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冊並分享邀請連結,可獲得影片播放與邀請獎勵。

檢索結果 信長出陣
信長出陣 貼吧
一個關鍵字就是一個貼吧,路徑全站唯一。
建立貼吧
用戶
未找到
包含 信長出陣 的搜尋結果
艦長J快訊 短期利空出盡 迎接光輝十月? 2026/9/21 進入垃圾時間一個月後,最近看來有機會築底反彈。 首先是升息的不確定性暫時告一段落。聯準會決議沒有很樂觀也沒有很悲觀,壞消息是未來還可能升2~3碼,好消息是點陣圖維持2028降息預期,只要十年債利率不再創新高,來自利率政策的不確定性暫時解除。 其次,進入第四季後,原本第三季產品開發不順遞延的訂單(比如rubin 平台)要開始出貨,目前看來諸多老AI公司的業績在第四季都會有提升,十月份的財報季應該會有不錯的展望,這也會支撐短線的股價。 短線上的不確定性主要來自油價,當然這個跟戰爭脫離不了關係;但只要堅信川爺最後總是TACO,也不用過渡擔憂這個問題。 至於我近期常常擔心的缺電問題 ..... 政治議題等11月期中選舉結果出來再說吧~。 投資總有風險,本人過去績效不做未來獲利之保證。最近詐騙猖獗,本人不收會員、不用追蹤、不騙流量、不需粉絲、更不必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快訊僅供好友交流之用,有股票推薦就是準備倒貨;如果你與我看法不同,你肯定是對的千萬不要被我影響。 #艦長J快訊#
顯示更多
中国经济:阵痛中的结构重塑,于挑战里捕捉时代主线(国庆观察之一) 很多人习惯用旧时代的标尺衡量当下,把增速的换挡等同于衰退,却忽略这场转型本质上是一场破旧立新的外科手术,阵痛不可避免,但新生的轮廓正在慢慢清晰。机遇与挑战永远一体两面,看懂结构性矛盾,才能避开噪音,锚定未来数年最高确定性的赛道。 最大的挑战,来自存量地产时代带来的惯性调整。过去二十年,土地出让构成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土地财政驱动城镇化高速向前。如今楼市告别普涨行情,存量时代降临,土地出让金的逻辑重构摆在眼前。住宅土地续期规则、商住两类不动产税制的长期统筹规划,非住宅物业流动性不足的顽疾,都是横在面前的现实考题。居民对于不动产的预期发生逆转,预防性储蓄意愿抬升,消费的修复节奏偏慢。地方债务化解、传统行业产能出清,是一段漫长且煎熬的过程。就像我们此前分析的自动驾驶赛道,固守旧的技术路线,再努力也难以挣脱成本枷锁;经济体同样如此,依赖地产拉动的旧增长模型,已经走到效能边界,强行沿用只会不断消耗长期动能。 第二层挑战,来自全球技术博弈之下的产业链突围。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精密光学零部件等领域的卡脖子难题,没有捷径可以跨越。我们可以快速完成应用层的创新,可从0到1的底层基础研究,需要漫长时间沉淀。外部地缘摩擦持续扰动出口预期,全球供应链重构,意味着国内制造业必须跳出单纯代工的定位,向价值链上游攀爬。大量传统企业困在低附加值的内卷当中,要么投入重金完成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要么被时代慢慢边缘化,行业内部的分化会愈发剧烈。 第三重的隐性挑战,来自大众的线性思维陷阱。多数人依然保留旧周期的认知:期待每月稳定的收益,希望市场永远存在唾手可得的机会。可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个人投资,财富的崛起从来不是匀速直线。收益是一波一波到来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蓄力、消化,只有少数窗口能够实现跨越式增长。很多投资者无法接受空仓、等待、蛰伏,在市场方向模糊时频繁出手,最终在震荡当中持续损耗本金。这种心态,正是转型期内普通参与者最大的敌人。 危机的另一面,是史无前例的结构性机遇。旧引擎减速之时,新质生产力正在接过接力棒,四大主线将定义未来3‑5年的产业红利。 第一,AI算力硬件全链条。光通信、高速光模块、HBM存储、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属于世界不得不推进的硬性建设。全球AI资本开支持续向算力、电力、实体硬件迁移,中国供应链在光通信等环节已经掌握全球话语权。这不是短期炒作的题材,是全球智能化浪潮之下的刚需,属于长周期的硬赛道。 第二,创新药与生命科学。AI赋能药物研发、基因技术的突破,正在重塑生物医药行业。对标海外ARKG覆盖的基因组创新浪潮,国内的医药产业告别单纯仿制药,向着源头创新迈进。人口老龄化的长期背景,让医疗创新具备穿越周期的底层需求。 第三,高端制造的出海突围。从新能源装备、工业自动化,到智能驾驶零部件,中游制造迎来全球的战略顺风期。不再依靠低价竞争,而是凭借工艺、成本控制、完整的产业集群,抢夺全球市场份额,成为中国制造新的名片。 第四,内需消费的分层升级。十四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远未完全释放。当居民完成对于地产的预期再平衡之后,服务型消费、高品质消费品,会慢慢迎来修复。设备更新、产业技改的政策红利,也会持续带动工业端的投资需求回暖。 放到资本市场的维度,我一贯的逻辑从未改变:在确定性充足的时候重拳加码,趋势混沌的时候果断空仓。转型阶段,普涨的时代落幕,贝塔行情让位于阿尔法行情。不要幻想闭着眼买指数就能躺赢,未来的胜利,来自精准的行业甄别与耐心的择时。很多人纠结于宏观数据的短期波动,却忽略产业变革下细分龙头的成长曲线。 我们不必过度悲观,也不能盲目乐观。经济体的转型,如同企业的技术路线迭代,充满取舍与阵痛。如果固守旧的发展路径,前路愈发狭窄;主动革新,开辟全新赛道,方能打开长期的上行空间。 对于每一位投资者而言,当下最重要的功课,是放下固有的路径依赖。告别遍地机会的幻想,学会甄别噪音,等待高胜率的时机。学会空仓,保存弹药;看准主线,集中出击。 猪肉自由到和牛自由的跨越,从来不是依靠频繁的短线折腾,而是抓住两三次时代级别的产业浪潮。中国经济的黄金机遇,不再是广谱的大水漫灌,而是藏在硬核科技的细分赛道之中。看透挑战,抓住结构性红利,才能在时代的浪潮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长期答案。
顯示更多
當中共犯罪集團偽裝成國家,我們不應再沉默 ----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致全體華人的一封信 親愛的華人同胞們: 美國參議院於2026年6月16日以口頭表決方式通過第444號決議,決議中將中國共產黨稱為「犯罪組織」。這一歷史性的決議,不僅撕下了中共長期以來對外偽裝的「合法政府」面具,更是國際社會對這個肆虐華夏大地百年的黑幫集團一次正義的公審。 長期以來,中共對內實行殘酷的極權統治,剝奪人民的人權與自由,掠奪國民財富,將國家機器變為少數特權階層的私產;對外輸出滲透、破壞和平,早已具備了國際法上犯罪組織的一切特徵。今天,全球自由陣營的全面覺醒,正宣告著中共政治合法性的徹底破產。 中國人民的歷史機遇:從「被統治」到「真正作主」 當中共被定性為犯罪組織,這意味著它在國際上將失去所有的合法外交與經濟庇護。然而,一個舊秩序的垮台,正是新制度誕生的契機。 身處高牆內外的中國同胞們:國家不等於政黨,中國不等於中共! 一個沒有中共的未來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正在加速到來。為了承接歷史的變革,保障十四億同胞在後中共時代的權益與社會穩定,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應運而生。我們拒絕暴力的無限循環,我們主張用文明、民主、法治的力量,開創中國憲政的新篇章。 我們的呼請:加入中國議會,用選票終結暴政 這是一場屬於全體中國人的自我救贖。我們在此向所有渴望自由、尊嚴與公義的同胞發出最誠摯的邀請: 加入中國議會:無論您身在海外還是國內,您的關注、參與和加入,都是對抗極權最堅實的基石。在這裡,每一個聲音都將被聆聽,每一份力量都將被匯聚。 用選票推翻邪惡:我們將致力於籌備真正代表民意的民主選舉。投票,是公民最神聖的權利,也是最致命的武器。我們要用一張張雪白的選票,匯聚成民主的洪流,將這個邪惡的犯罪組織徹底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重建憲政中國: 讓我們攜手建立一個司法獨立、保障人權、新聞自由、權力制衡的真正共和國,讓子孫後代不再生活在恐懼與謊言之中。 同胞們,歷史的大潮已經翻湧,正義的審判就在眼前。不要再做暴政的沉默受害者,成為新歷史的開創者!加入我們,讓我們一起用民主的選票,還給中國一個清朗的明天! 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 敬啟 執筆:楊純華 編輯:羅誌飛 2026年7月5日
顯示更多
0
55
62
26
轉發到社區
以马斯克SpaceX为风向标,布局中国商业航天第二波机会(写在中国卫星逆势涨停时刻) 7月10日—15日,国内长十乙、朱雀三号可回收火箭将集中发射,一旦火箭回收试验取得实质性突破,意味着我国商业航天正式迈入低成本可复用时代,行业新一轮行情催化窗口已经打开。 回顾市场走势,商业航天第一波普涨炒作已经结束,板块内个股出现明显分化:部分标的股价大幅回调,估值回归合理区间,也有核心壁垒标的凭借订单与业绩支撑,回调幅度极小。当下布局商业航天,最好的思路就是顺着马斯克SpaceX的产业扩张路径,锚定中国本土卫星、火箭全产业链,用全球化供应链视野做A股选股,实现海外订单+国内星座放量的双重收益保障。 结合SpaceX星链组网、可回收火箭迭代、太空算力布局的发展节奏,我梳理出一套跟随马斯克布局国内商业航天的核心投资选股逻辑: 1. 优先切入SpaceX全球供应链标的:能够通过SpaceX严苛资质认证、稳定批量供货的企业,技术实力已经经过国际顶级航天体系验证,后续大概率顺势切入国内星网、千帆星座、民营火箭产业链,形成海内外双订单护城河,安全边际更高。 2. 重点锁定卫星赛道核心环节:聚焦低轨卫星批量组网刚需,主攻相控阵T/R组件、通信载荷、射频芯片、卫星终端等卫星电子化核心部件,是SpaceX星链扩张与国内星座建设共同的增量主线。 3. 紧抓可回收火箭耗材赛道:火箭发射频次越高,热端材料、热防护结构件、箭体配套耗材消耗越大,具备刚性重复采购属性,发射量提升会直接带动业绩复利增长,优先布局容易形成技术卡脖子的细分环节。 4. 选股看重壁垒与价值量:优先选择行业格局垄断、技术护城河深、单箭/单星配套价值占比高的细分产品,议价能力更强,业绩弹性更可控。 5. 坚守业绩落地原则,不见兔子不撒鹰:避开纯题材、无订单、无量产的概念股,优选已经实现航天业务高速增长、在手订单饱满的标的,对冲行业研发、试验进度带来的不确定性。 核心标的简要梳理(绑定SpaceX供应链+国内航天放量双逻辑) 一、航天耐高温结构材料(火箭发射核心耗材) 西部材料 主营铌合金、高端钛合金等航天结构材料,拳头产品C103铌合金主要用于火箭发动机喷管、燃烧室等高温热端部件,是SpaceX猛禽发动机核心耗材供应商;公司为国内唯一实现C103铌合金量产企业,全球仅有三家具备量产能力。 核心逻辑:铌合金属于发射必换耗材,复用火箭发射频次越高,耗材需求越旺盛;公司年内铌合金产能扩至90吨,订单已经排至2027年,同步供货国内商业火箭、国家级低轨星座,海内外需求共振。 再升科技 主打高硅氧纤维航天热防护材料,主要应用于火箭隔热层、喷管、发动机舱等高温区域,是可复用火箭实现多次回收的关键防护材料。公司自2020年起稳定向SpaceX供货,供货记录可追溯至2024年9月,进入SpaceX热防护体系。 核心逻辑:火箭回收成败高度依赖热防护性能,属于每次发射检修的必换耗材,消耗属性极强,轻量化、抗热冲击特性直接决定复用火箭维护成本,行业刚需确定性强。 二、卫星射频、结构与热管理(深度绑定星链产业链) 信维通信 核心产品为卫星地面终端高频连接器、阵列天线、射频精密零部件,是A股里SpaceX星链供应链收入最纯正、机构认可度最高的标的,多家券商将其列为SpaceX链首选标的。 核心逻辑:公司自2022年起独家供货星链地面终端核心零部件,研报测算2026年SpaceX相关业务收入有望冲击20亿元,对应年度约1300万套独家连接器订单,天线业务为星链二供;公司60亿元定增加码卫星通信、射频器件,加速从地面终端配套向卫星星上器件延伸,打开长期成长空间。 领益智造 配套星链轻量化结构件、热管理散热组件、卫星电源系统零部件,是SpaceX星链V3版本核心结构件与热管理战略供应商,此前被机构列为金股,市场尚未充分定价星链长期订单价值。 核心逻辑:单颗星链卫星配套公司产品价值量约150万元,占到整星成本30%;2025年星链相关年化收入已突破10亿元,2026年量产订单持续交付;星链规划剩余约3.5万颗卫星待发射,对应千亿级市场空间,公司全链条卡位结构、热管理、电源环节,深度受益星链+太空AI算力扩张。 三、卫星整机与卫星电子核心芯片(国内组网核心壁垒赛道) 中国卫星 航天五院唯一上市资本平台,国内低轨星座、商用卫星总装制造绝对龙头,整星制造市占率行业领先,是对标星链批量造星模式的国内核心载体,承接国家级组网核心订单。 超捷股份 国内头部民营商业火箭整流罩、箭体尾段结构件核心供应商,细分领域竞争格局优异,单箭配套价值超千万元,属于火箭发射一次性消耗结构件,朱雀、蓝箭等火箭放量会直接拉动业绩弹性。 臻镭科技 卫星射频电源管理芯片核心厂商,属于卫星供电系统最关键的元器件,技术壁垒处于卫星电子产业链顶端,是低轨卫星大批量量产的刚需卡脖子环节。 铖昌科技、国博电子 两家聚焦相控阵天线核心T/R芯片、T/R组件,是卫星通信、星载雷达的核心硬件,星链与国内星座大规模组网直接拉动相控阵天线需求,产品单星价值占比高。
顯示更多
绝大多数传记作品,本质上都是在厘清「天才即凡人」的道理,解构历史的必然,寻找浪潮的起点,把万里挑一的人生命运还原成触手可及的血肉之躯。 茨威格大概是一个例外,他写完「人类群星闪耀时」是在1928年,那会儿的欧洲还没有沦陷为昨日的世界,精致的凡尔赛体系看起来完美无瑕,连科学技术也被战争驱动着突飞猛进,所以茨威格倾尽毕生的乐观,将数千年的文明光芒施与寥寥数人,山高水长,虎嗅蔷薇。 当时的茨威格恐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没过多久他就会被纳粹逐出故居,开始长达10年的流亡生活,所有熟悉的秩序都在崩坏,直至自杀前,他还在哀叹自己成了一个手无寸铁无能为力的见证人,目击人类不可挽回的奔赴野蛮。 「荒谬的是,在这个道德上倒退了一千年的时代里,反而看到了人类在技术和智力方面取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就,一跃超过了以前几百年所取得的业绩——飞机征服了天空,话音几秒内传遍全球,原子分裂,治愈疾病……昨天所不能做的事,如今几乎每天都可以做。在我们时代之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既没有露出魔鬼般的嘴脸,也没有创造出惊人的奇迹。」 这段话几乎可以适用于茨威格死后的几十年周期,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世界摇摆于这条光谱的两端,一边腾飞,一边堕落,英雄和小丑同体,高洁与狼藉并存。 埃隆·马斯克正是这个夹缝中的时代造物,为他立传的沃尔特·艾萨克森最终交付了这本600页、50万字的「埃隆·马斯克传」,我用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读完,在高饱和的信息密度里,我隐约看到了创作者的居心: 他在贴身跟访马斯克的2年时间里,不止是为了收集素材,还在找一个人,而这个人在文学作品里,通常被称作是「弗兰肯斯坦」,是他制造出了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怪奇生物。 沃尔特·艾萨克森是在2021年确定新书选题的,他给马斯克打电话,提议,然后得到了口头同意,没想到马斯克比他还快,在还没有面谈敲定细节时就直接发推公告天下,宣布艾萨克森将成为自己的传记作者。 企业家、亿万富翁、科技大佬、红毯名流……在这眼花缭乱的身份背后,人类个体之间的差异其实很小,比如大家都对分享聊天记录这件事情管不住手。 比尔·盖茨给马斯克发短信推销慈善项目,后者反问他有没有清空特斯拉的空头头寸,比尔·盖茨把手机拿给自己儿子看,问该怎么回这条消息,与此同时马斯克也在把短信展示给艾萨克森看,证明比尔·盖茨是个混账。 马斯克的女朋友说,看他和比尔·盖茨之间的斗气,就像两个小男孩在比谁的[哔][哔]更大。 还有马斯克对于父姓权的重视,也能在瞬间把改变世界的叙事拉低到邻里谈资的高度,在大儿子变性并与他断绝关系后,马斯克会非常郑重对自己其中一个女友提议,去法院确保两人通过体外受孕生下来的一对龙凤胎拥有「马斯克」这个姓氏,而不是只有母亲的姓。 而马斯克和他父亲的关系更是纠缠不清了几十年,直到马斯克成为全球首富的时候,他父亲还在以自杀为威胁——「那样你这辈子就完了,大家都会发现你的真面目」——向马斯克索要每个月2000美元的生活费,而马斯克则以2000美元为筹码,要求父亲停止更新一档YouTube节目「天才的爸爸」,内容是吹嘘自己为何能够培养出优秀的儿子。 你们说,这都叫什么事儿啊…… 「埃隆·马斯克传」的正文前面,被加入了一张单页,写着马斯克的一段自白:「对于所有曾被我冒犯的人,我只想对你们说,我重新发明了电动车,我要用火箭飞船把人类送上火星,可我要是个冷静、随和的普通人,你们觉得我还能做到这些吗?」 毫不夸张的说,这么厚实的一整本书,都是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传统的道德框架会用「二分论」来解释一个人同时具有优点和缺点的性格特征,但对马斯克的观察更像是「因果论」,即他的缺点造就了他的优点,反之亦然。 于是那个糟糕线团的尽头,就如愿以偿的出现了死结,如果他克制了坏脾气,他就会失去无与伦比的激情,如果他与人为善,他也就会放下事业上的一切执念,如果他变成一个更好版本的马斯克,那么他就不再是马斯克了。 某种程度上,「埃隆·马斯克传」是一本反完美主义的教材,马斯克得罪了几乎所有与他亲密的人,从创业伙伴到长期下属,从枕边恋人到投资对象,这些人用了最刻薄的评价来向艾萨克森提供马斯克的侧写,但同时也都会补充说马斯克是自己不曾见过的牛逼人物。 都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这才半世过去,其人已经渡过几重沧海。 总之,还是非常推荐这本书,当代最优秀的传记作家,下了大功夫去写当代最戏剧的商业人物,这个阵容已经足够顶级,和「乔布斯传」相比,马斯克的人生还处于未完待续的阶段,这让他的个人传记更像是新鲜上线的首季剧集,当编剧自己都还没写后面的内容,这种未知感对于可读性的贡献,反而更有滋味。 卡尔维诺写过一个终生居住在树上、用以对抗秩序的男爵柯希莫,在他12岁爬上树前,他是这么被父亲威逼的: 「反叛行为不是用尺度可以衡量的,有时以为只迈出了几步,却永无掉头回返之机了。」 然后,他就再也没有下来过。
顯示更多
0
42
512
134
轉發到社區
1959年,毛泽东为什么卸任国家主席? 1959年,毛泽东卸任国家主席、接着刘少奇当选新一任国家主席,这事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只是“历史书上的一句话”。 但如果把时间线一点点拨回去,看清前因后果,你会发现:这不是简单的“职位交接”,而是一场在党内、在国家发展关键节点上,经过长时间酝酿、权衡和妥协的重大政治安排,背后牵着的是新中国权力结构的调整,和一代领导人对自身角色的重新定位。 先把事情说清楚:毛泽东为什么坚持要卸任?朱德为什么“让位”?刘少奇又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国家主席那个位置上的? 这事既不是谁临时起意,也不是简单的“谦让”,而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 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个事实是: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国家主席”这个职务。 那时候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担任的是这个职务,同时还是中共中央主席。 直到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出台,才正式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国家主席”。 从那一刻起,毛泽东多了一个宪法意义上的“国家元首”的身份,而朱德则成为国家副主席。 从资历、威望、群众基础来看,当时除了毛泽东,没人比他更适合做国家主席。这一点,无论党内党外,几乎没有异议。 问题不在于“他适不适合”,而在于:他自己要不要继续干。 很多人以为,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干到不想干,是后来的事,其实非常早——1955年前后,他就开始公开表达“不想再连任国家主席”的想法了。 第一次说的时候,身边不少人都觉得是“谦虚”“客气话”,没有太当真。 真正引起高层重视,是1957年。 那时候什么背景? 国内刚经历完“合作化”“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大框架稳定下来了,但经济建设经验严重不足,国际上冷战加剧,对抗很尖锐。 可以说,全国上下都还在摸索中往前走。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第二次较为严肃地提出:以后不要再由他担任国家主席。 他的理由,其实一点都不玄乎,很朴素,就是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国家主席”这个位置,在当时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特点——外事活动太多,要见各种外国元首、代表团,要出席各种礼仪和外交场合。 对他来说,这是负担,不是兴趣。 他本人更愿意、也更擅长的是抓党的路线、方针、思想理论这块,而不是频繁出现在外事礼宾场合。 说白了,他想把这部分从自己身上卸下去。 1957年,他在党内再次提起这件事,并把原因讲得比较透后,周恩来、朱德等一批对他非常了解的领导,态度就逐渐转为“理解并支持”。 他们不是不明白风险,而是知道,毛泽东真正看重的是“党和路线”,而不是那个国家主席的头衔本身。 到了1957年4月30日,五一节前夕的一场大会上,毛泽东当着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面,又公开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想法。 这一下,不光党内,民主人士那边都炸了锅。 很多民主党派和社会名流,对毛泽东是发自内心地信任。 他们经历过北洋政府的军阀混战,也见过南京政府的腐败无能,再对比解放后几年国家在秩序和民生上的变化,对毛的评价是——这是个真心要把国家带出泥潭的人。 于是,当他们听说毛要卸任国家主席,第一反应是:这对国家是不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当时有名的两封信,就是陈叔通、黄炎培写给周恩来、刘少奇的。 他们的担忧说得很直接:现在国内刚刚稳定下来,国际阵营对立也非常激烈,需要一个在“集体领导中非常突出的权威”坐镇,最好是十五到二十年之内不要更换最高领导人。 潜台词其实就是:毛泽东如果不再当国家主席,会不会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定海神针”?也会不会导致内部产生不必要的摇摆? 毛泽东看完信,没有当场回。 他先让邓小平转给政治局,走完党内讨论程序后,才把批复转给陈叔通、黄炎培。 批复内容很清楚:不连任国家主席,他有两个理由: 一是,四年一届,他觉得这个“周期太长”,不想被这个职务“绑定”太久。 二是,“个人威信”这件事情,不是靠职位和任期长短堆出来的。 即使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他在党内和国内的政治影响力,短期内也不会因为“职务变化”而削弱。 这是他当时相当自信的一点。 民主人士的担忧主要是从“形式”和“国际感受”出发,而毛更多是从“实际工作重心”和“党内权力结构”来考虑。 两边不完全对路,但都不是情绪化。 1958年底,事情终于走到了一个“必须拍板”的节点。 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提议,在党内外基本达成共识,正式通过。 接下来,一个躲不过去的问题就摆在桌面上: 下一个国家主席是谁? 要知道,在当时的党内高层,符合“国家主席”这个位置的,有好几位——资历、威望、能力都不差。 呼声最高、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当时的国家副主席朱德。 还有一部分干部比较看好刘少奇,希望他能进入考虑范围。 先说朱德。 这个名字在近代中国史上,几乎等同于“人民军队”的代名词。 “朱毛”这个说法来源已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一方面军”,朱德、毛泽东就是那对最重要的搭档。 朱德出身滇军,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军事才能和政治态度都是过硬的。 从早期游击战争,到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作为总司令和“军中定盘星”的地位,没人敢轻视。 他是开国元帅之首,这不是虚名,是几十年战火换来的。 在党内和军队内部,很多人都觉得——如果有谁能顺理成章接替毛泽东做国家主席,那一定就是朱德。 中央后来草拟第二届全国人大的人事方案时,最初打算就是:国家主席由朱德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由刘少奇担任。 这个安排,从资历、威望、党内平衡各个角度来看,都很“顺手”。 当时毛泽东也特别明确讲过一件事:他不会因为个人好恶和想法,去左右下一任国家主席的人选,这个完全交由二届人大按照程序来决定。 这话不是客套,是他的基本政治态度——“我可以不当,但谁接班,要按制度办。” 按照这个路径走下去,本来应该是:朱德接国家主席,刘少奇去做人大委员长。 这个局面,按现在话说叫“看上去一切都很合理”。 结果,就在这个节点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量”——朱德自己的态度。 当中央内部公布拟定的人选名单后,朱德拿到名单,看了很久。 他没有立刻表态,而是回到办公室,一个人静静思考。 过了不久,他提笔给时任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内容,成了整个权力安排转向的关键。 信里,朱德说得很直接: 一,他本人不打算参加国家主席的选举; 二,他认真推荐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人选。 他在信里对刘少奇的评价,是有分量的——从革命年代一路走到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在党内、在国家政务方面都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能力、作风、政治立场都经得起检验,完全可以胜任国家主席。 他还强调了一点:自己一贯服从组织安排,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个人打算,更不存在什么“顾虑”。 那为什么朱德自己不想当? 这里有几层原因,他平时也有在不同场合讲过: 第一,他觉得自己“过了那个年纪”。 1959年,朱德已经七十多岁,身体状况和精力水平,自己最清楚。 国家主席不是挂名,而是要承担大量繁琐又重要的事务——接待外宾、出访、主持大型活动、兼顾军队和其他领域的统筹。 朱德觉得,自己这个岁数,要长期承担这么多外事活动和代表性工作,很难做到游刃有余,可能不如中生代的领导人更合适。 第二,他很清醒地知道自己的长短板。 他的强项是军队、军事指挥和部队建设,对宏观经济、复杂外交、国家整体政务这些领域,他不否认能参与,但不认为自己是最擅长的那一个。 相比之下,刘少奇从早年就在工人运动、地方党组织建设、隐蔽战线、政务管理方面积累了深厚经验,建国后又一直主持或协助处理大量国家层面的具体工作,对“国家机器怎么运转”非常熟悉。 第三,一点看似细节、其实很中国式的考虑:他比毛泽东大七岁。 他曾私下对人讲过——从情理上说,自己要去接毛泽东刚卸下的国家主席这个位置,总是有点“辈分上不太顺”的感觉。 他尊重毛的核心地位,也不愿在外界形成“朱接毛班”的这样一种容易引发联想的印象。 对他这种一辈子打仗、习惯在集体里工作的人来说,这种感觉是很真实的。 还有一点更“生活化”的细节,也能看出他为什么对刘少奇放心。 1949年夏天,两人在中南海成了“邻居”,因为那时条件有限,大家没什么单独厨房,都在会场食堂吃饭。 朱德发现,刘少奇经常因为处理政务,错过正常吃饭点,很多时候一天只有晚上那顿饭是能见到人的。 这些细碎的生活场景,让朱德很直观地看到:刘少奇是那种真心肯往里“熬时间”“下苦功”的领导,不是喜欢抛头露面的那种类型。 从朱德的视角看,把国家主席这个位置交给刘少奇,他是放心的。 自己则退一步,更集中精力继续抓好军队、人大工作,这样整个领导层在分工上也更合理。 朱德这封信送到邓小平手上后,中央高层开始了比较严肃的一轮讨论。 大家不是简单“顺水推舟”,而是从整体布局来权衡: 毛泽东已经决定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下,但仍然是党的最高领袖,如果国家主席再由朱德出任,那在外界看来,可能会出现一种“军人国家主席”的印象; 而让刘少奇出任,则意味着国家政务系统的“管家角色”名正言顺,军队那块继续由朱德坐镇,两条线清晰分工。 最终,中央认为朱德“让贤并举荐刘少奇”的建议,是有很高“可操作性”的方案,于是决定由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正式候选人,提请全国人大选举。 1959年4月5日,八届七中全会上,邓小平代表政治局正式向与会同志说明这一安排。 此后,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也公开讲了一段话,点出了一个敏感现实: 朱德和刘少奇这两位,在党内都是很有威望的干部,无论选谁当国家主席,外界和内部都难免会有人拿他们相互比较、议论。 换句话说,他很清楚这次人事安排不会“零争议”,但这是必须走的一步棋。 从实际工作来说,刘少奇其实早就半只脚站在“国家元首的职责”里了。 新中国成立后,只要毛泽东外出视察、离开北京,很多国家事务,尤其需要有人来具体抓落实、管日常运行的部分,基本都是刘少奇在主持。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做事非常规整,一件事一件事盯到位,不搞虚头巴脑的形式。 很多参加过当时工作的人后来回忆,刘少奇“经手的事情,基本不出纰漏”。 这也是为什么在195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的干部心里认同:让他担任国家主席,是比较稳妥的方案。 1959年4月2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上,毛泽东作了卸任国家主席的讲话,这也算是对自己前几年的多次表态,做了一个公开的“最终确认”。 随后,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宣布:经选举,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当场的反应,跟很多人想象的那种“喜形于色”很不一样。 他一再表示自己“惶恐”,觉得这是党和人民极大的信任,压力比荣誉大得多,也曾当面提出过想推辞。 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组织原则下,他最终还是服从组织决定,接下了国家主席的职责。 外界看到的,是当天晚上全国的喜庆气氛——街上张灯结彩,单位里、居民区自发庆祝,敲锣打鼓,到处是“国家选出了新主席”的热烈场面。 刘少奇家里、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纷纷向他道喜。 但据当时身边人的回忆,那天刘少奇脸上没什么笑,他只是简单点头,然后像平时一样走回办公室,继续处理公文。 他为什么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棘手的境况里: 国民经济在“大跃进”和各种冲动指标的影响下已经严重失衡,农村的实际情况远比统计数字难看得多,很多地方的粮食产量和百姓生活状况,都在恶化。 作为刚刚“接班”的国家主席,他面对的是一堆“烂摊子”,不是一张白纸。 当上国家主席之后,刘少奇没有急着推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动作,而是先从最现实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入手,尤其是农村。 他去地方调研,不是只听汇报、看材料,而是走到农户家里,看粮食、看锅灶。 有一次,他为了弄清楚孩子们到底吃没吃饱,甚至亲手扒开小孩的粪便看里面有没有粮食残渣,这件事后来被不少亲历者讲起过。 这个细节听起来很“冲”,但正好说明,当时中央领导人已经意识到:真实情况被层层粉饰,要知道真相,只能自己用最直接的办法去看。 回到北京之后,刘少奇参与推动了一些调整政策,尽量把经济从极度偏离的状态往回拉。 这些努力后来被证明,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当然,限于当时大环境和各种力量博弈,他能做的也不是无限的,很多问题不可能通过几道批示就立刻解决。 在外交方面,他担任国家主席的那几年,中国的对外关系也明显“动”起来了。 他先后访问了缅甸、柬埔寨、越南等周边国家,与这些国家领导人建立了比较密切的互动。 这对当时还相当孤立、被西方强烈围堵的新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不仅拓展了外交空间,也让世界更多国家开始在现实层面接受、承认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 必须说一句:毛泽东卸任国家主席,并不等于他淡出权力核心。 为了回应民主人士和群众对他“继续在国家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期待,党组织后来在宪法中加了“国家名誉主席”的规定。 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国家名誉主席,继续抓党的路线、思想理论和方针,把大量时间用在阅读、思考、主持党内重大会议上。 这种安排,一方面满足了“毛继续在”的政治预期,另一方面也确实给了他更多精力去关注他最在乎的那些“方向性”的东西。 朱德则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还继续在军队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这样一来,国家权力格局大致形成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分工: 毛泽东把住党的大方向和战略,刘少奇抓国家具体运行和政务,朱德镇住军队和人大系统,周恩来继续总理政府日常工作。 这套搭配,在当时的条件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集体安排,不是几个人临时说说就定的。 站在今天回头看,1959年的这场“主席更替”,有几个特别明显的影响: 第一,它标志着新中国最高层权力结构从“党政合一集中于毛泽东”开始尝试往“党政有所分工”调整。 毛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下来,留在党的最高位置上,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角色从“对内对外都在台前”的那个形象,慢慢向“幕后定向”的那个位置移动。 刘少奇上来,更多承担的是具体治理、修复经济、稳定秩序的任务。 第二,它是在国际压力与国内困难并存的背景下,通过相对有序的程序完成的一次最高层权力交接。 这一点,在那个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并不多见。 至少在形式上,中国展示出了一种“按宪法程序更换国家元首”的治理能力,这对外界认识中国政治,也产生了影响。 第三,对刘少奇个人来说,这次当选国家主席,是他一生政治轨迹中的高点,也是后来一系列政治风波的一个重要起点。 很多后来发生的复杂斗争,并不是这次交接本身就埋好了“阴谋伏笔”,而是在后来的路线之争、形势变化中逐渐激化的。 但无论怎么评价,1959年他接任国家主席,确实承担起了那几年里中国国家机器运转的核心责任。 如果只用一句话把这件事的逻辑串起来,大概是这样: 毛泽东主动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是为了把精力转回到他认为更根本的“党和路线”上;朱德看清自己年龄和特长,选择让位,把更适合干政务的刘少奇推到前台;刘少奇在极其艰难的经济和外交环境中,接下了国家主席这个重担,尽力把一系列偏离拉回到相对可控的轨道。 整个过程,没有什么传奇戏剧性的桥段,更多的是一代领导人对自己、对国家处境的冷静判断和选择。 也正因为如此,这场“主席更替风波”,才值得我们今天反复回头看——它不是简单的职务更改,而是一套权力结构和国家治理重心,在特定历史节点上的一次调整。
顯示更多
0
14
164
9
轉發到社區
西安事变的前一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夜里十点左右,张学良从宴会上赶回西安的公馆,把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叫进客厅。东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都坐在屋里。他当着众人下令:明天凌晨去临潼华清池,把住在那里的蒋介石扣起来。 “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铭九正要退出去,张学良回过头盯着他,又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他用手比了一个鸡蛋大的圈。 张学良这时的官衔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剿的是陕北的红军。他敢在这一夜押上身家性命,是因为他剿了一年的陕北中共告诉他,斯大林会扶他。 他这样指望斯大林,因为他手里只剩一支军队,脚下已经没有一寸自己的地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东北军没有抵抗,退进关内,东北老家丢给了日本;一九三三年又丢了热河;一九三五年,南京照日本人的要求,把留在河北的东北军也调走。从此东北军每月二百万元的军饷,只能向南京要。照他的想法,吃人家的饭,也得听人家的话。 南京要东北军去打红军。部下私下抱怨:“副司令真傻!”“人死了,枪丢了,国民党政府也不给补……都打光了怎么办!”有人把这些话说给张学良听,他有时说:“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会有办法的!” 到了西北,先来的是败仗。一九三五年秋天,东北军在陕北的劳山、直罗镇被红军接连吃掉两个师,两个师长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补充枪弹,给两位阵亡师长各发十万元特别抚恤。蒋介石的答复是:“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东北军上下都明白,蒋介石派他们剿共,是要他们和红军两败俱伤。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打光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要另找靠山,新疆的盛世才就是个样子。他几次私下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斯大林:靠苏联撑腰坐稳新疆的盛世才,是他的老部下,苏联扶得了盛世才,也该扶他。斯大林这时最怕日本从东边打苏联,要的是蒋介石领着中国去打日本,不会为张学良拆蒋介石的台;可他也不把话说死,只让人捎话,叫张学良去和中国共产党联系。他就去了。 这时的中共也走投无路。红军长征到陕北,剩下几万人,四面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马家军,陕北地瘠人穷,养不活这支队伍。围剿他们的主帅自己找上门来,毛泽东求之不得。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到了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他自己带着密码,借军长王以哲的电台,在洋蜡烛底下译电,往陕北发报。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给再去洛川的李克农下了谈判训令,头一条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十八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谈定一个口头谅解,里面有一句:“红军过路应予通行”。 这时红军主力已经从陕北渡过黄河,到山西去弄粮食和兵。红军在山西打土豪,也向县城要钱,彭雪枫打电话给浮山县县长,“要他交出5万元款子,否则就派兵攻打县城”。阎锡山向南京告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匪主力过河既已明了……则我军应速向北推进,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此机万不可失。”张学良回电推说陕甘边区“股匪极为活跃”,要“先行肃清”。蒋介石再三催,他不动。 三月五日凌晨,张学良自己开着飞机到洛川,见了李克农。中共让李克农备好一套话,预备张学良替蒋介石说话时驳他,几乎没用上。张学良只催着要尽快见中共的领导人,还请中共替他介绍代表去苏联。 四月九日晚上,周恩来被张学良派去的人接进延安城,两人在城里的天主堂从九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张学良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周恩来会后给中央的报告里,记下了他那一夜问的事: “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 周恩来请他到时候放红军渡回黄河西岸,再接济红军弹药。张学良都答应了。两边谈定了停战、通商、互派代表,“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跟周恩来同去的戴镜元记得,张学良“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周恩来报告中央:“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张学良也有自己的算盘:他想让红军留在黄河东边和中央军拼,自己好扩大地盘。 二十二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头一句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又说:“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刘鼎临走,周恩来交代他:“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己掌握”。张学良在洛川见到刘鼎,握着他的手说:“好呀,你再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又对他说,延安那一夜,“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最后说: “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几天后,张学良亲自开飞机带刘鼎回西安,让刘鼎坐到驾驶座上,绕道黄河上空。刘鼎住进张公馆的东楼,对外是张学良的随从军官。他在东楼地下室装了一个小电台,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的来往电报,从此都从这间地下室进出。 五月初,红军在山西站不住了,带着钱粮,押着近万山西壮丁,分批渡回黄河西岸。西岸是东北军的防区,红军西渡没有受到东北军阻碍。五月十二日夜里,周恩来又和张学良谈了一次,张学良答应给红军七九子弹十万发;六月一日,其中六万发送到了延安。 这年夏天,中共长征以来和莫斯科断掉的电讯,借张学良剿总的电台接上了。李克农后来说:“张学良部队还给我们送电台、送药品过来。”线一接通,中共就向莫斯科要钱,理由是东北军的军饷“全部靠南京拨款”,一旦起事就会断,问能否“每月给我们300万元的援助”。 六月底,刘鼎给中央发电报,电报里的“日”是张学良的代号: “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 七月二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把这件事报告莫斯科。电报说东北军“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又说“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对张学良入党,写的是:“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八月九日,毛泽东等人给张学良的信里已经叫他“同志”,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 八月十五日,莫斯科回电。电报说,叫他们特别不安的,是“你们关于甚至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说法”,“只有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才能加入党的队伍”;同张学良的接触必须保持,“利用这种接触在张学良的军队中开展我们的工作”,“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 这封回电,毛泽东瞒住了张学良。他一面向莫斯科表示服从,一面告诉张学良,入党的申请批准了,往来的密信里照旧叫他同志;还说苏联已经在新疆备好了大批军火,等红军去取,请他配合打通道路。张学良信了,以为是斯大林接纳了他。早在七月里,他已经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西北大计划:打通苏联,割据西北,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里要打的是中央军和宁夏青海的马家军,华北的日军不在里面。计划成了,他就有了西北这块地盘,背后靠着苏联。中共也指望它救命:八月二十五日给莫斯科的电报说,红军财政粮食已经十分困难,联不成东北军反蒋,南京又不肯停止剿共,就只好放弃陕北。 钱也一直从他这里出。八月,中共派到西安的潘汉年报告:“我们借钱,立刻应许,已交五万元(存刘处)”。十月,叶剑英到了西安,说红军经费困难已极,冬衣更难,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借三十万元。张学良一口答应,只说西安一下只能办到五万元,其余二十五万元到上海去想办法;棉衣给一万套,从西安送往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入冬以后,中共给莫斯科的电报叫苦:“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这时中共向张学良借的钱已经有六十万元;十一月下旬,又从他那里借了十万元。 十一月底,德国和日本签了反共协定,矛头对着苏联。斯大林更要蒋介石领着中国抗日,严令中共放弃反蒋,拥护蒋介石。毛泽东不理会这道命令,反倒派周恩来去和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请到西安来,扣下。张学良几次打电报请,又亲自到洛阳去请蒋介石来西安,给将士们训话。 蒋介石这边,红军已经被压在陕北一角,他要趁这时一举剿灭。十二月四日,他住进临潼华清池,召见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给了两条路: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上前线剿共;不然,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陕甘交给中央军。杨虎城是陕西本地人,十七路军三万来人,全靠陕西这块老地盘,调去安徽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身边多年埋着中共党员,妻子谢葆真也是党员。七日,张学良当面求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介石说,剿共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动手。张学良发电报到陕北,要中共的叶剑英回西安一起策划。毛泽东回电说叶剑英已经上路,其实没有让他动身。 十一日夜里,张学良对将领们说,蒋拍着桌子骂他:“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一位军长问:“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说: “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孙铭九出门的时候,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旁边对他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十二日凌晨,卫队营的卡车冲到华清池门口,门卫开枪拦,被打倒,枪声和喊声混成一团。孙铭九一路趴着往前爬,摸进蒋介石住的五间厅,人已经不在了。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朦胧的曙色里,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乱摆在桌上。一个卫士跑来报告:“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蒋介石的亲信蒋孝先从西安往这边赶,在公路上被截住,枪毙了。 天色快要全亮的时候,卫队营满山搜。一个叫陈思孝的班长在前面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他们先前看见一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走动,搜过去,洞里蜷着一个人。士兵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蒋介石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光着两只脚,上身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一条白色睡裤,浑身是土,冻得发抖。他抬头看了孙铭九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上午,蒋介石被押进西安城的新城大楼,一言不发,送来的大衣不穿,牛奶不喝,只问孙铭九:“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大约半个钟头后,张学良穿着一件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带着得意,对他微微欠身: “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 蒋介石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孙铭九退出门,就听见两个人在屋里吵了起来,声音很高。 同一天将近中午,陕北保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中共的领导人围着读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张国焘也在场。有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朱德抢先说:“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指的是蒋介石和他的随员。毛泽东一直在那里狂笑,接着说: “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张、杨,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国焘记得,当天发给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说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他给张学良起草复电,尊他为全国抗日领袖,夸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说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朱德要毛泽东明明白白叫张学良杀蒋,毛泽东笑着说,他已经着力暗示了,“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他对张国焘解释过,电文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 十三日晚上,莫斯科的电报到了,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不会给任何支援,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能领导抗日的只有蒋介石,中共要促成和平解决。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说斯大林当时对他讲,张学良分量不够。窑洞里,毛泽东踱来踱去,急躁地说: “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周恩来坐着张学良派去的飞机到了西安。张学良见面就问:莫斯科有没有电报?对西安的事是什么态度?周恩来告诉他,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当场发了火,觉得自己被共产党卖了:从前他们一直说苏联会帮忙,现在他骑在虎背上,他们临阵抽腿。周恩来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中共一定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 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来西安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带去斯大林的许诺:把蒋介石的长子、扣在苏联多年的蒋经国放回来。蒋介石的态度一下子变了,答应停止剿共,事变照斯大林的意思收了场。毛泽东想借张学良的手除掉蒋介石,没有做成;被围在陕北、眼看要被剿灭的红军,倒因此活了下来。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着蒋介石夫妇和宋子文飞离西安。孙铭九后来记得,他临走前说过,三天以内就回来。飞机上,蒋介石对他说: “你闯下了这样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 张学良说:“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 很多年以后,他说起这一趟:“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急电到了保安。张国焘记得,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断断续续地说,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 “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 他接连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对蒋介石的亲信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和张、杨断绝明显的来往,还要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 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的飞机落在南京,林森以下文武百官都在机场,军乐、爆竹,人山人海。下午两点左右,张学良和宋子文坐的第二架飞机落在城外一个军用机场,没有欢迎的人,只有宪兵和特务。宋子文和军统的戴笠把他拉上汽车,送进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两天前的晚上,戴笠已经把话交代给手下:“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他让特务队长刘乙光挑十几个机灵可靠、仪表好的人,都穿蓝色中山服,佩二号左轮,去看守张学良。 也是这一天,保安的中共中央听说蒋介石已经由张学良送回南京,立即把中央机关往延安搬。张国焘记得,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大家心胸都大为开朗。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法会审,张学良在庭上说,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他没有把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反倒替中共开脱。判决是有期徒刑十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民政府特赦了他,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他被扣以后,军需账上查明,前后接济红军的钱有七十六万元。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宣传指示。第一条说,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第二条说,本党“对于张、杨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第三条说: “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 西安城里,张学良没有回来。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杨虎城把身边的中共党员南汉宸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 “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南汉宸把这些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回去告诉杨先生:“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东北军里,主和的将领要服从南京,少壮军官要接着和中央军打。周恩来没有告诉他们,中共已经向蒋介石保证不再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红军改换番号,反倒照毛泽东的盘算,鼓动孙铭九这班少壮军官去打: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打起来,红军好坐收渔利。二月二日早上,孙铭九他们开会,决定杀主和派的头领王以哲。奉命带兵去的连长于肇中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一排兵坐卡车到王家的胡同口,排成队唱着歌从门口过,走到一半突然散开,缴了门口警卫的枪,冲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传令的营长商同昌随后赶到,看见院子里绑着一个女人,是王以哲的太太。他叫人松绑,让她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收殓起来。她哭着说: “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东北军的将领们一致要求惩办孙铭九。孙铭九跑去向周恩来跪下磕头,求他帮忙,周恩来派人把他送进红军的地盘暂避。东北军随后被拆散东调,从此不复存在。 红军保住了自己的队伍和地盘,换了个番号,每月从国民政府领二三十万元的军饷。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写道,八年剿匪之功,本来预计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就能完成,几乎全毁于一旦。 张学良这一管束就是十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关在重庆松林坡,军统的张严佛来报告他: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天拂晓从白市驿机场起飞,直飞南京。他信以为真,很高兴。当晚给他饯行,军统的毛人凤端起酒杯对他说,委员长来电,情况有些变化,不去南京了。张学良瞪着眼问,不去南京,去哪里? “委座指示,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 张学良一掌拍在桌上。赵一荻忙拉住他,递给他一条湿毛巾。他呆坐了一会儿,闷声问什么时候走。看守他的仍是那个特务队长刘乙光,站起来开口:“报告副座……”他打断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的,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 第二天早上,赵一荻挽着他的胳膊上了飞机。他被关进新竹五峰乡的深山,在那里写过一首诗: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杨虎城后来被撤了职,打发出国考察,到了莫斯科,向斯大林要军火要钱,说回国要再发动一次兵变。斯大林转手把这些话通报了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底,杨虎城被宋子文的电报诱回国,随即被扣,从此再没有出来。他的妻子谢葆真一九四七年死在囚室里。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夜里,特务把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带到重庆松林坡,说请他们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杨拯中走在前面,怀里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一进门,埋伏在屋里的特务拿匕首扎了进去,血喷在骨灰盒上。杨虎城往前赶了几步,刀已经刺进他的胸口。第二天凌晨,他在狱中出生的小女儿杨拯贵也被杀了。命令是蒋介石亲自下的。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台北给张学良办九十岁寿宴,他刚刚恢复人身自由。墙上挂着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发来的贺电: “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 这是五十四年来,他头一次当众答谢关心他的人。他站起来说: “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即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但是罪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自己感觉真是万分的惭愧。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这样来给我做寿,我怎么能做寿,我有什么寿!” 他说过:“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晚年说到西安事变,他把事全揽到自己身上:“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杨虎城只是同意。 后来他住到夏威夷。中共多次托人请他回大陆看看,他都推掉了。他对张家的后人交代,西安就不要再去了。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张学良死在檀香山。从西安事变到九十岁恢复自由,他有五十四年是被人看着过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1998年版,第330—335、342、347—348页;孙铭九《临潼扣蒋》,收入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7—223页,另孙铭九、商同昌回忆见第481、494、506—507页,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见第67—69页,戴镜元回忆见第52—53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8、59、61、63、76、82—83、85、105—107、121—122、171、196、249、256—257页(李克农、周恩来、刘鼎、张闻天、潘汉年电报和报告,毛泽东等致张学良信,均转引自此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26、242、24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7—28、82页;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4—375页(蒋介石、张学良往来电报转引自此书);百年潮杂志社编《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转变: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李克农谈话);侯金卓《红军东征中党的“扩红、筹款、赤化”工作研究》,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2页 ——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524、562、611、687—689、708—710、720—723、930—932、947、1063—1068、1194、1202、1206页;台湾档案管理局《幽禁岁月:张学良在台湾的后半生》,2016年;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小萝卜头的故事》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收入《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杨奎松《1920—1940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第44—45页;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注释索引卷,第298页
顯示更多
0
6
128
40
轉發到社區
【孟加拉國也要買中國殲-10CE?印媒坐不住了】 孟加拉國總理塔里克24日抵達北京,對中國展開為期三天的正式訪問。近幾天,印度媒體密集報道,稱孟加拉國正在推進殲-10CE的採購進程。印媒特別指出,去年5月印巴空戰期間,這款戰機在巴基斯坦的空中作戰行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孟加拉國媒體《誓約日報》(Daily Waadaa)22日報道稱,塔里克訪華期間預計會推進24架殲-10CE的採購計劃。一位不具名的孟加拉國高級官員透露:“我們希望在今年8月前簽署這份戰機採購協議。”據悉,這筆交易價值約22億美元。 該消息隨後被印媒密集報道。印度《第一郵報》25日報道稱,孟加拉國擬採購殲-10CE的動向在印度引起關注,因為在去年的印巴空戰期間,同款機型在巴基斯坦的空中作戰行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報道介紹,殲-10CE採用中國自主研發的WS-10B渦扇發動機,最大速度接近2馬赫。其最顯著特點之一是裝備了有源相控陣雷達(AESA),與傳統機械掃描雷達相比,AESA使飛行員能够同時追蹤多個目標,同時具備更強的抗電子干擾能力。 此外,殲-10CE有11個外掛點,可掛載多達5600公斤彈藥。殲-10CE與霹靂-15導彈的兼容性尤其引人關注,該導彈被視為中國最具殺傷力的遠程空對空武器之一。 報道稱,孟加拉國空軍的現役戰機機型較為老舊,為滿足現代化作戰需求,該國一直在評估新一代戰機選項。殲-10CE之所以脫穎而出,是因為它不僅融合了現代技術,價格還低於西方同類選項。 為何印度如此關注這筆潛在交易?對於這個問題,《第一郵報》首先急忙否認殲-10CE在印巴空戰期間擊落包含“陣風”在內的印度戰機,並宣稱相關說法已被“徹底揭穿”。這家印媒給出的“證據”是印度空軍今年發布的一份招標書,並指該文件“已明確”印度向法國採購的全部36架“陣風”戰機仍可投入作戰。 巴基斯坦方面此前多次公開表示,巴基斯坦空軍駕駛殲-10CE戰機,利用霹靂-15導彈,擊落了包含“陣風”在內的印度戰機。去年5月7日,一名法國高級情報官員向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透露,法方確認印度空軍的一架“陣風”戰機被巴方擊落。翌日,英國路透社援引兩名美國官員的消息稱,美方高度確信,巴基斯坦使用的殲-10戰機向印方發射空空導彈,至少擊落了印方兩架戰機,其中至少一架是法國製造的“陣風”戰機。 去年5月17日,中國中央電視台在一檔軍事節目中說道:“近日,我國外銷型戰機殲-10CE首次取得了實戰戰果,在空戰中一舉擊落多架戰機,自己無一損失,這一消息瞬間引發全球軍事愛好者的高度關注。”儘管央視沒有點明“空戰”的時間地點,但外界普遍認為這裡說的就是不久前爆發的印巴空戰。 今年初,中國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新聞宣傳辦公室對外發布了2025年度國防科技工業十大新聞,其中一則就是《殲-10CE首次取得實戰戰果引發全球關注》,同樣提到了殲-10CE在空戰中一舉擊落多架敵方戰機且自身無一損失。 據美國《防務新聞》報道,去年9月,孟加拉國過渡政府原則性批准空軍採購多用途戰機,當時外界就推測孟方有意購買的很可能是中國的殲-10CE。 美國空軍中國航空航天研究所所長馬偉寧(Brendan S. Mulvaney)向《防務新聞》表示,印巴空戰“清楚地證明了中國製造的裝備——即使是外銷型——也很現代化且性能強悍,未來不僅在中國境內,在國界之外也是不可小覷的力量”。 印度新德里電視台稱,若這筆交易敲定,將進一步鞏固中孟防務關係,未來有可能改變孟加拉地區的空中力量平衡。 《第一郵報》認為,孟加拉國與巴基斯坦使用同一款戰機,其影響遠不止某一場衝突。印度東西兩翼出現中國製造的戰機,才是新德里無法忽視的態勢。(來源:香港新聞網) 詳情:
顯示更多
1959年到1961年,中国没有战争,也没有大的灾年,却饿死了几千万人。人口学者曹树基按各地方志统计,三年里全国非正常死亡约三千二百五十万。1961年秋收,毛泽东仍然要各地按"高产卫星"报上来的指标征购粮食。省、地、县的书记们知道,再这样收,还要饿死人。他们不敢批评大跃进,更不敢批评毛泽东,就换了一个说法:按党章规定,该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了。党的代表大会要选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再选政治局,开会就有换人的可能。11月,毛泽东决定另开一个会:把全国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和大厂矿的负责人都叫到北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工作会议不选举,不换届。会议保密,代表不许给家里写信、打电话,报纸电台不报一个字。1962年1月11日开会,到会七千一百一十八人,后来叫七千人大会。 会前 刘少奇1961年春天回了湖南。他在乡下走了四十四天,最后几天住回宁乡炭子冲的老屋。村民告诉他,塘里有水,没有旱。他姐姐哭诉,一个小队两个月就饿死了十一个人:"你在中央做事,要做点好事,要让人有饭吃呀!"路边电线杆上有张纸条,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贴的:"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民兵把这当反动标语破了案,要给孩子挂牌、游乡。刘少奇对办案的人说:"你还不许人家骂娘?"他把孩子叫来问食堂好不好,孩子说:"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基层干部对他直说,要不再饿死人,只有包产到户。刘少奇表态:只要能恢复生产,什么办法都可以试。宁乡随即解散公共食堂,分田包产,湖南别的县跟着宁乡学,别的省跟着湖南学。回到北京,5月31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包产到户不止刘少奇支持。邓小平主张把它合法化,陈云、邓子恢赞成。到1961年底,毛泽东改口:生产已经恢复了,粮食增产了,要把责任田的办法变回来。安徽的曾希圣请求再试一段,毛泽东不置可否。 会上 毛泽东给这次会定的开法是:不开开幕式,每人发一份书面报告,直接分组讨论,各组记录先送他圈阅,再印发。全体大会原本只放在最后一天,聚一下就散。书面报告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 1月18日,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开会,彭真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第二天陈伯达开口:"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周恩来也说,主观上的错误"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 1月27日下午,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开全体会。刘少奇没有照念书面报告,手里拿着十几页用大字写的提纲,讲了三个小时。他讲了老家的水塘: "我问他们:一九六〇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 他说,过去讲缺点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讲到全党全民"饿了两年饭",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插了一句:"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 刘少奇留着余地。他说三面红旗"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说"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有人问,彭德怀庐山上那封信讲的,不就是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吗?他答,信里不少具体事情符合事实,可彭德怀的问题"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但他提出,这几年反右倾中打错的人,要平反。 就是这样一篇讲话,各组的口开了。批评一直说到中央。有人问:全国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死了多少牲口,这笔账应算清楚。有基层代表问,"退居二线"是什么意思。主席台上的人都听得懂,这是在问领袖换不换。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用过的办法是:先休会,到会下找支持,再复会把方向扭回来。这次他照办。1月29日,林彪上台讲了三个小时:"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眼下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林彪讲完,毛泽东带头鼓掌:"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大会材料里留下一句没有署名的话:"拿人命作学费是不好的。" 林彪讲完,毛泽东当场宣布会期延长,大家留在北京过春节,开"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1月30日,毛泽东讲话:"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警告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书记:"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他同意退到二线,由刘少奇主持一线。 2月7日闭幕。邓小平读完决议,毛泽东问:"同志们有什么修改的意见没有?"全场鼓掌。"就不需要付表决了吧?"全场又鼓掌。散会。 会后 大会散后,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议题是基层代表提出来的:毛泽东辞去党主席。毛泽东带着林彪不到会,去了南方。朱德、陈云、邓小平表态同意他辞任,其他人观望。周恩来出来说:"主席还是主席,党主席仍由毛泽东担任。"事情就这样定了。毛泽东不在会场,可会上谁说了什么,他都知道。 2月21日到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不在。刘少奇说:"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陈云说,全国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 春夏之间,田家英下乡回来主张包产到户,陈云找毛泽东谈分田,邓子恢带着调查材料力争责任田。主持一线的刘少奇没有拦。7月上旬一天下午,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在水里,刘少奇走到池边问候。毛泽东在池子里开口:"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在更衣棚坐下,等他上岸,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8月,北戴河会议。原定议题是农村、粮食、商业。8月6日毛泽东在全体会上问:这两年国内的形势究竟是一片光明还是一片黑暗?他说包产到户、闹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骂邓子恢"带头刮单干风",领导的农村工作部"十年没干一件好事",说田家英是右倾分子。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检讨。9月八届十中全会,他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包产到户被禁止。 1964年底。这两年刘少奇挂帅四清运动,整掉一批大跃进里作恶的基层干部。毛、刘发动这些运动,各有打算,都想整掉一批干部,换上自己的人马。各地干部开会讲"贯彻刘主席指示",他的像开始和毛泽东的像并排挂。12月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提出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说:"不管怎么提,主要是整当权派。"刘少奇讲到运动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毛泽东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毛泽东讲话时,刘少奇插了话。会前邓小平还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毛泽东认定,刘、邓这个中央"一线"要夺他的权。散会后毛泽东发火:"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12月26日,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在人民大会堂请四十多人吃饭,席间说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说党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没有人接话。12月28日,他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走进会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对刘少奇,他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1965年1月3日,三届人大选刘少奇再任国家主席,当天晚上毛泽东批他:"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中组部长安子文受众人之托去劝刘少奇:局面已经非常严重,千万不能跟主席发生矛盾。刘少奇在生活会上作了检讨。 1970年,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明确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答:"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为什么毛泽东一定要整死刘少奇 七千人大会让毛泽东看明白一件事:他闯了天大的祸,七千名干部关起门来骂了一个月,可军队支持他,林彪替他讲话;多数干部跟着周恩来,周恩来替他圆场;政治局议他辞任,最后还是"主席还是主席"。没有人能追究他。 可是刘少奇在游泳池说了"历史要写上你我的",毛泽东回答的是"我死了以后怎么办"。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斯大林死了三年,罪状被接班人一条条念出来。消息传来,毛泽东要中共把斯大林的功过定为七三开,让《人民日报》发文替斯大林辩护——维护斯大林,就是维护他自己的地位。现在他自己的接班人,当着他的面把饿死几千万人记成"你我"的账,记成要上书的"人相食"。他活着,刘少奇不敢写;他死了,写不写由刘少奇定。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通知,毛泽东亲手加了一段:"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8月5日,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骂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五十多天"何其毒也",接着一句:"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刘源问父亲,这"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什么。刘少奇给儿子讲的,就是游泳池那一场。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打倒之后,刘少奇要求回湖南种地,不准。1967年8月5日他在中南海被批斗,押回办公室后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9月王光美被捕,子女赶出中南海,他一个人关在家里,停药。1968年9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签报《关于刘少奇历史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称他"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全场只有陈少敏一人没举手。11月24日是刘少奇七十岁生日,中央这天把决定在全国广播,汪东兴送来一台收音机让他听。他听完浑身发抖,呕吐,血压陡升,从此再没有说过话。 1968年7月他就得了肺炎。医疗组接到的通知是:要尽力治好,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1969年4月九大开幕,毛泽东仍是党主席,林彪写进党章做接班人。10月17日,刘少奇只穿一件上衣,没穿裤子鞋袜,裹在被子里,用担架抬上飞机,运到开封。11月12日早晨6时45分死去,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江青后来在文革中说,毛泽东"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11月14日零点,遗体送开封火葬场。专案组对火葬场说,烧的是一具烈性传染病尸体,只留两名工人看炉点火。火葬申请单由专案组填写:死者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亡原因,病死。申请人一栏填的是他儿子刘源的名字,签字也是专案组签的。他的子女对父亲是死是活一无所知,三年后才知道。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19—421、425—426、441页;《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1961年5月31日),同书第337页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71、108、110、129、137、144—148、153、164、167、265、300、347—349页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91、117—118页 ——《刘少奇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1961年湖南调查;1962年西楼会议、北戴河会议;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12—113、147—148、154、158、161页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90页;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1970年12月18日),同书第十三册,第173页 ——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156页(西楼会议陈云讲话)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百年潮精粹·伟人印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85—86页(肖伏良纸条)
顯示更多
0
2
94
19
轉發到社區
有人总结的蠢人6个层级: 一级是嘴不严,心事随口说出去,就成了别人拿捏你的把柄,等于主动交了底牌。二级是耳根软,缺主见,轻易信人,背后其实是等靠要,主动权就这么让出去了。 三级是心太软,谁求都应下来,别人拿捏的正是这份过度的道德感。四级是太实在,实在本身没错,可少了防备心,被人算计了还在帮着数钱。 五级是没心眼,把所有人都当好人,这是天真。更稳的做法是相信人性,而不是相信某一个人,用利益的角度去分析,心里存善,手上留一手。 六级是不长记性,吃过亏也没长出趋利避害的本能,苦白受了,自我进化的机会也放弃了,然后在同一类坑里来回栽。
顯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