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致胡锡进老师——什么才是体面》 胡锡进老师： 上次给您写信，是向您请教彩礼的规矩。这次想请教一件更大的事。 您的三篇文章，我都读了许多遍。您批评我不体面。这些天我反复想的，不是怎么回答您，而是慢慢发现：我真正不清楚的，是您说的体面和我说的体面，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什么才是真正的体面？ 您是长辈，一九六零年生人，比我刚好大三十岁。您那一代人的体面，我在父辈身上见过。无法可依的年代，两个人做成一件事，靠的是一句话、一杯酒、一个愿意作保的人。作保的人拿什么保？拿他一辈子的名声、位置、关系。 我小时候见过一位这样的长者：别人几年要不回的账，他一顿饭要了回来；两家人几乎反目，他各打五十大板，两边都服。他一生没有签过几份合同，但他说过的话，没有一句落过空。那个年代的体面是有重量的，这是那个时代资源分配的规则。我的父辈受过这种体面的恩惠。这份功劳，我认，而且记着。 我是一九九零年生人。我们这代人是在另一种东西里长大的：计算机、算法、合同、法律、白纸黑字。它冷，冷得常常让您那一代觉得无情。但当我抚摸着这些冰冷不近人情的东西，那时我隐约觉得，最大的体面，也许是不用讲体面。 我们这代人做的事，是试着把饭桌上的事情，搬进法律，搬进代码，搬进人工智能。 两代人各有一套体面，也各有一本账。我想把我想不清楚的三个问题写下来。这三个问题不是问您的，也不是问我自己的，是想把它们放到桌面上，问给下一个三十年的中国年青人。 第一问：一个人受了损害，被夺走了钱、尊严、时间，是消化它体面，还是主张它体面？ 您那一代的答案是消化，咽回去。打掉牙往肚里咽，在那个年代不是懦弱，几乎是成年礼，委屈没有去处，消化就是仅有的尊严。而且你们真诚地相信，不计较是一种修养，即便内耗到难以复加。我见过这种修养最好的样子：一位老人吃了大亏，一生不提，把气力都用在往前过日子上，儿孙满堂的时候，谁也看不出他缺过什么，只是谁也没见过他深夜辗转的样子。他不是不知道自己有理，而是不相信有理有用。 我这一代的答案是主张，说出来。不是我们脾气大，是委屈第一次有了去处：什么算数、什么不算数，越来越多地写在了纸上。受了损害去立案，在我们看来不是撕破脸，是把脸交给规则去评，交给公众去评。每个人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讲台，只是讲台上说的话，同样要经得起规则的称量。 消化有消化的尊严，主张有主张的代价。哪一种更体面，我不确定。 第二问：人和人做事，彼此之间相信道德交情，还是相信合同与算法？ 道德与交情的好处，我不敢小看。它快，它暖，它在规则够不着的地方依然有效，今天中国的许多事，仍然是交情在办，而且办得不坏。一个人愿意以道德为另一个人作保，这件事本身，任何时代都值得敬重。 合同与算法的好处是另一种：它让互不相识的人可以合作，让没有引荐的年青人有一张入场券，让信用离开具体的人也能存在。交情护得住熟人，护不住陌生人；合同认得了条款，认不了难处。 而我们这代人真实的处境，是站在两套办法的中间： 合同签了，还是要吃饭；道理占了，还是要找人。这中间的路要走多久、怎么走，我不确定。 但是我有预感： 年青人往后要去的地方，越来越多是没有熟人的地方，新的城市，新的行业，新的国家。在没有熟人的地方，面子是带不走的，能带走的只有合同和算法。它们不认人，所以认所有人。 我做的东西，绝大多数使用它的人不认识我，也不需要相信我的人品，他们只需要相信规则本身。这件事教育了我。 第三问：一个人未来财富的创造，应当来自他占据的位置，还是来自他创造的东西？ 这一问，我把自己也放进去问。我的行业很年轻，规则来得比行业晚，我们是在创业创新长大的一代年青人，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正确答案。我没有资格站在这个问题外面。正因为如此，我格外希望它被认真问下去，问所有人，也问我。一个时代敬重什么样的富人，年青人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的答案，比任何一个富人的答案都重要。 我见过两种富起来的路。一种富贵长在人身上：认识谁，跟过谁，坐在哪张桌子的哪个位置。人在，钱在；人走，茶凉。一种富贵长在东西上：一项技术，一个产品，一行代码，它做出来那天起，就不再需要主人守着，天南地北的陌生人都可以用它、检验它、靠它谋生。 两种路，中国都走过，都还在走。哪一种走得更远，我们这代人正在用自己的一生下注。 三个问题，写完了。 这三问，轮不到您和我裁决。而是今天的九零后，零零后，一零后，今年出生的孩子，三十年后正当壮年。他们会用他们认定的体面去待人、经商、成家、立业，这个国家将来是什么样子，说到底，是他们的模样。 您比我年长三十岁，见过我没见过的年代；我比您年轻三十岁，会看到您看不到的年代。可是在三十年后的年青人面前，您和我坐在同一排：都只有发言权，没有裁决权。 您让我在外多为故国做些有益的事情，故国在我心中重如千钧。太空里什么都是失重的，唯独这一样，我称过，分量没变。 您是长辈。这一排里，最该谦卑的是我。所以这封信不是论战，是交卷。 我的答案只有一句：最大的体面是不用讲体面，这就是我理解的体面。 我知道这句话会被比我年青的人修改。我期待被修改。 三十年后，如果有年青人拿着更好的答案来找我们，希望您和我都还在，都还愿意听。 孙宇晨

时报作家Ezra Klein写了一篇专栏，说根据他的采访记录，AI导致大规模失业的情况可能还没有那么严重，坏消息是，严重的问题另有其处： 3月的一份民调显示，70%的美国人认为AI将导致自己的就业机会减少，高于一年前的56%，还有30%的受访者担心即将失业。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AI公司的老板们一直在频繁发出劳动力市场濒临瓦解的警告： - Anthropic的创始人表示，最快不超过5年，一半的初级白领岗位就会永久消失； - 微软的CEO则声称，大多数文职工作会在18个月以内就被AI完全接管； - OpenAI发布了一份文件，呼吁实行每周32小时工作制，通过降低人类生产力来缓解大规模失业； - 就在NYT的大楼外面，有一家我根本没听过的AI公司包下了巨幅广告牌，上面写着「停止雇佣人类」； 我可真谢谢你们了。 如果你对这轮AI叙事深信不疑，那么毫无疑问投降就是唯一的选择。 AI被设计为可以廉价模仿人类在电脑上所能做到的所有行为，但它从来不需要睡觉，也无意组建工会，而且确实在许多任务上表现得比真人更为出色。 所以公司当然乐于用机器取代人类，它们也已经在这么做了，Meta、Oracle、Block都在努力买断员工工龄，并坦然的把AI写为原因。 不过谨慎一点总是没错的，这些科技公司可能只是处在一轮招聘周期的末尾，同时想对资本市场讲述一个刺激投资人颅内G点的故事，AI行业的大佬们固然是神经网络的专家，但他们未必也是劳动力市场的专家。 首先，宏观数据没有配合AI行业，2026年3月的失业率是4.3%，去年同期是4.2%，平均时薪亦保持稳定。 Claude Code是很牛逼，但软件工程师的岗位需求还在上涨，原因应该不难理解。 主流经济学界也对大规模失业的末日预言持怀疑态度，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Alex Imas认为，绝大多数讨论AI的话题都存在误区：「答案始终取决于什么会变得稀缺。」 - 从人类历史来看，卡路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稀缺的，我们的技能都是服务于寻找食物； - 农业的发展逐渐解决了食物短缺的问题，然后就轮到商品变得稀缺； - 工业制造带来了平价商品的海量供给，接着技术变得稀缺了，医生、律师和工程师因为掌握知识而获得高薪； - 现在我们担忧AI会让知识也不再值钱，就像衣服和草莓如今人人都能消费那样，学习的成果也变成了消费品…… 但稀缺本身是相对的，AI可以完成的任务被讨论得太多了，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哪些任务是人们不希望AI来做的。 以下是计量经济学的一个发现：人类的财富越多，他们对于其他人类的需求就会越多，而不是越少。 于是，更有人味、体验或者意义的商品和服务，是一定稀缺的，有来路的衣裳、有调性的食物、能面对面的医生、让人感到被理解的理疗师、了解自己孩子的家教……这些社会关系，将会迎来爆发式增长。 是的，AI剥夺了人类和电脑共事的场景，而人类又被赶去和人类共事。 事实证明，自动化程度越高，我们就越珍视人的温度。以咖啡为例，过去在家做浓缩咖啡很费劲，如今咖啡机已经人手一台。 所以这导致咖啡店倒闭了吗？当然没有。咖啡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咖啡店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咖啡作为商品反而催生了更多对咖啡体验的需求。 这就是稀缺性所赋予的价值。 好了，这是Alex Imas的结论，在AI的辣手摧花下，人类从事的岗位会进入一个以人性化为标准的时代。但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人类劳动力搞不好也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1979年，首款电子表格软件VisiCalc在Apple II上发布，它能在几分钟内完成过去需要整组会计师花上好几天时间的工作。 当时就有人预言会计师这个行业要无了，然而，此后40年间会计师的数量反而增长了4倍以上。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会计学教授Eldar Maksymov认为：「电子表格软件挖出了潜藏于市场里的财务需求，这种需求之前没被发现，只是因为成本没能降到够低。」 这是「杰文斯悖论」的一派主张，1865年，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发现煤炭并没有因为蒸汽机对于生产率的提升而减少消耗，恰恰相反，因为成本更低廉了，煤炭的应用范围更广泛了。 Eldar Maksymov相信历史的先例，「在大量采用计算机技术的职业群体里，就业增长速度都远超没有采用计算机的职业群体，成本的下跌，对应需求的增长，最终推动就业规模的扩大化。」 简单来说，能力的提升，会让人类意识到还有更多事情可做。 我的经历似乎也验证了这个说法，10年前我刚开始做播客的时候，整个团队只有我一个研究员，现在我已经管理着一整支团队运作节目，而这让我的工作变得更轻松了吗？ 完全没有，我投入准备的精力更繁重了，因为团队带来的信息增量，让我需要消化和思考的时间成倍增长，而我的播客也越做越大了。 我认识的所有热衷于拥抱AI的人，如今都比以前更加忙碌，因为他们能做的事情更多了，不是说好的AI会让大家摆脱工作享受生活吗？ 当然，至于AI到底是提升了生产力，还是制造了提升生产力的假象，结论因人而异： - 慢慢啃完一本难懂的书，远远好于快速吸收十本书的摘要； - 认真通透的写完初稿，也比编辑五个由AI生成的大纲更能激发想法； 我的意思是，效率感本身是值得警惕的，那些把活儿都交给龙虾去做的人我见多了，但说实话，他们的工作质量都是在下降的。 但还是容我岔开话题，沃顿商学院教授Ethan Mollick曾提出过他对AI的基准测试：它是否比你在当下能够找到的最适合的人类更加优秀？ 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AI是否胜过顶级的编辑、程序员、心理医生或是旅行顾问，而是它能否优于你在急需帮助时可以联系到的最佳人选。 我想了一下，过去一年里，我确实觉得AI要比我身边的人更为出色： - 我的编辑很博学，但他需要休息，还得分时间给其他作家； - 我的按摩师也好得没话说，就是一般而言每个星期她只能接待我一次； - 我也能找到专业的医生，但挂号却很麻烦…… 所以或许我已经触及到了被反复警示过的临界点——AI开始有能力取代我生活中的人类角色。 但事实并非如此。AI越是强大，我越是需要和身边的人交流： - AI认为我应该为某个身体症状引起重视，于是我去看了医生，发现只是普通的过敏； - AI对我的个人困境发出锐评，然后促使我和心理医生开始了新的对话； - AI帮我验证了一个研究思路，这成了我和编辑讨论的一个新选题； - AI让视频制作变得轻松了，因此我可以有更多的要求去和剪辑师沟通…… 怎么说呢，尽管我不认为经济完全自动化以及大规模失业浪潮是必然到来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概率，AI是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技术，灵活性和成长性帮它超出了工具的范畴。 更可能的情况是，AI不会取代所有或者大部分的工作岗位，而是取代其中一部分，但奇怪的是，恰恰是这种可能性让我们准备不足。 一个AI替代800万劳动力的世界，要比替代8000万劳动力的世界更难应对，如果真的是那种「大的来了」事件上演，全面重组经济反而有机会「不破不立」。 疫情就是一个例证：那场冲击如此彻底，以致于社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将工人们的不幸归咎于他们自身，于是只好建立了一套前所未有的补贴体系，让成千上万的人得到保障。 而当失业影响的范围更小，我们反而更为残忍，美国因为全球化流失的岗位大约有200万个，这在整体就业市场里不是太大的数字，但对这200万个具体的家庭来说，却是毁灭性的打击。 如果全国的卡车司机或是营销经理都丢了工作，我们很快就会采取行动，然而如果只是卡车司机或营销经理的失业率翻了3倍，那么我们就会像以前一样，暗示这是他们自己的错，给他们几个月的失业保险和培训机会，然后继续对这种结构化的困境视而不见。 另一个现实是，即便AI让带有深刻关系的技能变得值钱起来，它同时也会削弱人类学会这些技能的本事。 年轻人和朋友相处的时间已经从2003年的12小时/周减少到2024年的5小时/周，谈过恋爱的高中生比例也从2000年的80%骤降至2024年的46%，约1/4的00后在过去一年里没有发生过性行为。 AI也许是这种社交解体现象的帮凶，它提供了一种数字化的关系模拟，不再让人有动力去体验真实关系里的快乐与痛苦。 如果Alex Imas是对的——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我们与他人建立深刻关系的能力，将成为一项核心且高价值的个人资产，而我所担心的，是这恰好也是技术从年轻人身上摧毁的东西。 当我乐观的期待AI时代所能创造的未来时，那幅画面充满富足，人类被鼓励过上追随本心的生活，而当乐观被打碎后，世界仍是如此，区别在于财富被垄断，而我们重视的深刻关系，却早就不知道该如何维系。

「參加愚蠢的比賽，就會拿到愚蠢的獎品」，這是我對Claude最新的公告的評價。現在開始，如果你用Claude的新模型產生出來的文字，你要拿來用，要小心，因為Anthropic會加入AI浮水印，人類看不出來，但Anthropic的模型可以認出。也就是說，小朋友用AI寫作業，可以被辨識出來。Anthropic說是全球性的政策，先從新模型開始，再慢慢地延伸到舊有模型。 這個AI浮水印不是用隱藏文字的方式，所以你如果看著Claude的輸出，自己再打一遍也沒用。Anthropic是用使用文字的模式來加浮水印，所以如果你要破解這個浮水印，你只要大量改寫，或是用小段文字，或是給其它家的AI改寫，甚至是簡單地用另一個語言來回翻譯，浮水印就認不出來了。 這是很笨的政策，因為Anthropic莫名其妙地加了障礙給使用者，至少是心理上的障礙，讓使用者怕被抓。但誰來抓呢？誰控制了這個偵測浮水印的能力？老師？Anthropic？還是政府？當商人拿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們先要想合不合理，有沒有我們沒想到的角度，也許Anthropic加浮水印是為了未來模型訓練的需要，一旦AI知道文字是AI產生的，就不要加入訓練資料，這是在AI模型發展上合理的政策，因為「垃圾進，垃圾出」是模型訓練一大禁忌。但除此之外，有什麼理由來得罪使用者？當你覺得一個政策有鬼的時候，你第一個要懷疑的當然是發想這個政策的人腦子是不是有洞，苐二個要懷疑的，就該是政府扮演了什麼角色。 據說這個浮水印政策是配合歐盟的AI監管法令，Anthropic簽了同意書，其它家沒有簽，所以沒有其它模型公司幹這種傻事。Anthropic為什麼要和愚蠢的歐盟一唱一和？因為Dario Amodei一直就是這樣的理念，「AI要監管，誰來監管？我和政府一起來管最好」Amodei一直以人類守護者自居，認為只有他來管AI的發展，人類才不會出事。Amodei和歐洲那些自以為是的菁英，也沒什麼兩樣。所以王八配綠豆，絕配。 珍惜生命，遠離Claude。

脫離莽撞、熱血的年紀後，慢慢會了解「塞翁失馬」的意義，人生的喜悲不要跟著遭遇上的禍福起伏比較好，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人生的下一個轉彎處，等在那裡的命運，是好，還是壞。但我認為這是退步而落後的想法，這是無知的古人應對無法掌握的世界所發展出來的退步哲學。也不是只有東方文明講「塞翁失馬」，羅馬皇帝，以Stoicism聞名的Marcus Aurelius也在他的名著裡，告訴後世的人，不要為了你無法控制的外在事物，而失去了你可以控制的內在平和。我不懂佛教，但這種往內看的人生哲學，據說也是接近佛教的宇宙觀。因為人類無法了解這個世界如何運行，所以只能內求。但為什麼不是去了解這個世界怎麼運作呢？ 先秦思想裡有儒家、法家、墨家，這些門派，都是入世而嚐試改變世界，為什麼春秋戰國之後，就剩一個禮教儒家，一個讓一般人難以用來面對世間苦難的高尚哲學？平白讓佛家、道家和各種地方鬼神信仰，得到一個需求很大的市場來安撫人心呢？又或者是古希臘城邦發展出來的各種思想，探索真理的各種嚐試，怎麼到了羅馬帝國，就退化到連皇帝都要講他「控制不了的事物就不要受影響」的那種悲觀、被動、出世的哲學觀？ 照黑格爾的講法，退回Stoicism的歷史發展，是因為沒有自由的個體，中國只有皇帝有自由，希臘只有集體的自由，沒有自由的個體，就無法進入理性啟蒙的階段，必需等到基督教義普及了，神進到你的心裡，每一個人才會變成自由的個體，才會開始探索宇宙的真理。黑格爾的唯心論，對我來說，太難懂，但尼采的話，就相當清楚了，基督教是奴隸的宗教，因為只有奴隸才講眾生平等，都是神的子民。如果你是中國皇帝，你怎麼會認為眾生平等呢？如果你是中國皇帝，探索事務的真理的目的是什麼？可以吃更多的美食？可以有更多的錢？可以搞更多的女人？他不用進步的思想，就有了一切，為什麼要追尋真理？ 當我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隸，當我相信人生而平等，都有不可分割的天賦人權，我就取得了我個人自由，作為一個自由的個體，我的思想不受任何限制，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壞，不管。但我的思想，不用再受限於「塞翁失馬」，我不用把事物發生的前因後果，歸咎於混沌不清的命運，就算我無法清楚地辨識出因果關係，我也知道背後的機率分佈，也就是說，我可以對世界有科學理性的了解，如果我要什麼好的結果發生，我可以安排可能需要的前因，如果要避免什麼不好的後果，我就要消除可能的壞種子。因此，當我像塞翁的兒子一樣跌斷了腿，我不會傻傻地自我安慰，好事就要發生了。我要做的是，要如何防範我再次跌斷腿。而當我想要進好學校、找好工作、有健康的身體，還是幸福的人生，我不用求神問佛，我思考先人前例，我分析我的優缺點，我調動我的資源，我努力的追求，也許我永遠得不到我想要的，但我知道，我的努力，讓我成功的機率變大，因為萬物皆有因果，而我是一個自由人。 Stoicism和塞翁失馬的哲學是人類文明史上必有的繞道之舉，並不是通往全部自由的救贖，要能狠狠地把人間苦難好好凝視，我們才能永遠脫離福禍相依的無理循環。

从女大生意的巅峰到破产：我是如何掉进老登的资本局 大三实习那会儿，我靠着撸毛赚了人生第一桶金，几百万。 那时我就想：以后真要做生意的话，最好还是跟比我大、有些社会阅历的一起干。 因为同龄人不是打游戏就是谈恋爱，我总觉得他们太嫩了。 后来我的老师有次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大我十岁的老哥。 他很懂人情世故，说话好听，给人一种亲近感。 手上经营着几家公司，看起来很有社会阅历。 01｜女大风口上的我，以为自己还能再赢一把 那会儿我一边当学生会主席，一边靠撸毛买车买房，在大学城还算小有名气。 他三天两头喊我去家里喝酒，给我讲他怎么开公司、谈项目、混圈子。 慢慢的，他在我脑子里种下了一个念头：撸毛这玩意儿虽然赚钱，但拿不上台面。真想有出息，还是要搞点正经生意，开公司。 说实话，我自己心里也有这种不体面的感觉：赚了钱，却没办法在饭桌上说清楚自己是干嘛的。 于是，开公司的念头就越长越大。我们一边喝酒一边碰想法：现在什么是风口？我们有什么优势？ 最后，我们选中了直播赛道。因为学生会主席的身份，也让我比较容易接触到很多素人女大学生资源。 那段时间我特别兴奋：感觉自己靠着撸毛已经领先了同龄人一截，这次正经创业，应该还能再赢一把。 公司很快就做起来了，主播一个一个签进来，每个月流水都在破新高。 02｜第一轮融资，其实是给我设局的开始 这个时候，他跟我提了一个想法：要想跑的快，还是要学会用资本。先融一轮，把手里的股份卖一部分出去，既能回血，又能抬估值。 那会儿我完全不懂什么叫股权结构、估值逻辑，也不明白直接卖股份对公司发展相当于都是债。 因为流水数据很好，第一轮融资确实很顺利，股份也卖出去了。 钱还没正式到账，他又来找我聊： 你现在这个价格把股份卖出去，其实有点亏。毕竟公司主要是你在干，等后面第二轮、第三轮再融，你股份被稀释掉更多，可能就控制不住公司了。 他说他手里的这些股份，自己可以留5%，剩下的愿意按第一轮估值八折卖给我们。 我一听，脑子里浮现出各种明天的公司：估值翻几倍、外地开分公司。 结果就是，第一轮卖股份的钱一分没进我口袋，我还又掏了一笔真金白银去把他的股份买回来。 与此同时，公司还在高速扩张。 他时不时就和我说：第二轮已经在谈了，几个投资人都很感兴趣，让我们先把规模流水做的更好看。 我其实隐约觉得有点不对劲： 第二轮的钱迟迟不进来，分公司一个一个开，现金流越来越紧。 但那时候公司已经200码的车速，我也开始不断往公司里垫钱。 我心里想的是：反正公司是自己的，多垫一垫就多垫一点吧，等第二轮钱进来，洞就可以补上了。 03｜女大都走了，我才意识到我掉进了老登的资本局 过了个春节，直播赛道彻底打起来了，大资本下场做公会，开始到处挖头部主播。 几家大公会直接找到我们的签约主播，给年薪、给各种资源位扶持承诺。 这些刚毕业没多久的小姑娘哪挡得住？ 短时间内，我们几个最赚钱的主播被一锅端走，流水像断崖一样往下掉。 投资人一看趋势不对，第二轮马上就停了。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更致命的一件事： 他悄悄把自己最后那5%的股份，按第一轮的估值卖给了介绍我们认识的大学老师。 就在公司还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开着新买的车又来找我谈：“要不这样，我按很低的估值再投一笔钱，做大股东，你做小股东，好好把公司再拉起来。” 那一刻我才彻底反应过来，原来从一开始，我就一步一步走进了他设计好的局里。 04｜卖房卖车，人生的第一次破产，也是最宝贵的一堂课 也在那一年，他买了写字楼，换房换车，我卖房卖车，开始还债。 那件事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怕人性。 怕算计，怕背叛，也真恨过他很多年。 后来我慢慢发现：如果所有东西都归因于他，这个课题只会换个马甲，再来一次。 所以我换了个视角，把他当成我的反面贵人。 他就像一面镜子，把我的无知、贪婪、想证明自己以及对安全感的匮乏，全都照了出来。 那几年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创伤和痛苦，但当我真正静下来回头看，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座宝藏，足够我挖很久。 如果不是他那一脚，我也许不会下决心一定要逃离小城市，我的人生轨迹大概率完全不一样。 这堂课，我在二十出头被迫上完了；要是拖到四十岁，代价可能惨得多。

1999年，公安部密令抓捕赖昌星，赖昌星收到一个秘密电话，说了一句话，赖昌星听到后脸色大变！是何人打电话给赖昌星，又说了什么？让赖昌星如临大敌。   1999年8月，公安部下了密令，要抓厦门远华集团的赖昌星。   消息还没往外透，福建这边却有人提前知道了。   这个人就是庄如顺，当时是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手里握着实权，也握着案件的底牌。   他和赖昌星认识得早，1989年两个人就私下搭上了线。   那时候赖昌星刚在厦门起步，心思活络，专门盯着公安系统里往上走的干部。   他觉得庄如顺将来能派上大用场，就开始一点点往这条线上砸资源。   送车，送钱，逢年过节上门走动，这一养就是好多年。   庄如顺起初还能把持住，后来慢慢被好处套牢，从正常来往变成了走私集团的保护伞。   远华集团那些年走私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背后离不开他在关键位置上的默许。   该查的案子压下去了，该拦的货放行了，一层层的关系网就这么织了起来。   1999年，风向彻底变了，中央专案组强势进驻厦门，展开了一场彻查行动。   他们将远华集团深藏的种种底细一一揭开，全面且深入，毫无遗漏。   百亿规模的偷税漏税，走私证据一条条摆了出来，链条完整，板上钉钉。   公安部定了秘密抓捕方案，准备一举收网。   此次行动保密等级甚高，仅有寥寥几位核心办案人员得以知晓具体的行动时间与周密部署。   之所以这么谨慎，就是怕内部有人走漏风声，偏偏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庄如顺的位置让他能接触到核心信息，他几乎是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抓捕的具体安排。   按理说，他自己就是干公安的，清楚泄密的后果，也明白这次赖昌星摊上的事有多大。   但他已经被利益绑死了，没有退路。   他前后打了3次电话给赖昌星，不是一口气说完，而是一层一层往外递情报，一边递一边帮对方规划怎么脱身。   最关键的那通电话里，他把底牌摊开了，告诉赖昌星当晚是最后期限，第二天纪检和公安就要全面动手，让他立刻走。   赖昌星接到电话之前，其实已经嗅到了不对劲的味道。   他在灰色地带混了这么多年，对危险的直觉比一般人灵敏得多。   但他还是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自己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关系网，上上下下花了那么多钱，不至于真有人动他。   他以为这次跟以前一样，活动活动就能过关。   可庄如顺这个电话把他从侥幸里拽了出来。   电话那头是省公安厅副厅长本人，报出来的信息精准到日期和行动部门，这就不再是"风声紧"那么简单，而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赖昌星听闻此言，刹那间脸色骤变，心中紧绷的弦，“啪”地一声彻底崩断。   他明白这次是中央直接下的决心，他那些关系网谁也保不了他。   挂掉电话之后，赖昌星没有犹豫，直接启动了早就准备好的出逃预案。   公司里的账本，走私记录，行贿的底单，能烧的烧，不能烧的连夜销毁。   他这些年攒下的产业，铺好的人脉，全部丢掉。   收拾完行李，他没有走任何常规通道，而是通过秘密路线连夜离开了厦门。   这条路线应该是早就踩好的，只是一直没真正启用。   他辗转到了香港，又马不停蹄转机去了加拿大。   等专案组的人深夜赶到厦门准备收网，人已经不在了。   一场布局很久的抓捕行动，就这么被一个内部电话毁掉了。   赖昌星在海外一待就是12年，这期间给案件侦办，证据固定，追赃追逃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办案人员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把证据链重新拼完整，追回来的钱也只是一小部分。   而庄如顺当时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但专案组在复盘抓捕失败的过程时，很快就排查到了他身上。   通话记录摆在那里，时间节点咬合得太紧，根本解释不过去。   他被控制审查之后没多久，就全都交代了。   4次通风报信，多年的受贿包庇，协助赖昌星出逃的整个过程，一笔笔都被查得一清二楚。   金额加起来不是小数目，每一笔都有据可查，最后庄如顺被判了重刑，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   一个省公安厅副厅长，福州市公安局局长，亲手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赖昌星2011年被遣返回国，这个案子才算画上了句号。   远华特大走私案，堪称新中国成立后查处的规模最大走私犯罪案。   其涉案金额惊人，牵涉人员众多，影响极为深远，即便时至今日，仍时常被人们提及。   庄如顺身为执法者知法犯法，从人民公仆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法律面前没有特权，也没有侥幸，无论职位多高，关系多硬，只要触碰了法律的底线，终究会被追究。   这个案子也让人们看到了党和国家打击腐败，维护法治的决心。   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   那些曾经以为能靠关系网逃脱制裁的人，最终都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法治的天平从不倾斜，这也是这个案子留给所有人最深刻的启示。

一个孩子越听话、越懂事，未必说明父母教得好，也可能只是他很早就对父母失望了。 小时候的孩子会哭、会闹、会提要求，是因为他还相信：只要我表达出来，爸爸妈妈就会看见我、安慰我，帮我解决问题。 可如果每一次需求都被忽略，每一次委屈都被说成矫情，吃穿永远要求他和差的比，成绩却永远要和最好的比，他慢慢就会发现：原来我的感受并不重要，向父母求助也没有用。 于是他不再争了，也不再说了。 父母反而觉得很欣慰，逢人就夸：“这孩子从小就懂事，什么都不用我们操心。” 可所谓的懂事，可能只是孩子学会了把所有需求咽回去，把所有委屈藏起来，把所有问题都留给自己解决。 他不是没有情绪，只是不敢表达；不是没有需要，只是不再期待。 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往往会显得很冷漠。他不喜欢回家，不愿意和亲人说心里话，遇到困难也不会开口求助。因为在他的经验里，亲近没有意义，依赖只会带来失望，关系走得越近，反而越容易受伤。 很多父母想不明白：小时候明明那么乖，为什么长大以后越来越疏远？ 其实他小时候的听话，可能本来就是一种自保。 孩子能分辨父母是在教育他，还是在拿他发泄情绪。因为担心他遇到危险而严厉批评，和自己在外面受了气、喝了酒，回来借着成绩不好打骂孩子，根本不是一回事。 他小时候不反抗，不代表他不记得，只是那时候的他没有能力离开，只能低头。 等他长大了，能够养活自己，减少联系、远离家庭、不再回去，也许仍然是在自保。 后来，他开始给自己买小时候舍不得买的东西，去做当年不被允许做的事，重新认识自己的情绪，学着拒绝别人，学着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他不是突然变自私了，只是在重新养育那个曾经什么都不敢要、什么都不敢说的自己。 可惜很多父母只看见孩子长大后变得冷漠，却永远不愿意回头看看：那个曾经满眼都是他们的孩子，究竟是从哪一次失望开始，慢慢不再需要他们了。

2米36巨人鲍喜顺，执意生娃不听劝，17年后儿子身高曝光！ 2026年夏天，一张普通的高考体检单，让中国第一巨人鲍喜顺再次登上热搜。 体检单的主人不是他，而是他的儿子鲍天佑。 结果显示，17岁的鲍天佑身高定格在1米92，骨骺线已经完全闭合，各项身体指标正常，意味着身高基本不会再继续增长。 这个结果，也让围绕鲍家持续十几年的争议终于画上了句号。 曾经，无数人都认为，父亲身高2米36，儿子将来至少也会长到2米2以上，甚至有人断言他会成为新的“中国第一巨人”。 如今看来，这些猜测都没有成为现实。 很多人认识鲍喜顺，是因为他的身高。 2米36，比姚明还高，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自然生长第一高人。 但对于鲍喜顺来说，这副令人羡慕的身高，却几乎困住了自己的一生。 1951年，鲍喜顺出生在内蒙古赤峰的一个普通牧民家庭。 小时候，他和其他孩子没有任何区别。 直到15岁以后，他开始疯狂长高，一年时间突破2米，二十岁时超过2米1，最终定格在2米36。 别人眼里的天赋，却成了他的负担。 普通床睡不了，只能蜷缩着睡觉；进门必须低头，否则随时撞门框；衣服、鞋子、被褥几乎全部需要定制；年轻时想打篮球，也因为身体过于高大、动作不够灵活而放弃。 随着年龄增长，风湿、关节疼痛等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因此，没有人比他更明白，身材过高意味着什么。 2005年，是鲍喜顺人生的重要转折。 经过医院全面检查，医生确认，他并非患有垂体疾病，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生长。 随后，他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迅速成为全国知名人物。 然而，真正改变他人生的，却是两年后的另一件事。 2007年，56岁的鲍喜顺迎娶了28岁的夏淑娟。 28岁的年龄差，加上鲍喜顺特殊的身体条件，让这段婚姻一开始就充满争议。 婚后，两人希望拥有自己的孩子。 但医生却反复劝他们慎重考虑。 一方面，鲍喜顺年龄已经偏大；另一方面，医生担心超高身高存在遗传风险，孩子未来可能也会长成2米2以上。 如果真的如此，孩子很可能重复父亲的人生。 面对医生的提醒，鲍喜顺沉默了很久。 因为他知道，那种生活究竟有多辛苦。 但最终，夫妻二人还是决定赌一次。 他们没有期待孩子成为“世界第二高人”，也没有想过利用身高博取关注。 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孩子能够健康、平安，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2008年10月2日，鲍天佑出生。 孩子出生后，鲍喜顺最关心的不是聪不聪明，而是会不会像自己一样无限制长高。 从孩子几个月开始，他就不断记录身高、体重和脚长。 每次医院体检，他都会格外紧张。 只要发现孩子比同龄人高一点点，他就会担心得睡不好觉。 随着年龄增长，鲍天佑确实一直比同龄孩子高。 10岁时已经达到1米65。 进入青春期后，身高又陆续长到1米82、1米89。 每一次长高，都让鲍喜顺提心吊胆。 为了掌握孩子的发育情况，他学习骨龄知识，查阅医学资料，多次陪孩子做骨龄检测、生长激素检查，希望确认孩子是否存在异常发育。 直到医生一次次告诉他，孩子属于正常生长，没有出现病理性增高的迹象，他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下。 2026年，鲍天佑完成高考体检。 最终结果公布： 身高1米92，身体健康，骨骺线完全闭合。 这个数字意味着，他虽然属于高个子，但已经完全属于正常人的身高范围。 不用定制衣服，不用低头进门，也不会因为身高影响未来生活。 如今的鲍天佑，是学校篮球队的一员，阳光开朗，喜欢运动，学习和生活都和普通高中生没有区别。 医学随访显示，他没有遗传父亲的关节疾病和风湿问题，身体各项发育正常。 如今75岁的鲍喜顺，也早已回归普通生活。 他偶尔直播售卖家乡特产，向网友介绍牛羊肉、奶制品，很少再提自己曾经创造过的世界纪录。 在儿子的作文里，有一句话让很多人感动： “我爸爸不是巨人，他只是我的爸爸。” 也许，这才是鲍喜顺最希望听到的话。 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从来不是让儿子创造新的纪录，而是希望孩子能够拥有一个普通、自由、不被特殊身高束缚的人生。 如今看来，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回头再看，当年那些质疑和争议，最终都随着时间烟消云散。 真正值得庆幸的，不是鲍天佑没有长成“第二个巨人”，而是他终于可以像千千万万个普通年轻人一样，自由地奔跑、生活，走属于自己的人生路。 对于鲍喜顺来说，这或许比任何世界纪录，都更加珍贵。

教育是否应该功利 读博到底是在买什么 最近在小红书上，经常刷到一些很精致的人分享自己的读博生活。 有人读人文社科，也有人做工科。实验室、论文、会议、海外生活，看上去都挺体面。 我看多了以后，脑子里冒出来的却是另一个问题：读博这件事，到底是在买什么？ 博士基本就是目前学历体系里，一个人能够拿到的最高学位。能把博士读下来，肯定值得尊重。这背后是一套完整的研究训练，也是人类知识长期积累的结果。 博士后则不是一个更高的学位，而是一段科研工作的经历。我们会说入站、出站，不会说拿到一个“博士后学位”。 顺着传统教育一路读下去，一个人拿到博士，通常已经二十五到三十岁，甚至更晚。 你投入的不只是一笔学费，而是人生里非常完整的几年。 在不少西方博士项目里，博士生更像一名全职研究人员，而不是 Student 的延长线。只不过这份研究工作的收入通常不高。 所以读博最值得讨论的，也许不是这个学历看起来有多精致，而是你愿不愿意拿几年时间，去换一段低收入、高强度的研究生活。 教育首先是用来托底的 我这个人比较俗，做很多事情都喜欢谈 ROI。 凭兴趣做事，当然可以不计回报。但对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教育很难只是一笔纯消费。 我对教育最直接的理解，就是托底生活。 考上清华北大，不保证一个人毕业以后就能融会贯通，更不保证一定发财。但这段教育经历，通常会让他更容易进入社会，找到一个还不错的位置。 教育最重要的作用，是抬高一个人的下限。至于上限能有多高，学历本身负责不了。 所以教育肯定存在 ROI。 这里的投入不只有学费，还有时间和机会成本。回报也不只是毕业第一年的工资，还包括你真正学会了什么、能不能靠它立足，以及以后还有多少选择。 我们以前讲过一个电梯的例子。 当电梯一路往上走的时候，你靠着扶手睡觉，甚至在里面跳两下，都很容易把楼层上升理解成自己的能力和努力。 但真正把你带上去的，是电梯。 过去二十年可能是土木，最近十年可能是计算机软件，现在又轮到人工智能。 一代版本一代神。 踩中行业红利的人，很容易把环境带来的上升全部归功于自己。等版本切换以后，过去能够赚回来的教育投资，不代表今天还能原样复制。 这几年，教育无用论又慢慢起来了。 好在东亚家庭对于教育的执念一直没有消失。“读书改变命运”“光宗耀祖”，到今天仍然是很多家庭真实相信的东西。 前几天我在抖音上刷到一个视频，一个潮汕女孩考上了北京大学。据视频里说，家里还在祠堂里给她立了碑。 这个场面当然很有冲击力，也打破了不少人对于传统宗族观念的想象。 但越是把教育看得重要，越应该认真计算它需要付出什么，又能换回来什么。 留学是消费，还是投资 过去的中国家庭相信，只要孩子愿意读书，砸锅卖铁也要供。 我觉得在今天的经济环境里，这个结论需要调整了。 特别是留学。 过去有些家庭愿意花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把孩子送到国外镀金。至于回来以后做什么、能不能找到工作、学费能不能赚回来，父母可能根本不问。 欧美高校早就把国际教育做成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尤其是英国的一年制硕士，网上甚至有“一年英硕，一生英伦”的调侃。 你当然可以去。但要明白，你在追求教育，别人也在做生意。 所以问题可以问得很粗暴：如果你正在接受一段昂贵的教育，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以后怎么把学费挣回来？ 这不代表毕业第一年就必须把所有钱赚回来，也不代表教育的价值只能用工资衡量。 但如果完全没有考虑过回报，只觉得父母愿意出钱让我见世面，这是父母的福气，那这件事就很值得商榷。 留学可以是一笔消费，也可以是一笔投资。 如果你只是心甘情愿地花钱买见识，那就承认它是一笔消费。家庭付得起，你也觉得值得，当然没有问题。 如果你希望通过留学改变人生，那就要按照投资去思考：学什么，能留下什么能力，毕业以后去哪里，以及怎样把这些东西应用到社会上。 这个时候，人文社科类专业尤其需要想清楚。 它们不是没有价值，只是从知识到职业的路径通常没有那么标准。你不能只学一套 general knowledge，然后期待社会自动为它付钱。 所有职业做到最后，其实都是销售。 有人销售自己的专业能力，有人销售情绪价值，也有人销售自己的判断和可信度。 但销售一项具体、稀缺的专业技能，显然比销售一套普通的通识知识，更容易形成壁垒。 所以，教育是否应该功利？ 我的答案是：应该有一点。 尤其当一段教育要消耗一个普通家庭几十万、上百万元的时候，完全回避回报，本身就是对家庭资源不负责。 普通家庭的教育行动准则 第一，十八岁以后，要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 父母愿意支持你留学，你当然可以试一试。但长期目标应该是经济独立，而不是把父母的支持理解成理所当然。 第二，任何家庭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好家庭的资源看起来可以近似无限，但普通家庭的资源一定有限。花出去的每一笔钱，都有它原本可以去的地方。 第三，先想清楚留学和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是在花钱买见识，还是希望换一种人生？前者按照消费来判断值不值得，后者就要按照投资来计算回报。 第四，给自己的教育路径做规划。 你准备学什么，形成什么能力，毕业以后怎样进入社会，至少要有一个大致方向。计划当然会变，但不能从头到尾都没有计划。 教育可以为了兴趣，也可以为了见世面。 但只要这件事需要消耗一个家庭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积蓄，就不应该羞于谈功利。 功利不等于只认钱。 功利只是要求你知道，自己花掉的时间和钱，最后到底换回了什么。 教育负责托底，剩下的路还是要自己走。 我是KK，祝你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