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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碗很久的活動來了『𝟔𝟎秒吸精挑戰賽』 仔細看的話會發現這次我的眼神很不一樣 吸允的每一下都是被慾望吞噬著 畢竟這活動是我真的籌備許久的 (還有一點是我真的餓好久🤤 但不管怎麼樣活動還是順利開跑啦(˶‾᷄ ⁻̫ ‾᷅˵) #報名方式在主頁# #希望下一位也能撐過60秒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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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晃播客中大家公认最典型的绿茶是一个嫁了一位法国男子,在巴黎开画廊,一身巴黎文艺范和优越感的的华人女性。 洪晃当年为陪女儿平平到巴黎读高中,在巴黎下血本购置了一套小公寓。 装修时,洪晃想装的时尚一点,找了巴黎本地的设计师。 装修过程中,洪晃和装修工作出身的丈夫杨小平矛盾不断。 巴黎装修设计师拖沓,自以为是,特别不靠谱。 夫妻二人常常为此争吵,导致洪晃心情特别压抑。 这位开画廊的绿茶女外表优雅精致,充满法式文艺感。 洪晃和她在国内时就认识,在巴黎把她当成好友来往,特别信任她,夫妻俩吵架的事情都和她分享。 有一次,画廊女特意邀请洪晃夫妻到家里吃饭,说是帮洪晃缓解情绪和压力。 出发前洪晃特意提前跟她打招呼,提醒她:自己和老公正为装修房子闹别扭,聚餐不要提自家装修这件事,大家开开心心聚餐,自己不想在她家的餐桌上,和老公吵架。 对方满口答应,说不会提这个不开心的话题。 可饭吃到一半,这位绿茶女就开始轻描淡问杨小平:“我老公有很多关于你们家房子装修的问题想问,但是你太太提前跟我下了封口令,说今天不许聊装修。” 瞬间,大家都呆住了。 她这么一句话,看似无心,实则刻意挑事。 但洪晃丈夫杨小平很大条。 他没有听出话里的幸灾乐祸,还大方兴奋回应说可以随便聊,我们就聊这个。 画廊绿茶女的法国丈夫也顺势跟着兴奋起来。 杨小平准备把装修过程中对洪晃的不满,都倒出来。 现场气氛尴尬。 洪晃当场就控制不住情绪了。 对方这是故意把矛盾引出来,暗地里挑拨他们的夫妻关系。 洪晃立即起身,败兴而走。 洪晃在音频里说,这种人暗藏祸心,看不得别人好。 她就希望别人不好,不快乐,看到别人不好就来劲,就兴奋。 这样的绿茶女,表面优雅知性,温柔善良,但实质都是伪装的。 她的破坏力和杀伤力藏在她虚伪的笑容和温柔的言语里面。 洪晃说这件事最有讽刺感的是,她从头到尾看似温柔体贴,只用轻飘飘一句话,就制造了矛盾,就挫破了人的痛处。 而她老公杨小平却还认为这样的绿茶女特别有情趣,会找话题。 洪晃从此拉黑了这位所谓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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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前一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夜里十点左右,张学良从宴会上赶回西安的公馆,把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叫进客厅。东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都坐在屋里。他当着众人下令:明天凌晨去临潼华清池,把住在那里的蒋介石扣起来。 “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铭九正要退出去,张学良回过头盯着他,又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他用手比了一个鸡蛋大的圈。 张学良这时的官衔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剿的是陕北的红军。他敢在这一夜押上身家性命,是因为他剿了一年的陕北中共告诉他,斯大林会扶他。 他这样指望斯大林,因为他手里只剩一支军队,脚下已经没有一寸自己的地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东北军没有抵抗,退进关内,东北老家丢给了日本;一九三三年又丢了热河;一九三五年,南京照日本人的要求,把留在河北的东北军也调走。从此东北军每月二百万元的军饷,只能向南京要。照他的想法,吃人家的饭,也得听人家的话。 南京要东北军去打红军。部下私下抱怨:“副司令真傻!”“人死了,枪丢了,国民党政府也不给补……都打光了怎么办!”有人把这些话说给张学良听,他有时说:“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会有办法的!” 到了西北,先来的是败仗。一九三五年秋天,东北军在陕北的劳山、直罗镇被红军接连吃掉两个师,两个师长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补充枪弹,给两位阵亡师长各发十万元特别抚恤。蒋介石的答复是:“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东北军上下都明白,蒋介石派他们剿共,是要他们和红军两败俱伤。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打光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要另找靠山,新疆的盛世才就是个样子。他几次私下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斯大林:靠苏联撑腰坐稳新疆的盛世才,是他的老部下,苏联扶得了盛世才,也该扶他。斯大林这时最怕日本从东边打苏联,要的是蒋介石领着中国去打日本,不会为张学良拆蒋介石的台;可他也不把话说死,只让人捎话,叫张学良去和中国共产党联系。他就去了。 这时的中共也走投无路。红军长征到陕北,剩下几万人,四面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马家军,陕北地瘠人穷,养不活这支队伍。围剿他们的主帅自己找上门来,毛泽东求之不得。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到了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他自己带着密码,借军长王以哲的电台,在洋蜡烛底下译电,往陕北发报。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给再去洛川的李克农下了谈判训令,头一条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十八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谈定一个口头谅解,里面有一句:“红军过路应予通行”。 这时红军主力已经从陕北渡过黄河,到山西去弄粮食和兵。红军在山西打土豪,也向县城要钱,彭雪枫打电话给浮山县县长,“要他交出5万元款子,否则就派兵攻打县城”。阎锡山向南京告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匪主力过河既已明了……则我军应速向北推进,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此机万不可失。”张学良回电推说陕甘边区“股匪极为活跃”,要“先行肃清”。蒋介石再三催,他不动。 三月五日凌晨,张学良自己开着飞机到洛川,见了李克农。中共让李克农备好一套话,预备张学良替蒋介石说话时驳他,几乎没用上。张学良只催着要尽快见中共的领导人,还请中共替他介绍代表去苏联。 四月九日晚上,周恩来被张学良派去的人接进延安城,两人在城里的天主堂从九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张学良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周恩来会后给中央的报告里,记下了他那一夜问的事: “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 周恩来请他到时候放红军渡回黄河西岸,再接济红军弹药。张学良都答应了。两边谈定了停战、通商、互派代表,“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跟周恩来同去的戴镜元记得,张学良“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周恩来报告中央:“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张学良也有自己的算盘:他想让红军留在黄河东边和中央军拼,自己好扩大地盘。 二十二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头一句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又说:“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刘鼎临走,周恩来交代他:“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己掌握”。张学良在洛川见到刘鼎,握着他的手说:“好呀,你再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又对他说,延安那一夜,“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最后说: “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几天后,张学良亲自开飞机带刘鼎回西安,让刘鼎坐到驾驶座上,绕道黄河上空。刘鼎住进张公馆的东楼,对外是张学良的随从军官。他在东楼地下室装了一个小电台,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的来往电报,从此都从这间地下室进出。 五月初,红军在山西站不住了,带着钱粮,押着近万山西壮丁,分批渡回黄河西岸。西岸是东北军的防区,红军西渡没有受到东北军阻碍。五月十二日夜里,周恩来又和张学良谈了一次,张学良答应给红军七九子弹十万发;六月一日,其中六万发送到了延安。 这年夏天,中共长征以来和莫斯科断掉的电讯,借张学良剿总的电台接上了。李克农后来说:“张学良部队还给我们送电台、送药品过来。”线一接通,中共就向莫斯科要钱,理由是东北军的军饷“全部靠南京拨款”,一旦起事就会断,问能否“每月给我们300万元的援助”。 六月底,刘鼎给中央发电报,电报里的“日”是张学良的代号: “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 七月二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把这件事报告莫斯科。电报说东北军“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又说“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对张学良入党,写的是:“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八月九日,毛泽东等人给张学良的信里已经叫他“同志”,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 八月十五日,莫斯科回电。电报说,叫他们特别不安的,是“你们关于甚至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说法”,“只有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才能加入党的队伍”;同张学良的接触必须保持,“利用这种接触在张学良的军队中开展我们的工作”,“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 这封回电,毛泽东瞒住了张学良。他一面向莫斯科表示服从,一面告诉张学良,入党的申请批准了,往来的密信里照旧叫他同志;还说苏联已经在新疆备好了大批军火,等红军去取,请他配合打通道路。张学良信了,以为是斯大林接纳了他。早在七月里,他已经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西北大计划:打通苏联,割据西北,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里要打的是中央军和宁夏青海的马家军,华北的日军不在里面。计划成了,他就有了西北这块地盘,背后靠着苏联。中共也指望它救命:八月二十五日给莫斯科的电报说,红军财政粮食已经十分困难,联不成东北军反蒋,南京又不肯停止剿共,就只好放弃陕北。 钱也一直从他这里出。八月,中共派到西安的潘汉年报告:“我们借钱,立刻应许,已交五万元(存刘处)”。十月,叶剑英到了西安,说红军经费困难已极,冬衣更难,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借三十万元。张学良一口答应,只说西安一下只能办到五万元,其余二十五万元到上海去想办法;棉衣给一万套,从西安送往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入冬以后,中共给莫斯科的电报叫苦:“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这时中共向张学良借的钱已经有六十万元;十一月下旬,又从他那里借了十万元。 十一月底,德国和日本签了反共协定,矛头对着苏联。斯大林更要蒋介石领着中国抗日,严令中共放弃反蒋,拥护蒋介石。毛泽东不理会这道命令,反倒派周恩来去和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请到西安来,扣下。张学良几次打电报请,又亲自到洛阳去请蒋介石来西安,给将士们训话。 蒋介石这边,红军已经被压在陕北一角,他要趁这时一举剿灭。十二月四日,他住进临潼华清池,召见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给了两条路: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上前线剿共;不然,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陕甘交给中央军。杨虎城是陕西本地人,十七路军三万来人,全靠陕西这块老地盘,调去安徽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身边多年埋着中共党员,妻子谢葆真也是党员。七日,张学良当面求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介石说,剿共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动手。张学良发电报到陕北,要中共的叶剑英回西安一起策划。毛泽东回电说叶剑英已经上路,其实没有让他动身。 十一日夜里,张学良对将领们说,蒋拍着桌子骂他:“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一位军长问:“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说: “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孙铭九出门的时候,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旁边对他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十二日凌晨,卫队营的卡车冲到华清池门口,门卫开枪拦,被打倒,枪声和喊声混成一团。孙铭九一路趴着往前爬,摸进蒋介石住的五间厅,人已经不在了。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朦胧的曙色里,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乱摆在桌上。一个卫士跑来报告:“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蒋介石的亲信蒋孝先从西安往这边赶,在公路上被截住,枪毙了。 天色快要全亮的时候,卫队营满山搜。一个叫陈思孝的班长在前面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他们先前看见一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走动,搜过去,洞里蜷着一个人。士兵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蒋介石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光着两只脚,上身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一条白色睡裤,浑身是土,冻得发抖。他抬头看了孙铭九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上午,蒋介石被押进西安城的新城大楼,一言不发,送来的大衣不穿,牛奶不喝,只问孙铭九:“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大约半个钟头后,张学良穿着一件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带着得意,对他微微欠身: “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 蒋介石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孙铭九退出门,就听见两个人在屋里吵了起来,声音很高。 同一天将近中午,陕北保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中共的领导人围着读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张国焘也在场。有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朱德抢先说:“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指的是蒋介石和他的随员。毛泽东一直在那里狂笑,接着说: “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张、杨,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国焘记得,当天发给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说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他给张学良起草复电,尊他为全国抗日领袖,夸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说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朱德要毛泽东明明白白叫张学良杀蒋,毛泽东笑着说,他已经着力暗示了,“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他对张国焘解释过,电文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 十三日晚上,莫斯科的电报到了,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不会给任何支援,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能领导抗日的只有蒋介石,中共要促成和平解决。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说斯大林当时对他讲,张学良分量不够。窑洞里,毛泽东踱来踱去,急躁地说: “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周恩来坐着张学良派去的飞机到了西安。张学良见面就问:莫斯科有没有电报?对西安的事是什么态度?周恩来告诉他,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当场发了火,觉得自己被共产党卖了:从前他们一直说苏联会帮忙,现在他骑在虎背上,他们临阵抽腿。周恩来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中共一定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 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来西安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带去斯大林的许诺:把蒋介石的长子、扣在苏联多年的蒋经国放回来。蒋介石的态度一下子变了,答应停止剿共,事变照斯大林的意思收了场。毛泽东想借张学良的手除掉蒋介石,没有做成;被围在陕北、眼看要被剿灭的红军,倒因此活了下来。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着蒋介石夫妇和宋子文飞离西安。孙铭九后来记得,他临走前说过,三天以内就回来。飞机上,蒋介石对他说: “你闯下了这样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 张学良说:“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 很多年以后,他说起这一趟:“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急电到了保安。张国焘记得,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断断续续地说,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 “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 他接连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对蒋介石的亲信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和张、杨断绝明显的来往,还要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 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的飞机落在南京,林森以下文武百官都在机场,军乐、爆竹,人山人海。下午两点左右,张学良和宋子文坐的第二架飞机落在城外一个军用机场,没有欢迎的人,只有宪兵和特务。宋子文和军统的戴笠把他拉上汽车,送进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两天前的晚上,戴笠已经把话交代给手下:“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他让特务队长刘乙光挑十几个机灵可靠、仪表好的人,都穿蓝色中山服,佩二号左轮,去看守张学良。 也是这一天,保安的中共中央听说蒋介石已经由张学良送回南京,立即把中央机关往延安搬。张国焘记得,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大家心胸都大为开朗。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法会审,张学良在庭上说,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他没有把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反倒替中共开脱。判决是有期徒刑十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民政府特赦了他,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他被扣以后,军需账上查明,前后接济红军的钱有七十六万元。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宣传指示。第一条说,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第二条说,本党“对于张、杨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第三条说: “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 西安城里,张学良没有回来。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杨虎城把身边的中共党员南汉宸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 “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南汉宸把这些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回去告诉杨先生:“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东北军里,主和的将领要服从南京,少壮军官要接着和中央军打。周恩来没有告诉他们,中共已经向蒋介石保证不再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红军改换番号,反倒照毛泽东的盘算,鼓动孙铭九这班少壮军官去打: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打起来,红军好坐收渔利。二月二日早上,孙铭九他们开会,决定杀主和派的头领王以哲。奉命带兵去的连长于肇中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一排兵坐卡车到王家的胡同口,排成队唱着歌从门口过,走到一半突然散开,缴了门口警卫的枪,冲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传令的营长商同昌随后赶到,看见院子里绑着一个女人,是王以哲的太太。他叫人松绑,让她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收殓起来。她哭着说: “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东北军的将领们一致要求惩办孙铭九。孙铭九跑去向周恩来跪下磕头,求他帮忙,周恩来派人把他送进红军的地盘暂避。东北军随后被拆散东调,从此不复存在。 红军保住了自己的队伍和地盘,换了个番号,每月从国民政府领二三十万元的军饷。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写道,八年剿匪之功,本来预计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就能完成,几乎全毁于一旦。 张学良这一管束就是十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关在重庆松林坡,军统的张严佛来报告他: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天拂晓从白市驿机场起飞,直飞南京。他信以为真,很高兴。当晚给他饯行,军统的毛人凤端起酒杯对他说,委员长来电,情况有些变化,不去南京了。张学良瞪着眼问,不去南京,去哪里? “委座指示,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 张学良一掌拍在桌上。赵一荻忙拉住他,递给他一条湿毛巾。他呆坐了一会儿,闷声问什么时候走。看守他的仍是那个特务队长刘乙光,站起来开口:“报告副座……”他打断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的,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 第二天早上,赵一荻挽着他的胳膊上了飞机。他被关进新竹五峰乡的深山,在那里写过一首诗: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杨虎城后来被撤了职,打发出国考察,到了莫斯科,向斯大林要军火要钱,说回国要再发动一次兵变。斯大林转手把这些话通报了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底,杨虎城被宋子文的电报诱回国,随即被扣,从此再没有出来。他的妻子谢葆真一九四七年死在囚室里。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夜里,特务把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带到重庆松林坡,说请他们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杨拯中走在前面,怀里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一进门,埋伏在屋里的特务拿匕首扎了进去,血喷在骨灰盒上。杨虎城往前赶了几步,刀已经刺进他的胸口。第二天凌晨,他在狱中出生的小女儿杨拯贵也被杀了。命令是蒋介石亲自下的。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台北给张学良办九十岁寿宴,他刚刚恢复人身自由。墙上挂着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发来的贺电: “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 这是五十四年来,他头一次当众答谢关心他的人。他站起来说: “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即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但是罪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自己感觉真是万分的惭愧。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这样来给我做寿,我怎么能做寿,我有什么寿!” 他说过:“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晚年说到西安事变,他把事全揽到自己身上:“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杨虎城只是同意。 后来他住到夏威夷。中共多次托人请他回大陆看看,他都推掉了。他对张家的后人交代,西安就不要再去了。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张学良死在檀香山。从西安事变到九十岁恢复自由,他有五十四年是被人看着过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1998年版,第330—335、342、347—348页;孙铭九《临潼扣蒋》,收入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7—223页,另孙铭九、商同昌回忆见第481、494、506—507页,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见第67—69页,戴镜元回忆见第52—53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8、59、61、63、76、82—83、85、105—107、121—122、171、196、249、256—257页(李克农、周恩来、刘鼎、张闻天、潘汉年电报和报告,毛泽东等致张学良信,均转引自此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26、242、24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7—28、82页;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4—375页(蒋介石、张学良往来电报转引自此书);百年潮杂志社编《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转变: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李克农谈话);侯金卓《红军东征中党的“扩红、筹款、赤化”工作研究》,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2页 ——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524、562、611、687—689、708—710、720—723、930—932、947、1063—1068、1194、1202、1206页;台湾档案管理局《幽禁岁月:张学良在台湾的后半生》,2016年;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小萝卜头的故事》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收入《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杨奎松《1920—1940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第44—45页;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注释索引卷,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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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注我 TG 的應該都知道 我喝了點酒壯膽就跑出去抓人了… 沒想到第一位目標就直接成功捕獲🤣 原本以為會很尷尬 結果後面發生的事比我想像中還刺激 被帶到那種沒什麼人的地方時 我腦袋真的閃過無數個後悔的念頭 剩下的內容就不放這裡ㄌ🤫 #報名方式在主頁# #完整版在TG# #希望下一位報名選手不要再選這種地方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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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创始选民」选民故事009 ——走过冰封的脚印,写给中国议会(临时)的选民 作者:各旭彬(笔名:各雲川) 也许有一天,我不在人间,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 但是,我希望自己留下的影片、文章、照片,能够告诉后来的人:曾有一个中国人,为了自由、人的尊严,在这个世界上努力活过、努力发出过自己的声音。 我今年三十岁,出生于1996年11月3日(计生原因,登记是9月25日)。出生在中国计生时期,是三孩。为了生下我,母亲四处躲藏,害怕被发现。 后来,我出生了。但是,家里唯一用来耕田的牛,被计生强行没收。 母亲因此受到巨大的精神打击,她曾经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还把我丟到河里,我被哥哥救下),虽然活着,却从此长年受到精神疾病折磨。她经常会失去理智,甚至会伤害自己的孩子。 我的鼻子,就是那时候受的伤。当时我非常痛苦,但如今的我不恨她。因为我知道,她不是坏人,只是被一个残酷制度伤害了。 她清醒时也是一位温柔的母亲,会抱着我,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会默默承受所有苦难。 2007年,因病,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直到今天,我仍然经常梦见她。有时候,我会在半夜惊醒。梦里,我还是一个孩子,一边哭,一边喊着:「妈妈……」 可醒来之后,只有眼角的泪水、证明我的母亲回来过。我不断回忆马上要模糊的脸,哪怕每一次都是痛苦,因为我怕忘记母亲的脸… 很多人看见我今天公开批评中共,也许以为,我是一开始就充满政治理想的人。 其实不是。 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原本善良的家庭,最后会变成这个样子? 后来(2013年)我慢慢开始了解历史。知道了林昭、张志新、知道了六四天安门。知道了那些曾经被掩盖的真相。 知道了自由、人权,这些真正影响每一个普通人命运的权利。 最开始我在汕头(2014年)做的是环境调查。最后到了梅州,调查拆迁。 再后来(2015年)我开始发声。 开始在电线杆子上写:天灭中共。 用中华民国纪年。 我当然也害怕,因为一旦站出来,就再也没有回头路。 果然,因为政治言论,在杭州被网警打电话。2017年之后中国言论环境迅速恶化。我的启蒙导师安军,被秘密关押。我的朋友金先生,也被警方遣返回原籍地。 甚至我连坐火车都会被特殊检查,打开手机和行李,身分证被拍照... 因为政治言论,被工作的地方领导警告,我连工资都不敢拿、赶紧跑路。 后来,我离开了中国(经过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最后到日本)。 2022年12月元旦,我在马来西亚第一公开露脸反共影片,发表了新年愿望:新年了别无他愿,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那一次勇敢的站出来,打破了心中的怯弱。我在马来西亚继续发表:我为中共独裁政权统治中国而感到"耻辱"。后觉不妥,最后两字改为"愤怒"。 2023年6月4号,我在新加坡第一次公开的纪念了六四:34年前的今天,中共在天安门前大开杀戒,今天我作为年轻人我也要喊出来,打倒中共,推翻独裁政权(2024年五月底,我和朋友在日本一起高举六四标语)。 这种行为我在大陆,是不敢的,是自由社会给了我安全和勇气。 这,就是我站在民主国家的土地上的感受。 原来,人真的可以不用害怕自己的言论,不用担心警察敲门。 有一次,我看到了马来西亚的选举现场,当时有感而发写下:为自由有人从青年到白头!这个国家我们人人都有分,对政治冷漠的下场就是被独裁者统治。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我们要选票。 (后来我加入了中国议会、并把这句话补充完整: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我们要选票🗳️中国议会一人一票改变中国!) 那一刻,我才真正知道,自由的空气真的是甜的⋯⋯ 但,这也有代价。 为了不连累家人,我与家人断亲。 后来,我收到父亲离世的消息。我看着手机很久很久,也不敢回覆。 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我人生最痛苦的决定之一。 希望有一天,我能回到一个真正自由的中国。走到父母的墓前,说一声:爸妈,我回家了。 最后,感谢一路上帮助过我的人。 感谢一起调查真相的同行,无论是关注爱滋病、西藏、新疆人权问题的记者和学者。正因为有许多人在不同领域默默记录历史、追寻真相,我们才能让更多人看见那些曾经被掩盖的故事。 也感谢发表我文章的台湾朱言紫教授,因为您,让我的拆迁调查,不再只停留在自己的笔记里。而是有机会走进更多人的视野,让更多人开始思考自由、人权与民主的价值。 愿自由终将照耀这片土地,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选票🗳️决定国家的未来! 编辑:张岸妮@ni87107 更多选民故事,请前往中国议会官方网站《选民故事》栏目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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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年至花甲的波尔布特,行为令人发指。他给自己分配了一位20岁出头的貌美姑娘密松。   更尴尬的是,波尔布特和原配乔帕娜莉还没有正式办完离婚手续,他就把密松安排成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   1979年,红色高棉政权垮台,波尔布特带着残部逃进边境丛林。外界想象中的失败者,应该和普通士兵一起挨饿、躲避追捕,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波尔布特住在单独修建的竹屋里,日常用品也有人通过泰国边境黑市采购。底层士兵缺衣少食,靠简单补给度日,他却依旧保留着自己的生活待遇。   这就是红色高棉最矛盾的地方,口头上讲的是人人平等,实际生活里却早已分出清楚等级。普通人要服从命令,干部享有特殊安排,最高领袖更像生活在另一套规则里。   密松原本只是柬埔寨磅同省的一名普通农家女孩。1980年,她被安排到波尔布特身边,负责做饭和收拾房间,在营地里并不起眼。   后来有人问起这段婚姻,密松曾说自己是在众多追求者中选择了波尔布特。这个说法不能简单忽略,但也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去理解。   她面对的不是普通领导,也不是可以平等交往的年长男子,而是掌握营地生杀大权的最高人物。一个22岁的年轻女兵,真的有充分条件说不吗?   答应,可能换来更安全的生活。拒绝,可能带来什么后果,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命去试。这样的选择即使表面上经过本人同意,也很难称得上完全自由。   问题在于,权力差距太大时,自愿两个字本身就需要仔细掂量。   波尔布特掌权的四年,给柬埔寨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灾难。1975年红色高棉进入金边后,很快把城市居民赶往农村,老人、孩子、病人都不能留下。货币被废除,学校停办,城市生活被彻底打散,社会被强行推入所谓的新阶段。   这种政策常被概括为把国家推回零点,可现实不是重新开始,而是大量人口被送进苦役、饥饿和清洗之中。   联合国柬埔寨红色高棉特别法庭相关调查显示,1975年至1979年间,约150万至170万人死亡,占当时全国人口近五分之一。有人死于屠杀,有人死于劳役,也有人没等到下一顿饭。   吐斯廉监狱关押过两万多名囚犯,最后活下来的只有21人。琼邑克的万人坑里,许多人甚至没有经过正常审判,就被以节省子弹为理由活活打死。   乔帕娜莉出身富裕,留过学,也当过大学教师。波尔布特早年在丛林活动时,她跟着一起吃苦,长期陪伴在身边。后来她患上精神疾病,又没有生育,波尔布特便逐渐与她疏远。   1979年之后,两人再没有见面。乔帕娜莉一直等到2003年去世,也没有等到丈夫回头。与此同时,波尔布特已经在丛林里重新寻找年轻妻子,希望有自己的后代。   婚后第二年,密松生下女儿索帕泽达。面对女儿,波尔布特表现出少见的温情,他亲自取名,教孩子读书写字,也会抱着女儿在营地里散步。   一个能耐心陪女儿玩耍的人,未必就能对别人的孩子产生同样的怜悯。波尔布特把家庭温情留给自己的血脉,却没有想过,那些死在他命令下的人,也有父母,也有孩子,也曾经拥有普通而完整的生活。   这不是简单的性格矛盾,而是权力者常见的双重标准。对自己人,他可以讲感情,讲亲情,讲未来。对普通人,他只讲服从,讲牺牲,讲必须付出的代价。   当然,红色高棉内部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稳稳享受特权。随着战争失败、物资紧张和内部猜疑加重,干部之间互相监视,普通士兵的日子更差,许多基层人员也成了清洗对象。   问题是,底层成员同样受苦,并不等于最高层和普通人处在同一个位置。波尔布特可以怀疑别人,可以处置别人,也可以为自己安排婚姻和生活,这种差别始终存在。   波尔布特的猜忌后来也蔓延到密松身上。他怀疑密松和自己的秘书有关系,便把秘书关押了好几天,甚至差点下令处决。   结果很有讽刺意味,波尔布特死后,密松真的嫁给了这名秘书,而这名秘书也为了她离开了自己的原配妻子。   1997年,红色高棉内部爆发冲突。波尔布特因为猜疑,诛杀部下及其家人,彻底激怒了内部势力,最后被自己人公审,判处终身监禁。   1998年4月,73岁的波尔布特死在丛林小木屋里。有人认为他死于心脏病,也有人认为他担心被送往国际法庭,选择服毒自尽。死因至今存在不同说法,他的遗体被匆忙火化,连一块正式墓碑都没有留下。   密松后来带着女儿去了马来西亚,改名换姓,过起普通生活。记者偶然遇到她时,她很少谈起那段婚姻,也不愿详细解释当年究竟有没有真正选择的机会。   她既是那场权力游戏中的幸存者,也是被权力裹挟的人。   所以,1985年的那场婚礼,不能只当成老夫少妻的猎奇故事。它让人看到的,是一个自称追求平等的政权,怎样在现实中制造出森严等级,也让人看到,独裁者要求所有人服从规则,却常常把自己放在规则之外。   真正关键的不是波尔布特娶了一个年轻妻子,而是他始终相信,别人的人生可以由自己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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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叫米杜,今天是我在推特的最后一天。 1. 你好,我叫米杜,这是我的过去 我的推特生涯好简单,一共两天半,一天立人设,一天撕逼。 走过了好多平台才找到这里,因此每一步都反复思忖,猛蹭流量。 我读书的时候,喜欢三样东西。 流量,盗图,篮球员。 流量。19岁到微博,20岁开了人人账号,还在天涯社区晃悠两年。 上了好几次新闻,我觉得自己能说六国语言! 盗图。2013年,盗用CBA球星卡作者周平真的作品。 人家不想和我合作没关系,不经原创授权,照样能把作品制作成T恤来贩卖。 我本来也想蹭个U30,听说给钱就行。可惜,钱还没凑齐就超过30了。 2016年,我蹭到了和张继科合照,赶紧发网上爆照。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多次公开说香港乒乓球手黄镇廷是我男友,也不管人家是否承认。 篮球员。2013年,我开始在微博和人人说自己是CBA记者,还当了安踏的工作人员。 我一直都是时间管理大师,CBA与安踏之外,能同时做吉林东北虎队的啦啦队员。 虽然啦啦队长说我绝对不是签约队员,但无所谓。 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当年“蹭头衔妹”。 我能写的身份都写上了,没有一个遗漏的。 副业读书,没啥好写的。副业嘛! 以上是我的少女时代。 2. 搞流量怎么成为我一生的事业 博主跑活动发广告,天花板太低。十年也没寻到突破。 2024年3月,我来到重庆朝天门大桥的顶端拍视频。 流量真好,也有很多人报警。十几家媒体争相报道,这是我的人生巅峰。可惜警察介入了,只能把视频删掉。 在我有限的认知里,黑红就是红,越黑越红,下限极低。 我做梦都想有一份全力以赴的事,一头扎进去,生命因为做这件事而向上社交。 它究竟是什么呢? 我找了好久,只找到“蹭大佬”。 我再也不迷茫了。 我感到自己生命第一次,真实看到了流量流淌的方向。 粘着孙宇晨到处拍照,录视频。视频号找了水军留言说我是孙嫂、孙夫人、孙太太,我还会给这种留言点赞。 愈多这样的视频,香港大会我才能有素材收费带团跑会。 Vitalik诞生32年后,我才第一次听说了他。 2026年,趁着人家混淆了我和另一位网名很像的小姐姐,冲到闭门私享会咔咔咔一顿猛拍。 拍照时,我还对币圈一无所知,甚至说不出几个币。 我谁也不认识,就微信群发广告,让他们联系助理进付费群。大多数都不回,但还是有人花了999。 2026年5月,我来推特。 很多人笑话我,但他们不重要。 有人关注我,这才重要。 比起环球60+国旅行博主的行程,发推可太轻松了。 我一辈子没做过一分钟正经工作。 但我想好了,这行业不大,对内向上社交,对外晒的是私人飞机。 我不是技术选手,我的介绍写着白宫/NBA/FIFA/斯坦福记者。 3. 推特教会了我什么 今天是我在推特的最后一天。 我把推特介绍改到我自己都不认识了,人家还是把我的黑历史给挖出来,说爬大桥是我的idea,由我发到抖音。 有这样的截图在,我无法不对Web3的调研工作感到惊讶。 下一站在哪,我从来都不深思熟虑,含糊过去。 我生命有使命。 我希望有流量,作品长黑。 来推特两天半,我依然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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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之辈更应该找个可以兜底的地方 自由迁徙,是人最根本的权力。 昨晚直播前,播了一首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呀》。 她最近刚结束在成都的演唱会。 有朋友去听了她的演唱会,回来给我说:她这样的创作人,送给你的不只是歌声,更多的是直面生活的力量。  她在演唱会上劝说年轻人,尤其是收入不高的年轻人,不要到线下来看她。她祝福大家“岁岁有今朝,日日皆美满”,说着说着自己却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我看了那个视频,真正让她落泪的,也许不是台下的人,而是她自己内心深处那些经历过的遗憾、无奈与期待。  那天读到一段话,挺有道理的: “我们说的每一句最真诚的话,往往都是说给自己的。  安慰别人,是在安慰曾经的自己;  鼓励别人,是在鼓励现在的自己;  希望别人过得好,往往是因为自己太知道过得不好是什么感觉。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表达别人、理解世界,其实只是在借别人,完成一场与自己的对话。” 任素汐的作品,无论是音乐还是电影,大多都在讲述平凡人的故事。 比如电影《无名之辈》。 我们又何尝不是:无名之辈。 昨天我在直播间说,每一个王朝更替,要看这个王朝是否繁荣,你不应该去了解皇家的叙事,而是看看这这个朝代普普通通的平凡人,他们是否有其食、有其居、有其安稳的生活。 这首《亲爱的你啊》,像是一个走过岁月有些经历的人,在和过去年少的自己对话。 “你会翻过山 看到万丈晴天 飞鸟正越过海面 你会迎着风 放着胆唱着歌 把风景都看遍 你会翻过山看到万里平原 天光正穿过云间 你会握着拳赤着脚流着汗 攀过千难万险” 我们一路跌跌撞撞,攥着拳头硬扛所有难处,总在和过往、和自己较劲。 这个视频的下面,有一段留言。来自一位四川的老乡。 “30岁的我一事无成上有两老下有两小离异负债累累,需要拼搏的时候却查出甲状腺癌转移淋巴癌晚期,不知道该笑还是哭,唯一对不起的就是自己”。 我想他的留言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这里面也包括我。 但我看到这段留言的时候,我想到的可能不是这首歌给他带来的抚慰。 而是他如果换一个地方生活,可能他不会有这么焦虑、这么无助。 比如甲状腺癌转淋巴癌,如果他生活在日本,至少有两个地方能让他不那么绝望。 一个是日本的硼中子治疗癌症的技术,这项癌症治疗技术对于头颈部的癌症效果非常好,没准能够给他带来生还的希望。 另一个是日本的医疗上限兜底制度。哪怕是针对在日本的外国人,只要你是纳税人,都能享受到这些福利。 简单来说,也就是高额疗养费制度:根据每个家庭的收入算出来医疗承担上限,超过上限的全部由该制度负责。 什么意思呢? 有钱人承担的上限高,没钱人承担的上限低,但是,大家都能看得起病。 针对癌症,这两天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 Moderna宣布成功研究治疗黑色素瘤mRNA疫苗,新冠期间,大多数在日本人接种的疫苗不是莫德纳就是辉瑞。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对这家公司有点印象。 这家靠疫苗赚得盆满钵满的公司在沉淀了四年之后,利用mRNA疫苗和AI的算力,成功研发了人类第一个三期临床个性化新抗原mRNA癌症疫苗,不是二期小样本,是大样本三期。 它证明mRNA真的可以治疗癌症,不再只是传染病疫苗平台,打开了巨大市场的想象空间。 莫德纳的股票昨天一口气上涨了170%。 我想再给个十年的时间,大概率人类就会攻克癌症, 加上血管控制, 攻克心脑血管疾病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进步,未来人均活到150岁不再是梦想。 所以大家都得活得像候鸟一样,自由地迁徙。 正如同的任素汐在《亲爱的你呀》里唱的那样:只管往前飞,翻过眼前这座山,一定会看见万丈晴天,飞鸟会越过海面,所有遗憾都会被晚风抚平。 致敬每一个努力生活努力挣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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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7(1): “六四”三十周年的时候,《纽约时报》约我写一篇专稿。我写了,也刊登出来了,但编辑做了相当大的改动。我把中文初稿发表在这里,也算留一份历史记录吧。何况,原稿的最后一段,放在今天,也相当合适。 我們都不要再天真了 王丹 1987年我考进了风气比较自由的北京大学之后,积极参加各种校园活动,组织了一系列演讲、沙龙等活动。校方把我视为麻烦制造者,但是也有不少同学支持我。1989年4月15日,被认为是开明派的中共原高级领导人胡耀邦突然去世,我在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有一种预感:恐怕要出大事情。 4月17日晚上,我在宿舍中跟同学聊天,突然听到隔壁一栋男生宿舍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不约而同地从宿舍跑出来。我来到北大平时经常举行集会的地方——三角地,看到那里已经有上千学生聚集,有不少人喊“游行”。当时我想,既然很多同学有这个愿望,我不应当让大家失望。于是就对学生发表了演讲,建议大家有秩序地组织起来,去天安门广场。深夜十一点多,北大的队伍从校门出发,北大的第一次游行就这样发生了。而我,也因为组织了这场游行,而成为了学运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后来我们了解到,是一名同学不小心把自己的脸盆掉在了地上。当然不会是一个脸盆引发了那场运动。事实上,气氛早已经在酝酿,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巨大的后果。 在接下来的50天中,学生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我和其他一些学生一起,成立了北京市各个高校学生组织的联合机构,并担任负责人之一。我们不断地组织游行、示威、请愿,呼吁政府停止政治运动,开放报禁,呼吁政府官员公布自己的财产。但是政府不理睬我们。5月13日,为了进一步给政府施加压力,三千名大学生走上天安门广场,开始了绝食行动,我也是组织者之一。绝食后来中断了,因为政府宣布了戒严令,派出军队包围了北京市,很快,就发生了六四大屠杀。 6月3日深夜我没有在广场上,当时我在北京大学我的宿舍里休息。4日凌晨开始,不断有同学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政府对学生开枪了。理智上我知道这个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但是情感上我始终不敢相信。巨大的震惊导致我至少有48个小时完全处于麻木状态,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思考。在保护我的朋友带领下,我离开了北京,去了上海、南京等地,希望可以观察后续的发展。但是很快,当局控制了局势,开始全国大逮捕,政府发布了21名学生负责人的通缉令,我名列第一。 听到通缉令的那个晚上,我已经没有了恐惧,只是觉得心很疼,不知道中国未来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那天晚上,我在夜色中走到甲板上,把随身带的一些文字性的材料丢入江水。我知道,我早晚会被政府抓到。 很快,我一个人返回北京,打电话给一位台湾记者,想跟他见面。那位记者朋友来了,但是随后来的,就是警察。我被捕了,那是1989年7月2日。我被判刑四年,1993年释放。随后我继续从事一些反对政府的活动,导致我在1995年第二次被捕,这一次政府说我要推翻他们,判刑十一年。但是很快,在1998年,政府把我流放到了美国。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去我的祖国。到现在,已经21年了。 到美国之后,我在哈佛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然后去了台湾教书八年,2017年返回美国,在华盛顿建立了海外反对派的第一个智库“对话中国”。我仍然有我的中国梦,但是我的中国梦跟习近平的中国梦不一样。他心目中的中国是一个国力强大的帝国,希望共产党永远维持统治,而我希望看到的中国,是每个人都可以享有自由、都应当受到尊重的地方。 30年过去了,我经常回想1989年发生的事情。当年,对于我们那些大学生来说,与其说我们追求的是民主,不如说是一种希望——希望中国能够民主化。至于怎么民主化,我们希望政府来回答。这就是我们游行、示威,到最后用绝食的方式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原因,我们期待政府的回答。政府后来回答了,但是答案是戒严,是军队的包围,最后是大屠杀。我承认我们当年有些天真,因为我们居然对中共抱有希望。但是,天真的,不只是我们。 1989年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制裁,但是不到两年,制裁就取消了。因为那个时候,美国还对中共抱有希望,希望在中国经济发展之后,会有一个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然后中产阶级会提出民主的要求,然后中国就会民主。现在,当习近平修改宪法,准备实施长期执政的时候,再回想30年前对中共的希望,整个世界都有一点天真。 1989年六月四日发生的大屠杀是一个人类的悲剧。在那以后,中共当局彻底放弃了政治改革。到今天,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已经成了对抗西方的反民主阵营的先锋,中共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威胁。如果说,30年后,美国和西方国家能够从1989年那场悲剧中吸取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或许,现在我们都不要再天真了。现在是到了重新考虑,把人权问题与贸易问题重新挂钩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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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送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同事 Kenya,她将开启自己的事业,创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律所。感谢她在机构四年又一个季度的陪伴和贡献,一路看着她从年轻律师走到今天独当一面,心里既有不舍也有祝福,希望她未来可以展翅高飞。 也是因为这件事,最近和很多年轻朋友聊了不少。在这个行业里多走过几个春秋的人,很多都陷入了一种说不清的迷茫。有些人在犹豫要不要离开行业去拥抱 AI,有些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这几年到底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我自己也是过来人,想借这个机会聊几句心里话。 2013 年我遇到过一位很不错的面试官,她让我写一份 BTC 的研究报告作为面试题。报告写完,我没有加入她的公司,但是为了写那份报告做的功课,让我下了重仓买入人生第一个大饼。这件事我念叨了很多年,时常感恩一路上遇到的这些老师。后来在券商的日子,早八晚五每天夺命连环 call,研究所长办公室经常传出研究不达标被骂哭的声音,但是那些老师在研究方法上从不藏私。严厉的要求造就了严苛的方法论,也成就了一批后来的明星分析师。我现在回头看,那段被骂的日子才是真正给我打底的日子。 回到我们这个行业,年轻人三年换三份工作的事情屡见不鲜。过去几年这件事是被充分定价和认可的,web3 创业公司雨后春笋,交易所各种使出钞能力挖人,从传统行业跳过来或者连环跳槽的小伙伴在市场上是稀缺品。那是一个奖励"敢动"的周期。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不仅是熊市来了,整个行业这一轮也并没有收获我们曾经预期的果实。然后 AI 来了,无数公司进入缩编周期,各家交易所今年的裁员目标据说是 30%,融资不达预期、还没跑出收入的创业公司那边是 50%。同样一个跳槽动作,在两个不同的周期里,市场对你的解读是完全相反的。 前几天有个年轻朋友在群里随口说了一句"哪个年轻人不能靠炒币轻松赚 20 万美金",群里炸了一阵。这句话我想了好几天。20 万美金在牛市的某个瞬间确实满地都是,但是站在今天回头看,"轻松"两个字其实是把幸存者当成了样本。亏掉一辆车、亏掉一套首付的人,从来不发推,也不在群里说话,圈子的回声永远是赢的那一边的。这件事和这一波离职潮放在一起看,其实是同一件事,年轻人的参照系被牛市拧歪了,等熊市把椅子搬回原位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还站在原地。 所以在这样的周期里,我自己也在反复想,长期到底要做什么,在哪里可以真正获得成长,怎么在下行的时候好好把自己照顾好。 这一路走过来,我一直习惯用严于律己的方式给自己定期设目标,所以不管在什么样的组织、什么样的 leader 下面,"创造超预期"是我自己的工作哲学。这件事不是为了让谁看见,是因为我真的喜欢研究和投资。做研究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在海里游泳,很快乐;投资里遇到的困惑这些年从来没少过,每一次困惑逼着我去补一块短板,去深化一层 soft skill,也让我有机会和很多最优秀的 founder 学到东西。回头看,那些让我真正成长的,从来不是哪家公司的 title,是我自己愿意在每个阶段把手上的事做到心里那条线之上。 说回来,选哪家公司在今天这个周期里其实差异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把能力内化在自己身上,才是真正能跟着你走的东西。当你的能力到了那条线,最好的机会和最好的公司,会自然而然和你互相吸引,会发现你,也会找到你。 祝 Kenya 一切顺利,也祝看到这篇的朋友,在这个不容易的周期里,慢一点,稳一点,把自己长成你想要成为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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