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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還債ㄌ 🤣 早知道就不在TG跟你們玩遊戲了 但願賭服輸的我還是會償還 原本只是隨口說投票超過60票 就讓你們挑地點我去那個地方拍照 還真的讓你們達成了.. 但我們可以商量一下嗎 下次拍攝能多個男主角嘛這樣拍很空虛耶 #地點給你們選我來挑幾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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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說過我們學校的那個覺醒女牧師,我還有和她交手過一次,更確定她是個左派激進份子。美國的私立學校分兩種,有錢的和沒錢的。有錢的學校,通常發獎學金是看需要,而不是看成績。每一個能唸長春藤等級學校的學生,程度當然都很好,學校除了少數特別捐贈的獎學金外,多半不看成績發獎,另一方面,為了強化「社會階層流動」,所以好的私校,通常窮人唸書不用錢,有錢人則要付全額。敝校是沒有錢的那種,所以發獎學金,反而看成績,想用錢去收買一些程度好一點的學生。有的獎學金很大方,學費、住宿費全免,所謂的full ride(或稱free ride)。 有一年我給找去當多元化獎學金的評審,這獎的頭一名獲獎,就是full ride。我們由教職員和校友三人主持的這個小委員會,就可以給一個頭獎,再加幾個小一點的獎,這些獎,是給還沒來唸的新生,因為是full ride,幾乎給出去,就會來唸,所以學校和學生都很慎重,還會付飛機票錢讓學生來面試。我們三人小組,非常仔細地看資料,問學生,並且認真討論,看到一個個高中生的不同背景,為了獎學金寫的小論文介紹他們自己,有點開眼界的感覺,算是有趣的一個差事。 面試了幾個人之後,下一個就要輪到一個德州來的的黑人學生,在面試前,牧師進來和我們聊了一下,說接下來的這個學生的經歷很感人,是一個德州校友發現的,很有資格拿這個多元化獎學金。這黑人沒有爸爸,媽媽也因為吸毒,所以沒有養育小孩,小孩住過流浪漢的庇護之家,也在寄養家庭之間流轉,學上得不好,但很認真,沒有變壞,有打美式足球,教練說資質不錯。牧師意思是,如果可以,給他full ride,讓他人生有一個翻身的機會。我們就一個勁地點頭,但我們一看資料,一問學生,就知道不妙。學生的ACT只有14分,這是非常低的分數,ACT是和SAT同等地位的標準考試,全國平均是19,沒有考個 33、34以上,藤校不用想。再問學生一些基礎的數學問題,完全答不出來。沒辦法,因為選拔標準裡,有一項就是學業成績,這項算下去,就把他的分數拉下來。我們最後把頭獎給了個亞裔,被白人領養的那種,而把二獎給了黑人學生,兩個成績實在差太多。 審核結束的時候,牧師衝了進來,「你們怎麼沒有給德州學生頭獎」?吵了很久,原來她和校友,應該已經承諾了全獎給他,因為這學生在她眼裡,就是那種DEI最合格的學生,我們怎麼會無視他的黑人膚色?我們小委員會沒有讓步,你有本事去改審核標準,只要標準在那裡,我們就按規章來。她怒氣沖沖地走了,好像去幫學生又要了一些錢,但學生最後去了別的學校。我想也是,在那個「瘋狂的覺醒1.0」時代,多的是學校要表態挺黑人學生。 我後來就沒再被邀請去審核這種獎學金,我們專門打壞人家好事的,當然要列入黑名單。奇妙的是,牧師可能覺得我們學校還不夠覺醒,她也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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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言自語 我們究竟是在管制一種物質,還是在放棄一個人? 講到毒品,我其實還有一個疑問。對我來說,酒精也是一種很值得警惕的東西。它會影響一個人的判斷、反應和行動能力,有時候甚至會讓人失去控制,做出清醒時根本不會做的事情。抽菸也不是什麼健康的習慣,它會帶來成癮和長期的健康風險。 那為什麼酒精和香菸在許多社會裡可以合法販售,其他精神活性物質卻可能讓一個人直接背上犯罪的標籤?這當然不代表酒精和香菸沒有危害,也不代表所有物質都應該用同一套方式管理。它真正讓我好奇的是:我們今天對不同物質的法律分類,究竟有多少是根據它們的危害,又有多少受到歷史、文化、社會習慣和既有利益的影響? 這是另外一層問題。不能只因為酒精合法,就推論其他物質也應該合法;同樣地,也不能只因為某種物質被列為非法,就認為所有使用它的人都應該被當成罪犯。物質本身的風險、使用方式、成癮可能性、對他人的影響,以及法律應該如何介入,本來就需要分開討論。 但真正讓我感到沉重的,其實是《絕命毒師》。 我想到 Jane,也想到 Jesse Pinkman。 看這部劇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並不是只有「使用毒品的人」這一個身分。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感情、慾望和痛苦,也會期待未來能夠變得不一樣。可是當他們逐漸陷入毒品的影響時,那些原本還存在的可能性,開始一點一點縮小。 Jane 和 Jesse 在一起使用毒品的那段故事,尤其讓人難受。因為你看得到兩個人之間的感情,也看得到他們正在走向一個可能傷害彼此的方向。你知道他們的人生不必然只能這樣發展,可是你也知道,光靠兩個人相愛,並不一定足以讓他們擺脫成癮和痛苦。 而 Jesse 後來的遭遇,更讓這件事情變得複雜。他經歷失去、愧疚、恐懼和一次又一次的創傷。當一個人已經被生活壓到那種程度,毒品可能成為他暫時逃離痛苦的方法。這不表示毒品真的解決了問題,也不表示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傷害自己。只是有時候,一個人當下想要的,可能只是讓痛苦暫停一下,哪怕他隱約知道,這個選擇可能讓明天變得更糟。 這裡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 我們很容易從旁觀者的角度說:「他為什麼不戒掉?」「他為什麼不做別的選擇?」「他明明知道這樣不好,為什麼還要繼續?」 可是,一個人知道某件事有害,和一個人在痛苦、依賴或成癮的狀態下,真的有能力停止這件事,中間存在很大的距離。理解這個距離,不等於替所有行為開脫,也不等於否定個人的責任。它只是提醒我們,人的選擇往往發生在特定的處境裡,而不是每個人都能站在同樣的位置上,冷靜地比較所有可能性。 有些人是出於好奇開始,有些人受到朋友影響,有些人只是沒有想清楚後果。也有人是在生活跌到谷底時,找到一個可以暫時麻痺自己的方法。最初可能只是一個看起來沒有那麼嚴重的決定,後來卻逐漸變成習慣、依賴,甚至變成自己已經很難控制的行為。 而當他終於意識到事情不對勁時,可能已經失去了一段關係、一份工作、一個原本可以走下去的人生方向。那時候再回頭看,他可能真的後悔了。可是後悔本身,不會自動把失去的東西還給他,也不會突然替他準備好一條可以走回去的路。 這就是我認為最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 如果一個人已經陷入這樣的處境,社會除了告訴他「你做錯了」,還能提供什麼?有沒有容易取得、負擔得起,而且不會讓人因為害怕被羞辱或留下紀錄就不敢求助的服務?有沒有人可以在他還沒有完全失控以前,協助他面對成癮、情緒和生活裡的問題?如果他真的需要戒治,離開機構之後,又有沒有持續的支持? 我們不能假設每一個使用毒品的人都想被救,也不能假設只要給予協助,每個人就一定會改變。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直接放棄他們。有人可能需要醫療,有人需要心理支持,有人需要離開原本的環境,有人需要很長的時間,才願意承認自己已經無法控制使用行為。制度真正困難的工作,就是辨認這些差異,並且在可能的範圍內提供相應的協助。 這也讓我重新思考,為什麼我們總是很容易把法律處罰當成一種答案。 把一個人關起來,確實可能暫時限制他的行動,也可能在某些情況下保護其他人。但如果我們期待隔離本身就能讓一個人改變,那就得進一步問:他在裡面究竟獲得了什麼?他出來之後,原本讓他陷入困境的原因還在不在?他有沒有更好的選擇?如果這些問題都沒有被處理,那麼刑罰結束了,人生裡的問題卻可能還是原封不動。 我並不是說法律不重要,也不是說每個人都不需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我想說的是,責任和協助可以同時存在。保護社會與幫助使用者也不一定互相排斥。對販運、剝削和傷害他人的行為,我們可以討論適當的執法;對有成癮問題的人,我們也可以認真思考怎麼治療、怎麼降低傷害,以及怎麼讓他重新建立生活。 回頭看《絕命毒師》,老白的角色也讓我想到另一件事:製造毒品、從中獲利,和親自使用毒品,是不同的行為,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動機和後果。不能因為一個人沒有親自使用,就忽略他對其他人的影響;也不能因為另一個人使用了毒品,就把他整個人簡化成那個行為。 我們需要看見每個人在這條鏈條上做了什麼,也需要看見他們的選擇如何影響其他人的生命。 所以,我最後想問的不是大麻一定該不該合法,也不是所有毒品都應該怎麼處理。 我更想知道的是:當一個人第一次做出可能傷害自己的選擇時,我們有沒有機會讓他理解後果?當他開始失控時,有沒有人可以介入?當他終於後悔時,這個社會還有沒有一條路讓他走回來? 因為很多人生的悲劇,並不是當事人從一開始就決定要毀掉自己。有時候,他只是做了一個當下看起來可以接受的選擇,接著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直到有一天,他才發現自己已經走得太遠。 而我們真正該思考的,是能不能在那一天到來以前,讓他有機會停下來。 一個人做錯選擇的時候,我們當然可以討論他應該承擔什麼責任。但如果我們只會在他跌倒之後判定他有罪,卻沒有能力在他還有機會改變的時候提供幫助,那麼我們究竟是在解決問題,還是在等待下一個人走到同樣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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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將畢業要上就業市場的時候,我聽從了當時正因為Freakonomics火紅,芝加哥大學教授Steven Levitt公開的建議,取了個美國化的名字。他說他都這樣建議他為數眾多的國際學生這麼做,因為他的研究證實,「名字」充滿了許多訊息,會給僱主認識到你是不是非常願意融入環境、擁抱當地的文化,你是不是想和其它人一樣,而決定要不要給你加分。講到這裡,就很多人想要舉反例,但是愛舉反例的人,常常不了解這種實證研究的意義,就業結果的差異,當然是有很多因素造成,但這種設計良好的實驗,真正的解讀方法是,「如果兩個各方面都一模一樣的人,取了一個美國化的名字那個,會有比較好的就業結果」。我那一年的就業市場正在金融風暴的谷底,任何一點加分的機會,我當然不能錯過。 Levitt的意見,放在今時今日,那是非常政治不正確的。我都可以想見各式各樣的批評,「死白男,你憑什麼要人家放棄自己的身份認同」「為什麼不擁抱自己的文化」「你很好,沒有需要改變」「是別人該來學你的名字怎麼唸,而不是你要配合他們」「世界本應該如此多元」諸如此類的看法。如果是個人的價值觀,自我的選擇,我都沒有意見,但在現實上,這些批評並沒有辦法改變這個世界上,人生下來就存在的偏見,也許社會比較文明了,社會比較多cancel文化了,這些偏見不敢顯露出來,但一直都在而去除不了,只是變成隱性的偏見而已,這也是Levitt和Ronald Fryer等人研究的價值,人是會說一套,做一套的,所以有人選擇保留自己驕傲的一切,有人極力融入新社會,那都沒有關係,「名字」的訊號傳遞機制,不會因為你做了什麼,或是不做什麼,而失去作用。所以,你看為什麼這麼多東亞移民,給小孩取名字,都是非常美國化的名字,那是一個想要融入的心情,那是一個務實的心態。反觀印度人...... 但這些強調要政治正確的左派意識型態,其實還是有害的。首先,這些高大上的多元價值讓新世代對社會的運行有誤解,造成他們的認知和現實有落差。但更大的問題是,這種多元價值幾乎都不可避免地變成紅衛兵的鬥爭手法,為什麼Levitt現在不太敢再講這些實證上反多元的研究?因為那是會被人cancel的大逆不道言論。現在美國的教育界,不管是中小學,還是高等教育,通通是這種多元的氛圍,所以多數的老師,自己言論審查的厲害,而一旦開始懼怕被告發,那就當不了老師了,因為老師很多時候,是要「教育」學生,是帶有價值判斷的傳道責任。而一旦老師不敢要求,那學生其實就失去了學習做人做事道理的機會。一如我之前所說,大學的價值一在credentials,二在無憂無慮的四年探索,而如果老師都是畏首畏尾,那這個探索的過程,這個讓青少年成熟的獨特經歷,就少了一些能導正行為和看法的力量。 所以,我的課,不准用手機和電腦。學生可以遲到,可以中途離席上廁所,但我都很明白告知,你有你的來去自由,但你要知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本帳,記載了和所有人的往來好壞,你每次上課都要晚來,或者是都要用上課時間上廁所,你雖然不會在這堂課被扣分,但你在我的私人帳裡,會一直都是負值,你的印象分數就是負的。當你身邊的人,對你的帳上,記的都是這些負值,你就把自己在社會成功、人生幸福的機會一降再降,如果不自己想辦法改變,那也不要日後悔恨。是的,我就是那個沒有政治正確危機感的說教老頭,但這不就是學校給我終身職的立意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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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收到一些社群的詢問,問我為什麼去年 10 月到 12 月罵幣安罵得那麼兇,現在反而替他們說話? 我的核心觀點一直沒有改變。 1011 這件事,幣安始終欠行業一個交代,我認為幣安要負大部分的責任。 現在風向如此,我當然可以站在道德制高點繼續批判幣安,政治正確又能博眼球,何樂而不為? 但我覺得過去三個月,我該表達的立場已經表達完了。站在從業人員的角度,一直停留在批評而不往前走,是不成熟的,也沒有任何意義。 幣安從成立到現在,早期確實受到很多同業的攻擊。 但現在幣安早就是世界第一了。任何一個正常有腦的同行都知道,商戰不可能贏得市佔,真正贏的方式是流動性,是產品,是品牌,而不是攻擊對手。 有些事情是行業結構性問題,不該把所有責任都扣在幣安身上。但有些事情確實是幣安的責任,該接受檢討就接受檢討。 從何一的回應可以感覺出來,幣安在面對 FUD 的時候,第一時間不是反省自己,而是去思考「這個攻擊從何而來」。 這是一種從古早交易所商戰時期就延續至今的應激反應。何一作為幣安當時風口浪尖的第一道防線,會有這種應激反應,我覺得很正常。 但現在已經是 2026 年了,想法不應該還這麼 defensive。 這幾天幣安從西方圈這幾天燒起來的這些炎上事件,都是過去的因所種下的果。 我並不確定這到底是不是有組織、有預謀的行為。 但就算真的是有組織、有預謀,也得要有前因後果,這把火才燒得起來。 如果你們不反省,這種火以後只會越燒越大。 幣安的核心思維永遠都是防禦性的,永遠在想如何維持自己的賺錢能力跟行業地位,看誰都是潛在競爭對手,看誰做大了就要用自己的資源去碾壓。 你們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想法:在上幣這件事上,絕對不能讓別人來「白嫖」用戶的流動性。 但有沒有想過,靠著這種偏頗的上幣邏輯來維持地位,讓你們錯失了多少用戶真正想買、想交易的幣? 我就舉平台幣 HYPE 為例,市場上有多少交易所同行已經上架現貨了? 但你們就是硬不上,原因很簡單,因為 Hyperliquid 是競爭對手,威脅到你們了。 按這樣的邏輯,我相信即便 HYPE 衝到市值 Top 10,你們也不會上。 White Whale 也是一樣的概念,from bottom up 的社區幣,有熱度有交易量有故事,但 SOL = BSC 的敵人,所以不上。 反過來看,DOYR、我踏馬來了,這種扣完字眼就火速退潮的幣,大家都以為死了,結果轉頭 Alpha 就給上了。 如果說這兩個幣在你們喊完之後自己活下來了,幣價健康、社群活躍、討論有熱度,那也就算了。 但它們都死了啊?死了的幣你們到底在上啥?唯一能找的角度就只有何一提過、CZ回應過而已,這種上幣邏輯怎麼可能服眾? 美股還有七巨頭互相制衡競爭、彼此砥礪進步。 但在幣圈,幣安是絕對龍頭,當這個量體的企業的把追求利潤放在第一,把扶持自家生態鏈放在第一,對整個行業都不是好事。 我可以理解CZ想要為 BSC 創造動能,但直接或間接喊單 TST、Mubarak、Broccoli、Giggle、Aster ,真的是好事嗎? 你的個人行為跟平台影響力高度耦合,喊單是讓散戶自己去遐想、自己去下注。 這件事如果是其他 KOL 做,頂多被罵一波就過去了。但你是 CZ,你做這件事就是球員兼裁判。 今天有人因為你的話衝進去,明天套牢了,這個帳一定會算在你頭上。每一次都在消耗信任。 你以為你在幫 BSC 造勢,但這種靠喊單撐起來的繁榮是假的。真正的結果是什麼?是讓所有人開始質疑幣安的中立性。 你覺得各國監管單位看到你這些行為,會有什麼想法? 打開幣安APP,一整排的幣安人生、我踏馬來了、老子幣、DOYR,他們會怎麼想? 這就是為什麼行業很多人賺到錢了,但始終賺不到外界的尊重。 你是行業龍頭,你的 APP 首頁就是這個行業的門面。當門面長這樣,你要怎麼說服傳統金融、說服監管、說服主流社會,我們是一個值得被認真對待的產業? 我不是要幣安當聖人。 商業公司追求利潤天經地義,我自己也是開公司的,我懂。 但當你是行業龍頭的時候,你的每一個決策都在定義這個行業的遊戲規則。 你選擇上什麼幣,不上什麼幣,市場就會往那個方向長。 你選擇喊單什麼幣,散戶就會追什麼幣。 你們給誰頒「行業貢獻獎」,大家就會覺得這個人是行業認可的領軍人物。 你們的審美,會影響這個行業的審美,也會影響外界對行業的觀感。 這是權力,也是責任。 我對幣安沒有私人恩怨,我也不覺得幣安是壞人。 我只是覺得,一個世界第一的交易所,應該有世界第一的格局。 不要再用 2017 年商戰時期的思維來應對 2026 年的市場了。 你們已經贏了,現在該想的是怎麼讓整個行業一起變好。 這樣你們才能贏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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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賺錢股票的賣出時點,那是個很頭痛的事,但有一派投資人,專門買「只要做一次決定」的股票,他們從來不傷腦筋什麼時候賣股票,因為這個只要做一次的決定,就是買與不買,買了就天長地久的抱著。光看這個描述,你大概就要笑出來了吧,「傻子」,但你知道賈伯斯回宮蘋果,那已經是將近三十年前的事,對投資人來說,如果那時就抱著蘋果股票一直到現在,那和天長地久也沒什麼兩樣,而微軟上市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不用我算給你聽,你也知道,如果投資組合裡有微軟和蘋果這兩個one-decision stocks,不用四十年,你能抱個二十年,你就已經是萬中選一的投資高手。 所以我說「作手回憶錄」是經典,但真正要在股海幸福快樂,得學巴菲特。就像如果有人要品評歷史人物,許多人講三國,三國人物又多又各有千秋,講評下來多過癮,但我要告訴你,這些三國的人物,沒有一個比得上非常無聊的孔老夫子,因為非常無聊的孔子,才是真正千年不衰的歷史重要人物,諸葛亮、曹操算個屁。同理,Jesse Livermore永遠沒辦法比得上巴菲特。巴菲特的投資哲學非常複雜,但有一點讀者要認清楚,巴菲特不是價值型投資人,所以不要把話放在我的嘴巴,說我要人家不要買狂飆股,而是要買價值型股票。No, no, no,價值型投資人可能比「作手回憶錄」的Jesse Livermore還要來得更不快樂,因為他們多數的時候,都是錯的,都在對抗全世界,都在孤芳自賞,所以非常不快樂。 只買「只要做一次決定」股票有很多的好處,第一,因為一戰定江山,所以下注前就要思考很久,對產品和市場,還有經理人有十足的了解,只要懂,就會有信念,就會風雨不驚。第二,不能多,也無法多。一方面這種天長地久股票本身就已經很少,另一方面,少少的選擇,才有辦法不過份分散,才能賺到大錢。第三,只買不賣的話,就不會受到短期的股市榮枯影響,心情穩定,財富逐漸累積,而不是暴起暴落,心裡才能快樂。第四,只買不賣,沒有資本利得稅的問題。第五,只買不賣,不用擔心賣股後要換什麼股票。 好處多多,但這種「只要做一次決定」的投資哲學,不適合每一個人,尤其是喜歡刺激的人,這麼無聊的遊戲,玩不下去。但朋友呀,要刺激,人生還怕找不著管道嗎?為什麼要和錢開玩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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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這次選區重劃的大混戰,有一個法律的重點是1965年通過的投票權利法第二章(VRA Section 2),在大法官的判決裡,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改變,一如在大學入學的種族配額(affirmative action)被判違憲一樣,大法官規定選區的劃定,不得把種族作為考量,一舉把VRA Section 2的使用限縮到幾乎沒有。許多的左派,哭天搶地,一如之前的哭訴「那以後黑人怎麼進哈佛」一樣,這一次也是,「那以後黑人怎麼選得上眾議員」?神經病,別人怎麼選上,你就怎麼選上。美國現在這麼多的黑人國會議員,比如說像南卡的參議員Tim Scott,憑著真本事,在白人居多數的選區,先選上眾議員,現在又代表南卡作為聯邦參議員。誰說黑人一定要靠保障名額才能選上國會議員?哦,民主黨當然一如往常,把所有加入共和黨的黑人,視而不見,直接不當黑人了。 Affirmative action也好,先前的VRA允許的黑人多數選區劃分也好,都是立意良善,但會把黑人的未來摧毀的惡法。幾十年下來的入學保障名額,造成現在上醫院,只要看到黑人醫生,大部份的人就怕怕的。如果我可以選,我一定只選亞裔和白人醫生,你要說我種族主義也沒關係,我不拿我的身體健康開玩笑。為什麼?因為所有的證據顯示,黑人入學的時候,採用了較低的學術標準,在學訓練,也受到刻意優待。凡是有affirmative action的地方,我一律不相信黑人的水準。如果今天NBA開始有亞裔保障名額,我馬上拒看NBA,這是一樣的道理。到頭來,真正可以靠實力當上醫生的黑人,反而碰到他們不應該有的歧視,多可惜。但是誰害他們的呢?這些自以為高貴的死左派,老是把弱勢族群當作他們可以保護的吉祥物,而完全不相信他們的能力,這些傢伙,才是真正的種族主義者。 1965的投票權利法,有其時代背景。林肯在南北戰爭的末期被刺殺死亡,而讓南方來的Andrew Johnson副總統扶正,這個Johnson把南方的「重建」完全拐了個彎。原本趁著戰爭勝利,北方要把南方的種族主義政策徹底消滅,要軍事佔領南方一陣子,要確保黑人在南方的權利得到保障,但Johnson的提早結束重建,一下讓南方的白人又拿回了政治掌控權,原本南方各州紛紛出現黑人的共和黨州長、國會議員,一下子就被逆轉翻盤,南方自此變為Jim Crow的世界,一個白人用暴力和法律刁難黑人,造成實質種族隔離的反動時代。一直要到下一個Johnson總統,繼位被刺甘迺迪的詹森,將近一個世紀之後,這個Jim Crow的時代,才告一個終結。這個1965年的VRA,也許就是詹森一輩子最大的貢獻。 VRA非常清楚地規定南方各州不得用法律刁難任何人的投票權利,也不可以用選區劃分的方式,「稀釋票源」,這個禁止稀釋票源的規定,就是先前最高法院准許,而南方各州都遵守的方式,在每一州,硬是劃出黑人為多數的眾議員選區,也可以說是深紅南方的民主黨保障名額區。但大法官終於把先前的解釋推翻掉,一如affirmative action一樣,憲法說的人人平等,真的就該不分種族人人平等,沒有人得因為種族膚色受到歧視、不公平對待,也代表沒有人可以因為種族膚色而得到優惠。什麼叫「稀釋票源」呢?誰說黑人都一起投票,都有一樣的政治認知,都會選一樣的政黨?大法官把VRA放回憲法的框架,是美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正確走向。 民主黨深深相信大法官都是有政治意圖,所以他們准許了德州的選區重劃,限縮了VRA,讓更多的南方紅州可以全面翻紅,但我相信能當到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一輩子都不用再找工作,在這個人世最重要的就是歷史留名,許多我們凡人的考量,一己之私的計算,並不是所有大法官在這世界的做人處事準則。他們也批准了加州的選區重劃,給了民主黨佔便宜的機會,怎麼不說大法官是有政治考量呢?只要不違反憲法,州的主權確定了各州自行劃分選區的權力,這就是大法官的判決原則。不要急著否定最高法院的原則性,你等著看他們怎麼判川普否定「出生即公民」的憲法權利,再來看共和黨怎麼罵最高法院,你就知道這些政治攻防,不過是一場戲,美國憲法還是剛健如山的保護著美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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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跟一位在圈內闖蕩多年、已經財富自由的朋友交流。 她提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洞察: 「現在的錢,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好用了。」 為什麼? 因為在高度工業化的現代,過去王公貴族才能享受的生活品質,現在平民老百姓都觸手可及。 這位朋友提出了一個經典例子:Jeff Bezos 拿的 iPhone,跟普通人拿的 iPhone 沒有任何差別。即便你再有錢,你也買不到一台比 iPhone 領先 50 年的通訊設備,因為技術邊界就在那裡。 我仔細想想,好像真的是這樣。 在清末,慈禧太后用的馬桶是檀香木刻、鋪著綢緞與香料的「官盆」,而平民用的是簡陋的茅坑,兩者有著天壤之別。但在今天,你家裡的馬桶跟首富家裡的,本質上已無代差。即便多花了幾十倍的錢,頂多也就是多了免治功能或自動掀蓋——在最基本的生理尊嚴上,現代工業已經抹平了階級的鴻溝。 這代表財富在「物質功能」上的邊際效應遞減得極快: 食: 財富自由的人吃一頓米其林三星,跟你吃一頓精緻料理的飽足感與美味落差,已不再是天壤之別。 衣: 頂級訂製西裝與優質成衣的差距,比起百年前的絲綢與粗麻,視覺上的階級感大幅縮小。 行: 頭等艙與經濟艙雖然舒適度有差,但抵達目的地的時間是一樣的。 如果第一個 100 萬美金帶給你的邊際效用是 10(它解決了安全感與基本自由); 那麼第二個 100 萬美金,效用可能就遞減到 5; 到了第三個,效用可能只剩下 1。 這個效用遞減函數不是線性的,而是斷崖式的(Cliff)。 這位朋友說,她見過不少人白手起家,資產從 A6 翻到 A9,又從 A9 跌回 A6(單位是美元)。 很多人財富增加了,心態卻仍停留在 Degen 慣性。簡單來說,就是賭上癮了。 他們成了數字的囚徒,為了追逐帳面上更高的收益,在錯誤的時間點重倉豪賭,冒著 100% 返貧的風險,去換取那早已遞減到幾乎為零的邊際效用。 我跟她也有類似的觀察。或許是華人基因裡帶有上一代的苦難記憶,我們普遍對金錢有一種深層的恐懼感,喜歡囤積數字、喜歡攀比。這種「匱乏感」就像是一種基因病毒,代代相傳。 即便我們已經生活在物質過剩的時代,腦袋裡的作業系統卻還停留在「飢荒模式」。我們習慣用資產的數字來填補內心的不安全感,卻忘了問自己:當邊際效應已經進入斷崖區,繼續透支生命去交換那些多出的數字,代價究竟是什麼? 如果你觀察那些在幣圈起伏、最終卻無法守住財富的人,你會發現,他們追求的往往不是「更好的生活」,而是「贏過別人的感覺」。 他們買超跑、買名牌,本質上不是為了自己爽,而是買給別人看的。 試想一下,如果你住在一個無人島上,你會想開一輛藍寶堅尼嗎?上下車得彎腰、椅子難坐得要死,進出車庫還怕刮到底盤。在沒有觀眾的地方,這些財富象徵反而是一種累贅。 有趣的是,這種「優越感」完全是比較出來的結果。再做另一個思想實驗:如果你住的不是無人島,而是所有人都開藍寶堅尼的小島,你還會想開它嗎?應該也不會,因為當超跑變成標配,它就失去了炫耀的價值。 這種對「優越感」的追逐,本質上是一場永無止盡的西西弗斯推石遊戲。 優越感不是來自於你「擁有的多」,而是來自於你「比別人多」。這意味著你的幸福感並非建立在自己的基座上,而是漂浮在別人的目光裡。一旦進入更高階層的圈子,原有的優越感會瞬間崩塌,迫使你投入更多的人生預算去換取下一個階梯的虛榮。 這正是為什麼有些資產 A9 的人依然活得像個飢餓的囚徒。因為在優越感的金字塔中,永遠有比你位居更高處的人。 真正通透的人生,是把自主權從別人的眼光奪回到自己手裡。 這意味著你清楚知道自己需要多少物質就能抵達「舒適」的邊界,而邊界之外的每一分精力,你都選擇用來餵養自己的靈魂,而不是用來滿足無止盡的攀比。 真正的自由,並非擁有買下一切的權力,而是擁有一種「即便不參與這場遊戲,也不覺得自己輸給任何人」的底氣。 當你不再是數字的囚徒,也不再是別人的對照組,你終於能在這擁擠的世界裡,找到一個最讓自己舒服的坐姿。 就像風清揚傳授獨孤九劍時,對令狐沖說的那句:「根本無招,如何可破?」 如果說人生也有獨孤九劍,那麼破除一切煩惱的招式,就是放下心中的比較心——「根本無人,何必去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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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大家可能都在想,到底是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我也來説説我的看法。 法國足球巨星姆巴佩(Kylian Mbappé)最近惹惱了中共,原因很簡單,他說毛澤東是個獨裁者。北京立刻火冒三丈,指責他「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可是,毛澤東本來就是獨裁者,他的統治還造成數千萬中國人死亡。難道說出這個歷史事實,比毛澤東當年害死那麼多中國人,更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這件事看起來荒唐,卻正好戳破了中共多年來慣用的一套政治把戲。只要有人批評共產黨,就說人家侮辱了中國;只要有人批評毛澤東,就說人家傷害了中國人民。毛澤東雖然已經死了半個世紀,但他留下的獨裁體制還在,中共對毛的政治遺產更是碰都不讓人碰。 「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這句話,大家應該早就聽膩了。美國總統見了達賴喇嘛,中國人民的感情受傷了。日本首相談到台灣,中國人民的感情又受傷了。外國政府批評中共迫害人權,中國人民的感情還是受傷了。 奇怪了,十四億中國人真的都這麼容易被傷感情嗎?更重要的是,誰問過他們? 一個不讓人民自由選舉國家領導人、不准人民公開批評政府、連上網說幾句真心話都可能惹上麻煩的政權,居然一天到晚宣稱自己最了解全體中國人民的感情。這不是很可笑嗎? 其實,這套說法已經用了幾十年。中國媒體研究計畫(China Media Project)發現,早在1959年,中共《人民日報》就在中印邊界爭端中拿「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來指責印度。研究人員統計了1959年至2015年間《人民日報》的143個相關案例,發現中共用這句話罵得最多的是日本,其次是美國,而台灣和西藏問題也經常成為引爆點。 說穿了,只要有人碰到中共的政治利益,或者不接受它對歷史和領土的說法,中國人民的感情就會突然受到「嚴重傷害」。 最離譜的例子之一,就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當年中共出動軍隊鎮壓屠殺要求民主改革的中國民眾,美國國會對這場血腥鎮壓提出譴責。結果北京竟然反過來指責美國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這是什麼道理?殺害中國人民不算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譴責殺害中國人民的暴行,反倒成了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罪過? 這就是中共這套說詞最荒謬、也最虛偽的地方。 毛澤東搞大躍進,造成一場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大饑荒,估計有三千萬到四千五百萬中國人因此喪命。接著又搞文化大革命,整個社會被折騰得天翻地覆。無數家庭被拆散,老師被學生批鬥,知識分子遭到迫害,寺廟古蹟被砸得亂七八糟。到了1989年,中共又在北京向自己的人民開槍。 中共治國無方,折騰有數。目前的中國,民不聊生,失業飛漲,就業艱難,人人思潤,萬衆躺平,遍地貪腐,無限監管,鎮壓空前。難道因此而受煎熬的億萬中國人民的痛苦就不算數?難道這些事情沒有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可是,中共偏偏不准這些人公開訴說自己的苦難。誰想追究責任,誰就可能受到打壓;誰想紀念歷史,誰就可能被當成政治上的尋釁滋事的人物。 所以,中共口中的「中國人民的感情」,其實有一個很奇怪的規矩,只要是外國人讓中國人不高興,中共就要替大家出頭;但如果是共產黨自己傷害了中國人民,那就最好閉嘴,連提都不准提,因爲在中共眼中, 被肆虐幾十年的中國人民是沒有感情的。 姆巴佩事件就很能說明這種荒唐的地方。中國媒體忙著譴責他的所謂「辱華」言論,卻不敢清楚告訴中國民眾,他到底說了什麼。有些中國網民連事情的來龍去脈都不知道,就被要求跟著生氣。連別人講了什麼都不讓你知道,卻要你義憤填膺,這不是很滑稽嗎? 這種憤怒,很多時候根本不是人民自己產生的,而是中共需要人民生氣的時候,才刻意製造出來的。這套把戲其實很好懂。對內,中共可以把老百姓對經濟、失業、貪腐和社會不公的不滿,轉移到外國人身上。對外,則可以利用龐大的中國市場,逼外國政府、企業、學校、運動員和演藝界人士乖乖接受中共的政治規矩。 2019年,美國職籃休士頓火箭隊總經理莫雷(Daryl Morey)發文支持香港示威者,北京馬上對NBA展開抵制。其他外國企業和名人,只要在台灣、西藏等問題上說了中共不愛聽的話,也可能遭到封殺。 北京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你在美國可以有言論自由,但如果想賺中國市場的錢,就得先學會看共產黨的臉色。這其實就是拿生意當武器,逼自由世界接受中共的言論審查。 但是,中共這種動不動就發火的習慣,也暴露出它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 在台灣問題、美國軍事行動,以及其他國際爭端上,北京經常把話說得很重,動不動就警告對方要承擔「嚴重後果」。但很多時候,最後也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嘴巴上喊得震天響,真正能做、敢做的事情卻未必有那麼多。 中國當然是一個有實力的大國,這一點沒有人否認。但一個真正有自信的大國,何必整天為了外國人的一句話、一張地圖、一個玩笑,就氣得跳腳? 一方面宣稱中國已經強大起來,正在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另一方面又把中國人民說得好像玻璃心一樣,動不動就被外國人傷害。這兩件事擺在一起,不覺得很矛盾嗎? 說到底,中共真正害怕的,不是中國人民的感情受傷,而是有人不再把共產黨當成中國的唯一代表。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中共特別喜歡拿中國近代史上的屈辱做文章。 十九世紀以來,中國確實受到過列強侵略、不平等條約,以及日本軍國主義帶來的巨大災難。這些歷史都是真的,也值得中國人記住。但問題是,中共只准中國人記住外國人對中國造成的傷害,卻不准中國人自由討論共產黨自己造成的災難。 外國人一百多年前犯下的前科,北京可以沒完沒了地要求道歉;共產黨對中國人民造成比外國人所爲多出幾十倍的數千萬人死亡的歷史,卻連公開追究都不准。這根本不是尊重歷史。 只要國內經濟出了問題,社會矛盾增加,或者人民對政府不滿,北京就可以找個外國人來當出氣筒,然後把自己打扮成捍衛民族尊嚴的大英雄。這套政治操作最關鍵的一步,就是故意把共產黨和中國畫上等號。但中國就是中國,共產黨就是共產黨,兩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對美國人來說,這件事其實有一個很直接的教訓,不要再為了行使自己的自由,而向獨裁者低頭道歉。北京沒有權力規定美國人能說什麼、大學能教什麼、企業能發表什麼,更沒有資格決定哪些歷史事實可以公開討論。 中共現在很聰明,它不需要在美國制定法律,只要拿中國市場當誘餌,就能讓不少美國機構自己替它執行言論審查。好萊塢為了中國票房修改劇本,大學怕惹北京不高興而迴避敏感議題,企業為了生意限制員工發言,體育聯盟更是動不動就為一句完全合法的政治言論公開道歉。 這才是美國人真正應該警惕的事情。一個外國獨裁政權,居然可以利用商業利益,讓自由社會的人自己放棄言論自由。這不是一般的外交摩擦,而是中共把自己的政治規矩一步步帶進美國社會。我們應該公開揭露中共的經濟脅迫,保護因為合法言論而遭到北京報復的美國人,並且清楚告訴北京,中國市場再大,也買不到替美國人制定言論規則的權力。 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看穿中共最大的政治謊言, 强調共產黨不等於中國,共產黨的利益也不等於中國人民的利益。 真正侮辱中國人民的,不是有人說毛澤東是獨裁者,而是一個造成數千萬中國人死亡、掩蓋歷史真相、剝奪人民基本自由的政黨,居然還厚著臉皮,自稱是中國人民感情的守護者。北京與其整天教訓全世界不要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不如先向中國人民交代,共產黨自己到底給他們造成了多少苦難。 說穿了,中共根本不是在保護中國人民的感情,而是在拿中國人民的感情當人質。真正傷害中國人民尊嚴的,不是外國人批評共產黨,而是共產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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