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黨黨校徐文立校長 優秀學員嘉獎令（2026年8月13日） 嘉獎令 （2026年8月13日） 全校未來將領和第一期教官培訓班學員 吾校自2026年5月24日義工同仁創立以來 已經完成了第一期「實戰學習」階段 從7月11日開始了「理論學習」階段 應馬迎來常務副校長推薦 我特授予 韓雲霄 同時授予 胡建華、趙志澤、程建、彭雲龍、許瀛濤、王奕翔 優秀學員獎 （難免掛一漏萬，請諒解） 关于表彰韩云霄先生的申请报告 尊敬的徐校长： 我谨向学院推荐韩云霄先生，并申请对其予以表彰奖励。 韩云霄先生在参与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海外）英国委员会各项工作期间，态度认真，积极负责，始终保持较高的工作热情。他不仅积极参与党务工作和街头抗议活动，而且十分重视自身政治理论素养的提高，能够认真学习学院开设的各项课程，积极参加相关学习活动。 韩云霄先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良好的责任感、进取精神和组织意识，在工作和学习方面均表现突出。为肯定其努力，鼓励其继续进步，同时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我建议学院向韩云霄先生颁发“优秀学员奖”或相应荣誉证书，以资鼓励。 以上申请，恳请徐校长审议批准。 此致 敬礼！ 推荐人：马迎来 日期：2026年8月11日 Yunxiao Han 韩云霄 @leoefgf · 8月8日 回覆 @xu_wenli 感謝徐校長的勉勵！榮譽是鼓勵，更是責任。我們會記得前輩走過的路，接過這份責任，繼續為自由、民主與中國的未來努力。致敬前輩！ 徐文立 於 2026年7月10日週五 下午4:01寫道： 深謝！ Xiao Han 於 2026年7月10日週五 下午3:41寫道： 尊敬的校长，恩师： 您好！ 值此八十三岁寿辰之际，谨向您致以最诚挚、最美好的祝福！八十三载春秋，阅尽人生风雨，积淀了智慧与慈爱，也凝聚了无数美好的回忆。您的勤劳、善良、宽厚与坚韧，始终是晚辈学习的榜样。 此致 敬礼！ 您的学生：韩云霄 韓雲霄佳文品賞 寄件者： 徐文立 <@gmail.com> Date: 2026年7月9日週四 下午11:13 Subject: Re: To: Xiao Han <@gmail.com> 深謝！ Xiao Han 於 2026年7月9日週四 下午7:寫道： 尊敬的徐校长： 早上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新学员韩云霄！6月4日经歐洲马迎来主席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党。我很荣幸能成为您的学生，并有机会聆听您的教诲！ 作为一名刚接触政治、仍处于政治启蒙阶段的新人，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提高的地方。下面将我的三篇演讲稿按时间、地点和主题整理如下，希望您给予指导！ 6月20日台湾民主两周年纪念活动演讲稿 地点：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主题一：中国跨国镇压离我们有多远？ 主题二：台湾独立：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决定 7月1日反对中共民族团结进步法抗议活动演讲稿 地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门前 主题三：揭穿中共《民族团结进步法》的阴谋 下面是演讲稿具体内容： （一）中国跨国镇压离我们有多远？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 大家好！ 很多人听到“跨国镇压”这个词，可能会觉得这是国际政治，是外交官和政府之间的事情，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来到英国读书、工作或者定居，你觉得自己应该拥有什么权利？ 我相信大多数人的答案都一样：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可以参加和平集会，可以批评政府，也可以支持政府，而不用担心有人因为你的政治观点来威胁你。 然而，对于像我们来自中国、香港、新疆、西藏等背景的人来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2022年，在英国曼彻斯特，一群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人在中国领事馆外进行和平示威。结果，其中一名示威者被拖进领事馆范围内并遭到殴打。这件事被现场拍摄下来，也引起英国社会巨大震动。 为什么大家如此关注？因为英国人发现，原来有人即使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一个民主国家，仍然可能因为表达政治观点而面临压力和危险。 过去几年，越来越多居住在英国的香港人表示，他们在参加集会后被拍照、被记录身份信息，甚至有人担心远在香港的家人会因此受到影响。 有些学生在校园里参加讨论会时，会担心自己的发言被录下来；有些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要求匿名；还有一些人即使来到英国多年，谈论政治时仍然会下意识压低声音。 这其实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英国，本应获得英国法律的保护。英国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无论你支持什么政治立场，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你遵守英国法律，你就应该有表达观点的自由。 任何人在英国，都不应该因为和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受到威胁。如果一个香港人害怕说话，如果一个维吾尔人害怕参加活动，如果一个中国留学生害怕在课堂上表达意见，那么受到损害的不只是某一个群体的权利，而是英国社会一直珍视的自由和法治原则。 跨国镇压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让多少人沉默。而在于它让人们开始自我审查，让人们觉得“还是别说了”。当恐惧跨越国界的时候，自由就会开始退缩。因此，面对这一问题，我们不需要仇恨任何国家，也不需要敌视任何民族。我们需要做的，是坚持一个简单而重要的原则：在英国，每个人都应当能够自由地说话、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参与公共生活，而不必担心来自任何外国政府的压力。 谢谢大家的聆听！ （二）台湾独立：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决定 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一个一直充满争议的话题——台湾独立。 很多人在讨论台湾问题时，总是在谈历史、谈政治、谈国际关系。但我认为，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一个地方的未来，应该由谁来决定？是由生活在那里的人决定，还是由其他人替他们决定？答案应该很简单：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台湾有2300多万人，他们在那里出生、成长、工作、纳税，也承担着这片土地的未来。既然如此，他们理应拥有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力。 今天的台湾，拥有自己的政府、军队、货币、护照和选举制度。台湾人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决定自己的政策，过着自己的生活。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主导自己的未来，而别人无权规划他们的未来。 既然台湾社会已经发展出自己的民主制度，那么台湾未来要怎么走，也应该通过民主的方式，由台湾人民自己来决定。 有人会问：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台湾人支持这样的想法？原因很简单，因为绝大多数年轻人，从出生开始就在台湾长大，他们接受台湾的教育，参与台湾的选举，对他们来说，“台湾人”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身份认同。他们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见，希望自己的选择被尊重。 台湾的未来，不应该通过武力决定，而应该通过和平、民主和人民意愿来决定。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别人希望台湾变成什么样子，而是生活在台湾的人希望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谢谢大家的聆听！ （三）揭穿中共《民主团结进步法》的阴谋 今天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中共颁布并于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对我们这些海外的民主人士、华人群体以及外国公民的影响！ 中共将于2026年7月1日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表面上高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规，实则暗藏极具侵略性的第 63条「境外适用条款」。该法将中共的管辖触角强行延伸至中国境外，形同向全球发放了「跨国镇压」的合法许可证，引发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和恐慌！ 这部法律把热爱共产党放在首位！它要求我们要向孩子们灌输赞扬共产党、歌颂共产党的思想！ 它要求少数民族学校及所有的教育机构，必须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标准的教学方式，这是中共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法，让它的汉化政策全面合法化的阴谋！这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是一个灾难性的法律，因为它彻底抹杀了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 它要求任何的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以文字、图片、广播、音频和视频等方式，制作和传播所谓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信息和内容，中共所谓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包含了全球华人和其他任何国家的公民，这是明显的霸权主义！ 中共所谓的坚持宗教中国化，实际情况就是让寺庙的和尚升国旗，道家的道士唱国歌，基督教的教徒不知是信仰耶稣、还是信仰马克思、列宁？ 说一句「支持台湾」就被入罪，该法本质上是为中共武统台湾铺路。未来不论是台湾人或外国人，只要在海外公开表态支持台湾、反对中共吞并，都可能被中共强行冠上“制造民族分裂”的罪名，面临跨国通缉与法律追究！ 全球华人和民主人士集体遭殃，该法对全球自由言论进行了直接恐吓。 未来只要在海外社群媒体上批评中共的西藏、新疆少数民族政策，或宗教压迫，都将直接落入这部恶法的惩治范围，在境外将面临被定罪甚至被抓捕的风险！ 合法化「海外秘密警察」，国际社会强烈质疑，习近平政府在透过《香港国安法》测试国际底线后，如今又推出新的恶法，企图为其在全球53个国家设立的102个「海外秘密警察据点」提供正当的执法依据，全面升级法律战！ 这部新法的出台,暴露出中共极权统治的无限膨胀与内心的极度恐惧。当对内高压统治已无法维持政权稳定时，中共选择将极权黑手伸向国际自由社会。这种将跨国镇压「合法化」的无耻行径，不仅践踏了他国的国家主权，也对美、日、台等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与人身安全构成了威胁！ 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香港独立！台湾独立！ 谢谢大家！ 徐校长，恳请您在百忙之中拨冗阅览，并对演讲内容、逻辑结构、表达方式以及存在的不足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希望能够不断学习、持续改进，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和对公共议题的理解。 非常期待您的指导！ 学员韩云霄 2026年7月9日 英国 （韩云霄提供照片） ********* 有關胡建華 JH 於 2026年7月13日週一 上午2:14寫道： 我预言，这次将产生重大历史意义，未来一定会碾压浙江南湖那条游船! 让它沉入历史湖底! 留此言证，拭目以待! 中国民主党学员: 胡建华 2026年7月13日 JH H 于 2026年7月13日周一 08:05写道： 谢谢校长，收到(总字004)(实行令)， 这次的完整规划，若落实到位，将为未来夯实完整坚实的基础，不会继续过去松垮混乱的局面，开创全新的局面，结束过去四分五裂的派内之爭，脱颖而出，重新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会重新竖起中国民主党的大旗，成为标志性旗杆! 宛如移民入境美国第一眼看到的是自由女神! 学员: 胡建华 JH H <@gmail.com> 于2026年7月5日周日 09:16写道： 谢谢校长！ 这段时间以来，从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过去并不了解的历史知识。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种难得的机遇，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希望尽快学习和了解更多历史资料，努力形成自己基于事实的认识，并把这些认识分享给身边的人，尤其希望能让国内更多的人接触到不同的信息来源，拥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机会，而不是仅仅接受单一叙事。 我知道，一个人的力量十分有限，很难改变什么。但我也相信，思想和认知具有传播的力量。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主动了解历史、独立思考、理性交流，并把新的认知不断分享给身边的人，那么这种“人传人”的传播方式，终将汇聚成巨大的社会力量。正如古人所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认为，中国未来如果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推动力量未必会像历史上一些革命叙事那样“农村包围城市”，更有可能是知识、信息和观念首先在城市中不断传播，再逐渐扩散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这种变化不是依靠暴力，而是依靠思想、教育、信息和公民意识的不断积累。 在我看来，经过长期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教育，许多人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思维方式。与此同时，民族主义情绪、对外部世界的戒备心理，以及“强者生存”的社会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要改变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远比改变一种生活习惯或社会风俗更加困难，因为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人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模式。 长期以来，在单一信息环境下，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容易被简单归因于外部因素，而社会内部的问题往往得不到充分讨论。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指责、相互对立，有时会使社会矛盾更多地停留在普通人之间，而忽略了制度、治理和公共政策等更深层次的问题。这种现象容易导致社会资源被内耗，公众也难以形成更多的理性讨论与合作。 我始终认为，一个社会真正的进步，不是建立在仇恨和对立之上，而是建立在事实、理性、自由讨论和彼此尊重之上。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了解历史、尊重事实、保持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轻信，也不轻易否定不同观点，社会才有可能逐步形成更加成熟的公民意识。 我相信，历史终究会回归事实，思想终究会走向开放。每一个愿意思考、愿意学习、愿意传播真实信息的人，也许都只是微弱的一点光，但无数点微光汇聚在一起，就有可能照亮未来。 第一期学员： 胡建华 2026年7月5日 ********** 有關趙志澤 於 2026年8月3日週一 下午9:14寫道： 謝謝志澤深入、全面的理解！ 赵志泽Zhao Zhize 於 2026年8月3日週一 下午8:32寫道： 校长您好！ 我是学员赵志泽，我认真学习了本期《徐文立与“第三共和”》教材。读完以后，我对“第三共和”这一政治主张的历史脉络和核心含义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教材中提到，“第三共和”并不是简单否定中国过去的历史，而是把近代中国追求共和、宪政和民主的历程连接起来。它既“追随辛亥革命诸先贤开创的亚洲第一共和”，也“尊重一九四六年制宪国大确立的第二共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自由富裕、人权平等、宪政民主的中国第三共和”。我认为，这种表达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强调了历史的承接，而不是把民主建设理解为完全从零开始。 教材还特别分析了“追随、尊重、励志建设”这几个词的递进关系。对第一共和使用“追随”，体现的是对先贤和共和精神的继承；对第二共和使用“尊重”，体现的是对宪政法统和历史成果的承认；对未来则使用“励志建设”，说明最终目的不是停留在纪念历史，而是要付诸实际行动。我觉得这三个词虽然简短，却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表达得很清楚。 我个人最认同的一点，是教材所说的政治纲领应当重视“最大公约数”。民主事业如果只停留在少数人的语言和立场中，就很难形成广泛力量。“第三共和”试图把第一共和和第二共和的支持者团结起来，并以自由、人权、平等、宪政和民主作为共同目标。这让我认识到，政治理想不仅需要坚定，也需要包容，需要寻找不同群体之间能够共同接受的基础。 教材中还介绍，这一思想是在极其艰难的监狱环境中形成的，后来又在二〇〇七年中国民主党海外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得到确认。对我来说，这也说明一个政治理念能否长期存在，不只取决于口号是否响亮，更取决于它是否经过长期思考，是否能够回应中国民主转型中的现实问题。 学习完这期教材后，我更加体会到，民主不仅是一种愿望，也需要清楚的历史认识、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能够团结多数人的纲领。今后我会继续认真学习党校教材，加深自己对中国民主运动、宪政和政党建设的理解。感谢校长整理和分享本期学习内容。 ********* 有關程建 徐文立 <@gmail.com> 於 2026年7月10日週五 下午4:05寫道： 極好！極為重要！ jian cheng 於 2026年7月10日週五 下午3:44寫道： 尊敬的徐文立校长： 您好！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一直在认真研读您此前提供给我的学习材料，并系统地了解了民主党的发展历史。在整个学习过程中 （引人深思），让我产生了许多新的认知，因此特写下这封信，向您汇报一下我的学习心得。 在研读这批材料期间 ，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材料中记录的历史脉络、细节与真实情况，同目前网络上公开流传的各种信息和言论，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网络上的信息往往流于碎片化、表面化，甚至存在不少断章取义或带有偏见的解读；而您提供的学习材料则更加严谨、立体，还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背景和关键决策。这种强烈的对比让我触动很大，也让我意识到，如果仅仅依靠网络搜索来了解民主党史，极易产生偏听偏信的误解。 这次的学习及时帮我澄清了许多过去模糊、甚至错误的看法，使我能够站在更宏观、更客观的角度，去理解民主党的初心、走过的曲折道路以及沉淀下来的历史经验。这也让我深刻体会到，珍贵且真实的文献记录对于我们廓清迷雾、保持清醒认知是多么重要。 非常感谢您抽空为我们准备并提供这些宝贵的学习资料。作为来自安徽的同乡晚辈，看到家乡前辈为民主事业做出的探索，我深受鼓舞。 在后续的学习中，我也会继续保持这种对比与思辨的态度，进一步深化理解。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顺遂！ 学员： 程建 （安徽同乡） 日期： 2026年7月10日 ********* 有關彭雲龍 Peng Yunlong <@gmail.com> 於 2026年7月3日週五 下午4:18寫道： 尊敬的徐文立校长 您好！ 读后感 读完这份徐文立先生的政治学院教材（8），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不是一本冷冰冰的历史资料，而是一群老人在铁窗内外用生命书写的坚持与澄清。1998年那场组党运动，像一束突然刺破黑暗的光，却也迅速招致了最残酷的镇压。文件里反复出现的，是对“投机”“急躁”等指责的回应，以及对历史真相的 painstaking 梳理。 最打动我的是那些老同志的互相印证。陈树庆的道歉、刘贤斌的“历史关头当仁不让”、王建军的波浪理论分析……他们没有把失败简单归咎于某个人，而是放在中共一党专制的必然逻辑里去理解。江泽民那段“必须立即制止在萌芽状态”的讲话，像一把冰冷的刀，赤裸裸地暴露了极权对任何组织化反对力量的恐惧。无论用“筹委会”还是“党部”的名义，结果都不会改变——只要触碰党禁，镇压就是注定的。这让我突然明白，1998年的行动不是莽撞，而是背水一战式的勇气。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政权，缓一步可能就永远失去窗口。 徐文立先生在文件里既是当事人，也是历史的守夜人。他承认自己“慢一拍”，却也一步步跟上时代，在牢狱中仍坚持思考中国未来的制度设计——“中华民国联邦”。这让我感受到一种罕见的韧性：不是浪漫的革命激情，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清醒与担当。尤其读到海外那些“假民主党”的搅局，更觉得心酸。真正的反对派不仅要在国内面对监狱，还要在自由世界面对伪装的渗透和污名化。这场战斗的复杂性，远超许多人的想象。 这份材料让我重新思考“民主”在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无数人用坐牢、流亡、被污蔑换来的真实代价。那些年逾古稀的老人还在为历史正名，为后人留下教训和旗帜（包括那面双十字星旗），这种精神本身就比任何理论都更有力量。 读完后，我最大的感受是敬畏与惭愧。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相对安稳的环境里，常常把民主当话题聊，却很少有人愿意付出他们那样的代价。历史不会被轻易抹杀，真相总会像这些文字一样，一点点浮出水面。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份坚持，中国的改变，或许就藏在这样不屈的薪火相传之中。 至此 敬礼！ 学员：彭云龙 ********** 有關許瀛濤 徐文立 < 於 2026年7月7日週二 下午3:47寫道： 極好！謝謝！ willy Rob 於 2026年7月7日週二 下午3:43寫道： 看到中国民主党党校徐文立政治学院，有众多同仁获得嘉奖，感到非常开心。 徐文立先生这一代民主运动参与者，经历了从思想启蒙、民间办刊、公开组党到长期政治迫害的全过程。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重新寻找自由、民主、法治和公民权利的时代。西单民主墙、《四五论坛》以及后来中国民主党的创建，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中国人在极权体制下争取政治主体性的连续努力。 这种历史传承的核心，不是某一个人的光环，而是一条清楚的政治线索：反对一党专政，主张宪政民主；反对政治恐惧，主张公民权利；反对个人依附，主张组织化、制度化和公开化的政治参与。 对于今天的中国民主党而言，纪念前辈最重要的方式，不是重复口号，也不是把历史变成仪式，而是从历史中提炼方法。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运动不能只依靠激情，必须有组织；不能只表达反对，必须提出建设；不能只依赖少数人的牺牲，必须培养更多能够承担责任的人。 这也是党校建设、干部训练和组织规范化的重要意义所在。中国民主党如果要面向未来，就必须逐步形成稳定的课程体系、清晰的组织纪律、可靠的人才培养机制和面向现实的行动能力。我们需要培养的不只是会发言的人，更是能够写作、沟通、组织、协调、执行和承担责任的人。 今天的海外民主运动处在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中共极权统治仍在延续，国内公共空间被高度压缩；另一方面，海外中国人拥有更大的表达空间、组织空间和国际连接能力。因此，海外民主运动不能满足于情绪宣泄，而应当承担起保存历史、训练干部、连接海内外、降低国内参与成本的责任。 徐文立先生这一代人留下的，不只是苦难记忆，也不是简单的道德资本，而是一种政治遗产：公开反对专制的勇气、坚持组织建设的意识、重视理论与制度的能力，以及在长期失败和挫折中仍然不放弃未来的耐心。 我们今天谈传承，就是要把这种遗产转化为新的能力。把历史记忆转化为政治教育，把个人经验转化为组织制度，把海外资源转化为支持国内社会变化的现实力量。 中国民主党的未来，不应只停留在纪念历史人物，而要真正成为一个能够培养人才、形成共识、组织行动、服务中国民主转型的现代政党。只有这样，历史才不是负担，而是根基；前辈的牺牲才不是被反复消费的故事，而是推动后来者继续前进的力量。 前辈对后来者的认了，塑造了这份前赴后继，重新打造出紧密的团队，给中国民运的未来打下基础。 ********** 有關王奕翔 2026年7月9日週四 下午3:10 Subject: 深謝！王奕翔！: 【投稿】恶法治下的文明黄昏：论《民族团结促进法》 深謝！王奕翔！ yuanzhang li 於 2026年7月9日週四 下午2:02寫道： 徐文立先生： 您好！针对近期强推的《民族团结促进法》，我撰写了以下文章，现呈交阅览。 恶法治下的文明黄昏：论《民族团结促进法》的同化暴政与自由抗争 在中国，所谓的“民族团结”叙事早已脱离了单纯的文化融合与平等互助，演变成为了一部关于极权体制如何将多元文化工具化、将少数民族家庭炼狱化的悲剧长卷。在这里，每一个独特的母语、每一种传承的信仰，都可能在权力的黑箱中被标记、被清洗、甚至被强行剥夺。 一、 权力的黑箱与文化身份的“耗材” 在习近平主政的政治生态下，极端民族沙文主义与极权控制的结合，使得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了人权侵犯的重灾区。新推行的《民族团结促进法》打着“促进与融合”的旗号，实质则是将党权凌驾于各民族宪法权利之上的法律凶器。外界对于强迫同化、文化消杀的质疑始终未被解答，而这种怀疑并非空穴来风：在这片缺乏司法独立、完全由党权主导的土地上，独特的民族认同和宗教信仰被广泛怀疑成了体制试图抹去和清洗的隐性源头。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制度暴行。当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被视作政权的“消耗品”或“不稳定因素”时，权贵阶层通过这套法律体系获取所谓的“大一统”延续，而亿万同胞则被困在虚假的“民族大家庭”谎言里。这种操作不仅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更是在向每一个公民释放一个残酷的信号：在暴政面前，任何群体的文化尊严和生存权利都只是权力的附属品，随时可能被抹杀以换取体制的“绝对稳定”。 二、 骨肉分离的炼狱与文化根基的绝望 这场制度悲剧的最前线，是无数破碎的少数民族家庭。在强制推行单一语言教学、强行设立寄宿制学校切断血脉传承的压迫下，当孩子被强行剥夺母语和信仰，父母为了那家庭生存的一线生机，不得不低头哀求、倾尽毕生积蓄，却发现自己始终处于权力分配链条的底端。 人们的绝望是纯粹的，他们无法理解为何自己的文化根基在某些人眼中如此低贱；父母的绝望则更为深重，那是一种在权力碾压下，明知前方是文化灭绝的深渊却不得不为了孩子生存而强行跨入的无能为力。当父母被迫在“坚守民族尊严”与“孩子未来生存”之间做出非人抉择时，这种痛苦不仅是身体的煎熬，更是精神的崩溃。极权统治者利用这种绝望，将家庭拆解，让原本纯粹的亲情在文化清洗与权力勒索中腐蚀殆尽。 三、 铁幕下的“大熔炉”与沉默的代价 在这个体系中，官方的宣传机器不断高歌“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盛世和谐，却严密坚锁了强迫劳动、强行改造和文化消杀的真相。这种系统性的沉默，本身就是对社会良知的持续阉割。当民众因恐惧而不敢质疑、不敢追问那数百万被强制改变生活方式、被剥夺言论与信仰自由的同胞究竟面临何种灾难时，暴政的铁幕便在每一次沉默中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窒息的“强迫同化”并非命中注定，而是由于暴政的存在。只要权力的运作始终处于阴暗的黑箱，只要民族的价值始终取决于对政治的绝对忠诚而非普世价值，那么每一部恶法的出台、每一个家庭的破碎，都将成为这套极权体制运行的注脚。 四、呼吁结束强制同化，还多元以尊严我们不能再在恐惧中退缩，不能再对这种将公民视作“体制零件”和“同化指标”的罪恶保持沉默。这不仅是某个单一族群的灾难，更是全体追求自由的公民共同面临的防线——当一个民族的语言被强行消音，全体国民的言论与思想自由便已名存实亡。 为此，我们必须在历史的审判席前发出最严正的抗议，坚决要求立即废除一切限制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的强迫性恶法。那些割裂家庭、异化人性的寄宿制洗脑机构必须无条件解散，将抚养权与教育选择权完完全全还给父母。同时，必须打破权力对民族区域的资源掠夺，让多元文化在真正独立的司法护航下重获新生。 没有任何法律能战胜文明的生命力，没有任何暴政能锁死自由的灵魂。为了那些在恐惧中失声的同胞，为了让我们共同的未来不再是一片荒芜的文化沙漠，我们在此发出坚定的誓言：誓与极权同化抗争到底，直至自由与多元的光芒重新照亮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学员：王奕翔 2026年7月9日

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默：“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 1、转型正义的概念与理论：在我们生活中，常见到先发生了一件事情，或是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而后我们经过沉思，再给予概念化，提出我们的理论。转型正义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转型正义是一个牵涉广泛的议题。二战以后、七零年代，许多国家民主转型以后，新的政府接替了被推翻的专制政体，不能不面对被推翻的政府侵犯人权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学术界也有非常多的讨论，但是“转型正义”一词与最早的一个转型正义理论，却是到了2000年才被提出来。本文中“转型正义”只涉及一个新兴的民主政府怎么样来面对被推翻的专制政府侵犯人权的罪行、怎么样去处理这问题，不涉及较广泛的范围。 2、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二战后，中国国共内战再起，蒋介石政权退到台湾，以专制手段统治，并实施长达30多年的戒严，直到蒋经国过世前一年才解除。但在这段长时期间，台湾经历了非常多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迁、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成长，使专制政府面对非常大的压力，不得不向新兴力量及民主改革的诉求妥协与让步，转型正义的议题也慢慢地浮现。 到了七零年代，党外运动逐渐成为一个力量。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坜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八零年代民主进步党成立，直到2000年陈水扁代表民进党参选，才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那么，台湾转型正义的经验是什么呢？蒋中正与蒋经国政府所犯下的严重人权侵害，最初在学术界与民间的讨论中，十分倾向于“南非模式”，这一点我有把握这样说，当时我也参加了相关的讨论。我与一些同仁最同情、认同的是“南非模式”──追求真相与和解，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处理，而非报复性地追究责任。这一做法，无疑比早期政府的态度进步一些。 蒋经国过世后，李登辉总统不愿意从事转型正义的工作，他在上任之初就公开表达不希望再回顾过去，而应该往前看，实质上采取的是所谓“遗忘”的立场，类似阿根廷的模式。但是，这种立场当然受到民间团体的反对。因此，他不得不推动一些象征性的措施，例如建立了二二八纪念馆、公园，公开道歉，并透过设立基金会，给予受害人或其家属申请，经过审查后进行补偿。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政府强调的是“补偿”而非“赔偿”，这两者之间的用语差异，在政坛上引起非常大的纠纷。 陈水扁政府初期作了不少承诺，一方面试图引进国际人权法典，另一方面也思考设立国家人权委员会。在我看来，我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陈水扁执政时应该是推动转型正义最为恰当的时机，当时军方已失去政治干预的能力，而国际社会、国内民间团体也都期待改革。然而，事与愿违，在他第二任时期，朝小野大，既受到国民党在立法院的牵制，同时，他与家人、亲信也逐步陷入反贪污的浪潮中，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政党轮替时的雄心壯志，也都付诸东流。2007年一些学界同仁对政府的表现非常不以为然，于是组成了“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希望透过民间的努力，推动真相调查，进而促进政府推动转型正义的工作。 马英九政府基本上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试图在课纲方面“拨乱反正”，推翻李登辉与陈水扁政府在教育方针上的“台独”倾向，但他却引进了国际人权法典，并建立了邀请国际学者专家来台湾审查政府人权报告的先例，不能不说是一大突破。 蔡英文总统八年任期内的政策，可说是一步一步转向“惩罚”，一个程度上学习“东德模式”，其中荦荦大者，一是透过党产会将国民党所设的企业、基金会宣告为“附属机构”，而其拥有的资产称为“不当党产”，收归国库。二是设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促转会），主要工作包括保存与整理政治档案，并开放受害人申请调阅；保存不义遗址，如当年枪决政治犯的刑场；拆除蒋介石铜像。蒋介石铜像遍布公共场所，公园、博物馆、学校纪念馆、军营，但这些年来国防部仍然据以力争，坚持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如何处理台北中正纪念堂也仍然争议不断、悬而不决。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了，如果以“东德模式”来讲，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促转会成立之初，一名副主任委员在内部会议中主张，应以政治手段干预、阻止某位国民党县市长候选人当选。这个消息传出后引起轩然大波。 促转会结束了任务后，转型正义的工作已经移交行政院，由不同的行政部门分别承办，整体来看，台湾转型正义的工作应该已经接近尾声。 3、想象中的中国转型正义：我们试探来想象中国民主转型与转型正义的问题。去年十月我在本刊《中华联邦：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选项》访谈文中指出，中国的民主转型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能发生。我的初步判断： 1）是经济衰败，人民生活极度艰难时，中国的菁英、掌权者、民间社会与海外意见领袖，才可能认真思考民主转型的问题； 2）是战争失败的情境下，比如说台湾问题引起美国与中国的战争，若中国以战败结束，就有民主转型的可能。 而转型正义，一个程度是伴随民主转型来的，这点想必大家现在已经十分了解了。我建议在讨论、谈判“联邦宪法”时也将转型正义的几个大原则做出决定。参考了南非、东德与阿根廷的经验，我先提出以下两个原则： 1）时间界定必需明确。中国的转型正义应该有清楚的追溯时期范围，不能无限制地回溯所有的历史事件。我建议以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的三十多年为期限。虽然毛泽东时代存在大规模的人权侵害，但许多当事人已逝，资料也较难取得。更关键的是，邓小平执政后已启动了一波平反的工程，在胡耀邦主持下，针对毛泽东时期遭受迫害的人民，进行名誉恢复与职务复原，虽然这工程并不完善，但也算是做过了。因此，我们应该将重心放在198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 2）聚焦重大事件。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企图处理所有的不公平、不正义的历史。阿根廷的经验提醒我们，应优先专注于关键的重大事件，而非日常发生的经验，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 我们应该从哪几个重大的事件做起？ 1）八九民运的受害者； 2）江泽民执政期间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 3）八零年代以来，在城市化过程中广泛发生的土地侵占与迫迁事件。不论在城市或乡村，到现在还对很多人的生活造成影响； 4）近年来透过新科技的全面监控，包括人脸辨识、生成式人工智慧等科技，对人民隐私与自由的侵害； 5）西藏同化政策； 6）新疆的再教育营(集中营)问题； 7）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 8）中国政府在海外设立监控网络，例如建立海外警察局以监控海外中国公民与移民。 我想假如能在这些方面开始展开工作，已经是跨出一小步了。 ------- 在转型由掌权者启动、主导的情况，放弃起诉和审判反人权犯罪是否有合理性、是否有悖正义的原则？从迄今的情况看，中国未来最可能的民主转型模式是什么？基于不同的模式，应选择什么转型正义政策？为什么责任的追究需要限于少数犯有严重反人权罪行的人，而不宜扩大到在专制政权中工作的所有人员？ 详见笔谈《转型模式与转型正义：中国必将面对的一个问题》：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陈情书—邹幸彤：206页判词，说来说去，就是追求民主有罪。 我不认为任何政党可以将国家主权私相授受，自称代表人民的选择，自称是唯一的领导，然后还宣称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有义务拥护它这个自封的王位。这样的所谓法律，不过是暴政的同义词。 相信专政是错的、民主是对的，这不是信念，又是什么？即使法庭和政府不停念咒，声称我们接受审判的并非信念，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在这份判决之下，相信“结束一党专政”这一理念的人，再无立足之地。在这样的“法律”眼中，我们只要抱有这种思想，就已经违宪、非法，犯下了原罪。即使我们所做的只是一件完全正当的事情，例如悼念六四，也会因为我们思想上的“不正确”而变成犯罪。 但是，法律无法控制任何人的思想。不但控制不了，当法律执意与良知为敌，输的只会是法律，失去公信力的也只会是法律。 做人要有底线，法律同样要有。民主与专政之辨，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底线，因为专政之下没有法治。当法庭完全抽空“结束一党专政”这一诉求之所以产生的事实背景和是非对错，只是一味强调政权的意志和所谓守法的义务，其实就等于说，生活在纳粹德国统治之下，就有义务参与屠杀犹太人一样荒谬。这样的做法，只会使法律失去彰显公平正义的灵魂，沦为任由权力驱使的傀儡。 纳粹和极权统治之下一次又一次的惨剧，正是这种不问是非、只求服从的态度造成的。如今，无论是法庭还是国家，都在重走同一条危险的老路。甚至随着科技进步、国家力量增强，随着国家成为公认的“大国”，今天的危险只会比当年更加严重。 作为国民，我们有责任将国家权力重新关进民主的牢笼，履行我们作为国家主人的义务，对它加以控制和监督。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替过去的伤害讨回公道，也是为了防止更大的灾难再次降临。一味以国家安全之名，喂养一部我们无法控制的国家机器，任由它蚕食人性与良知，悲剧的发生只是迟早的事。 因此，结束一党专政，是我们这一代香港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都无可回避的责任。这件事必须由我们自己完成，也只能由我们自己完成，没有任何外人可以代劳。 这是我真诚的想法和信念，而且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信念——维园三十年的烛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结束一党专政”是人民的底线，是普世的诉求。当法律不自量力地试图挑战它，只会自取其辱。 法庭假装问题不在于传播思想，而在于所谓散播敌意。但是，“结束一党专政”这一信念，从来不需要依靠什么敌我思维，也不需要煽动仇恨来维系。我们只需要摆事实、讲道理，就足以得到所有明事理者的支持。 因为专政本身就是最大、最明显的一种不公义。它无视每个人的平等和自主，将一套毫无道理可讲的统治秩序强加于人，把自由的公民统统贬低为无权选择的奴隶。结束一党专政，不过是要争取人之为人应有的尊严。这个道理，任何不是装睡的人都应该看得明白。 只有道理讲不通的人，才总要依靠仇恨进行动员，而我们根本不需要这样做；只有毫无自信的人，才会看什么都充满敌意，而我们也根本不会这样看待世界。对于我们所相信和坚持的一切，我们有绝对的信心。专政依靠仇恨维持统治，不等于所有人都必须采用它的那一套，也不等于这个世界真的围绕仇恨运转。对平等与正义的信念，对人性与真相的尊重，从来都是比仇恨更加强大、更加持久的力量。 信念是无法计算、无法交易的。为了自己所相信的一切而求情、道歉，是最虚伪的事情，也是对所有抱有同样信念者的侮辱。所以，我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连屠城的刽子手都还没有站出来道歉，什么时候轮到我们道歉？！即使世道颠倒，我们也不应该为政权做错的事情道歉，让自己也成为颠倒是非的一部分。 对于过去的一切，我拒绝使用犯罪的语言和概念，去分析我们所做的事情有多么严重或不严重。如果法庭真的需要什么参考，可以去问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安公署。他们才真正懂得如何用犯罪的眼光看待争取民主和人权的努力。他们还一直毫不避讳地声称，本案性质严重，必须严惩，完全不认为自己是在干预司法独立。无论如何，如果法庭最后真的裁定我们属于“情节严重”，我会把它当作对我们的赞美，因为这说明我们确实做出了一些成绩。 能够找到自己所相信的使命，找到可以并肩作战的伙伴，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因此，对于我与支联会、与香港人共同走过的道路，我一点也不后悔。只是辛苦了我的家人和爱我的人，我唯一需要请求原谅的，也只有他们。 至于将来，无论身在狱中还是狱外，我都会继续为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香港与民主中国而努力。我会继续学习、充实自己，进行各种尝试，直到民主到来的那一天。这是我曾经无数次公开作出的承诺，也是我在烛海之中向死难者许下的庄严誓言。我不打算做一个言而无信的人。 如果这样做会使我成为永远的罪犯，如果法律真的容不下我们的信念，那么我宁愿做一个罪犯，也不愿做一个背叛良知的人。我会和所有不认命的香港人一起，继续走完这条尚未走完的民主之路。 烛光如海， 人心成涛； 粉身拍岸， 不平不休。

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台湾何去何从：北京会在什么时候认为“不能再等”？ ---从台湾世代变化、芯片产业、中美军力和2035窗口谈起 讨论台湾问题时，人们往往喜欢寻找一个年份。 有人说2027，因为那是解放军建军百年节点；有人说2049，因为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还有人认为根本不会打，两岸会无限期维持现状。 我越来越觉得，这三种说法都把问题简单化了。 真正决定台湾问题何时进入终局的，未必是哪一年写在日历上，而是北京什么时候得出一个判断： 继续等待，已经不会让统一变得更容易。 如果这个判断始终没有出现，两岸完全可能继续拖下去。 但如果中国的军事、经济、科技条件已经成熟，而台湾社会又越来越明确地把“永久维持分治”当成最终状态，那么北京的决策逻辑就可能发生根本变化。 从今天能够看到的趋势出发，我认为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2027，而是2035年前后。 一、先说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台湾化”，却不等于越来越支持法理独立 台湾最明显的长期变化，不是哪一个政党支持率高了几个百分点，而是身份认同。 政大选举研究中心几十年的长期调查非常清楚地显示，单一“台湾人认同”长期上升，而单一“中国人认同”已经降到很低；在统独选择上，各种形式的“维持现状”长期占据主体。 这意味着未来台湾年轻人的主流政治心理，很可能既不是传统国民党的“中国统一”，也不是早期独派意义上的“赶快成立台湾共和国”。 更像是： “我是台湾人。” “我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 “但是没有必要为了改国号打一场战争。” “现在这样自己选总统、自己治理自己，最好一直维持下去。” 这是台湾社会最值得北京重视的变化。 因为从台湾人的主观角度看，这叫“维持现状”。 但从北京的长期国家目标看，如果“维持现状”的真实含义逐渐变成： 2026这样，2046这样，2066还是这样，而且永远不讨论统一， 那它最终就不再是一个临时状态，而接近永久分治。 问题就出在这里。 《反分裂国家法》并没有规定“台湾必须在某年以前统一”，但它明确保留了在“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等情况下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空间。2025年《反分裂国家法》实施20周年时，北京仍把“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并强调大陆发展进步和综合国力是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 所以台湾社会越觉得“永久维持现状”是最安全的选择，北京反而越可能在更远的未来产生另一个判断： 如果再等下去，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只会越来越小。 这是两岸今天最大的结构性矛盾。 二、但是，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台湾化，不代表台湾一定越来越支持民进党 这一点经常被混淆。 2024年总统选举的年龄结构很有代表性。柯文哲在年轻人中明显占优，侯友宜在年轻层严重落后，赖清德则保持了相当稳定的基础。 这说明台湾年轻人的变化首先是： 传统蓝绿政党认同变弱，台湾身份认同却变强。 一个30岁的台湾人完全可以同时认为： “台湾当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一部分。” “我不想统一。” “但我也讨厌民进党。” 所以未来真正可能消失的不是“国民党”这个组织，而是传统国民党的某些政治叙事。 如果国民党想长期活下去，它最终很可能必须进一步台湾化，变成一个主张中华民国框架、反对法理台独、重视两岸交流、但同时明确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控制的台湾中间偏右政党。 民众党或者未来其他第三势力同样可能占据这个空间。 换句话说，台湾未来未必越来越“绿”，却很可能越来越形成一个跨党派的共识： 不主动宣布独立，也不愿接受统一。 这才是北京真正要面对的东西。 三、台湾今天经济很好，但最大的长期危险不是衰退，而是“不再不可替代” 有一种说法认为台湾已经经济不行了，这与现实不符。 2025年台湾实际GDP增长超过8%，2026年在AI、半导体和服务器需求推动下，官方最新预测甚至达到11%左右。台湾2025年出口达到约6400亿美元，美国已经以31%的占比超过中国大陆及香港的26.6%，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 所以台湾现在绝不是一个正在经济崩溃的地方。 真正的问题在于另一件事： 台湾目前最重要的战略价值，很大程度建立在它拥有一些大陆和世界短期难以替代的技术与产业。 最典型的当然是先进半导体。 台湾过去几十年很多优势其实已经经历过类似过程。 LCD面板、普通电子制造、部分PCB、LED、太阳能等领域，过去台湾都有很强的领先地位。大陆产业规模扩大以后，并不是台湾突然不会做了，而是大陆也会做，而且很多领域做得更多、更便宜。 台湾于是只能继续往产业链上游跑。 从PC代工跑向晶圆代工，再跑向先进封装、AI服务器、高性能计算。 问题是，这是一场永远不能停下来的比赛。 中国目前已经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约32%，超过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四国之和。 所以长期真正值得问的问题不是： “中芯国际今年是不是已经追平台积电？” 而是：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制造体系、远大于台湾的研发投入、完整产业链和巨大工程师规模的经济体，如果连续二十年把先进半导体国产化当成战略目标，台湾能否永远保持两三代优势？ 我认为很难把答案理所当然地设定成“可以”。 如果到2035年前后，大陆在先进逻辑制程、存储、半导体设备、材料、AI芯片等主要领域都已经能够满足自己的核心需求，那么台湾对大陆最重要的一张经济牌就会明显贬值。 大陆未必需要制裁台湾。 只要自己会做了，台湾原来的稀缺价值自然就下降。 这反而比制裁更加不可逆。 四、台湾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大陆从下面追，美国从上面搬 台湾现在有一个长期容易被忽视的夹击。 大陆不断向高端制造爬升。 与此同时，美国又在主动降低先进半导体过度集中台湾的风险。 2026年美台达成的半导体与投资安排中，台湾半导体及科技企业承诺至少新增2500亿美元美国投资，以加强美国本土先进半导体、能源与AI产业能力。 这当然不会让台湾半导体产业明天消失。 台积电最重要的研发、人才和先进产能目前仍然高度集中台湾。 但长期方向很值得关注： 大陆希望降低“没有台湾芯片就无法正常发展”的风险； 美国也希望降低“台湾出事美国科技产业就瘫痪”的风险。 这意味着台湾过去最重要的“硅盾”，实际上同时受到两边侵蚀。 大陆追赶它。 美国复制它。 台湾仍然可能长期保持富裕、先进和高技术，但存在一种2035至2045年的可能： 台湾从一个全球高度不可替代的科技节点，逐渐变成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富裕，却没有过去那么不可替代的发达经济体。 如果出现这种变化，最大的影响甚至不是台湾人的收入，而是台湾在大国战略计算中的重量。 五、为什么我认为北京最容易做的，反而不是政治工作，而是继续发展经济和扩充军力 两岸和平统一最难解决的，其实一直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政治互信。 北京可以承诺： 统一以后台湾保持现有生活方式； 保护私人财产； 保持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 台湾可以享受大陆巨大市场。 2022年大陆统一白皮书确实仍然强调这些内容。 问题是台湾人真正担心的是： “今天答应了，三十年以后怎么办？” 这是一种典型的可信承诺问题。 哪怕大陆明天把香港政治制度重新放宽，也未必能让台湾多数人马上接受统一。 因为台湾对统一的拒绝已经不只是制度恐惧，还包含非常深的政治共同体认同。 一个人完全可能认为大陆民主、富裕、自由，却仍然说： “很好，那我们就做关系很好的两个华人社会，为什么一定要合并？” 所以政治互信可能是北京最难解决的问题。 相反，有两件事的结果非常容易验证： 经济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军事实力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芯片造出来就是造出来。 军舰下水就是下水。 导弹、无人系统、核力量、造船工业和航空工业有没有形成规模，也都是客观能力。 这就产生一个非常现实的战略逻辑： 如果北京认为未来十年自己的综合实力仍然会上升，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在今天承担战争、制裁、资本外逃和战后重建的巨大成本？ 继续投入经济、科技、军工和抗制裁能力，本身就具有更高的期权价值。 最理想的军力从来不是打出去的军力，而是让别人重新计算选择的军力。 六、2035为什么比2027更值得注意 2035不是公开的台湾统一期限。 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但是2035本身确实是中国官方军事现代化的重要节点。中国公开规划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美国国防部最新中国军力报告也仍然把2027、2035和2049作为解放军三个主要现代化节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真正值得观察的是2035前后，而不是把2027当成所谓“攻台截止日期”。 到2035年可能同时出现几件事。 第一，中国在第一岛链的常规军事能力与今天相比更加成熟。 第二，中国战略核力量更加完整，美国干涉台海需要考虑的已经不是损失几十架飞机，而是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失控升级的可能。 第三，大陆先进产业对台湾关键技术的依赖进一步下降。 第四，台湾年轻世代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固化，北京对“台湾民意以后自然转向统一”的期待更低。 第五，美国、日本、台湾也在加速军事建设，因此北京同样不能假设时间永远只对自己有利。 所以2035的特殊意义不是： “到这一年必须打。” 而是： 到这一阶段，北京可能第一次同时具备更成熟的实力，又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继续等待的政治收益在下降。 这两个条件同时出现，才是真正的风险窗口。 七、美国到底会不会为了台湾与中国开战？ 这是台湾问题里最容易被情绪化讨论的问题。 支持台湾的一方经常默认美国一定会来。 另一边又经常默认美国绝不会来。 两种判断都缺乏依据。 美国对台湾没有类似美日安保条约那样的自动共同防御义务。美国长期政策本身就是战略模糊。 这意味着美国希望同时达到两个目标： 让北京相信美国可能介入，因此不敢轻易动武； 又不提前把自己锁死，真正发生战争时仍然保留选择。 台湾对美国当然重要。 它位于第一岛链中央，关系日本、菲律宾、西太平洋力量平衡和美国亚洲联盟信誉。 因此把台湾简单说成“美国只关心芯片”同样不准确。 但台湾对中美双方的重要性是不对称的。 对北京而言，台湾同时涉及： 国家统一、民族历史叙事、中共政治使命、沿海安全、西太平洋军事地理和中美战略竞争。 对华盛顿而言，它主要涉及： 地区力量平衡、亚洲联盟信誉、第一岛链、供应链、经济利益和民主价值。 中国可以认为： “这是我的国家统一问题。” 美国不会认为： “没有台湾美国就不是完整的国家。” 这个差异非常重要。 如果未来中国第一岛链常规军力越来越强，核二次打击能力越来越可靠，而美国又逐渐把先进芯片产能分散出去，华盛顿最终面对的问题会越来越尖锐： 台湾很重要，但重要到值得美国本土冒核战争风险吗？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美国和整个北约可以提供巨额武器、资金、情报和制裁支持，却始终避免美俄军队直接全面交战。 台湾与乌克兰当然不能机械类比，中国与俄罗斯也不是同一个国家。 但乌克兰战争至少证明了一点： 面对另一个核大国，“支持一个伙伴”与“本国军队亲自参战”是完全不同的决策。 未来中国实力越接近甚至局部超过美国，这个区别只会更加重要。 八、日本也是同样的问题，而且风险比美国更加直接 日本近年来明显把台湾海峡稳定与自身安全联系起来。 日本2025年防卫白皮书继续把中国军事活动称为日本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之一，同时反复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从地图看，日本有充分理由担心台湾被大陆控制以后西南诸岛安全环境恶化。 但另一面同样存在。 如果日本真正参加台海战争，就意味着日本与中国发生热战。 这不是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能够概括的事情。 战争意味着冲绳、九州军事基地可能进入攻击范围，中日经济关系断裂，而且还要面对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武大国和世界级工业国。 所以日本同样面临一个悖论： 为了避免未来安全环境恶化，要不要今天承担一场可能直接破坏自身安全的战争？ 我认为日本会长期坚持“台海和平关系日本安全”。 但未来日本政府是否愿意把这句话自动兑换成军事参战，则会越来越取决于当时的中美军事力量和日本社会自己的风险判断。 九、经济压力真正可怕的，不只是金融，而是现代工业的“不可替代时间” 过去谈长臂管辖，人们通常想到美国。 美元、银行、保险、金融结算使美国拥有非常强大的域外制裁能力。 但中国拥有另一种性质不同的力量： 实体制造和供应链。 中国目前占全球制造业约32%，在大量工业中间品、电子零部件、关键材料和加工环节拥有巨大的规模优势。 对于台湾这种高度发达、供应链极其复杂的岛屿经济体，危险之处不是“少买一些中国手机”。 手机可以晚一年换。 真正困难的是工业系统中某一个价值很低，却必须每天供应的零件、材料或中间品突然消失。 现代工业的特点是： 一个几美元的零件可能卡住几万美元的设备。 找到第二家供应商，也不代表第二天就能使用。 可能还需要验证、认证、重新设计生产流程。 所以中国制造业形成的经济影响力不能简单按进口金额计算。 当然，这种工具一旦频繁使用，也会产生强烈反作用，刺激台湾、美日欧不计成本建设替代供应链。 这也是为什么从北京自己的长期利益看，最理想的状态并不是不断制裁，而是： 中国的市场和产业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别人主动认为脱离中国的成本太高。 威慑的最高状态仍然是不用。 十、台湾相对大陆越来越小，也会改变统一后的政治经济计算 九十年代，两岸经济体量差距远没有今天这么大。 今天台湾已经是一个不到大陆5%经济规模的经济体，而且随着大陆继续增长，这个比例未来还可能下降。 这会产生两个方向相反的结果。 一方面，北京越来越没有必要为了台湾的财富破坏台湾经济。 未来大陆如果比台湾大几十倍，那么即使给予台湾非常优厚的财政、税收、市场和社会制度安排，对全国来说也只是很小的成本。 从这个角度看，台湾人担心“统一以后大陆会把台湾的钱拿走”，反而越来越缺乏经济逻辑。 但另一方面，台湾经济占全国越小，也意味着一旦台湾某些政治制度与北京认定的国家安全和中央权威发生冲突，北京为了保护台湾经济而克制自己的动力也会降低。 所以未来统一承诺中： 财产权、企业制度、福利和商业规则可能相对容易保障； 真正最困难的仍然是政治权利。 问题最终还是那几个： 台湾还能不能选出一个北京不喜欢的领导人？ 媒体能否主张台湾重新独立？ 台湾地方政治与中央国家安全发生冲突时，谁拥有最终裁决权？ 这不是钱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政治互信可能永远比经济利益难解决。 十一、所以我为什么把真正的窗口放在2035前后 把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很特殊的交叉。 台湾社会长期来看，统一意愿没有明显上升的理由。 大陆的经济、工业、军力和科技能力却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美国和日本当然也会加强准备，但中国具有本土地理、全球最大制造业体系和军力集中于西太平洋的优势。 于是北京未来真正需要判断的是： 我的实力增长速度，是不是仍然快于台湾及其外部支持体系的增强速度？ 如果答案一直是“是”，那么北京越没有理由提前行动。 因为2026能做的事情，2030可能成本更低。 2030能做的事情，2035可能根本不用做就能形成威慑。 但到了某一个阶段，情况可能反转。 台湾身份继续固化。 美日军事体系继续强化。 台湾供应链继续向美国和东南亚转移。 大陆人口和经济增长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于是北京可能开始问： 再等十年，到底会更容易，还是更难？ 我认为这个问题真正进入决策层核心议程的时间，很可能就在2030年代。 所以我的基准判断不是： “2035年中国会攻打台湾。” 而是： 2035前后很可能成为北京重新评估“时间到底还站不站在统一一边”的关键节点。 如果北京仍然认为时间有利，完全可能继续等。 如果北京认为军事实力已经足够，而台湾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正在永久消失，继续等待反而降低统一概率，那么整个台海战略逻辑就会发生改变。 十二、最理想的结果，反而可能是不打 中国真正追求的最优结果显然不是： 花费巨大军费建设几十年，然后把这些军力全部投入一场破坏两岸经济、摧毁台湾基础设施、触发全球制裁甚至中美战争的大战。 如果实力增长最终能够让三个地方同时改变计算： 华盛顿认为直接与中国战争的成本超过台湾的战略价值； 东京认为台海虽然重要，但没有重要到值得日本本土进入中日战争； 台湾社会认为永久拒绝政治谈判已经不是一个没有成本的选择； 那么北京就可能获得远高于今天的谈判地位。 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正含义。 它并不是台湾人突然热爱统一。 甚至可能大多数台湾人在感情上仍然最喜欢维持现状。 只是到了那时，他们面对的现实选择已经从： “统一还是永远维持现状？” 变成： “在现有力量格局下，怎样安排两岸关系能够最大程度保留台湾现有生活方式？” 一旦问题发生这种变化，台湾政治就已经进入了完全不同的时代。 结语：台湾问题真正的倒计时，不在日历上 我不认为北京已经存在一个公开或可以证明的“2035统一时间表”。 我也不认为战争是必然。 台湾经济目前仍然非常强，台湾也正在强化防御、降低对大陆贸易依赖并重新组织供应链；美国、日本同样不会坐着等待中国实力增长。2027年台湾国防预算预计首次突破1万亿新台币，本身就说明力量变化一定会产生反作用。 所以任何简单的线性外推都可能失败。 但如果一定要回答“台湾问题什么时候最值得担心”，我不会选择2027，也不会机械地选择2049。 我会看2035前后。 不是因为2035有什么神秘期限。 而是因为到那个阶段，有可能同时出现： 中国军事现代化进入新的成熟阶段； 先进产业对台湾依赖明显下降； 战略核威慑进一步增强； 台湾年轻世代的身份认同更加固化； 美国和日本是否愿意为台湾承担战争风险变得更加现实； 北京也第一次需要认真判断，继续等待究竟是在积累实力，还是在永久失去和平统一的政治基础。 台湾问题最后真正的临界点，很可能不是台湾哪一天宣布独立。 而是北京哪一天得出一个判断： “继续等下去，已经不会更好了。” 在那以前，时间是战略资源。 在那以后，时间本身就可能变成压力。 所以，与其天天猜“哪一年开战”，不如关注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 未来十年，中国的实力增长，台湾的身份变化，以及美国、日本承担战争风险的意愿，究竟哪一条曲线变化得更快？ 这三条曲线最终交叉的位置，才可能是真正决定台湾何去何从的地方。

权力莫大於生命，善行何罪之有？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对广西洪灾及体制性救灾危机的严正声明 ​当前，广西多地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强烈洪涝灾害。从一线辗转传出的灾情显示：无数同胞正处於水深火热之中，有学校学生在缺乏后续支援下紧急撤离，更有成百上千的基层村民受困於高山、断粮超过30个小时，生命危在旦夕。 ​然而，更令人痛心与愤慨的是，在同胞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当局却将政治维稳与权力垄断凌驾於人道救援之上。灾区实行严酷的交通管制，将满载救命物资的民间志愿组织拒之门外，强令其接受繁琐的「官僚审纰」；在网络空间，当局更是疯狂删帖封号，令民眾不敢转发灾情视频，试图将这场比郑州水灾更為惨烈的灾难掩盖於黑箱之中。甚至有志士悲愤直言：「在中国，救灾和救人已经成了谋反罪证。」 ​对此，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发表深切关注与严正声明：天灾面前，生命至上！任何以「维稳」為名阻碍民间救援、封锁灾情真相的行径，都是对人权的公然践踏，是对全体国民的犯罪！ ​一、 救灾「霸权化」：集权体制对民间社会的制度性扼杀 ​在一个拥有现代宪政与议会民主制度的国家，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必然依赖政府与民间的双轨协同。政府进行宏观调动，而灵活、高效的民间NGO与志愿者网络则深入毛细血管，填补官方救助的死角。 ​然而，在中共一党抟政的畸形逻辑下，国家权力试图垄断社会的一切资源与道德话语权。当局将民间自发的组织能力与人道互助视為对其极权统治的潜在威胁。在他们眼中，未经党委纰准的善举即是「僭越」，超越官方掌控的救援就是「颠覆」。 ​这种将救灾「霸权化」、「政治化」的作法，将原本高尚的民间互助污名化為「寻衅滋事」甚至「煽动颠覆」。这不仅仅是对民间善意的粗暴打击，更是集权政体在面临社会自组织能力时，所表现出的深度政治恐惧。 ​二、 官僚审纰与生命倒计时：程序正义的彻底扭曲 ​生命流逝是以分秒计算的，横州云表镇断粮的村民与前线撤离的学生，其生存希望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流逝。在此危急关头，多阻挡一辆民间救援车、多耽搁一小时的「行政审纰」，就是在对灾民进行变相的谋杀。 ​本委员会强烈谴责这种将「程序合规」和「免责第一」置於「救人第一」之上的冷血官僚主义。当前灾区的所谓交通管制与审纰制度，绝非為了科学调配，而是為了实施政治管控。中共体制内的基层官员往往「对上负责」而非「对选民负责」，他们寧可看着灾民在山上挨饿，也不愿承担「民间力量失控」的政治风险。这种体制性的僵化与无能，是导致天灾迅速演变為人祸的直接根源。 ​三、 资讯封锁与黑箱维稳：被强制消音的集体苦难 ​我们注意到，海内外民眾对广西洪灾的关注正遭到当局网信部门的严厉压制。社交媒体上风声鹤唳，真实的惨烈画面被成纰删除。 ​资讯自由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更是灾难发生时的重要救命通道。中共政权之所以恐惧真相的传播，是因為真实的灾情会刺破其「治理神话」，暴露其基层官员救灾不力的无能本质。他们為了营造「形势大好」与「抗洪胜利」的政治景观，不惜阉割整个社会的共情能力，将受灾同胞的痛苦呼救强制静音。这种以维稳布幕遮掩苦难的行径，是对人类文明与基本良知的公然挑衅。 ​我们的呼吁与宪政愿景 ​「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能不能先把救命的物资送进去？」这声来自民间的吶喊，是全中国人民最卑微也最正义的控诉。 ​為此，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郑重呼吁： ​立即解禁民间救援： 中共当局必须立即取消针对民间合法救援组织的所有政治性审纰与无理限制，开放绿色通道，允许民间物资与志愿者自由、安全地进入广西灾区。 ​停止封锁灾情资讯： 停止对广西洪灾相关言论和视频的审查与删除，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呼救权，让真实的灾情获得全社会的关注与驰援。 ​落实官员责任追究： 对於在此次洪灾中瞒报灾情、救灾不力、阻挠民间救援导致严重后果的各级官员，必须进行公开、公正的法律与行政追责。 ​同胞们，公民们！ 广西洪灾的悲剧再次向我们证明：没有民主宪政，就没有基本的人权保障；没有真正的民意代表机构（议会）来监督行政权力，政府就会沦為凌驾於人民生命之上的冷酷机器。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将始终与受灾同胞站在一起，為恢復民间社会的自主性、争取言论与资讯自由、建立一个真正「生命至上、主权在民」的宪政中国而奋斗不懈！ ​愿广西同胞平安！愿天佑中国人民！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 同仁 2026年7月15日 执笔：杨纯华

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6月初率团访美，9日前往华府，并在周三（10日）展开与美国国会议员会面的行程，包含拜会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Steve Daines）、共和党众议员罗斯（John Rose）、弗莱施曼（Chuck Fleischmann）、众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民主党议员苏奥齐（Tom Suozzi）等人。她也见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马斯特（Brian Mast）。 此外，据《自由时报》台媒等消息，郑丽文原本预计10日下午赴白宫西侧的艾森豪行政大楼拜会美国国安会官员，但此行程在未知原因下遭取消；中央社亦指，当天下午在该处并未见到郑丽文访团。郑丽文先前被问及是否将会晤美国国安会人士，对此她回应，“这个我们从来不能够对外表态”。 郑丽文被视为可能角逐2028年台湾总统的人选之一。她此次赴美两周，希望争取华府对国民党的支持；但在此行之前，她也曾于4月到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 抵达华府前，郑丽文在纽约接受《金融时报》专访。谈到面对中国的态度，她称“改善两岸关系，不代表台湾要放弃自身的吓阻力”；她也表示，美国在维护和平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并希望在特习会后，华府能在东亚及台海和平事务上发挥更积极与建设性的领导作用。她还呼吁美国和中国不应把台湾当作大国博弈的“棋子”。 郑丽文此行访美与4月访中期间，皆多次强调“和平”。然而，国民党主张与中国接触、交流的立场，受到华府部分人士质疑。此外，台湾立法院在在野党的推动下，于5月通过了用于对美军购的国防特别预算，金额约新台币7800亿元，远低于民进党政府原先提出的1.25兆元方案，有台媒消息称部分美国官员对此感到失望。 针对美方疑虑，郑丽文表示她与国会议员会晤时表达了国民党的立场“并不是反对军购”，而是希望维护“立法的程序正义”和“财政纪律”，并避免可能的贪腐。她还称，美国议员相当关心能源安全议题。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沈有忠则表示，“九二共识”没有中华民国的生存空间、也不符台湾主流民意，指郑丽文在美国以“九二共识”前提推动合作，恐误导国际视听。

#中国人权# #每日一推# #良心犯# 第381期:今天(2026年6月27日)是著名民主异见领袖;中国民主党海外联合总部顾问;被誉为“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第一人”的王炳章先生被中共抓捕24周年纪念日。2002年6月27日炳章被不明身份人在越南绑架后带至中国拘捕；03年2月10日被以“间谍罪"和"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判处无期徒刑 #王炳章：1947年12月30日出生，河北省石家庄市籍人，基督徒，美国永久居民，民主异见人士，中国民主正义党发言人、中国民主党海外联合总部顾问，民间誉为“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第一人”，中国在押良心犯。# 1982年曾在美国创办《中国之春》杂志，中国民联创始人、第一届主席，被捕前任中国民主正义党发言人、中国民主党海外联合总部顾问； 2002年6月27日被不明身份的人在越南绑架后带到中国境内被警方拘捕； 2003年2月10日被以“间谍和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被刑无期徒刑；据悉，其在狱中长期被单独关押，身体受到极大迫害，期间大中风一次，小中风两次，并患上严重的过敏症，病发时气喘，过敏性鼻炎，喷嚏咳嗽打个不停，使肺部、胸腔受到很大伤害，常感生不如死，冬天则是长冻疮，褥疮，薄薄一堵墙，难御严寒；其多次要求换监均不允许，其家属数年要求探监，也被拒绝，直至2014年2月28日，其弟王炳武才被准予代表家属与其会面10分种，并得知其一直被单独关押在狱中小号里，既不知外界任何信息，也不能有任何书信往来； 2016年9月20日，因其身体可能随出现生命危险，狱方已在其囚室安放了警报器，称其一旦感到有不适即马上警报; 2021年10月15日，加拿大感恩节期间，其在加拿大生活的胞弟终于收到中国大陆狱方获准会见通知书，称此应表明其兄还活着; 2024年5月9日，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为其颁发了2024年度自由奖，以表达其对中国民主及自由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 2026年5月,王炳章弟弟王炳武通报：“王炳章还活着! 昨天家人去监狱探望了王炳章。79岁的他看起来不是很好。老了许多。狱医对家人说他问题是老年病，有脑中风的危险。还有他前列腺疾病，皮炎好一些了，脾藏也有问题。他不肯做前列腺手术。家人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腰好像很不好，走的很慢。要他们扶着，有腰间盘突出的症状。”“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监狱方面的情况，警官说无期徒刑无法保外就医，先要做到减刑，再申请。减刑需要他自己承认错误。 家人也说了王家的癌症基因问题，希望他们得以重视。 目前王炳章仍然在广东省韶关市北江监狱（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梨市镇7号信箱6-9，邮政编码：512140）服刑。 #HRIC# #关注在押良心犯# #王炳章无罪# #释放王炳章#

应朋友之邀出席了在纽约举办的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第48届年会。听取了台湾资深外交官夏立言先生等专家教授关于美中台以及2028台湾大选的一些演讲看法。第一次知道曾经做过中华民国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国防部副部长陆委会主委和国民党副主席的夏立言先生是2015年马习会的重要促成者。第一次知道有国民党人希望2028年卢秀燕代表国民党竞选中华民国台湾总统。有国民党人提出2028年民进党再执政有可能引发中国中共政权发动武统台湾战争以及对美国川普政府对台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当然最重要的是又认识了很多海内外台湾各界精英朋友。我希望2300万台湾朋友始终坚守中华民国台湾的民主自由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并保持繁荣稳定和幸福快乐。

只有可怜的8%！中南海居然还做“春秋大梦”/（颜纯钩评论文章）台湾籍经济学家在大陆“捞”得风生水起的有两个，一个是林毅夫，一个是郎咸平。林毅夫是从台湾游水偷渡大陆，长时间受中共重用，曾代表中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可算体制中人。郎咸平相对以民间身份，活跃于大陆不同的传播平台，因为算不上体制中人，所以针砭时弊比较敢言。 最近看到郎咸平一个视频，他以各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来比较各国国民收入的平均水平，数字很有趣，值得转述给大家知道。 美国全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是58%，英国是56%，日本53%，法国53%，加拿大51%，澳大利亚47%，西方先进国家在50%至60%之间，这是第一个层级；此外，韩国44%，阿根廷36%，墨西哥33%，委内瑞拉31%，拉美国家大多在33%左右，这是第二个层级；亚洲国家中，泰国和菲律宾28%，伊朗和土耳其25%，这是第四个层级；非洲国家没有具体数字，郎咸平估计都在20%以下，这是第四个层级。 郎咸平在节目中请现场观众估计中国的数字，九成以上观众都认为中国国民收入占GDP比重，应该与非洲差不多，但郎咸平最后“开古”，中国人的收入总额占GDP比重只有8%，这是全世界包尾，属于第五个层级。 郎咸平是经济学家，在大陆舆论环境下，他不敢说假话，所以这些数字都是经得起拷问的，绝对可信。 这个数字比较的不是国民平均收入的绝对数字，而是国民收入总额占GDP数字的比重。中国人的收入总额，只占中国国家GDP总额的8%，相对于非洲国家的20%，中国少了一倍多。 中国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是怎么样的国家？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权利归于人民，三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四是实行计划经济。其他的暂时放过，先问一句，是谁决定今日中国国家的财富分配，是中国人民吗？显然不是；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吗？更不是；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吗？实际上也不是，因为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共中央决定以后，交给人民代表大会去举手通过的。 因此，决定中国财富分配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一家。中共政府只分配给国民8%的GDP，剩下92%的GDP去了哪里？一是去了搞国家级投资，二是去搞国际战略扩张，三是去搞国防，四是去维持地方政府营运，五是去扶植政府的高质生产力，六是满足各级党官贪腐的胃口，最后才轮到分派给一般国民的残𡙡剩饭。 所谓社会主义，顾名思义，便是“社会”是最高原则。何为社会？社会即是全体国民组成，全体国民是这个制度的利益所在，意味著国家财富应该最先用来提高全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政府决策时，国家利益虽然重要，但国民利益应该凌驾国家利益。如果国民利益被国家利益剥夺，国家对国民便没有意义，那不叫社会主义，叫国家主义。 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先设法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在此基础上，才去满足国家发展的其他需求，而不是反过来，以国家碾压国民，置国民基本需求于不顾。今日中国人大面积返贫，中共政府对此无动于衷，这便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角度。 为什么非洲国家那么穷，但他们分配给国民的收入总额却比中国高？因为他们的政府重视国民生活多于国家发展，国家发展可以慢一点，但国民不能朝不保夕。为什么中国人收入占GDP比重那么低，因为中国政府维持统治需要更多钱，这些钱从哪里来？唯一的途径就是从每个中国人口袋中来。 说穿了，中共搞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国人的社会主义，只是中共以社会主义为名，巧取豪夺的一种口实而已。为什么中共的改革开放做到一定程度就要往回收，绝对不会搞政治改革，因为一搞政治改革，就把社会主义改到资本主义那头去了。中国一实施资本主义，最终就会改行议会民主、全民投票、健全法治与人权、实现充份的个体自由，那时中共就“冇碇企”，国家就不是中共的，红色家族就会“见财化水”。 中国2025年的GDP总值为140万亿元人民币，如果中国人的收入占GDP提升到泰国与菲律宾的28%（都是亚洲国家，没有理由不如他们），那就相当于39.2万亿人民币，这笔财富给全中国13亿人分，每人可得3万元。每年多收入3万元，等于每个人平均月收入多二千多元。 这𤴓以常识推断的数字，以目前中国国民收入占GDP低至8%，要提升到28%，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不管如何，即使赶上泰国菲律宾，对中国人也是不无小补，再努力几年，中国有没有机会追上韩国呢？按理也应该是可以的，可惜中共不要这样干。 郎咸平的数字里没有台湾，我问了AI，它的回答是：受雇人员报酬（劳工薪资与福利），占GDP比重43.1%，正差不多是韩国的44%，可见台湾人现在的收入占GDP比重，已经居于世界第二高层级，同样是中国人，遭遇如此不同，而中共居然还有脸要去统一人家！ 看了这些数字，我们便明白，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实质是中共诓骗中国人的伎俩，说穿了一毛钱不值。问题是，还有那么多中国人，至今说到“祖国母亲”，还要热泪盈眶，有谁反对共产党，还要骂人家是汉奸——这些人是蠢到家了，还是活该永世为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