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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到姚润昊的母校-早稻田大学,参加学园祭。
康奈尔团队祭出颠覆性新技术:近日,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设计出一种名为“微波神经网络”(MNN)的新架构,可让雷达信号跳过所有数字化的转换和运算步骤,直接由芯片内部的物理过程完成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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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与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近日联合宣布,将于2026年10月17日在哈佛大学桑德斯剧院举办首届哈佛千人祭孔大典。这是世界顶尖学府首次以官方学术机构身份,面向全球完整展演中华正统释奠礼乐,标志着儒家文化在国际主流学术舞台上的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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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第一批参加了八九广场示威? 曾经有官员问我:是不是有人鼓动你上广场? 我说,是自发的,更多的出于对胡耀邦的尊敬与祭念。 如果说完全没人组织,也不是事实,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境外或境内敌对势力煽动的。 组织者是一位同学他来自北师大,他后来参与高自联对话团,也应该与北师大有关。 耀邦去世,我们很快能想到他为改革为平反所做的许多努力,特别是他的朴素真诚与亲民作风。当年他考察到芜湖,当地官员要与他合影,居然遭拒,却与下榻的宾馆工作人员合影留念了。 所谓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耀邦受保守势力打压,知识界、大学当然站在耀邦一边,这是大学快速动员上广场纪念示威的强大动员力。 当时一则传言,也是促动我上广场的情感力量: 说是耀邦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高层会议,他主张增加教育经费,杨尚昆等人要增加军费,耀邦得不到支持,一时气急,送医之后,与世长辞。 而当时物价上涨,我们读研可以拿到六七十元补贴(因为工作过,拿九成工资),几乎满足不了生活需要,其他没工资补贴的学生可想而知。有背景资源的,搞官倒,越往上越腐败,这些因素也是导致人们大量上街游行抗议的重要动因。 以下为我十年前(2014)的回忆文字摘录,还有相关内容以后整理再发。 一个人的八九六四纪事 1 我是1988年秋季入学的研究生,我考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文艺学专业,当时住在恭王府,离天安门广场不到20分钟自行车车程。 1988年五四前后我到北京面试,我面试之后,花了半天时间一个人端坐在广场纪念碑石阶上,每下个方向坐半小时,我强烈的印象是,天安门竟这样矮小,甚至有些破落,有点像生产大队的大队部。 我们一代一代人,小学第一课,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 2 1989年元旦,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首诗歌,我记得有两句诗,不知道为什么会写出来,这两句诗像谶言一样,惊现在六月初的夜晚。 天空起火了 孩子们快跑 每一个星星都变成枪眼 3 耀邦4月15日逝世,我们第二天开始听到传言,说他是被气死的,他重视教育,在中央会议上要求增加教育经费,而杨尚昆等军头们要求增加军费,打击排挤胡耀邦,无论传言是否属实,对耀邦的纪念,是必须的。有同学说已有人到广场送花圈了,我们也应该制作花圈,送到广场,表达心意。 4 我们17号一早就从食堂借来了平板车,集资购买了花圈,一行十多个同学(我们88届只有十一个研究生,还有十多个进修生),把花圈送到纪念碑边摆好,上面写着纪念胡耀邦的挽联,然后就要纪念碑边照相留影。当时大家并没有什么悲情,说实在的,普通学生对领导人不可能有多么深切的情感,大家去送花圈,也就是表达敬意,还有一份对现实的不满,即,对让胡耀邦下台靠边的境遇不满。一些女同学穿红着绿,照相时也是喜喜乐乐的样子,这一镜头也被有心人记录下来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9号的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批评所指就是我们这些同学,说我们不严肃,云云。 当我们午间撤离广场时,只见长安街西路大批大学生赶到,他们人多势众,打旗喊口号,我们感受到某种振奋。 5 激烈的行为也在身边发生,有同学去敲打正在上课的教室门,要求他们停课到广场游行,授课老师不高兴。 有同学看起来积极,但并不参加集体游行,待我们到达广场时,他在旁观人群中。 6 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一个副部级单位,而院长多由文化部长兼任,时任文化部长是王蒙,常务副院长是著名红学家李希凡,一个被毛泽东点过名的小人物。当时的院领导与研究生部的领导对学生参与纪念胡耀邦的活动似乎一直没有干预,不支持不反对的样子。一位博士生拿着募捐箱去找院领导募款时,居然也得到了他们的资助。当时的领导们不像现在的单位领导们这样官僚化,对上级脸色㦗若寒蝉。当时的领导们更多一些文人气,尽管口中不说什么,但心里多是支持学生的 @baodian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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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火断了将成为农村常态 很多农村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他家绝户了,有钱有吗用啊!死了连个上坟烧纸的人都没有。 每当过年祭祀时,看到自己家谱上几代甚至是十几代的祖宗,就高兴的不得了——因为自己能为先祖传承香火。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更是骄傲,走路都能挺胸抬头,觉得别人家有什么也不羡慕。 事实上,农村男孩基本上都能成个家不过是建国以后的事,一夫一妻制的实行堵死了富人纳妾的行为,自此穷人才开始了都能娶个媳妇都时代。不信你看看自己的家谱,往上几代是不是有过继、收养甚至招婿的记载,香火虽没断,血缘却早已变化。 家家有媳妇,家家有儿子的时代马上就要结束了,农村光棍会越来越多,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1.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经济越独立,不需要婚姻来辅助自己生存。2.非婚生子女有继承权,使大量女性宁可当富人的小三,也不愿嫁给穷人,嫁给富人虽不能站在自然光里,但嫁给穷人一定是无边的黑暗。3.农村大量男孩从生下来就是手机陪着长大,吸烟染发飙车无所不能,正事一点不会,谁愿意嫁给这样的孩子呢?4.b超技术的成熟,降低了女性的自然出生率,男女比例失调。 近年来,农村25——35岁未婚男性非常多,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就我们老家来说,人口大约有1300左右,这个年龄段的单身男性差不多得有60多个,结婚生子的男孩要么是上进的大学生要么就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人家,普通男孩很难找到结婚对象。 娶不了媳妇,哪来的儿子呢?所以说绝嗣将成为农村的常态,不要总说别人家怎么怎么样了,自己家还不知道能传几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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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些常被提及的秘密组织或阴谋论相关团体: 1. 蜥蜴人(Reptilians) - 据说是统治世界的变形蜥蜴外星人 2. 骷髅会(Skull and Bones) - 耶鲁大学的秘密社团 3. 玫瑰十字会(Rosicrucians) - 神秘主义团体 4. 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 - 中世纪宗教军事组织 5. 九大家族(The 13 Bloodlines) - 据说控制全球金融的家族联盟 6. 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 - 研究全球问题的智库组织 7.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 Group) - 政商界高层年度会议 8. 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 - 国际政策讨论组织 9. 黑手党(Black Hand) - 塞尔维亚秘密组织,后来这个名称也用于意大利黑帮 10. 光照派(Illuminati of Bavaria) - 18世纪巴伐利亚的秘密组织,与现代光明会不同 11. 金色黎明教团(Hermetic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 - 19世纪末的神秘学组织 12. 普鲁士星室(Vehmic courts) - 中世纪德国秘密法庭 13. 锡安长老会议(Elders of Zion) - 反犹太阴谋论中虚构的组织 14. 祭司团(Priory of Sion) - 据称与圣殿骑士有关的秘密组织 15. 黑太阳会(Black Sun Society) - 纳粹德国时期的神秘主义组织 16. 密特拉教团(Mithraic Mysteries) - 古罗马帝国时期的秘密宗教组织 17. 蝎子兄弟会(Brotherhood of the Snake/Brotherhood of the Serpent) - 古埃及传说中的秘密组织 18. 波希米亚林园俱乐部(Bohemian Grove) - 美国加州的私人绅士俱乐部 这些组织中有些已经消失,有些仍然存在,有些则完全是虚构的。很多阴谋论往往将这些组织与超自然力量或世界统治阴谋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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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对川普的报道有一个标准的模版。美国《时代杂志》15日报道,川普近日睽违近9年访问北京,14日与习近平再度会面,鲜明凸显全球权力转移至东方。 川普此行是美国总统近30年来首度出访未顺道拜访任何盟邦,他全程收起容易被冒犯的脾气,显得尴尬畏缩,最经典的一幕莫过于,川习会后参观天坛被问是否讨论台湾时,川普异常沉默,随即受访仅称“中国很美”。 另一方面,习近平会中开门见山说重话,称台湾是美中最重要议题,早早立下北京对美规矩这点十分耐人寻味。澳洲国立大学研究中国领导层的学者宋文笛表示:“习近平觉得自己可以直接放话警告,而且不必太担心川普不悦或反击”“他在川普面前公开表现得很强硬,而且也没付出什么代价”。 时代杂志描述,不管是因伊朗战争削弱气势,或受到时差影响,川普访问这个曾被称为“中国”的国家时,全程显得屈居下风。 先是启程时罕见没在空军一号受访,初次见到习近平后,在真实社群也静悄悄,后来终于发文则是为习近平的东升西降说法辩护。 川普在文中写道,习优雅提及美国正在衰退“百分百正确”,而这发生在前总统拜登时期,而非他重返白宫之后。 时代提到,以滴酒不沾闻名的川普在北京国宴上对习敬酒时喝了一口酒,显得毕恭毕敬。 对此,白宫明确否认川普饮酒。稍后川普在习近平陪同下参观中南海花园更盛赞,这是任何人见过最美的玫瑰。  事实上,川普访华前已对中国作出重大让步,包括搁置对台湾140亿美元军售和允许英伟达对中出售H200。 这时的川普,相较去年对全球祭出对等关税时的夸大气势,已相去甚远。 最重要的是,尽管身旁有一整排顶尖企业高层随行,川普看起来却异常孤立。值得注意的是,这是1998年以来,首次有美国总统出访时,前后都没有哪怕象征性地顺道访问盟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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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蒋纬国病逝。宋美龄派人一查账,才发现自己养了81年的这个儿子,身后竟是一堆无人敢信的真相。 把时间往前拨一年。1996年,蒋纬国快满八十岁,记者汪士淳前后采访了他近四十次。一个顶着蒋家姓氏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到了晚年,终于愿意从头讲自己的身世。要听懂这段往事,得先从两个女人说起。一个是他这辈子没能见上一面的生母,一个是把他带大的姚冶诚。 蒋纬国1916年出生。照他晚年的讲述,他的生父是戴季陶,生母是日本护士重松金子。他还在襁褓里时,就被带到中国,由蒋介石收养,小时候主要由姚冶诚照料。等到1927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他已经十一岁了。 后来,他在苏州读书,吴忠信夫妇也曾照应他的生活。一个孩子从上海住到苏州,身边的大人换过几回,这才是他在蒋家长大的过程。 长大以后,蒋纬国一度离生母很近。据他晚年口述的传记,1953年,第一任妻子石静宜去世,他后来赴美进修,途中经过日本,找到了当年把他带到中国的山田纯太郎。老人告诉他,重松金子葬在东京的青山公墓,原来的坟墓在战火中毁了。 等他找到那块地方,原址已经改葬了别人。他出发时还不知道母亲葬在哪儿,等知道了,连一座可以祭拜的坟也找不到了。 蒋介石与他怎么相处,从一封旧电报里能看见一点。1936年底,蒋纬国刚到德国,蒋介石本来想让他趁圣诞节到伦敦走走,后来又发电报,说他初来欧洲,语言还不熟,路上也不方便,还是留在柏林把德语学好。 这封电报讲的都是小事,却像很多父亲送孩子出远门之后会操心的事。到了蒋纬国和石静宜结婚时,蒋介石和宋美龄还为他们主了婚。 更少有人想到的是,蒋纬国去德国以前,在苏州东吴大学读的是物理。他去了德国,先过语言关,再到部队受训。1939年欧洲战事起来,蒋经国发电报给父亲,希望让弟弟早点回来。蒋介石回电说,纬国已经离开德国去了美国,让他放心。 后来两兄弟走的路大不一样,这封电报里,哥哥惦记的倒是件最简单的事,弟弟能不能平安离开。 蒋纬国在美国接触了装甲兵训练,1940年回国参加抗战,先到胡宗南部下当步兵排长。抗战结束后,他才在装甲部队里先后担任团长、参谋长等职。1949年去了台湾,他继续在军队里任职。到1975年,蒋纬国升为陆军二级上将,还当过三军大学校长。 他写过讲军队怎么组织、国防体制怎么运转的书。把这段经历摊开看,他从青年时代出洋受训,到后来带兵、办学,前后走了几十年。 1975年蒋介石去世,奉厝仪式上有一张照片,宋美龄回到席位时,扶着她的是蒋经国和蒋纬国。那一刻,兄弟俩一同扶着长辈。十三年后,哥哥也走了,弟弟的名字又出现在一场接班风波里。 蒋经国去世后,原来的副手李登辉继任。到了1990年,国民党内一些人不愿再推李登辉,想让林洋港出来竞选,搭档就是蒋纬国。那时候台湾地区领导人还由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普通选民没有直接投这一票。谁能在党内得到提名,谁又能争取到国大代表支持,直接关系到最后的结果。 这件事最后怎么收场?3月9日,林洋港辞谢推举。第二天,蒋纬国在台北宾馆见过党内几位资深人士,随后出来对记者说明,他跟林洋港是搭档,两人同进退。蒋纬国当时还有军中资历,也有人愿意推他出来,可搭档一退出,他这场竞选也就结束了。 六年后,台湾地区首次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领导人,李登辉胜出。过去还要在国大代表中争取的那一票,这回是选民自己投了。 也就在1996年,蒋纬国讲述身世和父兄往事的传记开始在报纸上连载。回过头看,他的一生有两次格外引人注目的公开露面。 一次在台北宾馆,他对记者宣布退出竞选,几句话就交代完了。另一次,他坐下来接受采访,把那些在军中履历里找不到的往事,一件一件讲给别人听。同一个人,一次面对的是党内角力,一次回望的是自己从哪儿来。 同年11月,蒋纬国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开始长期做血液透析,每周三次。到1997年9月1日,他因肺炎引发急性呼吸衰竭,被送进加护病房。9月22日夜间,他在台北病逝。距离他坐下来讲自己的故事,才过去一年多。 今天再回头看,蒋纬国这个名字常和父兄并排出现,可他晚年肯花那么多时间讲的,还有那些只看官职表看不见的人。他说起小时候照料自己的姚冶诚,也说起当年从日本把他抱到中国、后来又指给他生母墓址的山田纯太郎。 外人记得他是哪一家的儿子、当过多大的官,他自己找了许久的,却是生母曾经葬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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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〇年秋天,上海一户人家的大女儿被抓走了。一年多以后,家里才开始收到她从看守所寄出来的信。每封信都要家里送白被单进去。母亲和妹妹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关在号子里的人,要那么多白被单做什么。 大女儿叫林昭,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一九五七年五月北大鸣放。十九日黄昏,大饭厅东门外的墙上贴出一张红纸大字报,是同学张元勋和沈泽宜合写的诗《是时候了》。诗里问:“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谈?”末尾是:“歌唱真理的兄弟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另一些同学反对,说五四的火炬是对敌人的,对人民内部不该再举起来,还说这诗的情调简直像白毛女伸冤。林昭也写了诗支持它。 大字报上的笔仗打了三天。五月二十二日夜里,宿舍楼外的马路上围满了人,讲话的人站在饭厅的餐桌上,批张元勋的一个接一个,有人说大字报里的话是反革命煽动。林昭也登上一张餐桌: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黑暗里有人吼了一声:“你是谁?” “我是林昭!……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社论,说有右派分子借机向党进攻。她在日记里写: “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她被划成右派,开除团籍,劳动察看。母亲后来告诉张元勋,女儿划成右派,是因为那句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还有和他来往多。她自杀过一次,救过来以后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学校说她态度恶劣,处分加重成劳动教养三年,留在学校苗圃劳动。一九五九年她回上海养病。大饥荒正在蔓延,几个同样戴着右派帽子的年轻人编了一本刊物,叫《星火》,她在上面发了长诗。那个把党叫作母亲的学生,丢掉了共产主义信仰,皈依了基督教。她后来写道: “正因为我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所以才更要反党!” 《星火》的人很快一个个被抓。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她以反革命罪被捕。公安人员到家里搜查,父亲在一旁看着,当场变了脸色,说起胡话来,没过多久就自杀了。林昭后来在给母亲的信里写,正在我被捕整整一个月以后,爹爹毅然殉难。 一九六二年三月,她保外就医回到家里。家里人问她要那么多白被单做什么,她支支吾吾。母亲看见她手腕上的伤痕,一把拉起她的袖子,整条手臂上都是细小的切口疤痕。送进去的被单,她都撕成了布条,割开血管,蘸着血在上面写字。母亲放声大哭: “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 在家这几个月,她和朋友起草了一个“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的纲领,又托人把她的文章带到国外发表。十一月,她又被收监。 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她绝食,喊口号,整夜敲牢门。看守给她上手铐,她后来一样一样记了下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她绝食的时候不解,胃病发作疼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不解,来月经的时候也不解,两副里头暂时取下一副都没有过。她提出抗议,得到的回答是: “手铐该怎样戴或该戴几副又不曾有过规定!” 一九六四年,她在一件衬衣的背上用血写了四个字:天日何在。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法院判她有期徒刑二十年。第二天她用血写了一份声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 判刑以后她关进提篮桥监狱。母亲去探监,公安局希望母亲说动她坦白认错,他们也好借此收场。母亲说得口干舌焦,她一句也听不进去,说他们是不会放过她的,她一定会死在他们手里。母亲急了: “你死后谁也不会追认你为烈士的,你死在沟壑中,无声无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给我们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她回答,那也只能对你们不起了,我为真理不惜任何代价。 张元勋也被打成右派,劳改了好几年。一九六六年,他请假赶到上海探监。林昭出来的时候,头上顶着一方白布,布上是血写的一个冤字。她取下白布,分开头发给他看:头发已经白了一半,发根上一块一块是被揪掉头发的秃皮,大的像枣,小的像蚕豆。她说,监狱知道他要来,怕她给打伤了见不得人,这几天才停了她的斗争会,让她养伤。她的衣服和裤子用针线缝死在一起,大小便时撕开,完了再缝,线是妹妹每个月送进来的。她说,他们想强奸她,她只能把衣服缝起来。她一边说一边咳嗽,把带血的唾沫吐在卫生纸上。她问张元勋知不知道什么叫背铐。一直在旁边的管教干部再也装不下去了: “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 林昭顶了回去:“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在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她提起九年前餐桌上那次发言:“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还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 接见一结束,张元勋被领进二门里的一间办公室。一位处长对他说: “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他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以后,监狱不让母亲见她了。发给她的接见卡上印着罪犯两个字,她坚不认罪,接过卡就把那两个字涂掉。她在信里写,他们妄想让她处在孤零无助的地位上,好促使她屈服。从十月起,她差不多每天用血给母亲写一封信。她写,痰里带血,想买一斤葡萄糖调养也没人理;这信很难指望他们寄去,但至少可以留作他日的见证。她写,已经足足一个半月没让她用水洗脸洗衣裳了。她写,天一天天冷了,被子还没缝上,因为被单让他们拿走了不还。十一月她写,现在我的血好像稀薄了,凝血率很差。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她在这个月的家信末尾写: “我要吃呀,妈妈!给我炖一锅牛肉,煨一锅羊肉,煮一只咸猪头……烧一副蹄子,烤一只鸡或鸭子,没钱你借债去。” 她手里本来是二十年的刑期。提篮桥监狱给她另写了一份材料,题目是《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间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列了她一长串血书的篇目,说单独关押、专人管教、家属规劝都用过了,“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给她下了死刑判决书,落款是四月十九日。判决书头上印着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判决书说她在狱中大量书写反革命日记、诗歌和文章,“尤其不可容忍的是,林犯竟敢明目张胆地多次将我刊登在报纸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用污血涂抹”;在审讯中,林犯拒不认罪,态度极为恶劣。为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谁批准杀她,判决书上没有写。 四月二十九日,她被带出监号。同号的丁芸在日记里记下了她最后的样子:她向难友们一再招手,笑着说,诸位小姐妹,再见了。走出总监门,她想唱《国际歌》,狱卒用棉花团塞住她的嘴,她还在喊,妈妈,你在哪里。狱吏拿早就备好的布条,把她的头裹了起来。当天下午她被枪决,三十六岁。 五月一日下午两点左右,楼下有人喊母亲的名字,妹妹彭令范下楼开门。进来一个穿警服的男人,问:“你是林昭的家属吗?”听到回答是,他说:“你们得交5分钱的子弹费。”彭令范什么也没说,上楼从抽屉里找出五分钱,下楼交给他。跟着下楼的母亲问了一句为什么,人就昏了过去。 过了几天,监狱通知家属去取遗物。彭令范陪着神志恍惚的母亲领回一个包裹:一卷拆碎检查过的棉袄,几条血迹斑驳的被单,不少写着模糊血书的白布条。她们翻来覆去地找,她在狱中写在纸上的东西,一片纸、一个字也没有。大约半个月后,有人悄悄告诉彭令范,虹口一根电线杆上贴着她姐姐的判决书。她等到天黑,带着手电筒去,找了很久才找到,把判决书背了下来。母亲许宪民为了林昭的缘故,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九七三年死了。 一九七九年,北京大学把林昭的右派问题改正了。彭令范开始申请复查,几年里写了几百封信。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林昭无罪。判决书说,她被错划右派以后,精神上受了刺激,一九五九年八月起患有精神病,接着写道: “林昭被错判服刑后,精神病复发,又曾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表示不服,1968年将林昭在病发期间的行为,又以反革命罪处以极刑,显属错杀,应予纠正。” 彭令范接连给上海高院新上任的院长写信。一九八一年一月,《人民日报》登出长篇通讯,写到五分钱子弹费,说唯有在林彪、江青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她是医生。二月,她对复查的人说,姐姐去精神病院鉴定过几次,鉴定完还是关回监狱,从没住过精神病院。年底,上海高院又发了一份判决书,说林昭写血书、喊口号根本不构成犯罪,上一份判决拿精神病当理由,也一并纠正。 一九八二年春末,彭令范被叫到上海市公安局。进来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没报姓名。他说,她姐姐的案子从头到尾有两种意见,有些干部为这个案子丢了工作,坐了牢。接着他说: “你姊姊的死刑判决,是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最后决定。” 屋里死一样地静。临走,他拿出几本笔记交给她,是林昭在狱中的日记和写作摘要,问她这是不是她姐姐的笔迹。彭令范说,是的,这正是她的笔迹。 ——《林昭文集》,谭蝉雪、倪竞雄编,2013年印本,第6、133、140、170、230—234、305—349页 ——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下卷,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590—592页(探监细节、彭令范回忆和丁芸日记均转引自此书) ——张元勋《“篮桥”监狱会林昭》;《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知情者回忆》(《是时候了》贴出经过、1957年5月22日餐桌发言、“受骗”一语、母亲所说划右原因、处长谈话)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8页(《是时候了》诗句);《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文史精华》典藏版第5册,河北人民出版社,第189页(反对者的说法)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一九六七年度沪中刑(一)字第16号,1968年4月19日(录文) ——彭令范《我的姐姐林昭》(1998年,林昭写诗支持《是时候了》);《林昭案卷的来龙去脉》,《南方周末》2013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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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下降、信众减少以及经济压力增加,日本寺庙的生计日益艰难。越来越多的寺庙被出售或关闭,现代日本🇯🇵的宗教是否正在衰落? 这座拥有370年历史的建筑具备日式古典寺院的全部特征:起翘的屋顶、木构架墙体、宽敞的榻榻米佛堂,以及装饰繁复的佛坛。 它坐落于日本中部知多半岛一片修剪齐整的庭园中,占地350平方米,如今挂牌出售,价格为4.82亿日元(266万欧元/301万美元)。房产中介的推介词说,这一价格包含由"文物级工匠"拆解并运送至日本任何地点,在那里可将其完整复原为一栋"惊艳的"两居或三居住宅。 对这座位于长泽町地区上方山间的寺院而言,出售与搬迁意味着它在当地社区角色的终结。但比起日本各地许多宗教场所的境遇,这已算是较好的结局。 全日本约有7.7万座寺院,但由于信众减少——尤其是在人口迅速流失的乡村地区——加上财务压力持续冲击,多达1.7万座已经没有常住住持。这意味着许多寺院或被变卖,或干脆关门,任其静静荒废。 十年前,岩山知美(Tomomi Iwayama)接手了小田原市一座荒废的岩秀寺(Ganshu-ji )。小田原是东京西南约80公里处的一座海滨城市。如今,岩山知美是一群不断壮大的信众的住持。 他对德国之声说,在他来之前,这座寺院已经70年没有住持,因为实在太难经营了;他一直到现在才让它的财务重新走上正轨。 他说,即便在小田原这样约有20万居民、相对较大的城市地区,也非常不易;在乡下就更难了。 岩山最大的难题是日本人口萎缩:信众减少,丧礼及其他传统仪式的需求下降,寺院的维护费用因此更难筹措。他下了不少功夫与当地社区建立联系,在出售寺院墓地墓位方面取得了成效。 其中一项引人注目的创新,是寺院的"智能墓地":家属刷卡后,机器人系统就会从骨灰堂中取出亲人的骨灰。 他说,日本乡村地区的寺院面临的挑战要大得多。村里的年轻人通常外出上大学,然后在某座大城市找到工作,很少回乡;也许一年回去一次,到村里的寺院祭拜祖先,但仅凭这些,寺院是撑不下去的。 同样,当乡村寺院的住持退休时,他的子女往往因为这些困难而不愿接手。岩山说,结果常常就是寺院关门。 不过,他不认同日本的宗教正在走西方老路的说法——在西方,基督教会众人数数十年来大幅下滑。 他说,他感到日本对佛教仍有大量需求。他把人们通常那种快节奏、以科技为中心的生活,与他们时常寻求的宁静作了对比。 他说,佛教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开悟者的生活方式,很多人正在寻求此道。他表示,虽然丧礼、周年法事等传统仪式在减少、相关收入在萎缩,但寺院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参加传统寺院素斋烹饪课、坐禅以及寺院能提供的其他活动。 一些长期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也竭尽其力守护日本的宗教遗产。美国记者、作家杰克·阿德尔斯坦(Jake Adelstein)目前是东京丰岛区禅生院(Zenshoin Temple)的禅僧,正在接受成为住持的训练。 阿德尔斯坦说,他不认为日本人正变得不那么虔诚;他相信是因为人口减少,信众人数变少了,也因为经济状况,他们变得不那么宽裕了。 他说,年轻人对当僧人这一职业不感兴趣,因为寺院收入太低,因此有些职位无人填补,这在乡村尤其严重。 阿德尔斯坦表示,一些寺院已经合并运营,共用一名僧人,但今后这样做也会越来越难。 详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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