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及利亚：尽管公民社会展开空前动员，##法国# 体育记者Christophe Gleizes在入狱一年后仍未能获释。他因“为恐怖主义辩护”而被判刑7年，无国界记者再次呼吁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2017年7月13日，今天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刘晓波的忌日。他是六四之后中国公民社会最重要的温和派象征，坚持"我没有敌人"的非暴力路径。即便如此，肝癌晚期仍不获出境就医，死于羁押；两天后火化海葬，连一处可供祭奠的墓碑都不许留下。 #极权中国史历史上的今天#

我们都有一张选票，所以更懂得议会的价值 ———写给东南亚华人朋友 对于生活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人而言，投票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我们每一次走进投票站，每一次认真阅读候选人的政见，每一次将选票投入票箱，都不仅是在选择一位代表，更是在履行一位公民的责任。 正因为拥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更加明白：民主并不仅仅是一场选举，而是一套能够让社会持续沟通、不断修正、和平发展的制度。 议会的价值，不在于所有人拥有相同意见，而在于不同意见能够通过制度表达、通过规则讨论、通过法律达成共识。 今天，越来越多关心中国未来发展的海外华人，也开始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未来的中国，是否也能够建立更加开放、更加理性的公共讨论机制？是否能够让更多公民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贡献自己的智慧与经验？ 对于长期生活在东南亚的华人来说，你们拥有一份十分珍贵的经验。 你们知道什么是投票。 你们知道什么是议员。 你们知道什么是监督政府。 你们知道什么是依法表达意见。 这些经验，不只是属于一个国家，更属于现代公民社会的重要财富。 我们尊重每一位东南亚华人的国家认同，也尊重你们作为所在国公民的责任与义务。我们所期待的，并不是改变任何人的身份，而是希望能够共同分享制度建设、公共参与和民主实践的经验，为未来提供更多值得思考的方向。 历史上，南洋华人曾积极支持教育、公益和社会建设，为中华文化的发展留下了深刻印记。今天，这份精神依然可以延续。 如果你关心中国未来的发展，如果你相信制度能够改善社会，如果你愿意分享自己在民主、公民参与和议会政治方面的经验，我们诚挚欢迎你同时加入中国议会（临时），展开更多公开的交流。 （传播部 赵燕涛@AllenZhaomz）

在美寻求庇护的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被ICE拘留 纽约时报报道，这些年来，吴绍平一直是人权律师群体中的一员。 他的维权工作在2019年达到了顶峰，当时他与其他知名律师和活动人士共同参加了一次会议。几天之内，中国政府开始拘留与会者。吴绍平迅速逃往美国，于2020年在美国申请了政治庇护。 周三，吴绍平在宾夕法尼亚州被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拘留，他此前一直与家人生活在那里，做亚马逊的合同送货司机维持生计。 支持者和亲属现在担心吴绍平可能会被驱逐回中国，在那里他极有可能面临中国共产党的迫害。 即使来到美国后，吴绍平仍继续为中国的人权和公民社会奔走。 ——希望人权律师们平时像关注中国人权一样，也多关注一下中国人权人士在美国遇到的人权问题，这样至少会减少被ICE侵犯人权的几率。

轉發歡迎大家連署： 紧急声明 强烈呼吁美国政府依法释放吴绍平律师，绝不将其遣返回中国 2026年7月15日，我们获悉，中国维权律师、人权捍卫者吴绍平律师于当天上午在工作途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执法人员带走，目前已被送往宾夕法尼亚州移民羁押中心。 我们对此高度关注，并向吴绍平律师及其家人表达坚定声援。 吴绍平律师长期致力于维护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也是中国新公民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多年来，他坚持依法为法轮功学员、家庭教会基督徒、异见人士及其他遭受政治迫害的公民提供法律辩护，因此长期遭受中共当局打压。2019年，他因代理敏感案件及参与公民社会活动，被迫离开中国，并赴美国申请政治庇护。 来到美国后，吴绍平律师继续以和平、公开、非暴力的方式，倡导法治、民主、人权和宗教自由，多次在国际会议和媒体上揭露中国的人权状况，为中国的人权事业发声。他的一切活动均属于和平表达意见和维护普世价值的行为。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长期打压维权律师、人权捍卫者和民主人士。709大抓捕至今仍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人权事件，大批律师遭受酷刑、长期监禁、吊销执业资格及持续迫害。吴绍平律师作为长期公开批评中共侵犯人权、积极参与民主法治运动的人士，一旦被遣返回中国，极有可能立即遭到拘捕，并面临长期监禁、酷刑乃至危及生命安全的严重风险。 依据国际难民法和《禁止酷刑公约》确立的”不遣返原则”（Non-Refoulement），任何国家都不应将可能遭受政治迫害、酷刑或其他严重人权侵害的人遣返至相关国家。这不仅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文明社会应共同遵守的人道底线。 我们郑重呼吁： 一、美国政府依法、公正审理吴绍平律师的案件，在其庇护程序完成之前，立即将其释放，不应长期羁押。 二、美国政府严格遵守国际人权法和美国相关法律，绝不将吴绍平律师遣返回中国，确保其生命安全和申请国际保护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三、联合国人权机制、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人权组织、各民主国家政府及社会各界持续关注吴绍平律师的人身安全和案件进展，共同维护国际社会的人权原则和法治精神。 四、全球华人民主人士、法律界、新闻媒体及社会公众积极发声，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关注此案，推动吴绍平律师尽快恢复自由，并获得公平、公开、合法的庇护程序。 一个真正尊重法治的社会，应当保护那些因追求自由、人权和法治而遭受迫害的人，而不是将他们重新送回迫害他们的地方。 我们坚信，任何人都不应因坚持良知、维护法律和捍卫人权而失去自由，更不应被遣返回一个等待迫害他们的政权。 我们将持续关注吴绍平律师的处境，并与国际社会一道，为保障其合法权利和人身安全继续努力。 願意聲援吴绍平律師的朋友請簽名。 王軍濤（美國） 寧先華（美國） 陈维健（新西蘭） 陈立群（美國） 陈维明（美國） 马永田（美國） 倪金方（美國） 石宇歌（美國） 王永红（美國） 李英之（美国） 王丹（美国） 方政（美国） 李恒青（美国） 刘卓华（美国） 周君红（美国） 界立建（美國）

萧美琴副总统出席“2026中国影响力网络年会”，发表“应对中国全球影响力扩张的我的六点建议”的“血与火之歌”开幕演讲：“我一闭上眼睛，都是西藏义士让赞自焚的那颗触目惊心的巨大火球和矢板明夫被中共派来的罪犯袭击后脸上的斑斑血迹，耳边则是中国发射的那枚洲际导弹撕裂苍穹时那死神的尖啸…国际社会必须共同警惕北京政权的威权扩张与跨境打压：第一为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中国持续扩大在亚洲、拉丁美洲、中亚、中东等地布局，运用安全合作、伙伴关系与经济影响深化存在，中国积极的地缘政治操作正对民主制度及公民社会空间构成巨大挑战。 第二是共享的信息环境，中国运用数字平台与AI工具在境外塑造舆论，甚至直接锁定台湾进行信息操作，议题涵盖粮食安全到国内政治，跨境内容农场与演算法让问题更加复杂，这已是全球性问题。第三是科技治理，中国大规模部署由AI驱动的监控系统，从人脸辨识、大规模资料搜集到预测个人行为，甚至在人们尚未采取行动前进行分析。这些原为中国国内维稳设计的技术，逐渐被输出到其他市场。第四是中国运用经济杠杆，将经贸武器化，使其成为政治胁迫工具，依赖中国的关键矿产、供应链与基础建设融资，这对于北京具备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五是中国安全体系跨国延伸的影响。中国正对海外华侨群体、异议人士与海外学术机构施加压力，在海外城市设立非正式警务据点，中国正透过非传统外交与法律框架外方式扩展影响力。台湾持续面临来自中国的军事压力，包括中国军机、军舰侵扰，以所谓“海上执法”名义在周边海域活动，对航行自由构成威胁，这绝非可以轻忽的问题，任何对台湾安全的破坏将影响印太地区稳定，对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民主台湾多年来在国内与国际伙伴间赢得信任，使台湾得以与理念相近国家及世界各地公民社会，深化以共同价值为基础的协调与合作，台湾希望成为一名建设性伙伴，在有需要的地方发挥倍增力量！

有人问为什么中国迟迟不能有个关于防止虐待动物的立法 其实这个立法已经在人大推动、提案，从2006年开始到今天二十年了。就是过不去人大这道坎 为什么？ 所有人都同意”虐待是坏事”，但这部法真正的内容不是”保护动物”，动物又不会拨打110。这部法会凭空造出一个受保护的新主体：公民可以围绕它组织起来、并据此要求国家机构出面。这玩意儿本质上是一张公民社会的牌照 明白了么？这就是不能立法的根源。而且这个法会给老百姓一个提示：连动物都不能虐待，我他妈是个人啊 所以，这也正好回答了很多人的一个反问：人权都没法保护，为什么要保护动物权益？因为人权保护并不能一蹴而就，而是要渐渐走向文明、意识到自己有这个权利 防止虐待动物的法律正好就是可以看得到的文明的方向。这也就是这种反问的无知之处——如果反问的人不是坏的话

专制这种令人又不爽，又难脱离的游戏之所以能长期玩下去，因为它是利用人性精心设计，在游戏本身的程序和逻辑里基本上找不到出路。 活在其中的人就像角斗士，要是有人给他说站在对面的不是竞争对手，也不是敌人，他不仅会喷你，甚至会砍你。 哪天人们能跳出游戏及其逻辑之外，不在意高层，而在意普罗大众；不要求别人，而审视自己的时候，恐怕才会有转机。 #公民# #活在真实中# #平行社会# #公民社会#

一个可爱的台湾女生在上海遇到暴雨，她那银铃般自由的笑声像划破慢慢长夜的一颗彗星，让人充满了对自由而美好生活的渴望；与此同时浙江金华永康的高中学生不满学校暑假补课，被关在校园内齐声高喊“放假，放假！”她快乐的底气来自于—她来自台湾。从小没有人教她“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是烈士们用鲜血染红的”，她只需要快快乐乐的学习，没有沉重的包袱。懂事后她想看什么书都可以，想在网上骂谁都行，不必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她受委屈了，譬如“黄总请你去包厢”，可以找记者，也可以找民意代表，而不是含泪吞恨；世界对她敞开怀抱，手里拿着的台湾护照甚至可以让她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享受中国护照羡慕的“快速通道”；她生病了根本不会担心，因为她知道台湾的全民健保可以帮她分忧，她只知道不用给医生红包，只需负担非常低的金额，就能享受如此高质量的医疗。当她回到台湾，虽然看到的都是不和谐的新闻，但她知道这些新闻会促进台湾进步。她更习惯看到新闻媒体对着政府的弊案穷追猛打，因为有尽责的媒体把关，人民更可以发挥选票的力量。她很清楚，民主制度下的公民社会有自我调适的能力，她的笑声如此的迷人动听，是因为她相信只要没有外力刻意改变她们，台湾会越来越好。

按网友投稿事实写作此文： 《夜伤鹰的枷锁：一位宁波异见作家的“被精神病”悲歌》 在当代中国，权力与个体的碰撞往往以隐秘而残酷的方式展开。宁波镇海，一座承载着工业荣光与环境隐痛的城市，却因一桩“精神病”标签事件，再度成为舆论焦点。主人公俞小明，笔名“夜伤鹰”，一位1985年10月21日出生的普通镇海人，以笔为刃，刺破了地方治理的暗角，却也因此陷入了一场堪比文革余毒的行政迫害旋涡。他的遭遇，不仅是个体命运的缩影，更折射出法治与人权在某些角落的脆弱。 俞小明出身于一个平凡家庭。母亲在90年代经济改革浪潮中被迫下岗，全家经济重担落在父亲肩上。他早年求学之路坎坷，却凭借坚韧完成浙江纺纤职业技术学院大专学业，后又在网络学院修读法律事务相关课程。步入社会后，他曾担任化工厂销售主管、工会主席，并于2005年在宁波创办恒远化工有限公司，任总经理。看似顺遂的商途，并未让他满足于物质追求。2012年起，他开始公开撰文，聚焦镇海“洋垃圾”进口等环境污染问题，直言地方发展中的生态隐患。这些文章如夜空中短暂的鹰鸣，刺破了表面的宁静，却也为他招致了持续的言论管制与压制。 作为独立作家，俞小明的创作涉猎广泛，涵盖社会评论、小说、歌词等领域。他的笔名“夜伤鹰”寓意深刻——夜色中受伤却仍展翅的鹰，象征着在黑暗中坚守的孤勇。其中，短篇小说《疯人日记》尤为引人注目。据其自述，这部作品正是在多次迫害后，一怒之下写就的“平反孔乙己”式讽刺之作，借古讽今，抒发底层知识分子的无奈与抗争。此外，他还著有网络文学《铁血除弊事》等，故事背景设定在朝鲜战争时期，人物塑造生动，情节悬疑跌宕，展现出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思辨。这些作品虽未进入主流视野，却在海外中文圈和维权社区流传，记录了一个普通公民对公平正义的渴求。 然而，笔耕不辍的代价是沉重的。从公开维权到遭受打击报复，俞小明的经历步步惊心。2025年，一场家庭风波成为导火索。其父俞国华，一位68岁的革命伤残军人，收到社区通知，要求作为“监护人”签字领取补贴。老人怒斥“儿子无精神病”，并通过信访投诉。此事揭开了笼罩在俞小明身上的“686”阴影。“686计划”，全称为“中央补助地方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项目”，本意是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提供救助与康复支持，却在实践中被异化为维稳工具。俞小明被宁波市镇海区卫健局未经本人知情同意、未履行任何法定程序，擅自列入“六类严重精神障碍名单”，上报为“严重精神分裂症”，并为其设置监护人（由父亲担任，下级单位为招宝山街道）。这一行政行为，直接威胁其人身自由与财产权。 根据相关报道和俞小明自述，该标签并非基于医学诊断，而是行政机关越过司法程序的产物。一旦被贴上“精神病”标签，公民可能面临强制送医、隔离治疗，甚至财产被监护人代管的风险。更令人忧虑的是，《民法典》公职监护人相关条款在此案中被指沦为“恶法”，与宪法保障的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相抵触。学者分析指出，此类操作不局限于六种严重病情，几乎人人可被“精神病化”，尤其针对访民、异见人士。俞小明曾两次险遭强制送医，仅通过行政诉讼获部分赔偿。此次，他将镇海区卫健局告上法庭，北京一审却以败诉告终。目前，他仍在上诉，若“帽子”无法撤销，可能被迫关入精神病院，彻底丧失正常生活。 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国际人权关注。海外媒体、社交平台及维权组织纷纷发声，视其为中国“被精神病”迫害模式的最新案例。俞小明在公开信中陈述自身处境：多年遭受社会歧视，无法正常工作生活，英雄迟暮之感油然而生。他曾为家乡环境奔走呼告，却换来官僚机构的冷酷回击——策划“吃绝户”的阴谋，通过标签剥夺民事行为能力，进而侵吞微薄家产。夜深人静时，这位底层知识分子站在窄小阳台上，点燃一支烟，长叹一声，眼眶干涸，再无泪水。这样的场景，不禁令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铁屋子”：觉醒者呐喊，却被视为疯癫，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俞小明的遭遇并非孤例。在当代中国，类似以“精神卫生”为名行打压之实的案例屡见不鲜。它暴露了行政权力扩张的边界模糊，以及法治精神的缺失。当《民法典》本应守护公民权利时，却成为工具；当“686计划”本为救助，却异化为枷锁，社会的公平正义何在？这一现象不仅剥夺了个体尊严，更侵蚀了公众对制度的信心。异见者被污名化，访民被标签化，普通公民的人身安全感随之下降。历史教训昭示，文革式的群众运动虽已远去，但行政任意性若不加遏制，类似的悲剧便会反复上演。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权力如何定义“正常”与“异常”。在信息时代，写作与发声本是公民权利，却因触碰地方利益而被病理化。这不仅是对个案的迫害，更是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和公民社会的警示。俞小明以“夜伤鹰”自喻，那受伤的翅膀，是否还能在黎明前翱翔？他的坚持，提醒我们：真正的鹰，永不屈服于夜色。 💥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当行政权力以“关爱”之名剥夺自由时，我们不禁要问：如果“精神病”标签能随意贴在任何敢于发声的公民身上，那么，究竟谁才是真正需要救治的“病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