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这种令人又不爽，又难脱离的游戏之所以能长期玩下去，因为它是利用人性精心设计，在游戏本身的程序和逻辑里基本上找不到出路。 活在其中的人就像角斗士，要是有人给他说站在对面的不是竞争对手，也不是敌人，他不仅会喷你，甚至会砍你。 哪天人们能跳出游戏及其逻辑之外，不在意高层，而在意普罗大众；不要求别人，而审视自己的时候，恐怕才会有转机。 #公民# #活在真实中# #平行社会# #公民社会#

六四37（1）： “六四”三十周年的时候，《纽约时报》约我写一篇专稿。我写了，也刊登出来了，但编辑做了相当大的改动。我把中文初稿发表在这里，也算留一份历史记录吧。何况，原稿的最后一段，放在今天，也相当合适。 我們都不要再天真了 王丹 1987年我考进了风气比较自由的北京大学之后，积极参加各种校园活动，组织了一系列演讲、沙龙等活动。校方把我视为麻烦制造者，但是也有不少同学支持我。1989年4月15日，被认为是开明派的中共原高级领导人胡耀邦突然去世，我在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有一种预感：恐怕要出大事情。 4月17日晚上，我在宿舍中跟同学聊天，突然听到隔壁一栋男生宿舍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不约而同地从宿舍跑出来。我来到北大平时经常举行集会的地方——三角地，看到那里已经有上千学生聚集，有不少人喊“游行”。当时我想，既然很多同学有这个愿望，我不应当让大家失望。于是就对学生发表了演讲，建议大家有秩序地组织起来，去天安门广场。深夜十一点多，北大的队伍从校门出发，北大的第一次游行就这样发生了。而我，也因为组织了这场游行，而成为了学运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后来我们了解到，是一名同学不小心把自己的脸盆掉在了地上。当然不会是一个脸盆引发了那场运动。事实上，气氛早已经在酝酿，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巨大的后果。 在接下来的50天中，学生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我和其他一些学生一起，成立了北京市各个高校学生组织的联合机构，并担任负责人之一。我们不断地组织游行、示威、请愿，呼吁政府停止政治运动，开放报禁，呼吁政府官员公布自己的财产。但是政府不理睬我们。5月13日，为了进一步给政府施加压力，三千名大学生走上天安门广场，开始了绝食行动，我也是组织者之一。绝食后来中断了，因为政府宣布了戒严令，派出军队包围了北京市，很快，就发生了六四大屠杀。 6月3日深夜我没有在广场上，当时我在北京大学我的宿舍里休息。4日凌晨开始，不断有同学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政府对学生开枪了。理智上我知道这个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但是情感上我始终不敢相信。巨大的震惊导致我至少有48个小时完全处于麻木状态，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思考。在保护我的朋友带领下，我离开了北京，去了上海、南京等地，希望可以观察后续的发展。但是很快，当局控制了局势，开始全国大逮捕，政府发布了21名学生负责人的通缉令，我名列第一。 听到通缉令的那个晚上，我已经没有了恐惧，只是觉得心很疼，不知道中国未来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那天晚上，我在夜色中走到甲板上，把随身带的一些文字性的材料丢入江水。我知道，我早晚会被政府抓到。 很快，我一个人返回北京，打电话给一位台湾记者，想跟他见面。那位记者朋友来了，但是随后来的，就是警察。我被捕了，那是1989年7月2日。我被判刑四年，1993年释放。随后我继续从事一些反对政府的活动，导致我在1995年第二次被捕，这一次政府说我要推翻他们，判刑十一年。但是很快，在1998年，政府把我流放到了美国。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去我的祖国。到现在，已经21年了。 到美国之后，我在哈佛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然后去了台湾教书八年，2017年返回美国，在华盛顿建立了海外反对派的第一个智库“对话中国”。我仍然有我的中国梦，但是我的中国梦跟习近平的中国梦不一样。他心目中的中国是一个国力强大的帝国，希望共产党永远维持统治，而我希望看到的中国，是每个人都可以享有自由、都应当受到尊重的地方。 30年过去了，我经常回想1989年发生的事情。当年，对于我们那些大学生来说，与其说我们追求的是民主，不如说是一种希望——希望中国能够民主化。至于怎么民主化，我们希望政府来回答。这就是我们游行、示威，到最后用绝食的方式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原因，我们期待政府的回答。政府后来回答了，但是答案是戒严，是军队的包围，最后是大屠杀。我承认我们当年有些天真，因为我们居然对中共抱有希望。但是，天真的，不只是我们。 1989年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制裁，但是不到两年，制裁就取消了。因为那个时候，美国还对中共抱有希望，希望在中国经济发展之后，会有一个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然后中产阶级会提出民主的要求，然后中国就会民主。现在，当习近平修改宪法，准备实施长期执政的时候，再回想30年前对中共的希望，整个世界都有一点天真。 1989年六月四日发生的大屠杀是一个人类的悲剧。在那以后，中共当局彻底放弃了政治改革。到今天，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已经成了对抗西方的反民主阵营的先锋，中共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威胁。如果说，30年后，美国和西方国家能够从1989年那场悲剧中吸取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或许，现在我们都不要再天真了。现在是到了重新考虑，把人权问题与贸易问题重新挂钩的时候了。

不跟那些人打回交道，根本无法了解社会的复杂，那普通人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意外？ 币圈作为高收益、高风险的社会边缘行业，吸引了众多逐利者，栽跟头的也不在少数，有的倾家荡产，有的锒铛入狱，最为严重的一个，币圈老人应该都认识： 发币诈骗被定性为非吸，检察院建议量刑无期徒刑 这种极端情况虽是少数，单纯炒币99%的情况下平安无事，但1%的无妄之灾落在个人头上，就是100%的灾难，普通人稍不留神，也可能被意外波及 2023年，我一位朋友半夜发来求助信息，说自己“出事了” 我早上十点多才醒，看到“勿回”二字，立即意识到他已经上交了手机 来不及多想，迅速联系能帮忙的朋友，一同赶往他所在地的派出所 警方很好沟通，告知我们他已被代羁押，外地警方正在赶来提人的路上 这种已经既定的事儿，有什么关系也使不上劲了 很纳闷，这位朋友在币圈只是个普通散户，堪称职业韭菜 主要贡献就是亏钱，合约爆仓、被骗U、二级接盘，累计亏损超千万 他从未参与任何项目运营，为何会被羁押？ 联系上家属后，事情进入漫长的扯皮阶段 最后他在30多天极限内被释放 但这期间，律师利用信息不对称，通过哄骗、诱贿榨取了170多万 这是典型的中间人攻击 其实就是一家币圈公司出事，该朋友和这公司有过合同往来，虽然涉及资金很少 但是每个公民都有配合调查取证的义务，不良律师在了解朋友手头有钱、家人着急，且不涉案后 知道能按时出来，在这窗口期两头骗 跟朋友说“你一定要把你干的所有事儿都跟我说，不能有任何隐瞒，我才能帮上忙” 跟家属说“这事很麻烦，我认识一个人能帮上忙，牵个线你们沟通” 这种没头没尾的事儿最难搞，朋友恨不得把自己一个月打几次飞机都说了 事实上，只要主观上没有作恶——比如仅是个人炒币、通过正规渠道出金、不贪图高价U 未在明知公司违法的情况下任职或谋取暴利，通常不会有大问题 但是综合各种发生的案例 建议Base国内的 ⛑️清楚的认识自己在做什么，别给自己埋雷 ⛑️尽量居住在财政宽裕的一线城市 ⛑️地推盘、OTC都是高危区，除非你有极强的封控、社会关系，否则能不碰就不碰 ⛑️准备两个手机，做好隔离，一个不涉及币圈 ⛑️遇到事别怕事，恐慌来自于过度臆想 ⛑️现在专业Web3律师很多，提前认识几个没坏处 ⛑️以及各位镰刀们，别把韭菜当傻逼

日本政府，大面积清理“经营管理签证”，大批的空壳公司甚至部分小作坊，都被停止续签。 日本社会正在面临一场大反思：无底线的拥抱移民，以及自民党左转（联合公民党执政）的数十年里，给整体社会带来的风险。 现在是向右转的时候了。。。。。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政府职能应仅限于：1.国防；2.保护公民免受暴力和犯罪侵害；3.保护私有财产权；4.司法公正。我认为，弗里德曼缺少了第五个但必不可少的部分，即通过社会网络，帮助弱势群体。我也认为，在领取救济期间，应失去投票权或降低投票权。相当于，公司的期权激励，只能给有贡献的员工。

长期以来，中共当局通过跨国镇压，将它在中国境内的恐惧统治延伸到海外。 今年3月，意大利以国家安全理由驱逐8名涉嫌参与对李老师进行跨国镇压的中国公民。这是欧洲国家在应对中共跨国镇压问题上的一次重要行动。 也说明民主社会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共的跨国镇压，不只是海外中国人的私人困境，更是对民主国家主权、法治与公共安全的直接挑战。 在美国，司法部和 FBI 也已经采取行动。美国曾起诉涉嫌在纽约曼哈顿运营中共秘密海外警察站的人员，并指控多名中国公安部人员通过假账号、网络骚扰和威胁手段打压在美中国人和民主活动人士。美国政府已经把中共跨国镇压视为对美国主权和居民安全的威胁。 同样，德国、瑞典、英国等国家也开始积极展开针对海外侨民实施此类活动的个人进行了调查和起诉。 这些行动证明了一件事：只要我们把证据留下来，把案例讲出来，把零散的恐惧变成系统的记录，跨国镇压就不再是无法追责的黑箱。 这不只是针对少数异见者的个案。现如今越来越多普通海外中国人，也开始遭遇监视、威胁、骚扰、定向举报、社交平台封禁、银行账户冻结、家人被派出所约谈、被要求“回国配合调查”、参加集会时被拍照跟踪，甚至在民主国家境内仍然被迫自我审查。 基于我们自身长期遭受跨国镇压的经历，也基于许多海外中国人正在承受却难以说出口的恐惧，我们决定不再沉默。 今天，我们与保护卫士（@SafeguardDefend）合作，正式启动跨国镇压专题项目： 这是一个面向海外中国人、留学生、移民、异见者、活动人士、记者及其家属的匿名案例收集项目。我们希望系统记录中共在海外实施跨国镇压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派出所、国保或街道办联系国内家人，要求劝阻海外亲属发声； 海外人员被拍照、跟踪、威胁，或被要求参加“谈话”； 推特、YouTube、Instagram、TikTok 等账号遭到定向举报、封禁或人肉攻击； 银行账户、支付账户、国内资产或亲属生活受到威胁； CSSA、侨团、同乡会或其他组织参与反游行、盯梢、拍摄、施压； 被要求或胁迫配合亲共活动，向中国国内部门提供海外同学、朋友、社群成员的信息，或协助监视、举报、阻挠他人发声； 中国使领馆、海外警察站或相关人员介入骚扰、恐吓、信息收集； 因参与抗议、转发信息、接受采访、发布评论，而导致本人或家人在中国境内遭到报复； 被要求删除内容、停止发声、回国“说明情况”，或被暗示“不听话会有后果”。 我们收集这些案例，不是为了制造恐惧，而是为了终结恐惧。 所有提交内容都可以匿名。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保护提交者安全，并在去识别化、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对案例进行整理、研究和国际倡导。相关资料将用于向媒体、人权组织、议会、政府机构和国际社会揭露中共跨国镇压的真实规模与具体手法。 每一份记录，都是一份证据。 每一次讲述，都是对沉默的突破。 每一个案例，都可能成为保护其他人的基础。 中共希望海外中国人在民主国家继续害怕、继续沉默、继续觉得“说了也没有用”。 但我们想说：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把恐惧留给自己。 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曾经遭遇类似经历，请填写匿名问卷。 让我们一起记录中共伸向海外的黑手，揭露跨国镇压，捍卫民主社会的自由、安全与尊严。

徐贲在他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书中曾经指出：“在对人道灾难的记忆中，最能帮助受害者重新找回生命意义和做人尊严的就是‘见证’”。 他说：“在一个苦难见证者众多，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作见证的社会裡，增强‘作见证’的意识便更加是培养公民人格和发挥公民作用的重要内容。” 的确, 建立历史记忆，是一种积极的行动，是发展民主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重建历史记忆，本身就是民主建设的一部分。 这就是纪念六四的重要意义之一。

AI狂飙带来的新分配制度越来越近，K型分化的未来财政产业政策风向。今天韩股大跌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韩国总统府政策室长提出将AI产业超额利润部分返还全体国民的“公民红利”构想。他认为韩国正从循环型出口经济向技术垄断型经济结构转型，但AI产业超额利润天然集中于少数群体，若不加以制度设计将加剧经济的“K型分化”和国内贫富差距。 再加上三星电子工会要求要求员工从AI利润中获得更大份额，否则威胁5月21日起罢工。今天也是三星电子与其工会进入由政府斡旋的高风险薪资谈判的最后一天。更引发市场担忧。 其实金容范的言论更值得关注，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表态，也表明韩国政府越来越将AI视为国家基础设施，而不仅仅是另一种科技趋势。现在全球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越来越多地提醒人们注意，AI技术的出现可能会加剧贫富差距。 金容范在文章里援引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作为参照——挪威在1990年代将石油收益注入主权基金，并按财政原则将运营收益回馈社会，将资源繁荣转化为长期社会资产。 他的核心逻辑是：AI基础设施时代的果实，并非少数企业单独创造的成果，而是“源于全体国民半个世纪共同积累的产业基础”。因此，这些果实的一部分应当结构性地返还给全体国民 很巧的是，我引用的推文在2月下旬也有聊过这一点：AI的快速发展一定会带来社会制度、治理结构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也会导致新的分配制度。有潜力推动社会向挪威或者沙特模式的分配主义制度转型。以韩国为例，现在存储产业已经成了战略资源资产，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类石油的关键资产。 AI时代的超额利润，属性上是集中的。AI产业链上龙头企业的股东、核心工程师、核心资产持有者——这些已经接触到生产性资产的群体，极有可能通过市场机制获得巨大收益。而相当一部分中间阶层，可能只能享受到间接效果。国家变富了，但财富的分布不会自动扩散。 这就需要政府在产业财政政策上重新规划，考虑中间塌陷地到的民众。金容范提到的一些措施可能就是未来的分配形式的主要内容之一：“国民红利目前仅是原则，而非具体政策。核心不是某个具体项目，而是原则。至于最终形式可能：青年创业资产账户、农村基本收入、艺术家支持、老龄年金强化，或AI时代转型教育账户等” 当然这现在应该还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六四”37(4): 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导。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关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藉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 此致敬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签名：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　皋、李泽厚、于浩成、谢　冕、宗　璞、蔡仲德、王　瑶、北　岛、苏晓康、王润生、谢选骏、荣　剑、陈宣良、远志明、何怀宏、雷水生、郑　义、邓正来、梁治平、印红标、吴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张　敏、陈　波、张炳九、宋家钰、王照华、刘志琴、何志云、刘　东、周国平、戴　晴、陈嘉映、朱　伟、王逸丹、樊　纲、赖长扬、吕宗力、史卫民、许良英、彭　卫、杨百揆、苏　炜、田人隆、高尔强、林　英、赵越　、闵　铋、王　焱、孔捷生、何绍伟、陈建功、荣伟菁、史铁生、王容芬、朱正琳、李　陀、赵世坚、王行之、徐友渔、靳大成、方　鸣、邝　扬、秦孟周、王鲁湘、李春林、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刘　林、张泽鸣、张暖忻、傅德惠、孙乃修、李书磊、柯云路、张世英、周辅成、王太庆、钱碧湘、高伐林、陈小平、杨　晓、王军涛、高　瑜、刘卫华、张大明、方尔加、黄宜民、林甘泉、舒　芜、许觉民、李学昆、沈斯亨、石　峻、萧　前、方立天、王　颖、张立文、杨邦宪、卢兴基、何柞榕、张岱年、黄楠森、张京媛、乐黛云、阎步克、赵庆培、林　庚、曾镇南、陈全荣、聂崎砥、陈燕谷、尹慧珉、董乃斌、李　聃、袁　红、周发祥、樊　骏、杜书瀛、刘　纳、邢少涛、贺兴安、刘福春、程　麻、吴　方、林　青、老高放、牛勇增、陈骏涛、何西来、王　飙、裴效维、周永琴、王　信、胡　明、张国兴、李以建、杨世伟、杨煦生、王志远、张卫平、孙炳珠、周　舵、于长江、贺为芳、谢　韬、赵一鹤、步近智、童　超、李斌城、易谋远、胡宝国、吴丽娱、梁满仓、方积六、张海燕、胡厚宣、孙　晓、姜广辉、马　怡、杨振红、王德胜、王树人、周礼全、喻柏林、王东成、孙　津、贺　麟、李曙光、张明树、杨宪益、张　洁、郁　风、杨匡满、于慈江、李　征、李丹慧、陈东林、吴　杰、胡友鸣、赵向阳、孙越生、常大林、董郁玉、杨利川、张宗厚、陈兆钢、曹　兴、杨宇红、张勇进、王鉴岗、萧　锋、李永辉、姬金铎、岳西宽。（此签名截止到二十五日共二百人，签名仍在继续中。）

“硅谷技术助长了中国残酷的大规模拘押与监控体系” 2025年9月，美联社报道：美国硅谷科技公司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深度参与了中国数字监控体系的建设。 调查称，IBM、Cisco、Dell、Intel、Nvidia、Oracle、Microsoft、Thermo Fisher 等企业曾向中国警方、政府部门或监控企业出售技术与服务，这些技术后来被用于“金盾工程”、预测性警务以及新疆的大规模监控与拘押体系。 AP以江苏农民杨国良一家为例，描述中国基层维稳系统如何借助数字监控追踪上访者。 杨家因土地被征收多年维权，其火车票、酒店预订、消费记录、短信、电话等信息都被纳入监控，家门口也布满摄像头。多年来，他们多次试图进京上访，却常在出发前被拦截；杨的妻子和小女儿也被拘押，并面临“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等指控。 这类系统并不只针对个别上访者。在中国，许多被标记为“重点人员”的人会被数字系统持续追踪、限制行动。在新疆，AP称相关系统曾将大量维吾尔人按照风险等级打分，依据包括年龄、蓄胡须、出国经历、宗教行为，甚至族群身份等因素，并据此触发盘查或拘押。 AP调查特别强调，美国公司带入中国的“预测性警务”技术，成为这一体系的重要基础。这类系统通过整合短信、通话、支付、出行、视频、DNA、快递、网络使用乃至水电数据，试图在所谓“犯罪、抗议或恐怖袭击发生前”识别可疑人员。但在中国语境下，这些技术被用于提前控制异议人士、宗教群体、少数民族与上访者。 其中，AP称中国国防承包商华迪曾与 IBM 合作，设计北京“金盾工程”的重要警务系统，用于互联网审查和打击所谓“恐怖分子”、法轮功群体以及被认定为“麻烦”的村民。AP称其调查基于泄露邮件、政府蓝图、公司文件、采购记录以及超过100名中美工程师、官员、警察和专家的访谈。 报道还称，部分美国公司不仅出售通用技术，还在营销材料中直接使用中国维稳话语，例如“维稳”“重点人员”“异常聚集”“网警”“雪亮工程”“金盾工程”等。AP认为，这显示相关企业并非完全不知道其产品可能被用于政治监控和压制。 面对质疑，多家公司回应称，它们遵守了当时及现行的美国出口管制、制裁和相关法律。IBM表示，若旧系统今天被滥用，也已超出其控制范围；Cisco称其致力于人权，但反对因合法出口通用产品而承担无限责任；Microsoft则称未发现其“明知”向军警出售相关技术的证据。 AP指出，2019年后，随着新疆问题引发国际关注与制裁，美国技术流入中国监控体系的速度明显放缓。但这些技术早已为中国数字警务奠定基础，此后中国企业继续在此基础上发展，并在部分领域实现替代。 以“安全”“反恐”“效率”为名的技术，一旦进入缺乏司法制衡与公民权利保护的系统，就可能从商业产品变成社会控制工具。而中国的数字监控体系，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全球监控技术滥用的警示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