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19日，我被从锦州监狱直接送到北京机场，开始了流亡生活。至今，整整28年了。这28年中，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因为太多，很多事情反而记不太清楚了——经历过太多事情的人，一定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一个历史专业出身的人，我觉得我还是有职业冲动和某种责任感，要把我的流亡生活写出来，当作纪念和参考。 我的流亡生活还在继续，按理说还不到回忆的时候，但我知道，很多事不现在写下来，以后材料越积累越多，就更难动笔了。这项工作，其实已经开始了，书名还没想好，暂且先叫《流亡回忆录》吧。毕竟，最简单的，或许就是最好的。我不着急，会慢慢写，没有给自己定截稿时间，一切随缘。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本《流亡回忆录》的开篇，作为对自己流亡28年的一个纪念吧： “1998年4月18日，是我人生中一个重大转折的时间坐标。 这一天上午，我正在辽宁省锦州监狱的住所看书。管教干部把我叫到办公室，监狱长和其他几个官员模样的人坐在桌子后面，面带笑容地让我坐下。监狱长开门见山：“你和你的家人不是一直向政府提出保外就医吗？上级决定接受你们的申请，允许你去美国保外就医。我们办理一下相关手续，今天就出监。哦，对了，我们已经把你父母从北京接来锦州，等下会安排你和他们见面，他们会跟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起送你到北京机场。” 自由的时刻到来了，但我没有非常激动。因为第一，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突然被叫进办公室，告诉我今天就会获释。1993年2月，我第一次被捕之后的三年半，在北京的第二监狱，我也是这样被突然宣布释放的。作为“二进宫”的“资深”政治犯，我已经习惯了“无产阶级铁拳”的各种突然袭击。第二，同样是因为“资深”，我已经具备了一种狱中的直觉能力。其实在此之前的一周，我已经多少感觉到了“可能会有什么事”，因为出现了一些迹象，例如我被叫去办公室，莫名其妙地说要给我拍照片。我早已经习惯了面对任何事都不问为什么（因为问了也没用），但还是觉得有点不同寻常。事后回想我才知道，那是在为我赴美的护照做准备。 不过，在冷静的表面下，我的内心多少还是有一些波动。我原先猜测和预期的，是把我调回北京的监狱。毕竟，我和家人多次提出希望调回北京关押，以方便家人探视和寻求更好的医疗条件。流亡去美国，是我各种预备方案中的一个，但是比较遥远、模糊。如今，这件事竟然变得如此真实，如此紧迫。我的即时反应，还不是想去美国的事情，对于一辈子没有出过国的我来说，那根本就是无从想象的。我内心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下子，爸妈可以放心了。” 那一年，我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