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 反对中共 #赤纳粹# ,从我做起】反对赤纳粹 #民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是披着“团结”外衣 #高度绑架# 和控制全国人民的 #制造分裂# 的工具，以“团结”之名,行控制 渗透与海外 #长臂管辖# 之实 1 #党国民族三位一体# 法律依据：序言、第2条、第11条“五个认同” 内容：坚持中共领导，认同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 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想，要求全民“认同”，为后续控制奠定思想基础 2 #定性为外部势力借口# 法律依据：第10条第2款 内容：任何批评家教、人权、民族政策的高论和行为，都可能被定性为“污蔑抹黑”“遏制打压”“渗透破坏”。成为打压异议的万能借口 3 #升级为破坏团结制造分裂# 法律依据：第6条、第8条、第10条第1款 内容：将批评、抗议、记录真相等正常表达，定义为“破坏民族团结、制适民族分裂，上升到违法层面 4 #衔接刑责# 构成犯罪即追刑责 法律依据：第58条、第62条 内容：破坏团结、分裂国家的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组织、策划、实施、煽动或资助者从重处罚 5 #境外组织个人也一并追责# 打击海外异见人士 法律依据：第63条 内容：对境外组织、个人实施上述“破坏团结、制造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无视国境，威胁海外异见人士与组织 6 #全面扩权形成长期高压机制# 内容：赋予各級政府大量权力：教育渗透、网络监控、文化管控、宗教控制、社会动员⋯形成一张无孔不入的控制网络、代际持续，人人自危

国际足联计划出售世界杯股份，大买家是特朗普的亲戚。腐败担忧与过度商业化引发足球世界的普遍反对。欧足联抨击称足球“不是国际足联可以拿来出售的”，最令人意外的反应则来自亚足联。 “当你们制造分裂时，我们在促成团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周一（7月27日）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是一篇针对批评者的长文。可到了周二，他确实让整个足球界团结了起来——只不过是团结起来反对他的最新方案。 周二，英国《泰晤士报》和《金融时报》率先曝出相关报道后不久，国际足联（FIFA）证实了其计划：将设立一家名为“FIFA前进企业”（FIFA Forward Enterprise，简称FFE）的新子公司。这将使其能够把世界杯运营的少数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估值约200亿美元（约合175亿欧元）。 在国际足联拟议的投资者中，最主要的是由约书亚·库什纳（Joshua Kushner）执掌的投资机构Thrive Eternal。约书亚是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的弟弟，而贾里德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 除了与特朗普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关联之外（因凡蒂诺与特朗普日渐亲近），人们还对透明度、腐败，以及国际足联是否有权单方面作出此类举措，抱有重大疑虑。 几乎是一边倒的负面反应。各国足协、各国领导人和球迷团体纷纷表态反对这一构想，其中各协会尤其对未被征询意见感到恼火。 但也许最令人意外的反应来自亚洲足球联合会（AFC）。该组织发表声明，证实自己“未就该提案被征询意见”，并对其发布方式“感到失望”。亚洲和非洲是因凡蒂诺主要的权力基础所在。 详细内容请看：

AI 会让世界更近，还是更远？ 今年 6 月，我很荣幸邀请到来自联合国和平大学（University for Peace）的 David @PuyanaFernandez AI、和平与全球合作的英文访谈。 我们聊到了三个问题： 1. 当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它究竟会让不同国家和人群连接得更加紧密，还是进一步扩大彼此之间的差距？ 2. 当 AI 的规则主要由少数国家和大型科技公司制定时，普通人、年轻人、小国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应该如何真正参与到这场全球讨论中？ 3. 当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利益和发展阶段时，AI 又能否成为一座促进合作的桥梁，而不是制造分裂的工具？ 这次对话中，有几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AI 本身只是一种工具 它最终会被用来促进和平与合作，还是制造隔阂与冲突，取决于掌握和使用它的人。 真正具有包容性的 AI 治理，也不应该只听见少数技术专家、企业和大国的声音。女性、青年、残障人士、普通群体，以及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人，都应该有机会参与到 AI 未来的塑造之中。 而合作也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 它需要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群体之间真正建立连接，在分歧中继续交流，在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责任、理解与共情。 未来的 AI，不会仅仅由技术决定 它同样取决于谁的声音能够被听见，我们选择怎样合作，以及人类是否愿意为自己创造的世界承担责任。 对我而言，这次采访也不仅仅是一次英文对话 它让我再次意识到，年轻人并不是只能站在国际议题的旁边观看。我们同样可以主动提问、主动连接，尝试进入那些曾经觉得离自己很遥远的讨论。 也许一次采访无法给出所有答案，但每一次真诚的交流，都可能让世界靠近一点。 感谢 David 接受我的邀请，也感谢他分享这些关于 AI、和平、包容与合作的思考。 🎬 完整访谈视频如下：

当救灾现场成了举党旗的作秀场 难道我们真的只有党性没有人性吗？ 在灾区视频截图的画面中，泥泞的地面堆积着倒塌房屋的碎片、断裂的树木和缠绕的电线，空气中弥漫着潮湿与尘土的压抑气息。穿着黑色T恤和裤子、戴着口罩的人群低头或弯腰在废墟间穿梭忙碌，他们是救援队员、志愿者或被组织起来的民众。疲惫的身影间，一面硕大的红色党旗高高飘扬，旗上的黄色锤头和镰刀图案清晰可见，鲜红的布料与灰暗环境形成强烈对比。它被几个人高举着，成为整个场景的视觉中心。这不是一场单纯的生命救援，而是政治符号与人道行动的碰撞。党旗的鲜红仿佛在宣告一切都在党的领导之下，而低头劳作的人群则显得渺小而沉默。许多人脸上带着口罩，眼神难以辨识，却透出一种被组织后的集体无名感。一些面孔被模糊处理，增添了匿名与压抑感，仿佛个体在政治符号面前已然隐形。 救灾的本质是人道主义行动，以每一个鲜活生命为核心。面对自然灾害的毁灭，人类的本能应该是共情、互助与守护。可当党旗成为视觉焦点，当救援行动需要政治符号来加持时，我们不得不追问：举起党旗与救起生命，究竟哪个才是当务之急？画面中低头忙碌的人群与高扬的党旗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暴露了党性与人性之间的深刻张力，也暴露了救灾现场正在异化为政治作秀场的现实。救援本该是温暖人心的时刻，却被仪式感和政治正确所主导。 这种场景并非孤例，而是在多次灾害救援中反复出现的模式。从洪涝到地震，党旗高举、领导视察、媒体聚焦“党的领导”和“军民团结”已成为固定节奏。受灾群众的个体苦难、救援中的具体困境、资源分配的真实效率，却被简化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坚定信心重建家园”的标准模板。这种模式化让作秀痕迹过于明显，连普通民众都能感受到那份刻意。形式压倒实质，政治叙事遮蔽了人道关怀的本来面目。 根源在于党性原则在公共危机中的绝对优先地位。党性教育要求一切行动听指挥、一切成绩归功于党、一切宣传服务于大局。在这种逻辑下，救灾成为展示忠诚和政治站位的舞台。举党旗被视为表达“四个意识”的必要方式。如果党旗不够显眼，就可能被认为政治上不合格。执行者因此优先保障形式正确，而不是最大化救援效率或最小化对一线工作的干扰。人性——那种不分身份只为生命行动的朴素情感——被要求让位于党性。它必须被组织化和仪式化，否则面临边缘化风险。 这种让位带来的后果是多层面的。对于一线救援人员，他们本该集中精力于搜救和安置，却不得不分出时间配合拍摄、列队和确保党旗姿态。时间和体力被分散，救援效率和救援者健康都可能受影响。对于受灾群众，他们的苦难被工具化，成为政治表演的背景板，个体尊严被忽视。对于社会整体，信任逐渐流失。民众私下质疑“又在作秀”，公开场合却保持沉默。这种公开与私下的分裂，侵蚀着社会凝聚力的根基。 年轻一代的价值塑造也深受影响。他们从小接受党性教育，看到救灾现场党旗优先于生命的逻辑，可能内化这种优先级，把政治正确放在共情之前；也可能产生认知失调，选择麻木或疏离。人性中最宝贵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如果总是要经过党性的过滤，就会逐渐萎缩。社会情感的硬化，最终会影响整个共同体的韧性。 我们不能否认党的组织动员能力在应对大规模灾害时具有优势。集中资源、统一指挥这些是实践检验的 strengths 。但如果优势被形式主义绑架，变成了必须展示的政绩工程，那么优势就会打折扣。真正的优势应该体现在实际结果：更低伤亡、更快恢复、更高满意度，而不是党旗是否足够大、是否被足够多人高举。 国际比较中差异明显。许多国家救援更注重专业团队与民间力量协同，政府角色是协调支持而非主导叙事。符号存在但不成为中心，媒体更讲幸存者故事而非政治。我们的一些做法更在意形式政治正确，而非实质人文关怀。这种对比值得反思。 党旗有历史价值，承载特定认同。但当它被强制置于救灾中心时，意义会被稀释。人们看到的不再是激励，而是要求。真正力量来自内心认同，而非外在强制。当党旗自然出现而非刻意安排时，它才能发挥积极作用。 救灾现场应回归本源：以生命为优先，以效率为要求，以尊严为底线。党旗可以辅助，但必须不干扰救援、不消耗资源、不转移注意力于苦难。如果党旗让救援更顺畅，它是积极象征；如果让救援更复杂，它就是多余有害。形式必须服务实质。 在废墟与党旗之间，我们看到党性与人性的张力。这种张力若不正视和处理，就会继续制造分裂与怀疑。我们真的只有党性，没有人性吗？这个问题直指社会在灾难面前的真实状态，也关乎未来能否凝聚真正人心的关键。 💥辣么，当党旗遮蔽苦难面容，当形式压倒实质，当忠诚要求取代共情要求，我们的社会还能在下一次灾难中找到最本真的力量源泉吗？人性，如果总是被要求让步，它还能在集体记忆中坚持多久？

中国周三（7月1日）起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文指出将依法追究境外组织与个人“破坏民族团结进步”或“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这项法规在台湾的社群平台上引起广泛讨论，有人担心，法例并未清楚界定哪些言论或行为属于违法。 专家指出，相关内容存在相当大的解释空间，哪些言论或行为构成违法，最终仍由中国官方认定。

美国两党国会议员周二（7月14日）提出《制止跨境镇压法案》，拟加重“外国政府代理人”在美国境内任何“骚扰、施压或威胁他人”行为，以因应中国、伊朗日益增加的跨国镇压行动。该法案若通过，将首度在美国联邦法律中明确定义“跨境镇压”犯罪，并最高加重10年刑期。 法案将“跨境镇压”部分定义为外国政府的代理人或代表“骚扰、施压或威胁他人，包括使用武力或使人合理恐惧死亡”的任何行为。法案指出，将此概念纳入美国法律，可对外国行为者产生更强的吓阻效果。 路透社引述一名参议院幕僚指出，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日上路，是美国议员提出《制止跨境镇压法案》的直接原因。该法赋予中国政府对“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之境外人士追责的法律依据。 这项法案由民主党参议员谢安达（Adam Schiff）及共和党的柯蒂斯（John Curtis）共同提出。谢安达指出，这是一项跨党派努力，旨在应对持续扩大的国安威胁。柯蒂斯则说，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伊朗政权或其他威权政府，跨境镇压是对美国主权与自由的攻击。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畅则表示，跨境镇压概念“完全是捏造出来的”，重申“中国政府严格遵守国际法，并充分尊重其他国家的执法主权。” 部分反对中共的美国华人社群，以及支持台湾、西藏与维吾尔族等议题的人士，长期指控中国政府派人对他们进行骚扰、监视与恐吓。今年5月，纽约长乐公会前主席卢建旺（Harry Lu）遭裁定“非法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罪名成立，因他过去受北京指使，于曼哈顿设立秘密警察站，监视在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 此外，台湾行政院也针对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成立“跨境镇压跨部会应对平台”研议应对政策；台湾陆委会9日公布“国人赴陆港澳安全动态周报”指出，2024年以来，赴中国失联、遭盘查的台湾人数已累计达385人。中国国台办则称“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的活动”，台湾人往返中国大陆“完全可以高高兴兴的来，平平安安的回”。

中国人权关注纽约中国总领馆外和平表达者遭暴力对待，呼吁调查Epic Security安保人员行为 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HRIC）对7月1日晚发生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外的一起涉及和平表达者的暴力事件表示关注。 据活动组织者China Action及现场参与者介绍，当晚，一场针对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生效举行的和平投影行动期间，一名Epic Security安保人员连续推搡现场参与者、挥拳殴打多人，并抢夺投影设备。参与者表示，他们始终未对安保人员实施暴力，仅以身体阻挡方式保护投影设备。其中，一名参与者在阻挡过程中据称连续遭拳击后倒地，另一名参与者亦被击倒。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7月1日正式施行，其中包含针对境外组织和个人所谓“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等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的规定。中国人权长期关注中国政府以法律、行政及其他手段将其打压异议的影响延伸至境外，并认为，在美国境内依法行使和平表达和集会自由的权利，应当受到充分保护，不应因表达内容或批评对象而遭受暴力或人身侵害。 中国人权了解到，事件发生后，纽约市警察局（NYPD）到场处理。截至本声明发表时，Epic Security、纽约市警察局及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均尚未就事件公开回应。 基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中国人权呼吁： 一、 有关执法部门依法全面调查事件经过，审查现场监控录像、视频记录及证人证词，查明事实； 二、 Epic Security对涉事安保人员的行为展开调查，并依法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程序； 三、 有关监管机构审查Epic Security是否履行其安保职责，并依法追究任何违法行为的责任； 四、 美国境内依法进行和平表达和集会的权利应受到平等保护。任何人都不应因其表达的内容或对象而遭受暴力、恐吓或人身侵害。 中国人权将继续关注事件进展及后续法律程序。

《民族团结促进法》将上路 北京：域外适用条款符合国际惯例 中国人大于3月通过的《民族团结促进法》将于7月1日开始生效。 其中第六十三条规定，“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在周三（6月24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发布会上，司法部副部长胡卫列就对外界对此的质疑作出回应。 他表示，部分西方媒体对这一表述进行歪曲解读，甚至抹黑为“治外法权”、“长臂管辖”。“这类观点不客观，也与法理的精神相悖，”胡卫列说，这条规定是“契合法理、符合国际通例，是正当合法、必要可行的法律规定”。 胡卫列对记者强调：“第六十三条是依法行使主权国家固有的立法职权，与国际上国家安全、反分裂、社会治理领域的法治规则是相一致的。” 《民族团结促进法》由全国人大于3月正式通过，将长期以来推广普通话作为教育、公务及公共场所通用语言的政策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并致力于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同时，其他条款将从事“民族分裂活动或宗教极端活动”定为犯罪行为。 人权活动人士担忧，该法将进一步侵蚀非汉族群体的身份认同，藏人、维吾尔人以及声援少数民族人士恐将面临政府更强烈的镇压。 “人权观察”组织还表示，新法还可能“加大对中国境外的控制”，压制海外批评者。 胡卫列表示，新法“针对的是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的违法行为，根本目的是守护民族和睦、社会安定与国家安全，符合国际法精神与各国治理的惯例”。 据中新网报道，在同一场发布会上，其他官员还对有关新疆存在强迫劳动、西藏寄宿学校军事化管理的报道进行了驳斥、并否认出台新法旨在“同化少数民族”。

【中共强调有权追责境外组织个人】据中新社，6月24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举行发布会。司法部副部长胡卫列称，该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若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并表示这一境外条款"立足国情、契合法理、符合国际通例"，是"正当合法、必要可行"的法律规定。 胡卫列表示，部分西方媒体关注该条款，并将其称为"治外法权""长臂管辖"，但他将此类评价斥为"不客观""与法理的精神相悖"。他强调，世界各国均有权通过国内立法防范分裂破坏活动，第六十三条是"主权国家固有的立法职权"，针对的是"违法行为"，责任追究将"严格依法依规、审慎规范"，且不影响中外正常的人文交流、学术研讨与经贸合作。 该法将于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第六十三条首次把对境外个人与组织的管辖明确写入这部民族领域基本法律，意味着身处中国境外的批评者、少数民族权利倡导者及相关团体，可能因其言论或活动被中国当局以"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为由追究法律责任。在当局持续借红色通缉令、跨境施压等手段针对海外异见人士的背景下，这一条款引发外界对跨国镇压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的关切。

非常赞同。 这些年，身份政治横行，一些不学无术，只知道玩弄后现代主义诘屈聱牙的名词的所谓“学者”，打着“道德”的大旗，制造仇恨与分裂，大搞“文化大革命”。 希望更多的人站出来抵制这些激进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