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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接这个盘! 国际奥委会前主席巴赫曾表示:中国该拿出一点大国担当,主动扛起申办奥运会的责任! 没想到中方的态度,更让人拍手叫好…… 可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谁想把一张没有封顶的账单递到中国手里? 说句实在话,巴赫这话不是随口说说的。这些年他跑中国的次数,比跑很多欧洲国家加起来都多。 从北京冬奥会到杭州亚运会,再到粤港澳全运会,每次来都要旁敲侧击提一句:像中国这样有实力、有经验的国家,完全可以多办几次奥运会。 话讲得漂亮,什么 "大国担当"" 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 ",翻译成人话就是:这活儿别人都不想干了,你能力强,你来。 国际奥委会的焦虑,真不是装出来的。 你去翻 2036 年夏季奥运会的申办名单就懂了,上面列着印度、卡塔尔、土耳其、埃及、南非…… 清一色的发展中国家。 老牌发达国家集体隐身,德国喊了一阵子柏林办百年奥运纪念,悄无声息就撤了; 英国伦敦办过三届,现在提都不提;美国忙着应付 2028 年洛杉矶,2036 年想都别想; 法国刚办完巴黎,账还没算明白呢,亏了上百亿欧元,财政窟窿还在填。 更有意思的是 2032 年的布里斯班,说是当选主办城市,其实就是走了个过场 —— 因为其他候选城市全跑了,只剩它一个。 这种 "独角戏" 式的申办,搁二十年前想都不敢想。 当年北京申奥,那是跟巴黎、多伦多、伊斯坦布尔、大阪五座城市硬碰硬拼出来的,全球直播投票,紧张得全国人民都捏着汗。 现在倒好,奥委会得亲自上门劝,放下身段谈条件,甚至主动提出三城联办、放宽场馆要求,就差把 "求你了" 写在脸上。 有人可能会问,奥运会不是挺风光的吗,怎么突然就没人要了?答案很简单:账算不过来了。 这玩意儿早就不是什么名利双收的香饽饽,而是一张没有上限的空白支票。 你去翻翻历史,1976 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初始预算 1.2 亿加元,最后花了近 16 亿,超支 720%,全市人民交了 30 年的 "奥运特别税" 才把债还清,硬生生搞出个专有名词叫 "蒙特利尔陷阱"。 近的就更不用说了。 东京奥运会,申办时报的预算是 73 亿美元,最后审计下来直接干到 1.42 万亿日元,翻了一倍还多。 赶上疫情空场办赛,门票收入基本归零,里外里亏了五百多亿人民币。 里约奥运会更惨,巴西经济本来就不行,硬撑着办完,净亏 140 多亿,好多场馆比完赛就荒废了,杂草长到半人高,维护费都掏不起。 雅典奥运会直接把希腊财政拖垮,后来欧债危机爆发,这笔巨额奥运债就是重要推手之一。 说穿了,这就是个结构性的坑。 申办的时候为了拿主办权,个个都往低了报预算,各种承诺天花乱坠; 一旦中了标,建材涨价、工程返工、安保升级、配套基建,哪一样都是吞金兽。 国际奥委会只管收转播费、拿赞助分成,爽得很,超支的风险全由主办国自己扛。 这种 "我请客,你买单" 的买卖,以前大家还愿意为了国际形象咬咬牙,现在谁都不傻了。 那有人又说了,咱们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不是办得很成功吗?怎么现在就不行了? 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区别:2008 年的中国,正处在城市基础设施大升级的节点上。 地铁要修、机场要扩、道路要建、环境要治,这些钱本来就是要花的,奥运会只是个时间节点和催化剂。 两千八百亿的城市建设投入,不是为了十几天的比赛砸进去的,是实实在在服务了北京十几年,到今天上千万人每天还在受益。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心态变了。 三十年前,办一场奥运会是向世界证明自己; 二十年前,办一场冬奥会是展示综合国力。 到了今天,我们还需要靠一场运动会来证明什么吗?真不需要了。 杭州亚运会、成都大运会、哈尔滨亚冬会,想办随时能办,而且办得比谁都好,但值不值得办、有没有必要办,这笔账算得越来越清楚。 所以面对奥委会递过来的橄榄枝,咱们的回应一直很冷静:暂不考虑。 没有情绪性的拒绝,也没有模棱两可的客套,就是明明白白告诉对方,现阶段没有这个计划。 上海、广州、成都这些被外界点名的城市,也都先后明确表态,重心放在民生和产业发展上,无意启动申奥。 这不是什么 "不担当",恰恰是最负责任的态度。 大国担当不是打肿脸充胖子,不是别人一捧就上头,而是清楚自己要什么、该做什么。 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不能总盯着中国一家薅羊毛。 真要让奥运会焕发新生,奥委会该做的是改革自身机制,控制办赛成本,改变 "东道主当冤大头" 的老套路,而不是满世界找接盘侠。 说句玩笑话,真要讲担当,国际奥委会自己先拿出点担当来。 别总想着把风险全转嫁出去,也别搞双重标准那一套。 什么时候办奥运会能让主办国真正受益,而不是留下一堆烂尾场馆和沉重债务,不用你上门劝,自然有人抢着办。 在此之前,这张没有封顶的账单,我们就不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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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各大企业家蹭马斯克合影, 让马斯克似乎感觉中国变了。 他一直在找一个人,杰克马。 他很奇怪这位会英语、从容自信的中国首富怎么突然不见了。 我们何尝不是? 川普再度访华,2017年到现在,也就9年。 那年,腾讯和阿里跻身全球市值前十的行列。 华为手机出货量达到1.53亿台,全球第二,超过苹果,逼近三星。 那一年,也是马云最意气风发的一年。 他像武侠小说里的风清扬——自由、张扬、无所不能。 砸900亿搞新零售。 到处演讲,会见各国元首,从容不迫。 主演《功守道》,跟李连杰、甄子丹、吴京对打。 还和王菲合唱《风清扬》。 那时的企业家,身上真有一种"时代主角"的感觉。 许家印财富一年翻四倍,首次成为中国首富。 李彦宏All in AI。 董明珠说华为手机第一格力第二。 就连跑路的贾跃亭,都自信地说"下周就回"。 后来很多人会说,2017年其实是中国互联网黄金时代最后的高潮。 那时的人们,真的相信技术、资本与全球化会永远向前。 2017年底,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 丁磊组织"东半球最强饭局"。 之后又有刘强东、王兴组织"东兴局"。 饭桌上坐着中国互联网最有权势的一群人。 他们讨论的不只是赚钱,而是未来。 他们那时真觉得,未来在自己手里。 ------- 今天很多年轻人已经忘了, 当时这种"大国叙事"有多强。 你打开电视,是港珠澳大桥。 打开手机,是国产航母下水。 刷微博,是C919首飞。 连综艺和广告,都在讲"中国速度"、"中国奇迹"。 那年,中国首艘国产航母下水。 "一带一路"首届高峰论坛召开。雄安新区设立。 "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反复提及。 建军90周年阅兵。 香港回归20周年。 十九大召开。 所有新闻都带着一种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气息。 经济学家林毅夫当时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今天看,你会觉得这个预测有点乐观。 但在2017年,很多人真信。 自信的人们 但回头看,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仿佛已经不是同一个时代了。 ------------ 这9年里发生了太多事。 贸易战、疫情、俄乌战争、AI革命、房地产下行、互联网退潮、全球化收缩……世界像被人拧过一遍。 很多当年坚信不疑的东西,现在都变得模糊;很多当年热气腾腾的人和行业,现在已经沉默。 所以,当人们重新翻出2017年特朗普访华的视频时,会有一种强烈的时代感。 那真的是一个"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年份。 那年11月8日,特朗普抵达北京。 很多年后,他仍在不断回味那次访问。 中国的"上升感" 他说,中国仪仗队是他见过最整齐的,"他们身高几乎完全一样,差距不到四分之一英寸"。 特朗普是一个极度重视排场、礼仪与个人感受的人。 你很少见他认真赞美什么,但他后来多次提到那次中国之行。 因为他确实被震撼了。 飞机刚落地,他就被直接带去了故宫。 不是普通参观,是包场。 整个故宫,在夜色里只为特朗普夫妇开放。 红墙、金瓦、宫灯、京剧、文物、长长的御道,像一个文明古国把自己的藏宝阁掀开了一角。 ------- 特朗普后来反复提到一句话:"从没人得到过这样的待遇。"他是真的信。 因为美国总统访问别国,一般是进会议室、住酒店、签文件。 很少有人会直接把五百年帝国的中轴线打开给他看。 而2017年的中国,也确实有一种"终于轮到我出场"的心态。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练了二十年武功、终于下山的少年。 今天再回头看2017年的新闻,会发现一种扑面而来的自信。 那一年春节,央视《新闻联播》推出特别节目——《厉害了,我的国》。 这个词后来直接变成了年度热词。 紧接着,央视财经开始做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向全国征集"百姓眼中的中国成就"; 之后又连续播放《辉煌中国》、《大国外交》、《超级工程》。 2017年的中国人,是真的相信"东升西降"已经开始了。 《战狼2》与那个时代 2017年,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战狼2》。 今天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战狼"这个词,甚至带点调侃意味。 但在2017年,《战狼2》不是调侃,它是情绪。 它最后拿了56.95亿票房,长期位居中国影史第一。 真正让它成为现象级的,其实不是动作戏,而是片尾那行字幕:"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那一刻,很多中国观众是真的热血沸腾。 因为过去几十年,中国人太习惯"落后挨打"的叙事了。 突然之间,电影里中国护照能救命了。 这种心理变化,非常巨大。 《战狼1》里的"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再到《湄公河行动》,再到海外撤侨、亚丁湾护航,这些真实事件和影视作品混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2017年的强国想象。 那年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火得离谱。 年轻人一边吐槽"达康书记GDP第一",一边追反腐剧。 今天已经很难想象,一部主旋律电视剧能变成全民流行文化。 但2017年就是这样。 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国家正在变强,而我也参与其中"的兴奋感里。 周杰伦演唱会叫"地表最强"。 范冰冰和李晨对未来也是信心满满,所以宣布"求婚成功"。 大家真觉得,好日子还在后头。 当然,中国男足还是没进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 有些东西,确实稳定。 世界转向 关于那一年特朗普访华,美方很多高官、幕僚,都写了回忆录。 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 比如,有人提到,中方在会谈中不断讲自己的长期规划:产业升级、科技发展、未来目标、合作愿景。 但特朗普其实不太感兴趣。 -------- 他最感兴趣的有两件事: 第一,3000多亿美元的大单; 第二,对他个人的超规格接待。 特朗普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人。他对宏大叙事兴趣有限。 但他对排场、数字、交易、赢,非常敏感。 后来随行人员透露,特朗普对中国国宴印象极深,尤其是中式摆盘与大型宴会组织效率。 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几百人的国宴能像机器一样精准运转。 特朗普外孙女唱中文歌的视频,当时被反复传播。特朗普本人特别喜欢这个桥段,经常提起。 因为这让他感觉自己"跟中国关系很好"。 特朗普甚至说,与中国的问题,不怪中国,怪以前的总统。 而2017年的中国,也愿意展示这种友好。因为那时候,中美关系虽然已经有竞争苗头,但整体仍处于"斗而不破"的阶段。 甚至很多中国人当时觉得,特朗普虽然不靠谱,但未必比传统美国政客更坏。 因为他至少"讲交易"。 不像后来那样彻底撕裂。 ------------- 但历史很快转向。 特朗普访华没几个月,中美贸易战开始。 美国开始针对"中国制造2025"。 开始限制高科技出口。开始强调产业链安全。 后来很多分析认为,美国之所以反应如此激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在2017年前后表现出的那种"高技术崛起"趋势,以及"厉害了我的国"的宣传。 那时候的美国,已经意识到,中国不只是"世界工厂"了,而是在向产业链上游走。 芯片、5G、AI、高端制造、新能源、航天……中国开始全面进入美国最敏感的领域。 而与此同时,特朗普上任后的美国,则不断"退群"。 退出TPP。 退出巴黎协定。 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整个美国社会都弥漫着一种疲惫与撕裂。 如果用武侠来比喻。 2017年的中国,像一个刚闯入江湖、准备重塑武林规则的少年。 而美国,则像一个已经称霸江湖几十年、开始对世界失去耐心的老盟主。 于是,冲突几乎不可避免。 因为真正的大国竞争,从来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产业、科技、资本与未来。 ---------- 凡是过往 2017年的人们,并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没人知道新冠。 没人知道房地产会调整。 没人知道互联网会降温。 没人知道AI会重新洗牌。 没人知道全球化会开始倒车。 所以今天回头看2017,会有一种特殊的感伤。 那是一种"后来的人,重新看旧照片"的感伤。 照片里的人在笑,但你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现在特朗普"前度特郎今又来"。 中国也已经不是那个青春少年。 这些年经历了太多事,双方都成熟了很多,也都疲惫了很多。 今天再谈中美,以及我们个人, 已经少了2017年的激情, 不再那么意气风发, 也不再那么轻信未来一定线性向上的投资, 兄弟们都多了一份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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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e还是挺幸运的,还有双休 双休制度落实很久了,明年就要满30年。 但现在依旧很多公司没有按双休制度执行,有的公司大小周,有的则是干脆直接单休,甚至很自然的跟你说我们这个行业都是如此。 比如前阵子我朋友去面试,公司就是大小周。 朋友拒绝,说大小周她不能接受,她想找个双休的工作,谁知道对方很理所当然说这个行业都大小周,还让朋友不信自己去问问。 结果在得知朋友上家公司就是双休后,对方沉默,随后来了句大部分都是如此,让她好好考虑考虑。 所以虽然双休制度实施很久,但没能完全落实是有原因的。 其一,有关部门约束力基本没有。 这点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能有所共识,但凡你打电话到信访办或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公司不实施双休制度,你就知道什么叫管理力度不强了。 其二,公司对这个这点并不重视。 上面我朋友的面试经历,其实已经能说明一切了。 一方面是约束力不够,另一方面是很多老板看到别的公司都这样做还没受到什么惩罚,自然就有样学样,等真出事再说。 其三,我们自己也不是很给力。 这么说可能会被喷,但不得不承认确实很多人扰乱了就业的市场。 不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所有求职者都抵触大小周或单休的公司,那当这些老板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时候,还敢这么肆无忌惮吗? 可事实是,现在的就业环境太差了,很多的为了找到一份工作不得不委曲求全,面对苛刻条件无底线退让。 那从公司的角度出发,既然这么低的要求都能招到人,我又何必花费更高的用人成本来招人呢? 答案应该很明显,用人成本肯定是能省则省了。 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人会无底线退让对工作的预期,毕竟现在这样的就业环境,为了生活也是没什么办法。 我另一个朋友失业一年了,对于他而言现在能有一份对口的工作就行,不管是大小周还是单休,也不管公司五险一金是否按照实际工资基数来交。 我个人认为,想彻底全面落实双休,得下猛药才行。 把一些比较典型的公司抓出来,收集证据,然后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公开进行审判,不仅重金惩罚,还要求限期整改恢复双休制度。 但这个东西说的很简单,做起来还是会很简单吗? 答案我不说,懂的都懂,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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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北诈骗全新升级:骗局已经渗透到大学校园 缅北诈骗正在全国打升级,这一次,他们不再蹲守边境,不在街头拉人,而是把手直接伸进中国的大学校园,专门瞄准涉世未深的00后大学生下手。他们的手段之隐蔽,简直让人防不胜防。 你知道被骗出境的中国大学生,在东南亚黑市的标价是多少?二十万到七十万人民币不等。寒窗十余载养大的孩子,在他们眼中不过是明码标价的商品。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并非零散的拐骗,背后是一整套完整的工业化犯罪流水线,环环相扣,精准猎杀。 很多人或许不以为意:现在的大学生都看过反诈宣传,还会信月薪数万的鬼话?若还抱有这种想法,未免太低估了这套犯罪体系的迭代速度。这一轮,骗子根本不催你出境,甚至先给你发钱。你眼中的虚假招聘,其实是放长线的夺命局。 不妨还原一个典型场景:你是大三学生,在正规招聘平台投了跨境电商运营助理的实习。对方公司在杭州核心商圈有实体写字楼,HR谈吐专业,前后三轮视频面试,流程规整。通过后,盖着公章的录用通知书寄到学校,告知你可以先在宿舍线上办公。最消解戒心的一步来了:干满半个月,三千元实习工资一分不差,准时打进你的银行卡。 拿到这笔真金白银,绝大多数人都会放下防备,只当自己运气好,遇上了良心企业。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三千块在电诈园区的账目里,名曰“买命定金”。 他们舍得投入成本:在国内租写字楼、注册空壳公司,给数十名大学生实打实发薪水。为的就是用这半个月的“正规体验”,彻底拆除你内心的反诈防线。只要最终能把两三个人骗上飞机,一人转手卖五十万,便是上百万的净利润。这笔生意账,他们算得极精。 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最后推你踏入深渊的,未必是陌生人。 半个月后,部门主管在三十人的工作群里发通知:为表彰近期表现,公司包往返机票、包食宿,组织大家赴西双版纳或泰国普吉岛带薪团建,顺便考察免税店货源。消息一出,群里瞬间沸腾,有人晒收拾好的行李,有人讨论出行攻略,还有“同校学姐”私信约你结伴去机场。看着热火朝天的群聊、格式正规的行程单,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很难不动心。 直到下了飞机被拽上面包车、手机被抢走的那一刻,你才会惊醒:那个三十人的工作群里,除了你自己,剩下的二十九个人——从HR到同事,再到所谓的同校学姐,全是诈骗园区的演员。整整半个月,二十九个人围着你一个人演了一出戏,布下天罗地网,只为请君入瓮。 很多人不解:电诈园区何苦费这么大周折骗大学生?找社会闲散人员不是更容易得手?这恰恰是最颠覆认知的地方。在如今的东南亚黑市,一个缺乏技能的社会青年最多卖十五万,而一名本科大学生起拍价就是五十万,懂英语、懂计算机的,甚至能炒到七十万。 背后是两层残酷的算计。 第一,如今的电诈早已脱离了土法炼钢的阶段,全面进入技术化、AI化时代。跨国虚拟币洗钱、AI实时换脸、撰写海外诈骗话术,普通混混根本驾驭不了。大学生学习能力强,熟悉互联网与办公软件,三天就能上手,是他们日进斗金的“数字劳工”。 第二,也是最歹毒的一层:大学生的背后,是两个绝不会放弃他的中国父母。园区的人算得很清楚:绑来一个大学生,前三个月逼他从事电诈,等意志被摧垮,再逼着他向家里打视频求救。为了救独生孩子,哪个家庭不会砸锅卖铁、四处借贷?五十万的赎金,多数家庭拼尽全力也会凑。骗一个大学生,等于同时绑定了一个高智商劳动力,外加一个家庭几十年的积蓄。 更可怕的是裂变效应。当家里拿不出赎金,园区会给受害者指一条“生路”:不想受皮肉之苦,就从校友群、朋友圈里再骗三个人过来顶替。于是你朋友圈里,学长晒着东南亚的高薪实习,问你要不要内推名额,你以为是带你发财的贵人,其实他是在找替死鬼的受害人。 看完这套吃人不吐骨头的工业化流水线,就该明白:危险远在边境,刀已经架到了大学校园门口。不管是正在求职的学生,还是家中有孩子的家长,以下三条保命铁律,务必刻在心里。 第一,天上不会掉馅饼,更不会掉免费机票。入职不满三个月,就主动安排赴云南、广西边境,或是东南亚团建、培训、考察的公司,无论此前流程多正规、发了多少工资,百分百有问题,立刻拉黑并报警。 第二,拿offer先查企业底细。拿到任何录用通知,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实信息。一家号称做跨国业务的公司,成立不足一年、参保人数为零,不用犹豫,就是专门猎捕年轻人的陷阱。 第三,绝不轻易上交证件与手机。出门在外,任何以统一保管、集体办签证、保密协议为由,要求收走身份证、护照和手机的,都是危险信号。哪怕在机场当众争执、引来工作人员,也绝不能跟着对方离开。 魔鬼早已脱下迷彩,换上西装,混进了求职群,藏在了光鲜的招聘启事里。父母含辛茹苦二十年把孩子送进象牙塔,绝不是为了让他成为黑市上待价而沽的商品。 别觉得这事与你无关,转发给身边的学生和家长,多一个人看到,就可能少一个家庭坠入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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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前一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夜里十点左右,张学良从宴会上赶回西安的公馆,把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叫进客厅。东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都坐在屋里。他当着众人下令:明天凌晨去临潼华清池,把住在那里的蒋介石扣起来。 “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铭九正要退出去,张学良回过头盯着他,又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他用手比了一个鸡蛋大的圈。 张学良这时的官衔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剿的是陕北的红军。他敢在这一夜押上身家性命,是因为他剿了一年的陕北中共告诉他,斯大林会扶他。 他这样指望斯大林,因为他手里只剩一支军队,脚下已经没有一寸自己的地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东北军没有抵抗,退进关内,东北老家丢给了日本;一九三三年又丢了热河;一九三五年,南京照日本人的要求,把留在河北的东北军也调走。从此东北军每月二百万元的军饷,只能向南京要。照他的想法,吃人家的饭,也得听人家的话。 南京要东北军去打红军。部下私下抱怨:“副司令真傻!”“人死了,枪丢了,国民党政府也不给补……都打光了怎么办!”有人把这些话说给张学良听,他有时说:“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会有办法的!” 到了西北,先来的是败仗。一九三五年秋天,东北军在陕北的劳山、直罗镇被红军接连吃掉两个师,两个师长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补充枪弹,给两位阵亡师长各发十万元特别抚恤。蒋介石的答复是:“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东北军上下都明白,蒋介石派他们剿共,是要他们和红军两败俱伤。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打光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要另找靠山,新疆的盛世才就是个样子。他几次私下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斯大林:靠苏联撑腰坐稳新疆的盛世才,是他的老部下,苏联扶得了盛世才,也该扶他。斯大林这时最怕日本从东边打苏联,要的是蒋介石领着中国去打日本,不会为张学良拆蒋介石的台;可他也不把话说死,只让人捎话,叫张学良去和中国共产党联系。他就去了。 这时的中共也走投无路。红军长征到陕北,剩下几万人,四面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马家军,陕北地瘠人穷,养不活这支队伍。围剿他们的主帅自己找上门来,毛泽东求之不得。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到了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他自己带着密码,借军长王以哲的电台,在洋蜡烛底下译电,往陕北发报。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给再去洛川的李克农下了谈判训令,头一条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十八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谈定一个口头谅解,里面有一句:“红军过路应予通行”。 这时红军主力已经从陕北渡过黄河,到山西去弄粮食和兵。红军在山西打土豪,也向县城要钱,彭雪枫打电话给浮山县县长,“要他交出5万元款子,否则就派兵攻打县城”。阎锡山向南京告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匪主力过河既已明了……则我军应速向北推进,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此机万不可失。”张学良回电推说陕甘边区“股匪极为活跃”,要“先行肃清”。蒋介石再三催,他不动。 三月五日凌晨,张学良自己开着飞机到洛川,见了李克农。中共让李克农备好一套话,预备张学良替蒋介石说话时驳他,几乎没用上。张学良只催着要尽快见中共的领导人,还请中共替他介绍代表去苏联。 四月九日晚上,周恩来被张学良派去的人接进延安城,两人在城里的天主堂从九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张学良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周恩来会后给中央的报告里,记下了他那一夜问的事: “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 周恩来请他到时候放红军渡回黄河西岸,再接济红军弹药。张学良都答应了。两边谈定了停战、通商、互派代表,“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跟周恩来同去的戴镜元记得,张学良“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周恩来报告中央:“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张学良也有自己的算盘:他想让红军留在黄河东边和中央军拼,自己好扩大地盘。 二十二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头一句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又说:“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刘鼎临走,周恩来交代他:“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己掌握”。张学良在洛川见到刘鼎,握着他的手说:“好呀,你再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又对他说,延安那一夜,“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最后说: “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几天后,张学良亲自开飞机带刘鼎回西安,让刘鼎坐到驾驶座上,绕道黄河上空。刘鼎住进张公馆的东楼,对外是张学良的随从军官。他在东楼地下室装了一个小电台,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的来往电报,从此都从这间地下室进出。 五月初,红军在山西站不住了,带着钱粮,押着近万山西壮丁,分批渡回黄河西岸。西岸是东北军的防区,红军西渡没有受到东北军阻碍。五月十二日夜里,周恩来又和张学良谈了一次,张学良答应给红军七九子弹十万发;六月一日,其中六万发送到了延安。 这年夏天,中共长征以来和莫斯科断掉的电讯,借张学良剿总的电台接上了。李克农后来说:“张学良部队还给我们送电台、送药品过来。”线一接通,中共就向莫斯科要钱,理由是东北军的军饷“全部靠南京拨款”,一旦起事就会断,问能否“每月给我们300万元的援助”。 六月底,刘鼎给中央发电报,电报里的“日”是张学良的代号: “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 七月二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把这件事报告莫斯科。电报说东北军“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又说“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对张学良入党,写的是:“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八月九日,毛泽东等人给张学良的信里已经叫他“同志”,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 八月十五日,莫斯科回电。电报说,叫他们特别不安的,是“你们关于甚至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说法”,“只有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才能加入党的队伍”;同张学良的接触必须保持,“利用这种接触在张学良的军队中开展我们的工作”,“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 这封回电,毛泽东瞒住了张学良。他一面向莫斯科表示服从,一面告诉张学良,入党的申请批准了,往来的密信里照旧叫他同志;还说苏联已经在新疆备好了大批军火,等红军去取,请他配合打通道路。张学良信了,以为是斯大林接纳了他。早在七月里,他已经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西北大计划:打通苏联,割据西北,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里要打的是中央军和宁夏青海的马家军,华北的日军不在里面。计划成了,他就有了西北这块地盘,背后靠着苏联。中共也指望它救命:八月二十五日给莫斯科的电报说,红军财政粮食已经十分困难,联不成东北军反蒋,南京又不肯停止剿共,就只好放弃陕北。 钱也一直从他这里出。八月,中共派到西安的潘汉年报告:“我们借钱,立刻应许,已交五万元(存刘处)”。十月,叶剑英到了西安,说红军经费困难已极,冬衣更难,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借三十万元。张学良一口答应,只说西安一下只能办到五万元,其余二十五万元到上海去想办法;棉衣给一万套,从西安送往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入冬以后,中共给莫斯科的电报叫苦:“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这时中共向张学良借的钱已经有六十万元;十一月下旬,又从他那里借了十万元。 十一月底,德国和日本签了反共协定,矛头对着苏联。斯大林更要蒋介石领着中国抗日,严令中共放弃反蒋,拥护蒋介石。毛泽东不理会这道命令,反倒派周恩来去和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请到西安来,扣下。张学良几次打电报请,又亲自到洛阳去请蒋介石来西安,给将士们训话。 蒋介石这边,红军已经被压在陕北一角,他要趁这时一举剿灭。十二月四日,他住进临潼华清池,召见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给了两条路: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上前线剿共;不然,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陕甘交给中央军。杨虎城是陕西本地人,十七路军三万来人,全靠陕西这块老地盘,调去安徽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身边多年埋着中共党员,妻子谢葆真也是党员。七日,张学良当面求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介石说,剿共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动手。张学良发电报到陕北,要中共的叶剑英回西安一起策划。毛泽东回电说叶剑英已经上路,其实没有让他动身。 十一日夜里,张学良对将领们说,蒋拍着桌子骂他:“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一位军长问:“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说: “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孙铭九出门的时候,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旁边对他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十二日凌晨,卫队营的卡车冲到华清池门口,门卫开枪拦,被打倒,枪声和喊声混成一团。孙铭九一路趴着往前爬,摸进蒋介石住的五间厅,人已经不在了。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朦胧的曙色里,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乱摆在桌上。一个卫士跑来报告:“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蒋介石的亲信蒋孝先从西安往这边赶,在公路上被截住,枪毙了。 天色快要全亮的时候,卫队营满山搜。一个叫陈思孝的班长在前面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他们先前看见一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走动,搜过去,洞里蜷着一个人。士兵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蒋介石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光着两只脚,上身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一条白色睡裤,浑身是土,冻得发抖。他抬头看了孙铭九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上午,蒋介石被押进西安城的新城大楼,一言不发,送来的大衣不穿,牛奶不喝,只问孙铭九:“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大约半个钟头后,张学良穿着一件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带着得意,对他微微欠身: “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 蒋介石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孙铭九退出门,就听见两个人在屋里吵了起来,声音很高。 同一天将近中午,陕北保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中共的领导人围着读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张国焘也在场。有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朱德抢先说:“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指的是蒋介石和他的随员。毛泽东一直在那里狂笑,接着说: “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张、杨,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国焘记得,当天发给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说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他给张学良起草复电,尊他为全国抗日领袖,夸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说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朱德要毛泽东明明白白叫张学良杀蒋,毛泽东笑着说,他已经着力暗示了,“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他对张国焘解释过,电文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 十三日晚上,莫斯科的电报到了,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不会给任何支援,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能领导抗日的只有蒋介石,中共要促成和平解决。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说斯大林当时对他讲,张学良分量不够。窑洞里,毛泽东踱来踱去,急躁地说: “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周恩来坐着张学良派去的飞机到了西安。张学良见面就问:莫斯科有没有电报?对西安的事是什么态度?周恩来告诉他,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当场发了火,觉得自己被共产党卖了:从前他们一直说苏联会帮忙,现在他骑在虎背上,他们临阵抽腿。周恩来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中共一定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 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来西安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带去斯大林的许诺:把蒋介石的长子、扣在苏联多年的蒋经国放回来。蒋介石的态度一下子变了,答应停止剿共,事变照斯大林的意思收了场。毛泽东想借张学良的手除掉蒋介石,没有做成;被围在陕北、眼看要被剿灭的红军,倒因此活了下来。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着蒋介石夫妇和宋子文飞离西安。孙铭九后来记得,他临走前说过,三天以内就回来。飞机上,蒋介石对他说: “你闯下了这样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 张学良说:“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 很多年以后,他说起这一趟:“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急电到了保安。张国焘记得,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断断续续地说,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 “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 他接连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对蒋介石的亲信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和张、杨断绝明显的来往,还要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 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的飞机落在南京,林森以下文武百官都在机场,军乐、爆竹,人山人海。下午两点左右,张学良和宋子文坐的第二架飞机落在城外一个军用机场,没有欢迎的人,只有宪兵和特务。宋子文和军统的戴笠把他拉上汽车,送进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两天前的晚上,戴笠已经把话交代给手下:“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他让特务队长刘乙光挑十几个机灵可靠、仪表好的人,都穿蓝色中山服,佩二号左轮,去看守张学良。 也是这一天,保安的中共中央听说蒋介石已经由张学良送回南京,立即把中央机关往延安搬。张国焘记得,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大家心胸都大为开朗。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法会审,张学良在庭上说,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他没有把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反倒替中共开脱。判决是有期徒刑十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民政府特赦了他,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他被扣以后,军需账上查明,前后接济红军的钱有七十六万元。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宣传指示。第一条说,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第二条说,本党“对于张、杨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第三条说: “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 西安城里,张学良没有回来。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杨虎城把身边的中共党员南汉宸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 “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南汉宸把这些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回去告诉杨先生:“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东北军里,主和的将领要服从南京,少壮军官要接着和中央军打。周恩来没有告诉他们,中共已经向蒋介石保证不再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红军改换番号,反倒照毛泽东的盘算,鼓动孙铭九这班少壮军官去打: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打起来,红军好坐收渔利。二月二日早上,孙铭九他们开会,决定杀主和派的头领王以哲。奉命带兵去的连长于肇中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一排兵坐卡车到王家的胡同口,排成队唱着歌从门口过,走到一半突然散开,缴了门口警卫的枪,冲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传令的营长商同昌随后赶到,看见院子里绑着一个女人,是王以哲的太太。他叫人松绑,让她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收殓起来。她哭着说: “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东北军的将领们一致要求惩办孙铭九。孙铭九跑去向周恩来跪下磕头,求他帮忙,周恩来派人把他送进红军的地盘暂避。东北军随后被拆散东调,从此不复存在。 红军保住了自己的队伍和地盘,换了个番号,每月从国民政府领二三十万元的军饷。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写道,八年剿匪之功,本来预计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就能完成,几乎全毁于一旦。 张学良这一管束就是十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关在重庆松林坡,军统的张严佛来报告他: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天拂晓从白市驿机场起飞,直飞南京。他信以为真,很高兴。当晚给他饯行,军统的毛人凤端起酒杯对他说,委员长来电,情况有些变化,不去南京了。张学良瞪着眼问,不去南京,去哪里? “委座指示,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 张学良一掌拍在桌上。赵一荻忙拉住他,递给他一条湿毛巾。他呆坐了一会儿,闷声问什么时候走。看守他的仍是那个特务队长刘乙光,站起来开口:“报告副座……”他打断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的,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 第二天早上,赵一荻挽着他的胳膊上了飞机。他被关进新竹五峰乡的深山,在那里写过一首诗: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杨虎城后来被撤了职,打发出国考察,到了莫斯科,向斯大林要军火要钱,说回国要再发动一次兵变。斯大林转手把这些话通报了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底,杨虎城被宋子文的电报诱回国,随即被扣,从此再没有出来。他的妻子谢葆真一九四七年死在囚室里。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夜里,特务把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带到重庆松林坡,说请他们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杨拯中走在前面,怀里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一进门,埋伏在屋里的特务拿匕首扎了进去,血喷在骨灰盒上。杨虎城往前赶了几步,刀已经刺进他的胸口。第二天凌晨,他在狱中出生的小女儿杨拯贵也被杀了。命令是蒋介石亲自下的。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台北给张学良办九十岁寿宴,他刚刚恢复人身自由。墙上挂着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发来的贺电: “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 这是五十四年来,他头一次当众答谢关心他的人。他站起来说: “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即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但是罪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自己感觉真是万分的惭愧。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这样来给我做寿,我怎么能做寿,我有什么寿!” 他说过:“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晚年说到西安事变,他把事全揽到自己身上:“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杨虎城只是同意。 后来他住到夏威夷。中共多次托人请他回大陆看看,他都推掉了。他对张家的后人交代,西安就不要再去了。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张学良死在檀香山。从西安事变到九十岁恢复自由,他有五十四年是被人看着过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1998年版,第330—335、342、347—348页;孙铭九《临潼扣蒋》,收入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7—223页,另孙铭九、商同昌回忆见第481、494、506—507页,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见第67—69页,戴镜元回忆见第52—53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8、59、61、63、76、82—83、85、105—107、121—122、171、196、249、256—257页(李克农、周恩来、刘鼎、张闻天、潘汉年电报和报告,毛泽东等致张学良信,均转引自此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26、242、24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7—28、82页;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4—375页(蒋介石、张学良往来电报转引自此书);百年潮杂志社编《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转变: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李克农谈话);侯金卓《红军东征中党的“扩红、筹款、赤化”工作研究》,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2页 ——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524、562、611、687—689、708—710、720—723、930—932、947、1063—1068、1194、1202、1206页;台湾档案管理局《幽禁岁月:张学良在台湾的后半生》,2016年;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小萝卜头的故事》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收入《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杨奎松《1920—1940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第44—45页;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注释索引卷,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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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组织派她潜伏南京,给了二十根金条,结果这个女人,打了整整三年麻将,把钱输了个精光。 1946年4月,陈修良接到一道死命令:秘密潜入南京,重建被破坏殆尽的地下市委,并出任市委书记。临行前,组织上把20根金条交到她手里,这是整个南京地下党未来几年的全部活动经费。陈修良把金条裹进行李,心里清楚,这笔钱能不能花在刀刃上,全看自己的本事。 到了南京,她化名“张太太”,烫了卷发,穿上绸缎旗袍,踩着高跟鞋,在城西上海路一带租下一处独门小院。对外只说丈夫是个常年在外跑货的大商人,自己闲得发慌,找人打牌解闷。 邻居们看见的,是一个天天下午都约人打麻将的阔太太。没人知道,这位“张太太”就是新上任的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从搬进小院的第一天起,陈修良就定下了一套方针:把麻将桌当成办公室。她专门结交国民党官太太,警察厅厅长的老婆、空军司令周至柔的夫人、社会处头目的家眷,都慢慢成了她的牌搭子。 每次上桌,陈修良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只许自己输,不许自己赢。她知道,这些官太太赢了钱就高兴,高兴了话就多,饭桌上的牢骚、牌桌上的闲篇,三圈下来什么都能漏出来。 那20根金条就这样被她一点一点“输”了出去。有时一场牌下来,输掉的钱够普通人家过上大半年。组织上知道后,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又通过地下交通线,分几次给她送来追加的经费。 旁人不解:这不是拿着党的钱打水漂吗?陈修良只跟极少数同志交底:这些金条不是在赌桌上输了,是投进了看不见的情报网里。 这话很快得到了印证。1947年夏秋,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南京几次突击搜捕,陈修良都提前一天把名单拿到手,地下党员及时转移,没有一次失手。 其中一次消息的来源,就是警察厅厅长的太太在牌桌上一边摸牌一边随口抱怨,说自家男人最近天天半夜出去抓人,累得半死。陈修良面上不动声色,打完四圈回到家,连夜通知相关人员撤离。第二天一早,特务们扑了个空。 靠着这套牌桌上的功夫,陈修良在南京悄无声息地铺开了局面。到1948年,南京地下党已经恢复到上千名党员,学生运动、工人斗争此起彼伏。 这一年冬天,她更是通过和周至柔夫人的牌局,摸清了国民党空军的士气低落、兵力调配松散的实情,回头就指令地下党员抓紧策反工作。 1948年12月16日夜里,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的俞渤等五人驾驶一架B-24重型轰炸机,从南京大校场机场起飞,直奔解放区。这是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空军首次驾机起义,全国震动。而策反过程中的很多关键情报,最初就是在麻将桌上端茶送水、嬉笑闲聊间探听来的。 同样在这张无形的牌桌上,陈修良的触角还伸进了国民党海军和陆军。1949年2月,排水量超过5000吨的巡洋舰“重庆号”在上海吴淞口起义,驶向解放区,随后国民党空军出动飞机反复轰炸,舰上官兵沉着应对。这场起义的幕后组织工作,同样是陈修良领导下的南京地下党一手推动。 几乎同时,她指挥潜伏在国民党第九十七师的内线,成功策动师长王宴清准备在南京近郊起义。尽管这次起义因泄密而中途被打乱,王宴清被迫只身进入解放区,但一个蒋介石亲信师长的“叛变”,对国民党朝野的打击比战场上丢掉一个师还重。 1949年春天,解放军渡江在即。陈修良手里又多了一份极为要害的情报——《长江北岸桥头堡防御图》和《长江南岸布防图》。这份东西由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从国民党国防部里带出,经过多次辗转才交到她手上。 图上标明了炮兵阵地、弹药库、江防工事的具体位置。陈修良立刻安排人将情报送出南京,为渡江战役的炮兵提供了精准的目标坐标。 这时的陈修良,依然每天下午准时坐到牌桌前,依旧只输不赢。三年的麻将打下来,20根金条早就输得精光,追加的经费也不知去向,全流进了官太太们的腰包。但换回来的,是整个南京城防的底牌、一次次成功的策反,以及大批同志的安全存活。 1949年4月23日深夜,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进入南京。天亮后,一位穿着素色旗袍的女人走进刚设立的军管会办公室,脸上没有半点牌桌上的嬉笑,只有长年地下工作磨出来的沉稳。 她自报家门:“我是陈修良,原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在场很多打了多年仗的老兵都愣住了——原来那个在敌人心脏里和他们里应外合的人,就是眼前这个看上去文文静静的南方女子。 三年时间,她天天坐在牌桌上,把真金白银一张张输出去,把国民党高官的家底一句句听进来,把一座城市里翻江倒海的情报战一次次推上高潮。那20根金条,没有一根是白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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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历史中学习金融:看完你会比90%的人更懂金融! 金融从来不是孤立的钱的游戏, 本质就是人性逐利冒险与文明规则约束的千年博弈。 人性要逐利冒险,文明要立规矩防混乱, 正是两者不断拉扯,才长出了今天我们熟悉的金融世界。 其实咱们现在天天纠结的: 该不该买股票? 利率涨了怎么办? 本质和几千年前古人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 借粮食怕还不上,就像现在怕房贷断供; 想多赚点利息,就像现在想靠理财增值。 金融的源头,本来就是人性的真实需求,加上文明为了满足需求搭起的规则框架。 今天我们就顺着时间线,把这场跨越千年的博弈理清楚。 01)金融的起源:信用从泥板里诞生,规则从约束贪婪开始 很多人都觉得一定是先有货币,才有金融。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请看以下这张图,这是公元前2800年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明泥板上的借据——核心两个字:信用。 那时候两河流域还没发明像样的货币,但苏美尔人已经把借贷关系刻在泥板上了。比如一块出土泥板清楚写着:「普兹拉姆从太阳神沙马什那里领了三巴舍克勒白银,收货时连本带利还,利率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选泥板?因为黏土在当地遍地都是,烧硬了能保存几千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合同——就算双方翻脸,旁人看泥板也能说清谁欠谁。这就是最早的信用凭证:金融的起点从来不是钱生钱,而是「我信你能还,咱们留个证据」。而且泥板上不仅记账,还写清楚了违约规则:还不上就用小麦抵押,实在还不上就当三年奴隶——从一开始,信用就和规则绑在了一起。 只靠熟人信任和简单约定,应付不了复杂情况,总有人把利息抬得离谱,逼得借债人卖儿卖女,整个社会都会乱套。于是文明出手定规矩,就有了我们熟悉的《汉谟拉比法典》——这其实是人类最早的金融监管法。 公元前1750年的古巴比伦,法典专门给借贷定了红线:借谷物,利率上限是33.3%;借白银,利率上限是20%;谁敢超收,直接没收他借出去的东西。为什么定这么严?当时美索不达米亚人爱喝啤酒,40%的小麦都用来酿酒,如果高利贷把农民逼得种不出小麦,不光没酒喝,整个社会的粮食供应都要出问题。所以规则的意义从来不是扼杀金融,而是保护信用不被贪婪破坏,让借贷能长久做下去。 到了古希腊,金融又长出了新玩法——期权的雏形。哲学家泰勒斯其实是个隐藏的金融高手:有一年他通过天文观测,预判来年橄榄会大丰收,就提前付了定金,锁定了当地所有橄榄榨油机的未来使用权。等真的丰收,农民们都要榨油,只能从泰勒斯手里租机器,他一下子赚得盆满钵满。 这操作放到今天就是标准的期权:用少量定金锁定未来资源,按约定条件交易,本质和我们现在买期货期权没区别,支撑这笔交易的核心还是信用——泰勒斯信农民会履约,农民信泰勒斯会付定金。 说到这里我们再想「利息」的起源,其实特别实在:苏美尔语把利息叫「moss」,埃及语叫「ms」,都和「声誉」挂钩;日语里利息的词源,本意是「子嗣带来的利益」。这不是古人浪漫,而是本质就是:借出去一头牛,明年可能多一头牛犊;借出去一袋小麦,明年能多收半袋。利息本来就是对出借方「信用风险和机会成本的补偿」,你帮了我,我得让你不吃亏——这本身就是最朴素的规则。 所以金融的源头其实很清楚:信用是地基,没有信任,没人愿意把钱或东西借出去;规则是承重墙,没有规矩,贪婪会把整个信用体系拆塌。 02)中世纪金融:禁令下的博弈,逼出更灵活的创新 等到了中世纪的欧洲,这套「信用+规则」的逻辑突然被打乱了——基督教直接出台利息禁令:说「时间是上帝的,收利息就是赚上帝的钱」,给刚发展起来的金融套了个紧箍咒。 但规矩是死的,人要做生意要谋生,金融总能绕着禁令找活路,反而在道德枷锁和现实需求的拉扯里,催生出了更灵活的金融玩法。 我们先看看这个禁令有多严: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就规定,神职人员不能放贷收息;过了500年,到850年直接加码:放贷的人直接逐出教门。可现实呢?国王要打仗,商人要运货,农民要种庄稼,谁都有急用钱的时候。12世纪的意大利,商人运丝绸从威尼斯到布鲁日,光成本就要几千金币,自己拿不出只能借,禁令再严,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生意黄了。 所以第一个妥协的,反而是出台禁令的教会。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上,教会松口了:「要是借债人逾期不还,收点罚金,不算利息」——这其实就是换个说法,本质还是补偿出借人的损失。后来更直接,你放贷赚了钱,买张赎罪券就能免罪,变相承认了利息的存在。甚至教皇克雷芒七世出身的美第奇家族,直接发行教廷公债,每年付10%的利息——毕竟教会要盖教堂、养神职人员,也需要钱。再严的道德禁令,遇到真实的资金需求,也得给现实让路。 那普通人借钱找谁呢?犹太人成了这个领域的主力军。犹太教规矩里有一条:「借给弟兄不能收利息,但借给外邦人可以」。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是少数群体,不能买土地,不能当公务员,只能靠商业谋生,放贷就成了他们的主要活路——不是犹太人天生爱做高利贷,是规则把他们逼到了这个领域。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原型就是中世纪的犹太放贷人,他要一磅肉的极端约定,其实也是无奈:犹太人没有土地做担保,只能靠这种极端方式保障自己的本金。 伊斯兰世界的玩法更聪明:伊斯兰教也禁止收利息,但商人想出了「贸易差价」的办法——我帮你买一批香料,你卖掉再给我钱,我多收的服务费,其实就是变相利息;他们还早早搞出了汇票,商人在开罗买货,不用带沉甸甸的金币,开张汇票到巴格达就能兑钱,比欧洲早了好几百年。没办法,横跨欧亚非的商路需要便捷的支付工具,禁令反而倒逼出了更聪明的创新。 除了这些玩法,中世纪还给金融打下了两个关键的技术基础:一个是斐波那契把阿拉伯数字引入欧洲,写了《计算之书》,替代麻烦的罗马数字,算清复杂生意账;另一个是卢卡·帕乔利发明了复式簿记,一笔生意有借必有贷,赚了多少欠了多少一目了然。这看似是数学和会计的小事,其实是金融的基础设施——只有算清账,商人才能攒下信用,才能聚集更多资本做大事。 所以你看,中世纪的金融没被禁令打死,反而在博弈里攒下了一身新本事:有了变相收息的办法,有了跨区结算的汇票,还有了算清账的工具。这些积累都不是白费的,等大航海时代来了,要给哥伦布的探险凑大钱,这些本事正好派上了用场。 03)大航海时代:资本的地理冒险,改变了整个世界结构 大航海时代探险家们敢闯大洋,从来不是只靠勇气,背后是资本在赌一把——赌新航线能带来比陆地贸易高几十倍的利润,这就是一场资本的地理大冒险:敢花钱、敢担风险,为的是赚别人赚不到的差价。 这场冒险最大的诱饵,就是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胡椒。在16世纪的欧洲,胡椒比黄金还金贵:欧洲吃的胡椒都从印度东南亚运,中间经过伊斯兰商人好几手倒卖,每过一次价格翻一倍,到欧洲内陆,价格已经是产地的十倍,普通农民根本吃不起。所以商人都琢磨:要是能绕开中间商,直接从产地运,利润不就全归自己了?开辟新航线的需求,本质就是资本想赚差价的需求——没有高利润诱惑,谁也不会拿大笔钱赌远洋航行。 那钱从哪来?我们都熟的哥伦布,其实就是一个找投资的「连续创业者」:一开始找葡萄牙国王,人家觉得他算错了航线,不投;又找法国贵族,人家也不感兴趣;最后磨了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好几年,还承诺找到新陆地,西班牙分一半收益,女王才咬牙拿出钱。这不就是现在创业公司融资的样子吗?创始人画饼,投资方看收益评估风险,最后才掏钱;而且哥伦布还特别懂「定制方案」:跟西班牙说能找到亚洲捷径,跟法国说能发现新金银产地,这套看人下菜碟的融资逻辑,放到现在风投圈也不过时。 新航线打通之后,资本带来的连锁反应,直接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最典型的就是「白银引发的价格革命」:1545年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波托西银矿,之后大量白银顺着航线流回欧洲,1595年美洲出口商品里95%都是白银。这么多白银突然涌入,欧洲物价直接涨了四倍——原来一个金币能买一百斤小麦,现在只能买二十五斤。 这一下子就冲击了旧秩序:靠固定地租吃饭的封建主惨了,收的地租还是老价钱,却买不到原来多的东西,慢慢就破产了;商人却赚翻了,用白银进货再高价卖出,差价越赚越大。资本就这么悄悄完成了社会结构洗牌:旧贵族退场,新商人崛起,资本开始主导社会财富分配,这就是大航海给文明带来的最深刻改变。 还有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我们现在说「美元」,其实根子能追溯到这场大航海。美洲白银发现之前,欧洲有个「泰勒银币」,用波西米亚山谷的白银铸造,成色足分量准,成了欧洲通用货币。后来这个银币传到西班牙叫「dolara」,传到英国变成「dollar」,几百年后传到美国就成了「dollar」也就是美元,甚至我们人民币的「元」,日元的「円」,都和这个银币有关系。货币从来不是凭空造出来的,都是跟着资本和贸易走的,大航海把银币带到全世界,也为后来的全球货币体系埋下了种子。 当然,这场冒险从来不是稳赚不赔:投资的船队遇到风暴沉了,钱全打了水漂;囤白银赌涨价,结果白银太多价格跌了,反而亏了本——这和现在的风险投资一模一样,高收益必然带高风险,资本愿意冒这个险,只是因为一旦成功,收益能翻几十倍。 大航海能成,本质就是中世纪金融经验的升级:复式簿记能帮商人算清远洋贸易的成本利润,汇票能不用带金币就完成跨洲结算,甚至中世纪的放贷逻辑都用来给船队融资。这些攒了几百年的基本功,才是资本敢闯大洋的底气。但远洋贸易成本越来越高,一趟下来成本是中世纪陆地贸易的十倍,单靠几个商人凑钱根本扛不住,还得有新的组织形式,把很多人的钱聚起来,还能分摊风险——于是,改变现代金融的两个发明就登场了:股份制公司和证券交易所。 04)现代金融基石:公司和交易所,是资本的双刃剑 荷兰人拿出的两个发明——荷兰东印度公司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被板古敏彦称为「资本的双刃剑」:一边解决了「聚钱+分摊风险」的大问题,让大航海能规模化推进;另一边,也催生出人类第一次全民投机泡沫,告诉我们:再好的制度,也挡不住人性的贪婪。 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就是有限责任。在这之前,欧洲的公司基本都是无限责任:你投100吨开公司,万一船沉了欠了500吨债,你得卖掉房子田地凑钱还债,一次投资就赌上全部身家,谁敢轻易投?所以那时候要么是家族小生意,要么是国王特许的垄断商,做不大。 但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一样:明确规定股东只以出资额为限承担风险,你投100吨,最多亏100吨,不用卖房子还债。就这一条,彻底改变了资本的态度:原来只有大富豪敢投资,现在普通工匠、店主都愿意拿出积蓄——反正亏了也不影响生活,赚了能分远洋贸易的利润。公司成立的时候一下子募集了650万荷兰盾,是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十倍,没有有限责任根本凑不齐这么多钱。 它还有个更绝的设计:不按单次航海结算,做长期事业。原来的贸易公司,一趟航海回来就分钱散伙,下一趟再重新凑钱;荷兰东印度公司直接把21年的航海计划打包成长期项目,股东的钱能一直用在开辟据点、垄断贸易上,就像现在的长期基金,能做需要长期投入的大事——建商馆、控制航道,这些都不是一次航海能搞定的。也正因为事业长期稳定,股票才有了交易价值,这就为交易所诞生埋下了伏笔。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作用,就是给资本找了个公开流动的「菜市场」: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急用钱,想把股票换成现金,不用挨家挨户问,直接去交易所卖就行。这个交易所不止交易股票,还能做期货、期权:有人觉得明年胡椒涨价,就提前约定价格买东印度公司股票;有人怕股票跌,就花点钱锁定下跌风险;甚至连盐渍鲱鱼都能做期货,鱼还没捞,就先把未来的鱼卖掉,和现在农民提前卖粮食锁定价格逻辑一模一样。 但制度的另一面很快就露出来了——郁金香泡沫。17世纪30年代,荷兰人疯狂炒作郁金香球根:普通球根能卖几十吨,稀有品种「总督」球根能卖两万吨,相当于一个工匠十年的工资。为什么会炒成这样?有限责任让普通人也能进场投机,交易所让球根交易和股票一样方便,大家根本不关心郁金香能不能开花,只关心下一个人会不会出更高价买。结果1637年2月,球根价格突然崩盘,很多人早上还以为能靠球根发财,晚上就血本无归。 这就是泡沫的本质:当制度让交易变得太容易,人性的从众和赌性就会被无限放大,最后把资产价值炒成空中楼阁。不过这场泡沫也不是全没意义:它让人们意识到,光有聚钱的制度不够,还得有防炒作的规则——后来荷兰政府开始限制无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就像现在监管裸卖空一样。而且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没受太大影响,因为它有真实的胡椒贸易利润支撑——这也告诉我们,有真实收益支撑的资产,才经得起泡沫的考验。 公司和交易所解决了「资本怎么聚、怎么流动」的问题,但还有两个大风险没人扛得住:国家要打大仗,动辄几百万英镑,国王自己掏不起;商船出海,万一沉了被抢了,船主一辈子家底就没了。单个机构和个人扛不住这么大的风险,就需要能把风险拆碎分摊的新工具——于是,国债和保险就诞生了。 05)风险分摊神器:国债和保险,把大风险拆给所有人 国债和保险的核心逻辑其实一句话:不消灭风险,而是把风险拆成小块,卖给很多人——国家把战争风险分给成千上万投资者,船主把海上风险分给成百上千投保人,这就是金融最聪明的「风险分摊术」。 先说说国债:本质就是国家学会了「靠谱借钱」。在这之前,欧洲国王借钱就是一锤子买卖:打赢了可能还点,打输了直接赖账。167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欠了金匠银行家一大笔钱,直接宣布不还,好多银行家直接破产——所以那时候没人敢给国王借钱,谁愿意把钱借给一个说赖账就赖账的人? 直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征税,也不能随便赖账,国债才真正有了信用。法案写得清楚:没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征税——这就意味着国债的还款来源有了保障,不是国王一句话就能改的。1692年英国出台专门的国债法,把原来国王的私债,变成了国家欠所有人的钱,还发明了「统一公债」:没有偿还期限,每年固定付利息,想变现随时能在交易所卖掉。 这下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原来投资者怕国王赖账不敢买,现在知道有议会担保,还能随时卖,纷纷掏钱买。英国国债从1739年的4400万英镑,涨到1816年的7亿英镑,全靠这套靠谱规则。国家把战争风险变成了「每年拿利息」的投资机会,投资者自然愿意接。而且设计还特别灵活,曾经发行过「彩票型国债」:买100英镑国债,不光每年拿利息,还能抽奖中额外奖金,一下吸引了很多普通民众,街边面包师都愿意拿出积蓄买,国家轻轻松松就凑够了军费——背后逻辑很简单:风险越大,就要给投资者越多甜头,大家才愿意一起扛。 再看保险:本质就是把「小概率大风险」,变成「大概率小支出」。最早的海上保险雏形古希腊就有了:船主借钱买货,约定船安全到港就还本金加利息,要是船沉了就不用还——其实就是用高利息买风险保障,只是没形成正规制度。真正把保险做成生意的,是伦敦的劳埃德咖啡馆。 1687年爱德华·劳埃德开了这家24小时咖啡馆,水手、船主、商人都爱来这歇脚,慢慢就有人在这「赌船」:船主花点钱,找几个有钱人约定,船安全到了,钱归有钱人;船沉了,有钱人赔船主钱——这些签字画押的有钱人,就是最早的承保人,这就是现在劳合社的前身。那时候承保人要承担无限责任,船沉了得卖房子赔钱,但还是有人愿意干,因为大多数船都能安全到港,保费攒下来就是稳赚的。 这就是保险的本质:大多数人没出事,他们的保费就用来补偿少数出事的人,大家一起扛住单个扛不动的风险。后来保险还扩展到了人寿:苏格兰的牧师们看到同事早逝后妻儿没人养,就搞了「苏格兰寡妇基金」,大家每年交一点钱,有人去世就从基金里拿钱给遗属;他们还聪明地用了哈雷生命表,算清楚平均多少牧师会去世,每年该交多少钱——这就是最早的保险精算,让保险从「凭感觉凑钱」变成「靠数据定价」。 不管是国债还是保险,核心都是「信任+规则」:国债靠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保险靠精算数据、契约精神,少了哪一样都玩不转。但随着战争规模变大,贸易范围变广,资本永远会跟着「安全+信用」走,金融中心也就开始慢慢转移——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再从伦敦到纽约,每一次转移都是一场信用的较量。 06)金融中心迁徙:资本永远选择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金融中心的转移从来不是靠军队抢来的,是资本用脚投票选出来的:谁能给资本安全感,谁能守住还钱的规矩,资本就去谁那里。 第一个转折点,是阿姆斯特丹的衰落。17世纪阿姆斯特丹本来是全球金融心脏,东印度公司股票在这交易,霍普商会能帮瑞典、俄罗斯发国债,但拿破仑战争打碎了一切:拿破仑要征重税,还要把荷兰的黄金运去法国充军费——资本最怕什么?怕被强征、怕没保障。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连夜打包资产,有的去伦敦,有的去汉堡;1806年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交易量,只剩原来的十分之一——没了资本信任,再繁华的金融中心也会变成空城。 接着就是伦敦崛起,它赢就赢在靠谱的规矩和安全的环境。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一边打仗,还能让资本安心:第一,英国有统一公债,不管战争打得多凶,每年利息从不拖欠,投资者知道买了不会亏;第二,英镑和黄金稳定兑换,拿着英镑在哪都能换成黄金,比法国法郎靠谱太多;最关键的是,英国议会管住了国王的手,《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赖账,这比任何军事威慑都管用。1803年拿破仑要卖路易斯安纳给美国,美国拿不出1500万美元,最后还是英国的巴林商会帮忙发行债券凑齐了钱——连法国的交易都要靠伦敦资本,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还有谁能抢? 但伦敦的地位,最终还是被两次世界大战打垮了。一战之后,英国为了筹军费,卖了海外资产还欠了美国一大笔钱,从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二战的时候,伦敦被德国轰炸,交易所好几次停市,资本怕被炸没,纷纷跑到纽约。纽约道琼斯指数在战争期间涨了近一倍,伦敦股票市值跌了一半。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一开,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伦敦彻底失去了金融主动权——不是英国不想争,是战争耗光了它最核心的「安全+信用」,这两个恰恰是资本最看重的东西。 而纽约呢?两次世界大战都没烧到本土,还靠帮各国发债积累了信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又给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自然就接住了金融中心的接力棒。但掌握主动权不是一劳永逸,纽约成为中心后,现代金融很快就陷入了「规则防贪婪,贪婪破规则」的循环,一次次引发动荡。 07)现代金融的循环:规则永远在给贪婪补课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到日本泡沫经济,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本质都是同一场博弈:规则想给资本划红线,贪婪却总在找漏洞,每次博弈过后,要么是体系动荡,要么是规则升级。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现代金融第一次认真建规则:1944年四十四个国家约定,美元跟黄金挂钩,其他货币跟美元挂钩,固定汇率做生意,避免二战前汇率乱涨乱跌,让国际贸易安稳发展。结果才运行20多年,就被美国的贪婪打破了:美国为了打越战,搞「伟大社会」福利,印了太多美元,黄金储备根本不够兑换;其他国家拿着美元要换黄金,美国拿不出来,1971年尼克松直接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下子就崩了。之后汇率自由浮动,通胀起来,石油输出国因为美元贬值,直接把油价涨了三倍,第一次石油危机就来了——这就是第一个回合:规则想绑定美元信用,美国为了自身利益突破规则,留下烂摊子给全世界收拾。 再看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就是典型的「规则跟不上贪婪」。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被迫升值,日本出口不好做,政府就放水降利率,鼓励大家借钱。这下贪婪直接冒头:企业拿着低息贷款不搞实业,全都去炒股炒房;普通人觉得房价只会涨,砸锅卖铁买房;银行也不管风险,有土地担保就放贷。那时候东京的房价能买下整个美国,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2000点,涨到1989年的38915点,所有人都觉得泡沫不会破。但日本政府那时候根本没跟上规则:没限制房地产抵押融资,也没管企业脱实向虚,等想加息降温的时候,泡沫已经太大了。1990年股价房价一起崩,日本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这告诉我们,规则要是滞后于贪婪,哪怕是经济强国,也会栽大跟头。 到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贪婪钻了规则的漏洞」。美国银行把次级贷款打包成次贷债券,还找评级机构给这些高风险债券评AAA级,卖给全世界投资者;银行明明知道这些贷款会坏账,还是拼命放拼命卖,因为卖出去就能赚手续费,风险都是别人的。贪婪到这一步,规则却没跟上:监管机构没查次贷打包的猫腻,也没限制银行的杠杆。最后次贷违约潮一来,雷曼兄弟破产,它的衍生品规模比美国GDP还大,银行倒闭、基金爆雷,全世界都跟着亏——这就是贪婪突破规则的代价,不止自己玩崩,还要拉着全世界买单。 但博弈从来不是只有贪婪赢,规则也会慢慢补课:2008年后,各国推出巴塞尔协议Ⅲ,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美国重启类似《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规定,禁止银行一边做储蓄一边搞高风险投机;中国也出台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这些都是规则在博弈后补上的漏洞。当然这场博弈永远不会停,现在的加密货币、算法稳定币,本质还是有人想绕开规则赚快钱,各国对这些新事物的监管,就是规则在跟上贪婪的新玩法。 08)金融史的永恒真相,听懂就能少踩坑 聊完了千年的博弈,最后我们总结三个不管时代怎么变,都不会变的真相,这些真相藏在泥板里,藏在股票里,也藏在一次次危机的教训里,对我们普通人特别实用。 第一个真相:金融的本质从来不是钱生钱,是信用。最早的泥板借据,苏美尔人愿意借白银,不是因为白银多,是相信刻在泥板上的承诺会兑现;英国统一公债能卖遍欧洲,不是因为军队强,是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不会赖账;我们现在敢把钱存银行买基金,也是相信银行不会卷款跑,基金公司会按规矩运作。信用看不见摸不着,但一旦没了,再复杂的金融体系都会塌——阿姆斯特丹被法军破坏了信用,资本立马跑光;2008年次贷骗了大家,信用破了整个市场就崩了。对我们来说,不管借钱还是投资,先想清楚「这事的信用在哪」,比先想「能赚多少」重要得多。 第二个真相:泡沫和危机是人性的必然,别指望彻底消灭。从郁金香泡沫里赌球根翻倍的荷兰人,到日本泡沫里买套房躺赢的日本人,再到次贷危机里借高利贷买房的美国人,本质都是同一种心态:「别人都在赚,我不赚就是亏」。这不是制度的错,是人性里的从众和贪婪天生就在,只要有赚快钱的诱惑,就会有人忘了资产本身值多少钱。没人能避开所有泡沫,但我们能做到不栽大跟头:别信「只涨不跌」的神话,别用自己输不起的钱去投机——要是记得郁金香不能吃不能用,只是个观赏品,很多人也不会血本无归。 第三个真相:金融不是洪水猛兽,是文明的加速器。我们总说金融干坏事,但别忘了:没有资本支持,哥伦布到不了美洲,荷兰东印度公司开不了新航线;没有国债,英国打不赢拿破仑,也建不起遍布全国的铁路;没有保险,商船不敢闯大洋,我们也用不上便宜的进口香料。金融的本事,就是把分散的小钱聚成大钱,把没人敢担的风险分给大家——它能帮普通人凑钱开工厂,帮国家修铁路,帮科学家搞研发,关键不是要不要金融,是怎么用规则管住它,不让它变成少数人投机的工具,让它服务真实的需求。 说到底,金融史就是一部「人性和规则的平衡史」: 太放任人性,就会泡沫破裂;太死守规则,就会耽误发展。 我们读金融史,不是为了记住一堆年份和事件,是为了下次听到「某某东西能翻倍」的时候,能想起郁金香的教训; 在所有人都抢着投资的时候,能停下来问问「这东西的信用在哪」。 毕竟,金融本来是为了让生活更好, 不是为了让钱焦虑,这才是学习金融史最该有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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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中国人都在课本、小人书和电影里见过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的水牢:地主把交不起租的农民关进污水里,水里泡着人骨,牢里有带铁刺的笼子。陈列馆的解说词说:“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又说:“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一九八八年四月,四川省文化厅一纸批文下来,这间地下室摘掉了“水牢”的牌子,改挂“鸦片烟室”,官方承认水牢是编造的。 刘文彩一八八七年生在大邑县安仁镇。他的弟弟刘文辉是四川的大军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刘文辉驻防宜宾,刘文彩替他总管税收,鸦片、军火这些最赚钱的买卖几乎都攥在他手里,家财大多是那时攒下的。一九三三年,刘文辉和侄子刘湘争夺四川,打了一场“二刘大战”,刘文辉战败,退到川西的西康,刘文彩也回了安仁老家。 回乡以后,他把大笔钱花在家乡。成都到大邑的公路、万成堰水利工程、地方上的电厂,都是他出钱修的。一九四二年,他个人拿出两亿五千万元和三千亩田产,办起文彩中学,花重金请好教员,成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中学,还常给家境贫寒的学生减免学费。他还立下规矩,校产归学校,刘家子孙不得占有。他因为兴学,两次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行政院的嘉奖。 安仁的老佃户记得的是另一些事。佃户唐学成对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说,有一年天旱,家里的牛又被土匪抢了,交不起租,父亲被收租的管事带去见刘文彩,跪下求情。刘文彩把他扶起来,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交明年的;临走又问了一句,被抢的是什么牛。第三天,刘文彩买了一头大黄牛,叫人牵到他家。老佃户李福清九十岁时说起去交租:“高兴得很,那里摆了十几张桌子,交了就去吃饭,随便吃饱。”当地人叫刘文彩“刘大善人”。一九四九年十月,刘文彩因肺病去世。 一九五一年,大邑县搞土地改革。土改的做法,是由工作队发动贫苦农民上台诉苦,控诉地主,再斗地主、分田产;在大邑,工作队要农民控诉的是大地主刘文彩一家。 刘文彩已经死了,挨斗的是他在成都的家人。刘小飞那时五岁。他后来对采访的人说,祖母、也就是刘文彩的妻子被抓走两天后的一个深夜,几个背枪的民兵把他父亲和小姑姑从床上抓走,带去看祖母受刑。祖母被反吊在梁上,“他们在一旁查看我爸爸和姑姑的表情,看他们是否流露出不满、悲痛”。祖母被打成内伤,土改结束后不久就死了,不到五十岁。土改快结束时,小姑姑的保姆专门从乡下赶来,进门几乎要给小姑姑跪下:“对不起呀,三小姐,是上面工作组逼我说的呀。你们对我这么好,我怎么会忘恩负义?” 一九五一年大邑乡下的一次会上,发言的人里有一个农妇。她娘家姓吴,一九一一年生在彭山县一户穷人家,八岁被卖给地主当丫头,十岁半受不了虐待,逃出去讨饭,十三岁找到在新津当长工的父亲,后来嫁到大邑冷家。她家佃的是地主刘伯华的田,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侄儿。这场土改里她当选农会分会的妇女委员,土改工作队给她取名冷月英。她在会上说: “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她说的是刘伯华,是“刘家”,没有说刘文彩。最早报道她的一个人,三十年后对来访的人说,她当时讲的是欠了刘家的账,被蒙上眼睛关起来,“下面还有水淹到脚肚子,因此我按她讲的做了报道”。 一九五四年一月,大邑县文化馆办“农业合作化”展览,用模型和图片对比解放前后的日子,冷月英被关“水牢”选作展区的重点。据后来的记述,具体筹办展览的人“为了使展览内容更突出、动人,具有说服力,他们根据地主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是刘氏家族这个根,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主管部门认可了。展览的总结报告说,讲到冷月英坐水牢,“每天都有好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一九五八年,阶级斗争的调子升高,四川决定把刘文彩树成恶霸地主的典型,把他的庄园办成地主庄园陈列馆。刘文彩的坟被掘开,遗骨被随意丢弃,下落不明。庄园老公馆西侧有一间地下室,一九四五年秋天才修,原本空着。陈列馆照搬一九五四年的模型,往地下室里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做了血水、血手印,挂上“水牢”的牌子。为了回答“为什么只有冷月英一个人见过水牢”,主管部门在解说词里特意写明:修水牢的工人全被杀了,冷月英是唯一活着出来的人。 冷月英也从劳动模范变成了“阶级斗争活教材”。她识字不多,讲稿是主管部门给她的,她背得滚瓜烂熟。稿子里的故事也改了,她作忆苦思甜报告时念的是:“因欠刘家地主五斗租谷,被地主狗腿子抓去,眼睛蒙上黑布,丢进大恶霸刘文彩的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大饥荒那几年,刘少奇主持救灾、恢复经济,一九六〇年还定下政策,表现好的地主、富农可以改变成份、摘掉帽子。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借此清算刘少奇的纠错。给地主摘帽的政策随之废除,地主、富农又成了阶级斗争的靶子。第二年起,全国搞“阶级教育”,目的是“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各省、市、地、县普遍办阶级斗争展览,让人忆苦思甜,“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四川省按中央的要求拨出巨款,重新装修刘文彩庄园,专门宣传地主欺压农民,大邑这里成了其中最典型的一处。水牢和冷月英被写成报告文学,编成戏、画成连环画,后来写进了中小学课本。 一九六四年陈列馆改馆。改馆前,大邑县委宣传部长批示,展出内容“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改完以后,温江地委宣传部长批了一句:“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同年,冷月英从蔬菜农场场长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办了“农转非”,从农民变成国家干部,大部分时间用来外出开会、作报告。 一九六五年,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在庄园的收租院里塑了一百多个真人大小的泥像,叫《收租院》,塑的是刘文彩和狗腿子逼租。他们下乡“访贫问苦”,找到刘文彩家的老长工谷能山,想让他出来控诉。谷能山说他在刘家吃得很好,三天一个小牙祭,七天一个大牙祭,肉随便吃。做了许多工作以后,他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很快,民兵把他抓走关了起来。后来《收租院》里有一尊替刘家收租的帮凶,就是照他的样子塑的。这年年底,《收租院》的复制品运到北京展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它能“激发人民的阶级仇恨”。 一九六七年元旦,四川美术学院的红卫兵整理过一份冷月英的讲稿。这一稿里,年份成了一九三七年,田成了刘文彩的,水从脚肚子涨到齐腰,“这手抓住一根人骨头,那足又踩着一个人的脑壳”,最后刘文彩亲自来提审,“先问我愿死愿活”。 文革那些年,冷月英常坐专车去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作报告。她面前总摆着一个印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搪瓷缸,先喝口水,再从黑色手提袋里取出一份一万一千字的讲稿,边讲边哭,台下也跟着哭。后来她年过六十,有心脏病,讲一场要歇两三天,县革委会只好规定,请她作报告要先经批准。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七七年以前她讲了近千场,听众上百万人次。 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上中学时,政治老师把他叫进办公室,给他看《四川日报》上一篇讲他爷爷“罪行”的文章,最后一个小标题是“小蒋介石”,告诉他下午政治课要学这篇,要他有思想准备。一九七六年,庄园又把四间放瓷器的房子布置成“行刑室”,泥塑的农民坐老虎凳、被吊打。刘小飞说:“那间刑室和那些折磨人的手法,倒是运用在了我们刘家人的身上。”他的一个堂兄逃到新疆库尔勒,当地村民被宣传里刘文彩迫害农民的罪恶激怒,把他活活勒死,又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砍死。 文革结束后,陈列馆从一九八一年起访了七十多个知情人。刘文彩的一个老朋友说,地下室那个位置原先是一间堆鸦片的平房,叫红仓,一九四五年失火烧了,刘文彩才在原地修了地下室;冷月英说的一九四三年、一九三七年,这间地下室都还不存在。一个在刘家帮过工的人说:“我知道没有。后来有人说关过,哪有那事?……那次不知是哪里来人访问我时,我照实说了,后来有人……说你就说关过人算了,顺水推舟嘛。”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报告还写明,冷月英“不是刘文彩的佃户,而是刘文彩的侄儿刘伯华的佃户”。 一九八一年一月八日,陈列馆的人到唐场找冷月英。问她坐水牢时多大,她说:“我记不得了。”问她是不是一拖进去就被甩进铁笼,她说记不起了,又说:“县革委会指示,叫我不要随便说……除非有组织部的介绍信和革委会开的证明才说。”后来有记者找到她,追着问,她脱口而出: “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调查在一九八二年基本结束。陈列馆请求撤掉水牢的报告送上去,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提醒馆长,水牢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批复拖了六年。冷月英一九八一年退休,一九八四年去世,七十三岁。 一九八八年四月五日,批文下来。当时的副馆长后来说:“我和安馆长带人把‘水牢’牌摘了,骷髅画擦了,木制‘铁笼’搬了,可惜没有保存嘛,只保留了‘水牢’牌。‘水牢’墙上的血手印,颜料粘的,擦了。” 这位副馆长后来当了馆长,前后又撤掉一些:“行刑室”关了;一组叫“圈地霸产”的泥塑,他说“不符合事实嘛,就撤去了”;刘文彩打人的扁担、杀人的文明棍、脚镣手铐几块展板,他说“杜撰的嘛,也撤了”。其余还没来得及核实的展品基本没动,比如那张据说是刘文彩睡过的龙床。二〇一六年,刘小飞站在庄园里一间挂着“刘文彩住房”牌子的屋里,指着一张几乎和房间一样大的鎏金雕龙床,对围上来的游客说:“这个‘龙床’根本不是我们家的。以前解说词说这是刘文彩花了三万斤大米做的。其实那都是60年代,正是老百姓最饿的时候,庄园找人打造的!” 一位女游客低声对同伴说:“你看他这讲的都和标牌上讲的是两码事啊。” ——笑蜀《刘文彩真相》第三章《“水牢”传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据新唐人2010年1月12日连载本;解说词、1954年展览记述与总结、1958年布置、讲稿、1967年整理稿、1981—1982年调查报告与访谈、冷月英问答均据该书转引;冷月英生平据该书转引《大邑县志·名人》) ——王永华《大地主刘文彩:集体记忆的重构》,《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第43—44页(文彩中学出资与嘉奖,转述笑蜀《大地主刘文彩》;1964年两条批示,转引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B4卷) ——高华《历史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56—557页(1963年阶级教育与阶级斗争展览) ——谭松《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397—399页(刘小飞口述:祖母、保姆);黄微《独家对话刘文彩嫡孙刘小飞》,新唐人2017年3月5日(中学政治课) ——刘小飞《〈收租院〉真相》,新唐人2013年2月26日(唐学成、李福清、谷能山) ——Vanessa Piao《为祖父正名:大地主刘文彩之孙的孤军奋战》,纽约时报中文网2016年8月11日(刘文彩生平、宜宾管税、1958年树典型与掘坟、堂兄一家、龙床);吴宏远口述《我见证刘文彩地主庄园变迁》,凤凰网2013年9月28日;《人民日报》1965年12月26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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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崔恒,1992年生人,辽宁省抚顺市人,我在2022年12月看到新疆那么多人被共产党烧死后,在推特上看到别人在上海手捧鲜花被公安抓捕,感到很气愤,所以加入了白纸革命,我当时用我的网名崔人愚在抖音上面发了张白纸的照片,以及在推特声援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抗议的人士,2022年12月20日,我老家抚顺市国安局和抚顺市东洲区公安分局找了我一次,当时是公安局找到我们辖区老虎台派出所,国安和公安一起来我家,当时现在把我带到了派出所询问,主要是问我有没有接受境外的支付和问我知不知道这个白纸是什么意思,当时本来想把我拘留的,但是因为当时各地政府的KPI都是疫情防范,考虑到疫情的原因,没有把我抓进去,我当时以为没什么事儿了。 2023年6月开始,辽宁省当时集中抓了一大批22年底参加白纸革命的的人,我23年夏天被抚顺市公安局和公安局联合抓进去,关了一个月,当时抓捕的过程是我辖区派出所通知,我说我这个情况属于发表极端言论要对我进行处理,因为我家离派出所走路就1分钟,然后他们就直接到我家来把我带走了,然后进了看守所之后,在里面一直问我是不是得到了境外的资助,我关押的号和一般的人不一样,里面不能洗澡,每天只有一顿饭,过了三十天他们后面可能觉得我没有实质性对共产党的危害,所以放我出来了,我是7月21日放出来的,我当时在2023年7月31日就逃到了泰国,我护照其实是早就办好了,我当时其实已经做好了,他们会在海关拦我的准备,所以我买了一个可以退的机票,我当时是从自助通关出去的,奇迹的还是出去了。 现在也一直居住在泰国芭提雅,从二三年七月份到泰国以来,一直被中共骚扰,首先我母亲是低保户,而且是乳腺癌患者,共产党有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家的低保给取消了,而且还阻止我母亲拿乳腺癌的化疗药,那个化疗的药我们自费根本买不起,就是共产党以前该给我们的低保折扣,现在没有了。之后就是每到开两会或者什么阅兵的时候会打个电话到我这里来或打个电话到我母亲的骚扰一下。 2023年开始,我在泰国芭提雅,也就是通过打杂维持生计,2024年我接到电话自称叫张磊的人,手机号19802795827(可以查询到是重庆市公安局的工作手机号),张磊自称是重庆市公安局万州分局民警,张磊告诉我说我因为参加了白纸革命被拘留了有案底,然后告诉我说我还有家人在中国,说因为我在外国,他们找不到我,所以只能骚扰我的家人,然后开始劝我说不能逃亡一辈子,让我做点事情弥补以前对国家的过错,然后说以后国家能原谅我,然后张磊让我帮他们做一个海外的任务,告诉我说这个海外的任务,如果成功了之后,会帮我消除之前的案底,并且给我一些报酬,这个任务的内容就是让我用我绑定了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中国的银行账户和支付宝接收人民币,然后把20万泰达币USDT转账到一个匿名的链上地址。我一开始以为是骗子,但是这个张磊把我这个案子的一些信息告诉了我,并且从公安系统内部发了一些截图给我,并且告诉我了,我母亲之前被公安局骚扰的一些具体信息,并且转了我2万人民币作为生活费,然后在电话中告诉我说,这是一个秘密任务。 然后在2024年我通过我的币安账号向张磊给我的多个链上地址转账了20万泰达币。然后在2024年八月的时候我通过微信问张磊什么时候能够支付先前打印的200万人民币报酬,然后张磊一直没有回复我微信,然后有一天我给他们单位座机打电话问这个事情,接电话的是他们单位的值班人员,然后值班人员让我等一下,然后我听到值班人员用重庆话跟别人聊天,他们聊天的大概的内容就是说:重庆市局的任务找了全国很多拥有虚拟货币钱包的用户来完成这个任务,然后现在这些人又打电话过来要钱,怎么答复,然后之后他们把电话挂了。 到了2024年9月份,我突然发现我中国的账户全部被封禁了,而且我的币安账户也封禁了,我那个时候以为是中国警察为了报复我白纸革命的事情封禁我的账号,所以我到很多的反共账户那边去投稿,我估计重庆公安或者说万州分局张磊那边也看到了我在海外投稿的,然后张磊打电话跟我说让我做的这个事情以及冻结我账号不是因为我白纸革命的原因,他说这个任务是重庆市里面的领导下的任务,说我做的事情确实是在为国家做贡献,他说全国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在帮忙转泰达币,张磊告诉我,他也是执行市局和市政府的命令,让我等一下,说这个钱肯定会给我,让我停止爆料,劝我说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回国,说我这么爆料,又是在给自己没事儿找事儿。 然后2024年年底那段时间,我平时加的那些炒币的群里有很多同样的人也被重庆市公安局冻结了,那个时候他们说是重庆市原常委张鸿星和重庆市公安局长张安疆帮助重庆市胡恒华通过usdt洗钱,然后在全国找了我们这些人来帮助他们转账usdt,然后利用完了我们之后用诈骗罪,帮信罪这些罪名给我们立案冻结银行卡,我之前只是半信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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