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主编、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荣誉所长胡平：匈牙利学者格雷什科维奇在《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讲到，在预言东欧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前景这一问题上，专家们有三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共产主义体制垮得那么快。第二个没想到，是转型导致的经济下滑那么剧烈。第三个没想到，是在转型时衰退那么严重且持续时间那么长的情况下，没出现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曾出现的那种剧烈动荡的现象，也就是没有乱。 补充一句，蒙古的民主转型也没有乱。其实，苏联的民主化也没有乱。苏联的民主转型是和平的，甚至苏联的解体都是和平的。俄国后来出了问题，出现了严重的民主倒退。那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至少在先前民主化这一阶段中没有乱。 中国民主化会不会乱不是一个具有必然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或然性的问题。中国民主化并不必然会乱，也不必然不会乱。中国民主化会不会乱，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政治势力用什么态度、什么方式去对待他们面临的问题。如果我们准备的好应对的好，就可以不乱，如果我们准备的不好应对的不好，就很可能乱。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所在：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为了未来更好的实现民主化做好准备。 按照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说法，民主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两个不同因素组成的：因素之一是使人民获得自由（自由主义）；因素之二是使人民掌握权力（民主）。这也就是说自由民主包括：一、保护人民，指的是人民免受暴政的压迫；二、人民掌权，指的是建立人民的统治。从程序上说，获得自由和保护人民乃是民主自身的必要条件。因此，保护人民在自由民主的两个因素中乃是不可缺少的、决定性的因素。 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当实现自由，首先是言论自由。应该看到，对中国这样的共产国家，自由与民主的关系还要更简单些。因为就连中国现行的宪法也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须由人民选举产生。但是在中国，这种选举之所以沦为假选举，就因为没有言论自由，不允许发表不同政见。这也就是说，一旦有了言论自由，中国宪法上规定的民主就被激活了，假选举就成了真选举。这也就是说，在中国，赢得了言论自由也就是赢得了民主。 当然，在中国的现行宪法中，有关民主的条款还有别的很多问题。按照这部宪法，只有县区级人民代表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省市级和国家级的人民代表都是间接选举产生。在未来中国的民主化过程中，这些都是需要改革的。只是这些改革可以逐步推行，不一定非要一步到位。包括修宪制宪，都免不了会有个过程。从优先顺序而言，我们应当把言论自由置于首位，并且把它夯实。这样，即便在下一步民主化进程中出现困难，甚至出现某种倒退，我们起码还能站在言论自由这块坚实的基石之上，而不至于一退就退回到暴政。 在未来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慎重对待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族群问题，是分离主义或曰统独问题。正如戴雅门（Larry Diamond）教授所说，族群是民主政治中最重要、最常见且可能最具破坏性的割裂之一。族群身份是政治制度中的一种割裂因素，是一种聚合型的割裂，并且极有可能造成感情用事、政治认同激化、甚至暴力。族群冲突很容易导致零和的结局。回顾苏联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可以发现，那些出现了动乱的国家，十之八九是统独之争引起的，俄国的民主倒退和强人崛起也是借助于镇压分离主义而形成的。 可见这个问题对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性。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要得公道打个颠倒——中国民族问题与民主转型》一书里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 民主化会给中国造成混乱吗？关于这个问题，《中国民主季刊》邀请了一批专家和学者参与讨论，详情请见笔谈《中国民主化会乱吗？》：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推翻独裁者的行动手册《革命蓝图》】 新书出版‼️ 六四37周年之际,我们推出中文版 #革命蓝图# 以飨读者! 作者斯尔贾·波波维奇是推翻塞尔维亚独裁者米洛舍维奇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之一,创办“应用非暴力行动与战略中心”培训50多国活动家,其学员参与格鲁吉亚玫瑰革命 乌克兰橙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社会运动 该书是务实的社会抗争行动指南，可以说是“社会活动家必备手册”。该书以故事丰富、可读性强、实用性强、创新性强著称，受到包括《卫报》和《纽约时报》在内多家媒体好评。《纽约时报》称，波波维奇愉快地颠覆了大多数人对非暴力斗争的常见认知。《波士顿环球报》称，该书提供了一套清晰、结构良好、易于应用的实践原则，适用于“大卫对抗歌利亚式”以小博大的抗争。 根据基于1900–2019年间大量历史数据的政治科学国际前沿研究，非暴力抗争不但是1970年代以后各国社会占压倒性多数的主要抗争形式，其成功率还是暴力抗争的两倍。 对简体中文读者来说，《革命蓝图》确实堪称颠覆了中国人对非暴力抗争的认知，有助于纠正社会偏见和认知误区，填补视野盲点和补充抗争工具箱。不管是访民、维权人士、人权活动家、不同政见者、新闻出版和传媒工作者，还是广大的政治反对派群体，乃至Z世代一般网友，都可以从本书中获得直接启发。专制政权的统治及其弱点将不再是秘密。将这些秘密祛魅以后，务实的抗争者将不再被恐惧束缚手脚。 务实的社会活动家和各种类型的实践者们，正好利用该书来充实知识库和武器库，也可以用来培训和自我训练。中国眼下抗争活动陷入低潮、抗争形式多样性衰竭、社会变革道路受阻，正好需要像《革命蓝图》这样的专业指导来补充新鲜血液。 公众在政治热情尚未被残酷现实扑灭之前，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绝处逢生：从行动指南中，找到振奋社会和荡涤悲观情绪的灵感启发，让公民社会从灰烬中重燃希望，为改变现状和推进社会变革，酝酿新一轮抗争浪潮。 《革命蓝图》简体中文版由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策划、#中国行动出版社# 出版，向广大中文读者免费发行，希望借此鼓励公众积极学习各国抗争经验，自发探索属于中国的社会变革道路。 电子中文版《革命蓝图》将于六月四日 正式在 中国行动网站、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网站、光覆之路网站 刊发，届时读者将可免费下载《革命蓝图》。 #最好的纪念是新的抗争# ！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笔谈《通向民主之路：军人的角色问题》： Gatekeeper Proposition）的探讨：它在面对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及反对派的挑战时，选择或拒绝镇压，关系转型成败；军队不可能单独达成民主，但却能决定民主能否建立。至于军队在转型中为何扮演了不同角色，最终态度的取舍，牵涉诸多其内部结构、运作方式，军队文化以及转型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 以1974年被亨廷顿视为第三波民主发端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为例，假如没有那些青年军官们精心策划领导的“武装部队运动”，那场革命是不可能发生也很难最后成功的。但那场运动的产生，则又是与整个二十世纪葡萄牙军人的历史以及当时的情境条件有关的。之前有过的数次军人起义与政变，指向不同，都决定性地影响了葡萄牙的世纪进程。如1910年10月推翻长达八个世纪的君主制建立共和国的革命，就是由里斯本的共和党士兵、水手以及平民发动起义引发的。但后来，激进的改革，各种内外因素，包括政治派别冲突造成政治与经济长期不稳定，又导致1926年的军事政变。此次政变之后建立了所谓的“第二共和”，亦称“民族专政”（Ditadura Nacional）政权，大学经济学老师萨拉查（Antóniode Oliveira Salazar）被执掌军人政权的若热·门德斯·卡贝萨达斯（José Mendes Cabeçadas）将军任命上台，开始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威权统治时代，其中军队一直是政权的最重要支柱。但随着葡萄牙在应对殖民地爆发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陷入困境，高级军官利益与政治绑定固化，下级军官晋升制度上遭遇不公，军队内部挫败与不平感日增，最终又是军队终结了这个政权。是中下层军官们的选择，以及他们与和社会有极强关连带且厌战的义务兵结盟，带动了军队上层，决定了军队的走向。 以此来引申，探讨未来中国民主转型中军队的可能立场，也需要对军队内部结构，制度运作，包括对不同军人与权力体系的关系和对社会可能采取的态度，以及军队的文化跟传统等等做更细致的分析，这样相关讨论才有意义。例如军队内部高级军官与中低级军官利益同构或冲突的问题，又如现行法律名义上是义务役与志愿役相结合，但事实上以志愿役为主的征兵制对军队构成及立场可能的影响，再如受整体制度及社会环境左右衍生出来屡禁不止（已带有制度化特征）的大规模军队腐败及其后果，还有因军事现代化进展而有所强化的军人职业化趋势对型塑军人的自我认知、社会认知、以及军人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倾向的作用等等……因各种显见的原因，我们缺乏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的条件，但起码要有意识且努力对每一个问题都尽可能做些细致研究，才不至于在军队与转型这个问题的讨论上陷于“空泛相因”，无的放矢。 以腐败为例：一方面因害怕利益受损，军队尤其是高级军官，对民主变革可能持敌视态度；但另一方面腐败也可能软化军官们固化的意识形态精神结构，这是否有助于将一些权力问题转换成可量化的利益计算呢？至于军队对党和党的领导人的忠诚问题，随着那批在文革期间为躲避去乡村或工厂从事严酷劳动，借助父辈关系进入军队，后成为高级将领的红二代陆续退役，未来民主转型中军队中立的可能性与“六四”期间相比是增加了还是弱化了？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笔谈《通向民主之路：军人的角色问题》： 从历史看，军人的许多政变是为了推翻民主或取代旧的统治者，建立民主的事例少得可怜”，在《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2期的笔谈中，我曾这样写道。在此，我想先重申这一看法。 反抗的主体应该是民众，而不在别处。不要坐等军事政变，它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但是，军队角色问题之重要，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不只是不可回避的，还必须纳入战略考虑。那么，对于战略规划者而言， 在发起大规模抗议的时候，是积极争取军队背弃独裁者、拒绝开枪镇压民众，还是要更进一步，鼓励、号召、支持军人发动政变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分享几项比较政治学界重要的研究成果： - 在大规模非暴力反抗的情况下，军事政变的机率会显著上升。根据1951-2005年的案例统计，军事政变在民众抗议期间的发生率比平时高大约2-3倍，而且，非暴力反抗要比暴力更可能激发军事政变； - 尽管军事政变在民众抗议期间的发生率会提升，但机率显著低于军方拒绝镇压、中立或站在抗议者一边。在1946-2014年发生的被称为“专制终结游戏”的40个大型抗议中，军队拒绝镇压的有15个，政变只有6个； - 冷战后的军事政变在5年之内举行选举的比例显著高于过去，但多数没能导致高质量的民主，而是建立了“竞争性威权政体”,或不久后回归完全的威权统治；在曾发生军事政变的国家，有相当数量后来又重复发生政变。 这些研究值得给与认真对待。那些将希望寄托在军事政变的人，并没有想过军事政变可能导致的复杂情况。与军人抗命、拒绝镇压不同，军事政变意味着接管政权。从那一刻起，主动权将落于军方。军队将处于国家政治方向掌握者的地位，承担起并不该由自己承担的责任，这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可能会有严重后果。 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军人领导的过渡政府可能会承诺制定新宪法、举行民主选举。它未必会兑现自己的承诺。以“秩序”、“防止国家分裂”、“为民主做准备”等名义无限制延迟甚至取消选举，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如果军方兑现承诺，它“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仍会作为一个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者行事，在转型期间制定的新宪法中固化——或试图固化——其政策偏好”。它所设定的转型过程可能会力图保证产生有利于自己的宪法，并可能在新宪法中为自己保留实质性政治权力。 或许有必要略举几个例子，以更清楚说明在政变情况下民主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2011年，埃及军方在民众抗议中接管了政权，然后制定宪法、主持选举，2013年又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1991 年，马里军人停止了射杀和平抗议者、调转枪口推翻了独裁者，然后在2012、 2020年两次发动政变，中断并最终结束了民主。 1988年，我们的邻国缅甸发生民众抗议，军方发动政变并在不久后开启了选举，但软禁了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季，而且拒绝接受这个政党接下来压倒性的胜利。另一个邻国泰国的政治现代化最早是1930年代军方通过政变开启的，军队从此在政治中获得了一种特殊地位；这个国家后来政变次数之多，不能不让人惊讶。 1974年，葡萄牙中下级军官的政变，即著名的“康乃馨革命”，不只成功在本国建立了稳定的民主，也揭开了世界范围第三波民主化的序幕，但它的成功是一个并不多见的例外。 最后，我还想提到，非暴力抗争技术中有个重要概念，叫“支撑性力量”（pillars of support）。军队无疑是独裁者最关键的支撑性力量之一。研究发现：非暴力反抗运动如果集中能量直接影响支撑性力量，更有可能促成这些力量背离独裁者，从而提高运动的成功机会。 至于“集中能量直接影响支撑性力量”意味着什么、如何做到，已超出这里的讨论范围，但值得有志于反抗运动的人给予特别关注。 此外，我想提到，非暴力抗争战略也应包括如何应对镇压的计划。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当镇压发生的时候，如何顶住镇压继续抗争，从而使镇压归于无效。不能指望非暴力抗争没有任何伤亡，但应尽量避免1989年那样的大规模流血。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没有建立起民主。秦晖在原载《南方周末》、后由博谈网转载的文章中指出，这正是评价辛亥是否“成功”时不能回避的矛盾：废除帝制是一项再也无法逆转的成果，但无论以富国强兵还是制度转型衡量，革命后的现实都远离当时许多人的期待。 秦晖认为，问题并不只是当时的人“不懂民主”。清末知识界已经认真讨论过现代政党（party）与传统会党、朋党的区别：政党以共同政见连接公民，允许多党并存；会党则依附领袖，强调个人忠诚，内部难以自由退出，对外往往势不两立。立宪派与革命派都承认，非法环境下的秘密革命组织并不等于现代政党。 但秦晖指出，耐人寻味之处在于，这些组织结束非法状态甚至掌权以后，仍长期保留着自己早已认识到有问题的会党形态。概念上的清醒没有自动变成组织转型，知识启蒙也没有自然生成民主制度。 文章还转述王奇生对国民党失败的研究：该研究把纪律松懈、组织涣散和忠诚下降列为原因。秦晖据此追问，这些被视为失败征兆的变化，是否恰恰接近革命者原先设想的现代政党方向？坚持乃至发扬“会党”传统才有可能成功，而走向“政党”却会导致失败，那么革命组织如何转化为民主政治中的政党，这是“思想启蒙”所可以解决的吗？ 秦晖也反对把革命派与立宪派简单写成激进与温和的两极。他援引相关研究称，绝大多数立宪派追求的是由议会掌握实权、君主仅保留象征地位的制度，而非清廷倾向的强化中央和君权的“日本式立宪”。在这一解释中，立宪派与革命派都反对实质君权，主要分歧反而是是否以“排满”为革命号召，以及是否保留和平转型的可能。 因此，重新肯定立宪派并不能直接证明和平立宪本来就能成功。秦晖判断，即使当时是汉族王朝，在既定历史条件下，和平立宪的可能性仍然极小；不过他也明确表示，支撑这一判断的更深历史背景要留待后文展开。 文章最后提出的困惑是：关于革命派、立宪派和清廷的具体研究越来越细，过去的神化与妖魔化不断受到史料检验；但与此同时，人们对帝制、中国传统以及民国得失的整体解释却越来越分裂。演员的面貌日渐清楚，为什么废除帝制仍未带来宪政民主，这部历史之“剧本”反而更加模糊。

理解俄罗斯与东欧——也是理解中国与东亚 理解俄罗斯，从来不是孤立的区域问题，而是把握当今世界变局、东欧转型轨迹乃至东亚历史连续性的一把关键钥匙。在全球化从“融合”转向“多中心”构建的时代，俄罗斯的道路折射出更广泛的现代性挣扎：社会主义遗产的断层、向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艰难转型，以及在全球南方与多极格局中的重新定位。这一进程不仅属于俄罗斯和东欧，也深刻影响着东亚尤其是中国的自我认知与未来选择。 当代全球秩序正经历深刻重组。早年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曾让俄罗斯、土耳其等国显现加入西方体系的强烈意愿，但随着地缘冲突、经济摩擦与文明自觉的兴起，各国转向以自身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构建。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相关研究显示，这种转变在俄罗斯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不再被动融入，而是积极塑造欧亚主义新叙事。中国与土耳其也呈现类似特征，甚至欧洲内部，南欧与地中海沿岸也浮现新型欧亚主义思潮，试图重释多元、开放的欧洲概念。这种多重脉络下的俄罗斯外交，具有高度动态性——既非单一“亲中”，也非彻底“反西”，而是在多极竞争中寻找战略空间。对俄罗斯的认识，必须置于这一全球变动之中，否则易陷入二元对立的简化。 东欧的历史为此提供了生动注脚。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东欧留下了深重遗产，同时也制造了明显的“断层”。从苏联模式移植到东欧各国，再到1989-1991年的剧变，东欧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急剧转向。这一转向被视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胜利，却远非线性成功。许多东欧国家在“休克疗法”中遭遇经济崩溃、社会撕裂与身份危机：波兰、匈牙利等国虽融入欧盟，却面临民粹主义反弹与对西方主导的疑虑；俄罗斯则在叶利钦时代经历寡头资本主义与国家衰弱后，由普京推动“主权民主”与国家复兴。普京的历史叙事颇具代表性——他选择性肯定斯大林的强国逻辑，批评列宁的联邦与民族自决政策，试图将当代俄罗斯与前苏联时代的历史根脉对接，跨越社会主义“断层”，塑造一个“现代化民族国家”。这种努力体现了后社会主义国家重建现代性的共同挣扎：既要告别计划经济的僵化，又需应对全球化资本的冲击，同时在文化与制度上寻找连续性。 这种现代性挣扎的本质，是20世纪社会主义遗产的复杂回响。社会主义并非苏联一国现象，而是全球性运动，从俄国革命到中国革命，再到东欧实践，都承载着反殖民、追求平等的理想。东欧的转型虽在形式上“回归欧洲”，但并未彻底抹除社会主义印记：福利制度残余、社会公平诉求以及对外部干预的警惕，仍深刻影响政治生态。俄罗斯的案例更具戏剧性——它试图“越过”苏联，却无法完全摆脱其地缘遗产与治理模式。对中国而言，这一断层尤其意味深长。20世纪中国革命与建设深受苏联影响，从工业化模板、民族区域自治到中苏同盟与分裂，无不嵌入中俄关系的深层结构。忽略这一遗产，便难以理解今日中俄合作的战略基础，也难以反思自身社会主义实践的连续性与创新性。 在全球南方视野下，俄罗斯与中国的角色更显独特。全球南方的兴起，不仅源于反殖民浪潮，更与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紧密相连。苏联时期的影响曾使俄罗斯在部分南方国家保有较大软实力，而中国通过经济崛起与“一带一路”倡议，正形成新的互联网络。“一带一路”并非传统领土扩张，而是强调非领土连续性的基础设施与合作平台，侧重主体间互联互通。这与欧美中心主义的扩张模式形成对照，为多极世界提供了另类现代性方案。然而，挑战同样存在：如何平衡历史遗产与现实利益？如何在资本主义全球秩序中守护社会主义价值内核？东欧的转型教训表明，单纯拥抱新自由主义现代性易导致依附与不稳定；而完全否定20世纪遗产，又会切断面向未来的想象力。 理解俄罗斯，因此成为理解东亚的一面镜子。东亚同样面临现代性焦虑：日本的“失去的三十年”、韩国的财阀政治与青年困境，以及中国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制度创新，都与后社会主义转型的议题隐隐呼应。俄罗斯的道路提醒我们，现代性不是西方单一模板，而是多种文明在历史断层中挣扎重构的过程。在“告别革命”思潮盛行、未来感日益悬置的今天，重返20世纪脉络显得尤为必要。 最终，理解俄罗斯不是为了简单类比或站队，而是为了在动荡世界中找到自身定位。中国作为东亚大国与全球南方重要力量，更需直面这些断层与挣扎，在开放互联中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文明型现代性。这不仅是外交策略，更是思想与历史的双重任务。

中共对美国的渗透进一步升级。美国极左翼组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部分成员接受中共官方安排赴华访问，享受高规格接待，甚至获称为“VIP”；更令人瞠目的是，多名访华成员公开签署声明，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为“中国社会主义”进行辩护。这群以民主、平等与社会正义自居的美国极左翼人士，对一个高度垄断权力、压制政治异议的政权展现近乎朝圣般的热情；这场看似跨越意识形态鸿沟的“中美交流”，暴露出美国极左翼对中共统治现实的严重错置。 福克斯新闻报道报道引述《伦敦时报》及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亚历山大·里德·罗斯的研究指出，中共近年积极接触 DSA 等西方左翼政治团体，安排访华行程并提供高规格接待。这并非单纯的文化交流。从行程安排、官方接待到政治叙事，中共外事系统有意将来访人士置于经过筛选与包装的中共叙事之中，借此塑造有利于北京的形象，淡化外界对中共一党专政、政治压制与人权问题的批评。 一名刚结束中国行程的 DSA 领导人公开表示，中共地方外事部门官员称他们为“VIP”，并“像对待皇室成员一样款待我们”。他甚至形容中共官员之间散发著“平静而舒适的自信与融洽”。对于长期以批判权力、阶级与资本主义为政治诉求的美国左翼人士而言，这种来自中共体制的高规格礼遇，确实是一个值得检视的反差：一个以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维持统治的政权，却能透过精心安排的接待与交流，在部分西方左翼人士眼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象。 更值得注意的是，相关 DSA 声明特别强调中共在“全球向社会主义转型”中的作用，并将中共国的规模与发展程度视为其“客观上的关键作用”的重要依据。然而，中共国的国家力量与“社会主义理想”并不能画上等号。中共掌握全部政治权力，严格限制政治竞争、新闻自由与异议活动；将这样的政治现实重新包装成社会主义成功典范，恰恰暴露了这套论述与中共国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笔谈：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联）关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外藏人自焚事件的声明 2026年7月3日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联）怀着沉痛的心情，获悉旅居美国的藏人洛嘉朗增（Lobga Rangzen）于7月2日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以自焚方式表达抗议，经抢救无效离世。我们向逝者表示深切哀悼，并向他的家人、亲友以及全球藏人同胞致以诚挚慰问。 十多年来，已有一百五十多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表达抗议。一次次悲剧说明，西藏的人权、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和基本自由问题，并没有随着时间过去而消失，而是在不断累积，并持续向世界发出警讯。 中国民联一贯反对中共长期实行的民族高压政策。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在所谓“稳定”“团结”的名义下不断受到限制和同化。真正的民族团结，不可能建立在恐惧和压制之上。 我们注意到，达赖喇嘛多年来始终坚持“中间道路”，主张在和平、非暴力的基础上寻求真正自治，强调藏汉两个民族未来应当和平共处、相互尊重。这种克制与理性的努力，不仅有助于避免民族仇恨不断延续，也为未来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后的民族和解提供了一条值得珍惜的道路。中国民联对此表示尊重，也认为这是符合西藏人民利益、符合中国未来利益的现实选择。 生命是宝贵的。我们不希望任何人以牺牲生命作为表达诉求的方式。在开放社会的公共空间，这样的行动也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社会后果。但当一个人认为，只有燃烧自己的生命，世界才会听见他的声音时，我们更不能忽视把人逼向绝望的现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后，藏人社会及国际人权组织随即表达了广泛忧虑，认为这部法律可能进一步强化国家对民族事务的控制，为文化同化和跨境打压提供新的法律依据。洛嘉朗增的悲剧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无论其个人动机为何，都再次向世界发出了警讯：任何以牺牲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和基本人权为代价的所谓“民族团结”，都不可能真正实现民族和解，只会不断加深压迫、对立与伤痛。 今天，我们哀悼洛嘉朗增，不是赞美自焚，而是不愿让一条生命的逝去被遗忘。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西藏的人权处境，关注所有仍然遭受政治压迫、宗教限制和文化同化的人们。西藏的问题，不会因为沉默而消失，也不会因为压制而解决。 只有结束极权统治，结束以恐惧维系统治的民族政策，让每一个民族都能够自由地保存自己的语言、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让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与尊严，中国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西藏的命运，从来不是一个民族自己的命运，而是整个中国能否走向自由、民主与法治的试金石。 只要极权统治一天没有结束，西藏的悲剧就不会真正结束；而这，也终将成为整个中国必须面对的共同命运。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联） 主席　陈立群 2026年7月3日