的教師規定，就可以當老師。此前，女性受到歧視，工作機會不多的時候，很多優秀的女性，想要展長才的女生，很多都當了老師，因為那是少數女生能在職場發揮的地方，而因此，美國以前公立學校的品質非常高。但這個壓抑女性的社會問題大致解決了，公立學校的老師也失去了優秀人材的管道。現在在大學唸教育的，通常是其它學門唸不來的學生的最後選擇，有統計說，美國大學的專業裡面，平均智商最低的就是教育系。當然少部份學生是為了理念去唸教育，也很有能力，我常在鄉下來的高中畢業生裡看到這種學生，但他們很快就被丟進一個不需要太認真就可以畢業的環境，很快就向下平均去了。在逆向淘汰的情況下，造成公立學校教師資質越來越差。這一點，就連廢掉教師工會也救不回來。 所以，最好的解決方法，是讓工會徹底把公立教學搞砸，那就會有更多納稅人要求開放教育券的發放，鼓勵私立和特許學校的成立。我們愛荷華州這幾年在共和黨的全面執政下，教育券得到充份實施，私立學校像雨後春筍一樣，紛紛冒出頭，也順帶推倒許多品質江河日下的公立學校。私立學校並不一定好，但有競爭才會有進步，才會想要嚐試教學的新作法，在這個AI改變人類生活的時代，我們更需要這種民間的競爭，來導入AI教學，提高教學品質。因此，我非常支持這些混蛋教師工會的惡搞，越惡搞，越加速公立學校的死亡。

2023 年，Meta 首席 AI 科學家楊立昆給當時的 LLM 熱潮潑了一盆冷水。 他指出 LLM 有根本性的缺陷：沒有持久記憶、無法從單一經驗學習、缺乏對物理世界的理解。本質上，它只是在做「下一個 token 的預測」。 從學術的角度看，他說得完全正確。 直到今天，LLM 的底層架構依然沒有變。它依然是一具每次啟動都空空如也的統計引擎。 但在三年的工程演進後，我們發現了一個讓科學家尷尬的事實：學術上的根本缺陷，工程上不一定要正面解決，繞過去一樣能起飛。 楊立昆主張要走「世界模型」的路線，讓 AI 像人一樣建立對物理規律的理解。他認為 Scaling Law（規模定律）有天花板，LLM 光靠堆算力不能產生真正的智慧。 但工程界用兩件事回應了他： 第一，資本的暴力美學。過去三年，人類往算力砸錢的瘋狂程度，讓模型規模產生的「湧現」直接蓋過了架構的粗糙。 第二，系統性的外掛補丁。模型記不住？掛上向量資料庫。模型理解不夠？接上 Vision 和工具。 這就是工程學最迷人的地方：解決問題不需要追求「本質的優雅」。 楊立昆在研究神經元的排列，而工程師在研究如何把這個「不完美的大腦」裝進一個強大的「機械外骨骼」裡。 楊立昆對 LLM 的核心批評，是他認為 Pattern Matching（模式匹配）不算真正的學習。 但如果這種模式匹配的複雜度足以模擬出文明的所有邏輯，那「學習本身到底是什麼模式」還重要嗎？ 飛機與鳥的飛行原理完全不同。飛機沒有羽毛、不會拍翅膀，但在它飛得更高、更遠、更穩定的那一刻，它到底「算不算在飛」已經不重要了。 但繞過去的，跟真的解決，是兩回事。 只要底層架構沒變，楊立昆講的那些缺陷就真實存在。記憶是外掛的，不是原生的。就像義肢，裝上去能走能跑，但它跟真正的腿就是不一樣。你不能假裝它不存在。 所以雖然 AI 已經很強了，推理、寫作、寫程式，很多事做得比大部分人好，但它每次都是一個全新的大腦。沒有連續的意識，沒有累積的經驗。它所有的「記憶」、「理解」、「偏好」，全部來自你這次塞給它的上下文。 如果你去看 OpenClaw 最近的 repo 更新，你會發現記憶管理佔了很大的篇幅。怎麼讓 AI 在對話之間記住該記住的東西。 他們最近推的 QMD，把關鍵字搜尋跟語意搜尋混在一起用，就是為了解決一個問題：你三天前跟 AI 聊過的東西，它下次怎麼找得回來。 模型本身的能力會繼續進步，但只要底層是 LLM，記憶管理就是一個繞不開的大山。 用工程的角度來說，就是 Context Engineering 的重要程度，會逐漸超過模型本身。 你怎麼管理每次丟給模型的那包上下文，決定了 AI 能幫你做到什麼程度。哪些資訊該放、哪些不該放。什麼時候該砍掉重來、什麼時候該接著繼續。不同對話之間的記憶怎麼同步、怎麼取捨。 我自己每天都在處理這個問題。 舉個例子，我的 OpenClaw Agent KAI，它常常在多個頻道處理不同任務，但它們的記憶不是即時同步的。只要 還沒更新，它們就不知道彼此剛做了什麼。 所以我常常要幫它做認知同步。譬如告訴 A 分身，B 分身目前正在做什麼，然後要求 B 把做的東西整理好傳過去。或者更簡單一點，直接叫 A 去讀另一個 Discord 頻道最近兩小時的對話，讓它自己同步 B 的工作內容。 這種「認知斷裂」的現象，只要你常用 AI，一定會有很強烈的感覺。 從人格化的角度看，你會覺得它們是同一個人。但事實上，它們只是共享同一份記憶。只要記憶沒有同步，它們就是不同的人。 我現在花比較多時間在學這一塊。譬如今天 KAI 就教了我，如果讓 Claude Code 的 Opus 4.6 從外部調用 GPT 5.3-Codex，用 MCP 跟 coding-agent skill 的差異是什麼。 KAI 告訴我，差異的核心在於：中間過程要不要進主 context。 用 MCP 調用 Codex，每一個 tool call 都走 MCP 協議。Codex 過程中的每一個 turn，讀檔、改檔、跑測試、報錯、retry，全部以 tool result 的形式灌回 Opus 的 context。一個 coding task 可能產生幾十個 turn，跑完之後 Opus 的 context window 已經被中間過程塞滿了，後面每一 turn 都要重送這些垃圾。這就是 context 污染。 而 coding-agent skill 的設計完全不同。它把整個 coding task 交給一個獨立的 sub-agent，這個 sub-agent 在自己的 context 裡完成所有中間過程。跑完之後，回傳給 Opus 的是一個精簡的 handoff summary：改了哪些檔案、測試跑過了沒、有沒有殘留問題。中間那幾十個 turn 的掙扎，Opus 完全不需要知道。 同樣一件事，兩種做法，Opus 的 context 乾淨程度天差地遠。 所以同一個模型，不同的人用，產出可以差十倍。 人與人之間原本的能力差距，已經沒那麼重要了。你的學歷、你的年資、你寫程式的底子，這些東西的權重正在被 AI 快速壓縮。 取而代之的，是你怎麼使用 AI。這件事的精度，才是現在真正決定產出的變數。 你理不理解它的記憶是怎麼運作的。你知不知道什麼時候該砍掉 context 重來、什麼時候該讓它接著跑。你能不能在對的時間，把對的資訊塞進那個 context window。 這些東西有一個名字，叫 Context Engineering。 它不是什麼高深的學問，但它是所有想把 AI 用好的人，都應該深入研究的東西。

大多數的革命發生後，革命勢力都會忙著輸出革命，因為革命不但破壞了國內秩序，也改變了國際政治，一方面革命的意識型態經常讓革命家充滿使命感，需要把「好東西」和世人分享，另一方面，外國勢力經常「反動」，極欲恢復舊有秩序，因此對革命家來說，外國勢力是危險需要對付的目標，輸出革命，是為了製造對革命安全的環境。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是斷裂歷史的大事，因此輸出革命和保守反動的鬥爭，驚天動地，拿破崙戰爭打了近二十年。然後是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規模及影響，不下於法國大革命，到現在，我們都還在體驗這個餘震。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47年了，伊朗的神學政權一直是驅動中東騷動及全球政治的重要角色。許多人不知道，卡特的大衛營協定，算是解決了以阿衝突，如果不是伊朗，之後的美國，根本不用捲入這麼多的衝突。 但我要講的是這個輸出革命的心態，對這些革命起源國家的影響，尤其是共產革命。如果你戴上了意識型態的眼鏡，你看的世界從此不一樣，你以為不再「被唬弄」，你覺得「看清了世界運作的方式」，但你也「容不下其它的觀點」，當世界只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世界的運行都是靠階級鬥爭的時候，你如何心平氣和的看這世界？永遠都有不公不義，永遠都不可能享受繁榮富裕，因為朱門永遠酒肉臭，路上永遠有凍死骨。然而當你的無產階級專政了，財產都公有化了，為什麼人間天堂還沒來？為什麼外面的資本主義邪惡世界，歌舞昇平，他們不是該失敗了嗎？怎麼他們又有車、又有房、還有手機？為什麼我們什麼都沒有？這一定有原因，一定不是我們的革命理念出了問題，一定是有敵人在破壞我們，資本家的帝國主義，一邊破壞我們的發展，一邊還要假裝幸福快樂，邪惡地不得了，我們只能加強防備敵人，找出內部的反動份子，那些和外國勢力勾結的壞份子，一再鬥爭，一再肅清。 一旦了解了共產黨的「外敵理論」，我們就可以解釋共產黨的一些，我們外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行為。為什麼共產黨明明已經用高牆把世界擋在外面，但又不斷地滲透民主國家，搞大外宣、搞假消息戰、買通間諜？因為他們還在對抗外部敵人，還在相信社會主義遭到帝國主義的破壞，所以他們還是要輸出革命，為了天國到來，只能不停地鬥爭。因為是和強權鬥爭，所以沒有任何道德的底線，「結果合理化了手段」，偷搶拐騙，沒有關係，因為敵人更壞。 而輸出革命、抵抗強敵的這些心態，也讓我們可以預測出一些共產黨的未來行為。史達林一直要到希特勒把軍隊開到邊界，打了第一發子彈，才相信希特勒不能被收買，這一仗一定要打，不然，史達林死活都不願意放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因為共產黨的不安全感，讓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隨時都處於「求生存」的模式，為了存活，他們不會輕易開啟戰爭，他們可以移山倒海，但就是不要挑戰強權。這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因為要相信社會主義是別人害的才不能成功，所以要炮製一個外敵來破壞革命，而為了要強化這個威脅，不得不把外敵變成無所不能，時間一久，自己也相信外敵的強大，所以不敢輕易言戰。這是我一貫認定共產黨不會打台灣的重要原因。 這個「求生存」的心態，也注定了和共產黨的聯盟，永遠都是脆弱而不可靠的。習近平願意一直挺普丁下去，「友誼沒上限」，不是因為他重情重義，而是中俄幾千里的邊界，如果邊界的另一方，變成了親西方的國家，那就是共軍得派重軍駐守的邊界，就是得從台海分兵的不良發展。這也是季辛吉當年分裂中蘇同盟，接近中國，而讓蘇聯害怕的同樣原因。但伊朗和中國的關係，不能與俄羅斯同日而語，如果為了生存，把德黑蘭出賣來換取中東的石油利益，那是可能發生，而且就會很快發生。在「強敵」川普的威脅下，中國暫時作小伏低，那是說得過去的，說實話，讓伊朗擁核，對中國一點好處也沒有。因此，伊朗因為群龍無首而無法向美國投降，導致波斯灣問題無法解決的困境，將會因為習近平放棄德黑蘭，而得到一個快速解決。

SemiAnalysis Weekly — Ep. 031 - EMERGENCY EPISODE: Are We Doomed? ARR 是新的 GDP 市場目前幾乎只盯四個數字：OpenAI 與 Anthropic 的新增 ARR，以及 AWS、Azure 的年增率。Joey 認為這才是半導體交易的真正基準，其他指標都是雜訊。Max 指出算力仍是「需求遠大於供給」的結構，短期不會翻轉。即使 Dario 主張放慢前沿推進，也不等於需求下降；市場若把「pace the frontier」解讀成訂單減少，方向很可能錯。短期內，實驗室仍會繼續搶產能，因為成長數字才是定價核心。 安全控制反而增加算力消耗 更多安全機制不會省算力，反而更耗。OpenAI 在 Hugging Face 事件後，已把約 20% 算力拿去監控思維鏈。若要讓 METR 這類第三方真正嵌入訓練流程，還得理解模型行為、GPU 叢集與 Kubernetes，計算成本極高。Doug 用極端邏輯補充：若模型消滅人類，終端價值歸零；因此任何降低災難機率的動作，理論上都該抬升整體市場估值基數。安全不是減速器，而是新的算力消耗項。 宣言缺乏硬性約束 Dario 文章最具體的承諾，幾乎只剩引入 METR 做嵌入式評估、審查訓練流程而非只看輸出。但 METR 大約只有 40 人，要同時覆蓋兩大實驗室的複雜基礎設施，門檻極高。更諷刺的是，METR 自己才剛發生 API key 被盜、損失約 60 萬美元算力。Joey 認為短期財務與 IPO 影響很小，反而可能因為安全檢查點增加而加快招聘。真正關鍵不是宣言措辭，而是後續有沒有可驗證的執行。 OpenAI Hugging Face 事件 防守前沿模型攻擊，本身也需要前沿模型。攻擊者可一次部署數千到數萬個 agent，傳統資安工具跟不上。更嚴重的是模型已能利用公開 CVE，在基礎設施未更新時拿到內部 Linux 主機 root。Jordan 假設：若模型挾持 1 萬顆 GPU 的資料中心，而現場拔線要 90 天，等於被自己訓練出的系統勒索。這不是理論風險，而是「模型能越獄自己所在環境」的實例延伸。 生物武器風險：意圖 vs. 意外 Max 預測兩年內可能出現 AI 相關生物傷害事件，規模可達數百到數千人死亡，但自承非生醫專家。Jordan 認為真正危險不是「AI 故意造武器」，而是「AI 做錯事卻像生成網站一樣說抱歉」。例如新創用 AI 開發蛋白質補充劑、跳過嚴格審批就上架，導致罕見疾病患者集體死亡。這是價值觀與流程失調的副產品，不是蓄意攻擊，但後果同樣致命。風險框架若只盯惡意，會漏掉更大的意外傷害。 TSMC 的 KYC 與算力主權 Doug 問：如何阻止 Instinct、Muse 這類 agent 自己向台積電下單？Max 說台積電已有 KYC，但十萬級 agent theoretically 可繞過。Doug 主張直接拒絕所有來自 AI 的晶片訂單，才是控制算力主權的辦法。Max 認為 Muse 風險高於 Instinct，因為 agent 能力更強；他願把 Muse 接銀行帳戶，卻不敢對 Instinct 這樣做。重點是：算力取得一旦自動化，主權與風控會被規模擊穿。 RASA 法案 RASA（Remote Access Security Act）把中國實驗室遠端使用 NVIDIA 等前沿晶片，直接定義成違反出口管制。眾議院以 300 多票對個位數通過，幾乎全面共識，卻在參議院卡關數月，並遭遇 Oracle 等遊說。Jordan 認為這可能是第一個真正落地的 AI 相關監管，而且是「出口管制更新版」，會先於全面 AI 法案出現。它被低估，卻可能成為後續監管的起點。 監管前景：2028？ Joey 認為催化劑不一定是生物武器，中型銀行被攻破、金融災難或武器技術外洩，更容易推動政治系統。Max 反問：關鍵不在「發生什麼」，而在「遊說力量誰比較強」。若 AI 遊說像 NRA 一樣強，災難也可能被壓下來；但事件夠大，民意仍可能突破。Jordan 判斷下一屆美國政府無論誰上台，都會搶先宣稱「我們率先監管 AI」，目的是在中國等國出台框架前占住話語權。 投資啟示：做空網安？ Max 提出極端觀點：可考慮做空 Okta、CrowdStrike、Zscaler 這類傳統網安籃子。理由是攻擊已變成大規模 AI agent 協同滲透，端點、身分、網路防護架構過時。JFrog 被入侵、Artifactory 遭利用，被他視為信號。但他也承認股價仍在漲，因為「攻擊真的發生」和「市場相信會發生」之間還有巨大落差。這是結構性質疑，不是短期交易訊號。 全球競爭與安全悖論 Anthropic 威脅情報指 Moonshot API 背後呼叫 Claude，並把對話拿去訓練；另有 PLA 附屬機構用 Kimi 建構敏感技術的跡象。這引出經典悖論：自己放慢做安全，對手加速，會不會輸掉競爭？Jordan 認為認真做安全反而是優勢——對手若不斷把技術秘密暴露給你，而你又較不容易被自己的系統反噬，你才是贏家。

週二威斯康辛州的初選，原本被看好拿下民主黨提名的Francesca Hong，最後以些微票數落敗，一般認為是民主黨的中間派，終於團結把社會主義的極左派打敗。也許是這樣，但我還是要忍不住批評這些珍奶左派，妳們這些亞裔的左派，沒有根正苗紅，不但沒有黑人祟高的受難者地位，現在連穆斯林的地位，都比亞裔在黨裡高，不要夢想當頭了，不然為什麼桑德斯和AOC都挺了密西根的穆斯林，然後在威斯康辛不表態支持Hong？早點覺悟左派對亞裔的遲疑、不信任，甚至是歧視，早點快活。 但Hong不是沒有嚐試要提高自己受害者的地位，她之前上節目說她自己有雙重人格，是醫生開的診斷，甚至還因此住進了精神病房。我們知道選舉要選賢與能，所以競選的政客，無不講自己多能幹，經歷多顯赫，然後把會讓人懷疑能力、道德水準的過往藏起來，但美國的左派突破了天花板，把精神疾病當成顯赫經歷來宣傳。但這不是失手，這真的是左派選人才的新標準，不看能力，不看經歷，只看身份，而人分三六九等的依據，完全是靠你在左派被害光譜的位置決定。黑人好，因為有些他們的祖先被奴役過，女人好，因為以前都是男性沙文主義欺壓女人，同性戀好，因為以前道德保守人士會迫害他們。當然，窮人、身心障礙這些弱勢也好，但太「普通」，太難拿來當作武器對付政敵，所以地位普通。 因為要拿身份認同政治來鬥爭，所以這個光譜還會變來變去，看敵人怕什麼，就拉高什麼，或者是看拉抬哪一類族群，可以製造聲浪，就拉抬他們。所以現在同性戀在身份認同政治裡地位低下了，LGBTQ裡的TQ，拿來當議題比同性戀強大多了，畢竟這世道，誰還真「恐同」呢？「恐變性人」不是比較有力道？可以打廁所的議題，而且確定宗教右派一定會跳腳！ 2023年的哈馬斯恐攻以色列之後，以色列強力反擊，在巴勒斯坦大力動武，但在中國、俄國和伊朗的宣傳機器動員下，左派身份認同政治狂熱，找到新的受害者，你看巴勒斯坦人多可憐，以色列多壞，西方國家還恐伊斯蘭，拒絕穆斯林移民，那還不趕快把穆斯林的地位再拉高一點？我是不太了解為什麼左派的身份認同政治可以這麼有流動性，流動到自己的角色錯亂了都不知道。信仰伊斯蘭的人，不但恐同，甚至厭女，你們把穆斯林抬這麼高，那女人，那LGBTQ怎麼辦？ Francesca犯的錯，就是她一開始以為亞裔女性也可以像其它非白人女性一樣，有身份認同政治加分背景，但她不知道，亞裔早就被左派當成是白人附庸，只有扣分，沒有加分，而女人的身份，又太普通，加分力道不夠，所以她的地位在這些社會主義眼裡是低下的。她努力想用精神異常加分，但這題不是現在流行的議題，沒用。她應該早早改信伊斯蘭，再不濟，學學隔壁明尼蘇達州那個剛剛成為民主黨參議員提名人的Peggy Flanagan，人家白女人一把頭巾戴起來，多適切，這不就選贏了？

歐洲皇室的繼承，就像大部份的皇室一樣，講血統。但根據回歸均值的原理，富不過三代，王室的能力也會逐代減退，所以血統論其實不利國家治理，但繼承王位講求血統，主要的目的在權力繼承的穩定，所有會受權力影響的各方勢力，彼此有一套遊戲規則，爭鬥起來有一個標準，依血統來決定「政權合法性legitimacy」，而不是每一次國王死了，就要動刀動槍打內戰，對國家社會的穩定比較好。但這血統論是浮動的，彼得大帝前的俄羅斯沒有女皇，彼得大帝豐功偉業，他可以決定俄羅斯的任何制度，所以他不但娶了個平民女子，他還在死前規定，皇位由他的平民皇后繼承，是為凱薩琳女皇一世。彼得大帝的女兒也成為女皇，然後他的外孫，娶了一個德國小貴族，她後來把老公彼得三世抓了起來，自己稱后，是為凱薩琳大帝。俄羅斯的武則天，就像唐朝的武則天一樣，面首無數，史家幾乎確定她的子女和彼得大帝一點血統關係也沒有，也就是說，凱薩琳才是後來羅曼諾夫的王朝開創者，彼得那個直系早斷了，但諷刺的是，沒有彼得大帝的擅改規定，也就不會有凱薩琳大帝的存在。 但共產政權否定了狹義的血統論，史達林經常罵他的兒子，不准他拿史達林的名字招搖撞騙，「你不是史達林，我也不是史達林。史達林是蘇維埃權力中心。史達林是報紙裡和畫像裡的史達林，不是你，不，連我都不是。」惡魔史達林是百分百的共產主義者，但蘇共就像羅馬帝國一樣，雖然嚐試不依血統來繼承權力，但帝國體質的弱化，終於導致選賢與能，變成政權維繫的次要問題，再能幹的獨裁者，也無法解決蘇聯的體質問題。毛澤東的親生兒子因為蛋炒飯死於美軍的轟炸，倒是解決了毛澤東的繼承問題，但中共的權力繼承問題仍然是個問題，鄧後的集體領導，並不是制度化的結果，因為共產黨並沒有辦法有長久的制度，所謂習近平推翻規定，一再連任，推翻的也是不久前才立下的規定。沒有法治傳統的地方，沒有神凌駕一切的地方，一直都是人治，兩千年前是這樣，今天也是這樣。也就是說，習近平死亡的那一天，也會像先前中國皇帝死去而無清楚繼承機制一樣，政局動盪。 台灣最近也有血統的討論。我認為攻打蔣萬安不是蔣家人的選戰打法，不一定是虛幻的。蔣家血統，在中國人的眼裡，那是皇帝氏族，就像唐朝李姓、宋朝趙姓、明朝朱姓、清朝愛新覺羅一樣，即便是在人民共和國，那也是和毛澤東並列的王室貴族。有沒有蔣家血統，對國民黨內的中國遺民，有十足的號召力，不然章孝嚴也不會去改姓了。而如果這些中國遺民，開始懷疑蔣萬安的能力、適任性，那章萬安變蔣萬安，就在他們的眼裡成了沒有合法性的篡位者，蔣萬安就會成了中國遺民的棄子。這就是血統論的雙面刃，不純就是髒的。

台灣廣電自由化的一個後遺症是頻道很多，但內容很少，在網路媒體興起後，電視頻道的問題就更多，觀眾變少，廣告也不怎麼賺錢，所以節目內容就更差。然後就是一大堆的政論節目，之前流行call in，現在大概就是名嘴坐在一起論政。我以前蠻不屑這些名嘴弄出來的政論節目，經常就是一個很小的議題，不管是社會事件也好，政治人物發言也好，名嘴都可以講出一大堆屁話，沒有營養的廢話。我常想，這些觀眾有時間，為什麼不讀讀書？要看電視，為什麼不看有意思的電視影集？但慢慢地，我了解到這些政論節目的價值，我認為政論節目不但促進民主，更增進人民健康，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機構。 首先，這些名嘴的對談，是很好的背景節目。親朋好友喝一杯的時候、主婦做家事的時候、全家吃完晚餐休息的時候、上班日中午午餐的時候，讓一個背景節目流動，觀眾有時認真看一下，大部份的時候，就只是在襯托所有人的日常人生，讓觀眾沒有壓力的跟上社會脈動，也算是承繼先前只有三台電視台，全國都一起看八點檔的那種國族共同回憶。 接著是政論節目可以提升全民論述、思辯的能力。像名嘴這樣，天天能生出東西來講，有料沒料，很快就知道。而民眾看著這些節目，多半時候是同溫層，邊看邊點頭，但有時候會有些不同陣營的人物出現，這種反派角色有時候會讓人像被突襲一樣，乍聽之下好像有道理，但又哪裡怪怪的，於是民眾為了反駁這些不同的觀點，就把自己的觀點，也建立的更清楚。不搞清楚對手放什麼屁，是要怎麼對他們吐口水？ 然後政論節目的全方位攻擊一個新聞，反而達成了民主社會非常需要的透明化。名嘴為了要突顯自己獨到的觀點，經常要發想新的觀察角度，甚至要扒糞，自己調查找黑資料，最後真理真的就越辯越明，讓政治人物的骯髒無所遁形。政論節目，比那些已經在金錢利益面前跪下的記者，還更能扮演媒體第四權的角色。 最後最重要的是，娛樂性。我以前認為，等到國民水準到一定層次後，就不會有人想看政論節目，我不但錯了，而且錯得離譜。不管國民水準多高，政論節目永遠有存在的必要性，因為市場有很大的需求，一個把政治娛樂化的需求。民主的競爭，應該要像運動比賽，而不是軍事對抗。兩黨相爭，有輸有贏，就像支持的球隊有強有弱一樣，兩軍對陣，競爭的時候激烈，但比賽結束了，競爭就結束了。但結束不是代表你死我活、成王敗寇，而是我們又把焦點，放在下一場選舉，下一季的比賽，就算這次沒有贏，永遠也都可以寄望於未。政論節目，就像所有的運動講評節目一樣 ，目的在增加我們對比賽的了解，也讓人民從「外行看熱閙」進化到「內行看門道」，當然是非常有市場需要。 政論節目只在成熟的民主社會存在，低俗也罷，專管芝麻點大的事也罷，這些節目，不知陪伴多少人渡過人生的春秋，我們當給他們拍拍手。當然，有時候看到一些傢伙在政論節目講話，我還是很想搧他們巴掌。

美國這次選區重劃的大混戰，有一個法律的重點是1965年通過的投票權利法第二章(VRA Section 2)，在大法官的判決裡，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改變，一如在大學入學的種族配額(affirmative action)被判違憲一樣，大法官規定選區的劃定，不得把種族作為考量，一舉把VRA Section 2的使用限縮到幾乎沒有。許多的左派，哭天搶地，一如之前的哭訴「那以後黑人怎麼進哈佛」一樣，這一次也是，「那以後黑人怎麼選得上眾議員」？神經病，別人怎麼選上，你就怎麼選上。美國現在這麼多的黑人國會議員，比如說像南卡的參議員Tim Scott，憑著真本事，在白人居多數的選區，先選上眾議員，現在又代表南卡作為聯邦參議員。誰說黑人一定要靠保障名額才能選上國會議員？哦，民主黨當然一如往常，把所有加入共和黨的黑人，視而不見，直接不當黑人了。 Affirmative action也好，先前的VRA允許的黑人多數選區劃分也好，都是立意良善，但會把黑人的未來摧毀的惡法。幾十年下來的入學保障名額，造成現在上醫院，只要看到黑人醫生，大部份的人就怕怕的。如果我可以選，我一定只選亞裔和白人醫生，你要說我種族主義也沒關係，我不拿我的身體健康開玩笑。為什麼？因為所有的證據顯示，黑人入學的時候，採用了較低的學術標準，在學訓練，也受到刻意優待。凡是有affirmative action的地方，我一律不相信黑人的水準。如果今天NBA開始有亞裔保障名額，我馬上拒看NBA，這是一樣的道理。到頭來，真正可以靠實力當上醫生的黑人，反而碰到他們不應該有的歧視，多可惜。但是誰害他們的呢？這些自以為高貴的死左派，老是把弱勢族群當作他們可以保護的吉祥物，而完全不相信他們的能力，這些傢伙，才是真正的種族主義者。 1965的投票權利法，有其時代背景。林肯在南北戰爭的末期被刺殺死亡，而讓南方來的Andrew Johnson副總統扶正，這個Johnson把南方的「重建」完全拐了個彎。原本趁著戰爭勝利，北方要把南方的種族主義政策徹底消滅，要軍事佔領南方一陣子，要確保黑人在南方的權利得到保障，但Johnson的提早結束重建，一下讓南方的白人又拿回了政治掌控權，原本南方各州紛紛出現黑人的共和黨州長、國會議員，一下子就被逆轉翻盤，南方自此變為Jim Crow的世界，一個白人用暴力和法律刁難黑人，造成實質種族隔離的反動時代。一直要到下一個Johnson總統，繼位被刺甘迺迪的詹森，將近一個世紀之後，這個Jim Crow的時代，才告一個終結。這個1965年的VRA，也許就是詹森一輩子最大的貢獻。 VRA非常清楚地規定南方各州不得用法律刁難任何人的投票權利，也不可以用選區劃分的方式，「稀釋票源」，這個禁止稀釋票源的規定，就是先前最高法院准許，而南方各州都遵守的方式，在每一州，硬是劃出黑人為多數的眾議員選區，也可以說是深紅南方的民主黨保障名額區。但大法官終於把先前的解釋推翻掉，一如affirmative action一樣，憲法說的人人平等，真的就該不分種族人人平等，沒有人得因為種族膚色受到歧視、不公平對待，也代表沒有人可以因為種族膚色而得到優惠。什麼叫「稀釋票源」呢？誰說黑人都一起投票，都有一樣的政治認知，都會選一樣的政黨？大法官把VRA放回憲法的框架，是美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正確走向。 民主黨深深相信大法官都是有政治意圖，所以他們准許了德州的選區重劃，限縮了VRA，讓更多的南方紅州可以全面翻紅，但我相信能當到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一輩子都不用再找工作，在這個人世最重要的就是歷史留名，許多我們凡人的考量，一己之私的計算，並不是所有大法官在這世界的做人處事準則。他們也批准了加州的選區重劃，給了民主黨佔便宜的機會，怎麼不說大法官是有政治考量呢？只要不違反憲法，州的主權確定了各州自行劃分選區的權力，這就是大法官的判決原則。不要急著否定最高法院的原則性，你等著看他們怎麼判川普否定「出生即公民」的憲法權利，再來看共和黨怎麼罵最高法院，你就知道這些政治攻防，不過是一場戲，美國憲法還是剛健如山的保護著美國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