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乒越来越像MCN机构了：乒乓球运动员王楚钦，微博关于他的热搜比男明星还多，简直跟闹着玩一样，他的粉丝也经常搞团建，虽然王楚钦说自己也是饭圈文化的受害者，但总觉得他乐在其中。

台湾艺人林志玲日前受邀接任台湾文化内容策进院（文策院）董事，尽管她已婉拒接任相关职位，但仍被中国网友批评为支持台独，在中国疑遭抵制。 林志玲近期在中国电视剧《玉兰花开君再来》客串演出 ，她的名字却未见于制作方周一（25日）正式公布的演员名单中，该剧官方微博也同步删除所有林志玲相关宣传，引发可能遭删戏份的揣测。 此外，中国综艺节目《毛雪汪》原先预告25日将邀请林志玲分享生活，但当天播出的节目临时改为另外两名来宾，林志玲的预告也被下架。此事遭疑可能是制作方为了规避林志玲政治立场带来的风险，以确保节目安全通过审查。 林志玲在两岸都引发争议。部分台湾网友质疑她不适任文策院董事，指林志玲2023年曾于微博转发“庆祝新中国成立74周年”、“我爱你中国”贴文，并自称“中国人”。对此，台湾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曾表示：“尊重文化部的权责。艺人如果要脱中返台、要为台湾做事，我们作为自家人没有不欢迎的道理。” 后来林志玲决定不接任文策院职位。她在声明中表示，原先“希望为产业尽一份绵薄之力，未曾想到这个称谓的重量，比想像中沉重很多”。然而，这仍引发中国网友批评，也有人认为此前同意接任的举动是变相“支持台独”。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周三（27日）对此表示，文策院为台湾政府推行“文化台独”、煽动“抗中保台”的政治工具，“台湾文艺界人士看清其本质、与其划清界线的决定，是明智的。”

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愿意“自己搓一个工具”？Vibe Coding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微博VibeLab AI 创意赛收官了，一共有 2500 多件原创作品，2.4 亿多话题阅读。很荣幸这次是评委一员，有机会翻看了不少优秀的参赛作品，也转发了其中一部分。 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软件开发这种事情，不再需要专业人士了，普通人也能 Vibe 一个工具出来。 所以借这个机会，整理总结一下：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愿意“自己搓一个工具”？Vibe Coding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一、写代码这件事，门槛和成本都降下来了 写代码以前是程序员的专利，想写个工具，别说学语言框架，搭个环境都费劲的要死，随便一个环境都能把你卡住，像我这样写程序得有很多年的，换个不熟悉的语言，一样也搞不定。 现在借助 AI Agent，门槛一降再降，现在你只要有一个 Agent，会打字或者会语音，都能指挥 Agent 帮你写一个 App 出来。写代码这件事，从以前需要专业技能，到现在变成了语言表达能力。 我自己身上都有明显变化，从以前对 Vibe Coding 的嗤之以鼻，到现在“真香”，每天都大量的在指挥 Agent 帮我写代码。 二、以前的软件，满足不了长尾需求 长尾理论说的是，需求分布是一条长长的尾巴：头部是大多数人共有的需求，尾巴上是无数小众的、个性化的需求。传统软件只能做头部，因为为少量用户单独开发功能，成本上是不合算的。 而且，就算你有个好想法，也很难传递到开发者那里。想象一下一个普通用户的需求要经过的链条： 用户反馈 → 产品经理收集筛选 → 转化成需求文档 → 设计师出设计稿 → 程序员做系统设计 → 编码 → 测试 → 运维部署 每一环都在过滤、都在排优先级。最终大部分普通用户的需求，都被筛选掉了，软件最终只能取最大公约数，做绝大部分人都需要的那部分。 结果就是，市面上的软件很多，但每个人都有一堆“要是能这样就好了”的小需求，从来没有被满足过。 这次 VibeLab 里我印象很深的一个作品是 @机器旁白 做的 SiaoCut 。起因是他看到我做的 BaoCut，很喜欢“转写、像改文稿一样编辑、AI 处理、人工审阅、导出”串成一条工作流的思路，但 BaoCut 只支持 macOS，他是 Windows 用户。放在以前，他只能等我哪天有空做个 Windows 版，或者就此作罢。现在他自己和 AI 一起做了一个，而且不是简单复刻，还在这个过程中想清楚了自己关心的问题：AI 进入剪辑流程后，应该拿到多少数据，能替创作者决定到哪一步。 这就是长尾需求被满足的样子：不需要等别人来做，有需求的人自己就能把它做出来！ 三、Vibe Coding 让成本变低、链条变短 所以以前那种长长的从需求到交付的链条，现在可以缩成简单的几步： 有个想法，让 AI 去设计、制作、部署。 甚至于很多需求根本不需要做成一个有界面的产品。 比如你想每天自动整理某个表格里的待办，或者每周追踪最新的 AI 资讯，这些事让 AI Agent 帮你写个脚本，再让它自己定时调用就行了。 比如 @张铁蕾 开源的 Bridgic Agent 就是这样的作品：输入 /build，描述你的目标，它自己去探路、生成、验证，遇到需要你判断的地方再来问你。做出来的不是一次性跑完的任务，而是可以长期运行、随时修改的工作流。 还有一种更轻的做法：把你的操作流程、经验和偏好写成 Agent Skill，就像一份告诉 AI 怎么做某类事的说明文档，那么以后 Agent 就能按照 Skill 的说明帮你把很多繁琐的事情变成自动化半自动化的操作，大幅提升你的效率。 现在随着 Agent Computer Use（操作电脑）的能力增强，你甚至可以让 AI 观察你操作一遍，然后它自己能把它你的操作录制成 Skill。不需要界面、不用部署，但它确实能替你干活。 四、模型和智能体的能力，一直在变强 现在普通人也能 Vibe Coding，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模型能力在变强。 回头看这几年的变化： 最初，像 GitHub Copilot 只能做代码补全，你写一半它提示后半段； 然后，它能根据描述生成一段完整的代码； 后来， Claude Code 能自己在项目里探索，读文件、找上下文，把一个功能完整实现； 现在，主流 Agent 都已经能做设计、写代码，还能帮你操作电脑，打开浏览器自己验证做出来的东西对不对。 模型每上一个台阶，普通人做工具的难度就降一截。VibeLab 期间正好赶上 Kimi K3 发布，很快就有创作者拿它做体检报告工具、做斗地主游戏，还有人把 Claude Code、Qoder、GLM、Kimi K3 混着用。 由此也可以看得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把 AI 当聊天机器人了，能配合 Agent 把 AI 当干活的工具。 五、变化的还有“做工具”这件事本身的心态 看作品的时候我还注意到一点：很多作品不追求改变世界这种宏大的事，就是想先解决一个具体麻烦。比如说工作流太碎、长辈不听劝、拍照没人帮、看不懂热点，作品的起点都是这样一个一个具体的痛点。 最初微博在设定大赛规则的时候，把赛道拆进职场、生活、视觉、微博这些具体场景，现在看来还挺有道理的，因为这确实能激发人 Vibe 的冲动，想去用 AI 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其实这次参赛的作品也不都是工具。@世界第一裹凉皮 把 32657 位诗人、933857 首诗做成了一个三维宇宙 ；@德里克文 的「华夏博物志」把全国博物馆收进一幅可以点开的中国画 ；@海辛Hyacinth 把三星堆&金沙文物变成了互动场景 。这些作品看起来似乎不像工具那么实用，但让我们看到 Vibe Coding 不只是提效，也可以服务于文化和审美。 以前想做这样的东西，需要一个团队，现在一个人，不需要会写程序，有自己的想法加上 AI 就可以试试看。 最后，如果你也想自己搓一个工具，我的一点建议： 从写一个 Agent Skill 开始。 这是成本最低的方式：不用部署，不用界面，把你希望 AI 帮你做的某类事情写清楚就行。做一次，发现哪里不对，改一改，很快就能用起来。 顺便推荐下我的书《图解 Skill》，也是不错的 Skill 入门书籍。 如果要做网页或者 App，不用一上来就让 AI 把整个东西做完。 建议分步走： 1. 先和 AI 一起讨论需求，把你想要什么说清楚，让它复述一遍，确认理解一致。 2. 先做原型。也就是用模拟数据，只看长什么样、怎么操作，不接真实逻辑。原型的好处是改起来成本低，修改容易，就算推翻重来都很快。 3. 再做 MVP（最小可行产品），只做一个最核心的功能，先做一个小的能跑的东西出来。 4. 再慢慢迭代，有了 MVP 了，能跑起来了，就可以慢慢迭代，一次加一个小功能，AI 能处理的过来，你也验收的过来，日积月累，慢慢会变成成熟的软件。 做完一定要验收。 从头到尾按一个真实用户的路径试一遍，AI 说做完验收完不一定靠谱，还得自己上手用用。 注意安全。 涉及钱、隐私、账号权限的东西要格外小心，拿不准的地方去找专业人士问一下。就像 SiaoCut 的作者给 AI 划定了边界：AI 只拿到任务所需的文本和时间戳，不碰原始媒体，处理完只生成待审建议，最终由人决定。这样的思路值得借鉴。 最后说一句，做出来之后，发出来。 这次 VibeLab 里不少作品原本只是作者电脑里的一个 Demo，发到微博之后被讨论、被转发，有的还上了热搜。对于自己动手做东西的人来说，“作品被看见”是最好激励，也是下一次迭代的开始。

广州大学城持刀伤人事件引热议 网友们为何愤怒？ 广州番禺9月14日发生持刀伤人案件，造成多人受伤。有网友发布了肇事者捅人的图片。这些网络上流传的现场图片显示，伤者满是血迹，其中一名妇女眼部附近疑似有刀具插入，场面血腥、惊悚。 事件后当地警方发布通报，称“番禺区小谷围街某火锅店门口有一男子持刀伤人。接报后，民警迅速到场处置，第一时间将伤者送医救治，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男，35岁）。伤者经救治均无生命危险”。 不过，该通报没有提及伤者的人数、性别，也未提及其受伤具体情况，仅提到“无生命危险”。单单通过这则通报，很难了解该事件的波及范围、严重程度。 在微博等社媒平台上，该事件引发热议，许多网友表示感到愤怒。不少网友指出，该持刀伤人事件专门针对女性，伤者均为女性。有网友说，这是“这是恐怖主义，而且是针对女性的恐怖主义，incel社群传播的厌女文化就是恐怖主义的土壤”。 一位网友写道：“我看到一条万转的微博说广州大学城伤人事件是无差别捅人、是底层互害。我不认同是无差别捅人，因为每一个被定性为‘无差别’的事件最后都被扒出来是针对女性的犯罪。我也不认同是‘底层互害’，因为不管是哪个阶层我看到的更多都是男的害女的、男的吃女的 。”该微博发布数小时就获得了超过三千个赞。 另一位网友写道：“听说专门捅眼睛，不知道受害者眼睛怎么样了，（通报中）一句简单的‘无生命危险’是不是太草率了。” 也有一些人指出，通报完全未提及“大学城”，是在“捂嘴”。在微博上，一位网友写道：“广州大学城持刀杀人，最后搞了个‘广州大学城 偷外卖’上热搜，我不行了。 ​”公开资料显示，事发地位于广州大学城核心区域。 在社媒X上，前央视调查记者、如今旅居日本的王志安也发文质疑警方通报信息披露不足，表示：“警情通报连伤亡人数都不公布了。……犯罪嫌疑人连是否无业都不知道，主打一个就是什么都不公布。今后干脆连通报也省了吧。”

有网友说，当年赵姨娘炫富，当京城第一名媛，闹泼墨门，出来诉说自己的婚姻才过了24天，就有小四娘上门来闹事的委屈时，互联网还不是特别的发达，人人都还没有自媒体。 如果要是现在，她和当年一样高调出来炫富，炫耀自己的第一名媛身份，跋扈地炒作泼墨门，在网上热闹炒作自己的家事情感，会引发巨大的舆论风暴。 那绝对不会和当年那样，事情很快就过了，不了了之了。 如果是现在这个人人互为自媒体的时代，她的那点料，会掀起狂风暴雨，她会被扒的精光。 当年的网络环境，很多的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 当时的这种八卦信息传递也比较单一，大家只是看个热闹，不会深度去挖掘信息背后的一些真相。 如果要换成现在，她一风吹草动，全平台就会同步发酵。 小红书、短视频、抖音、微博，各路的自媒体会狂挖猛料，会不休不止地把她的所有过去挖地三尺。 她当年的泼墨门闹的挺大的，影响超大，风波持续了数月。 导致大明星被多个国际品牌解约，经济损失近亿，事业全面陷入低谷。 赵姨娘虽然因为泼墨名声大振，但却不是好名声。 她虽然出圈出名，却也被贴上了姨娘的负面标签，还引发了对名媛圈、娱乐圈、名利场的各种热议。 各路名媛开始和她保持距离，生怕被她影响到口碑和声誉。 当年，赵姨娘那么敢搞事，调子那么高，其实也是被围绕在她身边的人给惯坏了，宠坏了。 她当时一直是姨娘，没有正式的身份，也不能公开姨娘的身份，她日常的日子见不得光，很孤独寂寞。 为了排解孤独，她只能整日和一些所谓的名媛姐妹们混在一起。 这些来自三教九流所谓名媛姐妹都精的很。 她们一边陪伴她，陪她混各类名媛圈，把她抬的高高的，捧上天了。 她们一边算计她，利用她，把她推到台前幕后，给她封上了京城第一名媛的头衔。 她们通过她来吸引一些她类似身份的人加入名媛圈，做大名媛圈，以便能相互利用资源，好享受她当娇姨娘的红利。 她是一个头脑很简单的人。 这么多人捧着她，恭维着她，巴结着她，她很受用，很陶醉。 赵姨娘文化不高，分不清名媛要有家世底蕴。 她只觉得名气大，就风光。 她只觉得，当名媛很过瘾。 她乐在其中，真把自己当第一名媛了。 她也不知道当名媛该干些什么。 她以为秀秀自己的奢侈品，在慈善晚会上性感妖娆地站一个C位，上上所谓的时尚杂志，显摆一下自己的大牌着装，弄弄泼墨门，就是名媛中的名媛，特别名媛。 当初，看她满口大碴子味，以名媛身份，有声有色介绍她的名牌包包，很有喜剧效果。 她不知道一个酒吧卖唱，是不能自封为京城第一名媛的。 她不知道名媛要低调低调再低调，要不参与任何是非恩怨。 结果，她闹出泼墨门，把自己那点体面全败光，围着她吹捧的人，转头就都散了！ 其实，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她们这类形形色色的三教九流的人，还要比谁更高级，比谁更名媛，也挺搞笑的。

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偶然看到这篇，当年薄熙来还是不错的，重庆日报以公函方式向我道歉，并在报纸上刊登了道歉。第二年我去重庆参加会议，薄还亲自陪同会议人员观看了演出，相当文革的演出风格，薄进入重庆大礼堂，确实有地方领袖风采，一些人惊呼。 大礼堂晚上要演出，薄要参加，但上午，我在大礼堂小广场上，居然还有维权人士扯条幅抗议，还有散发维权传单的。警察也不怎么管。 晚宴，薄也出席了，当然不与我一桌，我桌子上有重庆宣传部官员，一位处长吧，看到我桌牌上的名字，吃了几口就走了，他可能百思不得其解，这家伙怎么也是开会嘉宾？ 处长不明白，为什么薄愿意掏钱办一场文化类全国性会议。 因为与会者有一二位来自北京的要人，薄要通过他子解一些中南海信息。 薄在面子上，做的还是不错的。唱红打黑，太过了，运动式的，急着出成果，表红心，不如习那样，装傻充楞，欺骗了党和国家所有领导人以及公知以及人民群众。 《重庆日报》假新闻遭当事学者公开揭穿作者：凯文 《重庆日报》2月3日报道《2010年知名专家“热评”重庆：很现代很亲民》，其中引述“吴祚来”的话称，“红歌是精神食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重庆市委、市政府就是在发掘和调动这种精神力量。”除吴祚来外，被提名引述的学者还包括王大伟、李林、胡星斗、胡鞍钢、崔之元、李希光等人。 吴祚来本人于当日晚间发微博郑重声明，他没有说过文中引述的话，“完全是欺骗，请重庆市委宣传部核实！”并感慨道：“重庆媒体，你不能这样公然造谎啊！！！” 在随后的微博中，吴祚来继续指责称，这已经是重庆媒体在他身上第三次制造假新闻了。他提供了前两次的网址，但据本台记者检视，这两次其实都是2010年8月27日题为《“唱读讲传”培育出重庆独具特色的城市精神》的同一篇文章。但吴祚来本人又提及还另有一篇关于青海的假采访。 在回答网友的询问时，吴祚来表示他没去过重庆，更没有与重庆媒体有任何接触，“我没见过任何重庆官员啊，红歌，我没亲身去听，根本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他还严肃地表示：“谁唱红我都没意见，但我对唱红歌行为还是难过，因为唱红歌时代，伴随着国家苦难，个人崇拜，民生凋比，我不会支持唱红歌的，请任何人不要借我名义支持红歌。” 最后，吴祚来讽刺道：“他们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勇气是哪里来的呀，这是新闻史上一个奇迹吧”，并称“重庆不是要打假新闻么，大家看看他们如何打！” 近几个月来大陆言论状况明显收紧，“假新闻”成为当局打压言论的有效武器，先有《成都商报》记者龙灿因“复旦黄山门”报道被逐，最近又有成都《看历史》编辑马兰因抗战老兵晚年待遇问题被指为“虚假报道”被辞退。此外，著名评论人长平也从南方报业集团“被辞职”。而重庆也于去年12月开展“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专项教育活动动员大会，要求“对编造、刊播、炒作虚假新闻的，坚决严肃查处。” 现年48岁的学者吴祚来则是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曾于2010年在媒体发表文章，炮轰赵本山小品《捐助》不尊重弱势群体，并称以赵本山为核心的文化集团已经同中央电视台结成利益共同体。民间文化集团借助央视的文化垄断，实现了文化效益与经济利益双丰收。他呼吁措施来限制这样的利益集团对民间公共文化的侵蚀。

网上一直流传，说捧红人家富贵花的景甜的金主，是赵姨娘曾经的男人和前夫。 这个说法只是坊间八卦传闻，没有实据。 当年，富贵花刚出道时，确实资源逆天，待遇远远超过了当红明星。 作为刚出道的新人，她一上来，就直接演大片女主角。 娱乐圈的新人，如果背后没有资源大咖，谁能一出道就演大片，就直接是女一号。 她刚出道的资源过于耀眼。 娱乐圈本来就是名利圈。 当时，全网都在疯狂猜测背后是谁在捧她这个富贵花。 大家拼命猜她的背后到底站着谁？ 当年，赵姨娘在娱乐圈和社交圈子混的风生水起，号称北京第一名媛，分量很重。 赵姨娘非常高调，也爱招惹是非。 赵姨娘又经常咋咋呼呼的，经常秀自己的感情八卦，她因此也经常把自己幕后的男人，推向了八卦绯闻想象的高峰。 很多明星的故事都往她家身上传。 民间猜测富贵花是赵姨娘的男人一手捧出来的，而且传的沸沸扬扬，有鼻子有眼的。 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总裁张小波最新的一段文字，让这个传闻更甚。 张小波这几天发微博说： “当年有一神秘男子说要单独见我。见了，他说他是全权代表景甜来的，问可不可以让景甜演《青簪行》中的女一黄梓瑕，片酬我定，我说让我细细思量一番。” “后来《青》转给了另一家公司，人选选了杨紫。当然，这个版权转让金额创造了影视版权的历史记录，恐怕也难有后来超越者了。大家猜猜数字。” 大家猜这个神秘男子来头不小，而且资源非常强大，非常舍得为富贵花砸钱。 大家猜测这位神秘男人就是赵姨娘的前夫。 但这只是网络上拼接出来的八卦传言，并没有任何的锤和媒体报道，更没有任何当事人的佐证。 网上更没有任何富贵花和赵姨娘男人两人同框的任何照片和记录。 富贵花甜甜有据可查的早期投资方是路征的星光灿烂影视公司。 这家公司专门为景甜投资拍片。 赵姨娘曾经和男人长期同居，两人2013年短暂结婚。 但24天后，两人就又在香港离婚了。 当时，赵姨娘自己爆料，说自己被小四抱着一对双胞胎女儿出来逼着离婚了。 如果富贵花是赵姨娘男人捧出来的。 赵姨娘第一个会不干的。 以赵姨娘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她肯定会第一个跳出来，会在网上喋喋不休直接开斗，会把男人捧富贵花的事情全部抖出来，会抖的一点也不剩，会把富贵花撕的体无完肤。 赵姨娘的男人一直活跃在香港、北京商界。 他公开露面的社交对象，主要是赵姨娘和自家一对女儿。 他的娱乐八卦，基本都是赵姨娘放出来的。 赵姨娘爆料他确实后来又和娱乐圈的一个女子在一起了，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但这个女子早就退圈了，隐身生活，非常低调。 具体这个女子是谁，谁也不知道，但肯定不是富贵花。 赵姨娘本人的博客抖音上，也从来没有提及过景甜 网络上很多娱乐八卦，喜欢把北京名流圈和娱乐圈艺人强行绑定。 网上很多故事属于大家的“圈层想象”，并非真实发生。

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某一天，有个名叫“利”的贵族参加了牧野之战。 利所在的一方，也就是周，打败了商，商周交替。 战后第七天，周王赏赐了利一些金，也就是铜。利很高兴，就让人用这些铜铸造了一个青铜器，內刻铭文，记载了这件事情。 这件青铜器，就是“青铜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今西安市临潼区），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那么，牧野之战，到底发生在哪一天呢？ 利簋里的铭文就派上大用场了，铭文开头一句是“珷(武王)征商，隹(唯)甲子朝(zhāo，甲子日的清晨)，岁鼎”。 对，右侧第二列第一个字，像个猫头的，是“鼎”字。 而“岁”，指的是岁星，也就是木星，“岁鼎”说的是木星在天空中间最高位置这个天象。 1996 年5月16日，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年9月15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验收。 专家学者们利用碳十四鉴定技术，再结合史料如《国语》和利簋上的铭文，专家们推算出来了牧野之战的准确发生时间是公元前 1046 年 1 月 20 日。 上面这段故事，我是从河森堡的微博看到的，很有意思，所以又去查了一些资料后，用我自己的语言讲出来，给大家看看。 这里我最大的感触是，三千多年过去了，我们后人居然能够看得懂利簋铭文上的一些字，如“征”、“朝”、“岁”等，这太神奇了。 中华文化从古至今传承不断，才有了我们后人学习了解前人历史的机会。

“天才少女”的坠落：蒋方舟学术不端事件全复盘 从7月5号到7月13号，短短8天，上演了一场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惊天反转。 我们来复盘一下。 7月5号，中国人民大学通报：未发现学术不端。蒋方舟的粉丝松了口气，吃瓜群众准备散场。 7月13号，人大再发通报：认定学术不端，撤销硕士学位。 8天。从“清白”到“实锤”，从“学术不规范”到“赤裸裸的剽窃”。 这记回旋镖扎得不仅狠，还特别准。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那个七岁写作、九岁出书、十九岁被清华破格录取的“天才少女”光环背后，到底藏着多少猫腻。 蒋方舟，1989年出生。7岁开始写作，9岁出版第一本书。12岁在多家知名媒体开设专栏。19岁被清华大学录取——准确地说，是降60分破格录取。23岁大学毕业后成为《新周刊》最年轻的副主编。 这一路，简直是开挂的人生。媒体给她贴的标签闪闪发光：“天才少女”、“少年作家”、“文学神童”。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2008年，蒋方舟高考总分561分，其中语文只拿了117分——连清华的工科生都不如。一个被捧上天的“文学天才”，自己最擅长的语文连120分都没考到。这本身就足够讽刺。 更讽刺的是，她当年还理直气壮地说，这60分的优惠她拿得“心安理得”。 心安理得？一个语文117分的“文学天才”，靠降60分挤进中国最顶尖的学府，她到底是怎么进去的？靠关系还是运维？到底是天才还是裙带？ 这位从清华毕业后，一路开挂，算是混得风生水起，文化人的圈子嘛，一些言论也颇为出格，拿了外务省的钱，为日本写了一本书，然后全网被骂翻了也是事实，本来逐渐在公众舆论场域淡化身影，后来估计不甘心，一年后又集中投诉批判她观点的网友，想咸鱼翻身，但是没啥效果，这两年算是过气了。 2025年8月。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在实名认证的微信公众号上首次公开举报蒋方舟的硕士论文存在“严重抄袭和普遍造假”。 此后10个多月，肖鹰陆续发布多篇补充举报材料，累计提出23项指控。涵盖注释不规范、引用错误、疑似造假——全篇20个注释无一符合学术规范。 面对举报，蒋方舟是怎么做的？ 2026年7月4日，她发了一篇长文，标题叫《请清华教授停止对我的网暴、造黄谣以及污蔑式举报》。她说肖鹰的指控“大量严重失实”，说自己论文“存在引注不规范的问题”但“绝无抄袭”。 7月5日，她又发了一篇《关于肖鹰教授指控我论文“全面造假”的逐项说明》，逐条反驳23项指控。同一天，她宣布自己已经报警。 报警！注意这个操作。一个被指控学术不端的人，不是去查重、不是去自证，而是——报警。她试图把一场学术争议，包装成“网暴”和“污蔑”，想通过包装被害者人设再次逃脱制裁，这种伎俩她也不是第一次用了。 7月5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发布首轮通报：经8位校内外专家组成的调查组核查，认定蒋方舟“对硕士学位论文注释的重要性认知严重不足”，论文存在“学术不规范”，但“未发现存在学术不端行为” 。 消息一出，舆论瞬间转向。蒋方舟的支持者欢呼“沉冤得雪”，质疑肖鹰的人说他是“碰瓷”、“蹭热度”。 然而—— 仅仅8天之后，7月13日，人大再发通报： “接到新线索后，学校高度重视，立即组建由多位校内外知名专家参与的调查组，通过文献溯源比对、依规问询、听取当事人申辩等，深入开展核查工作。” 核查结果是： “蒋方舟硕士学位论文有9处与境外某篇期刊论文存在文字重合，且相关内容未标注引用、未列明参考文献。” 依据《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 “学校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并研究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 9处。直接照搬境外期刊原文。连个引用标注都没有。 这不是“疏忽”，这是赤裸裸的剽窃。 消息公布后，蒋方舟发了一条微博：“本人接受人大校方对此事的处理。因此事被惊扰并失望的读者，我致以歉意。” 接受处理？你当然得接受。道歉？8天前你报警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要不，肖教授也报个警，毕竟她的粉丝是实打实地网暴了肖教授。 有人说，不就是一篇硕士论文吗？至于这么上纲上线？ 至于。而且必须上纲上线。 学术不端的危害，远远不止于一个人被撤销学位。它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 它腐蚀的是整个社会上下流通的梯子。 想想看：一个高考语文117分的人，靠“天才少女”的光环降60分进了清华。一个硕士论文9处抄袭境外期刊的人，靠关系和人设拿到了人大硕士学位。然后呢？她顶着这些光鲜的学历和头衔，出书、上节目、做评委、拿奖。她占用的每一个机会，原本都应该属于那些真正靠实力说话的人。 才华决定你能飞多高，但底线决定你能走多远，一个靠学术不端投机取巧获得利益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人，当年到底是怎么上的清华？ 2008年，清华大学降60分录取蒋方舟。当时的理由是“自主招生给了名牌高校更大的选才自主权”。 好一个“自主权”。一个语文117分的人，就因为9岁出过书，就可以享受60分的优惠。那其他考了更高分、更有实力的考生呢？他们的公平谁来保障？ 如今，蒋方舟的硕士论文被实锤抄袭。我们有充分理由追问： 她本科在清华的论文有没有问题？她当年被清华录取的整个流程有没有猫腻？ 这件事给所有靠文字和知识吃饭的人提了一个醒： 在互联网有记忆的时代，任何试图糊弄专业的行为，最终都会变成打在脸上的巴掌。 7月5日到7月13日，8天时间，两份通报，从“清白”到“实锤”。这8天里被反复拉扯的，不只是公众情绪，更是整个社会对学术诚信的信任。 人大的第一次通报有没有问题？当然有。但人大能在8天之内根据新线索推翻自己的结论、重新调查、最终严肃处理——这份“自我纠错”的勇气，值得肯定。 但纠错不能替代反思。蒋方舟事件留下的问题远比答案多：清华当年降60分录取她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她本科期间的所有学术成果是否经得起核查？我们的“天才”培养机制，到底是在选拔天才，还是某些利益群体私相授受的工具？ 敬畏规则，比经营人设重要一万倍。 对于蒋方舟来说，失去的只是一个硕士学位。但对于千千万万寒窗苦读的学子来说，失去的可能是对公平的最后一点信念。 学术的方舟，不能靠抄袭来航行。天才的光环，也不能靠造假来维持。 当“方舟”偏航，沉没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