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出生的史蒂文生，可以說是在一個鳥不生蛋的地方長大。在德州奧斯汀西方兩百英哩的地方，離文明很遠，地也種不出東西，所以他很小就會騎馬，因為放牧牛馬是當地人唯一的謀生管道。史蒂文生上學總共上了七年，之後他就開始賺錢。十來歲的小朋友，開了個馬車貨運行，從他的家鄉拉貨到附近比較大的鎮，單趟75英哩，但來回要一個星期。就像牛仔一樣，史蒂文生駕著馬車趕著貨，露宿野地。晚上就著營火讀書，把握機會，史蒂文生開始自學簿記，然後一邊讀著歷史。這樣的生活過了幾年，史蒂文生聽說附近開了銀行，憑著他的簿記知識，他去應徵了簿記員，但銀行不缺行員，缺清潔工，為了這個鄉下難得的機會，史蒂文生不幹貨運，到銀行當起了清潔工。 工作勤奮的史蒂文生(Coke Stevenson)，終於在簿記員生病的時候，頂上了缺，二十歲，還不到法定成人的年紀，他當上了銀行的行員。二十五歲的時候，銀行重組，史蒂文生被推選為銀行的總裁。但這五年時間，史蒂文生把一天當兩天用，他追求鎮上醫生的女兒，結了婚，沒錢買大房子，用自己的兩隻手，利用晚上下班的時間，拆掉舊房子的木頭，拿來蓋新房。同時，他又在晚上自學法律，在律師事務所當學徒。在當上銀行總裁的那年，同時也考上律師。 為人正直不阿的史蒂文生，很快變成縣裡的重要人物，先是被推選為縣的檢察官，專門抓偷牛馬的賊。在他的任內Kimble縣的馬賊消聲匿跡。然後他被民眾選為縣裡的大法官，在德州地廣人稀的鄉下，法官也兼縣長，所以史蒂文生變成縣城最大的官。在他的任內，把通往州府奧斯汀的馬路修了起來，完成了鄉民最渴望的公共建設。史蒂文生不貪污，不搞複雜的人際關係，他買了個牧場，不工作的時候，就在牧場裡蓋房子、修花園，沒水沒電，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給自足生活。但他的名聲響亮，讓他一再地被選為政治領袖，從州議員開始，一路當到了州長。他是德州第一個當到州議長、副州長及州長三冠王的政治人物，他也是在那個時候在德州州長任期最久的政治人物，每次他的選舉，都是超過對手極大比例的壓倒性勝利，一直要到1948年聯邦參議員的選舉，碰到不世出的政治奇材，後來當上總統的詹森(Lyndon Johnson)，史蒂文生才首吃敗仗，當然詹森的選舉髒得不像話，買票作票，無所不用其極，但那是另外的故事了。 1888年的德州鄉下，遠遠不比1889年希特勒出生的奧地利小鎮，也比不上1878年史達林出生的喬治亞，也許和1893年毛澤東出生的湖南韶山相差不多。但史蒂文生生長在美國，就算是鄉下，就算是機會稀缺，但廣大的自由土地，讓任何人都可以憑著自己的雙手，憑著自己的意志與努力，找尋到生命的出路，敬天愛人的過上有意義的一生。相比之下，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這些魔頭，生長的社會沒有希望，也沒有讓年輕人可以有機會靠著自己雙手做點事，如果有點野心，又加上有社會的思想騷動，很容易就想賭一把，走向革命之路，變成亡命之徒，這樣的年輕人，失敗的時候多，而他們真的成功了，對世人，也是災難，而不是救贖。

香港特首李家超於 9 月 16 日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並首次同場宣讀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兩份文件共逾 10 萬字。有別於以往，李家超先宣讀五年規劃細節，其後扼要讀出《施政報告》，歷時約三小時。他解釋，五年規劃是指導未來的戰略藍圖，而《施政報告》則是落實規劃的年度報告。 為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五年規劃》定下了長遠藍圖與指標。在經濟創科上，規劃提出設立 300 公頃的「北都大學城」、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功能，並推出 100 億元創科產業引導基金。房屋目標方面，規劃目標在 2030 年內基本解決劣質劏房問題，並預期將公屋綜合輪候時間降至 4 年以下。 《施政報告》則聚焦於具體落實與民生政策。為應對人口結構轉變，政府推出 11 項鼓勵生育「組合拳」措施，包括將第二名或其後子女的新生嬰兒獎勵金提高至 3 萬元、提高免稅額，以及將有新生嬰兒的白表家庭居屋最高按揭成數提升至 95%。此外，報告提出將「大學城籌劃及建設組」升格為委員會以推進北都建設，並計劃於古洞北設立博物館，以推廣愛國主義教育。 👉點擊連結，免費閱讀全文，端傳媒稍後亦將刊發有關五年規劃的深度解讀：

北大城环今年全面取消了学硕，只招收专硕。明年入学的研究生，只有专硕，学制两年，每年学费3万，不解决住宿，海淀租房的成本按照3000每月，两年起码要7万。学费+租房就要13万起步，还不包括吃穿行等其他成本。 以后本科以上的大部分学位都要成奢侈品了

被童帝下藥後⋯她成了片商Premium的新招牌！ 這張臉蛋，搭配修長的身材和美尻，難怪她是「三好佑香」，三大優點實在太正點了；在這支作品中，在游泳社擔任顧問老師的她被結城結弦下了藥，在泳池和學生們打團戰⋯而在這支作品情報解禁後，她的地位也不一樣了〜 #三好佑香#

【一道兩年前的浙江高中數學題，讓于北辰再度火遍兩岸】 近日，浙江省紹興市2024學年第二學期高中期末調測試卷的一道高二數學考題，在兩岸社交媒體上引發熱議。題目以導彈攔截為命題場景，原型疑似台灣退役少將于北辰早年的一則常識性錯誤發言：其曾提出單發導彈攔截率70%，三枚叠加攔截率可算出210%的錯誤結論。台灣多家媒體紛紛報道此事，台北市議員李柏毅在島內一檔政論節目中化身“李老師”，現場講解這道題的正確算法。 網傳試卷為紹興市2024學年第二學期高中期末調測高二數學考卷。其中第五道選擇題的題目為：已知某防禦系統的導彈攔截目標的命中率為70%，為提高攔截成功率，決定同時發射三枚導彈攔截同一目標，若這三枚導彈彼此間互不干擾，則攔截的成功率為？四個選項分別為A.70%、B.97.3%、C.100%、D.210%，該題官方正確答案為B選項97.3%。 這道充滿話題性的選擇題一經傳播，便引發兩岸網友熱議。大陸網友紛紛玩梗調侃：“這題我會，210%。”“雖然選B是對的，但是我還堅持選D。”台灣網友的討論同樣熱烈，大批網友諷刺道：“于北辰，恭喜你的導彈攔截率算法變成高二數學考題了，這下丟臉丟到大陸去了。”“身為台灣人都知道答案是210%，不可能是其他答案。”還有網友反問道：“是該恭喜于北辰在大陸紅了？還是他在丟台灣軍人的臉？” 長期關注公眾議題、擁有百萬粉絲的台灣網紅Cheap也在海外社交媒體分享了這份試卷的截圖，並配文諷刺道：“于氏數學定理，恭喜于將軍變成考題出來了。” 這道概率題的命題源頭，正是于北辰2022年8月發表的爭議言論。當時節目正圍繞解放軍圍台軍演展開討論，聊到解放軍發射導彈的相關話題時，于北辰聲稱台軍可以發射“天弓”導彈進行攔截，“一發攔截度是70%，我們三發一起攔截，攔截率就是210%，一定攔得到！”此番發言直接讓主持人與在場嘉賓集體陷入沉默。 多家台媒也對此事進行了報道，有台媒援引網友評論指出：“這是近年少見將台灣政治人物言論納入數學試題的案例。”“透過熱門話題結合數學教育，有助于學生理解機率概念，相當具有創意。” 昨天（6月25日），李柏毅在節目中化身“李老師”，現場講解這道題的正確算法。 李柏毅指出，作為理工科出身的人，他很清楚攔截成功率不可能超過100%：“完全攔截就是百分之百，超過這個數值的概念在現實裡根本不存在。”他進一步講解計算邏輯：每枚導彈命中率為70%，對應的失誤率為30%；三枚導彈同時攔截，只有三枚全部失誤才算攔截失敗，因此整體失敗率為30%×30%×30%=2.7%。用100%減去2.7%，得出成功率為97.3%。講解完他還不忘調侃：“相信于將軍也懂，210%放在‘台灣價值’裡能拿滿分，但放在數學考試裡只能得零分，這兩者要區分開。” 台灣時事評論員謝寒冰也在節目中調侃，于北辰的數學已經“聞名世界”了。 值得注意的是，兩年前，于北辰曾在一次直播中為自己的言論辯解：“沒有錯，我承認我的數學差，我的統計學差，那又怎麼樣？這樣子有鬧笑話嗎？”目前，于北辰還未對這次自己的言論被編入大陸數學考題一事作出公開回應。 這早已不是于北辰第一次發表違背常識的出圈言論了。除了“三枚導彈攔截率210%”外，他還曾拋出過許多荒謬言論，包括“大陸城鎮都是土房子”“解放軍登台沒有谷歌地圖會迷路”“待在東風導彈射程外安全”等，兩岸網友也因此戲稱他為“土房哥”和“相聲社團德雲社在逃弟子”。有島內輿論分析認為，于北辰是故意說這些荒唐話，要的就是流量。（來源：香港新聞網） 詳情： #于北辰# #台灣# #浙江# #高中數學題#

【觀察：兩岸交流熱絡 台灣青年認知重塑成融合新動力】 民進黨當局對兩岸交流採取諸多阻撓和限制措施，卻擋不住台灣青年對大陸的熱情。近期，兩岸青年交流頻繁，6月22日至24日間，就有“兩岸媒體川渝行”、“兩岸青年直播電商創業交流大會”、“兩岸青年‘創未來’科普夏令營”在中國多地舉行，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釋放積極信號。 上海海峽兩岸研究會研究員包承柯在接受香港中通社專訪時談到，在台灣民意“去川普化”、“去倚美化”的當下，島內青年的認知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後真相重塑”，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向力量。 近期兩岸青年交流頻繁，6月22日舉行的“2026兩岸媒體川渝行”活動中，來自海峽兩岸的專家學者、媒體記者、自媒體人等近40人，實地探訪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在產業、科技、基建、民生、生態、人文等領域的發展成果，挖掘兩岸產業、文化合作新空間。 23日，海峽兩岸近500位青年代表齊聚義烏的“兩岸青年直播電商創業交流大會”，在深度交流中幫助台灣青年掌握數字貿易核心技能、促成經驗共享與項目孵化。現場，8組合作項目集中簽約，涵蓋跨境電商、文創IP、供應鏈整合等多個領域，達成合作意向金額約1.5億元。 24日，包括32名台灣青年在內的60餘名兩岸青年齊聚“兩岸科創行”科普夏令營，開營儀式上機器人、機器狗和憨態可掬的機器熊貓表演吸引台灣青年爭相拍照留念。 “大陸的科技進步超乎想像。”首次到訪大陸，參與科創夏令營的台灣青年張家豪說，兩岸應發揮各自優勢，在相關領域加強交流合作，共同提升產業競爭力。福建人形機器人創新中心工程師向台灣青年發出邀請：“福州有場景、數據、供應鏈，等著台灣青年加入，願未來產線上的人形機器人，將銘刻‘兩岸青年，共同定義’。” 據國務院台辦17日發布的數據，截至目前，第十八屆海峽論壇大會已發布23項兩岸青年社團合作項目，19組結對共建、簽約合作。 “近期兩岸青年交流頻繁，操作智能剪輯、分析電商數據、達成簽約合作……這種‘體驗式’、‘實戰式’的交流，在過去實不多見，充分顯示大陸為兩岸青年搭建發展平台、共享發展機遇的誠意和實際行動。” 包承柯在接受香港中通社專訪時談到：“習特會”之後，美國減少對台灣事務插手程度，對台支持力度正在明顯縮減——這些新動向還會更加明確地表現出來，不斷打擊島內民進黨當局一直推行的“倚美謀獨”政策。民調顯示，台灣青年人更加主張通過兩岸談判來解決分歧，反映了台灣青年不甘當“台獨”炮灰的認知變化。 “當下，台灣青年正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向力量。他們的認知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後真相重塑’，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來，特別願意來大陸交流和參訪，大陸的發展給他們帶來新的感受，讓他們增長見識。” 包承柯認為，兩岸青年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彼此有很多共同語言，對生活的感受、對科技的觀感、對服裝和生活美學的共同追求……未來是青年們的，目前，島內青年的變化還只是處在“量變”的水平上，只要這樣的變化持續下去，總有一天會引起台灣社會發展的真正“質變”，兩岸融合發展一定會實現。（來源：香港新聞網） 詳情： #台灣# #兩岸# #青年#

一開始他是做空的，達拉斯城裡有很多辦公樓，都是玻璃帷幕，從外面可以清楚看見裡面的那種，他的朋友帶他遠看這些辦公樓，裡面都沒有人，他心想，不做空，難道要做多嗎？所以在1985年，Shad Rowe自己開始創業做投資，他賣空銀行股和建商，賺了些錢。那時候做空，不但不用付利息，券商收你質押的公債，還付你利息，然後在稅法上，還讓空頭可以拿多頭的股票來抵，沒有什麼資本利得稅的問題，所以算是對做空的投機客，相當有利。但是看起來有利，做起來卻有可能傷害身心健康。空頭永遠都在等公司爆掉，但是再爛的公司，真要爆掉的時點也很難預測，所以Shad Rowe經常心情不好，但他的母親與他相反，總是非常樂觀，總是可以找到一些點來安慰他，她說，「別擔心，遲早這些公司會爆掉」。就是這樣心裡的不健康，讓Shad Rowe開始思考不要做空，要開始做多，至少不用再冀望別人爆掉，詛咒別人惡運。當他開始轉多的時候，他乘著西南航空剛開始的順風起飛，大賺一筆，慢慢地讓他相信，唯有巴菲特的那種投資方式，才能在股市賺錢又保持身心愉悅。 Shad Rowe也喜歡逛好市多，Costco代表的就是他的新投資哲學，能用「更好、更快、更省」的方式來照顧客戶的消費產品，就是他的投資目標。這裡面有一個有意思的觀點，Shad Rowe認為，公司經理人，永遠都比股東知道得更多，對公司經營有更多的掌控，所以如果經理人要騙投資人，那投資人還真得很難對抗。不能投資這種蓄意欺騙投資人的經理人，但我們要怎麼找到讓人信賴的經理人呢？會想盡辦法對客人、對員工好的經理人，就是比較可靠的公司，就比較可能長期持久而不用擔心被騙，因為這代表了經理人不是把自己的短期私利放在第一位。 Shad Rowe當然不是價值型的投資人，他看好的股票，不是被低估的那種，而是有成長潛力的股票。在尋找能讓客戶得到「更好、更快、更省」的產品的公司時，他還注重一點，「可以放大增長scale up」的能力。對於這一點，他也有一個很直觀、簡單的看法，所謂的「全球化」就是「美國化」，一旦在美國市場站穩腳步，就可以攻佔全球的市場，消費性產品像麥當勞、星巴克如此，科技產品更是如此，所以他專買那些很「無趣」、很大的美國高科技公司，全世界人都耳熟能詳的蘋果、谷歌、微軟、亞馬遜等等。 Shad Rowe信奉「只需一次決定」的投資方法，一旦看好股票，買好部位，就放著不管。他經營一個hedge fund，長期持有十幾支股票，公司管理階層只有他一個人，反正他的買賣次數極少，也沒有什麼費用，所以他也沒向投資人收管理費，只有獲利抽成12%(遠小於業界的20%常規)，經營了四十年，沒有賣出，就沒有資本利得稅，連報稅都單純，完全是我夢想的資金經理人模式。不過Shad Rowe在2024年過世了，巴菲特級的神人又少了一個。

【武漢視界，世界武漢】認識武漢，可以從一碗熱乾麵開始。從一碗煙火早餐，到千年佇立的黃鶴樓；奔流的長江之上，輪渡與橋梁並行共存；植根千年文脈，武漢向着科創未來闊步前行。市井煙火、歷史底蘊、大江風貌、創新活力，共同勾勒出立體鮮活的江城。 一座城市的未來，不光在城裡，更在遠方。當武漢遇見世界，一碗熱乾麵成為友好交流的起點。 近期，世界多地市長代表跨越國界，相聚 #2026世界市長對話武漢# 活動，溝通交流、互學互鑒，共同探尋現代城市發展的多樣路徑。

网友我当刚强壮胆谈日本移民新政影响 从一个普通外国人的角度，聊聊日本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 大家好，我是2022年9月28日来到日本读语言学校的留学生。 当初决定出国，上海封城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其实我很早就有将来去国外生活的打算，只是最开始从来没有考虑过日本。因为我没有学过日语，身边也没有去日本留学的人，大家提到出国留学，想到的通常都是英语国家。 最初申请的是澳大利亚，也拿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但考虑到学费和生活成本太高，最后放弃了。后来是朋友建议下再加上自己各种对比，我选择了日本。 刚来到日本的时候，我对这个国家是心怀感激的。 2022年年底，我感染了新冠。当时已经发烧到40度，也没办法出门，申请了政府提供的生活物资，第三天就收到了一大箱免费的食品。那件事情让我觉得，日本并没有因为我是外国人，就对我区别对待。 后来，我把在日本获得的第一笔工作收入，一半捐给了日本赤十字会，另一半捐给了中国那边。 我的想法一直很简单：既然生活在这里，也得到了这个社会的帮助，那么就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回馈这里。 过去几年，在日本的生活虽然辛苦，却一直充满希望。因为我始终相信，只要认真学习、踏实工作、遵守规则，最后总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读语言学校期间，考上了大学院。在这几年里我考了日语证书，也考取了日本驾照。献血、捐款，认真做好垃圾分类，也努力适应日本社会的规则。 我从来没有想过依靠什么特殊待遇留下来。我只是觉得，只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凭自己的能力找到工作、缴纳税金和社会保险，就应该有机会继续生活在这里。 但最近，这种确定感正在慢慢消失。 从2026年4月开始，日本的归化审查在实际运用上，原则上要求居住10年以上。永住制度的审查也越来越严格，经营管理签证的门槛已经提高，其他工作签证的审查标准也不断被重新明确。 虽然目前高度人才制度还没有受到直接影响，80分以上连续满足一定时间，仍然可以申请永住，但我不知道这样的制度以后还会不会继续改变。 当初选择读大学院，其中一个现实原因，就是希望通过日本的硕士学历提高高度人才积分。硕士学历可以加分，学校本身符合条件也可以再加分。 现在，我的高度人才打分早已超过80分，可即便如此，依然没有觉得轻松。 因为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只要还没有取得日本国籍，自己的生活就始终建立在一种可能变化的制度之上。一次政策调整，或许就会改变一个外国人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人生安排。 日本当然是日本人的国家。作为外国人，我没有决定这些政策的权利，也理解日本政府需要根据本国的社会状况调整外国人政策。 但理解，并不意味着不会感到不安。 政策调整所影响的，不只是未来是否还有人选择来日本，更影响着那些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年、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并且一直以“留下来”为目标努力的人。 以后准备来日本的人，看到门槛越来越高，或许可以及时改变目的地。 反而是像我这样已经在日本生活了几年的人，处境最为尴尬。 去欧美国家，我的语言能力和经济条件可能不够；回到中国，又并不是我会选择的道路；继续留在日本，却不知道自己现在所做的努力，在几年以后还能不能符合新的规则。 身边有朋友已经放弃直接就职，准备继续在日本读博士，希望通过延长留学时间等待新的机会。 在日本读书的四年里，我支付的学费已经接近500万日元。可是在网络上，留学生常常被骂成“蛀虫”，好像我们来到日本就是为了占便宜。 我有时也会认真想，留学生到底享受了什么特别的福利？ 可能只是作为收入较低的留学生，国民健康保险缴得少一些。除此之外，学费、房租、生活费、考试费和各种行政费用，都是自己承担。毕业以后，我们同样需要工作、缴税、缴纳社会保险，也同样要接受在留资格的审查。 在日本生活的这几年，我总体上是开心的，也真心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日本人和日本社会。 正因为我曾经对这里抱有很大的期待，今天才会变得不安。 在日本的几十万留学生中，或许有很多人和我抱着相似的想法来到这里：认真学习，毕业后找到工作，然后凭自己的努力慢慢留下来。 可真正来到以后才发现，留下来并不是一场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结果的考试。 个人可以规划学业、提高语言能力、寻找工作，也可以努力遵守所有规则，但个人无法预测几年后的政策会变成什么样。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对制定政策的人来说，这可能只是居留年限、积分标准或者审查条件的调整；但对一个普通外国人来说，它所改变的，可能是已经投入数年时间的人生，以及原本相信能够抵达的未来。

接这个话题，多聊一下为什么中国外汇管制越来越严格和谨慎。 基本上读过经济学/金融学相关的本科，都知道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相对稳定的汇率、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可兼得。 CN在这三角里，最看重的是政策独立性，而且能明显看到近几年以来，在发力堵上一些口子之后，管制力度越来越紧。这个有一定的历史惯性。 历史上经过94汇改、05和15汇改对央行最大的一个启发在于，资本跨境流动管理不是一个简单的边缘性、临时性的危机管理工具，它应该放在整个宏观管理，作为日常管理的一个重要工具。特别是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让央行意识到资本账户的开放，的确会放大外部冲击。 如果更深层次去看，这跟经济体的结构也有关系。 一个是中国储蓄率很高（企业和个人），那么对应的就是资产配置的需求也很高。如果资本账户放开，自然会去找海外资产配置渠道，很容易形成单边冲击，资本外流的速度会非常快。 不是因为没钱，恰恰是因为钱很多。恰恰是没钱的穷国家，根本不需要外汇管制。 另一个则是我国当前金融体系是以间接融资为主，也就是银行为主，围绕银行的则是房地产、城投债、企业债务等。客观来说，承压能力非常一般。很容易会被汇率打穿。资本管制本质就是为了切断自我贬值的预期。 代价自然也是有的。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或者受控下的人民币国家化进度是非常慢的；另一部分导致国内金融市场的市场效率极低，过分依赖间接融资。 那么资本市场比如说A股，国内资产定价很难完全由全球资本共同参与形成。再叠加政策干预、产业导向和投资者结构不成熟，A 股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价格信号扭曲和资源配置能力不足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A股某些情况下会跟融资市非常像，而不是投资市。 不是说A股不值得投资，而是一个企业能不能获得融资、估值能不能抬高，并不完全取决于长期盈利能力，也和政策方向、产业导向、监管高度相关。 此外更为积重难返的问题则是，金融资源的流向问题，天然会去到抵押品充分、政府信用极强的政府部门，高增长阶段是没问题的，但是经济一旦进入低增长，债务沉淀和资产负债表的压力也会急速增长。 这些年央行反复去讲提高金融配置效率，本质原因也是在此，但这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监管很容易既要又要，风险回报的基本判断会扭曲成对监管指标的达成。 于是产业周期和轮动的速度会显著加快，阶段性的反复过热，今天是新能源，明天是半导体，后天是Ai。 市场不能够持续惩罚低效公司，那么高质量的企业也很难拔尖。同时也会让监管难度急剧上升。 所以，从一个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在低增长阶段，结构和配置效率会比总量分析更有价值。这也就是路径的代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