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红书独立开发者大赛今天颁奖，其中有几款获奖App还是我当评委时选出来的，很有感触。 之前和orange聊AI编程时，就说过AI这波对于生产力的解放，有机会顾及到以前那些因为规模不足而被放弃的长尾需求。 说人话就是，终于可以做一些取悦少数人、甚至是取悦自己的产品出来了，去他妈的DAU。 这次在小红书上获客无数的那些App，共同点是都很小而有趣，比如测算每天要晒多久太阳的SunAlly，只为航班上断网场景服务的专注飞机，分享宠物友好路线的考骨地图，等等。 有种回到了十多年前、iPhone出现「iBeer」时刻的错觉。 2007年上市的第一代iPhone其实不怎么好用，因为没有应用商店，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官方App以外，用户并不能拿它做太多事情。 是App Store的上线，才让iPhone真的实现了「可以揣进兜里的一台小型电脑」这个愿景，而「iBeer」又是让App Store大获成功的神级助推。 现在来看，「iBeer」这个App简直可以说毫无用处，它唯一的功能就是是把屏幕变成一杯啤酒🍺的横截面，然后倾斜手机就能模拟喝酒的动效。 但那是2008年，没人知道能用iPhone做些什么，App Store里也只有几百个陌生的App——软件大厂都还在观望——「iBeer」的出现，让大家意识到原来能够这么使用陀螺仪和触控系统，而且用户都玩嗨了，直接让「iBeer」成了当年下载次数最多的App之一。 所以后来苹果开发平台的负责人才说，「iBeer」不是计划内的产物，却为App Store奠定了更为广泛的认知基础，人们头一次发现原来还能有这样离谱的应用可以下载，而App Store也就成了一个天天都能发现新产品的入口。 怎么讲呢，现在的小红书，就给我一种十多年前App Store的氛围感，这不夸张，我那会儿Google Reader里订阅了好几个限免网站，每天不下几个新App就浑身难受。 这一年来肉眼可见的，活跃在小红书的独立开发者越来越多了，而且普遍很真诚，真诚到会把小红书当成开发日志来用，不是甩个文案就走的那种，而是会和用户在评论区讨论下个版本要怎么做改进。 这固然有幸存者效应的影响——不真诚的也拿不到足够的正反馈，更留不下来让我看到——但所谓真诚是必杀技的实际台词是，你要当个人，才能获得人。 App Store里上架的应用，已经有几百万之巨了，Android那边更是只多不少，以前的分发模式，无论是编辑精选还是搜索找寻，都失去了绝大多数价值，用户也难得会再频繁下载新的App，再多的「iBeer」，都卡在了被看到这个最致命的环节上。 于是买量几乎成了所剩无几的解法，但这种ROI至上主义天然就和孤身作战的独立开发者无缘，你要么买不过专业的投放团队，要么只能买来流量，买不到活人。 而这也是小红书顺水推舟办了这么一场独立开发者大赛的原因——作为跟了全程的场外参与者，我应该有资格这么来做总结——「能找到App」和「App被发现」的双向奔赴每天都在社区里上演，才让小红书成了这个时代的国民级应用商店。 啊，不应该再叫商店了，应该叫应用集市。 说到底，这倒不是因为小红书对App相关内容有多优待——扶持当然是有的，但小红书的运营在各条赛道都有扶持动作——而是开发App这件事情，和OOTD一样，都属于生活片段的分享，可被小红书无限容纳。 应用集市、传搭集市、游记集市、八卦集市⋯⋯有人的地方，就会自然产生集市，这是无需指导的社交本能。 前面说了，AI放大了Build的能力，但在一个程序员过剩的互联网大国，Build的供给并不是卡点——或者说唯一的卡点——更稀缺的，是Sell的能力。 都说小红书能让产品出圈，这个所谓的圈到底是什么？ 其实就是开发者们的能力圈，在技术社区里聊实现方案可以聊出几十页来，但挤进人流去感知用户到底想要什么，却在某种意义上违背了训练记忆，以致于「记账日记Todo」成了独立开发三件套，只有做自己也要用的产品才能确定需求。 一些开发者跟我说用多了小红书的体验，获客反而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说多了没压力，这里的沟通和他们在以前推广时强迫自己沟通是不一样的，不需要在文案措辞上抓破脑袋唯恐表达不周，就像写开发文档一样，把做的事情摊开讲完就好，用户自己会在评论区提出新的话题。 当在能力圈之外也能自处，原本的圈当然就成了画地为牢的虚无之物了。 我也看到一个独立开发者的新两件套概念，很是合理：：Cursor+小红书，一个解决Build的问题，一个解决Sell的问题，合作起来天衣无缝。 过去十几年来，独立开发这个行当的韧性还挺足的，在中文互联网几无生存空间后，出海赚美金的开发者倒是越来越活跃了，但是现在小红书能够重新指明一条路，那就是在国内市场开发应用依然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未必和出海场景一样直接变现，但它把人设和产品绑定的一体化表达模式，可以涌现出更多的非标准化玩法。 小猫补光灯的开发者花叔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一直认为，他这个人的活跃，是比App更好的一款产品。 产品会过气、会下架、会出Bug，但人不会，人的想象空间，比任何产品都大，要理解集市和商店的差别，小红书没有货架，亦不存在价签，自我介绍和打招呼的勇气，才是最关键的，而这是每个人都具备的能力。 人成事则成，希望明年继续参加小红书的独立开发者大赛。

中国底层穷人为什么完不成原始资本积累？ 因为马克思在一百五十年前就写了答案，只是大多数人没读进去。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马克思把这个问题拆得明明白白："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大量资本和劳动力在商品生产者手中的存在为前提。 整个运动似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你品品这话。你有资本才能赚钱，赚钱才能积累资本。但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资本呢？这个环从哪儿断开？ 马克思给的答案是：断不开。原始积累不是勤俭节约的结果，是暴力的结果。 原文写的是"征服、奴役、劫掠、杀戮"，写的是"用血和火的文字写在人类的编年史中"。这段话很多人在课本上读过就忘了，觉得是历史，跟自己没关系。 但逻辑是一样的——今天没有人拿刀枪抢你的地了，但那套"让你永远无法攒下第一笔钱"的机制，一点都没消失，只不过换了更隐蔽的方式。下面我一层一层拆。 第一层锁：你连算账的脑子都没有了先说一个让我后背发凉的实验。 哈佛大学教授Sendhil Mullainathan和普林斯顿教授Eldar Shafir做了一组研究，后来写成了《稀缺》这本书。他们在新泽西商场找了两组人，按收入中位数分成"富人组"和"穷人组"，然后出了道题：假设你的车坏了，修车费300美元，你会怎么处理？修还是不修？修的话钱从哪来？ 两组人的回答没有显著差别。穷人也好富人也罢，300美元的修车费虽然让人烦，但不至于想不出办法。然后他们把300美元换成3000美元。富人组的表现几乎没变化。 3000美元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小数目，但还没到需要绞尽脑汁的程度。穷人组的表现崩了。不是"差一点"，是智商测试分数掉了13到14分。13到14分是什么概念？ 大致相当于一个人彻夜未眠后的认知水平。更准确地说，当你的大脑被"3000美元修车费怎么办"这个问题占满的时候，你的思维带宽和一夜没睡的人差不多。 你开始算：信用卡刷爆了怎么办？这个月最低还款够不够？要不要借发薪日贷款？借了利息多少？下个月能还上吗？还不上会怎样？ 这些念头像后台程序一样疯狂运转，前台能用来做判断、做规划、做决策的脑力所剩无几。 Mullainathan管这叫"带宽税"。关键在于，这不是穷人天生笨。是同一个穷人在不同的金钱压力下，认知能力会有13到14分的波动。 你月入两万的时候觉得每月攒三千也不难，你月入四千的时候每天想的就是怎么撑到月底，哪还有脑子规划三年后的事？ 所以底层完不成资本积累的第一个原因，不是懒，不是蠢，是穷本身就会让人变蠢。 你越缺钱，你的认知资源越被当下的问题占满，你越没有余力去思考怎么攒钱、怎么投资、怎么跳出这个循环。贫穷不是一种状态，是一种会自我强化的认知环境。 第二层锁：你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上面说的是"认知贫困"，还有一种更实在的东西叫"时间贫困"。 2020年发表在Nature Human Behaviour上的一项研究，调查了250万美国人，发现一个结论：时间贫困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大于失业。 大于失业。你想想这有多狠。什么是时间贫困？ 简单说就是，为了维持基本生活，你必须把所有清醒时间都用来换钱，没有一分钟是"你的"。你早上六点起来挤两个小时地铁去上班，晚上九点到家倒头就睡，第二天重复。 周末？周末要补觉。学习？哪有精力学习。 副业？你连正业都快干不动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做过一个测算：官方收入贫困率是9%，但如果把时间因素加进去，贫困率几乎翻倍到16%。就是说有7%的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上，但时间在贫困线以下——他们赚到的钱刚好够活着，但为此耗尽了所有时间，已经没有任何余力去改变现状。 资本积累需要什么？需要你在工作之外还有剩余——剩余的钱和剩余的时间。 穷人两样都没有。有钱人拿八小时赚够生活费，剩下八小时思考、学习、试错、找机会。 穷人拿十六小时才勉强够活，剩下的时间只够睡觉。同样是"一天"，同样有24小时，可用来自我投资的时间天差地别。 第三层锁：你攒下来的钱，正在被通胀吃掉假设你特别自律，每月硬攒下一千块。十年攒了十二万。 然后呢？ 2024年中国CPI涨幅不大，但M2货币供应量呢？ 过去二十年M2从十几万亿扩张到了三百多万亿。你的十二万在银行里躺着，购买力年年缩水。 你不是没攒钱，是攒下来的钱在贬值。而同一时间，有钱人怎么做的？ 他们借钱买资产。贷款买房子，房子涨了，贷款没涨。用资产增值对冲货币贬值。你攒了一万，购买力从一万变成了八千。 他借了一百万，资产从一百万变成了一百五十万。你亏了两千，他赚了五十万。同样是十年，你的十二万可能还跑不赢他一年资产增值的零头。 这就是马太效应的数学基础。年化8%的收益率，1万块30年后变成约10万，100万30年后变成约1006万。 起点差100倍，终点也差100倍，但绝对差距从99万拉大到了996万。复利不认识你，它只认识本金。本金越大，复利越狠。本金为零，复利连门都不敲。 你以为你在和自己的消费欲搏斗，其实你在和一个数学公式搏斗。而数学公式不会输。 第四层锁：你以为的消费升级，其实是消费陷阱这一层我想说得直白一点。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Banerjee和Duflo在《贫穷的本质》里写过，穷人有一个看似矛盾的行为：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他们反而会把相当比例的收入花在"不必要"的消费上——节日庆典、面子消费、娱乐消遣。 很多人批评这是"穷人的不理性"。但Banerjee和Duflo的解读不一样：当你的人生没有任何上升通道时，今天的快乐就是你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你让一个看不到未来的人为三十年后攒钱，他凭什么？ 他连三年后的样子都想象不出来。然后算法来了。短视频、直播间、拼团、砍一刀、满减券、先买后付……所有这些精心设计的钩子，瞄准的全是那个"今天想对自己好一点"的瞬间。 你辛苦一天回到家，打开手机，算法比你更懂你需要什么。 你不需要三十秒的决策时间，你只需要一个"买"的冲动。9块9包邮、0元试用、12期免息——每一个门槛都被打磨得极低，低到你的理性根本来不及启动。 2025年Oxfam的报告里有一条容易被忽略的数据：亿万富翁拥有超过一半的全球最大媒体公司，以及所有主要社交媒体公司。 什么意思？制定消费规则的人和提供消费内容的人是同一批人 第五层锁：你的孩子大概率还在起点 谢宇（北大和普林斯顿双聘教授）2022年在PNAS发了一篇论文，研究中国建国后的社会流动性。 核心发现有一层容易被忽略的含义：中国整体的社会流动性在改善，但这改善主要来自农民进城，也就是工业化带来的结构性机会。剔除农民样本后，非农职业的代际流动性反而在下降。 1976到1985年出生的群体，代际职业相关系数比1946到1955年出生的群体高出不少。 通俗讲就是，"官二代""富二代"不是错觉，是数据。教育这条路的收窄更触目惊心。1990年城乡高等教育入学率差距约3倍，2003年扩大到了约10倍。 清华大学农村生源比例2000年降到了17.6%，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生源只有16.3%。你可能觉得这是老数据了。 但换一个角度想：今天一个农村孩子和一个北京中产家庭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的教学资源、课外辅导、视野见识的差距，比2000年大还是小？答案你自己有数。 中国0.3%的家庭（约140万户）掌握了67%的私有财富，人均6900万。93%的普通人加在一起只有5%的财富，人均不到3.3万。 两者差距超过2000倍。这不是"努力就能缩小"的差距，这是"你从出生那一刻就被分配了赛道"的差距。第六层锁：你想逃，但规则不允许回到马克思。 马克思讲"双重自由"的时候，写了一段黑色幽默：工人必须是自由的，既不像奴隶那样属于生产资料，也不像自耕农那样拥有生产资料。 因此"自由得没有任何自己的生产资料"。这个逻辑放到今天依然成立。你不是奴隶，没有人强迫你劳动。但你也没有生产资料，不劳动你就没法活。 你"自由"地选择了每天通勤两小时去上班，"自由"地接受了996，"自由"地签了那份房贷合同。每一份选择都是你"自愿"的，但每一个"自愿"背后的选项都少得可怜。 法国的盐税叫Gabelle，存在了六百年。大gabelle区的人每年必须购买至少7公斤盐，不是想买就买，是政府强制你买。你不买？违法。 你买不起？借债也得买。六百年间这个税废了又立、立了又废，直到1946年才最终废止。 为什么废不掉？因为盐太刚需了，刚需到再穷的人也必须买，所以政府永远有税基。 今天的房租、房贷、子女教育、医疗支出，就是现代版的Gabelle。你省不了，你逃不掉，你每个月的收入还没到手就已经被预支了。 你没有剩余，就没有积累。没有积累，就永远在原地。那怎么办？我没有鸡汤给你。 如果上面六层锁都是真的，那任何"只要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说法都是在侮辱你的智商。 但我想说一件事。马克思写"整个运动似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时候，用了"似乎"两个字。 他不是不知道有例外，但他更关心的是：为什么例外那么少？为什么只有极少数人能从底层爬出来？ 爬出来的那些人，凭什么是他们？答案很残酷：有时候是运气，有时候是某把锁在某个瞬间松了一下。 Banerjee和Duflo的随机对照实验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小额信贷对"有创业意愿和能力"的穷人确实有用——给了他们第一笔资本，产出出现了跳跃式增长。但对普通家庭，效果有限。 什么意思？原始资本积累的钥匙不是"钱"，是"钱+能力+机会"三样东西同时到位。 少一样，钱给你也守不住。 这也是为什么底层的原始积累这么难。不是哪一把锁单独锁死了你，是六把锁同时锁着，你需要六把钥匙一起转。 而现实是，大多数人连第一把都找不到我不是来给答案的。 但如果这篇文章能让你看清锁在哪里，至少你不会把锁误认为自己的手。看清了，才有可能在某个缝隙里找到出路。 看不清，你会在自责里耗尽一生，觉得是自己不够努力。 不是你不够努力，是这个系统从设计上就不让你攒下第一笔钱。 认清这一点，比任何鸡汤都重要。

1972.3.23上海市工人对《571工程纪要》的反映（绝密） 按： 报告第二段开头描述上海工人听到571工程纪要后的第一反映，就犹如“热油锅里撒上了一把盐，顿时炸开了”。这说得很形象，也很准确。即便人们早已知道林彪一家政变未遂而出逃毙命的事情，但571纪要的内容仍然让人大吃一惊。 571纪要中的很多话 切中时弊，反而是当局强词夺理的强行批判令人啼笑皆非。比如纪要中说“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而上海有些青工原来也对工资低想不通，但大批判的结论是“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有利于促进思想革命化，有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备战备荒，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支援世界革命。”明明是没有本钱给工人发工资，却厚着脸皮说“有利于支援世界革命”，可笑之极。 当局对于难以完全驳倒571纪要并非没有预期，“有这祥那样的担心，在组织传达讨论工作上，主观主义地设想了不少框框”，所以就避难就易，重形式而轻内容，走走过场而已。具体表现包括： 由于时间比较短，《“571工程”纪要》中的许多内容，特别是一些“尖端”问题，很多单位还没有很好批。有些问题虽然批了，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还不够。 约百分之十左右的单位，由于领导上抓的不得力，那里的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学习和批判有点深不下去。 有的满足于“开会不缺席，发言不冷场，声讨会上有气氛，传达以来很平稳”；有的认为“集中搞十天、半月过去了，计划会议传达了，工资调整快要开始了，批判‘571’可以告一段落了”。 ～～～～～～～～～～～～～～～～～～～～～～～～ 沪革工交[1972]第094号 绝 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报告） 关于在工人群众中 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情况报告 中共上海市委： 工交系统在工人群众中传达讨论中央[1972]四号文件，批判《“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已经半个多月了。 林贼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文件，一经和上海工人阶级见面，犹如“热油锅里撒上了一把盐，顿时炸开了”，立刻激起广大工人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遭到迎头痛击。在头几天的声讨批判会上，许多工人同志气得浑身发抖，火冒三丈，抢着发言。他们说，听到林贼这样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好比“刀割我的肉，针刺我的心”，真恨不得咬他几口。上海火柴厂老工人、共产党员张瑞娣同志，由于极度气愤，在高呼“打倒林贼”口号后，气得当场昏了过去。广大工人对林贼越恨，对毛主席越亲。物资局日晖港供应站老工人李丛润在批判会上激动地说：“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泥不生根，如果没有毛主席，那有劳动人民得翻身，林贼反对毛主席，我们工人豁出老命也要和他拼！”林贼《“571工程”纪要》中散布的那些反革命的谎言和谬论，逃不出广大工人的“火眼金睛”。有的说：“我们虽然文化低，识字不多，但道理能懂，是非能辨。”有的说：“什么叫失业，什么叫剥削，我们最有发言权；那个制度好，那个制度坏，我们心里有本账。”在上海港第四装卸区工人举行的一次批判会上，大家愤怒地说，林贼抛出这个黑纲领，为的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要我们再回到“臭苦力”的地位，让“钱守维”重新上台。这时，全体码头工人异口同声的高呼：“我们坚决不答应！”现在，工交系统各单位，在车间，在班组，到处摆开了大批判的战场，林贼《“571工程”纪要》这棵大毒草好比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大批判推动了大学习，广大工人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他们说：打狼要有棒，打虎要有枪，要批深批透林贼这个黑纲领，就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大学习、大批判的群众运动正在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 在这次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中，各单位普遍认真学习了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并以此统帅整个学习和批林斗争。大家体会到，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是开展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总纲，其中关于反面教员作用的问题、关于秦始皇的问题和关于反共的右派政变问题的论述，对林贼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谬论是最有力的驳斥，对我们是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上海钟表理化厂、梅林罐头食品厂、上钢五厂等单位的同志，逐字逐句地讨论，领会毛主席这些教导的历史背景、精神实质和现实意义，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他们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秦始皇问题的一段论述时，开始不少同志不太理解，后来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论述，学习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关于不应当割断历史的教导，又学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中评价历史人物的立场、观点、方法，有的还看了有关秦始皇的史料，再对毛主席的这段教导逐字逐句地进行讨论，逐步加深了理解。大家从“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认识到要用阶级的、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从“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认识到无产阶级为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对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实行独裁，必须以百倍的力量，回击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以“十倍的努力”进行的复辞行动；从“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认清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与历史上一切反革命专政的根本区别，秦始皇虽然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主席相比，犹如彼得大帝比之列宁一样只是沧海中之一粟。经过这样反复学习，并把学习同批判紧密结合起来，对毛主席指示的基本观点学得深，记得牢，对“571”反革命纲领的实质看得清，要害抓得住。工人们说：不管林贼三十六变，七十二变，只要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就能识破它的反革命原形，把它批得体无完肤，遗臭万年。 广大工人群众听了“571”反革命纲领传达后，纷纷以亲身的经历，列举了大量的事实，痛斥林贼一伙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污蔑和攻击。有的以全国、本市、本厂生产建设方面的巨大发展，痛斥林賊的“国民经济停滞不前论”；有的以自己子女在农村的茁壮成长，痛斥林贼的“变相劳改论”；有的以令人和家庭在新旧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境遇，痛斥林贼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论”；有的以自己或亲人在五·七干校受到的锻炼和教育，痛斥林贼的“变相失业论”。在批判中，很多单位注意把摆事实同讲道理结合起来，把戳穿林贼一伙的无耻谎言同揭露其罪恶的政治目的结合起来，开展“三对比”（新旧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林贼的修正主义路线），“忆四史”（家史、厂史、党和国家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把回忆对比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许多钢铁工人对比我国解放前后的钢产量，对比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钢铁增长速度，对比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钢铁生产飞跃发展与在刘少奇一类骗子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钢铁生产“十年徘徊”的两种结果，既驳斥了林贼“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谬论，又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正确。沪江机械厂、上海色织二厂等单位有些青工原来对工资低想不大通，通过回顾家庭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看我国分配制度和政策的优越性；回顾本厂生产面貌的变化，看增加社会主义积累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回顾我国解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看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必要性；回顾苏联变修的教训，看工资高低悬殊的危害性，从而认识到：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有利于促进思想革命化，有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备战备荒，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支援世界革命。经过这样讨论，不仅比了苦与甜，而且分清了纲和线。 在这次传达讨论中，许多单位对《“571工程”纪要》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些“尖端”问题，也不是回避它，而是认真地进行研究和批判。上无二厂、建工局五0一工程队等单位，工人同志在研究、批判这些“尖端”问题时，先弄清楚每一条谬论的含意，再揭露其攻击的实质和要害，把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同林贼一伙的黑话相对照，把我党几十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事实同林贼一伙的无耻造谣相对照，理论联系实际，寻根究底，批深批透。他们的体会是：打蛇打七寸，批林批要害，尖端批得好，教育受得深，大毒草可以变为好肥料。 这一段广大群众学习中央文件、批判“571”反革命纲领的实践，使各级领导骨干受到了深刻教育。原来有些同志对中央决定将《“571工程”纪要》发给全国人民来批判的重大战略意义认识不足，有这祥那样的担心，在组织传达讨论工作上，主观主义地设想了不少框框。通过反复学习中央四号文件和讨论市委负责同志讲话精神，认识逐步提高。重机公司、钟表公司、一织公司等系统的有些同志都深有体会地说，林贼的《“571工程”纪要》，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我们应当抓紧这个极好时机，组织群众认真研究，深入批判，增强对反革命毒素的免疫力，提高对一切政治骗子的识别力，在思想上筑起反修防修的长城，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意义是极其深远的。从这个认识出发，许多单位都提出：搞好这次大学习、大批判，出发点要放在对广大群众进行—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着眼点要放在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立足点要放在搞好班组。上海照相机二厂开始规定先讨论什么，后讨论什么，工人不赞成这样傲，要求先开声讨会，让他们出气解恨。这对厂领导教育很大，于是因势利导，从全厂到车间，从车间至班组，掀起了一个万跑齐轰、声讨林贼的热潮。在组织批判活动时，他们提倡人人准备，个个口诛，不强调写稿子，工人反映很好。有个老工人说为了发言，我事先准备了整整一天，虽然在批判大会上只讲了几句，但对林贼的仇恨在我心里扎得更深了。实践证明，要充分发挥《“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面教材的作用，通过批判，大大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关键在于领导，而领导又在于指导思想是否明确。是从防修反修的长远战略目标着眼，还是就事论事只搞十天、半月；是充分相信群众，放手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还是怕这怕那，用一些条条框框去束缚群众；是注重实际效果，还是满足于“表面文章”，这实际上是对待这场严肃的斗争的根本态度问题，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半个月来，工交系统广大工人学习中央四号文件、批判“571”反革命纲领的形势很好，发展健康，目前正在继续深入，但是发展很不平衡。由于时间比较短，《“571工程”纪要》中的许多内容，特别是一些“尖端”问题，很多单位还没有很好批。有些问题虽然批了，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还不够。还有约百分之十左右的单位，由于领导上抓的不得力，那里的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学习和批判有点深不下去。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部分干部中出现了自满、松劲思想。有的满足于“开会不缺席，发言不冷场，声讨会上有气氛，传达以来很平稳”；有的认为“集中搞十天、半月过去了，计划会议传达了，工资调整快要开始了，批判‘571’可以告一段落了”。如果这些问题不很好解决，就有走过场的危险。 目前，中央[1972]十二号文件已经下达。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问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是我们深入批判“571”反革命纲领新的有力武器。各单位正在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并且和学习中央四号文件结合起来，把对《“571工程”纪要》的革命大批判持续地开展下去，在这场斗争中，既要坚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又要加强领导，注意发挥骨干的作用。对部分群众中暴露出来的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坚持正面教育，在批林这个大方向下，通过学习讨论求得解决。认真总结经验，抓先进典型，抓薄弱环节，不断把学习和批判引向深入。当前工作多，任务重，学习和批判活动的时间虽然不能象前一段那样集中，但是批林斗争仍然是头一位的大事。一定要遵照毛主席“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以批林斗争为纲，化毒草为肥料，化义愤为力量，推动其他各项工作。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出处：上海市档案馆B246-1-431 ---发帖者：陈闯创@1957spirit 来源链接： 中共国史料:

最近一个特别强的感受就是，Crypto 正在成为这一代人的金融原语。 一帮没有上过 Econ101 的人直接被卷进了世纪大赌场，风扇级别的美林时钟呼呼地转（ @keyahayek 语），对于内幕操控、庄闲博弈、流动性周期的理解，和圈外人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上的，而且高度金融虚无主义，好像在 Pumpfun上了打了太多炮陷入了贤者时间。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Crypto 玩家会习惯用币圈的词去描述外界的经济金融现象，例如： - 把“上市公司”称作“项目方”。 - 把“英伟达”称作“AI矿机盘”。 - 把“交叉持股+互相放利好“称作“33”。 - 把“股东质押套现”称作“项目方OTC卖币”。 - 把“朱啸虎退出具身智能公司”称作“傻逼VC浇给了”。 ...... 其实道理很简单，投机如山岳般古老，现代金融（相对）成熟的监管和衍生品理论，也不过是内幕操控的遮羞布，同时用合规来抬高新玩家坐庄的门槛。 传统的金融从业者如果还在因为自己经历过几个 QE 周期，见过几轮牛熊转换，就大谈基本面，对币圈的诸如 meme 嗤之以鼻，我只笑他们看不穿。 其实在我这个 AIDC 从业者看来，你们谈论 CSP 公司订单和 nvl72 出货情况来炒英伟达上下游股票，和币圈散户谈论 Meme 的基本面，病情差别不大。 同时我也真的挺好奇币圈培养出来的这堆怪物，在五年十年之后会长成什么东西。 这群人聪明而冷血，将所有基本面解构为情绪面，然后又懂得靠传播面来塑造基本面，同时在链上日夜无休地博弈，最重要的是自己能够以最小成本坐到庄的位置上来。 问题不大，熊市很长，人生更长，今天的P小将总会有一天走到台前去敲钟，然后在传统金融机构目光注视下笑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浇个朋友。”

你们相信吗？北朝鲜的经济和生活水平，曾经一度超过南朝鲜。 今天再看首尔和平壤，这件事听起来几乎不可思议。但如果把时间拨回到朝鲜战争结束后的1950、60年代，情况真的完全不同。 二战结束、日本殖民统治终结时，朝鲜半岛被一分为二。而当时日本殖民时期留下的大量重工业、水电、矿业和化工产业，其实集中在北方。南方则更多是农业人口和轻工业。 朝鲜战争把整个半岛几乎打成废墟。 战争结束后，北朝鲜获得苏联、中国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量援助，在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下迅速重建工业。 而那时候的南韩呢？贫穷、腐败、政局动荡，严重依赖美国援助。 1950年代到60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北朝鲜的人均经济水平确实高于南韩。关于韩国究竟是哪一年正式反超朝鲜，不同历史数据有差异；一种常见估算是1974年前后。KDI引用的一组数据中，1973年朝鲜人均GDP约$480，韩国只有$416；到了1974年，韩国升至$575，反超朝鲜的$518。 总之，70年代后，历史开始拐弯。 1961年朴正熙掌权之后，韩国开始了一场非常激进的工业化实验。 修高速公路、港口、电厂；大量投资教育；扶植Samsung、Hyundai、LG这样的企业； 政府控制信贷，把资本导向钢铁、造船、汽车、电子等战略产业；但与此同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开放市场，Go compete. 不是关起门来证明自己的计划完成了多少，而是把产品卖到美国、日本、欧洲，接受全球市场最残酷的检验。 韩国选择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从纺织、假发、鞋子，到钢铁、造船、汽车，再到半导体和消费电子。 出口成为国家机器最重要的发动机之一。世界银行和IMF对韩国发展史的总结，都把出口导向、工业化、人力资本和国际市场竞争视为它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这里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韩国的成功，其实并不是简单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 韩国政府当年的手也非常重。有五年计划，有产业政策，有国家控制的金融资源，有对财阀的大力扶持。 Samsung、Hyundai这些后来横扫全球的企业，早期都在相当程度上受益于国家政策与信贷支持。 但它和北方之间出现了一个根本的差别：南韩的政府可以决定扶植谁，但最终市场决定谁能活下来。 企业要赚钱，产品要有人买，出口要赢过日本、美国、欧洲企业，技术必须迭代。 人才可以创业，资本可以寻找回报，信息可以不断进入。 失败会产生代价，成功也能获得巨大的回报。 于是竞争形成创新，创新形成生产力，生产力又不断创造新的财富。 而另一边，北朝鲜逐渐走向更加封闭的主体思想经济体系，资源配置越来越依赖行政命令，同时大量资源被投入军事建设。随着社会主义阵营援助减少、苏联最终解体，这套体系的问题越来越难以掩盖。 几十年之后，同一种语言和文化、相似的历史起点，走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看到美国越来越激烈的 Capitalism vs. Socialism 争论，我常常觉得：我们真正应该讨论的，根本不应该只是这两个标签。 Gallup最新的分析很有意思：81%的美国人对 free enterprise 有正面看法；但说到 capitalism，只有54%正面；对 socialism 则是39%。 为什么会这样呢？说年轻被洗脑，其实过于简单化。 因为今天很多美国人口中的“socialism”，其实想表达的是全民医保、更好的教育、社会安全网和对财富过度集中的制衡；而很多人讨厌的“capitalism”，其实是垄断、crony capitalism、权钱勾结，以及资本可以无限影响政治。和真正意义上的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有很显著的区别。 如何界定现代国家的社会制度，已经成为政治和社会学者深入讨论和研究的话题。比如，中国到底是 - 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里要展开就几天几夜说不完。 但是本质上，对老百姓而言，真正关心的问题是： 谁来配置资源？谁为错误承担代价？一个普通人有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创新者有没有足够的激励去冒险？ 企业是否必须面对真实的竞争？权力有没有制衡？资本有没有制衡？信息能不能自由流动？ 一个健康的社会当然需要社会保障，而一个文明社会也不应该让弱者因为一次疾病、失业或者出生在贫困家庭，就永远失去机会。 市场需要底线，资本需要约束。 反过来，一个社会如果慢慢消灭竞争、私有产权、个人选择、创新回报和对权力的制衡，那么最初也许仍然可以依靠存量工业、国家动员甚至外部援助获得相当漂亮的增长。但是长期而言 - 这样的体系，能不能持续几十年？ 南北韩可能是近代史上最残酷、也最清晰的一场社会实验之一。同一个民族和文化，就是一条三八线。 70多年的时间，最后却成为了两个世界。当然相似的故事还有东德与西德。 所以，判断一种制度，不要只听政府承诺如何分配财富，还要问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到底这个制度能不能不断创造新的财富，同时让普通人拥有创造自己人生的自由？ 画饼谁都会，最后还是要看实际行动和效果。

二战终战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仍遭中国官方批判，说她交了“香火钱”。如果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肯定二战侵略，那么高市首相访美时，去阿灵顿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埋葬有二战时轰炸东京的美军官兵尸骨，她难道去肯定美军向日本扔原子弹？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议背后，主要是中共当局刻意煽动反日仇恨。我的最新文章—— 曹长青：参拜靖国神社的中日较量 在标志二战结束（日本称之为终战日）的8月15日，很多日本人，包括政界人士，去东京的靖国神社祭拜。但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只是自费献了“玉串料”（祭祀费），而且是以自民党总裁身分，而不是首相。以高市早苗的既往立场，她会去祭拜；这次明显是为了不刺激中国，而特意选择没去。但是，她对中国释出的一番善意，还是被中国官方扭曲，渲染她交了“香火金”。然后就是一顿批判。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多年来都被中国政府刻意渲染成政治问题，近年更演变成诋毁日本、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巩固中共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2008年我曾去参观靖国神社。随后撰文比较了靖国神社和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我在夏威夷住过一年半，曾两次参观珍珠港纪念馆）。在近二十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我对靖国神社内当时尚存的退役老兵在那儿摆姿态喊口号的现象及讲解影片颇批评，更欣赏美国人对二战事件的理性、平和审视的人生哲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靖国神社已经大为改观，尤其是我对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日本人的信仰等问题的进一步理解，越发感到，中国政府是刻意利用中日两国人民对宗教的不同理解，尤其是通过垄断媒体，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洗脑毒化中国人，目标清晰地煽动仇恨。 对靖国神社，可从这几个层次来看： 第一是死亡和神灵观。日本人多信奉神道，神社在日本最为常见，可谓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神社。日本人的神道观念是，人死后成为神灵，被祭祀后成为“守护神”的一部分。在这种观念下，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246 万战殁者的名册（神社内既无骨灰也无牌位），他们祭祀的是“灵”，而非个人的道德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包含甲级战犯，也被视为“战殁者的灵”。在宗教层面，祭祀不等于为其历史行为背书。 此外，日本社会还有“死者净化”的传统，主张避免对死者过度批评，重视“成佛”与“安息”，认为对亡者过度指责会招致不祥。这种观念部分源自佛教的往生思想与神道的祖灵观。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生前可受严厉批判，死后随即转为“追悼对象”。日本没有“鞭尸”，或像中国那样制作跪像供人唾骂（如秦桧像）的习俗。 日本这种宗教哲学跟西方也有很大差异。基督文化中，“罪”具有永恒性审判意义，“悔罪”是核心概念。而日本传统文化更重视“和解”与“安魂”，较少强调“永远的罪”。这导致对历史责任的语感差异。对中国和韩国而言，战争记忆仍属历史创伤，祭拜被理解为荣耀战争。但对日本人而言，祭祀亡灵并非道德肯定。两种文化的碰撞，老百姓不懂，政客就拿来操作成保住自己权力的工具。政客可耻，百姓可悲。 据日本宪法第20条：政教分离。国家不可给宗教以特权，但同时也不可干预和剥夺宗教自由。这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强调政教分离、但保护宗教自由的原则几乎一样。 因此：日本政府不可以命令靖国神社“撤下”某些祭拜对象，不能强制分祀甲级战犯，也不能改变其祭祀方式；这些权利属于神社自身。 1978年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后，曾有日本首相私下希望“分祀”，但神社方面明确表示：合祀后不可撤回，这是宗教仪式，不是政治名册。所以法律上政府无权强制。 虽然无权干预神社内部事务，但政府可以决定：首相是否参拜。这是政治选择，而非宗教仪式问题。例如：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安倍晋三曾在任内参拜一次。如果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可能被质疑违反政教分离。但日本法院历来倾向：不明确判定违宪，视为政治人物自己的判断范围。所以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日本首相的拜谒，本质上是出于对战死官兵的传统追思，而非肯定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如前所述，在日本宗教文化中，人死后转化为灵，便与生前的罪错脱钩，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脱与超越。 回顾历史，中方曾经热情款待二战时日本军政人物，毛泽东曾在北京招待二战时侵华战争主要指挥官之一的远藤三郎中将；周恩来也曾多次接见二战时日本陆军中将藤田茂（Fujita Shigeru），他去世时把周恩来赠送的中山装作为寿衣。 更值得注意的是，1978 年靖国神社将 14 名甲级战犯入祠合祀时，中国官方并未立即抗议。次年日本首相参拜，北京方面也无显著反应。直到七年之后的1985 年，北京才开始把此议题政治化，以此煽动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国内统治。 第二个层次，中国官媒和御用学者热衷渲染的是，日本对二战责任“不认错、不谢罪”。但这完全不是真实情况： 二战后，日本政府对“侵略与殖民统治”向中国及亚洲多国正式或准正式道歉过很多次。如果只算“首相或内阁级正式表述”，一般学界与媒体整理大约 10多次；如果把外相、官房长官与国会决议也算上，超过20次。大致如下——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首相田中角荣）表述：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中国时表示，“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不幸，我们对此深感遗憾。”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时说：日本过去有一段时期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我对此深感痛惜。那是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 1993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本军方与慰安妇制度有关，表示：衷心道歉与反省。 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日本在过去某一时期的国策下，走上战争道路，对亚洲诸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我在此表明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官方道歉。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过去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 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战后60年讲话：对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国家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由衷道歉。 2010年日本首相菅直人日本战后65年谈话：对殖民统治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 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过去的战争给许多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并表示：历代内阁的道歉立场将继续坚持。 而且，1995年日本国会战后50周年正式通过决议：对殖民统治与侵略表示深刻反省。 总结来看，首相或内阁正式谈话约10次以上；外交文件（联合声明等）约5次；国会决议1次；天皇表述多次。合计约15-20次或以上。 所以，很多国际学者的评价是：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中道歉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德国虽然道歉非常深刻，但次数反而没有日本这么多，因为德国更强调国家制度与法律层面的责任。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这些道歉刻意回避，官媒不予报导。所以日本社会，尤其保守派认为，日本这种不被接受的道歉不要再继续了，应该摆脱二战阴影。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至今仍是专制国家，仍在做残害中国人民的事情。二战期间，因为日本侵略，确实造成中国军民死伤惨重，中国政府最高估计是3500万人。但是，在没有任何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可能多达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于政治迫害、枪杀、人为政策造成的饥荒，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导致的自杀等等。造成如此大众死亡的中共政权没有道德资格谴责日本。它应该先向本国人民谢罪，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点，中共官方多年给民众灌输：日本没有赔偿二战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这更是故意扭曲事实。 真实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掌权的七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签署声明，中方正式放弃了对日本的二战索赔。这不是毛泽东们的慷慨大度，而是背后的政治算盘，或者说是“交易”。北京政权用正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政府同意一个中国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放弃和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 而在中国正式放弃对日索赔后，日本却做出了变相的赔偿行动。在中国经济开放起步时，日本向中国投入各种援助，包括低息贷款，无息贷款，还有无偿援助等，高达3.66万亿日圆。到2022年3月全部援助项目结束，前后跨度长达42年！ 日本援助资金重点投入中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民生。主要有：上海港改扩建工程，秦皇岛港煤炭码头扩建，天津港改造工程，京秦铁路（北京—秦皇岛），广深铁路部分改善工程，大亚湾核电站（技术与融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 仅以中国上海为例，如果没有日本援助，上海港口的吞吐能力提升可能晚5–8年。如果按“结构性影响”排序，中国最得益于日本援助的城市是：上海，天津，秦皇岛（能源枢纽），广州／深圳（间接），北京（公共与环境）。据专家推算，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中国的工业基础建设会延迟约5-10年，出口起飞可能晚一个五年规划期。 但这些中国官方媒体都不愿报导，甚至有意回避。所以至今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日本做了这些，还在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反日”，跟着抗日神剧“仇日”。 中国的经济开放，当然得力于邓小平的改革决断。但若只谈“改革勇气”，却刻意忽略改革最初的资金来源，那就是选择性地讲历史。经济转型不是口号工程，而是资金工程。 中国在1978年之后，能够避免社会崩溃式转型，靠的不是单纯制度设计，而是两笔关键性外部资源。第一笔，是来自香港、台湾、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资本。这些资金既有文化连结，也有风险承担能力，成为改革初期的第一波托底力量。 第二笔，更关键——是日本长期、大规模的低息贷款、无息贷款与无偿援助。这不是象征性姿态，而是实打实的基础设施投资：港口、电力、交通、环保工程。没有这些工程，中国沿海出口体系不可能那么快成型。中国经济腾飞，背后站着日本的融资支撑，这是结结实实的事实。 对比俄国，更凸显中国的超级“幸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震荡疗法”，价格放开、国企私有化，结果经济急剧萎缩，社会秩序崩坏。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外部启动资金托底。俄国没有自己的“香港、台湾”，也没有一个日本式的邻国，愿意长期低息融资。 当年推动俄罗斯改革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电视受访时说，他当时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应该向亲西方的叶利钦总统领导的俄国提供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支持，帮助当时俄国一下子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度过资金缺口的难关，但遭到老布什政府，以及随后的克林顿政府的完全拒绝。 与白宫高层有相当关系、深知内情的萨克斯教授后来说，这是因为美国要保持全球唯一超强，阻止俄罗斯再次强大的心理因素作祟。 作为当时叶利钦政府的头号美国经济顾问，萨克斯在波兰等好几个前东欧国家推动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都相当成功，因为美国在关键时刻给了这些国家援助，尤其是对波兰帮助最大。萨克斯当时以为美国一定会同样援助俄国、力挺俄国成功进行市场经济转型、进一步鼓励支持俄国当时非常亲西方的立场。但完全出乎萨克斯的意料，美国一口拒绝了。这是俄国那场震荡疗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俄国因缺乏外部资金托底，没有像中国那样有香港、台湾、美国的华人投资，更没有中国那样的邻居日本，在关键的经济起步阶段，大量给予低息、无息贷款，甚至无偿援助。而日本就没有防范中国经济强大的那种美国防范俄国的心理。日本人和美国人的这种对比，太多中国人，甚至学者们完全不知道，当然就更不知道领情、感恩。 结果因为缺乏外部资金支持，叶利钦总统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失败，俄罗斯的经济近乎崩溃，民众生活水准剧降。后来普京当选总统，力挽狂澜，才开始经济复苏，这也是很多俄国人感激和支持普京、对叶利钦多有批评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共产大国转型，结果巨大差别，有无启动资金是最重要一环。就如同大家都在创业初期，谁拿到银行贷款或资助，决定了谁能成功。所有创业者都知道第一桶金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无米之炊谁做得出来？ 更讽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给苏联造成约2700万人死亡。这是一个极其惨烈的数字。但1990年冷战结束后，已经相当繁荣富有的德国，并未对俄罗斯提供长期、有规模的经济援助。德国选择的是什么？是姿态政治。当时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下跪道歉的那一幕，确实震撼。但那是一个动作，一个象征，一个历史镜头。象征感人，却不能当钱花。 德国的历史反思，在道德语言上高度鲜明；但在实际经济补偿层面，并没能给俄罗斯托底。而日本呢？没做戏剧化的忏悔场面，却在长达42年期间持续向中国提供低成本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完成援助项目。这种方式，不够上镜、不够让媒体鼓掌，但它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下跪，是瞬间。融资，是几十年。 如果要比较“实质性谢罪”，那么长期资金投入与基建支持，远比一次政治动作更具有实际意义。 问题是——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这段历史被刻意淡化。援助不被提及，合作被简化为“正常往来”，却在需要动员情绪时，重新高喊“对方从未谢罪”。这种叙事选择，不是历史评价，而是政治需要。中国改革成功，固然有自身努力；但若否认外部资金与合作的作用，那就是违背现实，否定真实，没有感恩之心。 真正的反思，不在媒体的闪光灯上，而在几十年流动的资金上。日本选择的是实质性补偿；德国选择的是象征性忏悔。谁更“高尚”？可以各有看法；但谁对经济命运产生直接影响，答案并不复杂。 真实且完整的历史，不能只播放下跪的画面，更应该同时列出融资数字。否则，那不叫记忆，而叫选择性记忆。所有选择性记忆，都是为了意识形态服务。 中国当局利用对官方媒体的控制，对社交媒体的管制，在靖国神社、日本援助、二战是否道歉谢罪等问题上，都不仅是“选择性记忆”，而且是“选择性攻击”，以扭曲事实来攻击日本，煽动中国人的仇日情绪。而被仇恨烧焦的灵魂，绝无法建出一个健康的社会。 尽管被视为强硬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示了成熟政治家审时度势的一面。在拜谒靖国神社问题上，她表现得相当谨慎。例如在去年10 月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高市早苗并未现身，当时她还没有当选党总裁和首相。虽让部分保守派失望，但她是为了避免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并防止国内左翼媒体的攻击。这种“忍耐”反映出她在追求目标时，仍会优先考量国家的大局利益。 这次她在“终战日”仍然选择没有去靖国神社拜祭，也是在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但仍是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攻击，说她给靖国神社交了“香火钱”。 看看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就懂得，西方文化的核心不是仇恨，而是不忘记历史，但向往与追求的是和平（以及平和之心）。日本的靖国神社，连任何灵位都没有，只是一本花名册，里面是自明治维新以来、过去150多年日本246 万战殁者的名字而已。 靖国神社今年6月还推出新规，禁止穿军服（现役军人除外）、带军械、以及奇装异服等进入靖国神社，就是阻止极右翼破坏靖国神社的设立初衷。 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首次访问白宫时，特意去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有二战时轰炸东京、向广岛扔原子弹的美军官兵尸骨，这就是日本的文化，高市首相是拜祭死者，没有道德和政治评价，对于日本人来说，人死了，就变成了神灵，无数的神灵汇集一起，就成为活着的人们的保护神。 而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他们什么也不信，也不懂，只懂得要权力、煽动仇恨，而有了众多义和团，就最容易保住慈禧太后们。 一个煽动和制造仇恨的国家，形成世界的奇观：韭菜们在欢呼镰刀！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7日

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中国当年的经济和欧美差别多大？ 王震，国家副主席，开国上将，80年代代表中国出访英国。 发现英国普通工人，住别墅，开汽车，一个月工资比他一年收入还高。 王震大为震撼，留下一句名言： 英国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除，社会公正，福利好，只要换成共产党执政，现在的英国就是我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隆·阿西莫格鲁专访《中国的变与不变：繁荣的中产阶级与威权体制能否长期共存？》：中国的中产阶级对各种各样的自由存在显著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受到压制。这一点正在与经济相互交织——你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来：尽管中产阶级收入不断上升，中国的内需却依然不足，而中国制造业的盈余几乎全部流向了出口。 这一体制本身在习近平之前就已经不稳定了。有些人认为习近平的统治与此前有根本差别，但在我看来并非如此，它更像是中共统治的一种延续。不过，这种统治本来就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因为面对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要么需要向中产阶级作出让步——而这是中共所不愿意的——要么就要收紧控制，比如加强监控、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强调民族主义，并以其他种种手段来转移中产阶级的注意力。我认为习近平就是这一进程的自然延续。 归根结底，人类历史上并没有什么规律认为一个威权政权不可能存续数百年。但你很难让一个威权政权与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产阶级长期共存。我认为，这正是中国模式根本困境之所在。中国的工程人才十分雄厚，制造业基础已经变得非常庞大、非常多元。 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在经济上支撑中国的经济增长再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中产阶级最终会提出何种诉求、会对什么感到满意——无论是在话语权方面、在更好的服务质量方面、在环境诉求方面，还是在他们对公平与良政的理念方面——以及什么符合他们的道德观、什么是他们可接受的、合法的统治，这些与中共愿意容忍的限度之间的冲突，我认为将塑造中国制度的未来。 有关本次专访全文《中国的变与不变：繁荣的中产阶级与威权体制能否长期共存？》，请移步至：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人类有哪些「欲望」？ OSU精神病学、心理学教授Steven Reiss提出一个理论，说明人类的「16种基本欲望 」 1.接纳Acceptance >被人接受、融入、不被排拒 2.食欲Eating >口腹之欲、对食物的追求 3.好奇Curiosity >追求知识、资讯、新事物 4.家庭Family >抚养、教育下一代 5.荣誉Honor >希望忠于种族、国家、家庭、个人等 6.独立Independent >能够独立、与众不同、活出自我 7.理想主义Idealism >实现社会正义与公平 8.秩序Order >有序、可预期的环境 9.运动Physical >渴望肢体活动带来的愉悦感 10.权力Power >能够影响他人、产生影响 11.浪漫Romance >渴望性事、美好的事物 12.收集Saving >收集事物、进行积累 13.社交Social >希望与人连结、找到同温层 14.社会地位Status >期待力争上游，找到自我形象与价值 15.宁静Tranquility >心灵平安、内在平静 16.反击Vengeance >希望讨回公道、挺身面对 他认为，这16种欲望塑造了我们的个性和行为 每个人都各有欲望，差别在于强度不同 这就这解释每个人会被不同事物激励、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