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独裁者的行动手册《革命蓝图》】 新书出版‼️ 六四37周年之际,我们推出中文版 #革命蓝图# 以飨读者! 作者斯尔贾·波波维奇是推翻塞尔维亚独裁者米洛舍维奇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之一,创办“应用非暴力行动与战略中心”培训50多国活动家,其学员参与格鲁吉亚玫瑰革命 乌克兰橙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社会运动 该书是务实的社会抗争行动指南，可以说是“社会活动家必备手册”。该书以故事丰富、可读性强、实用性强、创新性强著称，受到包括《卫报》和《纽约时报》在内多家媒体好评。《纽约时报》称，波波维奇愉快地颠覆了大多数人对非暴力斗争的常见认知。《波士顿环球报》称，该书提供了一套清晰、结构良好、易于应用的实践原则，适用于“大卫对抗歌利亚式”以小博大的抗争。 根据基于1900–2019年间大量历史数据的政治科学国际前沿研究，非暴力抗争不但是1970年代以后各国社会占压倒性多数的主要抗争形式，其成功率还是暴力抗争的两倍。 对简体中文读者来说，《革命蓝图》确实堪称颠覆了中国人对非暴力抗争的认知，有助于纠正社会偏见和认知误区，填补视野盲点和补充抗争工具箱。不管是访民、维权人士、人权活动家、不同政见者、新闻出版和传媒工作者，还是广大的政治反对派群体，乃至Z世代一般网友，都可以从本书中获得直接启发。专制政权的统治及其弱点将不再是秘密。将这些秘密祛魅以后，务实的抗争者将不再被恐惧束缚手脚。 务实的社会活动家和各种类型的实践者们，正好利用该书来充实知识库和武器库，也可以用来培训和自我训练。中国眼下抗争活动陷入低潮、抗争形式多样性衰竭、社会变革道路受阻，正好需要像《革命蓝图》这样的专业指导来补充新鲜血液。 公众在政治热情尚未被残酷现实扑灭之前，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绝处逢生：从行动指南中，找到振奋社会和荡涤悲观情绪的灵感启发，让公民社会从灰烬中重燃希望，为改变现状和推进社会变革，酝酿新一轮抗争浪潮。 《革命蓝图》简体中文版由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策划、#中国行动出版社# 出版，向广大中文读者免费发行，希望借此鼓励公众积极学习各国抗争经验，自发探索属于中国的社会变革道路。 电子中文版《革命蓝图》将于六月四日 正式在 中国行动网站、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网站、光覆之路网站 刊发，届时读者将可免费下载《革命蓝图》。 #最好的纪念是新的抗争# ！

我认识了一个做投资的大哥。 这人其貌不扬，穿个拖鞋就能去谈几千万的项目。 我问他，你决策这么准，是不是有什么内部消息？ 他点了根烟，说：“我有个屁的内部消息。我就是个贝叶斯主义者。” 我当时惊讶。。。贝叶斯？那个概率论里的公式？这玩意儿跟投资有啥关系？ 他看我一脸懵，就笑了。他说：“你以为贝叶斯是个数学公式？贝叶斯是一种活法。” 那天他跟我聊了三个小时。我听完之后，后背发凉。因为我发现，我过去三十年的思考方式，全是错的。 一、 先说贝叶斯到底是个啥。 你肯定听过那个公式：P(A|B) = P(B|A) * P(A) / P(B)。别怕，不用记。你就记住一句话： 根据新的证据，不断调整你的判断。 就这么简单。 但简单归简单，真正能做到的人，万里挑一。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早上出门，看见天阴了。你心里想，今天可能要下雨。这个“可能要下雨”，就是你的先验。就是你根据过去的经验，对一件事的初始判断。 然后你出门，感觉空气湿漉漉的，风也起来了。这时候你更相信要下雨了。这个“感觉”，就是新证据。 你根据这个新证据，把你的判断从“可能下雨”调整到“大概率下雨”。这个调整后的判断，就是后验。 然后你走到半路，一滴雨砸在你脑门上。你立刻把判断调到“肯定下雨”，然后跑起来找地方躲。这就是再次更新。 你看，你每天都在用贝叶斯。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二、 但大多数人用贝叶斯，只用了一半。哪一半？收集证据的那一半。他们不用更新判断的那一半。 什么意思？ 你想想，你是不是经常这样：你跟一个人吵架，你认定他就是个自私的人。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明明是为你着想，你却说：“他肯定是有目的的。”他帮你，你觉得他虚伪。他沉默，你觉得他冷血。他解释，你觉得他狡辩。 你收集了所有证据，但你从来不更新你的判断。你的先验是“他是个自私的人”，然后所有新证据，你都用来强化这个先验，而不是修正它。 这不叫贝叶斯。这叫确认偏误。 贝叶斯思维最狠的地方，就是它要求你：当证据足够强的时候，你得承认自己错了。 不是嘴上承认，是心里真的改。 我那个投资大哥跟我说，他每年都会复盘自己看错的项目。他说，看错不可怕，可怕的是看错了还不改。他说，他每次做决策，都会先写下来：我现在的判断是什么？我为什么这么判断？然后等三个月，等半年，看结果。如果结果跟判断不符，他就问自己：是证据不够？还是我的先验错了？ 如果是先验错了，他就改。改得越快，亏得越少。 三、 贝叶斯思维里，有两个东西特别关键。一个叫基础概率，一个叫似然比。 基础概率，就是你还没看证据之前，这件事本身发生的概率有多大。 我举个特别经典的例子。假设有一种罕见病，发病率是千分之一。现在有一种检测方法，准确率99%。就是说，如果你有病，它99%能测出来。如果你没病，它也有99%能测出来是阴性。 现在你去体检，检测结果是阳性。请问，你真正得病的概率是多少？ 大多数人会想：99%啊，完了，我肯定得病了。 错。大错特错。 我们来算一下。一千个人里，有一个人得病。这个人检测阳性，概率99%，所以有一个真阳性。剩下999个人没病。但检测有1%的误报率，所以999个人里，大概有10个人会被误报为阳性。 现在你告诉我，在11个阳性里，真正有病的只有1个。所以你得病的概率，不是99%，而是1/11，大概9%。 你看，这就是基础概率的力量。你被那个“99%准确率”吓到了，但你忽略了“这个病本身发病率只有千分之一”这个基础概率。 我那个大哥说，他看项目，第一件事就是问：这个事儿，在行业里，成功的基础概率是多少？如果这个行业90%的人都失败了，那你就别听创业者吹得天花乱坠。先把这个90%放在心里，然后再去看他的证据。 似然比是什么？就是一个证据，在“你对”的情况下出现的概率，除以在“你错”的情况下出现的概率。 我举个例子。你怀疑你老婆出轨。你发现她最近经常加班。这个“加班”的证据，有多强？ 如果她出轨了，她加班的概率可能是70%（要腾出时间）。如果她没出轨，她加班的概率也可能是70%（工作忙）。那这个似然比就是70%/70%=1。意思是，这个证据屁用没有。它不改变你的判断。 但如果她出轨了，她加班的概率是70%。她没出轨，加班的概率只有20%。那似然比就是70/20=3.5。这个证据就比较强了，能把你的判断往“出轨”那边推一推。 你看，不是所有证据都叫证据。只有能区分两种假设的证据，才叫证据。 贝叶斯思维就是教你：别被那些似然比为1的证据带偏。 别因为对方今天没回你微信，就觉得他不爱你了。因为他不爱你的时候可能不回微信，他忙的时候也可能不回微信。这个证据，区分度太低。 四、 好，道理讲完了。现在我给你走一遍完整的。就一个问题：我对象是不是不爱我了？ 这是贝叶斯思维最实用的场景，没有之一。 假设你最近觉得对象不对劲。回消息慢了，电话也少了，你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你心里开始犯嘀咕：他是不是不爱我了？ 大多数人会直接跳到结论：他肯定不爱我了。然后开始翻旧账，越想越气，最后要么冷战，要么大吵一架。 但如果你用贝叶斯思维，你会怎么做？ 第一步：先定先验。 在你观察到他冷淡之前，你觉得他爱你的概率是多少？ 你们在一起两年了，平时感情不错，没有大的矛盾。那你先定一个：80%。就是说，在没有新证据之前，你相信他80%是爱你的。 这个80%，就是你的先验。 第二步：看第一个证据。 他最近回你微信很慢。 现在你问自己两个问题： 如果他还爱你（80%的那个假设），他回微信慢的概率是多少？ 可能是20%。因为他最近项目忙，加班多，或者他就是个不爱看手机的人。 如果他不爱你了（20%的那个假设），他回微信慢的概率是多少？ 可能是70%。因为他在疏远你，不想跟你说话，看到消息也不想回。 现在算一下。先验是80%对20%。证据的似然比是20%比70%，也就是0.29。 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证据，更偏向“他不爱你了”那一边。因为它在不爱你的情况下出现的概率，比在爱你的情况下出现的概率，高了两倍多。 更新之后，你的后验是多少？ 大概从80%降到了 62%。 你看，降了，但没崩。你还是倾向于相信他爱你。但你的信心，从80%变成了62%。你心里有了警惕，但还不至于直接翻脸。 第三步：看第二个证据。 他又忘了你们的纪念日。 再问那两个问题： 如果他还爱你，他忘纪念日的概率是多少？ 可能是15%。因为他最近真的太忙了，或者他本来就是个记性差的人。 如果他不爱你了，他忘纪念日的概率是多少？ 可能是60%。因为他不把你放心上了，纪念日对他来说不重要了。 似然比是15%比60%，也就是0.25。又是一个强烈偏向“不爱”的证据。 从62%再更新： 大概降到了 38%。 现在，你已经从“大概率爱我”变成了“大概率不爱我”。但还没有到100%。 第四步：看第三个证据。 你翻他手机，发现他跟前女友最近有联系，聊天记录删了一部分。 再问： 如果他爱你，他跟前女友联系还删记录的概率是多少？ 可能是5%。因为正常交往不需要删记录。删了，说明有问题。 如果他不爱你，他跟前女友联系还删记录的概率是多少？ 可能是80%。因为他已经在找退路了。 似然比是5%比80%，也就是0.06。这是一个极强的证据。 从38%更新： 大概降到了 3%。 现在你可以行动了。因为你的判断，已经从“他可能不爱我了”，变成了“他几乎肯定有问题”。 你看，贝叶斯思维不是让你不生气。它是让你在该生气的时候才生气，该翻脸的时候才翻脸。 大多数人是什么样？第一个证据出来，就炸了。直接跳到100%的结论，然后大吵大闹，最后发现可能只是误会。 而贝叶斯思维让你一步一步走。每一步都算概率，每一步都更新判断。等到证据足够强了，你再行动。这时候你的行动，是有根据的，不是情绪化的。 五、 那怎么把这个思维，用到生活里？ 我给你三个心法。 第一个心法：把你的判断，从“是/不是”变成“百分之多少”。 大多数人想问题，是二元的。要么对，要么错。要么爱，要么不爱。要么行，要么不行。 但贝叶斯思维告诉你，世界不是二元的。世界是概率的。你的每一个判断，都应该是一个概率。 你觉得这个项目能成吗？别说“能”，说“我觉得有60%的概率能成”。你觉得这个人靠谱吗？别说“靠谱”，说“我目前觉得他80%靠谱”。 为什么？因为一旦你用了概率，你就给自己留了更新的空间。如果他说60%能成，结果没成，你不会崩溃。因为你知道还有40%的可能。但如果他说“肯定能成”，结果没成，他就崩溃了。 第二个心法：每次遇到新信息，问自己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果我的判断是对的，这个信息出现的概率有多大？ 第二个问题：如果我的判断是错的，这个信息出现的概率有多大？ 如果两个概率差不多，这个信息不重要，别理它。 如果第二个概率远大于第一个，这个信息非常重要，你得认真对待，甚至要改判断。 我那个大哥跟我说，他当年投一个项目，所有人都说好。但他发现一个细节：这个项目的创始人，在提到竞争对手的时候，眼神闪了一下。他就问自己：如果这个创始人真的胸有成竹，他提到对手会眼神闪吗？可能会。但如果他其实心里没底，他提到对手会眼神闪吗？更可能。所以这个证据，让他把判断从80%下调到了65%。后来这个项目果然出了问题。 他说，细节不是用来证明你对的，细节是用来修正你的。 第三个心法：记录你的预测，然后复盘。 这是贝叶斯思维里最反人性、但也最有用的一步。 你每次做判断，都写下来：我现在认为这件事的概率是多少？为什么？ 然后等事情发生。如果结果跟你预测的不一样，你就问自己：是我先验错了？还是我忽略了某个证据？还是我高估了某个证据？ 慢慢地，你的预测会越来越准。你的证据权重会越来越合理。你的判断会越来越接近真相。 我那个大哥说，他有个本子，记了十几年。上面全是他的预测和复盘。他说，这个本子，比任何商学院都值钱。 六、 最后，我想跟你说一个我自己用贝叶斯思维改变的事。 我以前特别容易生气。别人说一句我不爱听的，我立刻炸。后来我用贝叶斯思维问自己：我为什么生气？因为我有一个先验：他应该尊重我。 当他没有按照我期待的方式说话时，我的先验被挑战了，我就炸了。 但后来我想，这个先验本身，概率是多少？一个人，在所有时候都尊重我，这个概率有多大？其实不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他可能只是今天心情不好，可能只是说话直，可能只是没意识到。 所以我把先验调低了。我不再默认“所有人都应该尊重我”，而是默认“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是善意的，但偶尔会冒犯我”。这个先验更符合现实。 然后我再遇到类似情况，我就不炸了。我会想：他这句话，是真的针对我，还是只是随口一说？这个证据，在“他针对我”的情况下出现的概率是多少？在“他只是随口一说”的情况下出现的概率是多少？ 很多时候，算完发现，似然比接近1。也就是说，这句话根本不能说明他针对我。那我生什么气？ 你看，贝叶斯思维，不只是让你决策更准。它还能让你情绪更稳。 因为你知道，你的判断，只是一个概率。既然是概率，就有可能是错的。既然是可能错的，那就不值得为它拼命。 七、 所以，什么是贝叶斯思维？ 它不是让你变成一个冷冰冰的机器。它是让你变成一个更聪明、更开放、更不容易犯错的人。 它告诉你：你的每一个信念，都不是真理。它只是一个当前最好的假设。 它告诉你：新证据来了，你要做的不是捍卫自己，而是更新自己。 它告诉你：承认自己错了，不是失败。承认自己错了，是进步。 我那个大哥最后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记到现在。他说： “我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改得快。” 你品品这句话。 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证明自己对。而真正厉害的人，一辈子都在修正自己。 这就是贝叶斯思维。 不是让你更自信，是让你更准。 不是让你更固执，是让你更活。 从今天起，试着把你的判断，从“是”改成“概率”。试着遇到新证据的时候，问自己那两句话。试着记录你的预测，然后复盘。 你会发现，你变了。 你不再是那个被情绪和偏见牵着走的人。你成了一个不断逼近真相的人。 这，才是真正的投资策略和自由。

说起移民 我其实还是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时间。 2006年，凤凰网的事情突然发酵，我被单位停职检查，一直没有一个结果，然后我们就全家去了北京。 期间有个美国的朋友，回国见面，有跟我们提起过移民的事，他的意思是你们赶紧好好学英文，然后看看怎么出去。 当时如果他能更进一步说你们可以去美国申请庇护。可能我们就会努一把力去申请美国旅游签证，试试的。 当时真的我们在国内有点走投无路的感觉了，我们住通州以后，也努力去想找工作，但又很担心被认出来，还有就是一直是警察，感觉也没别的工作经验，很难开启新的打工生活。 那个时候才2006年底，应该去美国也不难，而且我有很多报纸的报道，铺天盖地的压力，还有被单位处分的结果。 但是我觉得还是缺钱没眼光，可能没有足够的存款旅游签证都办不下来……但也不是没有办法，总之，没想太多。也觉得去美国太遥远。 后来我们来澳洲已经是6年之后了，2012年底来澳洲旅游了一圈，才觉得，呀，这个地方真好……当时就咨询了几个移民律师和移民代理，然后回国就开始了着手准备了。 2013年6月26，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们一家三口就来到了澳大利亚。

这“新护照”设计得太有川味了！ 封面直接把特朗普P成1776年签字现场的C位，旁边还搁着《独立宣言》当背景板，搞得像美国建国就是为了等他来“再签一次”。 最绝的是那句口号：“Welcome, but be good!” 翻译成中文就是： “欢迎光临，但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这哪是护照啊，这分明是特朗普夜店的VIP门票—— 保安大爷叉着腰站在门口： “欢迎来美国玩儿啊兄弟，先把手机解锁给我看看，你刷没刷TikTok？有没有带‘坏思想’？行，进去吧，但别给我惹事儿！” 250周年纪念版还印了个二维码，估计扫完直接跳转Truth Social，自动关注DJT，拒不关注就边境直接“be good”成回国机票。 这护照一发，外国人下飞机第一件事不是排队海关，而是先练习标准川普式皱眉+竖大拇指姿势，免得到时候签证官说：“You’re fired！” 太真实了，这设计味儿太冲，我已经闻到川味的汉堡味儿和“但你最好别乱来”的警告味儿混合在一起了。

「我是创始选民」选民故事009 ——走过冰封的脚印，写给中国议会（临时）的选民 作者：各旭彬（笔名：各雲川） 也许有一天，我不在人间，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 但是，我希望自己留下的影片、文章、照片，能够告诉后来的人：曾有一个中国人，为了自由、人的尊严，在这个世界上努力活过、努力发出过自己的声音。 我今年三十岁，出生于1996年11月3日（计生原因，登记是9月25日）。出生在中国计生时期，是三孩。为了生下我，母亲四处躲藏，害怕被发现。 后来，我出生了。但是，家里唯一用来耕田的牛，被计生强行没收。 母亲因此受到巨大的精神打击，她曾经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还把我丟到河里，我被哥哥救下），虽然活着，却从此长年受到精神疾病折磨。她经常会失去理智，甚至会伤害自己的孩子。 我的鼻子，就是那时候受的伤。当时我非常痛苦，但如今的我不恨她。因为我知道，她不是坏人，只是被一个残酷制度伤害了。 她清醒时也是一位温柔的母亲，会抱着我，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会默默承受所有苦难。 2007年，因病，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直到今天，我仍然经常梦见她。有时候，我会在半夜惊醒。梦里，我还是一个孩子，一边哭，一边喊着：「妈妈……」 可醒来之后，只有眼角的泪水、证明我的母亲回来过。我不断回忆马上要模糊的脸，哪怕每一次都是痛苦，因为我怕忘记母亲的脸… 很多人看见我今天公开批评中共，也许以为，我是一开始就充满政治理想的人。 其实不是。 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原本善良的家庭，最后会变成这个样子？ 后来（2013年）我慢慢开始了解历史。知道了林昭、张志新、知道了六四天安门。知道了那些曾经被掩盖的真相。 知道了自由、人权，这些真正影响每一个普通人命运的权利。 最开始我在汕头（2014年）做的是环境调查。最后到了梅州，调查拆迁。 再后来（2015年）我开始发声。 开始在电线杆子上写：天灭中共。 用中华民国纪年。 我当然也害怕，因为一旦站出来，就再也没有回头路。 果然，因为政治言论，在杭州被网警打电话。2017年之后中国言论环境迅速恶化。我的启蒙导师安军，被秘密关押。我的朋友金先生，也被警方遣返回原籍地。 甚至我连坐火车都会被特殊检查，打开手机和行李，身分证被拍照．．． 因为政治言论，被工作的地方领导警告，我连工资都不敢拿、赶紧跑路。 后来，我离开了中国（经过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最后到日本）。 2022年12月元旦，我在马来西亚第一公开露脸反共影片，发表了新年愿望：新年了别无他愿，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那一次勇敢的站出来，打破了心中的怯弱。我在马来西亚继续发表：我为中共独裁政权统治中国而感到＂耻辱＂。后觉不妥，最后两字改为＂愤怒＂。 2023年6月4号，我在新加坡第一次公开的纪念了六四：34年前的今天，中共在天安门前大开杀戒，今天我作为年轻人我也要喊出来，打倒中共，推翻独裁政权（2024年五月底，我和朋友在日本一起高举六四标语）。 这种行为我在大陆，是不敢的，是自由社会给了我安全和勇气。 这，就是我站在民主国家的土地上的感受。 原来，人真的可以不用害怕自己的言论，不用担心警察敲门。 有一次，我看到了马来西亚的选举现场，当时有感而发写下：为自由有人从青年到白头！这个国家我们人人都有分，对政治冷漠的下场就是被独裁者统治。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我们要选票。 （后来我加入了中国议会、并把这句话补充完整：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我们要选票🗳️中国议会一人一票改变中国！） 那一刻，我才真正知道，自由的空气真的是甜的⋯⋯ 但，这也有代价。 为了不连累家人，我与家人断亲。 后来，我收到父亲离世的消息。我看着手机很久很久，也不敢回覆。 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我人生最痛苦的决定之一。 希望有一天，我能回到一个真正自由的中国。走到父母的墓前，说一声：爸妈，我回家了。 最后，感谢一路上帮助过我的人。 感谢一起调查真相的同行，无论是关注爱滋病、西藏、新疆人权问题的记者和学者。正因为有许多人在不同领域默默记录历史、追寻真相，我们才能让更多人看见那些曾经被掩盖的故事。 也感谢发表我文章的台湾朱言紫教授，因为您，让我的拆迁调查，不再只停留在自己的笔记里。而是有机会走进更多人的视野，让更多人开始思考自由、人权与民主的价值。 愿自由终将照耀这片土地，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选票🗳️决定国家的未来！ 编辑：张岸妮@ni87107 更多选民故事，请前往中国议会官方网站《选民故事》栏目了解：

1992年7月，周恩来总理的妻子邓颖超因病离世，谁知，邓颖超去世前，用尽全身力气，从喉咙里挤出两个字，不禁令人为之动容，邓颖超说了什么？让所有人感动不已。 邓颖超躺在病床上，呼吸已经非常微弱。守在床边的秘书赵炜握着她的手，感觉到那手指轻轻动了一下。她立刻俯身凑近。 邓颖超的嘴唇又动了动，喉咙里发出一丝几不可闻的气息。赵炜听清了，是两个字：“……骨灰。” 赵炜愣了一下。关于身后事的遗嘱，邓颖超之前已经明确交代过多次，包括遗体火化、不保留骨灰、不搞任何仪式。为什么在最后时刻，她吃力地重复这两个字？ 李鹏同志匆匆赶来时，赵炜低声转达了这两个字。李鹏走到床边，邓颖超的眼睛微微转向他，似乎还有话想说，却再没有力气发出声音。李鹏俯身，郑重地说：“邓妈妈，您的意思我们明白。骨灰的事，一定按您交待的办，撒到海河、黄河，还有您战斗过的地方。” 邓颖超的目光似乎安定了一些，但眼神里依然有一种未尽的不安。 几天后，处理身后事的工作开始了。工作人员整理遗物时，在邓颖超书桌抽屉深处，发现了一个普通的信封，里面是她亲笔写下的几行字，日期是两个月前。内容与已知的遗嘱大体一致，但在关于骨灰的部分，她加了一行小字：“撒放时，不必告知具体地点与时间，不必让人跟随。融入山河，便是最好的纪念。” 赵炜看着这行字，忽然明白了病床前那声“骨灰”的未尽之意。邓颖超不只是要大家执行撒放，更是希望这一切静悄悄地完成，不要因为她的骨灰，再劳动任何人，再形成任何形式的关注。 李鹏得知后，指示完全遵照这最后的补充。没有通知媒体，没有组织人员，只由两位工作人员带着那个最朴素的白色骨灰盒，在指定的日子分别前往。 在天津海河边，天色未亮。工作人员轻轻将骨灰撒入流水，河面只有微微的涟漪，随即恢复平静。黄河岸边，风有些大，骨灰随风飘散，迅速融入黄土与波涛。最后一处是她早年工作过的山区，骨灰撒在一片松树林下，泥土很快吸收了细微的痕迹。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仪式，没有留下任何标记。 后来，当人们问起邓颖超同志骨灰的具体下落时，得到的回答始终是：“已遵照遗愿，融入她深爱的山河。” 除此之外，再无更多细节。 那最后时刻挤出的“骨灰”二字，连同抽屉里那行小字，成了一个彻底的交代——她不仅要将自己归还给大地，更要让这归还本身，不留一丝痕迹，不扰一人安宁。

卡斯特罗革命以后大力声称他们要解放全人类，现在看起来绝对是一个精神病理论？ ​一个国土面积11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1000万的加勒比小岛，宣布要解放全人类。放到今天听，你会觉得这纯粹是精神病发言。 但你可能不知道，1975年到1988年，古巴真的往非洲派了37万军人。 1963年到1989年，古巴的军事顾问和作战部队，同时出现在30多个国家。一个跟法国差不多大的小国，把自己活成了一支世界性军队。 这到底是理想主义爆棚，还是真的疯了？ 格瓦拉的死在拉美浇了一盆冷水，但卡斯特罗眼睛已经转向了非洲。他知道单打独斗不行，得找靠山。1960年代初，古巴就和苏联搭上了线。苏联看中古巴的地理位置，古巴需要苏联的物资和武器。两边一拍即合。 1975年安哥拉内战给了古巴机会。安哥拉左翼的安人运被南非和美国支持的部队打得快垮了，向古巴求救。这不是小事，得苏联点头。苏联那时也在非洲和美国较劲，很快就同意出武器出运输机。 第一批古巴士兵是1975年11月悄悄去的，坐苏联的飞机。这些兵很多是刚训练完的新兵，连非洲地图都没看过。他们被告知是去执行国际主义任务，帮助兄弟国家。实际上很多人心里没底。 到安哥拉的头几个月，古巴部队不适应。潮湿，疾病，还有完全不同的地形。但他们装备比对手好，纪律也严。1976年初，古巴坦克部队在南宽扎河一带挡住了南非的装甲车。这一仗让安哥拉战线稳住了。 仗越打越大。南非不断增兵，古巴也跟着增。到1980年代，安哥拉已经有了好几万古巴常驻军。他们在那里建军营，修机场，甚至办起了学校。很多古巴士兵一待就是好几年。 家里人不理解。儿子或者丈夫去一个从没听过的国家打仗，回不来，信也寄得慢。但古巴国内宣传机器一直开着，报纸上说他们在为全人类的解放战斗。 除了安哥拉，古巴还在埃塞俄比亚派了兵。1977年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打仗，古巴又派了一万多人去帮忙。苏联出飞机大炮，古巴出入。两边配合得很熟练。 那段时间古巴像个超级大国的小跟班，到处灭火。但死人也是真的。非洲战场上的冷枪、地雷、瘟疫，每天都有伤亡报告送到哈瓦那。卡斯特罗每份都会看，但他从没说过要撤。 真正让古巴在非洲站稳的，是1987年底到1988年的奎托夸纳瓦莱战役。南非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想一举打垮安人运。古巴这边下了血本，把最好的坦克部队和炮兵全调过去了。战斗打了大半年，最后南非撑不住，主动撤了。这一仗打完，南非再也无力干涉安哥拉。 曼德拉后来谢卡斯特罗，就是因为这个。南非白人政府倒台，和安哥拉这场仗有直接关系。古巴确实帮非洲改变了一些东西。 但代价是古巴自己快被掏空了。常年把青壮年送到海外，国内农田没人种，工厂缺工人。经济全靠苏联每年40亿美元的援助吊着。谁都知道这不可持续，但没人敢说停。 1991年苏联一倒，援助说断就断。石油没了，粮食进不来，古巴马上陷入危机。卡斯特罗这才紧急把海外军队往回撤。最后一批士兵从安哥拉回来时，看到的是配给制下排队领面包的同胞。 那些在非洲打过仗的老兵，回国后很多找不到工作。他们会的技能在和平的古巴没用。有人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但那时古巴连药都缺。理想主义的口号，在饥饿面前变得轻飘飘的。 解放全人类的梦想，其实在格瓦拉死的时候就已经碎了。后来几十年的海外出兵，更像是一场停不下来的赌博。卡斯特罗押上了全部家当，中间赢过几把，但最后庄家走了，牌局也就散了。 今天哈瓦那的街头还有当年非洲战役的纪念碑，但年轻人经过时很少会抬头看。他们更关心怎么弄到外汇券，或者翻墙上网。解放全人类这个词，偶尔会在官方的讲话里出现，但听起来已经像上个世纪的旧广播，带着杂音，不太真切。 那些死在非洲的古巴士兵，坟墓大多留在当地。他们的家人后来很少有人能去扫墓。太远了，也太贵了。

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关于“十.七”周年纪念的声明写的是最好的，既要悼念被哈马斯杀害的1100多名以色列人，也要谴责以色列以此为借口在加沙制造种族灭绝，杀害74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包括21000多名儿童，在“停火”之后还杀害1400多人。无视后者都是没有人性的。

俄罗斯建立「粉碎大日本帝国」纪念碑，此举有何深远意义？ 光暗 严重破坏了日本在美国和中国拼到两败俱伤后，再一对一和中国决战（偷袭中国）的日式幻想。 日本在国家对抗方面走重点对抗谁，其他的都放一放的路线，日本一直以来都是明确要重点对抗中国的，所以日本除了培养对中国的敌意外，其他的都是呈现放一放的态度，这让日本根本就没有准备过多线对敌的可能性。 日本在中国周边进行的操作从来都是拉拢为主，尽量拉拢中国周边的国家最好能煽动一起敌对中国，你看看日本在菲律宾的操作，在印度的操作，在韩国、在越南的操作等等都是冲着对付中国去的，俄罗斯也是日本日常拉拢的重要对象，在日本有很多书都是写地缘政治的，但写的不是日本的地缘政治如何，写的都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如何，在日本人心理，中国早就是四面楚歌被十面埋伏随时要完蛋的国家了，在日本心理一旦日本发起对中国的战争，中国周边的国家就会一拥而上一起把中国给肢解瓜分掉，日本甚至幻想过蒙古铁骑南下一举消灭掉朱日和的解放军…… 说白了，日本其实对自己的实力在潜意识里是没有信心的，日本说和中国战争，从来都不是只算自己手里那点兵力的，日本算的都是各路“火星兵”一起上，然后把中国给彻底打死。我估计日本从来没有想过日本才是四面楚歌被十面埋伏随时要完蛋的国家。 这次俄罗斯搞的这个纪念碑，真正伤害到日本的不是面子上的问题，真正伤到日本的是日本的国家战略和幻想空间双重崩溃。 最后说说俄罗斯，俄罗斯只要不是傻逼执政是绝对不会选择和中国翻脸更别说军事对抗，因为从国际局势看，俄罗斯实际上已经陷入大半个包围圈了，一旦和中国选择翻脸，俄罗斯等来的大概率不是西方支持俄罗斯和中国对抗，俄罗斯等来的最大的可能性是中国选择和西方一起分食俄罗斯，俄罗斯根本赌不起这种结果，所以对俄罗斯而言在东方最好的答案永远是和中国站在一起，中国对抗谁，俄罗斯就对抗谁，这样中国赢了，俄罗斯也等于赢了，中国吃肉，俄罗斯也能吃上肉，而且俄罗斯几乎不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反正东方的对抗必然是中国扛大旗，俄罗斯跟着一起吆喝就够了，所以说俄罗斯并非真的是一只大笨熊，在很多方面俄国熊比印度象要算的清楚的多。

1998年4月19日，我被从锦州监狱直接送到北京机场，开始了流亡生活。至今，整整28年了。这28年中，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因为太多，很多事情反而记不太清楚了——经历过太多事情的人，一定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一个历史专业出身的人，我觉得我还是有职业冲动和某种责任感，要把我的流亡生活写出来，当作纪念和参考。 我的流亡生活还在继续，按理说还不到回忆的时候，但我知道，很多事不现在写下来，以后材料越积累越多，就更难动笔了。这项工作，其实已经开始了，书名还没想好，暂且先叫《流亡回忆录》吧。毕竟，最简单的，或许就是最好的。我不着急，会慢慢写，没有给自己定截稿时间，一切随缘。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本《流亡回忆录》的开篇，作为对自己流亡28年的一个纪念吧： “1998年4月18日，是我人生中一个重大转折的时间坐标。 这一天上午，我正在辽宁省锦州监狱的住所看书。管教干部把我叫到办公室，监狱长和其他几个官员模样的人坐在桌子后面，面带笑容地让我坐下。监狱长开门见山：“你和你的家人不是一直向政府提出保外就医吗？上级决定接受你们的申请，允许你去美国保外就医。我们办理一下相关手续，今天就出监。哦，对了，我们已经把你父母从北京接来锦州，等下会安排你和他们见面，他们会跟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起送你到北京机场。” 自由的时刻到来了，但我没有非常激动。因为第一，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突然被叫进办公室，告诉我今天就会获释。1993年2月，我第一次被捕之后的三年半，在北京的第二监狱，我也是这样被突然宣布释放的。作为“二进宫”的“资深”政治犯，我已经习惯了“无产阶级铁拳”的各种突然袭击。第二，同样是因为“资深”，我已经具备了一种狱中的直觉能力。其实在此之前的一周，我已经多少感觉到了“可能会有什么事”，因为出现了一些迹象，例如我被叫去办公室，莫名其妙地说要给我拍照片。我早已经习惯了面对任何事都不问为什么（因为问了也没用），但还是觉得有点不同寻常。事后回想我才知道，那是在为我赴美的护照做准备。 不过，在冷静的表面下，我的内心多少还是有一些波动。我原先猜测和预期的，是把我调回北京的监狱。毕竟，我和家人多次提出希望调回北京关押，以方便家人探视和寻求更好的医疗条件。流亡去美国，是我各种预备方案中的一个，但是比较遥远、模糊。如今，这件事竟然变得如此真实，如此紧迫。我的即时反应，还不是想去美国的事情，对于一辈子没有出过国的我来说，那根本就是无从想象的。我内心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下子，爸妈可以放心了。” 那一年，我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