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交往要有基本的边界感。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相互默契的边界感是让人能交往下去,由陌生人成为熟人,由熟人成为朋友的前提。在社交媒体上,也是同样的道理。不幸的是,不少人缺少这种边界感,让人觉得不舒服,不愿跟他们有任何交集。遇到这种情况,在网上可能就会拉黑屏蔽。
我不把拉黑屏蔽作为一种冒犯,而是作为一种避免冒犯的做法。有人觉得在网上乱骂,才适合拉黑。但乱骂并不触碰人跟人交往的边界,因为那些乱骂的人并不想突破你的边界,都在边界之外,跟你隔着好几条街。上社交媒体时间长一点,就会对那些乱骂的人无感,以前还觉得那些人可怜,都是些不会表达自己的语言残障者,后来就根本没有什么感觉了。
更让人厌烦的不是那些乱骂的人,而是那些没有边界感的人。中文世界有一种“善意的粗鲁”现象。比如说,在微博上,在推特上,很多人免费获取知识和意见,但“善意地”提醒推主按他们的阅读口味写作,不要再发不符合他们阅读口味的帖子。有些还专门说一句,我看你的推文好久了,但最近你写的不符合我的口味,再这样下去,我要取关你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口味,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他用取关来要挟博主和推主,要按他们的口味写。一个成年人象三岁小孩子一样自恋,让人觉得有这种读者挺悲哀的。
当然油管上也有,好象比微博和推特上少一些。他们要求播主按他们的口味讲,威胁如果不听,就退订。也有人用命令的语气要求播主只说中文,不能有英文,说他听不懂英文单词。有听众回应说,”你听不懂,有人听得懂“。其实,道理是这样的,播主的节目,都不是哪一位听众订做的,都是面向所有听众。播主在做节目的时候,也不会假定哪一只耳朵长在宇宙中心,必须贴着那只耳朵讲。每位听众的知识结构和对节目的期望都不一样,播主要按照自己的知识结构、兴趣和理解来讲。
而且,油管上,不管是英文节目,还是中文节目,只要有点知识门槛的,听众不完全听懂,是正常的。有时候,我听一些播客,有的段落,要倒回去听两遍,才能理解。听不懂可以学,不愿学,也没关系,放弃就是了。油管上到处都是不需要任何门槛的节目,那也是一种生活。但是,除非你花钱专门为自己定做节目,否则别要求播主完全按照你的口味做节目,正常人会觉得这种行为不正常。
我在中国和美国生活了大半生,观察中国人,也观察美国人。两国人虽然长相不一样,用的语言也不一样,生活习俗也有所不同,但文化差异没有人想像的那么大,更多的是文明程度的差距。人跟人交往的边界感反应了这种文明程度的差距。中文社交媒体上,跟中文大街上一样,经常出现语言和肢体表现的粗鲁。国人还有一种十分隐蔽的粗鲁,就是上面讲的“善意的粗鲁”。比如说,他要别人按他的口味写作,做节目,按照他的生活方式生活,就会“善意”地干涉别人,做别人的大家长,用“善意”把粗鲁包装起来。
人与人相处,各自有个边界,越过了那个边界,对方就会觉得不舒服,觉得别扭。很多国人没有这种意识,表现为不加掩饰的粗鲁或善意的粗鲁。君子之交,各自尊重对方的边界。没有这种意识,不但做不成朋友,连做熟人都觉得太累。在社交媒体上遇到这种情况,就按虚拟世界的规则,拉黑屏蔽,以避免擦枪走火,造成冲突。社交媒体上有无穷无尽的选择,每个人肯定都能找到自己觉得合适的地方,不必在自己不喜欢的地方纠缠,更不必纠结被人拉黑,或隔离。不管是写播客,写推文,还是做节目,随时都会有人取关,退订,也随时会有人订阅,关注,这都是游戏的一部分。
正常人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言,有所不言。这是做人的基本自律。这个道理,大部分中国家长不教,学校不教。很多人成年后,靠自己学习,有所领悟,有正常人的行为方式,能跟人正常交往,正常交流。但也有不少人,一直靠本能和习惯做事说话,这可能是中文世界暴民文化特别发达的原因吧。
言论自由是正常社会的法定权利,但说话是一种生理现象,本身并不就是言论自由。就像大小便是生理功能,本身并不就是人身自由,正常人不会随处大小便,正常人也不会不分场合按生理驱动说话。在公共问题上,不同意是正常现象,但正常人知道respectfully disagree,不正常的人只会disrespectfully disagree。
对于后面那种人,很欣赏作家Seth Godin这段话:“Teaching someone a lesson is often overrated. Doing the lesson teaching in your head helps no one. What happens if we walk away and make something magical instead? You deserve it.” (人们往往高估教训别人的价值。在头脑中教训别人尤其没有意义。我们果断走开,去做有价值的事情如何?这样你才值得。”)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尤其是业余内容创作者来说,每一分钟都极为宝贵,不跟说话不三不四的陌生人周旋,果断走开,才有时间去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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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综合搜索“金星”找不到金星本人,相关关键词返回零结果🇨🇳🏳️⚧️
截至2026年9月29日,在微博综合搜索中输入“金星”,“相关用户”一栏列出的是金星秀、上海金星舞蹈团、营养师金星等四个账号,没有舞蹈家金星本人。正文结果全是天文和气象内容,讲的是作为行星的金星。她的微博认证账号有1341.9万粉丝。
换用更明确的关键词,结果是空白。搜索“金星秀”“金星老师”“金星 舞蹈家”“金星 变性”,页面均显示“抱歉,未找到相关结果”。同一时间搜索“杨丽萍 舞蹈家”,结果正常,排在首位的就是杨丽萍的认证账号。“金星”超话页面显示“超话不存在”,“杨丽萍”超话页面正常。
账号本身没有注销。在“用户”搜索页里,她的账号仍排在第一位,主页可以打开,认证信息为“现代舞蹈家、上海金星舞蹈团艺术总监”。
至迟在9月28日上午,已有微博用户发帖提到这一变化。截至发稿,未见微博或金星本人作出说明。
金星上一次遭遇审查是在2024年。当年1月,她在太原一场演出谢幕时接过观众递来的彩虹旗,旗上写着“Love is love,爱与性别无关”。据法国二十四小时新闻台(France 24)报道,微博随后删除了广泛流传的相关图片。10月22日,她发微博称舞台剧《日出》在广州大剧院的演出审批被拒,要求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审批负责人“给出真实的拒绝审批理由”,“不要公权私用”。据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报道,该帖阅读量超过1.3亿,她于次日傍晚删去该帖,改发“我只做自己,我只代表自己;我永远都是金星,与性别无关”。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广州方面给出的理由是材料不全。此后佛山、苏州、上海的演出相继取消,上海YOUNG剧场于11月5日宣布原定12月20日至22日的《樱桃园》“因故取消”。
更早的一次是2022年3月1日。她发微博谈及徐州“铁链女”事件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呼吁“停止战争,祈祷和平”。据香港01报道,该帖两小时内被屏蔽,账号主页随后显示“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
金星1967年生于沈阳,1995年接受性别肯定手术,1999年创办上海金星舞蹈团,2015年至2017年在东方卫视主持《金星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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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乒越来越像MCN机构了:乒乓球运动员王楚钦,微博关于他的热搜比男明星还多,简直跟闹着玩一样,他的粉丝也经常搞团建,虽然王楚钦说自己也是饭圈文化的受害者,但总觉得他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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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艺人林志玲日前受邀接任台湾文化内容策进院(文策院)董事,尽管她已婉拒接任相关职位,但仍被中国网友批评为支持台独,在中国疑遭抵制。
林志玲近期在中国电视剧《玉兰花开君再来》客串演出 ,她的名字却未见于制作方周一(25日)正式公布的演员名单中,该剧官方微博也同步删除所有林志玲相关宣传,引发可能遭删戏份的揣测。
此外,中国综艺节目《毛雪汪》原先预告25日将邀请林志玲分享生活,但当天播出的节目临时改为另外两名来宾,林志玲的预告也被下架。此事遭疑可能是制作方为了规避林志玲政治立场带来的风险,以确保节目安全通过审查。
林志玲在两岸都引发争议。部分台湾网友质疑她不适任文策院董事,指林志玲2023年曾于微博转发“庆祝新中国成立74周年”、“我爱你中国”贴文,并自称“中国人”。对此,台湾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曾表示:“尊重文化部的权责。艺人如果要脱中返台、要为台湾做事,我们作为自家人没有不欢迎的道理。”
后来林志玲决定不接任文策院职位。她在声明中表示,原先“希望为产业尽一份绵薄之力,未曾想到这个称谓的重量,比想像中沉重很多”。然而,这仍引发中国网友批评,也有人认为此前同意接任的举动是变相“支持台独”。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周三(27日)对此表示,文策院为台湾政府推行“文化台独”、煽动“抗中保台”的政治工具,“台湾文艺界人士看清其本质、与其划清界线的决定,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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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赵薇为什么搞成这样?事业没了,婚姻散了,如今连房子都卖了
2024年赵薇在微博上发了一段话,说自己多年前已经和黄有龙正式离婚,法律上的婚姻关系早已解除。
她用了“恳请”两个字,希望外界承认事实,不要再把她卷进前夫的关联报道里。
这条微博没有配图,语气也很平静,但很多人看完才意识到,那个曾经家喻户晓的“小燕子”,确实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了。
时间往回拨到2016年。
那一年赵薇已经不甘心只当演员,她成立了一家叫龙薇传媒的公司,注册资本只有200万元。
就是这家公司,宣布要拿出30.6亿元,收购上市公司万家文化29.135%的股权。
消息一出来,市场先沸腾了,万家文化的股价连续涨停,不少散户追着进场。
可细看资金安排才发现,赵薇自己只掏了6000万元,剩下的近30亿元全靠借款和股票质押融资。
算下来杠杆超过50倍,相当于用6000万去撬动30亿的盘子。
故事并没有按照剧本走。
监管的问询函一到,原本答应借款的融资方陆续退出,收购比例从29.135%缩水到5.0396%,最后彻底终止。
2018年证监会的处罚落地,认定龙薇传媒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对赵薇、黄有龙分别罚款30万元,并采取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30万元罚款对明星来说不算大数目,但“信息披露违法”这几个字,已经足够给她的资本故事画上一个句号。
我始终觉得,赵薇的问题不在于跨界,也不在于用杠杆,而在于她把自己的公众影响力当成了信用背书,却忽略了资本市场最看重的一条底线:信息必须真实完整。
杠杆本身是中性的,普通人贷款买房、借钱开店,本质上也是加杠杆。
但如果你手里的筹码大部分是借来的,就必须让所有参与者看清楚,你的真实底牌到底有多少。
万家文化收购案里,恰恰是这一步没有做好。
2021年8月之后,赵薇的演艺作品在主要视频平台不再展示,个人演艺工作基本停滞。
2024年底她证实离婚,港交所权益披露资料显示,她和黄有龙在2021年7月前后已经解除婚姻关系。
再往后,2026年3月有公开信息显示,赵薇持有的芜湖东润发相关股权被法院冻结至2029年,加上此前西藏龙薇、合宝文娱的股权冻结,公开可查的冻结金额已经超过1500万元。
香港媒体也报道,她和黄有龙曾持有的皇璧复式单位,2023年以约1.1亿港元售出,比2012年约1.38亿港元的买入价亏了约2800万港元。
这些数字背后,其实是一个很朴素的逻辑:杠杆能放大收益,也能放大代价。
赵薇当年用6000万去撬动30亿,看起来很聪明,但每一分借来的钱都有期限和条件。
市场情绪可以推高股价,也可以在问询函出来的一瞬间迅速退潮。
普通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收购上市公司,但贷款买房、借钱开店、加仓炒股,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为最坏的结果买单?如果答案是不确定,那杠杆就可能变成负担。
这两年资本市场的规则也在发生变化。
2024年新“国九条”落地,强调加强投资者保护,严把信息披露关。
回头看万家文化收购案,恰恰是信息披露违规的典型样本。
规则不是为了拦住谁,而是为了让所有人在同一张桌子上对话。
赵薇的经历放在这个背景下看,更像一个提醒:无论你站得多高,手里的资源有多少,都不能把借来的运气当成自己的实力。
2026年3月,赵薇满50岁。
没有公开庆祝,只有零星的司法冻结信息。
她塑造的“小燕子”依然是很多人的童年记忆,这一点不会因为资本市场的失败被抹去。
但那段高杠杆收购的经历,也会一直留在监管文件里,成为后来者的参照。
对于普通人来说,值得讨论的不是“她到底错在哪”,而是“如果换作我,会不会也高估了自己的筹码”。
这个问题,可能比单纯看一个明星的起落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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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愿意“自己搓一个工具”?Vibe Coding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微博VibeLab AI 创意赛收官了,一共有 2500 多件原创作品,2.4 亿多话题阅读。很荣幸这次是评委一员,有机会翻看了不少优秀的参赛作品,也转发了其中一部分。
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软件开发这种事情,不再需要专业人士了,普通人也能 Vibe 一个工具出来。
所以借这个机会,整理总结一下: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愿意“自己搓一个工具”?Vibe Coding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一、写代码这件事,门槛和成本都降下来了
写代码以前是程序员的专利,想写个工具,别说学语言框架,搭个环境都费劲的要死,随便一个环境都能把你卡住,像我这样写程序得有很多年的,换个不熟悉的语言,一样也搞不定。
现在借助 AI Agent,门槛一降再降,现在你只要有一个 Agent,会打字或者会语音,都能指挥 Agent 帮你写一个 App 出来。写代码这件事,从以前需要专业技能,到现在变成了语言表达能力。
我自己身上都有明显变化,从以前对 Vibe Coding 的嗤之以鼻,到现在“真香”,每天都大量的在指挥 Agent 帮我写代码。
二、以前的软件,满足不了长尾需求
长尾理论说的是,需求分布是一条长长的尾巴:头部是大多数人共有的需求,尾巴上是无数小众的、个性化的需求。传统软件只能做头部,因为为少量用户单独开发功能,成本上是不合算的。
而且,就算你有个好想法,也很难传递到开发者那里。想象一下一个普通用户的需求要经过的链条:
用户反馈 → 产品经理收集筛选 → 转化成需求文档 → 设计师出设计稿 → 程序员做系统设计 → 编码 → 测试 → 运维部署
每一环都在过滤、都在排优先级。最终大部分普通用户的需求,都被筛选掉了,软件最终只能取最大公约数,做绝大部分人都需要的那部分。
结果就是,市面上的软件很多,但每个人都有一堆“要是能这样就好了”的小需求,从来没有被满足过。
这次 VibeLab 里我印象很深的一个作品是 @机器旁白 做的 SiaoCut 。起因是他看到我做的 BaoCut,很喜欢“转写、像改文稿一样编辑、AI 处理、人工审阅、导出”串成一条工作流的思路,但 BaoCut 只支持 macOS,他是 Windows 用户。放在以前,他只能等我哪天有空做个 Windows 版,或者就此作罢。现在他自己和 AI 一起做了一个,而且不是简单复刻,还在这个过程中想清楚了自己关心的问题:AI 进入剪辑流程后,应该拿到多少数据,能替创作者决定到哪一步。
这就是长尾需求被满足的样子:不需要等别人来做,有需求的人自己就能把它做出来!
三、Vibe Coding 让成本变低、链条变短
所以以前那种长长的从需求到交付的链条,现在可以缩成简单的几步:
有个想法,让 AI 去设计、制作、部署。
甚至于很多需求根本不需要做成一个有界面的产品。
比如你想每天自动整理某个表格里的待办,或者每周追踪最新的 AI 资讯,这些事让 AI Agent 帮你写个脚本,再让它自己定时调用就行了。
比如 @张铁蕾 开源的 Bridgic Agent 就是这样的作品:输入 /build,描述你的目标,它自己去探路、生成、验证,遇到需要你判断的地方再来问你。做出来的不是一次性跑完的任务,而是可以长期运行、随时修改的工作流。
还有一种更轻的做法:把你的操作流程、经验和偏好写成 Agent Skill,就像一份告诉 AI 怎么做某类事的说明文档,那么以后 Agent 就能按照 Skill 的说明帮你把很多繁琐的事情变成自动化半自动化的操作,大幅提升你的效率。
现在随着 Agent Computer Use(操作电脑)的能力增强,你甚至可以让 AI 观察你操作一遍,然后它自己能把它你的操作录制成 Skill。不需要界面、不用部署,但它确实能替你干活。
四、模型和智能体的能力,一直在变强
现在普通人也能 Vibe Coding,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模型能力在变强。
回头看这几年的变化:
最初,像 GitHub Copilot 只能做代码补全,你写一半它提示后半段; 然后,它能根据描述生成一段完整的代码; 后来, Claude Code 能自己在项目里探索,读文件、找上下文,把一个功能完整实现; 现在,主流 Agent 都已经能做设计、写代码,还能帮你操作电脑,打开浏览器自己验证做出来的东西对不对。
模型每上一个台阶,普通人做工具的难度就降一截。VibeLab 期间正好赶上 Kimi K3 发布,很快就有创作者拿它做体检报告工具、做斗地主游戏,还有人把 Claude Code、Qoder、GLM、Kimi K3 混着用。
由此也可以看得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把 AI 当聊天机器人了,能配合 Agent 把 AI 当干活的工具。
五、变化的还有“做工具”这件事本身的心态
看作品的时候我还注意到一点:很多作品不追求改变世界这种宏大的事,就是想先解决一个具体麻烦。比如说工作流太碎、长辈不听劝、拍照没人帮、看不懂热点,作品的起点都是这样一个一个具体的痛点。
最初微博在设定大赛规则的时候,把赛道拆进职场、生活、视觉、微博这些具体场景,现在看来还挺有道理的,因为这确实能激发人 Vibe 的冲动,想去用 AI 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其实这次参赛的作品也不都是工具。@世界第一裹凉皮 把 32657 位诗人、933857 首诗做成了一个三维宇宙 ;@德里克文 的「华夏博物志」把全国博物馆收进一幅可以点开的中国画 ;@海辛Hyacinth 把三星堆&金沙文物变成了互动场景
。这些作品看起来似乎不像工具那么实用,但让我们看到 Vibe Coding 不只是提效,也可以服务于文化和审美。
以前想做这样的东西,需要一个团队,现在一个人,不需要会写程序,有自己的想法加上 AI 就可以试试看。
最后,如果你也想自己搓一个工具,我的一点建议:
从写一个 Agent Skill 开始。 这是成本最低的方式:不用部署,不用界面,把你希望 AI 帮你做的某类事情写清楚就行。做一次,发现哪里不对,改一改,很快就能用起来。
顺便推荐下我的书《图解 Skill》,也是不错的 Skill 入门书籍。
如果要做网页或者 App,不用一上来就让 AI 把整个东西做完。 建议分步走:
1. 先和 AI 一起讨论需求,把你想要什么说清楚,让它复述一遍,确认理解一致。
2. 先做原型。也就是用模拟数据,只看长什么样、怎么操作,不接真实逻辑。原型的好处是改起来成本低,修改容易,就算推翻重来都很快。
3. 再做 MVP(最小可行产品),只做一个最核心的功能,先做一个小的能跑的东西出来。
4. 再慢慢迭代,有了 MVP 了,能跑起来了,就可以慢慢迭代,一次加一个小功能,AI 能处理的过来,你也验收的过来,日积月累,慢慢会变成成熟的软件。
做完一定要验收。 从头到尾按一个真实用户的路径试一遍,AI 说做完验收完不一定靠谱,还得自己上手用用。
注意安全。 涉及钱、隐私、账号权限的东西要格外小心,拿不准的地方去找专业人士问一下。就像 SiaoCut 的作者给 AI 划定了边界:AI 只拿到任务所需的文本和时间戳,不碰原始媒体,处理完只生成待审建议,最终由人决定。这样的思路值得借鉴。
最后说一句,做出来之后,发出来。
这次 VibeLab 里不少作品原本只是作者电脑里的一个 Demo,发到微博之后被讨论、被转发,有的还上了热搜。对于自己动手做东西的人来说,“作品被看见”是最好激励,也是下一次迭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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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城持刀伤人事件引热议 网友们为何愤怒?
广州番禺9月14日发生持刀伤人案件,造成多人受伤。有网友发布了肇事者捅人的图片。这些网络上流传的现场图片显示,伤者满是血迹,其中一名妇女眼部附近疑似有刀具插入,场面血腥、惊悚。
事件后当地警方发布通报,称“番禺区小谷围街某火锅店门口有一男子持刀伤人。接报后,民警迅速到场处置,第一时间将伤者送医救治,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男,35岁)。伤者经救治均无生命危险”。
不过,该通报没有提及伤者的人数、性别,也未提及其受伤具体情况,仅提到“无生命危险”。单单通过这则通报,很难了解该事件的波及范围、严重程度。
在微博等社媒平台上,该事件引发热议,许多网友表示感到愤怒。不少网友指出,该持刀伤人事件专门针对女性,伤者均为女性。有网友说,这是“这是恐怖主义,而且是针对女性的恐怖主义,incel社群传播的厌女文化就是恐怖主义的土壤”。
一位网友写道:“我看到一条万转的微博说广州大学城伤人事件是无差别捅人、是底层互害。我不认同是无差别捅人,因为每一个被定性为‘无差别’的事件最后都被扒出来是针对女性的犯罪。我也不认同是‘底层互害’,因为不管是哪个阶层我看到的更多都是男的害女的、男的吃女的 。”该微博发布数小时就获得了超过三千个赞。
另一位网友写道:“听说专门捅眼睛,不知道受害者眼睛怎么样了,(通报中)一句简单的‘无生命危险’是不是太草率了。”
也有一些人指出,通报完全未提及“大学城”,是在“捂嘴”。在微博上,一位网友写道:“广州大学城持刀杀人,最后搞了个‘广州大学城 偷外卖’上热搜,我不行了。 ”公开资料显示,事发地位于广州大学城核心区域。
在社媒X上,前央视调查记者、如今旅居日本的王志安也发文质疑警方通报信息披露不足,表示:“警情通报连伤亡人数都不公布了。……犯罪嫌疑人连是否无业都不知道,主打一个就是什么都不公布。今后干脆连通报也省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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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说,当年赵姨娘炫富,当京城第一名媛,闹泼墨门,出来诉说自己的婚姻才过了24天,就有小四娘上门来闹事的委屈时,互联网还不是特别的发达,人人都还没有自媒体。
如果要是现在,她和当年一样高调出来炫富,炫耀自己的第一名媛身份,跋扈地炒作泼墨门,在网上热闹炒作自己的家事情感,会引发巨大的舆论风暴。
那绝对不会和当年那样,事情很快就过了,不了了之了。
如果是现在这个人人互为自媒体的时代,她的那点料,会掀起狂风暴雨,她会被扒的精光。
当年的网络环境,很多的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
当时的这种八卦信息传递也比较单一,大家只是看个热闹,不会深度去挖掘信息背后的一些真相。
如果要换成现在,她一风吹草动,全平台就会同步发酵。
小红书、短视频、抖音、微博,各路的自媒体会狂挖猛料,会不休不止地把她的所有过去挖地三尺。
她当年的泼墨门闹的挺大的,影响超大,风波持续了数月。
导致大明星被多个国际品牌解约,经济损失近亿,事业全面陷入低谷。
赵姨娘虽然因为泼墨名声大振,但却不是好名声。
她虽然出圈出名,却也被贴上了姨娘的负面标签,还引发了对名媛圈、娱乐圈、名利场的各种热议。
各路名媛开始和她保持距离,生怕被她影响到口碑和声誉。
当年,赵姨娘那么敢搞事,调子那么高,其实也是被围绕在她身边的人给惯坏了,宠坏了。
她当时一直是姨娘,没有正式的身份,也不能公开姨娘的身份,她日常的日子见不得光,很孤独寂寞。
为了排解孤独,她只能整日和一些所谓的名媛姐妹们混在一起。
这些来自三教九流所谓名媛姐妹都精的很。
她们一边陪伴她,陪她混各类名媛圈,把她抬的高高的,捧上天了。
她们一边算计她,利用她,把她推到台前幕后,给她封上了京城第一名媛的头衔。
她们通过她来吸引一些她类似身份的人加入名媛圈,做大名媛圈,以便能相互利用资源,好享受她当娇姨娘的红利。
她是一个头脑很简单的人。
这么多人捧着她,恭维着她,巴结着她,她很受用,很陶醉。
赵姨娘文化不高,分不清名媛要有家世底蕴。
她只觉得名气大,就风光。
她只觉得,当名媛很过瘾。
她乐在其中,真把自己当第一名媛了。
她也不知道当名媛该干些什么。
她以为秀秀自己的奢侈品,在慈善晚会上性感妖娆地站一个C位,上上所谓的时尚杂志,显摆一下自己的大牌着装,弄弄泼墨门,就是名媛中的名媛,特别名媛。
当初,看她满口大碴子味,以名媛身份,有声有色介绍她的名牌包包,很有喜剧效果。
她不知道一个酒吧卖唱,是不能自封为京城第一名媛的。
她不知道名媛要低调低调再低调,要不参与任何是非恩怨。
结果,她闹出泼墨门,把自己那点体面全败光,围着她吹捧的人,转头就都散了!
其实,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她们这类形形色色的三教九流的人,还要比谁更高级,比谁更名媛,也挺搞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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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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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看到这篇,当年薄熙来还是不错的,重庆日报以公函方式向我道歉,并在报纸上刊登了道歉。第二年我去重庆参加会议,薄还亲自陪同会议人员观看了演出,相当文革的演出风格,薄进入重庆大礼堂,确实有地方领袖风采,一些人惊呼。
大礼堂晚上要演出,薄要参加,但上午,我在大礼堂小广场上,居然还有维权人士扯条幅抗议,还有散发维权传单的。警察也不怎么管。
晚宴,薄也出席了,当然不与我一桌,我桌子上有重庆宣传部官员,一位处长吧,看到我桌牌上的名字,吃了几口就走了,他可能百思不得其解,这家伙怎么也是开会嘉宾?
处长不明白,为什么薄愿意掏钱办一场文化类全国性会议。
因为与会者有一二位来自北京的要人,薄要通过他子解一些中南海信息。
薄在面子上,做的还是不错的。唱红打黑,太过了,运动式的,急着出成果,表红心,不如习那样,装傻充楞,欺骗了党和国家所有领导人以及公知以及人民群众。
《重庆日报》假新闻遭当事学者公开揭穿作者:凯文
《重庆日报》2月3日报道《2010年知名专家“热评”重庆:很现代很亲民》,其中引述“吴祚来”的话称,“红歌是精神食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重庆市委、市政府就是在发掘和调动这种精神力量。”除吴祚来外,被提名引述的学者还包括王大伟、李林、胡星斗、胡鞍钢、崔之元、李希光等人。
吴祚来本人于当日晚间发微博郑重声明,他没有说过文中引述的话,“完全是欺骗,请重庆市委宣传部核实!”并感慨道:“重庆媒体,你不能这样公然造谎啊!!!”
在随后的微博中,吴祚来继续指责称,这已经是重庆媒体在他身上第三次制造假新闻了。他提供了前两次的网址,但据本台记者检视,这两次其实都是2010年8月27日题为《“唱读讲传”培育出重庆独具特色的城市精神》的同一篇文章。但吴祚来本人又提及还另有一篇关于青海的假采访。
在回答网友的询问时,吴祚来表示他没去过重庆,更没有与重庆媒体有任何接触,“我没见过任何重庆官员啊,红歌,我没亲身去听,根本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他还严肃地表示:“谁唱红我都没意见,但我对唱红歌行为还是难过,因为唱红歌时代,伴随着国家苦难,个人崇拜,民生凋比,我不会支持唱红歌的,请任何人不要借我名义支持红歌。”
最后,吴祚来讽刺道:“他们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勇气是哪里来的呀,这是新闻史上一个奇迹吧”,并称“重庆不是要打假新闻么,大家看看他们如何打!”
近几个月来大陆言论状况明显收紧,“假新闻”成为当局打压言论的有效武器,先有《成都商报》记者龙灿因“复旦黄山门”报道被逐,最近又有成都《看历史》编辑马兰因抗战老兵晚年待遇问题被指为“虚假报道”被辞退。此外,著名评论人长平也从南方报业集团“被辞职”。而重庆也于去年12月开展“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专项教育活动动员大会,要求“对编造、刊播、炒作虚假新闻的,坚决严肃查处。”
现年48岁的学者吴祚来则是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曾于2010年在媒体发表文章,炮轰赵本山小品《捐助》不尊重弱势群体,并称以赵本山为核心的文化集团已经同中央电视台结成利益共同体。民间文化集团借助央视的文化垄断,实现了文化效益与经济利益双丰收。他呼吁措施来限制这样的利益集团对民间公共文化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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