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回應美英法德涉海言論：應停止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25日主持例行記者會。有記者提問：據報道，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對中國近期在台灣島以東海域的活動表示關切，稱中國在該海域部署海警威脅所謂“航行自由”。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郭嘉昆：根據中國國內法和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中國在台灣島以東海域擁有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中方有關部門在該海域開展相關執法巡查活動，是依法行使管轄權，維護地區穩定和海上秩序的正當舉措，也是針對日本、菲律賓操弄劃界議題，侵害中方海洋權益的必要行動。 有關國家應尊重中方主權、領土完整和海洋權益，停止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有關機構不應發表與身份不符的言論。民進黨當局對日本、菲律賓侵權行徑裝聾作啞，視而不見，卻拉攏貼靠外部勢力對中央政府維權行動大肆攻擊抹黑，鼓譟“台獨”分裂謬論，這再次暴露出民進黨當局冥頑不化的“台獨”本性和背叛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醜惡嘴臉，必將遭到兩岸同胞的唾棄和歷史的清算。

【商務部回應近期日本經濟界人士接連訪華】中國商務部25日舉行例行新聞發布會。有記者問，近期，#日本# 經濟界人士接連訪華。請問中方是否調整了對日本經濟界訪華交流的態度？中方對日本企業有何期待？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何亞東表示，中國持續擴大高水平開放，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同世界各國開展互利共贏的經貿交流與合作，共享發展機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涉台錯誤言論，嚴重損害中日關係政治基礎，給中日經貿合作帶來嚴重負面影響。希望日本經濟界從自身利益出發，敦促日本政府切實反思糾錯、為兩國經貿合作重回健康發展軌道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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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西方和日本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疯狂反对？而未见反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夏商周断代成果刚一发布，西方马上威胁，扬言要将报告撕成碎片！ “一个衰败了的国家，什么都会被人掠夺！而掠夺之甚，莫过于连本国的历史，都会被旁人无端地改变！” 清末以来，中国国力衰落，弱到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只恶狗都能来咬我们一口！ 从那时起，西方出现了公然否定中国文明的声音，他们肆意地定义和删除我们的历史，搞得国人也一度自我怀疑。 赢了冷战之后，西方更加气焰嚣张，甚至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古以来都是最好的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点。 捎带着，西方学术界也盛气凌人，他们认为：中国人不应该为我们的悠久历史，和古代遗产感到自豪。 中国的考古应该和埃及一样，由西方学者来推动，中国人的历史必须他们认可，否则毫无价值，他们才是文明的裁判。 中国史书的纪年时间，只能确定到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这样算下来，中国的历史只有2800多年。 《史记》虽然多对夏商周有记载，但是多数时间模糊不清，再加上记有三皇五帝的部分神话传说，所以是不算数的。 1995年，国家科委主任在埃及访问时，发现人家有年代的确切记载也就公元前664年，比咱们的还晚一百多年。 但是他们通过重塑年代表，确定了许多古代王朝，把历史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 这给宋主任提了醒，中国需要用严谨的态度，探究历史，找回自己的文化自信。 于是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国家有关部委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共组织了二百多位专家学者参与进来。 工程定下的目标有三个： 1、西周阶段，确定早期各王准确年段。 2、商朝，确定武丁后各王的准确年段。 3、夏朝和早商，给出各王基本的年段。 历时五年多的努力，搜集、整理、鉴定各种甲骨文，金文等传世文献，推算天文历法，工程所定的44个课题基本攻克。 项目组发布了《夏商周年代表》： 夏朝，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 商朝，大约，开始于公元前1600年； 周朝，确定，开始于公元前1046年。 为什么周朝如此确定？是因为项目组从一件西周青铜器上找到了答案。 这件青铜器叫作“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其底部的铭文，明确记载了武王伐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甲子朝”，指的是“甲子日的清晨”。“岁鼎”，描述的是“岁星当空”的景象。岁星就是木星。 学者们根据这些记载，结合木星运行规律，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具体日期，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然后又去周原遗址，丰镐遗址取样进行了碳十四测年，所有证据都指向这一时间，确定无疑，破解了历史之谜。 利簋确定了周代商的具体时间，那么商代夏的时间是怎样推算的呢？ 确定商代年段的核心是三重证据法： 甲骨文、商城遗址、碳十四测年。 商朝考古有三座重要的都城遗址，分别是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 三座遗址构起了从早商，中商到晚商的文化序列，它们的地层提供了大致的年代框架。 然后用碳十四测年的方法，能给出绝对的年代区间，误差在70年之内。 最绝的甲骨文的记载，锁定了关键节点。 没有商人对祭祀和天象的狂热记录，再先进的手段也无力回天。那些刻在甲骨上的星象，如今都成了穿越时空的密码。 甲骨文记载了五次月食记录，简直就是三千年前的天文时钟，成为断代的关键锚点。 特别是那句“己未夕皿庚申月食”，和天文学推演的公元前1198年12月27日的那场月食完美契合。 这可直接把武丁的在位年段，固定在公元前1250～1192年。 这些发现不仅确定了商朝的时间坐标，更实证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商王世系的惊人准确性，使商朝成为全球公认的青铜文明典范。 夏朝的断代工程最具有挑战性，他缺乏像甲骨文、利簋那样的文字佐证，做不到商周一样的准确节点。 尽管困难重重，工程组还是通过系统整合证据，使夏朝从“传说”具备考古实证，重构了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起点坐标。 夏代的关键遗址也有三座：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新寨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 登封王城岗，发现大型城址，被认为是禹都阳城的遗留。 新寨遗址，发现三重护城壕沟，六大都邑之一，夏帝太康到相的都城。 偃师二里头，这是被国内主流学者公认的夏朝晚期都城遗址。史书中的“少康居之”的斟鄩城。 至于有人说的山西陶寺，发现有关尧帝的刻符，一般被认为尧都。大禹接尧舜的班，所以可能是先夏的遗址。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二里头遗址。城址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一个宫殿就有10万平方，这样的宫殿有13座。 这里有井字形的道路规划，作坊区，祭祀区，居住区分布有序，最早的中轴线成为后世所有王朝的都城典范。 这里出土了青铜礼器群，绿松石龙形器，各类玉刀，玉钺，玉璋，陶器超过1.5万件。 总之，二里头遗址作为东亚最早的核心都邑（宫城、青铜礼器、城市规划），符合文献对夏朝“家天下”国家的描述。 以二里头为核心，工程组通过文化序列构建、碳十四测年、文献天象推算、都邑遗址推定，对夏朝进行了系统性断代。 将传说时代的夏朝纳入信史框架，确定公元前2070年为中华文明起点。 然而，中国的这份夏商周年代表一经发布，便招来了西方的威胁，他们扬言要当众把报告撕成碎片！ 他们说，中国人有一种沙文主义倾向，想要把历史拔高到和古埃及一样。 他们对中国竟然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感到忿忿不平，因为在甲骨文没有发现之前，他们连商朝都是不予承认的。 现在，他们又一次对中国的历史指手画脚，抨击的焦点集中在了夏朝是否存在？ 按照他们的标准，不管你的史书上记载的多么清楚，也不管你二里头遗址挖出了多少宫殿，作坊，青铜器。只要没有一块刻着“这就是夏都”的甲骨出现，一切都不能作数。 好吧，你们手握评判权杖，连吟游诗人的口头文学作品都能当做历史，却对《史记》百般质疑。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夏朝不是不存在，它就在那里，看你想用什么方法认识！

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后来到了甘肃一个叫哈达铺的地方。这里的条件和群众非常好，每个伙食单位都买了羊肉和白面，几个月不吃油盐的指战员，都痛快地吃了几顿饱饭。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翻过岷山，走进了甘肃南部一个叫哈达铺的小镇。这支队伍从江西出发时八万多人，走到这里只剩下七千出头。 他们刚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又打了腊子口那一仗，彭德怀后来写到从俄界到哈达铺那段路，说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走在后面的部队常有同志无缘无故倒在地上就死了。 活下来的人脸色蜡黄，身上没有几两肉，几个月没沾过油盐，肚子里装的全是野菜和煮过的皮带。 可哈达铺跟红军一路上见到的那些荒凉地方完全不同。镇子夹在两山之间，种粮食也产药材，一条一千二百多米长的街道上开着三百多家铺子，卖布的、开药铺的、做饭馆的，什么都有。 杨成武回忆他们进镇子那天，说山坡上绵羊成群，地里谷穗黄澄澄的，农民在田里干活，简直像换了个世界。 镇上的老百姓看见红军，没有半点害怕，主动腾房子给他们住，还抬着猪、背着粮食、挑着蔬菜赶来慰问，连刚做好的布鞋都塞到战士手里。 红军总政治部下了命令，每人发一块大洋改善伙食，喊出“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 哈达铺的东西便宜得出奇，一头百十斤重的猪五块大洋，一只肥羊两块，一块大洋能买五只鸡，一毛钱十个鸡蛋。鲁大昌的部队逃跑时还丢下几百担大米白面和两千多斤食盐。 各伙食单位开始杀猪宰羊，几个月没吃过油盐的指战员们终于痛痛快快吃了几顿饱饭。 成仿吾在《长征回忆录》里写得很明白：“每个伙食单位都买了羊肉和白面，几个月不吃油盐的指战员，都痛快地吃了几顿饱饭。”有战士端着白面馍馍咬一口，说到了哈达铺，吃上白馒头，过年啰。 有的伙食单位还请驻地群众一起会餐，给回民特意设了清真席。吃饱了饭，他们洗澡理发，缝补军装，那些蓄了几个月长胡子的年轻人剃完头刮完脸，一个个又精神起来。 哈达铺的老百姓不光给吃给住，还拿出了更多东西。 纪念馆里的统计表记着，不到一万人的小镇支援了中央红军两万斤食盐、二十万斤粮食、五千斤食用油、一千匹骡马、七千双布鞋，几乎把家底都搬了出来。 肚子填饱了，红军在哈达铺还办了一件大事。 毛主席住在镇上一家中药铺里，派侦察连去找些报纸来。他们从邮政代办所搜到一批《大公报》《中央日报》，上面登着国民党的“剿匪”新闻。 可正是这些新闻透出陕北的消息，全陕北二十三县差不多都有共产党活动，完全赤化的有八个县，赤卫队二十多万，红军两万。 毛主席又找来陕西神木人贾拓夫，听他详细讲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在陕北创建根据地的情况，说那里群众苦，要求革命，地方偏僻，能跟反革命势力周旋。 1935年9月22日，毛主席在团以上干部会上明确说：“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跑了将近一年，这支队伍终于知道自己要往哪儿走了。 哈达铺不光让红军吃饱了肚子，还让他们找到了方向。后来杨成武说，这里是长征途中名副其实的加油站。 部队在镇上还进行了整编，把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合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当司令员，毛主席兼政委。宣传科科长彭加伦写了首歌叫《到陕北去》，唱道“陕北的革命运动大发展”。 第二年，红二、四方面军也到了哈达铺，在陇南活动七十多天，筹集六万多斤粮食，陇南一带先后有五千多各族儿女参加了红军。 那些在雪山草地上差点饿死冻死的年轻人，在哈达铺吃上了羊肉和白面，穿上了新布鞋，理了发刮了胡子，然后唱着歌继续往前走。 这个不起眼的甘肃小镇，就这样把长征路上最艰难的一段接上了新的方向。

隻手難遮的仰望：從家庭教會的屋頂，看極權與信仰的生死結 楊純華 ​這幾年，關於中國大陸家庭教會被查封、牧師被帶走、十字架被拆除的新聞，早已不再是新聞，而是變成了一種常態性的背景噪音。那些本該在主日傳出讚美詩的聚會所，被貼上了冰冷的封條；那些拒絕將政治標語掛進講壇的傳道人，轉瞬之間成了法庭上的囚徒。 ​每當看到這類消息，人們總不免產生一個巨大的困惑：中國《憲法》第三十六條明明赫然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為什麼一個掌握著軍隊、武警、大數據監控和龐大經濟體系的強大政權，會如此容不下幾十個、幾百個在民房裡低聲祈禱的普通信徒？為什麼他們甘願公然撕毀自己寫下的憲法承諾，也要把這群人趕盡殺絕？ ​要理解這種近乎偏執的恐懼，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中留下的洞見，恰好提供了一面最好的鏡子。 ​兩套靈魂重塑計畫的對撞 ​托克維爾在19世紀考察美國時，曾驚嘆於宗教信仰與自由制度之間的微妙平衡。他發現，美國的宗教不直接掌權，也不靠政府強迫，卻能通過家庭、社區和道德，在社會深處發揮約束人心、維系穩定的作用。 ​「自由如果失去信仰，很容易變成放縱；民主如果失去道德，很容易滑向多數人的暴政。」 ​托克維爾敏銳地看到，宗教為世俗社會提供了一個超越物質的道德邊界和最高責任。 ​而這，恰恰點中了中共最深層的政治死穴。 ​在極權主義的邏輯裡，政權不僅要統治人民的肉身，更要壟斷人民的靈魂。中共的意識形態本質上是一種「世俗宗教」，它要求絕對的效忠、唯一的真理，以及對領袖和組織的無限崇拜。當一個基督徒宣稱「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並將《聖經》的誡命置於世俗政權的指令之上時，在統治者眼中，這不是個人的信仰選擇，而是一種政治上的不絕對忠誠。 ​如果人民心中有了更高的敬畏，他們就不再容易被恐懼徹底瓦解；如果社會有了獨立於權力之外的道德準則，政權的黑白顛倒、指鹿為馬就無法輕易得逞。打壓宗教，本質上是為了清除思想市場上的「競爭對手」，確保權力對靈魂的絕對壟斷。 ​恐懼自治：組織化的焦慮 ​托克維爾特別指出，美國的偉大在於把「政治自由、社會自治和宗教信仰」結合在一起。宗教培育了守法的公民，同時也訓練了人們在社區中彼此連結、共同承擔責任的能力。 ​然而，在中國的統治術中，「社會自治」本身就是一個禁忌的詞彙。 ​極權統治的底色是原子化社會——把每個人孤立成無依無靠的個體，讓他們只能向權力依附。而家庭教會恰恰具有極強的橫向連結能力。在這裡，沒有官方的行政撥款，信徒們卻能自發組織聚會、彼此互助、關懷弱勢、甚至自辦教育。這種基於共同信仰而產生的凝聚力、信任感和高度自治性，讓習慣了控制一切的體制感到極度焦慮。 ​在他們眼裡，一個不受黨委書記領導、不聽從街道辦指揮、卻能讓成百上千人風雨無阻聚在一起的組織，就是對政權潛在的威脅。不管你是在查經還是在祈禱，只要你「非官方組織化」，就是原罪。 ​憲法只是權力的「晴雨表」 ​那麼，既然要打壓，為何又要在《憲法》裡寫上「信仰自由」？ ​這恰恰展現了實用主義的犬儒本質。在外界看來，《憲法》是一國之根本，是限制政府權力的法律邊界；但在這裡，《憲法》往往被當作對外展示的櫥窗、或是特定歷史時期統戰的工具。 ​當政權需要營造開放形象、吸引外資時，「信仰自由」就是寫給國際社會看的漂亮履歷。 ​當政權感到安全感缺失、社會控制需要收緊時，憲法條款就可以隨時被各類「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行政法規和內部文件架空。 ​正如托克維爾所言，美國的宗教與國家保持距離，反而獲得了更廣泛的社會影響力。而在中國，當局試圖通過「宗教中國化」將所有教會閹割為權力的附庸，要求「愛國教」必須高於「愛信仰」。這種對憲法條款的公然踐踏，暴露出的是統治者對社會失控的極度恐懼。 ​結語：高牆與小草 ​托克維爾看到，宗教提醒人們「個人並不是世界的中心，欲望不能成為唯一準則」。一個缺乏信仰與敬畏的社會，最終會滑向道德的沙化與權力的暴政。 ​中共對家庭教會的打壓，看似是一場力量懸殊的圍剿：一邊是國家機器的鋼筋水泥，一邊是手捧聖經的血肉之軀。但歷史無數次證明，權力可以拆掉有形的十字架，卻無法拆除人心中對超越性價值的渴望；高牆可以禁錮肉體，卻無法阻擋靈魂向光生長。 ​當一個政權需要動用整部國家機器去對抗幾個在客廳裡唱讚美詩的信徒時，這場博弈的勝負，其實在精神層面上早已有了定論。 作者系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博士班將畢業要上就業市場的時候，我聽從了當時正因為Freakonomics火紅，芝加哥大學教授Steven Levitt公開的建議，取了個美國化的名字。他說他都這樣建議他為數眾多的國際學生這麼做，因為他的研究證實，「名字」充滿了許多訊息，會給僱主認識到你是不是非常願意融入環境、擁抱當地的文化，你是不是想和其它人一樣，而決定要不要給你加分。講到這裡，就很多人想要舉反例，但是愛舉反例的人，常常不了解這種實證研究的意義，就業結果的差異，當然是有很多因素造成，但這種設計良好的實驗，真正的解讀方法是，「如果兩個各方面都一模一樣的人，取了一個美國化的名字那個，會有比較好的就業結果」。我那一年的就業市場正在金融風暴的谷底，任何一點加分的機會，我當然不能錯過。 Levitt的意見，放在今時今日，那是非常政治不正確的。我都可以想見各式各樣的批評，「死白男，你憑什麼要人家放棄自己的身份認同」「為什麼不擁抱自己的文化」「你很好，沒有需要改變」「是別人該來學你的名字怎麼唸，而不是你要配合他們」「世界本應該如此多元」諸如此類的看法。如果是個人的價值觀，自我的選擇，我都沒有意見，但在現實上，這些批評並沒有辦法改變這個世界上，人生下來就存在的偏見，也許社會比較文明了，社會比較多cancel文化了，這些偏見不敢顯露出來，但一直都在而去除不了，只是變成隱性的偏見而已，這也是Levitt和Ronald Fryer等人研究的價值，人是會說一套，做一套的，所以有人選擇保留自己驕傲的一切，有人極力融入新社會，那都沒有關係，「名字」的訊號傳遞機制，不會因為你做了什麼，或是不做什麼，而失去作用。所以，你看為什麼這麼多東亞移民，給小孩取名字，都是非常美國化的名字，那是一個想要融入的心情，那是一個務實的心態。反觀印度人...... 但這些強調要政治正確的左派意識型態，其實還是有害的。首先，這些高大上的多元價值讓新世代對社會的運行有誤解，造成他們的認知和現實有落差。但更大的問題是，這種多元價值幾乎都不可避免地變成紅衛兵的鬥爭手法，為什麼Levitt現在不太敢再講這些實證上反多元的研究？因為那是會被人cancel的大逆不道言論。現在美國的教育界，不管是中小學，還是高等教育，通通是這種多元的氛圍，所以多數的老師，自己言論審查的厲害，而一旦開始懼怕被告發，那就當不了老師了，因為老師很多時候，是要「教育」學生，是帶有價值判斷的傳道責任。而一旦老師不敢要求，那學生其實就失去了學習做人做事道理的機會。一如我之前所說，大學的價值一在credentials，二在無憂無慮的四年探索，而如果老師都是畏首畏尾，那這個探索的過程，這個讓青少年成熟的獨特經歷，就少了一些能導正行為和看法的力量。 所以，我的課，不准用手機和電腦。學生可以遲到，可以中途離席上廁所，但我都很明白告知，你有你的來去自由，但你要知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本帳，記載了和所有人的往來好壞，你每次上課都要晚來，或者是都要用上課時間上廁所，你雖然不會在這堂課被扣分，但你在我的私人帳裡，會一直都是負值，你的印象分數就是負的。當你身邊的人，對你的帳上，記的都是這些負值，你就把自己在社會成功、人生幸福的機會一降再降，如果不自己想辦法改變，那也不要日後悔恨。是的，我就是那個沒有政治正確危機感的說教老頭，但這不就是學校給我終身職的立意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