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還債ㄌ 🤣 早知道就不在TG跟你們玩遊戲了 但願賭服輸的我還是會償還 原本只是隨口說投票超過60票 就讓你們挑地點我去那個地方拍照 還真的讓你們達成了.. 但我們可以商量一下嗎 下次拍攝能多個男主角嘛這樣拍很空虛耶 #地點給你們選我來挑幾個做#

前面說過我們學校的那個覺醒女牧師，我還有和她交手過一次，更確定她是個左派激進份子。美國的私立學校分兩種，有錢的和沒錢的。有錢的學校，通常發獎學金是看需要，而不是看成績。每一個能唸長春藤等級學校的學生，程度當然都很好，學校除了少數特別捐贈的獎學金外，多半不看成績發獎，另一方面，為了強化「社會階層流動」，所以好的私校，通常窮人唸書不用錢，有錢人則要付全額。敝校是沒有錢的那種，所以發獎學金，反而看成績，想用錢去收買一些程度好一點的學生。有的獎學金很大方，學費、住宿費全免，所謂的full ride(或稱free ride)。 有一年我給找去當多元化獎學金的評審，這獎的頭一名獲獎，就是full ride。我們由教職員和校友三人主持的這個小委員會，就可以給一個頭獎，再加幾個小一點的獎，這些獎，是給還沒來唸的新生，因為是full ride，幾乎給出去，就會來唸，所以學校和學生都很慎重，還會付飛機票錢讓學生來面試。我們三人小組，非常仔細地看資料，問學生，並且認真討論，看到一個個高中生的不同背景，為了獎學金寫的小論文介紹他們自己，有點開眼界的感覺，算是有趣的一個差事。 面試了幾個人之後，下一個就要輪到一個德州來的的黑人學生，在面試前，牧師進來和我們聊了一下，說接下來的這個學生的經歷很感人，是一個德州校友發現的，很有資格拿這個多元化獎學金。這黑人沒有爸爸，媽媽也因為吸毒，所以沒有養育小孩，小孩住過流浪漢的庇護之家，也在寄養家庭之間流轉，學上得不好，但很認真，沒有變壞，有打美式足球，教練說資質不錯。牧師意思是，如果可以，給他full ride，讓他人生有一個翻身的機會。我們就一個勁地點頭，但我們一看資料，一問學生，就知道不妙。學生的ACT只有14分，這是非常低的分數，ACT是和SAT同等地位的標準考試，全國平均是19，沒有考個 33、34以上，藤校不用想。再問學生一些基礎的數學問題，完全答不出來。沒辦法，因為選拔標準裡，有一項就是學業成績，這項算下去，就把他的分數拉下來。我們最後把頭獎給了個亞裔，被白人領養的那種，而把二獎給了黑人學生，兩個成績實在差太多。 審核結束的時候，牧師衝了進來，「你們怎麼沒有給德州學生頭獎」？吵了很久，原來她和校友，應該已經承諾了全獎給他，因為這學生在她眼裡，就是那種DEI最合格的學生，我們怎麼會無視他的黑人膚色？我們小委員會沒有讓步，你有本事去改審核標準，只要標準在那裡，我們就按規章來。她怒氣沖沖地走了，好像去幫學生又要了一些錢，但學生最後去了別的學校。我想也是，在那個「瘋狂的覺醒1.0」時代，多的是學校要表態挺黑人學生。 我後來就沒再被邀請去審核這種獎學金，我們專門打壞人家好事的，當然要列入黑名單。奇妙的是，牧師可能覺得我們學校還不夠覺醒，她也走人了。

博士班將畢業要上就業市場的時候，我聽從了當時正因為Freakonomics火紅，芝加哥大學教授Steven Levitt公開的建議，取了個美國化的名字。他說他都這樣建議他為數眾多的國際學生這麼做，因為他的研究證實，「名字」充滿了許多訊息，會給僱主認識到你是不是非常願意融入環境、擁抱當地的文化，你是不是想和其它人一樣，而決定要不要給你加分。講到這裡，就很多人想要舉反例，但是愛舉反例的人，常常不了解這種實證研究的意義，就業結果的差異，當然是有很多因素造成，但這種設計良好的實驗，真正的解讀方法是，「如果兩個各方面都一模一樣的人，取了一個美國化的名字那個，會有比較好的就業結果」。我那一年的就業市場正在金融風暴的谷底，任何一點加分的機會，我當然不能錯過。 Levitt的意見，放在今時今日，那是非常政治不正確的。我都可以想見各式各樣的批評，「死白男，你憑什麼要人家放棄自己的身份認同」「為什麼不擁抱自己的文化」「你很好，沒有需要改變」「是別人該來學你的名字怎麼唸，而不是你要配合他們」「世界本應該如此多元」諸如此類的看法。如果是個人的價值觀，自我的選擇，我都沒有意見，但在現實上，這些批評並沒有辦法改變這個世界上，人生下來就存在的偏見，也許社會比較文明了，社會比較多cancel文化了，這些偏見不敢顯露出來，但一直都在而去除不了，只是變成隱性的偏見而已，這也是Levitt和Ronald Fryer等人研究的價值，人是會說一套，做一套的，所以有人選擇保留自己驕傲的一切，有人極力融入新社會，那都沒有關係，「名字」的訊號傳遞機制，不會因為你做了什麼，或是不做什麼，而失去作用。所以，你看為什麼這麼多東亞移民，給小孩取名字，都是非常美國化的名字，那是一個想要融入的心情，那是一個務實的心態。反觀印度人...... 但這些強調要政治正確的左派意識型態，其實還是有害的。首先，這些高大上的多元價值讓新世代對社會的運行有誤解，造成他們的認知和現實有落差。但更大的問題是，這種多元價值幾乎都不可避免地變成紅衛兵的鬥爭手法，為什麼Levitt現在不太敢再講這些實證上反多元的研究？因為那是會被人cancel的大逆不道言論。現在美國的教育界，不管是中小學，還是高等教育，通通是這種多元的氛圍，所以多數的老師，自己言論審查的厲害，而一旦開始懼怕被告發，那就當不了老師了，因為老師很多時候，是要「教育」學生，是帶有價值判斷的傳道責任。而一旦老師不敢要求，那學生其實就失去了學習做人做事道理的機會。一如我之前所說，大學的價值一在credentials，二在無憂無慮的四年探索，而如果老師都是畏首畏尾，那這個探索的過程，這個讓青少年成熟的獨特經歷，就少了一些能導正行為和看法的力量。 所以，我的課，不准用手機和電腦。學生可以遲到，可以中途離席上廁所，但我都很明白告知，你有你的來去自由，但你要知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本帳，記載了和所有人的往來好壞，你每次上課都要晚來，或者是都要用上課時間上廁所，你雖然不會在這堂課被扣分，但你在我的私人帳裡，會一直都是負值，你的印象分數就是負的。當你身邊的人，對你的帳上，記的都是這些負值，你就把自己在社會成功、人生幸福的機會一降再降，如果不自己想辦法改變，那也不要日後悔恨。是的，我就是那個沒有政治正確危機感的說教老頭，但這不就是學校給我終身職的立意初衷？

昨天收到一些社群的詢問，問我為什麼去年 10 月到 12 月罵幣安罵得那麼兇，現在反而替他們說話？ 我的核心觀點一直沒有改變。 1011 這件事，幣安始終欠行業一個交代，我認為幣安要負大部分的責任。 現在風向如此，我當然可以站在道德制高點繼續批判幣安，政治正確又能博眼球，何樂而不為？ 但我覺得過去三個月，我該表達的立場已經表達完了。站在從業人員的角度，一直停留在批評而不往前走，是不成熟的，也沒有任何意義。 幣安從成立到現在，早期確實受到很多同業的攻擊。 但現在幣安早就是世界第一了。任何一個正常有腦的同行都知道，商戰不可能贏得市佔，真正贏的方式是流動性，是產品，是品牌，而不是攻擊對手。 有些事情是行業結構性問題，不該把所有責任都扣在幣安身上。但有些事情確實是幣安的責任，該接受檢討就接受檢討。 從何一的回應可以感覺出來，幣安在面對 FUD 的時候，第一時間不是反省自己，而是去思考「這個攻擊從何而來」。 這是一種從古早交易所商戰時期就延續至今的應激反應。何一作為幣安當時風口浪尖的第一道防線，會有這種應激反應，我覺得很正常。 但現在已經是 2026 年了，想法不應該還這麼 defensive。 這幾天幣安從西方圈這幾天燒起來的這些炎上事件，都是過去的因所種下的果。 我並不確定這到底是不是有組織、有預謀的行為。 但就算真的是有組織、有預謀，也得要有前因後果，這把火才燒得起來。 如果你們不反省，這種火以後只會越燒越大。 幣安的核心思維永遠都是防禦性的，永遠在想如何維持自己的賺錢能力跟行業地位，看誰都是潛在競爭對手，看誰做大了就要用自己的資源去碾壓。 你們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想法：在上幣這件事上，絕對不能讓別人來「白嫖」用戶的流動性。 但有沒有想過，靠著這種偏頗的上幣邏輯來維持地位，讓你們錯失了多少用戶真正想買、想交易的幣？ 我就舉平台幣 HYPE 為例，市場上有多少交易所同行已經上架現貨了？ 但你們就是硬不上，原因很簡單，因為 Hyperliquid 是競爭對手，威脅到你們了。 按這樣的邏輯，我相信即便 HYPE 衝到市值 Top 10，你們也不會上。 White Whale 也是一樣的概念，from bottom up 的社區幣，有熱度有交易量有故事，但 SOL = BSC 的敵人，所以不上。 反過來看，DOYR、我踏馬來了，這種扣完字眼就火速退潮的幣，大家都以為死了，結果轉頭 Alpha 就給上了。 如果說這兩個幣在你們喊完之後自己活下來了，幣價健康、社群活躍、討論有熱度，那也就算了。 但它們都死了啊？死了的幣你們到底在上啥？唯一能找的角度就只有何一提過、CZ回應過而已，這種上幣邏輯怎麼可能服眾？ 美股還有七巨頭互相制衡競爭、彼此砥礪進步。 但在幣圈，幣安是絕對龍頭，當這個量體的企業的把追求利潤放在第一，把扶持自家生態鏈放在第一，對整個行業都不是好事。 我可以理解CZ想要為 BSC 創造動能，但直接或間接喊單 TST、Mubarak、Broccoli、Giggle、Aster ，真的是好事嗎？ 你的個人行為跟平台影響力高度耦合，喊單是讓散戶自己去遐想、自己去下注。 這件事如果是其他 KOL 做，頂多被罵一波就過去了。但你是 CZ，你做這件事就是球員兼裁判。 今天有人因為你的話衝進去，明天套牢了，這個帳一定會算在你頭上。每一次都在消耗信任。 你以為你在幫 BSC 造勢，但這種靠喊單撐起來的繁榮是假的。真正的結果是什麼？是讓所有人開始質疑幣安的中立性。 你覺得各國監管單位看到你這些行為，會有什麼想法？ 打開幣安APP，一整排的幣安人生、我踏馬來了、老子幣、DOYR，他們會怎麼想？ 這就是為什麼行業很多人賺到錢了，但始終賺不到外界的尊重。 你是行業龍頭，你的 APP 首頁就是這個行業的門面。當門面長這樣，你要怎麼說服傳統金融、說服監管、說服主流社會，我們是一個值得被認真對待的產業？ 我不是要幣安當聖人。 商業公司追求利潤天經地義，我自己也是開公司的，我懂。 但當你是行業龍頭的時候，你的每一個決策都在定義這個行業的遊戲規則。 你選擇上什麼幣，不上什麼幣，市場就會往那個方向長。 你選擇喊單什麼幣，散戶就會追什麼幣。 你們給誰頒「行業貢獻獎」，大家就會覺得這個人是行業認可的領軍人物。 你們的審美，會影響這個行業的審美，也會影響外界對行業的觀感。 這是權力，也是責任。 我對幣安沒有私人恩怨，我也不覺得幣安是壞人。 我只是覺得，一個世界第一的交易所，應該有世界第一的格局。 不要再用 2017 年商戰時期的思維來應對 2026 年的市場了。 你們已經贏了，現在該想的是怎麼讓整個行業一起變好。 這樣你們才能贏更久。

思考賺錢股票的賣出時點，那是個很頭痛的事，但有一派投資人，專門買「只要做一次決定」的股票，他們從來不傷腦筋什麼時候賣股票，因為這個只要做一次的決定，就是買與不買，買了就天長地久的抱著。光看這個描述，你大概就要笑出來了吧，「傻子」，但你知道賈伯斯回宮蘋果，那已經是將近三十年前的事，對投資人來說，如果那時就抱著蘋果股票一直到現在，那和天長地久也沒什麼兩樣，而微軟上市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不用我算給你聽，你也知道，如果投資組合裡有微軟和蘋果這兩個one-decision stocks，不用四十年，你能抱個二十年，你就已經是萬中選一的投資高手。 所以我說「作手回憶錄」是經典，但真正要在股海幸福快樂，得學巴菲特。就像如果有人要品評歷史人物，許多人講三國，三國人物又多又各有千秋，講評下來多過癮，但我要告訴你，這些三國的人物，沒有一個比得上非常無聊的孔老夫子，因為非常無聊的孔子，才是真正千年不衰的歷史重要人物，諸葛亮、曹操算個屁。同理，Jesse Livermore永遠沒辦法比得上巴菲特。巴菲特的投資哲學非常複雜，但有一點讀者要認清楚，巴菲特不是價值型投資人，所以不要把話放在我的嘴巴，說我要人家不要買狂飆股，而是要買價值型股票。No, no, no，價值型投資人可能比「作手回憶錄」的Jesse Livermore還要來得更不快樂，因為他們多數的時候，都是錯的，都在對抗全世界，都在孤芳自賞，所以非常不快樂。 只買「只要做一次決定」股票有很多的好處，第一，因為一戰定江山，所以下注前就要思考很久，對產品和市場，還有經理人有十足的了解，只要懂，就會有信念，就會風雨不驚。第二，不能多，也無法多。一方面這種天長地久股票本身就已經很少，另一方面，少少的選擇，才有辦法不過份分散，才能賺到大錢。第三，只買不賣的話，就不會受到短期的股市榮枯影響，心情穩定，財富逐漸累積，而不是暴起暴落，心裡才能快樂。第四，只買不賣，沒有資本利得稅的問題。第五，只買不賣，不用擔心賣股後要換什麼股票。 好處多多，但這種「只要做一次決定」的投資哲學，不適合每一個人，尤其是喜歡刺激的人，這麼無聊的遊戲，玩不下去。但朋友呀，要刺激，人生還怕找不著管道嗎？為什麼要和錢開玩笑呢？

美國這次選區重劃的大混戰，有一個法律的重點是1965年通過的投票權利法第二章(VRA Section 2)，在大法官的判決裡，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改變，一如在大學入學的種族配額(affirmative action)被判違憲一樣，大法官規定選區的劃定，不得把種族作為考量，一舉把VRA Section 2的使用限縮到幾乎沒有。許多的左派，哭天搶地，一如之前的哭訴「那以後黑人怎麼進哈佛」一樣，這一次也是，「那以後黑人怎麼選得上眾議員」？神經病，別人怎麼選上，你就怎麼選上。美國現在這麼多的黑人國會議員，比如說像南卡的參議員Tim Scott，憑著真本事，在白人居多數的選區，先選上眾議員，現在又代表南卡作為聯邦參議員。誰說黑人一定要靠保障名額才能選上國會議員？哦，民主黨當然一如往常，把所有加入共和黨的黑人，視而不見，直接不當黑人了。 Affirmative action也好，先前的VRA允許的黑人多數選區劃分也好，都是立意良善，但會把黑人的未來摧毀的惡法。幾十年下來的入學保障名額，造成現在上醫院，只要看到黑人醫生，大部份的人就怕怕的。如果我可以選，我一定只選亞裔和白人醫生，你要說我種族主義也沒關係，我不拿我的身體健康開玩笑。為什麼？因為所有的證據顯示，黑人入學的時候，採用了較低的學術標準，在學訓練，也受到刻意優待。凡是有affirmative action的地方，我一律不相信黑人的水準。如果今天NBA開始有亞裔保障名額，我馬上拒看NBA，這是一樣的道理。到頭來，真正可以靠實力當上醫生的黑人，反而碰到他們不應該有的歧視，多可惜。但是誰害他們的呢？這些自以為高貴的死左派，老是把弱勢族群當作他們可以保護的吉祥物，而完全不相信他們的能力，這些傢伙，才是真正的種族主義者。 1965的投票權利法，有其時代背景。林肯在南北戰爭的末期被刺殺死亡，而讓南方來的Andrew Johnson副總統扶正，這個Johnson把南方的「重建」完全拐了個彎。原本趁著戰爭勝利，北方要把南方的種族主義政策徹底消滅，要軍事佔領南方一陣子，要確保黑人在南方的權利得到保障，但Johnson的提早結束重建，一下讓南方的白人又拿回了政治掌控權，原本南方各州紛紛出現黑人的共和黨州長、國會議員，一下子就被逆轉翻盤，南方自此變為Jim Crow的世界，一個白人用暴力和法律刁難黑人，造成實質種族隔離的反動時代。一直要到下一個Johnson總統，繼位被刺甘迺迪的詹森，將近一個世紀之後，這個Jim Crow的時代，才告一個終結。這個1965年的VRA，也許就是詹森一輩子最大的貢獻。 VRA非常清楚地規定南方各州不得用法律刁難任何人的投票權利，也不可以用選區劃分的方式，「稀釋票源」，這個禁止稀釋票源的規定，就是先前最高法院准許，而南方各州都遵守的方式，在每一州，硬是劃出黑人為多數的眾議員選區，也可以說是深紅南方的民主黨保障名額區。但大法官終於把先前的解釋推翻掉，一如affirmative action一樣，憲法說的人人平等，真的就該不分種族人人平等，沒有人得因為種族膚色受到歧視、不公平對待，也代表沒有人可以因為種族膚色而得到優惠。什麼叫「稀釋票源」呢？誰說黑人都一起投票，都有一樣的政治認知，都會選一樣的政黨？大法官把VRA放回憲法的框架，是美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正確走向。 民主黨深深相信大法官都是有政治意圖，所以他們准許了德州的選區重劃，限縮了VRA，讓更多的南方紅州可以全面翻紅，但我相信能當到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一輩子都不用再找工作，在這個人世最重要的就是歷史留名，許多我們凡人的考量，一己之私的計算，並不是所有大法官在這世界的做人處事準則。他們也批准了加州的選區重劃，給了民主黨佔便宜的機會，怎麼不說大法官是有政治考量呢？只要不違反憲法，州的主權確定了各州自行劃分選區的權力，這就是大法官的判決原則。不要急著否定最高法院的原則性，你等著看他們怎麼判川普否定「出生即公民」的憲法權利，再來看共和黨怎麼罵最高法院，你就知道這些政治攻防，不過是一場戲，美國憲法還是剛健如山的保護著美國人民。

最近跟一位在圈內闖蕩多年、已經財富自由的朋友交流。 她提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洞察： 「現在的錢，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好用了。」 為什麼？ 因為在高度工業化的現代，過去王公貴族才能享受的生活品質，現在平民老百姓都觸手可及。 這位朋友提出了一個經典例子：Jeff Bezos 拿的 iPhone，跟普通人拿的 iPhone 沒有任何差別。即便你再有錢，你也買不到一台比 iPhone 領先 50 年的通訊設備，因為技術邊界就在那裡。 我仔細想想，好像真的是這樣。 在清末，慈禧太后用的馬桶是檀香木刻、鋪著綢緞與香料的「官盆」，而平民用的是簡陋的茅坑，兩者有著天壤之別。但在今天，你家裡的馬桶跟首富家裡的，本質上已無代差。即便多花了幾十倍的錢，頂多也就是多了免治功能或自動掀蓋——在最基本的生理尊嚴上，現代工業已經抹平了階級的鴻溝。 這代表財富在「物質功能」上的邊際效應遞減得極快： 食： 財富自由的人吃一頓米其林三星，跟你吃一頓精緻料理的飽足感與美味落差，已不再是天壤之別。 衣： 頂級訂製西裝與優質成衣的差距，比起百年前的絲綢與粗麻，視覺上的階級感大幅縮小。 行： 頭等艙與經濟艙雖然舒適度有差，但抵達目的地的時間是一樣的。 如果第一個 100 萬美金帶給你的邊際效用是 10（它解決了安全感與基本自由）； 那麼第二個 100 萬美金，效用可能就遞減到 5； 到了第三個，效用可能只剩下 1。 這個效用遞減函數不是線性的，而是斷崖式的（Cliff）。 這位朋友說，她見過不少人白手起家，資產從 A6 翻到 A9，又從 A9 跌回 A6（單位是美元）。 很多人財富增加了，心態卻仍停留在 Degen 慣性。簡單來說，就是賭上癮了。 他們成了數字的囚徒，為了追逐帳面上更高的收益，在錯誤的時間點重倉豪賭，冒著 100% 返貧的風險，去換取那早已遞減到幾乎為零的邊際效用。 我跟她也有類似的觀察。或許是華人基因裡帶有上一代的苦難記憶，我們普遍對金錢有一種深層的恐懼感，喜歡囤積數字、喜歡攀比。這種「匱乏感」就像是一種基因病毒，代代相傳。 即便我們已經生活在物質過剩的時代，腦袋裡的作業系統卻還停留在「飢荒模式」。我們習慣用資產的數字來填補內心的不安全感，卻忘了問自己：當邊際效應已經進入斷崖區，繼續透支生命去交換那些多出的數字，代價究竟是什麼？ 如果你觀察那些在幣圈起伏、最終卻無法守住財富的人，你會發現，他們追求的往往不是「更好的生活」，而是「贏過別人的感覺」。 他們買超跑、買名牌，本質上不是為了自己爽，而是買給別人看的。 試想一下，如果你住在一個無人島上，你會想開一輛藍寶堅尼嗎？上下車得彎腰、椅子難坐得要死，進出車庫還怕刮到底盤。在沒有觀眾的地方，這些財富象徵反而是一種累贅。 有趣的是，這種「優越感」完全是比較出來的結果。再做另一個思想實驗：如果你住的不是無人島，而是所有人都開藍寶堅尼的小島，你還會想開它嗎？應該也不會，因為當超跑變成標配，它就失去了炫耀的價值。 這種對「優越感」的追逐，本質上是一場永無止盡的西西弗斯推石遊戲。 優越感不是來自於你「擁有的多」，而是來自於你「比別人多」。這意味著你的幸福感並非建立在自己的基座上，而是漂浮在別人的目光裡。一旦進入更高階層的圈子，原有的優越感會瞬間崩塌，迫使你投入更多的人生預算去換取下一個階梯的虛榮。 這正是為什麼有些資產 A9 的人依然活得像個飢餓的囚徒。因為在優越感的金字塔中，永遠有比你位居更高處的人。 真正通透的人生，是把自主權從別人的眼光奪回到自己手裡。 這意味著你清楚知道自己需要多少物質就能抵達「舒適」的邊界，而邊界之外的每一分精力，你都選擇用來餵養自己的靈魂，而不是用來滿足無止盡的攀比。 真正的自由，並非擁有買下一切的權力，而是擁有一種「即便不參與這場遊戲，也不覺得自己輸給任何人」的底氣。 當你不再是數字的囚徒，也不再是別人的對照組，你終於能在這擁擠的世界裡，找到一個最讓自己舒服的坐姿。 就像風清揚傳授獨孤九劍時，對令狐沖說的那句：「根本無招，如何可破？」 如果說人生也有獨孤九劍，那麼破除一切煩惱的招式，就是放下心中的比較心——「根本無人，何必去贏？」

台灣廣電自由化的一個後遺症是頻道很多，但內容很少，在網路媒體興起後，電視頻道的問題就更多，觀眾變少，廣告也不怎麼賺錢，所以節目內容就更差。然後就是一大堆的政論節目，之前流行call in，現在大概就是名嘴坐在一起論政。我以前蠻不屑這些名嘴弄出來的政論節目，經常就是一個很小的議題，不管是社會事件也好，政治人物發言也好，名嘴都可以講出一大堆屁話，沒有營養的廢話。我常想，這些觀眾有時間，為什麼不讀讀書？要看電視，為什麼不看有意思的電視影集？但慢慢地，我了解到這些政論節目的價值，我認為政論節目不但促進民主，更增進人民健康，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機構。 首先，這些名嘴的對談，是很好的背景節目。親朋好友喝一杯的時候、主婦做家事的時候、全家吃完晚餐休息的時候、上班日中午午餐的時候，讓一個背景節目流動，觀眾有時認真看一下，大部份的時候，就只是在襯托所有人的日常人生，讓觀眾沒有壓力的跟上社會脈動，也算是承繼先前只有三台電視台，全國都一起看八點檔的那種國族共同回憶。 接著是政論節目可以提升全民論述、思辯的能力。像名嘴這樣，天天能生出東西來講，有料沒料，很快就知道。而民眾看著這些節目，多半時候是同溫層，邊看邊點頭，但有時候會有些不同陣營的人物出現，這種反派角色有時候會讓人像被突襲一樣，乍聽之下好像有道理，但又哪裡怪怪的，於是民眾為了反駁這些不同的觀點，就把自己的觀點，也建立的更清楚。不搞清楚對手放什麼屁，是要怎麼對他們吐口水？ 然後政論節目的全方位攻擊一個新聞，反而達成了民主社會非常需要的透明化。名嘴為了要突顯自己獨到的觀點，經常要發想新的觀察角度，甚至要扒糞，自己調查找黑資料，最後真理真的就越辯越明，讓政治人物的骯髒無所遁形。政論節目，比那些已經在金錢利益面前跪下的記者，還更能扮演媒體第四權的角色。 最後最重要的是，娛樂性。我以前認為，等到國民水準到一定層次後，就不會有人想看政論節目，我不但錯了，而且錯得離譜。不管國民水準多高，政論節目永遠有存在的必要性，因為市場有很大的需求，一個把政治娛樂化的需求。民主的競爭，應該要像運動比賽，而不是軍事對抗。兩黨相爭，有輸有贏，就像支持的球隊有強有弱一樣，兩軍對陣，競爭的時候激烈，但比賽結束了，競爭就結束了。但結束不是代表你死我活、成王敗寇，而是我們又把焦點，放在下一場選舉，下一季的比賽，就算這次沒有贏，永遠也都可以寄望於未。政論節目，就像所有的運動講評節目一樣 ，目的在增加我們對比賽的了解，也讓人民從「外行看熱閙」進化到「內行看門道」，當然是非常有市場需要。 政論節目只在成熟的民主社會存在，低俗也罷，專管芝麻點大的事也罷，這些節目，不知陪伴多少人渡過人生的春秋，我們當給他們拍拍手。當然，有時候看到一些傢伙在政論節目講話，我還是很想搧他們巴掌。

隻手難遮的仰望：從家庭教會的屋頂，看極權與信仰的生死結 楊純華 ​這幾年，關於中國大陸家庭教會被查封、牧師被帶走、十字架被拆除的新聞，早已不再是新聞，而是變成了一種常態性的背景噪音。那些本該在主日傳出讚美詩的聚會所，被貼上了冰冷的封條；那些拒絕將政治標語掛進講壇的傳道人，轉瞬之間成了法庭上的囚徒。 ​每當看到這類消息，人們總不免產生一個巨大的困惑：中國《憲法》第三十六條明明赫然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為什麼一個掌握著軍隊、武警、大數據監控和龐大經濟體系的強大政權，會如此容不下幾十個、幾百個在民房裡低聲祈禱的普通信徒？為什麼他們甘願公然撕毀自己寫下的憲法承諾，也要把這群人趕盡殺絕？ ​要理解這種近乎偏執的恐懼，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中留下的洞見，恰好提供了一面最好的鏡子。 ​兩套靈魂重塑計畫的對撞 ​托克維爾在19世紀考察美國時，曾驚嘆於宗教信仰與自由制度之間的微妙平衡。他發現，美國的宗教不直接掌權，也不靠政府強迫，卻能通過家庭、社區和道德，在社會深處發揮約束人心、維系穩定的作用。 ​「自由如果失去信仰，很容易變成放縱；民主如果失去道德，很容易滑向多數人的暴政。」 ​托克維爾敏銳地看到，宗教為世俗社會提供了一個超越物質的道德邊界和最高責任。 ​而這，恰恰點中了中共最深層的政治死穴。 ​在極權主義的邏輯裡，政權不僅要統治人民的肉身，更要壟斷人民的靈魂。中共的意識形態本質上是一種「世俗宗教」，它要求絕對的效忠、唯一的真理，以及對領袖和組織的無限崇拜。當一個基督徒宣稱「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並將《聖經》的誡命置於世俗政權的指令之上時，在統治者眼中，這不是個人的信仰選擇，而是一種政治上的不絕對忠誠。 ​如果人民心中有了更高的敬畏，他們就不再容易被恐懼徹底瓦解；如果社會有了獨立於權力之外的道德準則，政權的黑白顛倒、指鹿為馬就無法輕易得逞。打壓宗教，本質上是為了清除思想市場上的「競爭對手」，確保權力對靈魂的絕對壟斷。 ​恐懼自治：組織化的焦慮 ​托克維爾特別指出，美國的偉大在於把「政治自由、社會自治和宗教信仰」結合在一起。宗教培育了守法的公民，同時也訓練了人們在社區中彼此連結、共同承擔責任的能力。 ​然而，在中國的統治術中，「社會自治」本身就是一個禁忌的詞彙。 ​極權統治的底色是原子化社會——把每個人孤立成無依無靠的個體，讓他們只能向權力依附。而家庭教會恰恰具有極強的橫向連結能力。在這裡，沒有官方的行政撥款，信徒們卻能自發組織聚會、彼此互助、關懷弱勢、甚至自辦教育。這種基於共同信仰而產生的凝聚力、信任感和高度自治性，讓習慣了控制一切的體制感到極度焦慮。 ​在他們眼裡，一個不受黨委書記領導、不聽從街道辦指揮、卻能讓成百上千人風雨無阻聚在一起的組織，就是對政權潛在的威脅。不管你是在查經還是在祈禱，只要你「非官方組織化」，就是原罪。 ​憲法只是權力的「晴雨表」 ​那麼，既然要打壓，為何又要在《憲法》裡寫上「信仰自由」？ ​這恰恰展現了實用主義的犬儒本質。在外界看來，《憲法》是一國之根本，是限制政府權力的法律邊界；但在這裡，《憲法》往往被當作對外展示的櫥窗、或是特定歷史時期統戰的工具。 ​當政權需要營造開放形象、吸引外資時，「信仰自由」就是寫給國際社會看的漂亮履歷。 ​當政權感到安全感缺失、社會控制需要收緊時，憲法條款就可以隨時被各類「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行政法規和內部文件架空。 ​正如托克維爾所言，美國的宗教與國家保持距離，反而獲得了更廣泛的社會影響力。而在中國，當局試圖通過「宗教中國化」將所有教會閹割為權力的附庸，要求「愛國教」必須高於「愛信仰」。這種對憲法條款的公然踐踏，暴露出的是統治者對社會失控的極度恐懼。 ​結語：高牆與小草 ​托克維爾看到，宗教提醒人們「個人並不是世界的中心，欲望不能成為唯一準則」。一個缺乏信仰與敬畏的社會，最終會滑向道德的沙化與權力的暴政。 ​中共對家庭教會的打壓，看似是一場力量懸殊的圍剿：一邊是國家機器的鋼筋水泥，一邊是手捧聖經的血肉之軀。但歷史無數次證明，權力可以拆掉有形的十字架，卻無法拆除人心中對超越性價值的渴望；高牆可以禁錮肉體，卻無法阻擋靈魂向光生長。 ​當一個政權需要動用整部國家機器去對抗幾個在客廳裡唱讚美詩的信徒時，這場博弈的勝負，其實在精神層面上早已有了定論。 作者系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